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法律篇：魔鬼将邪恶合法化和常态化
目录
1. 法律与信仰
2. 法律是共产国家暴政的工具
1）基于仇恨和超越法律的国家恐怖主义
2）不断变化的是非标准
3）共产党绝不会认真执行法律
3. 共产魔鬼变异西方法律
1）颠覆法律的道德基础
2）争夺法律制定与实施的控制权
3）利用代理人通过恶法
（1）禁止赞美神
（2）通过释法与判例改变宪法内涵
（3）以“自由”之名推广淫秽信息
（4）毒品合法化
（5）同性婚姻合法化
（6）推卸个人责任
4）限制执法，为犯罪分子大开绿灯
5）用外国法律削弱美国主权
4. 回归法律的精神
1. 法律与信仰
法律是维系公平正义的刚性力量，惩恶扬善，因此制定法律的人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如何定义“善”与“恶”。在信神者看来，善恶的标准掌握在神的手中，宗教经典很自然地成为法律的来源和根据。
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是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在刻有法典的石碑顶部描绘了巴比伦太阳神沙玛什（同时也是正义之神）将法律授予汉谟拉比的情景，寓意著神选择了汉谟拉比，并赋予他依此法律统治臣民的权力。
《旧约全书》中的“摩西十诫”，对希伯来人既是神的诫命，也是法律。西方的法律沿袭了这种传统。从公元4世纪的罗马皇帝们，到公元6世纪至8世纪的查士丁尼及其后继者，再到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国王阿尔弗雷德大帝，编撰法律的依据也都是“摩西十诫”和基督教的教义精神。[1]
在信神者眼中，法律的具体规定必须符合神规定的善恶和宗教教义精神，否则这样的法律就不该被遵守，并应被废除。上世纪美国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其思想来源可以上溯到早期的基督徒，即罗马皇帝命令基督徒敬拜罗马的神或在犹太教堂里安置罗马皇帝的塑像，基督徒宁可被送上十字架或火刑柱，也不会遵守这样的法律，因其直接与“十诫”中的第一和第二诫相抵触。换句话说，世俗法和神的律法之间的关系，是下位法和上位法的关系，神的律法是最高的、不可违背的标准。
“摩西十诫”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面四条论述的是人与神的关系，即人当如何爱神和敬神，而后面的六条论述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即耶稣所说的要“爱人如己”。其中人能够敬神是根本，神所主持的公平正义原则永恒不变，因此人间法律的道德基石才能够稳固。法律最根本的公平正义的原则，才不会因为时代的推移而漂移、扭曲乃至面目皆非。
在中国亦如此。历史上制定法律的是天子，必须秉承天意，遵循天地运行法则，也就是黄帝、老子说的“道”。汉代大儒董仲舒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2]（中国古人语义中的“天”不是抽象的自然力量，而是主宰万物的神。）对天道的信仰是中国文化的道德基础，由此派生的政治法律制度影响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
美国法学家伯尔曼认为，法律的作用取决于它对普遍社会道德和信仰准则的遵从。他认为，法律与宗教虽然是两个领域，但任何一方的繁荣发达都离不开另外的一方。在所有的社会里，法律都需要借助人关于神圣事物的观念，以使人具有为正义观念而献身的激情。[3]
简而言之，法律必须具有权威性，其权威性从“公平正义”而来，而“公平正义”从神而来，因此法律不仅是正义的，也是神圣的。现代社会的法律仍保留着很多类似宗教的仪式，也是藉由神圣性强化法律的权威。
2. 法律是共产国家暴政的工具
共产党是反神的邪教，因此它绝不会以正神的教诲作为其制定法律的依据。共产党也要割断与过去先民文化的关系，因此反对传统的道德价值。这就使得共产党的法律从一开始就失去了维护公平正义的可能。
1）基于仇恨和超越法律的国家恐怖主义
传统社会中，基督教讲“爱人如己”，儒家讲“仁者爱人”，这里的爱不是狭隘的男女之爱或家人朋友之间的爱，还包含着慈悲、怜悯、公义和自我牺牲等等。以此为出发点制定的法律不仅是神圣的，也体现著对世人的关爱精神。
没有任何一个法律可以囊括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的所有争议和相应的判决，因此法律就不仅仅是一种具体的条文规则，还加入了所有参与者的主观因素，这要求法官必须从法的精神出发，做出体现善的原则的判决。
耶稣曾经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中痛斥那些伪善的法利赛人，因为这些人尽管对摩西律法的字面规则严格遵守，却对律法中所要求的公义、怜悯、信实等品德置之不理。而耶稣则不拘泥于字面的意思，他在安息日行医、与非犹太人同席，是因为他所在意的是律法中这种善的精神。
共产主义恰恰相反，是建立在仇恨基础上的。它不仅仇视神，也仇视神给人创造的文化、规定的生活方式和建立的一切传统。马克思并不讳言，他要将世界摧毁成一片废墟，并想像自己“像造物主一样阔步前行在这片废墟上”。[4]
沙俄时期疯狂的“革命者”涅恰耶夫（Sergey Genadievich Nechayev）在其小册子《革命教义问答》中指出革命者“已经与社会、文明世界、法律与习惯、社会礼仪与道德规范中断所有的联系。革命者是一个死敌，他如此活着以便能够确保摧毁社会”。[5]
涅恰耶夫明确表达出革命者对这个世界的仇视，他不再受任何法律的制约。他使用“教义问答”这样的宗教字眼表明他想建立一个仇视世界的邪教。他宣称“对任何事物尚有同情心者，不能称作革命者”。列宁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专政是直接基于暴力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统治。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通过使用暴力反对资产阶级赢得统治权并维护统治，该统治不受任何法律限制。”[6]
没有法律限制地动用国家权力任意屠杀、使用酷刑、连坐，实际上就是国家恐怖主义，极为暴烈残忍。这是共产主义原教旨国家走过的第一步。
譬如，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执政后的第一个月，死于政治原因的受害者就达数十万之多。第二个月就成立了“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拥有不经审判随意杀人的权力。从1918年到1922年，契卡杀人不少于200万。[7]
曾担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政治局委员和总统顾问的雅科夫列夫在其著作《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改革运动》的中译本序言中写道：“仅仅这个世纪，俄罗斯由于战争、饥饿和镇压就死亡了6,000万人”，以公开资料推算，死于苏共镇压和迫害的大约在2,000万到3,000万之间。
1987年苏联政治局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重新审理那些苏共治下的冤案，雅科夫列夫也是委员会中的一员。在调阅了几十万的卷宗之后，雅科夫列夫写道：“长期以来我总摆脱不掉一种感觉，似乎暴行的组织者是一批神经失常的人。但是我明白，这样的解释有把问题简单化的危险。”
如果我们把雅科夫列夫的语言翻译得更加直白，也就是说，那些暴行不是出于正常人的思维，也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精心策划的；不是出于对建立一个美好世界的狂热向往，而是出自于对生命的刻骨仇恨。那些推动共产主义的人，不是出于无知，而是因为邪恶。
不受法律制约的国家恐怖主义为苏联之后建立的共产党国家所沿袭，中国、柬埔寨、朝鲜为其中的典型。
在《九评共产党》第七章《评共产党的杀人历史》中列举的暴行更加触目惊心，仅仅在中共“改革开放”之前，就造成了大约6,000万到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超过人类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
2）不断变化的是非标准
如果说，为完成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对内实行国家恐怖主义时可以肆意践踏法律的话，那么共产党以经贸合作、文化交流和地缘政治等为名与自由社会交往时，则披上法律的外衣完成对西方国家的渗透和颠覆。比如中共的第一部《刑事诉讼法》是在1979年，即“改革开放”后通过的，表面上是为了达成“程式正义”，实际上却并不认真执行。
马克思毫不讳言“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因此共产党法律并不来自于神，也不是出自于对人的爱，更不是为了维护公平正义。在它之上没有神的诫命和人伦纲常，而只有统治阶级的利益，即共产党的利益。而利益的随时变动，必然也带来法律的随时变动。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中共在刚刚夺取政权的时候，为了抢夺全民的财产，在意识形态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由此在法律上设置了“反革命罪”，将所有抵制这种抢劫的人统统划为“反革命”，予以监禁甚至枪决。在完成了以“公有制”为名的抢劫之后，中共需要再把这些钱装到自己的腰包里，因此在意识形态上改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提出了“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本质上不过是要保护自己盗窃来的全民财富，而普通老百姓的财产却并不能得到保护。层出不穷的“强拆案”就是政府对居民财产的暴力侵犯。1999年初中共提出要“依法治国”，几个月不到，就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群众大打出手，建立凌驾于“公检法司”之上的盖世太保式组织“610办公室”，操控“公检法司”及举国力量对法轮功完全不讲法律而实施迫害。
中共为掩盖其滔天血债，需要不断制造敌人以达到残酷镇压、威吓百姓的目的。镇压对象的变化，从地主、资本家到“六四”学生，再到法轮功修炼者或维权律师，法律也必须一再改变。六十多年间，中共光宪法就用了四部，第四部在1982年颁布后，又经过四次修改。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中共都以“法律”之名加以修饰和美化，甚至于有时候连这种修饰和美化都懒得做了。
3）共产党绝不会认真执行法律
共产党为了展现“法治”、“与国际接轨”，在法律条文上还是要做些冠冕堂皇的表面文章。但那些部分，绝不会被认真执行，譬如其《宪法》所规定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等。
既然马克思认为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那么随时制定法律来镇压和对付敌人，在共产党的法律体系中就是必然的，也是“正当的”。
这种体系决定了任何人一旦挑战了“统治阶级意志”（即共产党的利益），就立即成为“依法”镇压的对象，哪怕你是失业工人、转业军人、失地农民、维权律师，或者是哪个倒楣的升斗小民。
在律师看来，字面上的法律条文从来不如现实来得强有力。因为当你援引法律条文、追求条文所规定的正义时，共产党的法官和检察官们跟你谈的则是中共的“法的精神”。他们虽不懂文绉绉的学术语言，却会用赤裸裸的大白话告诉你，“法院是共产党开的”，所以就要听党的话。这些人尽管是无意识的，但他们所说的确实是共产党国家的“法的精神”。
