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1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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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章 教育篇:魔鬼在毀掉我們的後代和未來(上)

     

    引言

    1.共產邪靈接管西方大學
    1)大學教師嚴重左傾
    2)用共產主義理念改造傳統學科
    (1)革命話語占領美國人文學界
    (2)共產邪靈以「理論」之名橫行學術界
    (3)政治化的文學研究
    (4)邪惡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
    (5)後現代馬克思主義
    3)創造以意識形態灌輸為目的的新學科
    4)灌輸各種左傾激進意識形態
    5)否定美國的偉大傳統
    6)反西方文明的經典之爭
    7)壟斷教科書和人文學術研究
    8)大學進行「再教育」洗腦並敗壞道德

    引言

    教育關乎個人的福祉、社會的安定、民族的發展和文明的存續。人類歷史上的偉大文明莫不重視教育。教育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讓人類保持高尚的道德,同時保存神傳給人的文化,以等待神的歸來。同時教育也起到傳播知識、培養技能、凝聚族群的作用,對社會不可或缺。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敬天信神,追求至善的品德,對人類傳統文化擁有廣博的知識,掌握一個或多個方面的高超技能,敬業而樂群。他們是社會的中流砥柱,民族的精英,文明的守護者,他們個人的卓越品行也一定會得到神的垂青。

    共產邪靈要毀滅人類,就要斬斷人與神的聯繫,其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破壞傳統教育。它在東方和西方採用了不同的策略。在東方傳統文化深厚的國家,如果使用欺騙的方式,很容易就識別出來了。於是共產邪靈屠殺文化精英,造成文化的斷層,同時使用教育宣傳等欺騙手段。而西方國家的歷史文化相對沒有那麼深厚,所以邪靈可以用滲透和變異的方法。事實上,共產邪靈利用教育滲透西方,對年輕一代的變異比對中國的年輕一代的變異嚴重得多。

    2016年美國大選結束後,由於主流媒體長期對傳統派候選人的醜化宣傳和所謂民意調查的誤導預測,很多人,尤其是青年學生無法接受選舉結果,美國大學校園出現了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一些學生以「恐懼、疲倦、情緒創傷」為由要求教授取消上課或者推遲考試。某些著名學府為了緩解學生的「焦慮」和「痛苦」,給他們提供了多種多樣的活動,包括玩橡皮泥、塗色、積木和肥皂泡,甚至還提供寵物狗和寵物貓。很多大學給學生提供了各種心理諮詢,組織互助團體,提供「選舉後心理康復」或者「選舉後資源與幫助」之類的服務。[1]且不說把正常的選舉結果看得比自然災害或恐怖襲擊更加可怕是多麼荒唐,單說本來應該具有成熟的心智和對壓力和變化具有相當承受能力的大學生竟然變得如此無知、脆弱和幼稚,這不能不說是美國教育的巨大失敗。

    美國教育的失敗恰恰是共產邪靈敗壞美國教育的「成功」。過去幾十年中美國社會最令人痛心的變化就是公立教育系統的全面淪陷。這是魔鬼滲透和顛覆的結果。

    本章將以美國為例,剖析共產邪靈對自由社會教育的滲透。相信讀者能夠舉一反三,認清其它國家教育領域中共產邪靈的鬼影。

    共產邪靈對美國教育的滲透至少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第一,直接向年輕一代灌輸共產主義魔鬼的意識形態。邪靈接管西方大學,一邊創造以意識形態為導向的新學科,一邊滲透重要的傳統學科,包括文學、歷史、哲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法律、大眾傳播等等;各種變形的馬克思主義成了這些科系的指導思想;「政治正確」成為大學校園箝制思想的操作指南。

    第二,邪靈有意不讓年輕一代接觸傳統思想文化,因此傳統文化、正統思想、真實歷史和文學經典被用各種方式詆毀、邊緣化。

    第三,從幼兒園、小學開始,持續降低教學標準,使年輕一代的讀寫算術能力變差,思維能力和知識水平都嚴重下降,難以理性思考關係到人生和社會的重大問題,更難以看穿魔鬼各種狡猾至極的詭計。

    第四,從小就給學生灌輸各種變異觀念,待他們長大後,這些觀念變得根深蒂固,幾乎無法察覺和糾正。

    第五,培養學生的自私、貪婪、放縱,培養其反權威、反傳統傾向,放大自由觀念,加強他們的自我中心,降低學生對不同觀點的理解能力和容忍度,同時降低其心理承受能力。

    審視美國的教育,我們會發現,共產邪靈在上述五個層面的目標都幾乎已經實現了。美國大學裡左派的意識形態成為主導意識形態,有不同思想傾向的學者或者無法進入大學任教,或者不允許發表自己的傳統觀點。很多學生經過四年強化訓練,大學畢業後傾向自由主義、進步主義、不假思索地接受無神論、進化論、唯物主義,成為奉行享樂主義,缺乏常識和責任感,褊狹脆弱的「雪花人」(snowflakes)。其中受害最深者,除了一些自由派的教條之外,知識貧乏,視野狹窄,對世界歷史和美國歷史一知半解甚至一無所知,成為魔鬼欺騙的主要群體。

    在世人眼中,美國依然是教育大國,這當然事出有因。一個世紀以來,美國是世界上舉足輕重的政治經濟軍事強國,它投入教育科研的經費遠超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二戰以後,美國的自由民主制度和優裕的生活條件吸引了全世界的優秀人才。美國的科研實力至今全球領先,其理工科(STEM)的研究生教育和職業教育(professional schools)可以說獨步天下。但繁華的外表之下隱藏著巨大的危機。研究生院理工科外國留學生的數量逐年增長,已經遠超美國學生。[2]最重要的是,美國的大中小學教育被嚴重侵蝕,學生被有意變壞、變笨,其惡果已經初步顯現,更大的惡果也即將暴露出來。

    本書第五章引用過的反正的前蘇聯克格勃成員貝澤門諾夫在1980年代初披露說,共產主義對美國的思想滲透已經接近完成,「即使從現在這一刻起,美國人開始教育一代新人,仍然需要15至20年才能扭轉這個趨勢,改變人們對現實的意識形態化認知,使認知回到正常狀態。」[3] 從貝氏說這番話到現在又有三分之一個世紀過去了。這三十多年雖然見證了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垮台,但並不意味著共產邪靈放慢了滲透變異西方的步伐。魔鬼在西方培養的代理人把教育作為滲透的主要目標之一,全面接管大中小學教育,影響家庭教育,編造教育理論,改變教育理念,教育領域成為邪靈滲透的重災區。

    必須強調指出的是,現在所有在世的人、尤其是六十年代以後進入大學的人,幾乎都多少受到共產主義思想的影響,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專業的學生所受影響最為嚴重。但是他們幾乎都是在不明不白的情況下被魔鬼洗腦,真正明明白白地推進魔鬼計劃的人並不多見。我們這裡揭露魔鬼,是為了讓上當受騙者能夠認清魔鬼,遠離魔鬼,不要成為魔鬼的殉葬品。

    1.共產邪靈接管西方大學

    1)大學教師嚴重左傾

    青年學生擁抱社會主義或者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或者受到女權主義、環保主義等激進意識形態影響,大學教育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而主導大學教育的是大學教師群體。美國大學教師群體的大面積左傾是一個公開的秘密,並且已經頗有時日。

    根據2007年一份名為「美國教授的社會政治觀」的研究,在被調查的1,417名大學全職教員中,認為自己是自由派的有44.1%,溫和派居46.1%,保守派僅占9.2%。其中社區大學教員中保守派比例稍高(19%),自由派略少(37.1%);而文理學院教員中自由派則高達61%,保守派僅占3.9%。這份調查還指出,臨近退休的教員比新入職的左傾更嚴重。在50-64這一年齡段,自稱左派活動家的占17.2%。這份調查還指出,大學教員大都支持同性戀、墮胎權。[4]

    2007年以後的研究也證實了美國四年制大學教授的左傾趨勢。2016年發表於《經濟日誌觀察》的一份研究調查了40所美國著名大學歷史和社會科學教授的選民登記情況。發現在7,243位教授中,民主黨有3,623人,共和黨人是314人,比例為11.5:1。被調查的五個系中,歷史系不平衡最甚,比例高達33.5:1。這與1968年的一項調查形成了鮮明對比。該研究結果是歷史學科教授中,民主黨與共和黨的比例為2.7比1。[5]

    2016年對四年制大學教員的另一項分析發現,教員的政治傾向不平衡,在新英格蘭尤甚。這份調查根據2014年的數據,發現在全國範圍內,高等院校中自由派與保守派教授的比例為6比1。在新英格蘭,這個數字是28比1。[6]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的一項研究發現,在受過研究生教育的人群中,31%持自由派觀點,23%的人傾向自由派,只有10%的人持有保守派觀點,17%的人傾向保守派。研究發現,自1994年以來,受過研究生教育的人群中持自由派立場的人士所占份額大幅增加。[7]

    美國企業研究所2016年的一次研討會上,與會的學者指出,在美國大約18%的社會科學家自認是馬克思主義者,卻只有5%自認是保守主義者。[8]考慮到大部分調查依據的都是調查對像的自我判斷,事實上的不平衡狀況與調查結果比起來可能更加嚴峻。

    參議員泰德·克魯茲(Ted Cruz)曾這樣評價自己就讀過的一所名校的法學院,「[這所大學]法學院的教師自稱是共產主義者的人要多於共和黨人。如果你問他們美國是否應該變成社會主義國家,80%的人會投贊成票,另外 10%的人會認為這個想法太保守了。」[9]

    共產邪靈對美國教育的滲透和其對美國的滲透幾乎同時開始。從20世紀初開始,很多美國學院派知識分子就開始接受共產主義思想或者其變種費邊主義思想。[10]

    美國60年代的反文化運動讓一大批反傳統的青年學生走上歷史舞台。在這些人的成長過程中,文化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尤其是法蘭克福學派的激進理論,對他們影響甚巨。1973年尼克森總統宣布終止越戰後,反戰運動失去了直接的目標,學潮開始走向低潮。但是,被大規模的學生運動培養起來的激進學生並沒有放棄他們的「理想」,他們進入大學研究所之後首選的專業就是包括新聞、文學、哲學、社會學、教育學、文化研究等在內的社會人文科學。從研究所畢業以後,他們進入了對社會文化最有影響力的大學、新聞媒體、政府機關、非政府組織等部門工作。這時指導他們的主要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葛蘭西的「體制內長征」的學說。他們要發動一次體制內的長征,改變西方文明的最主要傳統。

