2018年1月5日 星期五

  • 古之文人與今之文人的對比

  • 古人道破音樂的真相

  • 神仙故事:騎龍鳴者預報洪水救眾人

  • 《清流》月報 第148期(印刷版)

  • 修煉到底修什麼?

  • 從「吃醋」談修煉去執著

  • 從正法角度看律師在營救同修中的作用

  • 澳洲國會參議員敦促西安市長釋放法輪功學員

  • 舊金山灣區半夜4.5級地震 居民被震醒

  • 專訪丁抒:中共篡奪政權後的土改殺戮(上)

  • 專訪丁抒:中共篡奪政權前的土改殺戮(下)

  • 《共產主義黑皮書》前言之二:雙重標準

  • 《共產主義黑皮書》前言之三:追溯正義

  • 神韻舊金山連4場爆滿 「生命更好的歸宿」

  • 多倫多觀眾感受幸福 被神韻推上九霄雲外



  • 古之文人與今之文人的對比



    文人,老百姓稱之為讀書人、知識分子,是有學問的人,讀過聖賢書,明白道理的人,應該被人尊敬的。文人的作用是什麼,古人已經總結出來了:「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續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評價很高,國之棟樑,世人之道的楷模。但是,今天大陸的中國人卻不以為然,對待知識分子生不出一絲敬意,甚至是鄙視,這是為什麼呢?

    我們通過古之文人與今之文人的對比就可以看出端倪。

    把俸祿分給百姓的好官

    有個叫公孫景茂的人,在南北朝和隋朝為官。平定南陳的戰爭中,有些士兵病倒在路邊,景茂先生拿出自己的俸祿買粥和湯藥給他們吃,多方賑濟,賴以全活的以千數。

    有一次,景茂先生因為生病離職,小吏和百姓號哭於道,不願他離開。

    後來,景茂先生出任道州刺史。他把俸祿都拿出來買了牛犢雞豬,散發給孤寡、勢弱、不能自己存活的人。他喜歡一個人騎著馬,巡視民間,親自到百姓家裡,視看百姓的產業是否富足。有做的好的,就在公開場合,表彰讚揚;如有過分作惡的,隨即在私下裡訓導,而暫不公布他作的錯事,給他改正的機會。於是,百姓都重義禮讓,互相幫助。種田時,村裡的男子互相幫著別人家耕地;織布時,婦女互相幫著別人家紡織,而不是各顧各的,「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現象就不存在了。大的村莊有數百戶人家,都象一家人一樣,把別人家的事當成自己家的事關心。

    景茂先生去世那天,各個州的百姓、小吏趕來送葬的有數千人。有的沒趕上參加葬禮,都望著他的墳慟哭。

    官員拿出自己的私錢替百姓還欠稅

    清朝的繆燧,在康熙十七年,擔任山東沂水縣令。當時山的左邊發生饑荒,朝廷將要從濟南購米來賑濟。

    繆燧因為路遠、往返需要很多天,且運費多,不便的緣故,請求允許發給百姓白銀、讓百姓自行買糧。辦事的官吏以這樣做違反聖旨,不聽。繆燧力爭,陳述應因地制宜的道理,草草地寫了奏摺上奏,得到批准。結果,官府現金不足,繆燧就傾囊救濟百姓。饑荒之後,百姓多有流亡逃荒的,繆燧就拿出自己的私錢代替百姓償還欠的賦稅。他買來耕牛、種子,招回逃往他鄉的百姓,讓他們復業。

    康熙三十四年,繆燧擔任浙江定海縣令。海水不宜飲用,他修築了塘岸來隔離鹹水,儲蓄淡水。此縣土地貧瘠、百姓貧困,不能按時交賦稅,有延誤期限的,繆燧就先替百姓墊上,秋收後再讓他們償還。

    過去此縣有出自漁民捕魚的賦稅,後來漁塘被占,漁民苦於此稅,繆燧為漁民上奏請求免除了此稅。

    民間日用所需,大多靠航海從郡城買來的,關卡的收費、勒索十分苛刻,繆燧請求永遠禁止在關卡收費,在海關立石為證。

    他去世後,百姓埋葬了他的衣冠,來紀念他。

    老百姓心中都有一桿秤,民愛官,官愛民。對於好官、清官,老百姓發自內心的愛戴他、擁護他。古典文籍中記載了很多好官愛民如子的故事,同時也記載了很多民愛官的故事。

    清朝康熙二十三年,有個好官祖進朝,因失察將要被降職、離去,結果百姓罷市請求好官留任,在康熙皇帝的寬恕下,祖進朝得以復任。祖進朝告老還鄉後,百姓長久的思念他。

    清朝的宋必達,在任時為百姓做了很多好事,因為好事利民不中朝廷意,被論罪罷官,寧都百姓都哭著為他送行,贈送給他的禮物,他一概不收。宋必達被罷官後,從小路前往南昌,在中途被賊人綁架,脅迫他投降,他不屈服,被關了七天。半夜忽然有數十人持著兵器,翻牆而入,說:「宋爺在哪?我等都是寧都百姓。」擁著宋必達而出,宋必達於是得以脫險。宋必達為百姓著想到多大程度,百姓就為救他不惜性命到多大程度。宋必達去世後,寧都百姓每年都祭祀、懷念他。

    清朝的湯家相,是山西人。在順治八年,擔任常熟知縣。江南歉收賦稅數百萬,朝廷嚴旨下令對收不滿稅的官員撤職。湯家相被牽連免職。百姓爭著搶先交糧,不過一夜,賦稅的額數就交足了。百姓並且用狀紙控告朝廷辦案的封疆大吏,請求讓湯家相留任,不要抓捕湯縣令。

    對比今天的中國大陸,好官鳳毛麟角。古代的官員犯事了,百姓爭著交糧、罷市等求情力保;中共的貪官犯事了,百姓拍手稱快。中共的貪官被劫匪綁架,百姓拍手稱快還來不及呢,把高官被綁票當作茶餘飯後的談資、笑料,要想讓哪個百姓為被綁票的中共貪官兩肋插刀、不惜性命的營救,簡直是做夢。中共的貪官哪一個不是高文憑?自認為學富五車,卻做出的都是雞鳴狗盜、吃喝嫖賭、貪污受賄等殘害百姓之事,今天中共大小官員相繼落馬,老百姓都在冷眼旁觀,看天理報應又落誰家。

    古之文人與今之文人為何差別這麼大?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為何一落千丈?

    古代的文化是神傳文化,文化典籍中處處包含著尊天敬道、善惡必報的天理。讀了這樣的聖賢書,身懷對天地神佛的敬畏,注重修心養性,關注國計民生,有自己很強的判斷是非的標準,那就是天理。只要對老百姓有利,符合天理人性,面對皇帝的威壓,面對生死也要抗爭,堅持正確的,所以古代有文死諫、武死戰之說。今天的讀書人,中共官員能做到嗎?

    金代的盧克忠,因討伐北宋有功,歷任刺史、節度使。綏德州的幾個士兵路過鄜城,請求在百姓家借宿。當夜有賊偷了主人的財物而去。地方官抓了借宿的士兵,關入牢獄,拷打、誣陷、結案。盧克忠察覺他們的冤情,獨不肯在判決書上簽署名字。沒過多久,真正的盜賊果然被抓住了。借宿的士兵被無罪釋放了。

    法輪功學員是被冤枉的,法輪功學員被判刑是冤案,這一點中共的各級官員都心知肚明,特別是中共的公、檢、法、司等部門。可是面對中共610、政法委部門的淫威與施壓,中共的法官們有幾人敢站出來伸張正義,有幾人敢拒絕在判決書上簽字,甚至拒絕開庭?!

    通過對比就可看出來中共黨文化毒害人之深。中共為什麼要通過各種運動,舉起屠刀,殘殺各級各類善良民眾?為什麼要反右,迫害知識分子?為什麼要不遺餘力的摧毀傳統文化?因為中共不願意在自己的獨裁下出現清官、好官,不願意出現敢于堅持真理的知識分子,不願意老百姓心中有善念,根本上不願意社會上出現好人,它希望每個人都是魔鬼,都做壞事,地上都淌的是人的血,中共的邪靈、魔鬼本質暴露無遺,毀滅人類才是它來在世上的真正目的。所以中共害怕好人多。世界需要真、善、忍,唯有中共害怕真、善、忍。同宗同源的台灣把推廣真、善、忍當作很大的公益事業來做,希望按照真、善、忍來做的好人越多越好,而中共至今還在通過各種謊言與暴力迫害法輪功學員,利用假、惡、鬥對抗真、善、忍,還在欺騙和蠱惑民眾。

    被黨文化洗腦的中國文人,已經成了中共的御用文人,成了中共的幫凶。霧霾嚴重,已經威脅到了人的健康與生命,有文人專家站出來說:北京霧霾的原因是自行車多造成的。我們這裡霧霾的原因被當作是房頂、街道路牙邊、欄杆上灰太厚。被指責中共黨史造假,中央黨校黨史研究室的主任說:跟著共產黨,不造假,怎麼生活?!致力於復興純善純美傳統文化的2017年神韻晚會全球巡演,中共的御用文人在網站上發文污衊神韻晚會,目的是阻止人們觀看神韻晚會,阻止人們了解真正的傳統文化。

    文人的墮落與變質,折射出中共的邪教本質與流氓本性。中共不亡,傳統文化不能復興,中國大陸的文人就不會有脊梁骨,就不能擔負起重振中華民族五千年傳統文化輝煌的重任。認清中共邪黨的本質,拋棄中共邪黨,改變官民對立,重歸官民和諧,天人合一傳統,正其時也。

    法輪功真相已經成了世人走向未來坦途的唯一希望。為個人生命未來考慮,為中華民族的未來考慮,大陸的文人更應該了解真相,作出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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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道破音樂的真相


    李義 整理

    音樂是什麼?這是一個對今天的人來講,不可思議的問題。人們會說,音樂就是音樂,還有什麼秘密可言。其實音樂與萬物有關。

    一、音樂與萬物

    最聖明最完美的時代,天氣與地氣會合而產生了風。太陽每運行到一定度次,月亮就聚集該月之風,由此產生了十二樂律。仲冬,白天最短的冬至那天,產生出黃鐘。季冬產生出七呂。孟春產生出太蔟。仲春產生出夾鍾。季春產生出姑洗。孟夏產生出仲弓。仲夏,白天最長的夏至那天,產生出蕤賓。季夏產生出林鐘,孟秋產生出夷則。仲秋產生如南呂。季秋產生出無射。孟冬產生出應鐘。天氣、地氣會合產生的風純正,十二律就確定了。(出自《呂氏春秋》)

    原來音樂來自風,與四季有關,與大自然的萬事萬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二、音樂與人

    大凡音樂,是從人的內心產生出來的。心中有所感受,就會在音樂中表現出來,音樂表現於外而化育於內。因此,聽到某一地區的音樂就可以了解它的風俗,考察它的風俗就可以知道它的志趣,觀察它的志趣就可以知道它的德行。興盛與衰亡、賢明與不肖、君子與小人都會在音樂中襄現出來,不可隱藏。所以說音樂作為一種觀察的對像,它所反映的是相當深刻的了。(出自《呂氏春秋》)

    人是萬物之靈,有人就有一切,沒有人一切就都沒有了。從這種觀點上來講,正確的使用音樂,就可以影響世界的萬物,也是有道理的。怪不得人們會用音樂來治病和改善睡眠甚至在各行各業中都有不同的用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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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仙故事:騎龍鳴者預報洪水救眾人


    陸文

    騎龍鳴者是渾亭人。他二十歲的時候,在池塘中捕到小龍,形狀很像壁虎,有十幾條。他把這些小龍飼養起來,並且蓋了一間草屋來守護它們。龍長大後,漸漸都離池而去。後來過了五十多年,大水沖毀了他的草屋,他也離開了。

    有一天,他騎龍來到渾亭上空,對下面的人大聲說:「這裡的人不離開五百裡,一定會死。」相信他的人都離開了;不相信的則認為他是妖怪。到了八月,大洪水果然來到,淹死的人數以萬計。倖存下來的人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好尊稱他為:「騎龍鳴者」。

    騎龍鳴者的故事已經寫進歷史,當今很多人卻沒有意識到:類似的事件正在發生著。法輪功學員們之所以勸人退出黨、團、隊,就是因為他們知道消滅共產黨的大災難要降臨了,只有退出中共的一切組織才能免於災害。

    當年騎龍鳴者救人時,有人信,有人不信還認為他是妖怪;當今世人面對法輪功學員的態度,也是一樣,有人相信、理解;有人不僅不信還要傷害他們。當年故事的結局是:相信騎龍鳴者,離開那地方的人得救了;未來人們同樣會發現:相信法輪功學員,退出中共黨、團、隊的人,在大難中都保平安得救了!看過騎龍鳴者的故事,有了歷史的借鑑,相信你一定會做出正確的選擇。

    (資料來源:《列仙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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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流》月報 第148期(印刷版)



    【編者注】《清流》月報,不是列印在A4紙上的真相資 料,而是在香港印刷發行的報紙。現階段,主要在香港面向大陸遊客發放。也適合大陸弟子和海外弟子下載使用,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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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流》月報 第148期 (印刷版)
    目錄

    頭版要聞
    2018神韻世界巡演:天賜新年禮物 未來之希望
    時事評 述
    2017年法輪功十大新聞
    發誓是要兌現的
    修煉世界
    奉命調查法輪功真相 台灣警察走入修煉
    修法輪大法 淡泊利益之心
    【法輪功簡介】什麼是法輪功?
    生命探索
    2017年十大科學新發現 改變舊概念
    中共黨員因瀕死體驗而拋棄無神論
    健康人 生
    吃虧是福
    情緒管理有益健康
    快樂是什麼
    「鬥爭哲學」的危害
    家庭教育
    一封荷蘭的來信
    好媳婦
    回不去的童年
    文化暢遊
    孟浩然與石城寺的彌勒佛像
    【中國歷史正述】殷末三仁
    【民間傳說】五仙賜谷 始有羊城之稱
    文學藝 術
    芭蕾舞團藝術總監:神韻舞蹈技巧是神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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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煉到底修什麼?