中共法官们在审理法轮功案件时流行的口头禅就包括“你跟我讲法律干什么，我跟你讲政治。”“党不让辩护的。”“领导人讲的话就是法。”“法院归共产党领导，要听党的。”“法轮功的问题可以不走法律程式。”“你别跟我讲良心。”[8] 英国哲学家培根曾在《论司法》（Of Judicature）一文中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多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9]
由于共产党的法律变来变去，有的部分可以执行，而有的部分绝不执行，因此这样的法律也毫无神圣性可言。更何况共产党这种基于“阶级统治的工具”的“法的精神”造成了过去六十多年甚至近百年来数不清的冤案，也成为所有继承“共产党”名号的统治者背负不动的血债──8,000万到1亿冤魂。
从“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一最基本的常识出发，如果共产党要厉行法治，首先就面临着共产党本身被追究法律责任的问题，因此，共产党更不敢认真地执行它自己所制定的法律。
3. 共产魔鬼变异西方法律
如果说，法律在共产国家是魔鬼可以随意玩弄、作为其用来维护统治、固化意识形态与打压百姓的工具，那么在自由国家，魔鬼的图谋则是颠覆法律的传统信仰与道德基础，变异善恶标准，争夺法律制定权与执行权，并确立魔鬼所期望的法律准则与实践。本篇重点讨论作为法治国家领头羊的美国在法律领域受到的方方面面的侵蚀。法律与政治、宗教、教育等领域密切相关。在共产邪灵渗透全球、把黑手伸向各个角落的今天，西方法律也无法幸免于被邪灵全方位渗透变异。
1）颠覆法律的道德基础
基于宗教或信仰的法律是神圣的，但随着共产党及其形形色色的同路人在全球推广进化论、无神论，法律被切断了与神的联系，沦落为一种工具，一种人与人之间报冤复仇、解决纠纷、讨价还价和分配利益的工具。因为信仰来源被切断，法律的精神开始偏移，从维护公平正义，偏向为以人的观念和欲望为依归，这让背后的共产邪灵可以利用代理人在变异观念思维下通过它所要的法律，实现其毁人、毁社会的目的。
以美国为例，受共产主义深度影响的“社会公正”、“自由主义”等思潮在改变着社会道德观念，也冲击着法律的道德基础。在实际运作中，其代理人利用所谓“自由”、“进步”、“宽容”的口号，偷换概念，排斥与摧毁法律的道德信仰基础，从而影响何种法律被制定、法律被如何解释以及法官如何判案。
比如，传统信仰认为婚姻是神明确规定的“男人和女人”的结合，同性“婚姻”违背神的教诲，是不道德的，这必然影响到法律对婚姻的定义与解释。如果坚持道德源于神的诫命，那么道德不会偏移，世俗法律也有不变的上位法做依据，如果某种行为两千年前依照神的诫命被视作罪恶，今天也应当如此。自由主义则排斥传统信仰与道德判断，将道德视为随着社会发展而变迁的世俗约定，于是婚姻被视为自愿结合的“契约”，对“同性婚姻”的认同被视为符合“进步”或“自由”的原则，这样自然会导致法律的变异。
魔鬼利用自由主义、进步主义让法官把传统道德和法律分离。在最高法院1992年的一个堕胎案中，三位大法官对此表露得最为直接：“我们有些人会认为堕胎违背我们的基本道德原则，然而这并不能左右我们的决定。我们的责任是为所有人界定‘自由’，而不是强制实行我们自己的道德原则。”[10]
大法官们在此强调的是，“自由”是法律的关注重点，而不是我们的道德原则。这实际上把“自由”和普世道德原则分离。美国国父们定义的“自由”，其基础是“不言而喻的”普世价值。人类的普世价值不随文化而异，因为其来源是神（《美国宪法》中所说的“创世主”）。背离普世价值片面放大所谓“自由”，是魔鬼变异法律、引诱人堕落的手段。
2）争夺法律制定与实施的控制权
法律效力的实现要经过一整套环节，包括立法部门通过法律，行政首脑签署法律，法官通过法律进行裁决，执法部门执行法律。这中间，教育界、媒体业、法律界，甚至娱乐业等领域的不同团体与个人也都参与其中，影响法律的制定与实施。共产邪灵在各个领域寻找其代理人，争夺法律制定与实施的控制权。因此受共产邪灵影响和利用的政治团体千方百计要把思想与其一致的人送进相关部门，争夺政治首脑、法官、检察官、司法系统的重要职位。
比如青睐自由主义的总统会千方百计任命与其观点相近的大法官，影响法律裁决，或使用行政权侵蚀法律。某总统任内总计对1385名囚犯减刑，同时赦免了212人，成为自杜鲁门总统之后宽免（clemency）囚犯最多的总统（美国历史上任期内赦免数量最多的也是倾向自由主义的总统）。[11]他离开白宫前，曾签发特赦令一次缩短209名囚犯的刑期，赦免64人，大多数获得减刑的是非暴力毒品犯，其中包括一位泄露70万份美国军事机密文件的人。此人于2013年认罪，被判处35年有期徒刑，由于总统特赦，只被关了4年就出狱了。虽然赦免是宪法授予总统的合法工具，但惊人的特赦数量无疑是在侵蚀法律本身惩恶扬善的功能。[12]
1954年由美国参议员、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林登‧约翰逊提出的《约翰逊修正案》（The Johnson Amendment）中，规定包括教会在内的免税团体在进行若干活动时将丧失免税地位。这导致有些基督教教会因为害怕失去免税资格，让牧师在讲道台上刻意回避政治话题，特别是一些有争议的社会议题，例如堕胎、同性恋、安乐死、胚胎干细胞研究等。
共产邪灵还操纵各类政治团体，试图通过影响选举来改变检察执法。一个由进步主义政治金主和团体送上位的地区检察官上任第一周就一口气解雇了31名检察官，呼吁要终结“大规模囚禁”，还下令其办公室停止起诉大麻持有者。其它州市也出现类似的情形。一位检察官联盟主席认为，这等于号召检察官选择性执法。这种现象非常危险，因为它是要求民选官员忽视他们发誓要维护的法律。[13]
法官还可以动用裁决权对行政部门的法令进行封杀。比如根据美国移民法律的授权，总统可以在必要的情况下，下令禁止所有外国人入境。但深受自由主义影响的法官则以“信仰歧视”为由阻挠总统旅行禁令达四个多月，直到被最高法院推翻。
律师对法官和陪审团定案有很大影响力，律师组织的政治倾向直接影响到法律意志能否实现。美国一个主要的全国性律师联盟的创始人曾经明确承认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主张公有制，终极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14]该组织在全美各地拥有数十万会员，每年经费超过1亿美元，其主要工作包括通过在美国法院打官司来支持同性婚姻和同性恋者收养儿童的权利、支持堕胎的权利，以及所谓消除对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人（LGBT）的歧视。
在“自由主义”、“进步主义”大肆占领美国政治版图、控制教育、媒体、社会运动等领域之后，魔鬼通过学界与舆论影响法律制定和实施的能力已经空前强大。
3）利用代理人通过恶法
（1）禁止赞美神
在美国生活中，神无处不在。这个国家的箴言──“我们信仰神”（In God We Trust），不仅出现在美国国歌的歌词中，也印在日常使用的美元纸币上。美国的《独立宣言》将神称为造物主，并认定我们的人权是造物主赐予我们的。美国所有政府官员，包括总统和法官，在宣誓就职的时候都要在最后说“请神帮助我”（so help me God）。总统演讲的最常见结尾是“神佑美国”（God bless America）。而公立学校例行的“效忠宣誓”（Pledge of Allegiance）中，也将美国描述为“在神之下的国”（One nation, under God）。
这些传统有的持续了二百多年，几乎与美国自建国以来的历史相始终，但在过去六十年间，却不断受到共产主义追随者的挑战。
前文提到的全国性律师联盟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打掉在美国公众场所的“（摩西）十诫”，其中最著名的案例发生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2001年，该组织要求强行移除位于州法院圆形大厅里的“十诫”石板，他们找到了当时的一位民主党总统任命的法官审理此案。此位法官写了76页的判词，做出了有利于该组织的判决，其理由听起来十分荒唐，比如他说圆形大厅庄严肃穆的环境、石板后的壁画和人工瀑布所营造的神圣气氛是他要移除“十诫”的理由，还说石板斜著放置，仿佛一本打开的《圣经》，这让人有理由“感到阿拉巴马州在推动、认可或赞成基督教”。[15]
事实上，这并非故事的开始，也不是结束。早在1980年，美国最高法院就已经禁止在公立学校的课堂里出现“十诫”。该判决引发了在全美移除“十诫”的潮流。该组织甚至在犹他州宣布，如果谁发现了仍存在的“十诫”，向该组织举报即可获得奖励。[16]
美国一巡回法院在2002年6月26日裁决，禁止公立学校的“效忠宣誓”，因为其中有“在神之下”的文字（这一判决在2004年6月14日被最高法院推翻）。[17]
这种较量一直在进行，从美国国歌、国家箴言、效忠誓词、学校祷告等等，都在无神论者或左派活动人士的攻击下。
这里需要简单说明的是，“神”在上述场合出现的时候是泛指的神，独立宣言中称为“造物主”。每种宗教都有自己对造物主的认识和定义，因此“神”这个字本身，并没有在宣传某个特定的宗教，也没有违反美国的宪法修正案。试图在法律上禁止赞美神这样的极端情况在一个具有深厚信仰的国家的出现，深刻揭示了魔鬼对法律领域渗透的严重程度。
（2）通过释法与判例改变宪法内涵
美国的国父们在制定《宪法》的时候确定了“三权分立”的原则，其中司法权原本是权力最小的。国会负责立法，总统负责行政，而最高法院既没有立法权，也没有行政权。
在最高法院关于“效忠宣誓”的案件审理期间，民调显示90%的人都支持保留“在神之下（under God）”的内容。而国会416票对3票、[18]参议院以99票对0票支持“效忠宣誓”，显示出民意代表们所反映出的真实民意。[19]
作为民选的国会议员和民选的总统，任期从两年到六年不等，之后便要重新选举。如果主流民意符合神所制定的道德，那么总统和议员能够倒向左派的空间有限（譬如当主流民意反对“同性婚姻”时，无论参选官员如何想支持共产邪灵的“同性婚姻”计划，实施起来都相当困难），如果过分悖逆民意，就有被选下台的危险。相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不必听取民意，任期为终身制，一旦任命通过就可能工作长达30年甚至更长。而大法官只有9人，影响这9个人的决定，比影响主流民意要相对容易。
法官根据法律条文判案，而法律条文又是根据宪法制定的。因此要想通过法律改变社会，改变宪法就成了必须完成的任务。在美国，修宪需要三分之二的议员支持，以及四分之三的州接受，这是相当严格的规定。
因此，进步主义者的策略不是修宪，而是通过解释宪法，来改变宪法文字的原始内涵。他们将宪法视为一个“活着的”并不断“进化”的文本，并通过大法官以“判例”形式将左派的意见变成法律，这种做法实质是在变相颠覆宪法，也等于是在违反宪法。
神的诫命不再是最高的原则，宪法又在自由派大法官的法槌敲击下伤痕累累。因为大法官的判决是终审判决，连总统都要遵守，因此美国国父们提倡的民众自治（self-governing）和“三权分立”有滑向司法权一家独大的倾向。这使得美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司法至上主义”，赋予了大法官部分立法权甚至行政权。
自由派大法官给美国带来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而且难以清除。现实情况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可以通过判例下令公立学校和公共场所、公园移除“十诫”；重写刑事诉讼程序；加税；承认堕胎权、承认同性婚姻权利、展示和印刷色情图片的权利等等。
“司法至上主义”和自由派大法官成为被共产邪灵利用而实现其主张的重要工具。
（3）以“自由”之名推广淫秽信息
上世纪60年代，是美国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左派的各种学生运动、反战运动、摇滚乐、嬉皮士、女权运动、性解放等背离传统的运动甚嚣尘上。此时，美国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是自由派大法官厄尔‧沃伦（Earl Warren）。
在沃伦做首席大法官期间，最高法院做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裁决，包括裁定公立学校祷告违法。[20]另一项裁决则是全面允许淫秽信息的出版发行。[21]