    被西方反叛學生奉為「精神教父」的法蘭克福學派哲學家馬爾庫塞1974年斷言:新左派沒有死,「他們會在大學內復活」。[11]事實上,新左派不僅沒有死,他們的「體制內長征」非常成功。 「越戰以後,我們當中的很多人沒有回到文學圈子裡;我們獲得了學術職務。戰爭結束後的一段時間內,對那些粗心的人來說,我們似乎消失不見了。現在我們獲得了終身教職,重塑大學的工作正式開始了。」[12]這是一位「獲得終身教職的激進派」的自白。

    「獲得終身教職的激進派(tenured radicals)」一詞是學者羅傑·金貝爾(Roger Kimball)在1989年出版的同名著作中創造的,用來指稱後來進入大學任教、並獲得終身教職的60年代激進學生。這些學生曾積極投身於反戰運動、民權運動或者女權運動,受挫後進入體制,希望在學院內把「政治理想」灌輸給下一代學生,造就像他們一樣的激進分子。80年代以後,這批當年的造反青年很多獲得了大學的終身教職,有些成為系主任、院長,在學院內掌握了相當大的行政權和話語權。這些教授、學者治學的目的不是探求真理,而是把學術作為破壞西方文明傳統、顛覆主流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的工具;他們教書的目的是進行「革命者的再生產」。

    一旦獲得終身教職,教授們可以參加各種委員會,在招聘新教師、制定學術標準、研究生論文選題、決定學科發展走向等各個方面都具有了相當大的發言權。這就使得他們有可能用手裡的權力把不符合自己意識形態的候選人排除在招聘過程之外。於是大學教師群體裡具有傳統思想、按照傳統理念進行研究教學的教師被不斷的排擠出去。老一代教授退休以後,代替他們的新鮮血液絕大部分變成了被共產主義思想洗腦的左派學者。

    「體制內長征」概念的發明者、義大利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葛蘭西將知識分子分為兩類:傳統知識分子與有機知識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前者為維護傳統文化和社會秩序的中堅力量,而有機知識分子則屬於新興的階級或者團體,他們在該階級或團體爭取霸權(hegemony)的過程中扮演創造性的角色。[13]「無產階級」利用有機知識分子奪取文化霸權,最終奪取政治霸權。

    很多「獲得教職的激進派」就是把自己定位成反對現行體制的「有機知識分子」的。同葛蘭西一樣,他們信奉的馬克思的一句「名言」:「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14]對於他們來說,教育不是傳授知識和人類文明的精華,而是灌輸給學生一套激進的政治觀點,把學生變成社會活動分子、「社會公正戰士(social justice warriors)」,讓他們畢業後把對現行體制的不滿和對傳統文化的反叛擴散到社會上去,最終醞釀摧毀一切的革命。

    2)用共產主義理念改造傳統學科

    人們已經熟知,在共產國家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一切學科的指導思想。在一向強調學術思想自由的西方國家,除了共同的道德標準和學術規範以外,按說不應該有預設的學術立場。但是30年代以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學派等等思想強勢入侵美國大學,以致大部分人文社會學科都受到相當嚴重的影響。

    (1)革命話語占領美國人文學界

    布魯斯·保爾在《受害者的革命:身份研究的興起與走向封閉的自由派心智》一書中寫道,當他詢問賓州大學歷史學教授科爾斯(Alan Charles Kors),過去幾十年對美國大學的人文學科影響最大的三個人是誰時,科爾斯教授幾乎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有三本書幾乎要負全部責任:葛蘭西的《獄中札記》、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的《受壓迫者教育學》(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弗蘭茨·法農(Frantz Fanon)的《全世界受苦的人》(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15]

    葛蘭西是臭名昭著的義大利共產黨人,本書已經多有論列。巴西教育理論家弗雷勒崇拜列寧、毛澤東、卡斯楚和格瓦拉。他的《受壓迫者教育學》出版於1968年,1970年英文版出版,成為美國教育學院的必讀書之一。用教育學家索爾·斯特恩(Sol Stern)的話說:這本書不關心任何具體的教育問題,「而是一個烏托邦式的政治論文,號召推翻資本主義霸權,建立一個無階級社會」。[16]事實上,弗雷勒一再重複的觀點無非是,世界上只存在著兩類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被壓迫者不應該像過去一樣接受教育,而是應該被告知他們的受壓迫狀態,激起他們的反抗。

    法農出生於加勒比海上的法屬馬提尼克(Martinique), 參加過阿爾及利亞反對法國的「民族解放戰爭」。他的《全世界受苦的人》1961年出版,由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法共黨員薩特作序。薩特這樣概括他的思想:西方人是殖民者,因此是邪惡的;非西方人是被剝削的被殖民者,因此是高尚的。法農號召殖民地人民發起武裝革命,推翻殖民者的統治,在此過程中暴力使人民「團結在一起」,「在個人層面上,暴力是一種淨化的力量。它使本土人擺脫了低人一等的情意結、絕望感和無所作為的狀態;暴力使他無所畏懼,恢復自尊。」[17]薩特對法農的思想心領神會,他在該書序言中寫道:「在反叛初期必須殺人。打死一個歐洲人是一箭雙鵰,同時少了一個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剩下的是一個死人和一個自由人;活下來的人第一次感到踩在腳下的是國土。」[18]

    這三個人的理論誘導人用階級鬥爭的視角觀察歷史和社會,具有極大的迷惑性和煽動性。一旦讓這種階級仇恨進入心中,學生將以對抗的心態看待正常社會的機構和現象,必然走向不滿、抗議、反叛甚至革命。

    到底誰是對美國大學的人文社會學科影響最大的人物,對這個問題的回答當然見仁見智,但不可否認的是,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學派、受馬克思主義、弗洛伊德主義影響的、在破壞文化和道德方面和共產主義並肩作戰的後現代主義理論主導了大學人文學科。

    (2)共產邪靈以「理論」之名橫行學術界

    自60年代以後,美國的文學系(包括英文、法文、比較文學等)的研究範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傳統的文學評論承認經典文學作品的道德和美學價值,把閱讀文學作品作為增長知識見聞、陶冶道德情操、培養高雅趣味的重要手段。對文學研究者來說,文學作品是第一位的,文學理論是為具體的閱讀賞析服務的,處於從屬地位。

    60年代社會上的反文化進行的如火如荼的時候,學院內部也出現了一個「理論」的大爆發。形形色色的哲學、心理學、文學和文化理論大行其道,理論和文學作品的關係發生了逆轉。理論對作品而言具有優先性,作品成了「隨意選取」的範例,用來說明理論的「有效性」。[19]

    這個「理論」到底是什麼呢?它打破了傳統的學科界限,包括哲學、心理學、社會學、精神分析等等,是一套試圖對社會和文化進行總體性說明的大雜燴。文學理論家卡勒如此解釋「理論」:「理論常常是對常識性觀念的猛烈攻擊,意圖說明我們見慣不怪的『常識』其實是歷史地建構出來的,這種(建構出來的)理論表現得地如此自然,以至於我們幾乎察覺不到它其實只是一個理論。」[20]也就是說,理論肆無忌憚地嘲弄、逆轉、摧毀來自家庭傳授、宗教信仰、倫理道德的關於是非、善惡、對錯、美醜的傳統認識,代之以一套似是而非的邪惡價值觀。

    拋開其複雜晦澀的包裝,所謂「理論」無非是新老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學派、精神分析、解構主義、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等拼湊出來的怪胎。簡而言之,「理論」就是馬克思主義和其它反傳統的理論的邪惡聯盟,其目的是以學術的方式摧毀人類文明的基礎。「理論」是共產主義魔鬼在西方學院內部的新偽裝。60年代以來,它從文史哲等學科出發,攻城略地,開疆拓土,大有接管所有傳統人文社會學科的態勢。

    在實踐中,「理論」和「批判理論」大體指代同一個現象。新湧現出來的「批判的法律研究(critical legal studies)」,「批判的種族研究(critical race studies)」,「批判的性別研究(critical gender studies)」,「批判的社會研究(critical social studies)」,甚至「批判的科學研究(critical science studies)」,「批判的醫學研究(critical studies in medicine)」等,都是批判理論的新的應用。「理論」橫行學術界這個現象的實質就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擴散到學術和教育諸領域,用變異理論迅速敗壞年輕一代,為毀滅人類鋪平道路。

    (3)政治化的文學研究

    對於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而言,一部文學經典的意義不在於其內在價值(經典據說甚至根本沒有內在價值),而在於它反映了統治階級(性別、種族)的思想是如何成為占統治地位的思想的。美國一位著名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家直言不諱地宣布:「政治角度」是「一切閱讀和闡釋的絕對地平線」。[21]也就是說,要把一切文學作品當作政治寓言(allegory)解讀,只有讀出其中階級、種族、性別、性傾向壓迫的「深層含義」,才算是「深刻」、「夠格」的理解。

    來自共產國家的人對這種武斷荒謬的「文學批評」並不陌生。中共黨魁毛澤東評價四大名著之一的《紅樓夢》的視角極為獨特:「《紅樓夢》寫四大家族,階級鬥爭激烈,幾十條人命。」蘇聯和中共的歷史表明,文學評論不總是象牙塔內高雅脫俗的討論,有時會變成血雨腥風的鬥爭。例如,文化大革命的爆發至少表面上和對一部文學作品的評價有關。歷史學家吳晗響應毛澤東向明代清官海瑞學習的號召,創作了歷史劇《海瑞罷官》。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刊出由江青、張春橋等共同策劃,姚文元執筆的批判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把《海瑞罷官》和反對「三面紅旗」(即造成大饑荒的中共政策「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彭德懷聯繫在一起。批判《海瑞罷官》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