    同真

    修煉到底在修什麼?師父講:「修就是修人的思想,從思想上變過來,你的思想純淨到什麼成度,那就是果位。」(《轉法輪法解》-鄭州講法答疑)「思想境界只要提高上來一點,自身的壞的東西已經去掉一些了。同時你還得吃一點苦,遭一點罪,把自身的業力消掉一些,那麼你就能夠昇華上來一點,也就是說,宇宙的特性對你的制約力不那麼大了。」(《轉法輪》)既然修煉是修人的思想,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事情時,自己是怎麼想的、念頭又是怎麼動的就變得重要了,而事情本身是怎麼做的,反倒不重要了。

    記得剛走入大法時,知道修煉要重德,做事的基點就是不能失德,所以每次煉功點輔導員幫忙複印經文的一毛錢一定要給他,當時想的就是不能因為一毛錢而失德。現在回想起來,不能說當時的認識是錯的,但當時認識的基點是不純的、為私的。

    很多同修修了很多年了,三件事一直在做,而且做的數量還大,卻感覺提高不大,好像不會修似的。其實,我們生活中遇到的一切都不會與自己的修煉無關,可是,我們往往重視遇到的事情自己是怎麼做的,而忽略了在做事過程中自己的念頭是怎麼動的。師父在《轉法輪》開篇就揭示了煉功不長功的原因:「你要重視心性修煉,按照宇宙真、善、忍的特性去修煉,把常人中的慾望,不好的心,做壞事的想法去掉。思想境界只要提高上來一點,自身的壞的東西已經去掉一些了。同時你還得吃一點苦,遭一點罪,把自身的業力消掉一些,那麼你就能夠昇華上來一點,也就是說,宇宙的特性對你的制約力不那麼大了。」

    以前同修就在明慧網上討論過舊的《明慧週刊》能不能燒、見到錢該不該撿,總想討論出一個結果來、達成一個共識,到底怎麼做才是對的。其實,我們還是要看主張燒掉過期的《明慧週刊》這顆心的出發點是什麼?是害怕?還是出於其它什麼想法?過期的《明慧週刊》發給常人確實不妥,一是新聞的時效性、而是常人很難看懂大法弟子的這些交流體會。如果是慶祝五一三或法會稿件,發給常人也未嘗不可。關鍵是我們要找到產生這些想法的思想動機,在認識上提高了,法理清晰了,事情該怎麼做就有了結果了。

    對於見到錢該不該撿的問題,使我想到剛修煉時,業務往來單位送的禮品該不該收的問題,當時同修交流後,一致認為儘量不收,實在推脫不了,收了以後再轉送給別人。一直認為這樣做沒有什麼不妥,可是修煉的不同階段對理的認識是不同的,現在的認識是,對於貴重的禮品堅決不收,這是底線;對於人與人之間的正常往來,比如當地的一些小特產、又是非常廉價的,只是作為一種友好往來的東西,推脫不了收了也就收了,將來有機會再回贈對方一些其它物品。要跳出利益的本身來看問題,剛修煉是知道了重德,做事的前提是自己不能失德,思想還是以「我」為中心。提高後,不再以自我為出發點,既符合法理,無利益之心,又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狀態,就是提高。

    那見到錢該不該撿呢?很多同修想:我撿了錢捐給資料點,表面上是為了大法,內心深處深挖一下,這裡邊有沒有利益之心?有沒有名利心?如果沒有這些心?為什麼要撿?我們每動一念,如果都能找到這念的根源,把執著連根拔起,提高將是突飛猛進的。

    神不看這件事是怎麼做的,而看這件事你是怎麼想的。用師父的一段法與同修共勉: 「神看問題他是整體看的、立體看的,人只是在表面上看。有的時候大法弟子在我身邊,你的一思一念、你的表現,我根本就不看你的表面、你的行為,我看你真正的那個動機,我看你真正的思想根本在想什麼、在做什麼。在這個過程中,表面上表現出來的,雖然它是你的行為,你得負責任,但是呢,我還是看你的根本。」 (《大法洪傳二十五周年紐約法會講法》)

    正法已經是最後了,我們要學會修煉、學會挖根、學會跳出事件本身的對錯找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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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吃醋」談修煉去執著


    大陸大法弟子

    吃醋是有典故的:相傳唐皇李世民欲賜宰相房玄齡一美女做妾,房不受。皇帝料定房夫人強悍不允,於是,命太監持毒酒給房夫人,曰:「若允,可活,拒絕,則飲此毒酒。」房夫人接過酒,一飲而進。稍後,見沒死,細看是醋。吃醋包含很強的妒忌心,這種極強的自我表現,在修煉人身上也很突出,身邊有幾個同修因夫妻一方出軌,憂鬱苦惱,又哭又鬧的,甚至要離婚。這事不僅波及到孩子和親戚朋友,也影響做三件事。

    身邊有個同修,夫妻倆平時挺和睦的,突然有一天,同修發現不修煉的丈夫有外遇,她幾乎每次出門,丈夫就把那女人領回家,同修受不了,整夜睡不著覺,打鬧多次不管用,氣的肚子脹,學法時腦子也亂,她和我說這事時,氣的抹眼淚。我說:「這事你得找自己,不能向外看。」她說:「他有外遇,我找什麼自己?」我說:「佛和菩薩有吃醋心嗎?何況,你怨恨那麼重?夠一個神標準嗎?別忘了,舊勢力會鑽空子的,快放下吧。」我為她擔心。

    幾個月後,我又見到她,她臉色發黃臃腫,很憔悴。她說:「我住院了,差點死了,開始是憋氣,夜裡不能躺下,只能坐著,肚子也越來越大,後來去了醫院,從腹腔裡抽出80多毫升黃水。」我說:「還是那個原因嗎?」她說:「咳,我放下了,他願跑就跑去吧,管不了。」她臉上掛著無奈和怨恨,我看到,她並沒真正放下,心裡那片黑雲還壓著。

    我跟她講了我的一點體會:我的妻子雖然沒外遇,但脾氣很「爺們」,以前我總想改變她,可越想改變,她越「爺們」,我心裡很苦惱,心想:「還不如你有外遇,回家消停點好。」後來,我學了師父的法,觸動很大。師父說:「大家來到一個家庭也好,來到世間也好,就像住店一樣,小住一宿,第二天就散夥,來世誰認識誰呀。你周圍就有你以前恩愛的丈夫和其他親人,你認識嗎?他認識你嗎?我講的就是法理,不是不叫大家孝順父母,就是叫大家放下這人心。任何一種心牽著你你都修煉不了,它都牢牢的拽著你不叫你修煉,不讓你成佛。站在這個角度上講他是不是在魔你呀?不讓你成佛呀?你自己還不明白是怎麼回事呢。」(《休斯頓法會講法》)師父的法,讓我頓開茅塞,眼睛一亮,我看到了事情本質和真機,我體會到什麼是「得法」。「得法」就是在法上一下子明白了,心裡結打開了,認識改變了,觀念放下了。不較勁了,也沒有想改變她的心了。此後,妻子每次數落我和罵我時,我不吱聲,見她高興時,我給她講我的看法和法上的道理。發現她漸漸在變,再後來,她像換個人似的。修煉只能改變自己,不能想去改變別人,更不能來硬的,魔不怕硬,它就是強勢和假惡鬥構成的,你越硬它越高興。環境是給我們修煉用的,是成就我們的,你有什麼心,就會遇到什麼事,當你境界提高了時,回頭一看啥也不是,也沒醋腥味了。

    師父說:「人不是一生,今生和你是一家人,來生他和別人是一家人,再來生不知道轉生到哪裡去了,只不過是一生的緣份而已,」(《曼哈頓講法》)在法上提高,去人心才容易,才輕鬆,才能提升境界。人生就像一盤棋,夫妻孩子親戚等就像一枚枚棋子,各居棋位,每個棋子都有其獨立的運行軌跡,到最後,只能是曲終戲散,這裡提升自己才是最關鍵。

    以前聽過一個故事::天神到人間挑選玉皇大帝,選了很久,境界上沒一個夠格的。一天,化成乞丐的天神來到一個大戶人家要飯,東家是個大善人,忙讓人端上飯菜,乞丐說::「你家這麼有錢,就給我弄一個菜?」東家說: 「你想吃幾個菜?」乞丐說: 「咋地得四個菜。」稍頃,四個菜端上來了。乞丐還是不吃。東家問: 「為何不吃?」乞丐說: 「沒酒咋吃?」於是,東家讓人端上來好酒。飯畢,乞丐說:「我累了,得在你家住一夜。」東家讓人收拾廂房。乞丐說:「廂房不住。」東家說:「你想住哪?」「住你床鋪,你到廂房去住。」 東家想:「住我床鋪?我妻子不成他的了嗎?」又一想,這人漂游四方挺可憐的,就滿足他的願望吧。於是自己在廂房睡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乞丐跟東家說:「行了,跟我走吧。」瞬間,東家被托個金身帶走了。也許,天神見他境界非凡人可比,有多高的心性就應該到多高的地方去。

    「吃醋」背後是很大的私,是情,是妒忌心,我們應該藉此找到自己的執著心,徹底除去!

    一點淺見,意在交流,懇請同修慈悲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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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正法角度看律師在營救同修中的作用


    大陸大法弟子

    我是大陸的一名執業律師,同時又是一名法輪大法弟子,這裡想從正法的角度看律師在營救同修中的作用。
    看完明慧網《關於律師是否做量刑辯護的交流》這篇交流文章,我悟到,作為常人中的律師能夠在正法時期為大法弟子、為大法做辯護是何等的榮耀,是何等的幸運!文章中說的「量刑辯護」實際就是我們律師界經常說的「罪輕辯護」,只看這個名詞就知道了,「罪輕辯護」就是有罪辯護,這是絕對不能承認的!這篇文章寫的非常好,律師為被迫害同修只能做無罪辯護,否則還不如不請律師,勞民傷財,還達不到證實法的目地,浪費大法資源。

    再有,有的律師為了掙代理費,可能在接收案子時信誓旦旦的也同意做無罪辯護,但是在實際庭審辯護中走樣、變味,最後成了「罪輕辯護」、「有罪辯護」,這需要同修們除了在講真相方面多下功夫,同時建議在《委託代理合同》裡面寫清楚,雖然律師有獨立的辯護權,但是如果律師的辯護意見最終和委託人的意願完全相違背,那麼我們可以要求律師進行賠償或退費,從經濟上對律師也是一種約束力。

    那麼,什麼樣的律師是值得委託的呢?我想,像高智晟律師這樣的是真正的勇者,神也會選擇這樣的生命給他無上的榮耀!與其說我們在選擇律師,不如說我們是在救度律師,是在給律師成就他們生命無上榮耀的機會,誰能抓住這樣的機會,誰將在未來宇宙中擁有無上的榮耀。「人類對大法在世間的表現能夠體現出應有的虔誠與尊重,那會給人、給民族或國家帶來幸福或榮耀。」(李洪志師父《論語》)。當然,能夠承擔起這樣的責任和使命的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必須具有非凡的勇氣才可能真正做到。我自己作為一名律師,深知律師在法庭上真正的敢於仗義執言,敢於為大法弟子做完全、徹底、純粹的無罪辯護,同時嚴肅的指出公檢法所有參與迫害的人員是在真正的犯罪,江大魔頭是真正的罪魁禍首,這的確是需要很強的正念和極大勇氣的,因為律師需要承受很大的執業風險,甚至是被邪黨迫害的風險,沒有足夠的勇氣肯定是做不來的,在這之前的「709」維權律師集體受迫害案中體現的淋漓盡致。

    我們可以要求律師必須做無罪辯護,但是如果律師不願意,我們也絕不能妥協,也不要勉強律師去做,不要忘了,跟該律師徹底講清真相、做好三退,能夠救度該律師也是大功一件,也是在救度眾生。我們只能繼續尋找能夠承擔起此大任的律師,我想具有非凡勇氣的正義律師還是不少的,多求師父加持總能找到。