美国学者菲利斯‧施拉芙丽（Phyllis Schlafly）在《至上主义者──如何终止法官暴政》中给出统计资料──从1966年到1970年，最高法院做出34项裁决，推翻下级法院禁止淫秽信息的判决。这些最高法院的裁定没有签名，而且大部分只有一两句话。换句话说，大法官们无法论证自己的裁定是合理的。[22]
最高法院裁定后，好莱坞在1966年从制片法规中去掉了对淫秽信息的限制。之后，各种淫秽作品爆炸式增长，如今已经无处不在。
这里需要简要说明的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规定的言论自由权利原本是指表达政治意见的言论自由，而非出版色情制品的“言论自由”。
（4）毒品合法化
2017年12月31日，当全世界都在迎接新年到来的时候，CNN播出了一段招致广泛批评的画面，其记者多次展示她吸食大麻的画面，并似乎神思恍惚，不知道身在哪里。[23]
大麻是联合国禁毒公约中严格管制的毒品，滥用大麻会使人产生幻觉甚至威胁生命。在美国，1996年起加州允许大麻作为处方药剂，许多州予以跟进。到2012年，美国科罗拉多州和华盛顿州通过所谓“法律”，允许大麻用于“娱乐”（即“吸毒”），在这两个州内，种植、生产、销售大麻给成年人完全合法。加州目前也将大麻合法化。加拿大政府宣布将于2018年7月1日实行大麻合法化。
毒品除了给人的身体造成重大伤害，更重要的是造成人的精神依赖。当毒瘾发作时，人可以为获得毒品放弃一切道德底线。但是，主张大麻合法化的人认为，只要大麻通过合法途径获得，就可以有效减少非法毒品的流通，并可以通过合法化来加强毒品的监管，抑制与毒品相关的犯罪率。
许多州通过大麻合法化，也期待着毒品能够给政府带来几十亿美元的收入。但我们不难想像，当人依赖毒品而无心工作的时候，社会财富的创造必将大大减少，由此引发的健康问题大大增加，又何谈增加政府的收入呢？这应该是一个常识。更何况，评价一件事情的对错不该以经济效益，而该以神的标准来衡量。按传统道德标准，人的身体是神圣的，西方宗教认为是“圣灵的殿”，东方认为只有人体才可修炼提升为佛、道，吸毒是败坏、亵渎神仿照自己形象造就的人体，乃是堕落败坏的行为。
据《洛杉矶时报》报导，在美国，推动大麻合法化的重要人物之一，是一位进步主义大金主。[24]2017年3月，有六位参议员致信美国国务院，要求调查此人利用其掌控的基金会在其它国家推动“进步主义”，颠覆“保守主义”政府。[25]
毒品合法化是进一步让人丧失自我控制、远离神，以及制造社会混乱并使经济下滑，从而让共产邪灵操控政治权力的武器。
（5）同性婚姻合法化
《圣经‧创世纪》中讲述了索多玛（Sodom）城的毁灭。其深重的罪恶之一就是同性恋。因此Sodom这个城的名字，已经演变为英文中的Sodomy，指“男同性恋”行为。只要对《圣经》稍有常识，都知道这是违背神的诫命的。
2015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的九个大法官，以5票同意（四个自由派法官加上摇摆法官）、4票反对（四位保守派大法官），裁定同性婚姻“合法”。[26]当时的总统随后将白宫的推特图像改为象征同性恋的六彩颜色。而最高法院的裁决也让原本禁止同性婚姻的14个州都无法执行他们的禁令。
2015年8月，肯塔基州罗恩郡（Rowan County）的一位市政职员出于个人信仰原因，拒绝向同性婚姻双方颁发结婚证书，并拒绝服从必须颁发的法庭命令，因此被捕入狱，被处以5天监禁。[27]这一裁决实际上已经侵犯了宪法赋予她的信仰自由权。司法裁决被摆到了比神的诫命更高的位置上。
当最高法院通过同性婚姻“合法”的裁决后，前阿肯色州州长、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克‧哈克比称，这是一个“司法暴政”（judicial tyranny）。[28]
菲利斯‧施拉芙丽列举了9项法官对道德的侵蚀。它们是：1. 重写宪法；2. 禁止赞美神；3. 重新定义婚姻；4. 侵蚀美国主权；5. 提倡色情作品；6. 培养女权主义；7. 强制执行残疾人法案；8. 干涉选举；9. 加税。
截至2017年，有25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已经正式认可或接受同性婚姻，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挪威、丹麦、芬兰、瑞典、葡萄牙、比利时、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主要西方发达国家，令人触目惊心。[29]法律可以体现道德，反过来也影响大众道德的走向。将有违传统道德的行为合法化，等于是政府和法律教导人违背道德、违背神的诫命。
另一方面，在所谓“政治正确”的影响下，社会大众、民间团体，尤其信仰团体对社会乱象的批评被上升到政治与法律的层面阻止或禁止。不道德的行为被合法化后，评论与批评此事很容易被指控为违反法律，比如性别歧视。这样的法律成为变相箝制人们进行道德判断的借口，等于为同性恋张目，让人无限度地放纵欲望，走向堕落。
（6）推卸个人责任
传统的宗教都是重视个人责任的。《圣经‧以西结书》以一个父亲和儿子做比喻，二者一好一坏，他们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不因为有父子关系而对另一个人的行为负责。这里谈到的就是个人责任的问题，正如《圣经》中所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中国人相信善恶有报，道理类此。
“自由意味着责任”，一个人有选择思想、言论和行动的权利和自由，也需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一个人一旦犯了罪，就应该受到相应的惩罚，这就是正义的原则。而自由派的法官们却鼓励人推卸自己该负的责任，把责任归因于社会环境，比如以经济、种族、生理心理健康、教育等原因为说辞，让犯罪分子逃脱法律的制裁。
4）限制执法，为犯罪分子大开绿灯
在自由主义影响下，很多法官或立法部门刻意限制执法部门的正当权力，为犯罪分子大开绿灯。共产邪灵的最终目的是以此造成国家机器的瘫痪，藉以制造社会动荡，为扩大政府权限制造借口，或伺机发动政变或革命。
很多州通过了极左的法律，最典型的就是“庇护州”法令。比如某“庇护州”禁止联邦官员拘捕当地监狱里的非法移民，禁止警察依民事移民逮捕令进行拘捕，并禁止地方执法机构与执行移民法的联邦特工合作。
对犯罪分子的庇护令给公众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2015年7月，一名非法移民枪手萨拉特（Jose Ines Garcia Zarate）依该市保护令被三藩市监狱释放，而联邦移民官员则要求交出他，以第六次将其驱逐出境。萨拉特当时已经在美国犯下累累罪行，七次被控重罪、五次被遣返，其罪行涉及毒品、抢劫、枪支等等，但他依然受到三藩市市政府的庇护，大摇大摆地出现在三藩市街头。就在移民局要求再次遣返他时，三藩市警察局将他释放，几个小时后，他枪杀了一名在三藩市渔人码头散步的女子。
在对罪犯定罪的时候，对检方要求极严，表面看是在保护嫌犯的合法权益，但最终的结果往往是让犯罪分子钻法律的漏洞。特别是狡猾的、有权势、懂法律的犯罪者，或有精明律师出面辩护的，诉讼过程需要长年累月的时间、大量的金钱和精力，即使嫌犯真的犯罪，要将其绳之以法也非常困难。
随着“性解放”思潮的扩散，法院引用所谓的生理学与性学研究结果，说明性侵害后果不严重甚至无害，以此轻判性侵害犯罪行为的案例数量相当惊人。[30]
还有很多犯罪分子被提前释放，名义上是经费不足，或保障犯人的权利，但实质上是为了“政治正确”而削弱法律效力，破坏社会安定，为未来政府扩充权力埋下伏笔。
法律的公正性要求对罪大恶极之徒施以相应的惩罚，杀人偿命是自古以来的通则，但有的国家、州却以“人道”、“宽容”、“尊重生命”为名废除死刑。
在变异的自由主义、进步主义的冲击下，一些人总是热衷于关注罪犯的“权益”，无论他们犯下多么凶残的罪恶，也要为其权利呐喊；而面对罪行的受害者，这些人反而默不作声。如果一个凶徒无论如何杀人放火、谋财害命而不用偿命，还可以由纳税人供养终生，只是失去人身的自由，这对死去的冤魂、对那些受尽屈辱与痛苦的当事人和家人，又何来公正可言？
美国很多学者研究指出，死刑对遏阻谋杀犯罪具有“很强的吓阻力”。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资深研究员穆豪森（David Muhlhausen）曾就此在参议院司法小组听证会上做了“死刑吓阻犯罪、拯救生命”的证词：90年代鲁宾（Paul Rubin）等三名学者，对美国3,000个城镇二十年间的犯罪资料研究展示，平均执行一次死刑，可挽救18条被谋害的人命。在美国，即使反对死刑的学者也承认，死刑有遏阻谋杀的作用。上述三名学者之一的谢帕得（Joanna Shepherd）教授就是反对死刑的，但她2005年发表的研究报告也指出，1977至1996年，在美国每年处决9人以上的州，死刑才有吓阻作用。意思是说，死刑执行的太少，阻遏作用就降低。[31]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变异的法律对反道德行为极其宽容、放纵的同时，又对社会上很多正常的做法极其严苛，如对家长管教孩子限制很严，弄得家长都不能管教孩子，实际上等于让孩子从小没有家教，放纵自己魔性的一面，以“爱护”之名毁掉很多孩子的未来。
将法律的“自由”内涵与强制性都推向极端，是魔鬼变异法律、毁掉法律神圣性与合理性的一个重要伎俩。
5）用外国法律削弱美国主权
当自由派大法官在美国宪法中找不到可以支持己见的条文时，他们就转而从外国的法律中找依据。
譬如某大法官想推翻德州的反同性性行为法案，却在宪法中找不到相应的条款，于是在劳伦斯诉得克萨斯州案（Lawrence v. Texas [2003]）判例中引用非美国的“权威机构”的条款，称其为“在许多国家已经成为人类自由之完整性的一部分”，而授予同性间性行为“自由”。[32]该案件的判例也直接废止了其它13州的反同性间性行为的法律。
共产主义思潮以各种方式席卷全球，从亚洲、俄罗斯到欧盟，社会主义化的倾向已经极为明显，非洲和拉丁美洲赤化严重，津巴布韦、委内瑞拉等许多国家都是没有社会主义头衔的社会主义国家。加拿大也无法独善其身。
随着商业扩张和全球化的推广，美国越来越紧密地和那些国家绑定在一起。自由派大法官以国际惯例为名，自然很容易把共产主义的因素引入美国，而那些因素又会通过判例改变美国宪法精神，这是非常危险的，而且其本身也是违反美国宪法的。美国是自由世界的龙头，如果连美国都不能保守传统底线，那么全球都将沉入共产主义的泥淖中。
4. 回归法律的精神
上述种种法律乱象的出现，说明法律已经远远偏离了对神的教诲的遵从、对道德信仰的遵从。那些匪夷所思的反传统道德的法律能得以通过与执行，说明法律的传统道德根基已经被魔鬼动摇，这个社会道德已经处于全面危机之中。反传统的法律把恶的行为合法化和常态化，等于为邪恶大行其道打开了大门，甚至于是打开了罪恶大门而关闭了从善之门，把社会引向歧途，加速了人类道德的沉沦和毁灭。
反道德的法律削弱了法律本身的权威，削弱了法律的治理能力，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也将导致政府干预的加强。
变异的法律将继续摧毁传统信仰，其最终结果将会把社会引向极权。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认为，一个没有任何信仰的社会，也只能是一个专制的社会，因为只有一个专制的体制才能将没有任何信仰的人们聚集在一起。[33]
一旦魔鬼完全控制法律，法律就将成为魔鬼败坏人的强大武器，人类将无时无刻不在魔鬼的牢笼与枷锁之中。面对此困境，人们只有两种选择：或者进行反抗，拒绝执行法律；或者改变自己的道德观念，顺应变异的法律要求。如果是前者，则法律形同虚设。正如法学家伯尔曼所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34]同时社会出现抗争、震荡与撕裂，而对法律的不同态度也将激化不同力量在政治上的争斗，带来政治不稳定因素和政府管制的加强。如果是后者，则会导致传统道德被不断抛弃，社会道德下滑，法律则会更加变异，甚至变成“恶法亦法”而无人察觉。
如果走到这一步，无论社会大众如何反应，最终都将落入魔鬼的陷阱，难以逃脱。
《赤裸裸的共产党人》一书中曾列出了共产党渗透美国的45个目标。我们将抽取与法律有关的条目，并一一比照现实。
第16条，用法庭的技术决定削弱美国的重要机构，称其活动侵犯了民众的权利。
第24条，废除所有关于管治淫秽信息的法律，称它们为“言论审查”，侵犯了言论和出版自由。