    跟近幾十年西方學院內的文學批評相比,中共用階級鬥爭解讀一切作品的文學批評就顯得太「粗糙」了。西方的新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就像一個變種的病毒,變得更加強大、惡毒。它吸收了新式的理論武器,把一部部人類文化的經典推上手術台進行肢解和歪曲,從古希臘羅馬的文學經典,到但丁、莎士比亞、再到維多利亞小說,無一倖免。雖然這類評論使用晦澀難懂的術語,顯得冠冕堂皇、高深莫測,但許多研究的主旨卻驚人地單調乏味——無非是指出某部作品包含了對被壓迫階級、女性、少數民族的偏見,因此屬於「統治階級的上層建築」,其目的是麻痹人民群眾,使之不能產生「革命的階級意識」。美國學者斯克拉頓(Roger Scruton)一針見血地指出:「新文學理論家們的方法是顛覆的工具:嘗試從內部破壞人文教育,斬斷我們和自己文化之間的同情的紐帶。」[22]

    (4)邪惡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

    貫穿於很多馬克思主義人文學術的一個概念是「意識形態(ideology)」。馬克思把道德、宗教、形上學等統稱意識形態,他認為,在階級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是統治階級的思想,這種思想並不是對現實的真實的反映,而是「倒立」著的,也就是扭曲變形的。[23]20世紀的新馬克思主義把破壞文化作為革命的必經階段,在「意識形態」概念上大作文章。匈牙利馬克思主義者盧卡奇把意識形態定義為與真正的「階級意識」對立的「虛假意識」,法國馬克思主義者阿爾都塞提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這一概念,包括宗教、教育、家庭、法律、政治、工會、通訊、文化等等,它們與暴力的國家機器一同發生作用。

    意識形態概念裡包含著一個狡猾的詭辯。任何一個社會、一種制度都可能有弊端,指出弊端並加以修正都是必要的。但阿爾都塞和其他馬克思主義者不是具體指出社會制度的缺點和不足,而是一概加以否定,否定的理由是這些制度都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上層建築。不是分析一個命題的真偽對錯,而是指責提出命題的人動機不純或者存心不良,這是一個常見的邏輯錯誤,叫作「向井水裡投毒」(poisoning the well)——正如被投過毒的水誰都不能飲用,被謠言詆毀、人格謀殺的人不管說的話多麼有道理,他的話都不會被人信以為真。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批判就是一個擴大了的、更複雜的「向井水裡投毒」的案例。

    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概念無所不包,反映了共產主義對人類社會的極端仇視,必欲全盤否定、徹底毀滅而後快。這其實是共產邪靈在背後操縱,對人類文化痛下殺手。

    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概念是一個極端抽象的泛泛之論、沒有價值的偽命題,它的作用是把傳統的道德觀念一筆抹殺。馬克思主義者帶著無比的「道德義憤」千百遍地重複這個謊言,帶動和欺騙了很多頭腦簡單的人。

    (5)後現代馬克思主義

    60年代以後,一批法國理論家提供的理論成為美國學術界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其代表人物是雅克·德裡達(Jacques Derrida)和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2007年人文領域的專著裡被引用最多的作者是福柯(2,521次),第三多的作者是德裡達(1,874次)。[24]兩人影響可見一斑。有論者指出後現代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共謀關係,很有啟發性。[25]我們姑且稱這兩個理論流派的合流為「後現代馬克思主義」。

    德裡達的「解構主義」(Deconstruction)是一種精巧的無神論和相對主義的詭辯。他通過無限誇大語言的相對性和不確定性,否認語言和文本具有穩定明確的意義。語言具有多意性,一部作品有多種解釋的可能,這本是常識,從古希臘和中國的先秦時代起,就有很多人闡發過這個道理。但是,如果以此為理由,連文本具有相對穩定的意義都加以否認,那就走向了相對主義的詭辯。

    與傳統的無神論不同,德裡達使用哲學術語進行表述,因而其觀點不僅對「神」的概念具有殺傷力,對於跟傳統信仰相關的「理性」、「權威」、「意義」等概念都造成了摧毀性的打擊。受德裡達影響的理論家紛紛對「意義」、「理性」等概念進行解構。由於其表面上的複雜深奧,使很多人陷入理論迷霧,一時間解構主義橫行西方人文學界,成為共產邪靈摧毀信仰、傳統和文化的最犀利的武器之一。

    福柯曾一度加入法國共產黨,其理論圍繞著「權力」(power)概念展開,核心可以用一句話概括:「沒有真理,只有權力」,也就是說,權力壟斷了對真理的解釋權,因此任何真理都是虛偽的,不可信的。在《規訓與懲罰》一書中,福柯設問:「監獄和工廠、學校、軍營、醫院都很相像,而工廠、學校、軍營、醫院又都很像監獄,這難道令人驚奇嗎?」[26]把維持社會不可或缺的機構等同於監獄,進而號召人們推翻監獄——福柯理論的反社會性質昭然若揭。

    用解構主義、福柯思想和其它批判理論武裝起來的學者,把一切相對化,把傳統和道德污名化,熱衷於談論「一切解讀都是誤讀」,「沒有真理,只有敘事」,「沒有歷史,只有敘事」。他們把對於真、善、美、正義等概念的理解都相對化,然後棄之如敝屐。剛剛進入研究所的年輕學生不敢質疑老師輩的權威,更無法抵禦這種理論的狂轟濫炸,一旦被捲入其中,就很難掙脫出來。這就是共產邪靈在西方人文社科領域橫行無忌的重要原因之一。

    3)創造以意識形態灌輸為目的的新學科

    美國60年代反文化運動當中,一些激進份子試圖把其激進的左傾理論推廣到大學、研究所當中。有學者認為,黑人研究專業的設立,與其說是學術發展的內在要求,不如說是政治訛詐(political blackmail)的後果。[27]

    1967年,一次總罷工造成舊金山州立學院(San Francisco State College)關門,迫於來自黑人學生會的壓力,學院成立了美國第一個「黑人研究」項目。該項目負責人設想,這個項目主要是用來「鼓舞黑人學生士氣」的,因此,學生學的科學不是普通的科學,而是「黑人科學」。所謂「黑人科學」,指的是黑人科學家的研究成果,或者是以某種方式使教授的科學課和美國黑人生活息息相關。同理,數學、文學、歷史、哲學等學科也要首先經過黑人意識的改造。1968年10月,加州大學聖芭芭拉分校黑人學生會的20個成員,占領了學校的計算機中心,造成校園關閉。一年後,該校成立了黑人研究系和黑人研究中心。1969年4月,康奈爾大學的100多個黑人學生揮舞著獵槍,披掛著裝滿了子彈的子彈袋,占領了學校辦公樓,要求成立全部由黑人任教的黑人研究專業。教師出面阻止時,一個學生領袖威脅說:「再過三個小時,康奈爾大學就沒命了。」康奈爾大學妥協了,成立了全國第三個這樣的學科。[28]

    後來成為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的斯梯爾(Shelby Steele)就是推動各個大學成立黑人研究專業的推手之一。他說,在時代氛圍的帶動下,各個大學負責人的「白人負罪感(white guilt)」非常嚴重,以至於他們會答應學生代表提出的任何要求。[29]幾乎與此同時,女性研究、拉美研究、同性戀研究等很多專業堂而皇之地進入美國大學。時至今日,美國已經有上千個這類的研究項目。

    女性研究專業的基本理論預設是,性別差異並非天生,而是「社會建構」的結果;女性在歷史上長期受男性和父權制壓迫;因此女性研究專業的最重要宗旨是激發女性的社會意識,給社會帶來全面的變革,即革命。

    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某女權主義教授,出身於知名共產黨員家庭。她驕傲地宣稱自己是共產主義者和「女同性戀活動家」,從1980年就開始教授女權主義。她將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擴展到「性傾向」上,並將「性傾向」視為喚起政治意識的一種行為。而她走入大學課堂就是因為一個共產黨員告訴她「這是你的革命任務」,她自己也公開說她將「教學變成政治運動的一種形式」。她依照這套主張在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建立了一個完整的「女權主義研究系」。[30]在她的一個課程教學大綱裡她寫道,女同性戀是「女權主義的最高形式」,即改變性傾向是最高級的社會意識。[31]

    密蘇裡大學則系統地設計了從一年級到四年級的課程,教導學生如何用左派的觀點來看待女權主義、文學、性別、「和平」。例如,「非法的性別」(Outlaw Gender)一課將性別視為「文化的產物」,而非自然生成,並只給學生灌輸一種觀點——基於性別的壓迫和對多種性別的歧視。[32]

    本書第五章已經揭示,共產主義的滲透是西方二戰以來反戰運動的重要源頭。近幾十年來,美國大學的一個新興學科「和平研究」(Peace Studies)也和共產主義的滲透有關。學者大衛·霍洛維茨和拉克辛在研究了美國大學裡250多個「和平研究」專業後得出結論,這個專業的主要目的是把學生變成反戰的左派,因此這是一個政治性的機構而不是學術性的機構。[33]

    他們以在「和平研究」專業廣泛使用的一本教科書《和平與衝突研究》(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為例,說明和平研究領域的意識形態傾向。在解釋貧困與飢餓問題時,這本書採納了馬克思主義的解釋,聲稱造成世界上飢餓問題的原因不是生產不足,而是分配不公。作者譴責土地所有者和農產品商人,聲稱是他們的貪慾造成了數以億計的人每天處於飢餓之中。雖然這本書的主旨是「反暴力」,但有一種暴力該書不但不反對,而且讚譽有加,那就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暴力。書中稱,「雖然古巴遠遠不是人間天堂,而且某些個人權利和公民權利沒有得到廣泛尊重,但古巴的例子說明,暴力革命有時會給人民群眾帶來更好的生活條件。」與此同時,卡斯楚的暴政和古巴革命的災難性後果該書隻字不提。

    這本寫於2001年911事件之後的教科書也涉及到恐怖主義問題。令人吃驚的是,該書作者似乎對恐怖分子充滿同情,以至於把「恐怖分子」一詞加上引號。他們這樣為自己的做法辯解:「把『恐怖分子』一詞加上引號可能對那些把這個稱呼視為當然的讀者來說顯得奇怪。我們這麼做不是要淡化這些行為的恐怖性質,而是要通過指出一個人眼中的『恐怖分子』是另外一個人心目中的『自由戰士』,來強調有必要收斂(對恐怖主義的)道德義憤。」[34]