    同時,對律師也不能過於依賴,因為他們畢竟是常人,我們是修煉人,我們是超常人,我們做的事情都是超常的,營救同修、救度眾生絕不能依賴常人律師,常人律師也是我們救度的對像,同時也是大法在常人這個層次中賦予他們的一份職責所在,他們在正法時期能夠參與營救同修是他們無上的榮耀,雖然他們表面不清楚,但是他們自己明白的那一面一定是非常清楚和慶幸的。我認為大法弟子還是應當多學法、多向內找,整體配合,整體提高才是救人的關鍵。

    迫害這麼多年了,有一個現象值得關注,常人律師雖然在表面上法律知識比較豐富,法律技能比平常人要高超很多,但是畢竟都是常人這個層次中的那點知識和技能,再豐富的法律知識、再高超的法律技能也只能局限在常人這個層次之中,而大法是超常的,大法弟子被迫害這件事情的本身也是超常的,是宇宙邪惡的舊勢力強加的迫害, 絕不是人對人的迫害。就像師父在《轉法輪》裡面講的醫院治病與氣功治病的關係問題,「醫院能不能治病呢?當然能。醫院治不了病,人們怎麼會相信哪,怎麼都上醫院去治病呢。醫院還是能治病的,只不過它的治療手段是常人那個層次的,而那個病卻是超常的,有些病是相當大的。」(《轉法輪》)我自己作為律師,經常拿律師和醫生做比較,因為這兩個職業有很多相似之處:醫生醫治的是人的身體,想盡辦法讓人的身體能夠康復;而律師處理的是人的各種糾紛和麻煩,想盡辦法讓人的各種糾紛和麻煩能夠得到良好的解決,可以說律師也是在「治病」,只不過這種「病」的表現形式就是人的各種糾紛和麻煩事。

    迫害這麼多年,為什麼絕大多數的被迫害同修不能通過常人律師運用法律知識和技能,運用強有力的辯護技巧而能獲得自由呢?我認為根本原因就是大法弟子遇到的這個麻煩不是常人這個層次中的事情,大法弟子的被迫害本身就像那個病一樣,也是超常的,必須用超常的手段才能解決,而常人律師運用的僅僅是常人這個層次中的那點法律知識和辯護技巧,就像現在的醫學一樣,處在常人這個層次中,它就很難徹底治好那個病,因為那個病是超常的,大法弟子遇到的那個麻煩也是超常的,因此如果僅僅運用常人律師的這種辯護手段就很難徹底解決這個問題,我想這就是這麼多年常人律師運用常人的辯護技能和法律知識很難讓大法弟子獲得自由的最主要原因。為什麼不能依賴常人律師?也是這個原因。

    很多同修可能都有這樣的感覺,常人律師的很多法律知識、很多的辯護技能和技巧在常人普通的刑事犯罪案件中感覺很有用,有時能起到很大作用,但在大法弟子被迫害這件事情上好像失靈了一樣,感覺好像起不到什麼作用,邪黨法院該怎麼判還是怎麼判,甚至有時判的還非常重。我認為就是剛才談到的,不能過於依賴常人律師的辯護技能,因為大法弟子的事情是超常的,我們必須採用超常的手段才能徹底解決,我們從法上真正提高上來,運用大法賦予的超常功能和神通,做好師父交代的三件事(三件事本身都是超常的,是常人做不來的),最後再結合常人律師的辯護手段,我想只有這樣才能有最好的結果。

    當然也不能完全否定常人律師的辯護工作,因為畢竟能夠起到一定的震懾和講真相的作用,對於被迫害中的同修也是一種鼓勵,只不過不能過於依賴,應該擺正這個關係。我們應該時刻記住,大法弟子才是主角,是大法弟子在助師正法、救度眾生,絕不能依賴常人,我們必須做好這個主角才對得起師父的慈悲苦度。

    以上交流有不當之處,請同修們慈悲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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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國會參議員敦促西安市長釋放法輪功學員


    澳洲法輪功學員

    澳洲國會參議員萊斯(Janet Rice)近日寫信給陝西省西安市市長,要求其關注並立即釋放澳洲公民在大陸的親屬——法輪功學員賈曄和劉春霞。

    參議員萊斯得知澳洲公民劉利的丈夫賈曄二零一七年九月底被劫持到西安市灞橋區新合洗腦班,劉利的姐姐劉春霞自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二日至今被非法關押在西安市新城區看守所的情況後,當即於十一月二十一日致信西安市市長上官吉慶,要求他立即無條件釋放兩名法輪功修煉者。

    參議員萊斯在給上官吉慶的信中說:「我寫信敦促你立即無條件釋放賈曄及劉春霞,我得知他們僅僅因為信仰自由及言論自由而被關押。」

    「在此期間,請確保他們定期與不受限制的和家人及律師會面。」

    「請確保賈曄和劉春霞在被關押期間不受酷刑折磨或虐待,他們所受的待遇符合聯合國《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標準規則》。」

    十二月二十一日,賈曄從洗腦班回到家中。十二月二十六日,西安市新城區法院非法開庭審理劉春霞的案子,劉春霞講述了法輪功是好的,是教人修心向善的,自己無罪,她自請的律師也指出綁架、審訊劉春霞都是違法的。開庭當日未有結果。

    澳洲外交部的關注

    二零一七年六月,劉利和澳洲的家人向國會遞交了呼籲營救中國親人的徵簽表。二零一七年十月,澳洲外交部回復表示,「徵簽信中所講述的劉女士母親和姐姐的遭遇值得關注」,「中共對法輪功的禁令以及對待法輪功學員的方式違反了國際人權準則。澳洲政府經常向中國提出我們對其人權狀況的擔憂。」

    根據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一日在澳洲參議院通過的第七零四號動議案,澳洲應該支持舉行公開和有效的中澳人權對話,並提出澳洲公民的法輪功學員親屬持續被關押的問題,以及強調宗教信仰不應該成為監禁任何個人的理由。

    事件背景

    二零一七年三月,劉利的母親李玉華與姐姐劉春霞在家中遭西安市警察綁架。劉利的母親六月十四日從西安市灞橋區新合洗腦班回家。但自八月開始,警察數次上門騷擾並進行跟蹤監視。

    李玉華九月十五日到新城區看守所給大女兒劉春霞送衣物,得知這個消息的戶縣國保大隊長閆常義,與西安新城區國保大隊長潘力合謀,直接把李玉華非法關押到新城區看守所。在這期間,李玉華被非法批捕。李玉華被非法關押在新城區看守所,日夜咳嗽,血壓高到二百。看守所怕承擔責任,十一月八日,李玉華以取保候審形式回到家中。劉春霞自三月份以來一直被非法關押。

    二零一七年九月底,戶縣國保大隊又非法抓捕了劉利的丈夫賈曄,將他劫持到西安新合洗腦班迫害,賈曄已於十二月二十一日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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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金山灣區半夜4.5級地震 居民被震醒



    周四(1月4日)凌晨2點37分,美國加州舊金山灣區伯克利發生4.5級地震。震感持續約5到10秒,多人表示被地震震醒。

    美國地質勘查局網消息顯示,震央位於奧克蘭-伯克利交界處(近舊金山國際機場),震源深13公裡。震級由開始的4.7級修正至4.5級。

    灣區附近城市居民表示有感到震動,包括距離震央40公裡外的聖利安卓市,以及對岸聖拉菲爾和舊金山市等。

    地震學家桑德斯(Robert Sanders)表示,預計4.5級地震不會造成重大損失,但「區域內的老建築可能會有輕微損壞」。

    加州州長緊急服務辦公室發言人表示,暫時未有損毀或傷亡報告。伯克利消防部門事後接到多名民眾來電查詢,一些人聲稱睡覺時感覺家中窗戶猛力搖晃,嚇得他們冒寒逃出屋外。另有聖利安卓市民在網上分享片段,可見超級市場內有貨品在地震後跌落地上。

    地震發生一小時後,舊金山市應急管理部門向全市發出通告,強調不鬚髮出災難預警,但呼籲民眾最好回家檢查一下建築結構有否受影響。若察覺任何潛在危機,應立即報告。

    據悉,舊金山灣區處於地震多發地帶。去年12月26日晚,舊金山灣區聖克拉拉縣(Santa Clara County)連續地震,其中東聖荷西發生3.9級地震。整個灣區,一直到奧克蘭、舊金山和伯克利都感受到震感。

    最近一次強震發生在2014年8月24日凌晨。舊金山以北的納帕酒鄉6級地震,造成百餘人受傷,房屋倒塌,地面道路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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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訪丁抒:中共篡奪政權後的土改殺戮(上)



    中共篡奪政權後發起了一場意在消滅「地主階級」的「土改運動」。著名中國當代史研究學者、美國明尼蘇達州諾曼岱爾學院教授丁抒撰文披露,當時的農業經濟學專家董時進曾上書毛澤東建議「和平土改」,收買地主的土地分配給農民,但遭到毛澤東的反對,毛表示就要通過「階級鬥爭」打倒地主階級。

    「黨反對不發動群眾,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賜』給農民的『和平土改』。」毛澤東還明確說,「要讓農民『與地主撕破臉』才行。」他要用各種方法發動、驅使農民奪「地富」的土地,分他們的財產,殺他們的頭,使農民不能回頭,沒有退路,只有跟共產黨走一途。

    毛澤東叱責葉劍英和方方搞「和平土改」,並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斥責「廣東土改迷失方向」。於是廣東有的地方把每個人都帶上紅(貧僱農)、黃(中農)、白(地主、富農)三色布條,一切由貧農說了算,各村農會都可以私設刑堂,對地富分子實行嚴刑拷打,生殺予奪。

    1950年6月30日,中共中央當局正式公布《土地改革法》,再次宣布「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沒收地主的土地、耕畜、農具、多餘的糧食及其在農村中多餘的房屋」。

    大紀元特約記者就中共篡奪政權后土改的相關話題採訪了丁抒教授。

    記者:在中共已經控制了政權的1950年,通過國家立法和執法,完全可以達到所謂「均貧富」的目的,那為什麼要又掀起血腥的土改呢?

    丁抒:通過國家立法和執法,的確可以達到更好地分配使用土地的目的。譬如日本1946年實施《土地改革法案》,由政府購買在鄉村的地主多餘的土地,以及人不在鄉村住在城市的地主的土地。再轉賣給沒有土地的農民。對沒錢買地的農民,給予抵押貸款。這樣不用流一滴血,不殺一個人,所有的無地農民都獲得了真正屬於自己的土地。國民黨政府在台灣也是這麼做的。

    當時河南省有一個副省長,叫劉積學,他是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河南省副主席,所謂的民主人士。他認為,「皇帝封地給某人,賦稅歸他,這叫封建。可是地主自己掏錢買地,誰封的他?誰建的他?要分田也可以,我主張和平分田,不必鬥爭。」

    他後來因為說了這些話,被打成右派分子,不僅許多「民主人士」鑒於「老解放區」殘酷鬥爭、殺戮地富的情況,向中共建議「政府頒布法令,分配土地,不要發動群眾鬥爭」,中共黨內也有人認為地主富農出租田地、雇用農工,是剝削行為,但不該處以肉體消滅。他們主張和平分田。比如:中共華南分局的葉劍英和第二書記方方對一般地主只分田、分浮財,不挖底財。對華僑、僑眷或兼營工商業的地主,僅沒收其出租的部分,不收其房屋家具。

    結果被毛澤東指責為他們搞「和平土改」,毛澤東下令撤了方方的職。毛澤東主要通過「階級鬥爭」打倒地主階級。「黨反對不發動群眾,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賜』給農民的『和平土改』。」毛澤東要用各種方法發動、驅使農民奪地富的土地,分他們的財產,殺他們的頭,使農民沒有退路,只能跟共產黨走。

    毛澤東明確說,「要讓農民『與地主撕破臉』才行。」這就是要農民奪地主的土地,分他們的財產,殺他們的頭,甚至有的強姦、強占他們的妻女,使農民不能回頭,等於向共產黨繳納了「投名狀」。只能死心塌地跟共產黨。這就是毛澤東說「要讓農民『與地主撕破臉』才行」的原因。

    據當時湖南邵陽縣委幹部何之光說,初期土改沒有遇到什麼頑固抵抗和破壞,地主就把房契拿出來了,可是上邊的「反對和平土改」後,各村農會很快就把地主都關押起來。無論大、中、小地主、開明地主、守法地主,都一鍋煮。幹部、土改隊員和農民中的極端分子,尤其是那些遊民無產者包括流氓、地痞、兵痞等,在鬥爭會上嚴刑拷打,晝夜逼供,當場打死地主。掘地三尺,挖所謂埋藏的金銀財寶,這都發生在「反對和平土改」之後。

    記者:提到地主,這次土改中被打擊的對像,是所謂的地主惡霸嗎?