第29条，质疑宪法，称其不足、过时、无法适应现代需要、阻碍了世界上国家间的合作。
第33条，废除所有干涉共产党机构运作的法律法规。
第38条，将一些逮捕人的许可权从警察手中移交给社会机构。把所有的行为问题视作精神错乱并只有精神病医生才能知道如何处理。
第39条，控制精神科职业，使用精神健康法律强行控制所有反对共产主义目标的人。
第45条，废除康纳利保留权（Connally Reservation，也称为Connally Amendment，指美国可以决定某个案子是否适用美国国内司法管辖权），使得美国无法阻止世界法庭拥有对美国国内事务的司法管辖权。让世界法庭管理美国国内事务。让世界法庭管辖类似的国家和个人。
对照现实审视上述目标就会发现，这些目标几乎已经或将要被一一实现。共产主义通过法律手段蚕食美国司法的现状触目惊心。
无论在原教旨共产党国家里基于仇恨的法律，还是不断被渐进共产主义逐步蚕食的西方法律，都丧失了法律的基本精神──“敬神”和传统的道德。
如果我们不能守住这个底线，不能以神的诫命为最终善恶的标准，我们就只能在共产邪灵的侵蚀下丧失司法独立和道德底线，并最终听任被共产邪灵所控制的代理人利用法律打击善良和纵容邪恶，不知不觉中执行邪灵毁灭人类的最终图谋。尽快摆脱邪灵的控制，刻不容缓。#
点阅《九评》编辑部《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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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哈罗德‧伯尔曼著，梁治平译：《法律与宗教》（北京：三联书店，1991）。
[2] 班固：《汉书‧董仲舒传》。
[3] [美]哈罗德‧伯尔曼著，梁治平译：《法律与宗教》。
[4] W. Cleon Skousen, The Naked Communist (Salt Lake City: Izzard Ink Publishing, 1958, 2014).
[5] Sergey Nechayev, The Revolutionary Catechism, 1869.
[6] Vladimir Lenin,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and the Renegade Kautsky,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lenin/works/1918/prrk/common_liberal.htm.
[7] 李玉贞： 〈一部颠覆性著作：《二十世纪俄国史》〉，《炎黄春秋》2010年第十期。
[8] 欧阳非：〈红色荒唐言论〉，明慧网，2015年1月8日，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5/1/8/302850.html.
[9] Francis Bacon, “Of Judicature,” Essays, Civil and Moral, http://www.bartleby.com/3/1/56.html.
[10] Planned Parenthood of Southeastern Pennsylvania v. Casey (Nos. 91-744, 91-902). “Some of us as individuals find abortion offensive to our most basic principles of morality, but that cannot control our decision. Our obligation is to define the liberty of all, not to mandate our own moral code.”
[11] Tom Murse, “Number of Pardons by President,” ThoughtCo, March 09, 2018, https://www.thoughtco.com/number-of-pardons-by-president-3367600.
[12] Gregory Korte, “Obama Commutes Sentence of Chelsea Manning in Last-minute Clemency Push,” USA TODAY, January 17, 2017, https://www.usatoday.com/story/news/politics/2017/01/17/obama-commutes-sentence-chelsea-manning/96678814/.
[13] Paige St. John and Abbie Vansickle, “Here’s Why George Soros, Liberal Groups Are Spending Big to Help Decide Who’s Your Next D.A.,” Los Angeles Times, May 23, 2018, http://www.latimes.com/local/california/la-me-prosecutor-campaign-20180523-story.html.
[14] Affidavit of Roger N. Baldwin, December 31, 1938, Investigation of Un-American Propaganda Activ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Hearings before a Special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75th-78th Congress, 3081-3082.
[15] Phyllis Schlafly, The Supremacists: The Tyranny of Judges and How to Stop It (Minneapolis, MN: Richard Vigilante Books, 2006), 26-27.
[16] Phyllis Schlafly, “Pots of Gold Behind Crosses and Ten Commandments,” The Eagle Forum Report, June 4, 2004, http://eagleforum.org/column/2004/june04/04-06-23.html.
[17] “The U.S. Pledge of Allegiance: Circuit Court Decision, Reactions, etc.,” Religious Tolerance, http://www.religioustolerance.org/nat_pled3.htm.
[18] Passed/agreed to in House: On Motion to Suspend the Rules and Agree to the Resolution Agreed to by the Yeas and Nays: (2/3 required): 416 – 3, 11 Present (Roll no. 273)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07th-congress/house-resolution/459.
[19] Submitted in the Senate, Considered, and Agreed to without Amendment by Yea-Nay, 99-0, June 26, 2002,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07th-congress/senate-resolution/292.
[20] Phyllis Schlafly, The Supremacists: The Tyranny of Judges and How to Stop It, 30.
[21] Phyllis Schlafly, The Supremacists: The Tyranny of Judges and How to Stop It, 58.
[22] Phyllis Schlafly, The Supremacists: The Tyranny of Judges and How to Stop It, 60-61.
[23] “CNN Revels in Pot Smoke during New Year’s Eve Report from Denver,” Fox News, January 1, 2018, http://www.foxnews.com/entertainment/2018/01/01/cnn-revels-in-pot-smoke-during-new-years-eve-report-from-denver.html.
[24] Patrick McGreevy, “Billionaire Activists like Sean Parker and George Soros Are Fueling the Campaign to Legalize Pot,” Los Angeles Times, November 2, 2016, http://www.latimes.com/politics/la-pol-ca-proposition64-cash-snap-20161102-story.html.
[25] Adam Shaw, “GOP Senators Ask Tillerson to Probe US Funding of Soros Groups abroad,” Fox News, March 15, 2017, http://www.foxnews.com/politics/2017/03/15/gop-senators-ask-tillerson-to-probe-us-funding-soros-groups-abroad.html.
[26] Ariane de Vogue and Jeremy Diamond, “Supreme Court Rules in Favor of Same-sex Marriage Nationwide,” CNN News, June 27, 2015, https://www.cnn.com/2015/06/26/politics/supreme-court-same-sex-marriage-ruling/index.html.
[27] Todd Starnes, “Kentucky Clerk: This is a fight worth fighting,” Fox News, September 3, 2015, http://www.foxnews.com/opinion/2015/09/03/kentucky-clerk-am-prepared-to-go-to-jail.html.
[28] “Attorney for Kim Davis Speaks out, Huckabee Blasts ‘Judicial Overreach’ in Case,” Fox News, September 8, 2015, http://www.foxnews.com/transcript/2015/09/08/attorney-for-kim-davis-speaks-out-huckabee-blasts-judicial-overreach-in-case.html.
[29] 〈同性婚姻〉，维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同性婚姻。
[30] The Stop the Kinsey Institute Coalition, “Kinsey Helped Undermine Laws Protecting Women & Children,” http://stopthekinseyinstitute.org/more/undermining-laws/.
[31]曹长青：〈绝不应废除死刑〉，《中国报导周刊》，2015年6月7日， http://www.china-week.com/html/6405.htm。
[32] Phyllis Schlafly, The Supremacists: The Tyranny of Judges and How to Stop It, 49.