    學術專業本身應該是中立的,不應該預先設定研究立場。這些新興專業預先設定了意識形態立場——女性研究教授必然信奉女權主義,黑人研究系的教授必然相信非洲裔美國人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弱勢地位是白人的歧視造成的。它們存在的目的不是探討真理,而是灌輸意識形態。

    這些新學科是美國文化大革命的副產品。一旦進入大學,它們就具有了自我衍生能力,不斷要求更多經費並擴大招生規模,培養的學生再進一步壯大這些學科的力量。這些學科已經無法輕易從大學裡剝離。

    必須指出的是,這些學科是共產邪靈操縱有不好思想的人創立的,其目的是製造和擴大不同人群之間的矛盾,煽動仇恨,為最終的暴力革命製造條件。它們跟其聲稱代表的群體(非洲裔美國人、女性等)都沒有太大關係。在正常社會裡進行女性研究或者某個種族的研究,是學術繁榮的標誌,完全無可厚非。

    4)灌輸各種左傾激進意識形態

    霍洛維茨和拉克辛在《一黨教室:美國最好的大學中激進教授如何向學生灌輸和破壞我們的民主》一書中,列出了12所大學最糟糕的150多門課程。這些課程充斥了「左派」的觀點。有的以學術語言包裝,而有的連基本的學術規範都免了,使得這些課程看起來更像共產黨國家開設的政治課。

    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的「社團研究系」提供一門研討課,其內容為「教授如何組織革命。我們將學習不同群體在過去和現在如何抵抗、挑戰和推翻包括(但不限於)全球資本主義、政府壓迫和種族主義在內的權力體系」。[35]

    伊洛諾伊大學芝加哥分校「傑出教授」比爾·艾爾斯(Bill Ayers)在20世紀60年代就是「爭取民主社會學生組織」(SDS)分支機構「氣象員」(Weatherman)的領導人和極端左翼分子。氣象員1969年轉入地下並成為美國第一個恐怖主義組織,致力於煽動美國的激進學生髮動會觸發種族戰爭的恐怖襲擊。該組織在國會山、紐約市警察總局、五角大樓和國民衛隊的總部發動爆炸攻擊。艾爾斯最廣為人知的「名言」是:「殺死富人。砸爛他們的汽車和房子。把革命帶回家,殺死你的父母,這才叫革命。」[36] 艾爾斯在學術著作中的觀點和他的履歷頗為一致。在一本書中,他強調必須「克服對暴力犯罪的少年犯的『偏見』」。[37]

    由於左翼進步主義者的保護,聯邦調查局一直未能抓獲艾爾斯。艾爾斯在1980年回到公眾視線內,鑽了法律的空子而逃避了刑事處罰。之後,艾爾斯到伊利諾伊大學芝加哥分校大學任教,研究方向為「幼兒早期教育」。他的政治觀點絲毫沒有改變,而且仍為他當年的爆炸攻擊感到自豪。艾爾斯被提升為副教授、教授,直至獲得「傑出教授和大學高級學者」這一大學最高榮銜。每次提職都需要整個系和學院教授們的表決。他被提升的本身就代表著大學對他過去恐怖活動的默認。

    德州大學某傳播學副教授毫不避諱地在大學網頁上將自己描述為「長期的活動人士和社會主義者」。她是「國際社會主義組織」成員,一個自封的尋求在美國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布爾什維克黨。她的網頁列出了五門由政治議題所驅動的課程。她所教授的「傳播學和社會變革」課程,按照她自己描述的目的,就是「鼓勵你投身於改變美國的過去就有和正在進行的運動」。[38]

    5)否定美國的偉大傳統

    2014年,德克薩斯技術大學的一個學生組織在校園中做了一次調查,向被訪者提出三個問題:「誰打贏了南北戰爭?」「副總統是誰?」「我們從哪個殖民者那裡獨立出來?」對於這些關於美國政治和歷史的常識,很多學生懵然不知,但談起影星的婚姻戀愛卻如數家珍。[39]

    2008年,校際研究所隨機問詢了2500名美國人,發現只有一半的人能夠說出美國三權分立的機構是什麼。[40]2014年「全國教育進展評鑑」組織發現只有18%的學生對美國歷史比較熟悉,而對於公民常識的33道考題中,71%的美國人得了49分以下(60分及格)。[41]

    學習美國歷史不僅是了解一個國家創建的過程,也是了解這個國家建立在何種價值觀的基礎上,以及為維護這些傳統價值所付出的代價。唯其如此,人們才會珍惜今天所擁有的,也會守護這種傳統並傳給下一代。

    而遺忘歷史就是割斷傳統,不了解公民義務是出現極權政府的必要條件。我們不免會問:美國的歷史教育和公民教育到底出了什麼問題?這可以從美國學生使用的教科書和他們的老師身上找到答案。

    一本流傳甚廣的美國歷史教科書《人民的美國史》的作者霍華德·津恩(Howard Zinn) 是馬克思主義者。讀這本書給人的印象是,所有關於美國歷史上的英雄事跡和啟迪人心的故事都是無恥的謊言,美國歷史漆黑一團,充滿了壓迫、剝削和種族滅絕。[42]

    波士頓某大學的一位經濟學教授認為與美國為敵的恐怖分子是真正的「自由戰士」,而美國則是惡魔。在發表於2004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將「9.11」襲擊世貿大廈的恐怖分子比作在萊克星頓打響美國獨立戰爭第一槍的反抗者。[43]

    6)反西方文明的經典之爭

    1988年,史丹福大學的激進學生和教師,抗議該校的西方文明史課程。他們大聲呼喊口號:「嘿嘿呵呵,西方文明必須撤!」(Hey, hey, ho, ho! Western Civilization has got to go!)史丹福大學向抗議者讓步,用具有鮮明多元文化特色的「文化、思想、價值觀」課(Cultures, Ideas, Values,CIV)取代了原來的西方文明史。新的課程雖然並沒有取消原來的一些西方文化經典,包括荷馬、柏拉圖、聖奧古斯丁、但丁、莎士比亞等,但是規定,每學期的課程必須包括若干女性、少數民族等歷史上受壓迫群體的作品。時任美國聯邦教育部長的威廉·貝內特(William Bennett) 把這種改革課程的方式稱作「恫嚇式課程」(curriculum by intimidation)。其它著名大學很快跟進,二流、三流大學也不甘落後。幾年之內,美國大學的文科通識課就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保守主義思想家德蘇薩在《不自由的教育》中,用《我,裡戈韋塔•門楚:印度女人在瓜地馬拉》(I, Rigoberta, Menchu: An Indian Woman in Guatemala)這部書說明史丹福大學新課程的意識形態導向。這本書講的是一個叫裡戈韋塔•門楚的年輕印度女子在瓜地馬拉的成長曆程。她的父母在一場屠殺中無端遇害,她決心反抗,思想越來越極端。她逐漸認同南美洲印第安人爭取「自決權」的運動,反對歐洲化的拉美文化(Europeanized Latino culture)。她先是成為一個女權主義者,然後變成一個社會主義者,最後變成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在書的最後,她開始參加「人民陣線」在巴黎的集會,談的是「資產階級青年」、「莫洛托夫雞尾酒(即燃燒瓶)」等話題。書的一章直接就叫作「裡戈韋塔放棄婚姻和母性」。[44]

    美國大學以「政治正確」之名驅逐經典作品,至少在如下幾個方面造成了破壞性後果。第一,用粗製濫造、內容膚淺但具有煽動性的「革命文學」或「受害者文學」取代了具有恆久價值的文學經典;第二,把革命文學或受害者文學與經典文學作品比肩,也似乎取得了經典的地位,對學生心理的影響極大增強;第三,經典文學與不入流的作品並列,被矮化(trivialized),其價值也被相對化(relativized)了;第四,解讀文學經典的指導思想也變成了批判理論、文化研究、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確,學者們熱衷於研究莎士比亞戲劇裡隱藏的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或者經典作品裡人物的同性戀傾向等等,這是對經典的歪曲和侮辱。第五,受這種思想的影響,學生很難相信經典作品裡崇高的人格、偉大的事業、高尚的動機,而培養了一種蔑視一切、甚至仇視一切的憤世嫉俗態度(cynicism)。

    在傳統的人文教育中,文學經典的主題基本都是關於博愛、正義、忠貞、勇氣、自我犧牲精神等道德價值的。歷史教育則是關於這個國家建立和發展的最重大事件,其中許多事件都能夠回溯到一個國家的立國之本,即最傳統的價值觀。

    西方傳統的文學經典大多為歐洲的白種男人所寫,左派以「多元化」或「女權」為藉口,讓人多閱讀有色人種、少數族裔和非洲拉美等地的文學作品。歷史教育則傾向於將一個國家的歷史描述為一片漆黑,充斥了對女人、少數族裔的奴役和剝削。歷史教育不再回溯傳統,而是為了灌輸對女人和少數族裔的「罪惡感」。

    人能夠閱讀的時間是有限的,當教育刻意讓人注重「政治正確」的作品,人閱讀傳統經典的時間就被擠掉了。其結果就是造成一代代學生與自己文化根源、特別是文化所承載的從信仰派生出的價值觀的背離。每個民族自己的文化傳統來自於神,文化可以多元但不能混雜,而文化混雜的結果也就斷掉了人和造這個人種的神之間的文化橋樑。

    7)壟斷教科書和人文學術研究

    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極為重視教科書的作用。他說:「只要這個國家的經濟學教科書是我寫的,誰來制定法律和條約我全都不在乎。」[45]教科書發行量大,權威性高,對學生影響極大。因此壟斷了教科書,就掌握了塑造學生思想的主導權。

    激進的學者、教師獲得終身教職和一定的學術聲望之後,進一步控制了大學出版社和各種委員會。因此各種激進的理念被塞進教科書當中,偽裝成知識強行灌輸給學生。某些學科的教授推薦的教科書、必讀書目裡面的馬克思主義著作超過任何一個其它學派的著作。前文提到過的津恩的《人民的美國史》就被很多歷史系、經濟學系、文學系、女性研究系等列為必讀的教科書。