    丁抒:任何社會都存在惡霸,鄉村當然存在個別惡霸分子。但惡霸是惡霸,地主是地主。地主不是犯罪分子,是出租土地收取租金,或者雇用農民工的土地所有者。和現在中國農村把土地租出去的農民沒有區別。不能說地主就是惡霸。土改中被消滅的,絕大多數是一般的地主、富農。由於他們被貼上了「階級敵人」的政治標籤,有沒有罪惡、是不是惡霸已不重要。你身為地主的一員,就是罪惡。

    曾在湖南漵浦縣江口區擔任區長的郭靜秋主持該區的土改運動。他回憶說,他的一位名叫鍾學厚的同學,「純粹是個學生,他家裡是地主,他與貧下中農相罵,打了起來。在當時,你屋裡是地主成分,打貧下中農,就是惡霸,槍斃了。我認為他肯定殺錯了,他不是反革命,也不是惡霸。那時,貧下中農說你是惡霸,你就是惡霸。這樣的例子很多,講不清,沒有法治啊。」

    記者:您提到「四大地主」。「南霸天」、「黃世仁」是作品裡的角色。而劉文彩和「周扒皮」是真人。安在他們頭上的罪名基本是編造出來的,是嗎?

    丁抒:我認為是這樣的,劉文彩土改之前病死,沒有被鎮壓。他當年是很有名的善人,比如說他捐款建的中學,被當時的國民政府的教育部還發了獎狀了。中共搞的所謂劉文彩地主莊園陳列館中,拷打農民的鐵籠、刑具都是假的。還有一個「水牢」,說是劉文彩秘密修建水牢,工人在完工後全部被殺害。只有個女人叫冷月英,自稱是唯一僥倖從水牢裡活著出來的人。後來有記者找到冷月英,她拒絕回答,卻脫口而出說「你們追著我問什麼?又不是我要那樣講的,是縣委要我那樣講的」。

    那個被編造「半夜雞叫」故事的「周扒皮」,確實在土改中被活活打死。

    他的真名叫周春富,是遼寧復縣(現在叫瓦房店市)閆店鄉的農民。他勤儉生活一輩子,每天下地幹活。陸續攢錢買地,到六十多歲了買的地還夠不上地主,只算富農。他住的房子還不如在他家打短工的中農閆振明的房子。他還有一個小油坊,加起來算「雙富農」,等同於地主。他並無罪惡,貧僱農多次批鬥他,卻數不出他的罪惡,什麼罪惡也找不出來。

    據當年農忙時曾經給周家打短工的農民說,給周家幫忙,「好吃好喝不說,一天的工錢還能買十斤米呢。」文化革命期間,在周家當過長工的孔兆明上台控訴周春富如何剝削長工,講著講著說起老周傢伙食不錯,「比現在還要好。」幹部們一聽,在地主家吃飯比人民公社好,趕快拉他下台,不讓他再說下去了。

    其實周春富就是一個勤勞節儉的農民,連褲腰帶都捨不得買,用舊布條當褲帶。他還有點生意頭腦,開個小油坊。就這樣,他不但財產被剝奪,更被眾人亂棍打死。

    記者:現在人們逐漸知道,當年土改的手段是非常血腥的。並且不是農民自發的,而是土改工作組執行的政策和鼓勵的結果。您能介紹一些具體事例嗎?

    丁抒:開始,農民認為地主有穿草鞋的地主、有勞動的地主,也有剝削的地主。有的貧苦農民認為地主並不壞,在鄉村與大家和睦相處,沒有必要批鬥。但土改工作隊員與貧僱農同吃同住,發動貧農訴苦。通過召開「訴苦會」引導農民,讓貧苦農民通過面對面的「訴苦」,確認地主是他們的敵人,是敵對階級的代表,是舊社會的代表,是他們苦難的根源。

    地主,交出地契、房契還不夠,作為一個階級要被消滅。有的地主在開了「訴苦會」後就被立即槍斃。有農民說:「一批批人都被捆去槍斃了,死掉好多人,死掉好多人!都是些農民,犯了什麼砍腦殼的罪?」

    當時,雲南大學教務長王士魁被派任土改工作隊大隊長。他說:「土改中不知冤枉死了多少人,慘無人道,真殘酷極了。」

    湖南湘西的土改,「有一個村用鐵釘釘死兩個地主,還釘死了一個農民;有的叫地主女人當場脫了褲子鬥爭,不脫就打,打了還要脫;還有的強迫地主自己挖土坑,然後把他活埋了。」漵浦縣水東區有一次鬥地主,鬥完後把18名地主拉到河邊,一排跪著。吹號了,用槍對準地主後腦殼,一下子殺了那18個人。漵浦縣思蒙鄉有個地主雷繼熹,他的土地比較多,大概有200畝。他被鐵絲穿透鼻子,牽起遊街。他全家二十多口人全部被槍斃。雷繼熹家最小的兒子才七八歲,也一同被槍斃。

    記者:這次土改後,所謂的地主階級從肉體上被消滅了。我們看到有說法是大約兩百萬地主被殺?

    丁抒:土地改革,是瘋狂的屠殺。當時湖南湘西區黨委書記周赤萍曾在會議上布置任務,說:「寧願錯殺一百,不要放走一個。」

    對於全國土改的死亡人數,「毛澤東有過一個說法,他說中國有3600萬地主,其中有400萬地主是壞的,因此在土改中殺了100萬,關了100萬,管制了200萬。但實際上,整個土改以後,地主、富農連同其家屬基本上都被管制了,管制的對像甚至還不止於地、富。」

    還有大量地主被迫自殺。舉一個例子。當時中共主政西南雲南貴州四川的鄧小平,太太叫卓琳。卓琳參加中共之前叫浦瓊英,是雲南宣威縣浦家山鎮人。她們三姐妹在外讀書,後來參加了共產黨,全靠經商生產宣威火腿的哥哥浦承統在老家給她們寄錢在北京生活。浦承統是中共所稱的「民族資本家」不屬於土改對像,但他家中還有些地產,因而被劃為地主而關押,不久在宣威第一看守所服毒自盡。

    各地都有大量地主自殺。有的地主死了,老婆隨後自殺;有的是地主早已死去,地主老婆也算地主,被打死、自殺。

    湖南長寧縣劃地主5,114戶,「土改中自殺433人,鎮壓323人。」四川郫縣槍斃了562名地主,222人自殺。

    所以,不能說兩百萬地主被殺,被殺和自殺的地主大約有二百萬。

    記者:中共許諾農民耕者有其田,才發動農民跟它幹革命,但是土改後,農民剛拿到土地,想好好經營一番,中共就開始搞合作社,後面又搞人民公社。農民不但沒有耕者有其田,反而資產都被共有了,最終大饑荒餓死好多人。也就是說,土改也是大陰謀?共產黨忽悠農民搞革命以後,再用暴力把他們手上的財產收回來,一開始就沒打算讓農民擁有土地?

    丁抒:農民通過土改拿到了土地證。但他們不知道的是,毛澤東從沒有打算讓農民成為土地的永久主人。因為他要搞「社會主義」。他有個榜樣,就是史達林的集體農莊。而他的同事劉少奇等可能還是主張搞「新民主主義」的。

    所以消滅地主富農之後不久,在1953年毛澤東就開始把全國農民組織進了「農業生產合作社」。

    中共的「土地改革」,殺地主、分田地是「共地主的產」,農業合作化則是一種新「共產」,共普通農民的產。到1958年搞人民公社,農民淪為農奴,喪失了勞動和人身自由,長期不得溫飽,還一度陷入了大饑荒的災難。

    在土改運動時說,消滅了地主階級,大家就從此過上沒有剝削和壓迫的幸福生活。可是中國農民被集體化,特別是公社化以後,勞動成果被剝奪的程度,遠遠超過土改前佃農被地主剝削的程度。

    在人民公社制度下,農民的生活比地主的長工還不如。川西平原的地主給「長年」(即長工)一般都是在供吃飽飯之外另付報酬七百餘斤稻穀,折合五百斤大米。可是給人民公社打工連肚子都填不飽。

    前《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說:「在人民公社的控制下,人民沒有任何自由,他不是土地的主人,他是土地的奴隸。他連種什麼、什麼時候種,自己都沒有權利,都靠人民公社管著。人民實際是奴隸。」前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萬裡也這樣說:「人民公社實際上是把農民當作奴隸了。」

    (待續)

    (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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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訪丁抒:中共篡奪政權前的土改殺戮(下)



    與中共「鎮壓反革命運動」同時進行的另一場政治運動是「土地改革(土改)運動」,但事實上,中共的「土改」早在其篡奪政權前就暴發過。

    據著名的中國當代史研究學者、美國明尼蘇達州諾曼岱爾學院教授丁抒撰文披露,中共的「土地改革」早在1927就已經開始。1927年初,毛澤東在湖南發動農民「打土豪分田地」,提出「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口號,但該口號在收入《毛選》時被刪去。當年毛澤東手下的湖南農民協會委員長易禮容主張「殺盡土豪劣紳」。8月1日,中共南昌起義時宣布要沒收有地二百畝以上地主的土地。

    1927年秋,所謂的中共「紅軍」在湖南南部一帶搞武裝暴動,大殺大燒。在其武裝割據的「蘇區」(蘇維埃地區),被抄家產殺戮的「土豪劣紳」絕大多數是沒有罪惡的一般地主和富農。

    據任弼時後來描述:「在湖南暴動時燒了很多房子,殺了很多人;在蘇區內也殺了很多人。老百姓對我們有恐懼心理。」「我們應該檢討過去在蘇維埃時代殺人殺得太多。」

    隨著「地主」標準的一次次修正,標準愈來愈低。僅有幾十畝耕田的農戶,只要冠以「地主」就可以抄家產甚至殺戮。1933年,中共執行莫斯科來的指示—— 「消滅地主」,有田四十畝甚至不滿十畝者便在消滅之列。

    當時擔任粵贛軍區司令的龔楚說:「農村中處決地主的手段,是萬分殘酷的。他們在未殺以前,用各種嚴刑拷打,以勒索金錢,等到敲榨淨盡,才加以屠殺。在『斬草除根』的口號下,被指為豪紳地主的家人連襁褓的嬰孩也不免於死。」

    地主榨完、殺光後,又將中農升級為地主富農,剝奪其家業,加以殺戮。直到1934年中共「紅軍」撤離所謂「蘇區」,「土地革命」才暫告一段落。

    新唐人記者就中共篡奪政權前土改的相關話題採訪了丁抒教授。

    專訪丁抒:中共篡奪政權前的土改殺戮

    記者:您認為,中共要通過土改消滅的「封建地主」,在中國並不存在是嗎?

    丁抒:中共頒布的《土地改革法》,說改革的目的是「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但實際中國並不存在「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

    「封建」二字是「封疆土、建城邑」之謂,從皇朝獲得封賜領地並世襲相傳者才是「封建地主」。而中國歷來土地自由買賣、自由租佃,「與任何他種物品的買賣、所有及租佃,基本上毫無區別」,「與所謂封建沒有絲毫的關係」。

    有土地的地主、富農可能變賣土地而購買房產等,不再是地主,也可能因天災人禍、兵燹匪劫,或經營不善、吃喝嫖賭變成貧農。

    土地自由買賣,租賃土地耕作的佃戶與地主雙方自由結合,無強制人身依附,有合同、契約,租賃雙方可續約也可退租,和租一間臨街房做商店鋪面本質上是一樣的。雙方之間不存在強制性的封建依存關係。故中國歷來只有地主而無「封建地主」。

    無地的農民可以通過勤勞節儉買進小塊土地成為自耕農。如果耕地再多一些,農忙時須雇用短工幫手,那就成了中共所謂的「富農」。如果雇用了長年的農民工,或這把田地租佃給農民,那就成了地主了。

    在中共土改時被消滅的「封建地主」,很多是第一代地主、富農,即通過勤苦勞作、節儉生活攢錢買下土地的。

    記者:中共的「土地改革」在其1927—1934年的「土地革命」時期已經開始。當時就使用了燒殺搶掠的手法。您能介紹一下當時蘇區的土改嗎?

    丁抒:1927年初毛澤東在湖南發動農民「打土豪分田地」,提出「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口號(這句話在收入《毛選》時被有意地刪去了)。他手下的湖南農民協會委員長易禮容主張「殺盡土豪劣紳」。

    8月1日,中共南昌起義時宣布要沒收有地二百畝以上的地主的土地。1927年秋,紅軍在湖南南部一帶搞武裝暴動,大燒大殺,被其屠殺的所謂「土豪劣紳」絕大多數是一般地主、富農。當時有湖南農民說:農民協會就是「砍腦殼會」。

    後來中共領導人任弼時說:「在湖南暴動時燒了很多房子,殺了很多人;在蘇區內也殺了很多人。老百姓對我們有恐懼心理。」「我們應該檢討過去在蘇維埃時代殺人殺得太多。」

    以後「地主」的標準一次次修正,標準愈來愈低。只有幾十畝田的自耕農,只要說他是「地主」就可以抄沒家產甚至殺戮。1933年,中共執行莫斯科來的指示—— 「消滅地主」,有田四十畝甚至不滿十畝者便在消滅之列。

    當時擔任粵贛軍區司令的龔楚說:「農村中處決地主的手段,是萬分殘酷的。他們在被殺以前,遭各種嚴刑拷打,以勒索金錢,等到敲榨淨盡,才加以屠殺。在『斬草除根』的口號下,被指為豪紳地主的家人連襁褓的嬰孩也不免於死。」

    中共占據的「蘇維埃地區」並不富庶,養不起那麼多紅軍。地主榨完、殺光後,又將中農升級為「地主、富農」,剝奪其家業,加以殺戮。

    1934年紅軍被迫撤出江西後,國民政府熊式輝主政江西。他在黎川和廣昌兩個縣做調查發現,紅軍把沒收的地主土地分給農民後,農民或者拋荒表示並不接受紅軍通過搶劫而給予的土地,或者耕種秋收後悄悄地把錢或糧送給老地主。熊式輝曾問農民為何這樣,農民回答說:天地良心,怎麼可以把別人的地搶過來,這是地痞流氓才幹的事情。

    記者:1946年5月,中共再次在其治轄的「解放區」搞土地改革。這次土改的情況又如何呢?