[33] [法]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上、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
[34] [美]哈罗德‧伯尔曼著，梁治平译：《法律与宗教》。
6月12日，川金会，发表了联合声明，是全球的标志性的大事。美国作为世界警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邵雍在《梅花诗》中讲，“世事如棋局初残，共济和衷却大难，豹死犹留皮一袭，最佳秋色在长安。”世事就像一盘棋，自由联盟与共产国际就好象白黑两方，以美国为首的白方，以中共邪党为首的黑方，朝鲜、日本、香港、台湾等就如一颗颗棋子，在演绎着精彩的故事。
天象变化，人世间也相应在变化，“天灭中共”也变得越来越明显。自由联盟与共产国际作为对立的两大阵营，柏林墙的倒塌，苏联的解体，只留下作为中共的小兄弟的朝鲜，朝鲜的弃核，朝鲜共产党的政体改变，给中共邪党的灭亡敲响了丧钟。今天天象变化的一个标志是：《九评》编辑部发表的两部社论：《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在魔鬼的阴谋要得逞的一步之遥，有一股无形的力量也在将计就计安排了有传统思想的带有使命的川普总统在粉碎魔鬼的计划。让世人看清共产邪灵的真实面目。
其实，在历史的久远就做了的安排，布下了千秋大局。
东方的中国是中心之国，这是主舞台。西方的美国，从华盛顿立国，就奠定了三权分立的优越制度，避免被魔鬼利用。美国在神的安排中就是世界警察，维持着世界的和平稳定秩序。
朝鲜与中华民族渊源很深。三千年前，也就是文王演周易的大变局时，也是优昙婆罗花曾经开放时，商末周初，箕子带领五千人东渡与当地的土著人建立了“箕氏候国”，史称“箕子朝鲜”。
箕子，名胥余，纣王的叔父，文丁的儿子，官太师，因其封地为箕，故称箕子。他与微子、比干齐名，史称“殷末三贤”。纣王无道，武王伐纣，决战牧野，商朝灭亡。武王想请箕子出山治理国事。箕子说“商其沦丧，我罔为臣仆”。不愿做周的臣民，带领弟子与一批商朝的遗老故旧五千人从胶州湾渡海，几天后登上一岛，因见其山明水秀，芳草连天，一派明丽景象，便将那地方叫做朝鲜，箕子到朝鲜半岛与当地的土著人建立了“箕氏候国”，并得到了周朝的承认。史称“箕子朝鲜”。
日本国也与中华民族渊源颇深。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秦始皇时期，徐福带领三千童男童女，自山东沿海东渡，没有回来，留在了日本半岛，繁衍生息。
加上台湾与香港，就好象围棋的棋子一样围在中国大陆的边上。
今天大戏在演，天象在变，朝鲜弃核，中共失去了一颗棋子，也给中共邪党的灭亡在做铺垫。最终的大戏主台还在中国。1999年7.20江泽民与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各个国家还都往中国投资，输入庞大的资金，届时中共邪党花了四分之一的国民生产总值的钱迫害法轮功。美国川普总统上台，降低美国税收，除了让美国的企业重新回归美国，也吸引了很多投资中国的企业改投美国。资金从中国流出。贸易战中对中国增加关税，采取对朝鲜的压力，让朝鲜弃核，每一项都对中国影响巨大。最终的目的是消灭共产邪灵，完成神赋予的使命。这也都是配合大法救度众生的形势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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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语音和文字稿：了解真相快三退
大家好：由于现在我们的国情特殊，我们每个人接收的信息不同，对国内的一些事情了解的程度就不一样，由于网络封锁，国内的朋友想看到真相就得翻墙，所以翻墙这个名词就被网友们所熟悉。但不翻墙的人，每天看CCTV的人就觉得中国现在形势一片大好，我们的国家已经是世界強国，沾沾自喜啊！也确实墙国，高墙的墙。耗巨资建立的金盾防火墙，就是专门用于遮挡老百姓视线的。
一天一个国内的旅游团来到加拿大，在景点看到展板讲诉中国正在发生的迫害真相，气急败坏的说，你们尽给中国人丢脸，他把中国混同中共了。他说中国现在多好啊，经济发展了，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都有钱出国旅游了。真的是如此吗？其实经常上网的朋友都知道，当下的中国民间老百姓怨声载道。
在橱窗式经济的框架下，掩盖了多少真相。国家信访办门前人山人海。暴力执法的，暴力强拆的，上访民众越来越多。暴力统治政权用维稳的方式搞镇压。再加上封锁，再加上媒体一言堂的宣传，就给人们一种太平盛世的感觉了。其实一个腐败的王朝正在走向瓦解的真正现实却被掩盖着。
历朝历代走到君王无道，民不聊生的时候，都会出现一次社会的大动乱，所有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要重新洗牌，整合，改朝换代，江山易主。这个过程短则几年，长的如春秋战国时期经历了上下500年。不过历次动荡之后，只要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新王朝就立即可以开创一个盛世，从“文景之治”到“贞观之治”也都是如此，究其原因，是因为民族精神不死，自然资源仍在。
然而今天中国所面对的却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困境，除了执政者之腐败堕落，普通百姓之走投无路一如过去的王朝末世，更面临着社会道德资源和生态资源，也就是精神基础和物质基础的全面崩溃。
可以说，中共通过它六十几年血腥统治和专制独裁，制造了一座足以摧毁这个民族，甚至给世界带来巨大灾难的活的火山。目前这座火山完全是因为中共的暴力镇压和舆论压制才没有喷发出来。然而这种镇压却似饮鸩止渴。最后的爆发，尤其是生态崩溃引发的灾难，既使是神仙出世也回天无力。同时中共自己也看到了，如果它稍微放松一点镇压，还没有等它从火山口全身而退，那石破天惊的岩浆喷发就会在瞬间把它烧为灰烬，因为它是这一切灾难的始作俑者。
所以，中共不敢把现在面临的问题告诉给民众，民众一旦了解了真相，随之而来的就是普遍的恐慌和巨大的社会动乱，同时，中共在历史上欠下的累累血债和造成今天局面的政策都要受到清算。如果不告诉民众实情，问题也只能越积累越严重，超过临界点后，最终的经济崩溃和生态灾难将无可避免的。
这些灾难就不仅仅是中国的灾难，也会波及到世界，所以海外大纪元时报有一个系列社论，叫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谈到了共产主义的出现就是毁灭人类的。
当今出现的三退大潮正是应对人们怎样选择自救的办法，三退能保平安。生命会有好的未来。有的人可能就不相信。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一个人维持生命是靠细胞来维持。如果细胞脱落了血液循环跟不上了，人就老了最后就死了。那么共产党也是一个生命，它也要靠细胞来维持生命，那么它的细胞就是党团队员组成的，如果人人都退出来不再做它的成员，它的生命也就维持不下去了，就一定会灭亡。
这个邪恶专制统治政权对上天对人类犯下不可饶恕的大罪，上天不会绕过它，一定要以大灾难惩治它，不退出的人就会跟其一起被淘汰的，所以呢，三退保平安就是上天在救人，如果读懂了天机就赶快抓住这宝贵的机缘，赶快声明做三退，不用您花一分钱，只要一个善举用小名化名都可以，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就可以。希望更多有缘的善良的好人早登上历史新纪元的诺亚方舟。
谢谢您的收听！
一九九五年九月，我因公出差去省城，在返回的高速公路上遭遇一场重大车祸，造成右腿股骨及胫、腓骨均被撞成严重粉碎性骨折。当年在医院手术时，股骨安上了一块钢板。在一年后的康复期间钢板断裂，又做了第二次手术，取出断裂钢板后又从股骨上端钻一个洞，往股骨的骨髓腔中插進一根不锈钢骨髓针(见附图)继续治疗。一般说来，骨伤愈合后就须去医院手术取出钢针。
一九九七年七月我走入法轮大法修炼。通过炼功、学法，当年十一月我就扔掉了拐杖，能行走自如了。二十多年过去了，我没想过要去医院取出那根钢针，因我相信师父一定会帮我拿走它。
我的右腿不能弯曲，无法盘腿。作为大法弟子不能盘腿怎么能行呢？我也经常在师父法像前求师尊加持弟子：无论吃多大的苦我也要做到双盘。
就在去年秋天的一天，我发现那钢针竟然穿透了又厚又硬的股骨下端又穿过皮肉，从膝盖下方露出了头。我知道是慈悲伟大的师尊用这种方式帮我把钢针推出来了！我那个高兴哪，那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对师尊浩荡佛恩的感激之情的！
图1: 横切面直径约0.9厘米、长度为四十厘米的不锈钢骨髓针从膝盖下方露出二厘米左右 (摄于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图2: 横切面直径约零0.9厘米、长度为四十厘米的不锈钢骨髓针于二零一八年五月三十日从膝盖下方全部滑出 (摄于二零一八年六月四日)
今年四月，钢针头已滑出有约二厘米左右。当时我动了人心，曾几次用手去往外拔，想尽快将它拔出来，但每次拔后都十分疼痛，而且会持续疼痛两、三天之久。我悟到是自己信师信法还不够，必须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完全听从师父的安排。自那以后我就再不去拔它了。
今年五月三十日晚，我在用湿毛巾去擦洗钢针头周围时，似乎感觉它有些松动，我想可能是师父点化我要将它排出来了，于是我把腿平放在床上，用手试着拔了一下钢针头，顿时股骨中象被针扎了一下似的疼，但马上就不痛了，这和以往的疼痛感完全不同，以前每次拔后都要持续疼痛两、三天。于是我又用双手食指轻轻扶着钢针头，心里默默求师父加持弟子，然后稍微用一点点力向外拔。这时感觉那钢针竟象抹了油似的徐徐的往外滑动着，前后不到十分钟，这根横切面直径约零点九厘米、长度为四十厘米、在我股骨中安了近二十二年的不锈钢骨髓针就完全被拔了出来。整个过程没有一点疼痛感，而且钢针出来那个洞处连一点血丝都没有，整根钢针也是干干净净的。
第二天早上起床，一看那洞已经封得严严实实的了！这实在是太神奇、太神奇了！对慈悲伟大的师父的感激之情让我彻夜难眠……
第二天我把这神奇之事告诉了学法组的同修们，大家也都激动不已，与我共同分享伟大师尊的浩荡佛恩，并买来了鲜花敬献在师尊法像前，叩谢师尊！
目前我的右腿虽然还不能弯曲，暂时还不能双盘，但行走已十分轻快。我坚信大法无所不能，师尊一定会加持弟子做到双盘的。
师尊的浩荡佛恩、大法的无比神奇激励着我们遵循师命，更加努力的做好三件事，精進实修，救度更多的众生。
我是一名北京山区的女大法弟子，今年五十五周岁，我是一九九八年年初得法的，得法以后我才知道法轮大法是真传功法，是让人能够真正修炼上去的高德大法。
在一九九八年我们村有很多人先后得法，一共有一百多人。我们一起学法、炼功，那样的环境真好。可是好景不长，到一九九九“七二零”以后，江泽民流氓集团开始全面的对大法和大法弟子进行铺天盖地的迫害。
我修炼大法受益，修炼以后身体的病都好了。法轮功教人修心向善做好人，我的心性也提高了。中共给大法和师父造谣，我们同修就俩人一组去挂横幅、条幅和真相标语。晚上去邻村挨家挨户的送大法真相资料，向周围的世人证实法轮大法好。
我在生活中也努力做个好人。那年老公公生病了，都是我们夫妻来照顾老人，老人出院后家里亲戚来看老人，都是我们接待。小姑子家盖房子，我在家里给蒸馒头，做饭。做好后我赶着坐公交车给送过去，怕馒头凉了，为了让工人们吃上热乎的饭。
在2009年我们家里弄房子，因为活忙，就很少炼功学法了。脱离了大法，心性也掉下来了。一直打着胰岛素。我后来还得了高血压，高血脂，脑血栓等疾病。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又走回大法修炼中来了，修炼后我的病都好了，所有的药和胰岛素就都扔了，我又恢复了健康的身体。这一切都是师父给的。我要修炼法轮大法到底，做到精进实修，做好师父教给的三件事，跟师父回家。