    學術界的左派形成相當的勢力後,就可以利用美國學術界通行的「同行評審」制度壓制不同的言論。一篇挑戰左派意識形態的論文勢必被左派「同行」拒絕發表。

    很多文科專業的學術期刊用「批判理論」為指導,充實著晦澀的學術術語,但主旨都是否定神,否定傳統文化,煽動顛覆現存社會、政治、經濟秩序的革命。有一類論文,力圖證明所有傳統的道德和規範,甚至包括科學規範,都是「建構」(socially constructed)出來的,意即是掌握強權的人把自己的主觀標準包裝成普世觀念,然後強加給社會大眾,用以維護自己階級或人群的統治地位。

    1996 年,紐約大學物理學教授索卡(Alan Sokal)在美國杜克大學出版的文化研究學術期刊《社會文本》(Social Text)上發表了一篇論文,題為《跨越界線:通往量子重力的轉換詮釋學》(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 Towards a Transformative Hermeneutics of Quantum Gravity)。論文稱「量子重力」是由社會和語言建構,整篇文章旁徵博引,有 109 條註腳,參考了 219 篇文獻。

    論文刊出當日,索卡在另一雜誌《共同語》(Lingua Franca)上聲明該論文實屬惡作劇。他故意投稿給《社會文本》,是一場「物理學家有關文化研究的實驗」。

    索卡在接受廣播節目「全盤考量」(All Things Considered)的採訪時表示,他之所以這麼做是受到《高級迷信》(Higher Superstition,1994)一書的啟發。該書作者聲稱一些人文科學期刊將發表任何東西,只要它有「合適的左派思想」並引用著名左派思想家的著作。因此他炮製了一篇堆砌了左派意識形態話語、無關痛癢的引用、完全胡扯的論文投稿。

    他說:「我的實驗結果至少證明了,美國左派學界一些時髦領域已經在智力上變得懶惰了。《社會文本》的編輯喜歡我的文章,因為他們喜歡它的結論:『後現代科學的內容和方法論為進步的政治計劃提供了強有力的智力支持。』 顯然他們不覺有必要去分析證據的質量,論證的有效性,或論證與所謂結論的相關性。」[46] 索卡事件以戲劇性的方式證明,批判理論和文化研究領域的很多所謂學術成果,毫無學術性和嚴肅性可言。

    從美國大型學術聯合會年會的論文選題可以清楚看出過去幾十年內中人文社會學科被各種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滲透情況之普遍和嚴重。現代語言學會(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是美國最大的學者聯合會之一,會員超過25,000人,主要是從事現代語言研究與教學的教授和學者。該學會每年的年會與會人數經常超過10,000人。通過檢索該學會網站提供的年會專題討論歷史記錄,就會發現有相當比重的論文採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框架,或者以法蘭克福學派思想、解構主義、後結構主義等變異理論為工具,或者使用女權主義、同性戀研究、身份政治等激進意識形態話語。包括美國社會學學會(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在內的其它學術聯合會也有同樣的傾向,只是程度有所不同。

    必須指出的是,美國大學裡有人文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傳統,不管什麼專業的大學生入學,都要學習數門公共必修課程,而這些課程基本上都是文、史、哲、社會學、傳播學等系的教授開設的。美國學者托馬斯·索維爾指出,必修課程——顧名思義,學生對這類課程無可奈何無處可逃——常常成為教授們進行意識形態灌輸的重要場所。教授利用手裡的權力向學生兜售自己的左傾激進觀點,甚至以成績為籌碼,逼迫學生認同其觀點。如果學生膽敢挑戰老師的觀點,老師就會以低分作為懲罰。[47]因此,人文社會科學系教授的馬克思主義觀點不僅僅會污染本專業的學生,而且會影響到幾乎所有的大學新生。

    大學生喜歡被人當作成年人尊重,但畢竟涉世未深,知識有限,而大學又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他們不會想到自己尊重的教授、學者,竟然利用學生的天真和輕信,灌輸給他們一整套錯誤、有害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家長支付高額學費,本來指望孩子掌握有用的知識和技能,作為自己安身立命的基礎。他們又怎會想到,孩子被剝奪了最寶貴的學習機會,卻被日復一日地激進化;他們被強迫接受的錯誤觀念,將影響他們的下半生?

    當一代一代的人進入被魔鬼嚴重滲透的教育體制,學習著其代理人編寫的教科書和杜撰的變異理論,共產邪靈離它敗壞道德、破壞文化並最終毀滅人類的目標也就越來越近了。

    8)大學進行「再教育」洗腦並敗壞道德

    隨著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在大學校園猖獗,從1980年代開始,大學校園政策越來越專注於防止「冒犯性」的言論,尤其是冒犯女性或者少數族裔的言論。美國學者唐斯(Donald Alexander Downs)指出︰從1987年到1992年,有大約300所美國大學實施了言論規範的相關政策,以半法律化的形式嚴禁「冒犯」敏感人群或事物的言論出現。[48]

    支持這種行動的人也許是出於好心,但由此卻產生荒謬的結果:從此宣稱自己有權利不被冒犯(實際上這並不是任何法律賦予的公民權)的人不斷增加,並可以基於任何理由——文化馬克思主義的泛濫,讓任何人都可以從自己的文化、祖先歷史、膚色、性別、性傾向等方面找到理由宣稱自己屬於「被壓迫群體」。而大學行政方面也不斷地給宣稱受害者這樣的特權——按照馬克思主義的邏輯,被壓迫者當然是道德上正確的,他人甚至不敢對其自稱的受到冒犯的真實性有所質疑。這一邏輯的荒謬性在於其偷偷轉換是非善惡的道德評判標準。隨著人們的群體認同和情感越來越強烈(在列寧史達林主義中,這叫階級覺悟高),人們最終不自覺地完全放棄傳統普世價值的善惡標準,以群體情感(group emotion)判斷是非善惡。這在共產極權國家表現得最為顯著,最終導致流氓無產者(「受壓迫者」)可以理直氣壯地屠殺地主資本家(「壓迫者」)。

    這種隨意宣稱自己是「受冒犯者」的案例不斷增多,原因之一是文化馬克思主義學者編造了一系列似是而非的新概念,不斷擴展「歧視」言行的定義:如微攻擊(micro-aggression)、觸發警告(trigger warning)、安全環境(safe space)等等,而大學行政方面也隨之出台相應懲罰政策和強制培訓,如「敏感度培訓」、「多元化培訓」等。

    「微攻擊」的意思是輕微或者含蓄的日常語言或非語言冒犯,儘管「冒犯者」可能完全出於無意或者無知。這種無意或者無知被稱作「不敏感」(insensitive,在列寧史達林主義中,這叫階級覺悟低)。許多大學的新生入校培訓的重要內容就是敏感度培訓(sensitivity training),比如被告知哪些話不能說,哪些服飾不能穿,否則會構成「微攻擊」,被視作違反校規。一些校園中,「歡迎來美國」這句話不能說,因為可能構成歧視,被視作微攻擊。原因是,這會讓一些歷史上在美國遭受不公對待的族裔,如印第安人、非洲人、日本人、華人等等,想起祖先的屈辱歷史。加州大學公布的「微攻擊」禁忌語,包括「美國是個大熔爐」(種族歧視),「美國是一片充滿機遇的土地」、「男人和女人都有同樣的成功機會」(否認性別或種族不平等)等等一長串日常用語。[49]微攻擊違規者會受到校方處罰,因為這會阻礙學校構建所謂「安全環境」(safe space)。

    一個典型的「微攻擊」例子,發生在印第安納大學——普度大學的印第安納波利斯校園。一個白人學生因為讀了一本書而違反了種族騷擾條例,書名叫做《聖母大學生擊潰三K黨》。但書的封面上三K黨集會的照片讓這位學生的同事(該學生同時也是一個公寓管理員)感到被冒犯。學校的糾偏辦公室認為該學生違反種族歧視校規。後來經過學生的抗爭和其它團體的幫助,學校不得不承認該學生沒有錯。[50]

    所謂「敏感度培訓」、「多元化培訓」,堪比前蘇聯或者中國的「再教育」洗腦。「再教育」的目的是強化階級立場:「資產階級」、「地主階級」(現在是男性或者白人)要認清自己所在「壓迫階級」的「原罪」,被壓迫階級要認清資產階級文化的「假象」,清除「內化的壓迫」,拋開個人處境而真正認清自己階級被壓迫的地位(現在是女性要認清傳統女性性別身份是傳統文化製造的「迷思」,黑人要認清「公平」是白人傳統文化製造的假象,區分個人境遇和種族、性別境遇);學會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要意識到按照「壓迫階級」的立場認識問題是「錯誤的」。所以要改造世界觀,完全按照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的立場思想和行動,否定階級壓迫或者階級鬥爭的言行也會遭到嚴厲懲罰。「敏感度培訓」是要充分意識到「社會不公」,言行要站在「被壓迫」群體(女性、少數族裔、同性戀者等等)的立場上。

    比如2013年西北大學要求所有的學生都必須完成一門關於多元化的課程後才能畢業。按照學校說明,這門課程完成後學生將能夠「擴展他們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學會階級分析),「認識到他們自己在不公平系統中的位置」(認清自己的階級成分),並且「反思自己的權力和特權」(要站在「受壓迫」階級的立場上)。[51]

    另一個典型例子,是德拉華大學2007年的「再教育」洗腦項目(校方稱為「對學生不正確態度和信仰的治療」)。這個項目針對7000住校生。他們被強制要求參加思想意識「治療」。其明確的目的是讓學生接受關於某些問題的特定觀點,比如政治、種族、性別、環保主義等等。大學宿舍助理要求給每個學生一對一的問卷。問卷中關於種族和性別的問題包括「他們願意和什麼樣的種族和性別的人約會」,其直接目的是讓學生在這些方面更加「開放」。有個學生在被問到「你什麼時候意識到自己的性別身份(性別身份是指不同於生理身份的性別認同,比如生理男性者可能認同自己是女性的性別身份)」時,回答說:不關你的事。結果她被宿舍助理匯報給學校管理層。[52]