    丁抒:1947年5月初,劉少奇、朱德率領的中共中央工作委員會遷到河北平山縣陳南莊,搞「土改運動複查」。「群眾會上,把地富和『有問題』的人拉到台上,只要有部分人喊把某人打死,就當場打死。」

    在河北阜平縣,「地主、富農屢屢被捆綁吊打、活埋刀剮,幾天內就打死三百多人」。

    河北有個村子,沒有一戶地主,也要抓一個地主出來。有一個農民的祖父曾經雇過一個長工,他就被算作地主了。在村裡的土台上放個大瓷碗,每人手拿一顆黃豆,誰認為應該處死,就把黃豆扔進瓷碗。當唱票人宣布「票」數超過一半時,行刑手便舉槍執刑,殺了那個地主的孫子。

    1947年6月間,松江省賓縣(今轄屬黑龍江省),「土改」運動鬥爭了12,221戶,其中只有2,100多戶是地主富農,另8,300多戶是被當作富農的中農,還有1,300多戶是貧農。「全縣被鬥爭人數106,050人,占全縣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六。」「據統計,共627人死亡,其中,打、殺死493人,打後自殺50人,打後凍、餓致死84人(婦女60人、青少年24人)。」

    整個「老解放區」(1948年以後中共取得政權的地區叫「新解放區」)的土地改革運動殘酷至極。「在1947年春天開始的不分青紅皂白的激烈鬥爭中,不僅劃階級標準不清,而且亂打亂殺極其嚴重……人口總數不過一億多,僅僅幾個月時間,就殺了25萬人,平均起來每四五十人就差不多有一人被殺。」

    記者:1948年2月,毛澤東發布《新解放區土地改革要點》,規定將「土改」打擊對像定為鄉村「戶數百分之八,人口百分之十」。這個指標是如何制定的,對當時的土改起到了什麼指導作用?

    丁抒:這個指標的制定毫無根據,是毛澤東在中南海裡閉門造車的結果。

    這是繼「老解放區」鬥地主亂打亂殺之後在全國「新解放區」變本加厲亂打亂殺的根源。中共西北局研究室和陝西省委根據調查得出結論:整個關中地區,「地主占農村戶口不到百分之一,加上富農共占百分之六左右,共占(有)土地百分之二十左右」,因此不應將一般地主、富農劃為「農村人民的主要敵人」,不應該抄襲1927年《湖南農民運動考察》中的「鬥爭方式」。

    南方農村也大致如此。如國民政府蔣介石的老家浙江奉化縣,地主、富農家庭共占人口總數7.44%,共占有土地24.47%。

    如果遵照毛澤東的「土改」打擊對像定為「戶數百分之八,人口百分之十」的規定,全部地主、富農都被打擊也還不夠。當時全國鄉村總人口約四億八千萬,按毛澤東的規定,4,800萬人將是「土改」的打擊對像。

    後來把打擊面縮小了一點,減到百分之三(不包括富農),包括富農的話也有百分之七八,也有三千多萬。這個必須完成的「指標」極大地加劇了「土改」中之亂打亂殺。

    (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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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產主義黑皮書》前言之二:雙重標準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裡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

    當本書面世之際,法國社會黨人、總理利昂內爾‧若斯潘(Lionel Jospin)碰巧需要共產黨人的投票來組成議會多數派。於是,右派的演說者們在國民議會引用黑皮書,起身攻擊他的政府窩藏沒有為過去罪行懺悔的盟友。若斯潘回憶了戴高樂主義者和共產黨人組建的自由聯盟(這是公平的遊戲),以此進行反駁,只是為了更好地得出結論:與他們一同執政,他也很〝自豪〞(這並沒什麼說服力,因為組建自由聯盟時古拉格還不為人所知)。這也不只是若斯潘情急之下才說的話;在他領導的左派看來,共產黨人儘管過去犯有錯誤,但仍屬於民主進步陣營,而右派則被懷疑對〝法西斯主義者〞讓-瑪麗‧勒龐 (Jean-Marie Le Pen)的國民陣線(National Front)〞持溫和立場(要知道,保守派曾一度共同支持維希政府)。此事以非戴高樂主義者的右派走出議會而告終,而戴高樂主義者則尷尬地留在席位上。緊接著,這場辯論就延燒至電視和報刊。

    其實,這場辯論也在本書的作者中引發分歧。所有作者都是研究學者,與共產主義歷史與社會學研究中心(Centre d』Etude d』Histoire et de Sociologie du Communisme)及其評論性刊物《共產主義》有關。該機構由共產主義學術研究的先驅、已故的安妮‧克裡格爾(Annie Kriegel)創立,其任務是與俄羅斯較年輕的史學家合作,開發獲取蘇聯檔案的新渠道。同樣重要的是,這些研究人員都曾是共產主義者或其親密的同伴;正是如何評價他們共同的過去,引發了他們之間的分歧。因此,當《黑皮書》掀起可預見的政治風暴時,庫托伊斯兩個關鍵的合作夥伴——寫俄羅斯部分的尼古拉‧韋爾特(Nicolas Werth)和寫中國部分的讓-路易斯‧馬格林(Jean-Louis Margolin)——都公開表示不贊成他更大膽的結論。

    讓我們從這場辯論開始吧,它幾乎不是專門針對法國而言。無論何時何地,當我們提出〝極權主義〞這個概念,以及本世紀兩個極權主義在道義上的對等性問題時,都會引發辯論。因為認為納粹主義之邪惡獨一無二的看法現在已根深蒂固,以至於與其作任何比較都容易顯得不可信。

    對納粹主義作出這樣的評價有幾個原因,其中最明顯的是,西方民主國家在二戰中組建了一種全球性的〝民眾陣線〞,來對抗〝法西斯主義〞。而且,相比納粹當時占領了歐洲大部分地區,共產主義在冷戰時期只是從遠方威脅西方。因此,在這場新的衝突中,儘管民主面臨的風險和二戰時一樣高,但發起衝突的壓力明顯低很多;冷戰以〝邪惡帝國〞最後一任總書記米哈伊爾‧戈巴契夫投入冷戰終極勇士羅納德‧裡根總統戰友般的懷抱而告終。因此,共產主義的崩潰並未隨之帶來紐倫堡式審判,也沒有因此促成去共產化,嚴肅地將列寧主義從文明中剔除;當然,仍然存在具有穩固國際地位的共產政權。

    我們持雙重看法的另一個原因是,納粹主義在其罪惡最猖獗時,因戰敗而崩潰,從而將其全部罪惡永遠定格在世界的記憶中。相比之下,共產主義在其邪惡高峰期卻取得重大勝利,從而贏得半個世紀的生命力。期間,發生了蘇聯部分清算史達林。此外,在一些國家,也有一些不成功的領導人試圖為這一體制賦予〝人道色彩〞[如捷克斯洛伐克的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cek)於1968年進行的改革]。最終共產主義喪失了活力。由於這兩種極權主義迥然不同的結局,納粹主義所有的秘密都在50年前得以曝光,而我們探查蘇聯的檔案還僅僅是開始,東亞和古巴的檔案甚至依然被封存。

    更多的主觀因素,使人們在檢視歷史檔案時對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採取不同的態度。納粹主義對西方人來說,似乎更為怪異,因為它出現在文明歐洲的心臟,路德(Luther)、康德(Kant)、歌德(Goethe)、貝多芬(Beethoven)的家鄉,當然也是馬克思的家鄉。相比之下,共產主義還不算是個歷史怪胎。它出現在位於歐洲的俄羅斯邊陲——別忘了,幾乎也位於〝亞洲〞——那裡儘管出現過托爾斯泰(Tolstoy)和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但文明從未紮下深根。

    當然,納粹主義最根本的特徵就是大屠殺,這被認為是歷史上獨一無二的罪行,試圖滅絕整個民族。紐倫堡審判期間,為這一罪行創造了一個專有名稱——〝種族滅絕〞。猶太民族因此擔負起一項莊嚴的責任:讓世界秉持良知,銘記猶太死難者。即便如此,大眾對〝最終解決方案〞(譯者註:即納粹對歐洲猶太人的大屠殺方案)也是慢慢認識的,事實上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才認識到。正是在這些年裡,共產主義逐漸發展成熟。所以,到共產主義垮台時,在這些截然不同的情境之間,自由世界對其兩大最新對手採用雙重標準已經長達50年。

    因此,現在希特勒和納粹主義一直存在於西方的印刷品和電視中,而史達林和共產主義只是零星出現。前共產黨員這一身分不會帶有任何恥辱,甚至不會伴隨著任何懺悔;而過去與納粹主義的聯繫,無論多麼微弱,都會造成不可磨滅的污點。

    因此,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和保羅‧德曼(Paul de Man)持續受到懷疑,其思想的實質受到歪曲。相比之下,多年來聽命於史達林,任法國共產黨文學雜誌編輯的路易‧阿拉貢(Louis Aragon),1996年卻躋身〝七星文庫〞(Pleiade)經典作家之列;新聞界飽含感情地讚美他的才能,對其政治活動卻幾乎保持緘默。[黑皮書再現了1931年他寫給克格勃(KGB)前身國家政治保衛總局(GPU)的一首詩] 同年,一部受讚譽的電影《郵差》(II Postino)也對史達林主義詩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聶魯達(Pablo Neruda)及其事業感傷視之。早在1939年,他任智利駐西班牙外交官時,就充當了共產國際事實上的代理人。1953年,史達林死亡,聶魯達用一首令人作嘔的頌歌悼念他。人們因其政治立場而受到不平等對待,該清單可無限延長。

    在東方,這種偏見則更加明顯。沒有任何古拉格集中營變成博物館,用以紀念其囚犯;赫魯雪夫推行〝非史達林化運動〞期間,所有的古拉格集中營都被推土機夷為平地。史達林受害者唯一的紀念碑是一塊不起眼的石頭。它從索洛維茨基(Solovki)群島位於北極的集中營被帶到莫斯科,並放置在盧比揚卡廣場(Lubyanka Square)旁邊,而前克格勃總部仍座落在那裡。人們必須穿過車流才能到達其所在地。沒有任何常客來參觀這塊孤零零的石板,除了偶爾出現的最多一束枯萎花束。相比之下,列寧的雕像依然高高佇立於大多數城市中心,他的乾屍也體面地躺在陵墓裡。

    在整個前共產主義世界,幾乎還沒有一個責任人受審或受懲罰。的確,到處都有共產黨在政治場上角逐,但通常是以新名稱出現。在波蘭,前雅魯澤爾斯基將軍(General Jaruzelski)政府成員克瓦希涅夫斯基(Alexander Kwasniewski),於1996年擊敗反共運動的標誌性人物萊赫‧華勒沙(Lech Walesa)(無可否認,他是個無能的競選者),贏得總統大選。1994年至1998年任匈牙利總理的古利亞‧霍恩(Gulya Horn),曾是該國最後一屆共產黨政府的成員,也是一個民兵組織的成員。這支民兵曾與蘇聯軍隊一道,幫助鎮壓了1956年的起義。相比之下,在鄰近的奧地利,前總統庫爾特‧瓦爾德海姆(Kurt Waldheim)在其納粹背景被揭發後,立即在世界範圍內受到排斥。必須承認,西方的親共文人和現今東方的共產黨官員的確從未充當史達林的劊子手,但對他們的過去保持沉默,就意味著共產主義不比納粹主義糟糕嗎?