谢谢师父！
2018年3月23日，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数突破三亿！三亿中国人，堂堂正正地与邪党决裂，庄严地宣告心灵的自由。三亿中国人，摆脱邪恶枷锁，重获尊严、欢庆新生。亿万中华儿女的精神觉醒，呼应和推动着历史的巨变。这是三退运动的新的里程碑，这一天将被载入史册。
走过悠悠五千年，中华大地正在经历著最深刻的变化。世界也在善恶对决的动荡中来到了重大的转折点。风云变幻之际，《九评》编辑部的神来之笔，传递福音。历史已经证明，共产主义不是出路，而是绝路。
退出中共，利国、利民、利己，是最明智的选择，是走向明天的保证。复兴中华，是中国人的责任和使命。中共欠下累累血债，其罪行必将被清算。天意不可违，民心不可欺。抛弃中共，中国人民将重塑民族的辉煌。三亿人三退，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图：原行星盘中的钻石星尘想象图。Credit: S. Dagnello, NRAO/AUI/NSF
科学家早已发现在部分星际区域中存在异常微波辐射(anomalous microwave emission)。这种辐射可能是一些微小颗粒快速旋转发出。但到底是什么微粒导致的呢？最近，科学家们似乎找到了答案。
在2018年6月11日的《自然天文》杂志上，由英国卡迪夫大学(Cardiff University)的Greaves博士率领的研究小组发表论文，认为这些微粒应当是纳米钻石。研究者使用数个射电及红外望远镜观测了14个新生恒星系统，并在其中3个发现了异常微波辐射。除了上文提到的纳米钻石，还有一种有机分子也可能产生这种辐射。但是，只有3个存在一场微波辐射的恒星系统中同时存在纳米钻石的红外辐射信号，而在几个没有异常微波辐射的系统中却发现了有机分子的红外辐射信号。这说明纳米钻石才是真正导致异常辐射的微粒。研究者估计，这些纳米钻石可能是在恒星的原行星盘中产生的。大约百分之一二左右的碳元素在原行星盘中形成了这些钻石星尘。
这次的发现不仅确认了辐射来源，同时对宇宙学的研究也有重要影响。目前的宇宙大爆炸理论认为，宇宙的微波背景辐射可能是极化的。要想证实或证伪这个理论，就被需首先排除其它的极化微波辐射。这项新研究发现一场微波辐射几乎不带有极化，因此不会污染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极化现象。
2018年6月20日，全球部分法轮功学员将聚集在美国首府华盛顿DC，举行反迫害集会游行，各界正义人士将到场声援，制止中共迫害，呼吁人们认清共产主义对人类的危害，新唐人电视台将直播现场实况。
美国会山前的大型集会转播，将于美东时间6月20日（星期三）上午10点30分开始，多位美国国会议员、人权及宗教自由组织代表将到场演讲声援，直播将全程中文同声翻译。
集会结束后，中午12点开始将转播两小时的反迫害大游行。游行路线从国会西边草坪出发，途经宾西法尼亚大道、宪法大道、美国白宫，一直到华盛顿纪念碑前，全程共2.4英里。
1999年7月20日，以时任党魁江泽民为首的中共非法下令镇压法轮功，19年来，数以百万计的法轮功学员被中共非法绑架、关押、酷刑甚至活体摘取器官等；大批法轮功学员被迫流离失所、失业、失学等。
中共对亿万善良法轮功学员的惨烈迫害，是对人类“真、善、忍”精神价值的迫害。共产主义不只在中国危害甚大，在西方，表现上东欧共产主义阵营虽已瓦解，但并未随之而消亡，相反，共产主义透过各种方式，变形渗透到当今社会的各个层面，不只摧毁道德、放纵欲望，更引诱人类远离神、背叛神而达到最终毁灭人类的终极目的，这是对人类道德价值与文明体系的终极迫害。
今年的美国首都华盛顿法轮功反迫害集会游行，将进一步帮助人们认清共产主义对全人类的危害，同时在个人利益与道义良知之间做出正确的选择。新唐人电视台将在全球各频道实况直播，亦将通过新唐人、大纪元脸书向全球移动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都可以观看游行盛况。
一、实况直播收看时间：
美东时间6月20日（星期三）
公众集会和政要演讲：上午10:30−11:30（北京时间6月20日晚间10:30−11:30）
反迫害大游行：中午12:00−2:00（北京时间6月21日凌晨12:00−2:00）
二、收看方式：
（一）电视收看：新唐人电视台全球各大频道，美东、美南、美西、中国、欧洲等频道
（二）请锁定新唐人、大纪元网站观看直播
（三）新唐人、大纪元脸书：facebook.com/NTDCHINESE
（四）新唐人YouTube官方频道
《共产主义黑皮书》第一部分 苏联的暴力、镇压和恐怖（53）
对日耳曼人的放逐之后，随之而来的是，1943年11月到1944年6月的第二波放逐大潮。当时，6个民族──车臣人、印古什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卡拉恰伊人（Karachai）、巴尔卡尔人（Balkars）、卡尔梅克人（Kalmyks），被以“与纳粹占领者大规模勾结”为由，放逐到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斯坦。这波主要的放逐潮之后，1944年7月到12月其它行动也接踵而来。其目的是清洗掉克里米亚和高加索地区其它几个被认为不可靠的民族：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克里米亚的亚美尼亚人、麦斯赫特土耳其人（Meskhetian Turks）、库尔德人，以及高加索的赫姆辛人（Khemshins）。
对于高加索山地民族──卡尔梅克人或克里米亚鞑靼人与纳粹之间假想的勾结，最近可用的档案文献未提供任何新的信息。一些事实指向克里米亚、卡尔梅克共和国（Kalmykia）、卡拉恰伊地区，以及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Kabardino-Balkaria）的少数勾结者，但无任何证据表明，勾结是这些地区的普遍政策。最具争议性的通敌事件，正是发生在1942年7月红军于顿河畔罗斯托夫失利后，以及1942年夏至1943年春德国占领高加索地区期间。在苏联军队离开与德国人到来之间的权力真空中，一些地方领导人建立了“全国委员会”。这些地区包括：卡拉恰伊—切尔克斯（Karachaevo-Cherkess）自治区的米高扬—沙卡尔（Mikoyan-Shakhar）、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的纳尔奇克（Nalchik）、卡尔梅克共和国的埃利斯塔（Elista）。德军承认这些地方委员会的权威。它们享受了几个月的宗教、经济和政治自治。高加索地区的这种实验，使柏林更加确信所谓的“穆斯林神话”，即苏联的伊斯兰地区可能受到剥削这种看法。因此，克里米亚鞑靼人也获准建立自己的“中央穆斯林委员会”，其总部在辛菲罗波尔。
不过，因为纳粹担心20世纪20年代中期被红军粉碎的泛突厥运动（Pan-Turkic movement）可能会回潮，他们从未把卡尔梅克人、卡拉恰伊人和巴尔卡尔人享受了几个月的自治，给予克里米亚鞑靼人。为了换取给予他们的微小的自治权，这些地方当局贡献了几支部队，来击溃仍效忠于苏维埃政权的、几乎可忽略的军队的抵抗。简而言之，这些部队仅相当于几千人：克里米亚的6个鞑靼营，以及一支卡尔梅克骑兵队。
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只是部分被纳粹小分队占领约10个星期，从9月初至1942年11月中旬。没有丝毫的通敌证据。不过，车臣人此前一直是个叛逆的民族。1925年，苏联当局曾发动几次惩罚性征伐，来没收这些人所持有的一些武器；1930至1932年再次征伐，试图瓦解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对集体化的反抗。1930年3月和4月，以及1932年4月和5月，在打击“土匪”的斗争中，NKVD特种部队叫来大炮和空中支援。这在一直反抗莫斯科影响力的民众中，激起抵制中央集权的强大风潮以及独立的渴望。
1943年11月至1944年5月，有五次大型驱逐运动按照通常方法实施。但与早前对富农的放逐不同，这些行动以“非凡的组织效率”（用贝利亚的话来说）为特征。后勤准备工作精心安排了好几星期，并由贝利亚及其助手伊万．谢罗夫和博格丹．柯布罗夫亲自监督。他们都乘坐特种装甲列车行进。这场行动涉及大量车队：1943年12月27至30日，投入了46支车队，每队60辆卡车，用于放逐93,139名卡尔梅克人；1944年2月23至28日，投入了194支车队，每队64辆卡车，用于放逐52万1,247名车臣人和印古什人。为了在战争最激烈之际实施这些不寻常的行动，NKVD动用了11万9,000人的部队。
这些行动，直到最后一刻才筹划。它们始于对“具有潜在危险性分子”的抓捕。这些人在人口中占1%到2%，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儿童和老年人。绝大多数成年男子正在俄罗斯的旗帜下战斗。这些行动进行得极为迅速，如果相信发给莫斯科的那些报告的话。克里米亚鞑靼人于1944年5月18至20日遭围捕。头天晚上，负责这次行动的柯布罗夫和谢罗夫给贝利亚发了一封电报：“今晚8点，有9万人被移到车站。17支车队已将48,400人送往目的地。25支车队正在装载人。行动进行得极其顺利，并继续进行。”5月19日，贝利亚告知斯大林，第二天有16万5,515人被集中在那些车站，其中13万6,412人被装上车，编入车队。5月20日，谢罗夫和柯布罗夫给贝利亚发了一封电报，宣布这次行动已于那天下午4:30完成，共有17万3,287人在运送途中。运送剩下6,727人的最后4支车队也于那天晚上离开。
从NKVD官僚机构的报告看来，这些影响数十万人的放逐行动，似乎是一种纯粹的例行公事；每次行动都比上次更加“成功”、“有效”或“合算”。在放逐车臣人、印古什人和巴尔卡尔人之后，NKVD文职人员所罗门．米尔斯坦（Solomon Milstein）起草了一份长篇报告，谈及“与早前的放逐相比，最近这些放逐行动中节省了卡车、木板、水桶和铲子”。
“运送卡拉恰伊人和卡尔梅克人所获得的经验，使我们采取某些措施成为可能。这些措施让我们得以削减车队所需，从而最终减少了所需的行程次数。我们现在把45人装进每辆牲畜运输车，而不是以前的40人。通过把人与其财物放在一起，我们也减少了所需的卡车，从而节省了37,548米的木板、11,834只水桶和3,400个炉子。”
NKVD的官僚主义梦想，以如此骇人的效率得以实施。在这之外，有着怎样的恐怖现实？20世纪70年代末，一些幸存者的经历被收集起来。有人回忆说：“到撒马尔罕（Samarkand）地区泽拉布拉克（Zerabulak）目的地的行程，花了24天。我们从那里被带到真理集体农场（Pravda kolkhoz）。在那里，我们的工作是修理马车……我们努力工作著。我们总是很饿。我们中很多人都几乎无法站立了。他们之前驱逐了我们村的30户家庭。5户家庭中有一两名幸存者。其他人都死于饥饿或疾病。”
另一位幸存者讲述道：“在紧闭的车厢内，由于饥饿和缺氧，人们大批地死去。没人给我们任何吃或喝的东西。在我们经过的那些村庄，人们都变得与我们敌对起来。他们被告知，我们都是叛徒，因此不断有石头像雨一般砸到车厢的侧面和门上。当他们确实在哈萨克斯坦的大草原中央打开那些门时，我们获得了可吃的军用口粮，但却没有喝的。我们被吩咐在铁路线旁把所有死者给扔出去，不要埋葬他们。然后，我们又出发了。”