    魔鬼安排大學中這種泛政治化的「再教育」,其目的不光是混淆神留下的道德評判標準。另一方面它還大大強化和放大學生以自我為中心的個人主義理念。年輕學生從這種高度強化的政治環境中學到的是可以利用「群體情感」作為「高尚」的目標達到自己的個人目的:只要宣稱自己是某個「受壓迫群體」的受害人,就可以任意指控、威脅別人,或者達到自己的個人目的;如果他人的觀點與自己不一致,就可以「受到冒犯」為由抗議校方要求發言者閉嘴;保守派學生報紙中如有自己不喜歡的觀點,甚至可以燒毀其報紙。

    感受到被冒犯本來是主觀感覺,但現在感受成為「客觀」證據。以至於大學教授們一不小心就踩了地雷。一夜之間,各大學的學生開始要求教授在使用某個材料之前,要提前發出「觸發警告」,因為某些教學話題、閱讀材料可能會引起學生「負面的情緒反應」。過去幾年被要求列入觸發警告的著作甚至包括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古羅馬詩人奧維德的《變形記》等經典作品。有的學校要求,如果某著作有可能觸發學生的負面反應,就應該儘量避免使用。[53]

    這種氛圍下成長的許多學生,自我中心的意識不斷膨脹,專注於自己不被冒犯。校園內不斷強化的群體意識(「階級意識」的另外一種表現形式)讓他們不懂如何獨立思考,不懂個人責任。他們和六十年代的激進學生(如今成為他們的教授)一樣反叛傳統,更等而下之者亂性、酗酒、吸毒、滿嘴髒話。但在他們玩世不恭的表面之下是脆弱的心靈,不堪任何打擊和挫折,遑論擔負責任。

    傳統教育中培養的是對自我的約束,獨立思考和責任心,對他人寬容的美德。魔鬼就是要讓下一代不斷放縱自己,成為魔鬼統治世界時可以利用和操縱的工具。

    點閱《九評》編輯部《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全書。

    *****

    [1] 這類報導很多,比如https://www.thedailybeast.com/elite-campuses-offer-students-coloring-books-puppies-to-get-over-trump; http://college.usatoday.com/2016/11/15/heres-how-universities-are-offering-support-to-students-after-trumps-election/.

    [2] 根據美國政策國家基金會2017年的調查,國際學生已經占據美國大學研究生院科技工程專業的絕大多數。全日制國際學生比例最高的三個專業是電子工程、石油工程和計算機科學,國際學生比例分別為81%,81%,79%。Elizabeth Redden, 「Foreign Students and Graduate STEM Enrollment,」 Inside Higher Ed, October 11, 2017,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quicktakes/2017/10/11/foreign-students-and-graduate-stem-enrollment.

    [3] G. Edward Griffin, Deception Was My Job: A Conversation with Yuri Bezmenov, Former Propagandist for the KGB, American Media, 1984.

    [4] Scott Jaschik, 「Professors and Politics: What the Research Says,」 Inside Higher Ed, February 27, 2017,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7/02/27/research-confirms-professors-lean-left-questions-assumptions-about-what-means.

    [5] 同上。

    [6] 同上。

    [7] 同上。

    [8] 「The Close-Minded Campus? The Stifling of Ideas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Website, June 8, 2016, https://www.aei.org/events/the-close-minded-campus-the-stifling-of-ideas-in-american-universities/.

    [9] Quoted from Fred Schwartz and David Noebel, You Can Still Trust the Communists…to Be Communists (Socialists and Progressives too) (Manitou Springs, CO: Christian Anti-Communism Crusade, 2010), 2-3.

    [10] 參見Zygmund Dobbs, Keynes at Harvard: Economic Deception as a Political Credo. (Veritas Foundation, 1960), Chapter III, 「American Fabianism.」

    [11] Quoted from Robin S. Eubanks, Credentialed to Destroy: How and Why Education Became a Weapon (2013), 26.

    [12] Quoted from Walter Williams, More Liberty Means Less Government: Our Founders Knew This Well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99), 126.

    [13] David Macey, 「Organic Intellectual,」 The Penguin Dictionary of Critical Theory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0), 282.

    [14] 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15] Bruce Bawer, The Victims』 Revolution: The Rise of Identity Studies and the Closing of the Liberal Mind (New York: Broadside Books, 2012), Chapter 1.

    [16] 同上。

    [17] Franz Fanon,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trans. Constance Farrington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3), 92.

    [18] Jean Paul Sartre, 「Preface,」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by Franz Fanon, 22.

    [19] Roger Kimball, Tenured Radicals: How Politics Has Corrupted Our Higher Education, revised edition (Chicago: Ivan R. Dee, 1998), 25-29.

    [20] Jonathan Culler, Literary Theor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4.

    [21] Fredrick 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Chapter 1.

    [22] Quoted from Roger Kimball, 「An Update, 1998,」 Tenured Radicals: How Politics Has Corrupted Our Higher Education, 3rd Edition (Chicago: Ivan R. Dee, 2008), xviii.

    [23] 馬克思:《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24] 「Most Cited Authors of Books in the Humanities, 2007,」 Times Higher Education, https://www.uky.edu/~eushe2/Bandura/BanduraTopHumanities.pdf.

    [25] Joshua Phillip, 「Jordan Peterson Exposes the Postmodernist Agenda,」 The Epoch Times, June 21, 2017, https://www.theepochtimes.com/jordan-peterson-explains-how-communism-came-under-the-guise-of-identity-politics_2259668.html.

    [26] Quoted from Roger Kimball, 「The Perversion of Foucault,」 The New Criterion, March 1993, https://www.newcriterion.com/issues/1993/3/the-perversions-of-m-foucault.

    [27] David Horowitz and Jacob Laksin, One Party Classroom (New York: Crown Forum, 2009), 51.

    [28] David Horowitz and Jacob Laksin, One Party Classroom, 51-52.

    [29] Bruce Bawer, The Victims』 Revolution: The Rise of Identity Studies and the Closing of the Liberal Mind, Chapter 3.

    [30] David Horowitz and Jacob Laksin, One Party Classroom, 3.

    [31] David Horowitz, The Professors: The 101 Most Dangerous Academics in America (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ing, Inc., 2013), 84-85.

    [32] David Horowitz and Jacob Laksin, One Party Classroom, 212.

    [33] David Horowitz, Indoctrinate U.: The Left’s War against Academic Freedom (New York: Encounter Books, 2009), Chapter 4.

    [34] 同上。

    [35] David Horowitz and Jacob Laksin, One Party Classroom, 1-2.

    [36] http://www.azquotes.com/author/691-Bill_Ayers.

    [37] David Horowitz, The Professors: The 101 Most Dangerous Academics in America, 102.

    [38] David Horowitz and Jacob Laksin, One Party Classroom, 116.

    [39] 「Who Won the Civil War? Tough Question,」 National Public Radio, November 18, 2014, https://www.npr.org/sections/theprotojournalist/2014/11/18/364675234/who-won-the-civil-war-tough-question.

    [40] 「Summary of Our Fading Heritage: Americans Fail a Basic Test on Their History and Institutions,」 Intercollegiate Studies Institute Website, https://www.americancivicliteracy.org/2008/summary_summary.html.

    [41] 「Study: Americans Don』t Know Much About History,」 July 17, 2009, https://www.nbclosangeles.com/news/local/Study-Americans-Dont-Know-About-Much-About-History.html.

    [42] Howard Zinn,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3).

    [43] David Horowitz, The Professors: The 101 Most Dangerous Academics in America, 74.

    [44] Dinesh D』Souza, Illiberal Education: The Politics of Race and Sex on Campu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1), 71.

    [45] Paul Samuelson, 「Foreword,」 in The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Course, eds. Phillips Saunders and William B. Walstad (New York: McGraw-Hill College, 1990).

    [46] 「Sokal Affair,」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okal_affair.

    [47] Thomas Sowell, Inside American Education: The Decline, The Deception, The Dogma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3), 212-213.

    [48] Donald Alexander Downs, Restoring Free Speech and Liberty on Campus (Oakland, CA: Independent Institute, 2004), 51.

    [49] Eugene Volokh, 「UC Teaching Faculty Members Not to Criticize Race-based Affirmative Action, Call America 『Melting Pot,』 and More,」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16, 2015,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volokh-conspiracy/wp/2015/06/16/uc-teaching-faculty-members-not-to-criticize-race-based-affirmative-action-call-america-melting-pot-and-more/?utm_term=.c9a452fdb00f.

    [50] 「Victory at IUPUI: Student-Employee Found Guilty of Racial Harassment for Reading a Book Now Cleared of All Charges,」 Foundation for Individual Rights in Education, https://www.thefire.org/victory-at-iupui-student-employee-found-guilty-of-racial-harassment-for-reading-a-book-now-cleared-of-all-charges/.

    [51] 「Colleges Become Re-Education Camps in Age of Diversity,」 Investor’s Business Daily, https://www.investors.com/politics/editorials/students-indoctrinated-in-leftist-politics/.

    [52] Greg Lukianoff, 「University of Delaware: Students Required to Undergo Ideological Reeducation,」 Foundation for Individual Rights in Education, https://www.thefire.org/cases/university-of-delaware-students-required-to-undergo-ideological-reeducation/.

    [53]Alison Flood, 「US Students Request 『Trigger Warnings』 on Literature,」 The Guardian, May 19, 2014,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4/may/19/us-students-request-trigger-warnings-in-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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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風悠悠:為政奇術!(數文)


    齊整升

    一、韋處厚嚴於律己,自認有罪

    唐敬宗荒淫放縱,經常出外遊獵,每月坐朝,處理政事不過三、四天。諫官韋處厚,不慌不忙地進奏道:「我有大罪,請求當面自首。」

    敬宗問他:「你有什麼罪?」

    韋處厚說:「我以前擔任諫官時,不能在前朝冒死勸諫,對於先朝唐穆宗皇帝的遊獵好色,放任不管,以致於使他減少了壽命。我該當死罪!當時,我之所以不冒死勸諫,也是由於陛下當時作太子,只有15歲。我還想繼續輔佐您,不忍離去。現在,陛下的兒子也有一歲了。我怎麼敢怕死,而不勸諫您呢?」

    唐敬宗聽罷,深深感動,決心醒悟、改悔。並賜給他銀器,錦彩。
       
    二、唐明宗與馮道談年穀豐登

    唐明宗與馮道,談到莊稼連年豐收,四方無事。這時,馮道說:「我曾經記得:從前在先帝幕府時,奉命出使去中山,路過井陘險道,我怕馬亂走、栽倒,便十分謹慎地抓住馬韁繩,幸好沒有什麼失誤。等到走上平路,我一放開韁繩,馬就狂奔起來,不久就摔了一跤。治理天下,也是這樣!」唐明宗認為他說得很對。

    唐明宗又問:「今年雖然豐收了,不知百姓是否豐衣足食?」

    馮道說:「年成不好,農民就會流浪餓死;年成好了,就會由於糧價低而受到打擊。豐收、歉收,農民全都要遭罪的!這是農戶們自己才知道的農家的艱辛!我曾經記得進士聶夷中,做過這樣一首詩:

    二月賣新絲,
    五月糶新谷。
    醫得眼下瘡,
    剜卻心頭肉。
    我願君王心,
    化為光明燭。
    不照綺羅筵,
    唯照逃亡屋!