    圍繞《黑皮書》的辯論有助於形成一個答案。一方面,自由派《世界報》(Le Monde)的評論家認為,孤立談及從金邊到巴黎的某個共產主義運動是不合理的。更確切地說,紅色高棉的暴行如同第三世界盧安達的種族屠殺,或者亞洲的〝鄉村〞共產主義完全不同於歐洲的〝城市〞共產主義,或亞洲共產主義真的只是反殖民主義的民族主義。

    這種以歐洲為中心的傲慢論調,其言外之意是,從社會學角度來說,將各種運動合起來看,只是一種策略,是為了獲得更高的死亡數字,來對抗共產主義、對抗所有左派。保守派《費加羅報》(Le Figaro)的評論員將還原主義社會學唾棄為一種為共產主義脫罪的方式,並回答說,全世界的馬列主義政權,都是同一個意識形態和組織模子刻出來的。這一中肯的觀點也帶有警告性的潛台詞:無論哪一種社會主義者,都不可被信任去抵制極左派無時不在的惡魔(那些人民陣線當時出現畢竟絕非偶然)。

    然而,如果我們讓有分歧的《黑皮書》作者們對這一爭議進行仲裁,我們發現他們在此問題上毫無分歧:列寧主義模式確實被用於所有曾經的〝兄弟〞黨派。毫無疑問,該模式被以不同的方式應用於不同的文化背景。正如馬格林所指出的,在俄羅斯,鎮壓的主要實施者是一支專門組建的政治警察部隊,名為Cheka(契卡),後來先後更名為GPU(國家政治保衛局)、NKVD(內務人民委員部)、KGB(克格勃);而在中國,鎮壓的主要實施者是〝人民解放軍〞;在柬埔寨,則是持槍行兇的青少年,他們來自農村。因此,在亞洲,對民眾的意識形態動員比在俄羅斯更深入。然而,在每個地方,目的都是鎮壓〝人民的敵人〞——如列寧早先所稱的〝像害蟲一樣〞,共產主義由此開始把對手〝動物化〞。此外,從史達林到毛澤東、到胡志明、到金日成、到波爾布特的繼承方式非常清楚,每個新領導人都從其前任那裡接受了物質上的援助和思想上的啟發。回到開頭說,波爾布特最初於1952年在巴黎學習了馬克思主義 [當時,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和莫裡斯‧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這樣的哲學家正在解釋恐怖如何能夠成為〝人文主義〞的催生因素]。因此,如果辯論停留在量化暴行(quantitative atrocity)這一層面,雙重標準就崩潰了,共產主義會表現為一個更加邪惡的極權主義。

    但是,如果辯論轉向定性罪行(qualitative crime)這一層面,這個結果就容易被逆轉。這裡的決定性因素又是大屠殺,它是納粹主義獨一無二邪惡本性的證明。的確,這個標準已經變得很普適,以至其它受迫害群體,從亞美尼亞人到南北美洲的土著居民(有不同程度的合理性),都借用〝種族滅絕〞這個詞來描述他們自己的經歷。這些經歷被隱諱地比作大屠殺,其中很多比擬被斥為不合理,甚至誹謗,這不足為奇。事實上,一位受尊敬的研究人員在《世界報》上發表的一篇情緒過激的專欄文章,就譴責庫托伊斯的導論是反猶太主義。

    此外,還有其它不那麼情緒化的論點,賦予納粹恐怖以顯著的獨特性。每個地方的刑法,都是根據動機、所用手段的殘酷程度等,來區分謀殺罪的等級。因此,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在很久以前、弗朗索瓦‧福雷(Francois Furet)在近來雖都毫不含糊地指出共產主義的邪惡,但把為實現政治目標的滅絕與為滅絕而滅絕區別看待,無論那個政治目標是多麼邪惡。從這個角度看,共產主義再次給人感覺還不如納粹邪惡。

    然而,這個似是而非的區別很容易被徹底推翻。特別是東歐異見者們認為,以崇高理想比以卑鄙理想的名義進行大屠殺更加邪惡。畢竟,納粹從未假裝善良。相反,共產黨人則吹噓其人道主義,數十年來欺騙了全世界數百萬人,因此犯下最大規模的殺戮卻不受懲罰。再者,納粹也沒有以意識形態儀式將其受害者斬盡殺絕;相反,共產黨人則通常強迫其獵物在簽字的口供裡認〝罪〞,從而承認共產黨路線的政治〝正確〞。最後,納粹主義是個獨一無二的案例(墨索裡尼的法西斯主義並不真正具有競爭力),而且它沒有向全球蔓延。相反,共產主義的普遍性允許它如癌細胞一般在全球擴散。

    阿蘭‧貝桑松(Alain Besançon,譯者註:法國歷史學家)強力表達的最終立場是,殺人就是殺人,無論意識形態動機為何;對於同樣死去的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受害者來說,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譯者註:美籍猶太裔政治理論家)的《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也表達了這樣的絕對對等性:兩種體制屠殺其受害者,並不是因為他們做了什麼(比如反抗這個政權),而是因為他們的身分,無論他們是猶太人還是富農。從這個角度看,一些人認為,小資產階級的〝富農〞一詞更有彈性,因此不如生物學上的〝猶太人〞一詞更有致命性;這種區分是無效的:社會階級和種族劃分同樣是偽科學。

    不過,這些定性的觀點沒有一個能〝成為定論〞,這與通過實證確定的受難者人數不同。既然對於政治〝邪惡〞的程度沒有共識,一些研究人員會聲稱,所有的價值判斷僅僅是表達其持有者的意識形態偏好。

    因此,這些〝實證主義〞社會科學家斷言,道德問題與了解過去無關。一個例子是,近來有一本書專門講述現代歐洲的政治告密風。該書的導論提供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事實:1939年,蓋世太保雇用了7,500人,相比之下,NKVD雇用了366,000人(包括古拉格人員);共產黨使告密成為一項義務,而納粹黨則沒有。但該書並未從這些對比中得出任何結論,相反,卻告訴我們,在這兩種制度下,全體民眾被指定將告密作為〝日常實踐〞,並且這是為了自我晉升的緣故,而不僅僅是意識形態的緣故。我們還被進一步告知,在革命前的俄國農村,告密之風盛行;在法國雅各賓派掌權時期、英國清教徒受迫害時期、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時期以及美國麥卡錫主義盛行時期,告密達到頂峰。其實,這篇導論中列舉的所有〝獵巫狂潮式〞的告密風確實有一些共同的特徵。

    然而,問題是,這種觀點將無處不在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簡單歸結為人類學問題。隨著這一目的的達成,編輯們泰然自若地向我們斷言,與漢娜‧阿倫特的觀點相反,〝納粹/蘇維埃的相似之處〞還不足以使告密成為〝『極權主義』所特有的一種現象〞。更重要的是,納粹/共產主義制度與西方制度的差異〝不是定性的,而是定量的〞。由此暗示,把共產主義和納粹主義兩者的恐怖等量齊觀,實際上成了冷戰時期的謊言。這正是25年來基於〝修正主義〞和社會還原主義的蘇維埃學研究的意識形態潛台詞。

    同樣地,這種就事論事的方法認為,共產主義的恐怖,並非特別具有共產主義性質,似乎納粹主義的恐怖也不特別具有納粹性質。所以,在人類學的大片灰色模糊的區域中,血腥的蘇聯實驗被普通化了;蘇聯只是普通改朝換代的產物,邪惡程度和任何其它政權不分伯仲。但這顯然是胡言亂語。要想對過去有任何真正的了解,我們必須回到道德判斷的問題上——事實上,作為人類,我們也必須這樣做。

    道德主要是一個永恆真理或先驗規則(transcendental imperatives)的問題,然而,在20世紀,情況已不再如此。它首先是個政治忠誠的問題,也就是關於如何劃分左派與右派的問題。他們可大致定義為:一方以富有同情心的平等主義原則為優先,另一方則強調審慎的秩序。然而,這兩個原則都不能完全單獨應用而不摧毀社會體系。因此,一方面,人們面臨著追求平等的不可抗拒的壓力,另一方面,等級制度在功能上也有其存在的必要性,這令當今世界陷於持久的緊張之中。

    在對共產主義和納粹主義的暴行進行任何量化評估時,正是上述這種局面,給予了共產主義對納粹主義永久的質的優勢。共產主義一開始就宣稱致力於實現普世的平等,而納粹只抬出了不知廉恥的民族利己主義。正是這一特徵,使納粹在西方國內政治中受到關注。在小的方面,它們的行為是可比的,但它們的道德光環是對立的。這樣,我們就涉及到辯論的關鍵點:一個有道德的人〝不會把左派視為敵人〞(no enemies to the left)。以此觀點看,抓住共產主義罪行的罪行不放,只會〝給右派以可乘之機〞——如果反共產主義的真實意圖確實不是反自由主義的話。

    本著這一精神,《世界報》的主筆認為,《黑皮書》不合時宜,因為把共產主義與納粹主義等同視之,就消除了〝讓極右翼合法化的最後障礙〞。極右翼是指勒龐(Le Pen)。誠然,勒龐的政黨和歐洲其它地區散布仇恨的類似排外運動,代表著一種令人恐慌的新現象,這當然令所有的自由民主主義者感到擔憂。但絕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共產主義的犯罪歷史應當被忽略或最小化。這樣的觀點,只不過是新的歷史條件下薩特(譯者註:其法語原名Jean-Paul Sartre,法國20世紀的哲學家,法國無神論存在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西方馬克思主義最積極的鼓吹者之一)出名詭辯的變種。這種詭辯聲稱,應當對蘇聯集中營的罪行保持沉默,」pour ne pas descsperer Billancout」 [目的是不讓法國比揚古(Billancourt)的汽車工人陷入絕望]。對此,薩特曾經的同事加繆(Albert Camus)很久以前回應說,事實就是事實,否認它,就是嘲弄人性和道德的原則。

    事實上,這種詭辯的持續存在,恰恰說明了《黑皮書》為何如此適時應景。那麼,究竟是書中什麼內容激起了反響?本書並未自稱具有獨創性。對於共產主義所造成的人員傷亡,它根據我們現今所知提供了一份清單。只要可能,我們都以檔案為依據,其它情況下則利用了可得的最佳間接證據,並適當考慮了量化的難度。而且,正是這份清單的嚴肅性賦予本書以力量;的確,當它帶領我們從一個國家來到另一個國家,目睹了一場又一場的恐怖時,累積的影響勢不可擋。

    (待續)

    (大紀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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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產主義黑皮書》前言之三:追溯正義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裡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

    同時,本書也平和地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分析性觀點。第一點是,共產黨政權不只是實施犯罪行為(所有政府偶爾也會這樣做);它們本質上是犯罪企業(criminal enterprises):原則上,可以說,它們都依靠暴力統治,無法無天,且罔顧人命。因此,韋爾特關於蘇聯的章節以〝反人民的政權〞為題,帶領我們有條不紊地穿越從1917年10月革命至1953年史達林之死連續出現的恐怖怪圈。經過比較,他指出,1825年至1917年,在沙皇統治下,執行了6,321例政治死刑(其中多數發生於1905年至1907年革命期間),而在1918年秋季兩個月的官方〝紅色恐怖〞(Red Terror)中,布爾什維克執行的死刑就達到約15,000例。如此持續了三分之一世紀;例如,在1932年至1933年農業集體化所導致的饑荒期間,有600萬人死亡,在大清洗(Great Purge)期間,有72萬人被處決,1934年至1941年間,700萬人進入古拉格集中營(那裡有大量人死亡),在史達林死亡時,那裡仍關押著275萬人。誠然,這些人員總數代表著不同形式的國家暴力,並非所有形式都會立即致人於死;但作為政府的常規手段,所有形式的國家暴力都意味著恐怖。

    在馬格林所寫的〈中國:進入黑夜的漫長征程〉一節中,那些不太為人熟悉的數字則更令人震驚:最低限度就有一千萬人〝直接受害〞;經歷過中國〝隱藏的古拉格〞即勞改的人中,很可能有兩千萬人死亡;超過兩千萬人死於1959年至1961年大躍進所導致的〝政治性饑荒〞(political famine),這是史上最大的饑荒。最終,在波爾布特模仿毛澤東大躍進期間,約有七分之一的柬埔寨人死亡,這是共產國家中最高的人口比例。

    本書提出的第二點是,有虛構的說法稱共產主義是後來〝拐錯彎〞(wrong turn)才迷失了方向,其實共產主義起家就從未仁慈過。列寧從一開始就期望,確實也是想要,憑藉內戰粉碎所有的〝階級敵人〞;這場戰爭主要是針對農民,一直持續到1953年,期間只有一些短暫的停頓。原來,關於〝列寧好/史達林壞〞的無稽之談,也不過如此。 [如果有人懷疑仍有必要提出這一案例,在例如現行版《大英百科全書》(Encyclopædia Britannica)令人傷感的文章〈列寧〉中,就可能找到答案。] 還有一個觀點具有〝技術〞性:利用饑荒來破壞農民對共產政權經濟〝計劃〞的抵制運動。自索忍尼辛(譯者註:英文名為Aleksandr Solzhenitsyn,1918年—2008年,前蘇聯作家,其作品道盡蘇共極權統治的殘酷真相)以來,這類〝暴君式〞手段就一直被拿來與技術先進的納粹毒氣室作對照。

    更基本的一點是,紅色恐怖不能解釋為革命前政治文化的延續。共產黨的鎮壓並非自上源於傳統的獨裁統治;也不單純是自下源於民間的暴力行為的升級——無論是俄國的農民無政府主義,還是中國周期性的千年起義,抑或是柬埔寨加劇的民族主義。但所有這些傳統都被這種新的政權所利用。儘管兩次世界大戰嚴酷的條件作用是重要因素,但共產主義行徑的根源也不存在於大戰的暴力之中。 相反,在每一起案例中,對民眾的大規模暴力,都是為建立革命新秩序而蓄意實施的一項政策;其範圍之廣、滅絕人性之程度都遠遠超過該國過去的任何事件。