一旦抵达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或西伯利亚的目的地，这些被放逐者就被分配到集体农场或当地工厂中。住房、工作和生存方面的问题，就是他们的日常命运。从当地NKVD的报告中，可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这些报告被发往莫斯科，并保存在古拉格“特殊人群”部门的大量文件中。1944年9月一份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报告提到，近来那里被放逐的31,000户家庭中，仅5,000户有得到安置（housed）。“安置”本身似乎已成为一个相当灵活的术语。该报告的文本显示，在卡孟宁斯基（Kameninsky）区，地方当局将900户家庭安置在一座sovkhoz（国营农场）的18所公寓内；换句话说，每所公寓住50户家庭。这些家庭，很多都有大量的孩子，当严冬逼近时，必定是轮流睡在公寓里，其余时间则被迫睡在外面。
1944年11月，放逐卡尔梅克人一年多以后，贝利亚在写给米高扬的信中亲口承认，“他们一直被置于异常艰难的生活条件下，卫生状况极差。他们中很多人都没有内衣，没有鞋穿，衣服极少。”两年后，两名NKVD领导人报告称，“适合工作的卡尔梅克人中，有30%无法工作，因为他们没有鞋穿。他们完全不适应严峻的气候和不寻常的条件，而且完全不懂当地语言。这意味着存在整个另一系列困难。”背井离乡，饥饿缠身；在管理很糟的集体农场工作，管理糟糕到他们几乎无法养活自己；或在他们从未接受过培训的工厂里工作，很多被放逐者都是技能很差的工人。“被放逐到西伯利亚的卡尔梅克人很惨”，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前总统普育维耶夫（D．P.Pyurveev）写信给斯大林说。
“他们失去了所有的牛只。他们抵达西伯利亚时，一无所有……他们很不适应发配地区新的生活条件……在集体农场工作的卡尔梅克人几乎一无所得，因为连这些农场原有的工人也无法养活自己。那些被发配到工厂的人，则发现很难适应这种新的生存环境。因得不到适当报酬而无法购买日常口粮，也让他们很难适应。”
被迫站在机器前度日，曾是农业游牧民族的卡尔梅克人，经常见证其微薄工资被以罚款的名义夺走。
有几个数字反映出被放逐者的死亡规模。1946年1月，特别安置管理局计算出，两年前被放逐的92,000名卡尔梅克人中，剩下70,360人。1944年7月1日，35,750户鞑靼家庭──相当于15万1,424人，抵达乌兹别克；六个月后又来了818户家庭，但却少了16,000人。到1948年10月1日，被逐出高加索的60万8,749人中，已有14万6,892或近1/4的人死亡；而在此期间，出生仅28,120人。被逐出克里米亚的22万8,392人中，四年后有44,887人死去，而出生仅6,564人。如果也考虑到40%至50%的被放逐者都在16岁以下，极高的死亡率就变得更加显而易见。因此，“因自然原因死亡”，只是这些统计资料中极小的一部分。儿童即便的确活下来，也几乎没有前途：被放逐到哈萨克斯坦的89,000名儿童中，四年后，不到12,000人入学。此外，官方指示坚决要求，所有针对“特殊移民”子女的学校课程只能用俄语教。
这并不是战争期间官方进行的唯一一波放逐。1944年5月29日，将鞑靼人逐出克里米亚的行动结束几天后，贝利亚写信给斯大林称：“NKVD也认为，将所有保加利亚人、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逐出克里米亚，是合情合理的。”保加利亚人被控“积极协助德国人为德军制作面包和其它食品”，以及“与德国军事当局勾结，搜寻红军士兵和游击队队员”。希腊人被控“在侵略军到来后，建立了小型工业；德国当局也帮助希腊人做生意、组织运输等”。亚美尼亚人则被指控在辛菲罗波尔成立了一个名为“单峰骆驼”（Dromedar）的通敌中心，由亚美尼亚将军多尔（E.Dro）负责。据称，他们的目的“不仅是宗教性和政治性的，而且是发展小型工业和私营企业”。在贝利亚看来，该组织“为德国人的军事需求和建立一个亚美尼亚军团筹措了资金”。
四天后，1944年6月2日，斯大林签署了国家国防委员会的一项法令，下令“驱逐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同时，也要驱逐37,000名德国人的帮凶──保加利亚、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如其他被驱逐者群体的情况一样，该法令任意确定了每个“受欢迎地区”的配额：哈萨克斯坦的古列夫（Gurev）地区为7,000；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Sverdlovsk Province）为1万；乌拉尔的莫洛托夫州（Molotov Province）为1万；克麦罗沃州（Kemerovo Province）为6,000；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Bashkiria）则为4,000。正如当局一直所声称的，这场行动于1944年6月27日和28日“成功实施”。这两天，有41,854人被驱逐，正如报告所强调的，是“计划人数的111%”。
从克里米亚清除日耳曼人、鞑靼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之后，NKVD就决定清洗高加索地区。同样是出于清理边境的需要，这些大规模行动在许多方面都是1937至1938年以更系统形式进行的反间谍行动的延续。1944年7月21日，国家国防委员会一项由斯大林签署的新法令，下令将86,000名麦斯赫特土耳其人、库尔德人和赫姆辛人逐出格鲁吉亚边境地区。考虑到该地带的多山性质，以及许多这些民族的游牧生活方式，驱逐的准备时间特别长。这些民族不久前还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一直在苏联与土耳其之间自由通行。这次行动从1944年11月15日持续至25日，由14,000人的NKVD特种部队实施。900辆斯图贝克（Studebaker）卡车转而被用于协助实施这些驱逐行动。这些卡车由美国提供，作为反德战争中为盟国提供大量弹药的租借协议（lend-lease arrangement）的一部分。
在11月28日一份给斯大林的报告中，贝利亚声称，“在特别困难的条件下，10天内转移了91,095人。”在贝利亚看来，所有这些人都是土耳其间谍，即使超过49%的人都在16岁以下。“该地区大多数居民都与土耳其边境地区居民有着家庭关系。他们多半是走私犯，表现出强烈的移民意愿，并为土耳其情报机构和沿着整个边境活动的土匪团伙招募很多新成员。”根据古拉格“人口流动”部门的统计资料，近94,955人被放逐到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1944年11月至1948年7月，19,540名麦斯赫特人、库尔德人和赫姆辛人被放逐致死，约为迁移总人口的21%。四年里20%~25%的死亡率，对于所有这种被该政权处罚的民族，几乎都是一样的。
战争期间依据种族标准放逐数以十万计的人，将“特殊移民”人数由约120万增加至250多万。战前去富农化行动的受害者曾占“特殊移民”的大部分，但其数量由战争爆发时的约93万6,000人下降至1945年5月的62万2,000人。事实上，以前被划为富农的数万名成年男性，除了一家之主外，在战争期间都被征入伍。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们后来恢复了以前作为自由公民的地位，不再被划为“特殊移民”。但这些新获释者的处境与战时没什么区别。他们实际上很少能够离开为他们指定的住宅，特别是因为他们的所有财物甚至是房屋都被没收了。#
（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上合峰会刚结束，6月13日下午，青岛突遭狂风暴雨、雷电和鹅蛋大的冰雹袭击，市区大量树木折断甚至连根拔起，车辆被砸，道路被淹，一片狼籍。但人们很快发现，这场“天灾”原来同刚结束的上合峰会有直接关系。
6月13日下午，青岛突然遭遇狂风暴雨、雷鸣闪电，整个市区白昼如夜，暴风雨导致大树遭连根拔起、道路被淹，多处积水没过行人膝盖，路边工地围挡被吹塌，高架路道路标牌被风刮倒，交通严重拥堵，晚高峰延续至深夜11点。
微博实名认证用户“weatherman_信欣”、中国气象频道气象分析师信欣发布微博称，17点05至10分，青岛观测到34.8米/秒的12级大风，打破当地自1979年以来的6月风速纪录。17时41分，信欣发布第二条微博，指青岛15分钟内雨量就达到了36.7毫米（17点至17点15分）。“这次强对流，可以载入青岛的史册了。”
极端天气后，当地网民们晒起了各种现场图片，其中冰雹的尺寸长达4釐米，如鹅蛋般大小，有的汽车窗户被砸出了十多个大洞。
但随后知情者透露，这场天灾并非大自然导致，而是因为当局为了准备刚刚结束的上合峰会，连续打了一个月的驱云弹，致使云变成了超高度饱和的水汽。峰会结束后，由于上合期间放烟火引发的大量杂尘助凝，于是憋了一个多月的超饱和水汽迅速凝成冰雹。
有气象部门的网民留言说：“一个月没休息了，天天到处放去云弹！”也有人贴出青岛上空的气象图，图片显示，青岛市被一圈红色环状的水汽团严密包裹住，并指这场冰雹是“上合峰会人工干预的副产品”。
还有人留言说：“这个功劳归我们气象局的战友们24小时奋战在第一线，去云弹打了多少发了！”
有民众留言说：“青岛近一个小时的狂风暴雨，和鸡蛋大的冰雹导致前期峰会灯光秀铺设的高楼外墙管线和灯具大部被毁，上百亿的花费灰飞烟灭，渣都不剩。”
“前两天为了丐帮大会营造好天气就拚命往天上打药，结果今天累积的暴雨、冰雹全部在一小时之内砸下，将这些营造的环境全部摧毁，青岛人民损失惨重！”
有民众讽刺说，这才是青岛上合峰会会议的“闭幕式”。
大约40多年前，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一位博物馆馆长偶然发现了一间密室，密室的墙壁上布满绘画。尽管没有署名，但专家们确信，其中一些用木炭笔和粉笔勾勒的草图是米开朗基罗的真迹。对于一个艺术史学家而言，这样的发现的确千载难逢。
密室壁画不仅展示了这位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大师的创作过程，而且还揭示出他人生中一段神秘而危险的经历。
据美国公共电台（NPR）报导，密室位于佛罗伦萨圣罗伦佐教堂（Basilica di San Lorenzo），这里是美第奇家族的官方教堂。美第奇家族是15至18世纪中期在欧洲拥有强大势力的名门望族，统治了佛罗伦萨及托斯卡纳达数百年之久，对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和建筑的成就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约1520年，美第奇家族委托米开朗基罗设计家族陵墓，即为后来的美第奇礼拜堂（Medici Chapels），也是圣罗伦佐教堂的扩展建筑。但是，米开朗基罗最终背叛了美第奇家族，在1527年参加了一场叛乱，将这一望族赶出了佛罗伦萨。3年后，美第奇家族又回到佛罗伦萨，史学家认为，正是这段时间，米开朗基罗在礼拜堂下面的一间密室中藏匿了数月。
该密室长23英尺，宽6.5英尺，发现于1975年。当时，一位博物馆馆长在一个衣橱下面看见有暗门，打开后通向一个房间。房间墙壁被清理干净后，竟然出现了70幅涂鸦和草图，其中有些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米开朗基罗的名作。
“顺着一系列非常陡的台阶走下去，就能看到这些令人惊叹的绘画了，”负责监管美第奇礼拜堂的巴杰罗美术馆馆长Paola d’Agostino表示。密室中的壁画形形色色，有些让人想起米开朗基罗在西斯汀礼拜堂的壁画，还有一副类似于他创作的闻名于世的大卫雕像。
其中有一副绘画是有关拉奥孔的，这幅画来源于古老的著名大理石雕刻《拉奥孔与儿子们》，表现的是特洛伊祭司拉奥孔和他的儿子们被海蛇缠住勒死的场景。
不过，这70幅画作中，究竟哪些是米开朗基罗的真迹，艺术学家们也存有争议。即便如此，这一发现对人们认识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来说也弥足珍贵。