    這詩的語言雖然通俗,卻細緻地寫盡了種田人家的情況。在士、農、工、商這四種人當中,農民要算是最勤勞辛苦的了,國君不可不知道這點。」

    唐明宗命令左右近臣,把這首詩抄錄下來,並常常朗誦。

    三、阮長之善待繼任者

    阮長之,字茂景。南朝宋、陳留(今河南開封東)人。為人厚道,生性嚴謹。先後擔任各種官職,都有政績。 他在擔任武昌太守時,郡縣分發官吏停祿的官田收入,以芒種這天為斷限,在芒種日以前離職的官員,一年土地的俸祿收入,都歸後來繼任的人所有。

    阮長之離開武昌郡時,接任的太守,還沒有到達。他就在芒種前一天,解下印綬離任,讓接替他的官員,能夠收取這一年的官田俸祿。阮長之先後擔任各種官職,都有風化政績,受到後人的懷念。南朝宋代談到善於為政者,都一致稱頌阮長之。
        
     四、為政奇術!

    南朝宋代的傅琰,與他的父親傅僧佑,都有政績。傅琰在先後擔任武康和山陽兩縣的縣令時,兩縣的百姓,都叫他「傅聖」。當時有人說:「傅家有《理縣譜》,內有任官秘訣,子孫相傳,從來不給外人看!」

    臨淮人劉玄明,也有為官的才能,並且政績為天下第一!傅琰的兒子傅翽,即將接替劉玄明,繼任山陰縣令。傅翗想學到劉玄明的執政卓絕的高招,說:「希望您把以前的執政經驗,傳授給我。」

    劉玄明說:「我有為政奇術!你的家譜中,也沒有我這種記載。等臨分別時,我一定告訴您。」不久,劉玄明終於告訴傅翽說:

    「作縣令,每天只吃一升飯,絕不喝酒。這是做到廉潔奉公,最好的辦法!」傅翗謹記,遵循不懈,果獲眾望、盛讚。

    (均據宋代孔平仲《續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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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裡乾坤】(四)茶予夏商


    石方行

    從炎黃之後,歷經後來的堯舜禹湯的發展,人們對茶的認識也不斷的深入,使用範圍也逐漸的擴大。雖然在歷史上對於茶的發展方面,這段時期沒有非常明確的記載,但實際上對於茶的發展也是重要的時期。

    現代人總覺得飲茶是有文字記載之後的事情,是從人有了很豐富的物質基礎之後,才開始享受的一種象徵。其實不然。

    咱舉個簡單例子:我們都知道在上個世紀中葉的時候長期居住在東北大興安嶺原始森林中的鄂倫春人,他們處於原始氏族社會階段,即便是這樣他們還有「泡黃芹、亞格達的葉子為飲料」的習慣。那麼當初處在比他們文明程度要高的黃河文明(從炎黃時期到堯舜禹湯的階段),那茶的普及程度會更高。當時茶的藥用價值多於飲用。因為當時的人首先是要活命,即便是嚼食茶葉也多為藥用;作為享受與交際、娛樂功能當時還不常見。

    在這個階段各種神也用不同的方式教化百姓,讓百姓懂得一些農耕與遊牧的方法與遇到一些問題的處理。

    因為人間的理中有相生相剋的因素。記得我小的時候看過一本書上說魯班當年就因為手被一種帶刺的植物劃傷,而發明了鋸。很多時候看似偶然的現象中卻充滿了必然。

    在這裡我們就說兩個歷史上沒有記載,也沒有口耳相傳的故事。

    第一個故事發生在夏朝。

    有一次夏朝的國王帶著侍衛去打獵,走到山裡迷路了,而且感到非常的口渴。不巧的是周圍也沒有山泉,這可怎麼辦?有兩個侍衛口渴難耐,見周圍有樹,急忙摘下樹葉咀嚼,結果都倒下了。國王一看慌了神,眼看日薄西山,再這樣下去自己和餘下的幾個侍衛不得都被猛獸吃掉了嘛!

    此時他想起了軒轅黃帝在大戰蚩尤的時候,以及堯舜禹等聖王也是在遇到難的時候會有神來幫忙。此時國王雙膝跪地乞求上天來幫忙。

    不一會兒,不知從何方走出一位妙齡女子,看上去也就是十六七歲,頭上插著一片綠葉,身著淡粉色衣裝,手拿拂塵,走到近前,輕起朱唇:「聞我王在此遇險,特來相助。」說著就把頭上綠葉摘下,用拂塵一甩,綠葉中滲出水滴,國王趕緊過來用口相接,喝完之後,頓覺精神百倍,又請女子依次將水滴給餘下的侍衛喝了,並將那兩位因咀嚼樹葉而倒下的侍衛用綠葉滲出的水滴救醒。

    國王非常感激女子,並問女子從何而來?女子笑著說:「我是茶神的侍女,是茶神讓我來幫你們的。你們從此要記住:不是什麼葉子都可以咀嚼的。

    當年神農嘗百草的目的就是想識別出不同植物的藥性與食性。你們要多留心神農留下來的經驗。如果誤食了有損身體的葉子,那可就不好了。而且你們這一朝人將來要轉生在遙遠的地方,在那裡也要學會生存才是。」說完少女就帶著他們走出森林。而後就消失了。

    第二個故事發生在商朝。

    夏商周時期被稱作青銅時代,夏朝是初始,商朝是發展,周朝是鼎盛時期。那麼在青銅發展時期的商朝,為了冶煉青銅器耗費了很多的人力與物力。也有很多人為此而喪命。

    有一次,一位年輕人從巴蜀地區而來,為的是能向冶煉青銅的師傅學精這門手藝,為了討好師傅,特地從老家拿來一些茶葉。但這位師傅是個粗心的人,只是聽說茶好喝,卻沒有問明什麼時候喝最好。他在一次冶煉工作幹到一半,出一身透汗的情況下,感覺口渴,於是把茶葉放在熱水中泡了一會兒就開喝,結果不一會就感覺頭暈而醉倒了。更不巧的是監工的走過來,看見他躺在那裡,以為他偷懶,就用鞭子抽、用水澆他,這下子他很快緩醒過來。覺得年輕人故意害他,把一肚子怨氣都出在年輕人身上,把他痛打一頓、趕走了。

    年輕人覺得很冤枉,又無處說理,只好往巴蜀的方向走,走到半路越想越覺得委屈,一時想不開索性找根歪脖樹上吊,想死了算了。結果歪脖樹不結實,折了。他被摔下來,一時之間站不起來了。這下子他更加鬱悶了。覺得都是茶葉惹得禍,把餘下的茶葉都扔在腳下。更有意思的是不一會下起小雨了。他活動身體好像能動了,在不經意間,聞著周圍有沁人的馨香,腳下的水變了顏色。他拿起茶葉聞了聞,頓覺精神多了。這下子他明白了,原來喝茶需要時間和火候的。不是什麼時間和什麼環境下都可以喝的。此時走過來一位老人,老人看他這個樣子,就問他緣由,他把事情的經過說了一遍。然後把心中的疑惑對老人說了:為什麼我那位師傅喝了茶葉醉倒了,而我聞了同樣的茶葉卻感覺精神呢?老人就把茶葉在什麼情況下喝對人有益,在什麼情況下喝對人有害一一都告訴了他。他也謹記在心。老人看他明白了也就告辭離開了。

    當明白了這些他又回去找到那位冶煉青銅的師傅,告訴他這方面的道理,他師傅也在這方面注意了,喝過此茶之後真的感覺神清氣爽,這下子非常高興,逐漸的把自己所掌握的本領都教給他了。他最終成為非常有名的冶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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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師尊給了我生命路


    北京大法弟子 東梅

    一九九七年七月我經姐姐的介紹,有幸走入大法修煉。開始我以為煉煉功,祛病健身就行了,我也不看書,看書就說看不懂。半年後,我常年的氣管炎照常犯了,經輔導員介紹,就參加了一個學法小組的集體學法,從那以後,我特別愛看書,《轉法輪》和其他幾本經書我不斷的看。尤其《轉法輪》,越看越愛看,層層深入。心性提高了,很快我的氣管炎、泌尿系感染就都好了。

    我不斷看書不斷煉功,心性也在不斷的提高,慢慢的身體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也不感冒了。爭鬥心也漸漸少了。我婆家有三個兒子,我們是最大的,分家以後,他們幾家都分的是新房子,我們是老大分的卻是舊房子,心裡一直不舒服,心想:「公婆怎麼那麼不公正?太欺負人了。」經過修煉法輪大法以後,心態好多了,也不生氣了,因為物質利益是身外之物,生帶不來,死帶不去。別人再富有,也不如我好,因為我有師父,我得法了。從此以後我再也不生氣,心裡也平衡了。

    我作為大哥大嫂,三十年來,每逢過大、小節和過年,都是我倆買菜買肉,這回我也明白,我的慈悲心出來了,多照顧弟弟妹妹,孝敬婆婆,所做的一切也都是在證實法。我還經常不斷的給家人講「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不管誰有想不開的事,我都用大法弟子的心態給他們解釋,使他們心裡高興,我心裡也很愉快。有時他們都愛跟我交流,我還教舅媽煉功,給她真相資料、錄音帶和師父講法帶,使她也開始修煉大法。

    從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後,陰雲密布,大法遭到迫害以後,我馬上行動起來,到處講真相,掛橫幅,發真相資料,到學法點跟同修一起整理學習證實法的資料。

    以上是我這些年來的體會,謝謝偉大的師父給我指的陽光路!師父您辛苦了!