    最後一點,是庫托伊斯所堅持認為的,其同事們對此也有清晰的陳述,即共產主義訴諸〝永久性內戰〞依據的是馬克思主義對階級鬥爭的〝科學的〞信仰。馬克思對此作了一個有名的比喻,稱階級鬥爭是〝歷史的暴力助產士〞。庫托伊斯補充說,類似地,納粹暴力是基於一種科學主義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它斷言通過種族鬥爭可實現民族的復興。

    馬格林對共產革命蔓延到東方時激進主義升級的描述顯示,有效地鼓吹意識形態,將其作為共產主義大屠殺的依據,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當然,這種升級始於史達林。他把自己描述成〝當今的列寧〞,把他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描述成又一場十月革命。後來,到1953年,也就是毛澤東上台4年後,史達林的繼任者們終止了大規模的恐怖,認為它對他們此時已超級強大的政權來說,變得代價太過昂貴。不過,對他們的中國同事們來說,此時正值世界革命在亞洲起步之際,莫斯科的溫和立場等於〝背叛〞了它。因此,1959年至1961年,毛澤東受驅使發動了〝大躍進〞,這超越了莫斯科式的純粹社會主義,妄想進入共產主義,因為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和《哥達綱領批判》(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中曾對它作出過設想。毛憑藉此舉超越了其蘇聯導師。而在1966年至1976年,他將文化大革命的無政府狀態引向自己所在的黨,繼續超越史達林1937年至1939年對自己黨的大清洗。但整個這套傳統最瘋狂的派生物,是1975年至1979年波爾布特的紅色高棉運動;因為這場針對城市〝資產階級〞文明的暴行,恰恰表露了一個野心:要超越毛的〝成就〞,推動彈丸之地的柬埔寨進入世界革命的前列。

    然而,這種〝進步〞長期處於無效率狀態,最終促使毛澤東的繼任者們結束了大規模恐怖,中途轉向市場經濟,這樣輪到他們〝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動力。1979年以後,鄧小平由此在世界範圍內終結了1917年10月推出的變態的普羅米修斯主義(Prometheanism)。因此,《黑皮書》從彼得格勒到中國海域追蹤了共產主義的發展軌跡,無可避免地顯示出,意識形態而非社會進程,刺激了這一運動疾如流星般的迅速興起,而意識形態在實踐中的失敗又導致其突如其來的崩潰。

    這個超越國界的觀點,非常有助於回答共產主義歷史提出的一大問題,即一個基於工業社會無產階級革命的教義為何只在農業為主的社會掌權成了氣候?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定義,這些社會對〝社會主義〞準備最不充分。但馬克思的社會主義革命不僅僅是一個經濟發展問題;它本質上是關乎世界和人類最終命運的一次飛躍,〝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飛躍〞。這種類似奇蹟般的轉變,對那些要克服最大落後差距的人來說,具有最強的誘惑力,因此馬克思主義的行進路線得以更深地進入政治和經濟落後的東方,也就不足為奇了。通過一次比一次誇張的〝躍進〞,共產主義在東方實現升級。只有考慮到這種同馬克思主義自相矛盾的現象,我們才能創立20世紀大事件——共產主義的真正的歷史編纂學。

    這把我們帶回到史蒂芬‧庫托伊斯在黑皮書中提出的棘手而令人頭疼的問題:在道義上將共產主義與納粹主義同等看待,又怎麼樣呢?經過50年的爭論,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無論鐵的事實是什麼,當前的政治和過去的現實對於衡量極權主義的邪惡,是同等重要的。所以,只要存在左派和右派,我們總是會遇到雙重標準,這一點的確將長期存在。無論多麼徹底地證明了共產主義的失敗,且新的研究使其邪惡日益曝光,我們總是會遇到諸如一家西方主要報紙駐莫斯科記者那樣的反應。這名記者在共產主義垮台後,仍然可以私下向俄羅斯人打招呼說:〝謝謝你們嘗試過(共產主義)了!〞;總會有和他志趣相投的人,未經觀察分析就將《黑皮書》斥之為〝右翼反共言論〞。然而,對於更多平凡的觀察者來說,這一點終於變得清晰起來:我們目前的定性判斷與本世紀政治犯罪的真正清單,相去甚遠。

    也許正是這種荒謬性把我們帶到一個轉折點。如果是10年前,《黑皮書》的作者們會拒絕相信他們現在所寫的。對蘇聯檔案,以及最終對東亞檔案的探查工作,將繼續改變不公道的局面。而且,這種情況的出現,正值歷史撰述日益轉向反思性平權行動(affirmative action),旨在履行我們緬懷過去所有被壓迫者的責任——的確,也正逢政府和教會正式為他們的歷史罪惡道歉。當然,一個黨派,如果還有人性的話,對那麼多黨徒那麼長時間犯下的非人道罪行的受害者,就會給予同情。

    即便如此,這種〝追溯正義〞(retrospective justice)的努力也註定會遇到難以逾越的障礙。在這個不公正的世界上有太多的好心人,不可能完全放棄對絕對平等的期望;還有一些不太好的人,打著〝理性〞的旗號,總是會向他們推銷實現這種幻想的秘方。對共產主義罪行進行任何現實的清算,必將促成他們這種烏托邦式的幻想破滅。所有追尋歷史真相的志同道合者,在共產主義為其邪惡受到應有的懲罰之前,應當準備好走一段很長的路。

    (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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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韻舊金山連4場爆滿 「生命更好的歸宿」



    2018年1月4日下午,舊金山飄落著濛濛細雨,舊金山歌劇院內掌聲、歡笑聲、讚嘆聲不絕於耳,一片暖意充滿觀眾心頭。美國神韻國際藝術團在舊金山的第四場演出再次爆滿。純正的中華五千年神傳文化淋漓盡致地展現在舞台上,深深地打動了舊金山主流觀眾的心。

    導演:從未看過如此有深度的製作

    「舞蹈真是太棒了!」專業演員、導演Robert Bentley說,「我從未觀賞過如此有深度的製作,真是太好了。」

    「神韻演出色彩明亮、美不勝收。」他說,「這是舞蹈家們經歷過嚴格訓練的成果展現,也是多少個世紀以來舞蹈的積澱的展現。」

    他說,「我喜愛富有活力的蒙古筷子舞。我認為,反映發生在中國的反迫害故事非常重要,把這個故事向全世界講述,意義非凡!」

    他認為許多美國人仍不了解在中共鐵幕下,中國那片土地上正在發生的事情,外界所看到的多是被掩飾的方面,但卻沒有看到中共政權壓制人權的一面。

    神韻的天幕令觀眾產生身臨其境的感覺,他說:「背景天幕效果驚人,而且非常智慧,似乎令舞台上的人物能夠上天入水,非常獨特。」

    他說,神韻是非常精彩的演出,色彩斑斕、充滿活力,舞蹈完美,舞蹈演員們通過肢體動作、表情能夠將背後故事娓娓道來,「絕對值得觀賞!」

    作曲家:神韻音樂非常美

    「中西合璧樂器演奏的樂曲非常美,真的非常美」,作曲家Joe Nemeth說,他尤其對只有二根弦的二胡讚嘆不已,「真是太美了,我非常喜歡。」

    Nemeth曾經拉小提琴、彈鋼琴,他說,「二胡演奏的音樂非常特別,可以發出像人發生的聲音,我在欣賞神韻樂團演奏時,就好像聽到有人歌唱,我當時在想:歌唱家在哪?」

    談到神韻的動態天幕,Nemeth豎起大拇指興奮地笑了起來:「太酷了,太酷了,非常精彩,我從未見過這樣的天幕,非常神奇,簡直天衣無縫,演員可以跳進天幕飛走。」

    「神韻的舞蹈和服裝不是一般的好。中國舞蹈可以表現出人的情感,這讓我很感動。」他說。

    他的太太Marta是翻譯,她尤其喜歡神韻舞劇,「神韻正在為恢復傳統文化而努力,太好了,能看到不同的文化演出,非常棒。」

    Marta表示,真希望知道神韻演員們服裝的用料。「我真想摸一下,他們還用服裝造型,綠色的顏色、粉色的顏色,組成不同的圖案,神韻的編舞很美。」

    她說,神韻演員們整齊的舞姿給她留下深刻印象,他們明年還會來看。

    律師:無法想像會有這麼棒的演出團體!

    「我們完全被驚呆了,這是提升人境界的演出」,律師Michael Semansky說,他們是劇院的常客,經常看芭蕾舞表演,「神韻演出震撼人心!」「神韻精彩絕倫,沒有演出可以媲美神韻。」

    「神韻太令人驚嘆了,神韻展現的文化、音樂和舞蹈美妙無比。」他說,這是非常獨特的經歷,是他怎麼想也想像不出來的演出。

    他的好朋友、律師Bill Cosden說,他不知道從哪說起?手絹舞?筷子舞?舞台設計?「那些演員們太令人驚嘆了,神韻美的令人無法置信。」

    他用「引人入勝」來形容神韻演出,「無法想像會有這麼棒的演出團體!他們演出的那麼深奧,包羅萬象。」

    「那個二胡獨奏,讓我們感到好像被催眠了,進入一種寧靜的狀態。」他說。

    作家:生命會有一個更好的歸宿

    「神韻演出美的令人驚嘆!」作家Edmond Vasquez帶女兒看完演出後說,「演員們整齊化一的動作,那麼多演員跳舞時好像是一個人在跳舞,嘆為觀止,令人感動。」

    Vasquez表示,欣賞神韻舞劇讓他時而心情沉重,時而感到興奮快樂,尤其是結束時更是這樣。

    演出中展現不同時代的文化令他著迷,也讓他改變了對中國人的看法,「神韻的服裝、舞蹈,所有的一切讓我感到中華文化非常光明。我以前印象中的中國人非常自律、勤勞,只知道工作,在節目中看到的中國人非常活潑、快樂。」

    「中國傳統文化令人著迷,中國家庭中的那種互相關愛、團結,令人嚮往。」他說。

    Vasquez是基督徒,他認為神韻傳遞的信息很容易讓他產生共鳴,「明天會變得更好,生命會有一個更好的歸宿。」

    他說:「一場提升人心靈境界的演出,你會有種幸福感。」

    教授:回歸傳統 神韻為我們指明了方向

    「神韻是集合舞蹈、音樂和現場樂團伴奏的一台美妙絕倫的演出。最重要的是理解演出所呈現的文化、歷史,還有傳達的和每個人相關的精神內涵。」Eric Matsumoto博士步出劇院,對剛結束的神韻演出讚不絕口,「我感受到晚會在傳遞重要的內涵。」

    Matsumoto是加州州立大學Sacramento分校的土木系教授,2018年1月4日下午,他和女兒Christie Matsumoto一起於舊金山歌劇院欣賞了美國神韻國際藝術團的精彩演出。

    從神韻中,Matsumoto領悟到人類與傳統逐漸背離,他說:「中國文化博大精深,歷史悠久,有很多美德,就像歌詞和故事裡提到的忠貞、磨礪等。中國歷史上有許多名人將相、風流人物,都會對美國有幫助。美國歷史很短,我們也有自己的根,但我們與我們的傳統漸行漸遠。我感到當今社會缺失那些美德:善良、勤奮、德、信仰等,人們追求短暫滿足和物慾。我體悟到神韻在給我們提示,在中國大陸有一群人,他們在追尋更高的真理,但是中共在迫害他們,這令人傷心,我們為中國人祈禱,希望能更多地了解他們遭受的苦難。」

    五年前Matsumoto和太太看過神韻,這次帶女兒再來欣賞,他表示:「絕對值得再回來欣賞神韻,神韻每年都是一台全新的節目,簡直難以置信。今年我看到的節目都是全新的,和我五年前看的神韻節目都不同。」

    「幽默在神韻的整晚演出中隨處可見,恰到好處,包括兩位主持人和很多節目,都很幽默。」Matsumoto對中國是一個多民族、每個民族都有獨特文化這一點感到震撼,他說:「我還想提到演出中的苗族舞,這個民族舞是如此迷人,那些銀飾鈴聲,和她們獨特的舞蹈,我非常喜歡。這個舞蹈如此別致,和神韻的其他舞蹈都不同,我想這是苗族的獨特文化,中國有那麼多少數民族!」

    Matsumoto表達對神韻藝術家們的感激:「請轉達給神韻藝術總監、樂團指揮和每位藝術家,這是一台夢幻般的演出,引人共鳴。這些中國人所追求的,對美國人也同樣非常重要。我認為我們國家需要回歸到我們的傳統,神韻為我們指明了方向。」

    「今晚的收穫是遞進的過程」,Matsumoto說:「剛開始是視覺上的震撼,視覺上非常美麗。進一步,演出有輕鬆的故事。在演出最後,傳遞出嚴肅的深層內涵,這使我深思,不是美國人都生活在美國,我們擁有很多自由。當他(神韻主持人)介紹神韻不能在中國大陸上演,我感到震驚,我們擁有很多自由,我們認為天經地義,我們得想辦法幫助其他國家那些不能享有自由的人們。」