美第奇家族重新掌权后原谅了米开朗基罗，但在佛罗伦萨共和国结束后，米开朗基罗于1532年离开家乡前往罗马城，再也没有回去。
为安全起见，这间密室还没有对公众开放，学者们也需要特殊许可才能入内参观。不过，D’Agostino表示，在经过数年的研究和精心保护后，这些密室壁画或许会在2020年公诸于众。
（大纪元）
美国地质调查所（US Geological Survey）表示，夏威夷几劳亚（Kilauea）火山流出的熔岩已经将大岛最大的淡水湖吞没。
地质调查所人员证实，火山第8号裂缝流出的熔岩，2日已大量流入岛上最大的淡水湖绿湖（Green Lake），让最深达200呎的绿湖在90分钟内整个蒸发殆尽。
地质调查所火山专家波尔（Jessica Ball）表示，火山第8号裂缝持续有岩浆喷发，继续向北流往卡波霍火山口（Kapoho Crater）周围堆积，并流进度假圣地地区Vacationland。
波尔说：“岩浆约在2日上午10时流入绿湖，产生大量蒸气云，到下午1时30分，绿湖已被岩浆完全覆蓋，湖水蒸发殆尽。到3日上午7时，岩浆流进卡波霍海滩地区，离海水仅剩50码。山顶上，地震活动不多，哈雷茂茂（Halemaumau）火山口喷出的火山灰也不多，但是气体排放量仍然很高，预测小规模爆炸会持续产生。”
夏威夷话“卡哇伊阿佩利”（Ka Wai a Pele）的绿湖有400年历史，是大岛上仅有的两个淡水湖之一，相传是火山神佩利到夏威夷第一个造访的地方。
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迫害已延续十九年，目前在英国工作、生活、学习的法轮功学员当中，有多位修炼法轮功的亲友因信仰正在遭受中共的邪恶迫害。
在二零一八年六月三日的伦敦法轮功集会游行活动中，她们也来到现场展示着法轮大法的祥和美好，同时揭露出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让更多的英国民众看清中共，坚决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有民众鼓励学员“你们做得很好，请继续下去，让更多人知道。”
“我为妈妈和那些阿姨们骄傲”
“今天来就是要呼吁停止迫害”，参加六月三日法轮功学员伦敦讲真相反迫害活动的学员铭慧这样表示，她还讲述了自己的妈妈，牡丹江法轮功学员王楣泓女士在四月二十三日和其他十四名学员一起被非法抓捕。铭慧说：“她们被抓后那几天，我每天早晨都来中使馆前法轮功和平抗议点，几个小时在那简单站一站，就是想对她们表示声援。”
根据明慧网资料，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三日晚九时，牡丹江市国保支队大队长李学军、国保支队警察尹航、马群、乔平伙同东安分局共六、七名警察，在没有穿警服、没有搜查证、没有出示警官证和局长签字的情况下，闯入法轮功学员宫呈阁的家中，将家里做客的高秀清、王湄泓、张丽等十四人非法抓捕，企图“关押十五天”。四月二十七日，十四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四天后全部回家。这十四名法轮功学员后来就四月二十三日被牡丹江国保警察李学军、尹航、马群绑架事件向各级纪检委、各信访办等相关部门提起联名控告。
然而，“从三月底至今（六月三日）还没能再跟妈妈联系上。” 铭慧表示，“这几位阿姨真了不起，而且出来就把他们告了，联名起诉他们。我挺震撼的，我挺为她们骄傲的。”
“让更多人知道法轮功因为信仰而遭受迫害”
在六月三日的法轮功洪法活动中，法轮功学员晓童又一次站在演示中共迫害法轮功罪行的模拟牢房里，站在印有妈妈王玉珏照片的真相展板旁边，她说自己当下的最大愿望就是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她介绍说自己妈妈五月份刚刚被非法判刑三年半，而邪恶的中共政权至今不让家人探视妈妈。
晓童希望通过妈妈的故事，让更多人认识中共从一九九九年至今仍在残酷迫害法轮功的事实，她有机会会去伦敦唐人街讲真相，“有人停下来看展板的时候我会和他们讲，跟他们说我母亲的事情。”
晓童还表示，民众的积极反馈让她很受鼓舞：“通过我妈的事情让更多的人知道（法轮功）因为信仰而遭受迫害，然后理解这个事情，我是很高兴的。”“那天，在唐人街有一位西人女士告诉我她儿子在中国工作，知道迫害的事情，她表示很同情我，也鼓励我。”
据明慧网消息，河南省周口市法轮功学员王玉珏于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二日上午在太康县符草楼镇讲真相、发小册子时被绑架，二零一八年五月十六日，淮阳县法院在不通知律师和家人的情况下被非法开庭，公诉人（王红旗）竟然当庭说这类案都是610、政法委当家。
王玉珏曾在二零一零年被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二零一四年又被非法判刑三年。
英国女士：刚意识到共产主义还在世上猖狂
二零一八年六月三日，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住在北英格兰、在星巴克公司工作的尼基•贝尔（Nicky Bell）女士，六月二日来伦敦参加一个节日庆祝活动，第二天在特拉法加广场遇到了法轮功，她告诉向她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铭慧：“我以前没听说过法轮功”，“我要在请愿书上签字。”
“在我看来，这（迫害）是疯狂的，人们不应该因为想过平和生活而受到迫害；她（法轮功）不会伤害任何人，中共政府却进行这种全面覆盖的持续迫害，这是荒谬的。”“（爸爸）被非法监禁迫害十五年，这太糟糕了，我无法想象（铭慧）你是怎么走过来的。”“因为坚持信仰，一种根本不伤害任何人的信仰，生命就被置于恐怖之中，这是不公平的。”
贝尔感谢铭慧用自己父母遭受迫害的事实提醒她认清中共打压正信的恶行：“我没有意识到共产主义在世界上还这么猖狂，它剥夺人的自由，限制人的思想，强制人们遵循它的原则，而对这个问题现在人们不去思考了，觉得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这里听到的好象是过去的历史。”
新闻专业学生：要让更多人知道中共迫害的疯狂
“你们做得很好，请继续下去，让更多人知道。”正在曼彻斯特学习新闻学的贝卡•茉纳汗（Becca Monaghan）这样鼓励铭慧。茉纳汗是GQ杂志实习生，练习打坐冥想也是她生活的一部分，二零一八年六月三日在伦敦第一次见到法轮功，铭慧结合自己经历给她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她表示非常赞同法轮功学员的讲真相活动：
“（中共的迫害）太疯狂了！要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很重要，还有很多人不知道。我喜欢这个（法轮功学员展示真相的方式），集体炼功打坐和模拟（中共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监牢视觉效果强，真的很好。”
茉纳汗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这是一个可怕的罪行，它太糟糕了！”“我以前在美国听到过，知道（中共）他们试图掩盖它，今天我才意识到这是这么大规模发生的可怕事情。我回家后要去上网进一步了解。”
本周《自然-植物》在线发表的一篇论文The demise of the largest and oldest African baobabs报告称，非洲最大最古老的猴面包树正在经历神秘的死亡事件。
猴面包树又称死老鼠树，因其果实形状得名，树干粗壮无枝，形似柱子，是地球上最具辨识性的植物之一。非洲猴面包树不说上千年，至少能活几百年，材积达几百立方米，部分树拥有大型中空树干。
非洲猴面包树的存亡。a.2015年6月的猴面包树，拥有敞开的环形结构，由6根树干组成；b,c显示2016年1月猴面包树突然倒塌在地，但枝干未遭折损。
罗马尼亚巴比什博雅依大学的Adrian Patrut及同事分析了逾60棵最大、也可能是最古老的非洲猴面包树，以便从生物学和结构角度理解该树为何能长得如此之大。他们提取每棵树的树干的不同部分的样本，使用放射性碳测年法进行测年。
结果意外地发现，在13棵最古老的树中，有8棵从2005年起或已彻底死亡，或者其中最古老的树体部分已经枯萎；在6棵最大的树中，有5棵也出现这种情况。猴面包树拥有一种环形结构——一般由不同年龄的多个树干组成，这些树干可能融为一体形成封闭的环形结构，或保持敞开。封闭的环形结构内部一般包含中空结构——被称为假穴，它是猴面包树所独有的。
就本研究中的最古老的那些树而言，这样的环形结构都由存在了几百年的树干组成，而其中几棵的所有树干都已突然死亡。作者认为气候变化可能影响了猴面包树的生存能力，不过目前还没有数据支持这一结论。
在印加石上雕刻有最著名猎户座和银河系星座的符号。专家称印加石为“一个独一无二的考古天文学遗迹，和世界上其他古遗址都不一样。”
印加石又被称为“Pedra Do Inga”（葡萄牙语），目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考古遗迹之一。它位于巴西国家帕拉伊巴市内的印加市。
印加石上有数百个奇特的符号和“星座图”，它们被刻在245米长，3米高的岩石上。 在这组中有几个雕像以低浮雕的方式雕刻，并且有些符号的含义未知。铭文的年代也是未知的，但地质学家估计，岩层可以追溯至少6000年前。
据专家介绍，印加石拥有超过400个雕刻，其中有一些动物形象，还有其他抽象意义的符号和代表星座的雕刻。
研究印加石的最著名的专家之一是意大利裔巴西人，名叫GabrieleD’Annunzio Baraldi。他认为，这块岩石上的符号与与赫梯语非常相似的语言，土耳其从公元前2000年使用至今。
根据研究员尤里·莱韦拉托所说，Baraldi的猜测很可能是正确的，并且刻在印加石中的信息可能是用诺斯语写的——一个庞大的语系，它包括许多欧亚大陆的土著语系，尽管其拥护者的社会组成结构和政权体系各不相同。
有些作者大胆提出，由于与凯尔特人符号有密切关联，古迦太基人和他们的凯尔特盟友可能会在被古罗马人击败后逃到石头所在的地方。
但这还有无数的理论和奥秘围绕着这座令人难以置信的古代遗迹。
有一个说法表示，从考古天文学的角度来看，印加的岩画是极其重要的。
1976年，西班牙工程师弗朗西斯科·帕维亚·阿莱曼开始对这个考古遗址进行测量研究，其第一批研究成果于1986年由巴西研究所出版（Pavia Alemany F. 1986）。
他在印加石的表面发现一个他称作最不寻常的考古发现，描述了一年之中不同的日照投影。符号是由一系列球性或“蒴状”和其他岩画刻在垂直表面上，通过一个会投射出每天第一缕太阳光线的影子的指针，渐变的影子形成一个“太阳历”。
Safor天文协会于2005年在其官方公报惠更斯Nº53（Pavia Alemany F. 2005）中公布了这项研究的总结报告。
随后，F.帕维亚继续对印加石的研究，把精力都集中在刻在岩石表面上一系列记录的符号的含义，上面能够发现大量的“星图” ，可以归类为“星座” 。“蒴状”和“星座” 记录，赋予印加古迹巨大的价值，而他们能在同一物品上共存，使印加古迹具有重要的独一无二的考古天文学价值，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作家将印加石称作地球上被不为重视的遗迹之一。
2006年，埃及和考古天文学家JoseLull，编写了一本叫Trabajos de Arqueoastronomía. Ejemplos deAfrica, America, Europe y Oceania的书，这是一本将考古天文学家编写的十三篇文章汇编而成的书。其中包括了“印加古迹考古天文学合集”，里面作者揭露了前面所说的球体和星座研究，以及印加古迹称作独一无二的考古天文古迹的原因，为什么和世界上其它古迹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