    漂亮的Christie目前還在上大學,主修生物工程。Christie特別喜歡「那個長袖飄逸的舞蹈,我知道要讓動作和袖子飄的方向配合完美,是不容易的,那個舞蹈好美啊!」

    「最後一個節目中,年輕人執迷於電子產品,我覺得有趣又真實。我希望我們不要迷失於電子產品,我們需要更多的彼此交流和關懷。」Christie欣賞神韻最大的收穫是:「今天看到的這一切表演,可能在啟迪我們尋找那背後的真相。當今社會風氣是沈迷於電子產品、科技,我今天的收穫是,要記住今天看到的一切,也許後面有更高的天機。」

    「神韻節目冊中談到善……還有歌曲裡唱到,無神論是不好的,我覺得演出有更深內涵,我覺得應該對所有人心存善良,認識到有神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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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倫多觀眾感受幸福 被神韻推上九霄雲外



    元月4日,美國神韻紐約藝術團在多倫多四季表演藝術中心(Four Seasons Centre for the Performing Arts)進行了第二,三場演出,神韻藝術家們以高超的技藝、純善純美的節目呈現,引領觀眾穿越不同朝代不同時空,領略了多元的中國文化。

    加國皇家音樂學院資深考官贊神韻音樂純淨

    本地的職業鋼琴藝術家Amanda De Boer女士獲益匪淺,她對神韻音樂表示由衷的讚嘆。

    身為加拿大皇家音樂學院的專業考官,Boer在過去25年裡每年都周遊加拿大和部分美國城市選拔音樂系的專業學生,具備一雙銳利的眼睛和尤其挑剔的耳朵。她稱讚道:「神韻晚會真是太美了,太打動人心了!所有節目都很精彩,無論是色彩,還是天幕上人物的飛進飛出,一切都那麼神奇!」

    她尤其關注到現場神韻樂團的出色表演:「能有現場樂團伴奏真是驚喜,樂團水平很高,音樂起伏跌宕的表演質量很高,同時整體的音樂非常純淨,非常純淨!」

    她特別讚美舞台上神韻的鋼琴伴奏師,她稱讚道:「那位伴奏師的水平非常高,和神韻的整體水平一樣!」對於中國樂器二胡獨奏,她也感到奇妙,稱讚非常美麗,讓人驚嘆,是她最喜愛的節目之一。

    神韻樂團指揮家的藝術水平也讓Boer讚嘆不已:「指揮發揮得很好,充分地把樂團裡各個成員的優點組合了起來,使得整台音樂非常豐富飽滿,很吸引人。」她對於神韻音樂能把東西方樂器成功地融和在一起,感到非常敬佩,稱讚神韻做得非常完美成功。

    Boer對於神韻樂團的精彩表現讚不絕口,稱讚她觀察到的亮點:「首先是和舞蹈的配合非常精確,銜接的非常及時,同時在作曲上也充分配合了舞蹈演員和他們的動作特點。」

    神韻晚會讓Boer感受到是一台豐富的文化盛宴,以聲音演繹的節目中有飽含傳統文化特色的內涵。她尤其稱讚表現古代中國女子忠貞不屈的舞蹈,還有女高音獨唱的歌曲也讓她深深感動,她說:「歌詞非常優美,傳遞著非常美好的信息。」

    Boer強調,希望沒有看過神韻的人別錯過,一定要去欣賞神韻。

    時裝模特贊神韻很美 感悟要成為更好的人

    當晚的演出傳遞的精神讓本地時裝模特Novakovic女士和丈夫Peter Novakovic非常感動。

    Novakovic女士說:「表演太壯觀了,美麗得令人窒息。整場演出傳遞的忍和善的精神,讓我思考,給我啟發,舞蹈音樂抒情,不僅美好,而且內涵很深,提醒我要更善良,更忍讓。提醒我自己變成更好的一個人。」

    她表示她早就聽說過法輪大法,但沒能深入了解。她說:「我很喜歡他們能讓人們關注法輪大法。今天看到她傳遞的文化和傳承的歷史,太美好了,我很高興,也很感動。」

    她還表示演出讓她想到了自己的經歷,「我最喜歡的一個節目是學校裡的男孩子們,和老師之間的故事,我自己也曾是學生,教授回來後發現學生們一團亂,很有趣。」

    Novakovic則表示,他對女高音印象深刻。「特別是女高音令我目瞪口呆,非常有能量。」

    他也表示從演出中學到了中國文化的很多知識。「演出太棒了,如此美麗,我喜歡舞蹈背後的故事和文化,我學到了很多中國不同地區和不同朝代的歷史,每個舞蹈都有自己的特色,編舞處處令人驚喜,演員技術非常高超,非常有天賦。現場伴奏也很棒。」

    Novakovic表示他相信神韻一定會完成復興中國傳統文化的使命。「我從來沒有看到對中共政府如此的表達,角度非常有意思,也很勇敢,我希望這能改變人們的思維,我個人不是一個信仰者,但我欣賞他們所做的,我希望有一天他們能在中國演出,如果真的發生了,那麼他們也成功地完成使命了。」

    神韻二胡聲音觸動心靈 攝影師熱淚盈眶

    1月4日的第三場演出,打動了很多現場的藝術家,其中包括自由職業攝影師Adrienne Stewart和她的家人。

    Stewart說她很難挑出最喜歡的節目,因為「我喜歡所有的節目,那色彩、背景被賦予了生命力,人從舞台上能跳進去和跳出來,舞台上的演員步伐如此輕盈,藝術性高得令人難以置信。」

    她表示很想用相機把看到的一切都拍下來,但是劇院不允許拍照。她說:「節目讓我熱淚盈眶,有太多信息要吸收。我要告訴所有的人都來看演出,我也教課,我要告訴我的學生們,讓他們也來看。」

    Stewart對只有兩根弦的樂器二胡印象深刻,「很高興能夠再次欣賞到現場伴奏,特別是二胡,聲音觸動我的心靈。」

    說起對二胡的喜歡,她的侄子Justin Stewart也深有同感。Justin 說:「我也喜歡二胡,那個聲音不常聽到,非常獨特。」

    Justin表示第一次看神韻演出,但父親大約十年前看過,「父親說非常棒,他告訴我們當時看演出的感覺,十年後,我再看,感覺更精彩,視覺效果更奇妙。」

    與姑姑喜歡所有節目不同的是,Justin最喜歡非常有活力的手帕舞,但兩人對演出中表達出信仰的理念的感受是相同的。

    Stewart認為:「演出想要復興中國的傳統,這個使命非常重要。」

    她說:「演出表現的精神信仰令人感動。多年來我從新聞中看到過法輪大法的故事,我沒有意識到迫害仍在繼續,傳遞真善忍的信息非常重要,對每個人都好,愛每個人,這個是沒有時間限制的,我們要公平,尊重每個人。」

    Justin 說:「中國人的信仰理念源遠流長。想要抹去人們的信仰,非常不公平,想要消除歷史和人們根深蒂固的思想,真是非常不好的事情。」

    教授感受豐厚幸福 歡呼被神韻推上九霄雲外

    Jack Najzer教授才看完上半場就已經激動地歡呼:「神韻把我推上了九霄雲外(Cloud Nine)!」

    Najzer是多倫多本地大型綜合大學Humber學院的教授,他中場休息時就已經喜形於色了。他連聲讚美神韻的美麗,覺得用語言都無法描述他的心情,「我樂得只是張大了嘴巴在那裡看啊!」

    他稱讚神韻的美超越了一切,「我喜愛她的色彩,喜愛演員們的表情,所有的一切都充滿了生機和活力」。他回憶起那個蒙古舞蹈,讚嘆道:「男演員用木筷子擊打身體發出的響聲,我聽了猶如觸電一樣興奮!」

    神韻的動態天幕技術也使Najzer驚訝不已。他說:「我看到演員們在舞台和天幕之間轉換,如此的自然,如同一幅活的繪畫藝術品,有時我真分不清那是一幅畫還是演員在台上,他們做得非常的高超、有創意。」

    他感謝神韻演員的付出,認為演員們如此輕靈的舞蹈來自於很多艱苦的訓練。他稱讚道:「她們如同蝴蝶一樣輕靈地跳躍,看上去非常輕鬆。她們真是超級水平的藝術家。」

    Najzer的驚喜不止於舞蹈,他對神韻的音樂也非常喜歡,他沒有預料到會有現場樂團伴奏,稱讚今天的晚會是超值享受。

    如此超值享受會是什麼心情?Najzer坦白道:「喜悅!大大的喜悅!雖然有個反映宗教迫害的故事讓我感到傷感,但即使那個節目也表現得非常高雅柔和,所以我整個人處於喜悅狀態中。」

    一直處於激動興奮狀態中的Najzer最後總結道:「音樂,濃厚的色彩,整個晚會把我拎了起來,把我推上了九霄雲外!這是幸福,豐厚的幸福和喜悅,就是這樣。」

    小提琴家圓夢看神韻 贊音樂實在非同凡響

    「美妙絕倫!我從來沒有看到過類似這樣的演出,這是我看到過最高貴的一場演出了。」加拿大著名小提琴家Erika Raum女士被神韻紐約藝術團元月4日晚在多倫多四季表演藝術中心(Four Seasons Centre for the Performing Arts)的演出深深地打動了。

    Raum驚嘆:「讓我躍躍欲試的是中國樂器,你正在聽著交響樂演奏,一流的交響樂在演奏,一切都恰到好處,突然,你聽到傳出美妙的聲音,這是我平時很少有機會聽到的聲音:二胡和琵琶,帶出了獨特的風味,是我前所未聽過的,實在非同凡響。」

    Raum從12歲開始小提琴職業生涯,以優秀的音樂詮釋能力出名。她敏感地捕捉到二胡與小提琴的共性,但是聲音比小提琴更加「凝神貫注」,拿人的體型來比喻,小提琴的琴聲顯得體態圓潤,而二胡的聲音就「極其的幹練」,像是運動員的體型。小提琴的顫音稍微圓和寬,也沒有二胡運弓那樣輕靈。

    她表示,在弦樂中,一些音樂師會用一種樂器嘗試複製另一種樂器的聲音,但是難度相當大。「二胡的修飾音和修飾音的質量無法在小提琴上複製出來,至少我不知道怎樣能做出來」,她說,「正因為小提琴和二胡有一些相通的地方,所以這太打動我了。」

    Raum說,她渴望能來看演出已經很久了,今晚終於如願。「色彩、舞蹈演員的編排,(與音樂伴奏)都是那麼高度的精準到位,那麼地高雅,太令人震驚了。」她表示,舞蹈的隊列就像是樂譜的五線譜上的線,舞蹈演員在線上飛動,就如音樂隨著五線譜在演奏,兩者相互相襯,缺一不可。

    精算師六度看神韻 年年得到精神啟迪

    「每年看神韻都是一種精神上的啟迪」,2018年1月4日下午,工作與北美最大金融機構加鼎集團Desjardins 的精算師龔女士在多倫多四季劇院觀看了美國神韻紐約藝術團演出後表示,「演員們的純潔很觸動我」。

    來之中國的移民龔女士說自己很喜歡神韻演出,年年都會帶著家人來觀看演出,今年是和先生以及母親一起來的,她已經是第六次看神韻了。

    「每年來看神韻,都得到精神上的啟迪,」龔女士說,「我們平時也看其他演出。神韻的精神境界之高是無可比擬的,帶給人正面影響。」

    她表示,演出中最觸動她的是演員們的「純潔」。她說:「看著舞台上的演員們,沒有一絲雜念,他們是從裡到外的純潔,非常感動人。看到他們,讓我會想一想,在日常的生活工作之外,還有些別的什麼東西,值得我們思考,精神上應該追求什麼。」

    對於神韻演出所展現的中國傳統價值觀,如善良、勇氣、正義,龔女士認為這對當今社會是很有意義的:「我覺得那些傳統的價值觀和當今的社會還是相關的。每一個節目背後都有故事,都在傳達一些信息,都貫穿這些價值觀。」

    龔女士的先生Mark Belasco也是一位精算師。他贊同地說:「(從演出中看到的)善待他人、尊重他人、勤勞努力,這些都普世的價值觀,在當今社會也是需要的。」

    此外,神韻演出的高超藝術境界也是吸引龔女士年年來觀看演出的原因,「很美呀」她由衷地讚嘆,「舞蹈、演出服、顏色,還有設計、演員們的表演都很美。」

    她提到,手絹舞、苗族舞和蒙古族的筷子舞幾個節目今年給她印象最深。她說每年都看到全新的節目,節目內容也很活潑,很容易與觀眾產生共鳴。

    她還表示,神韻把中國傳統文化帶到西方舞台上演,讓她感到「很驕傲、很自豪、很開心」。她高興地說:「這麼多向我先生這樣背景的西人來看演出,而且非常喜歡。藝術和精神上的追求是相通的,跟你說哪種語言是沒有關係的。」

    神韻藝術家們以復興已經失落的中華傳統文化為己任,龔女士認為他們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她對此表示敬意:「他們(神韻藝術家)的辛勤付出收到了回報,我們非常感謝他們每年帶給我們全新的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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