    我還有很多不足之處,以後要走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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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父時刻都在身邊保護著弟子


    北京大法弟子 歸真

    我是一九九七年九月得法的老弟子,得法前身患多種疾病,風濕性關節炎、胃病、高血壓,怕冷、只要風一吹,渾身發癢、起疙瘩,又沒錢治,真是苦不堪言。學法後,這些病都好了。

    一九九八年我又相繼出現泌尿系感染症狀、小便出血、發高燒十多天不退,我愛人害怕了,非要送我上醫院,還說:如果你不去,嚴重了你娘家賴我可不行。我說:這是在消去我生生世世做得不好的事而產生的業力,有師父保護我,保證沒事的。結果我沒吃一粒藥、沒打一次針,十八天全好了,是師父保護我闖過了病業關,我才有今天。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江澤民開始迫害打壓法輪功,造謠污衊法輪功,我想法輪功是修煉真、善、忍,教人做好人的,對祛病健身有奇效,這麼好的功法,對國家、對人民有百利而無一害,為什麼不讓煉呢?我多次上北京天安門打橫幅,為師父和大法說句公道話。可我十多次被北京拘留所和懷柔拘留所關押,是師父保護我,出現血壓高達二百多才沒被勞教。

    二零零一年五月份,我在鄰村一家床上用品廠子做小工,在回家的路上,有一位鄰居騎摩托車把我給撞了,當時我的腿就不能走路了,左眼撞成黑紫色,腫的都封上了,眼角下面都變形了,右眼也撞青了,這人一看撞得那麼重,要把我送醫院去。我從地上爬起來說:「沒事的,把我送回家吧。」到家我就叫他們回去了,他們給我送營養品我們也沒收。是我丈夫做飯、看孩子,承擔起家務。我沒吃藥、沒打針,在家養了一個多月就好了,我知道是慈悲偉大的師父替我承受了痛苦,還了業債。沒有師父保護就沒有我的今天,謝謝師父對我的呵護,我一定要堅修大法到底!

    二零零二年,我們地區資料點少,我什麼資料也看不見,我心裡急,就自己寫真相資料到周邊的村子去發,用一角錢、兩角錢、五角錢,外邊是錢,裡面是真相,寫的是「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還師父清白」、「還大法清白」等等。結果在花錢的地方,被一位老太太給舉報了,來了十多個警察和鎮裡的幹部,他們讓我上警車,我不上,他們就把我抬上車送到了看守所,還抄了我的家,搶走了大法書,非法判了我一年零六個月勞教。在勞教所我出現了嚴重病業,通知我家屬要保外就醫,我丈夫不接我,怕花錢。結果二零零三年七月出現了薩斯病毒瘟疫,提前三個月就放我回家了。還有很多危險的事,在師父的呵護下,都是有驚無險的走過來了,謝謝慈悲偉大的師父!

    二零零三年我們村兩位大隊幹部到我家讓我寫保證書,我堅決不寫。我說:我要寫了保證書不僅害了我,也把你們給害了。我說法輪功不是x教,一百過個國家都在學煉,是江澤民小人心理妒忌迫害法輪功,如果人人都學法輪功,都做好人,國家能有這些貪官腐敗嗎?他們沒說什麼就灰溜溜的走了。

    二零一四年,鎮裡的六一零和政法委還有兩名大隊幹部來我家,其中有一位是我家親戚,他對我說:「舅媽您要寫了保證書,我們永遠都不再找您了。」我鄭重的對他說:「我不但要對我自己負責,同時也要對你們負責,法輪功是正法,是教人向善的,迫害好人是有罪的。我要是沒有師父保護,早就沒有我的今天了。一日為師,終身為父。」他們看我這麼堅定,什麼也沒說都走了。

    二零一五年我寫訴江狀以後沒多久,派出所的民警又到我家來找我,一進門就問:你寫訴江狀了吧?我說:「我是寫了,最高法院發布通知,有案必立、有訴必理,憲法規定信仰自由,煉法輪功是合法的,沒有違反國家法律。天安門自焚是騙老百姓的,是江澤民一夥導演嫁禍法輪功的。我沒違反國家法律,這個保證書我是堅決不能寫的。」他們沒說什麼就都走了。

    師父說:「作為一名正法時期的大法弟子,個人解脫不是修煉的目地,救度眾生才是你們來時的大願與正法中歷史賦予你們的責任和使命,因此大量的眾生也就成了你們救度的對像。」[1]我就走出去講真相,我講真相面對的什麼人都有:有外出打工的、市場賣菜的、村裡綠化街道的、市場賣香的、賣學生文具的、賣水果、賣衣服的。師父說:「今天世上的一切生命都是為法來的。你要想讓他清醒的認識到這一點,你就去講真相。」[2]其實:我做的那點事,也都是師父的法身在做,我只是動動嘴、跑跑腿而已。今後我要多學法,修好自己,要救更多的人。最後,讓我們用師父的一段法《洪吟二》〈怕啥〉共勉:

    你有怕 它就抓
    念一正 惡就垮
    修煉人 裝著法
    發正念 爛鬼炸
    神在世 證實法

    層次有限,如有不妥之處,請同修指正。
     
    註:
    [1]李洪志師父著作:《精進要旨三》〈放下人心 救度世人〉
    [2]李洪志師父著作:《各地講法四》〈二零零三年亞特蘭大法會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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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大法弟子得法修煉、講真相的歷程


    美國大法弟子

    一、年少得法

    我是一九九九年初上小學的時候和家人一起得法的,自己大概是到了二零零一年左右才真正進了修煉的門,在法上開始要求自己。因為迫害,我的父親只是支持我媽修煉而不支持我修煉,所以學法煉功的修煉環境都得想辦法開創。我的臥室面對陽台,而客廳和陽台相連,每天中午午休的時候,我媽在客廳放著煉功音樂,打開陽台的門讓在臥室的我也能聽到,通過這樣的方式,我們兩個人每天中午一起煉功。而在晚上上床休息以後,我會再偷偷打開燈,看半講《轉法輪》。我父親晚上有的時候會來查房。每天晚上學法的時候,一聽到風吹草動,我就得立刻把燈關上鑽到被窩裡去。那時雖然學法時間少,但是效果卻非常好。

    初中的時候,我的同桌是個非常調皮的男生,他從做我同桌開始就養成了一個愛好,什麼愛好呢?就是摔我的鉛筆盒。只要一打下課鈴,他手一伸,我的鉛筆盒應聲落地,怎麼攔都攔不住。我有次問他,「你摔我鉛筆盒干什麼啊?」他也不說話,嘿嘿一笑,手一伸,啪,我鉛筆盒又掉地上了,當時氣的我一句話都說不出來。我想咱們修煉人講忍,不和他一般見識,他摔了我就撿起來。那段時間每天晚上回家我都要削鉛筆,鉛筆頭白天全被他摔斷了。就這麼磨了我一個多學期,慢慢的後來他也就不摔了。

    二、突破怕心講真相

    作為一個修煉人,自己深知講清真相是必須做到的,自己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無法突破怕心走出去,直到二零零二年年初看到了師父的新經文《北美巡迴講法》。當時讀新經文的時候邊讀邊哭,哭完了內心卻非常的平靜和慈悲,堅定了自己突破怕心的決心。怕心本身是一個執著心,但只是其它執著心反映出來的一個表象,人真正害怕的是失去世間的名利情乃至生命。我突破怕心的方式非常簡單,就是問自己一個問題。我在每次講真相前都會這樣問自己,「如果你因此失去了學業,失去現在生活的一切,失去了美好的前程,進入少管所甚至監獄,這個人你還救不救?」每當這個時候怕心都會不由自主的往外冒,我就發正念清除它排斥它,直到我能一絲不亂的說出「救!」的時候,我就知道我可以去講真相了。雖然這是個簡單的問題,但是在我第一次講真相的時候,花了好幾個星期每天反覆問自己,不斷的學法發正念。我第一次講真相找了誰呢?就是之前摔我鉛筆盒的同學,那個時候他已經不摔我鉛筆盒了,我們成為了好朋友,每天都在一起踢足球。有一天踢完球,兩個人一起騎自行車回家,當時害怕和壓力使得我沒有直接開口講真相,只是在要分開的時候遞給他了真相資料。

    那天分開之後無以名狀的怕心和壓力就像潮水一樣湧向我,自己就像是在壓力和黑暗的風暴中逆勢而上,只要思想一有鬆懈,感覺整個人就要被壓垮一樣。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斷的學法發正念。第二天在學校見到他才得以面對面講真相,出乎意料的是,他接受真相比想像的要順利的多。現在回過頭來想想,人之間的因緣其實很奇妙,可能在他使勁摔我鉛筆盒的時候就奠定了我們彼此之間的緣份了,之後他高中退團,大學退黨,從來不需要我多講,甚至在我勸另外一位朋友三退的時候還起到了正面作用。從那時開始,我就逐漸的向周圍的朋友同學和老師面對面講真相了。

    大陸的中學都有一門政治課,政治課的課本甚至考試都有攻擊大法的內容,老師上課也會講污衊大法的內容。我那時就對自己說,怎麼辦呢,不能讓老師繼續污衊啊。有一次政治課上又有污衊大法的內容,當時自己下定決心要在課上講真相,不斷發正念清除自己的怕心,那是作為人的緊張害怕和作為一個修煉人的正念相交織並不斷突破的感覺,但是慢慢怕心會越來越弱。最後在課上站起來給老師和全班同學講真相,從文革,六四講到對大法的迫害,手裡緊張的全是汗。很奇怪的是,當時政治老師笑著看著我,也不反駁我,一直讓我講到下課。從此以後政治課上老師再也沒有講過污衊大法的內容,政治課的試卷也沒有再出現相關的內容。在講真相的過程中除了救度世人的喜悅,最讓人高興的事就是講真相碰到同修。曾經有一個一起踢球的朋友,有一天放學後我把真相材料遞給他,他神秘的把我拉到一邊,說,「你煉這個?」我說:「我媽煉。」他說:「哦,我媽也煉。」我一看碰到了同修了,說:「其實我也煉。」然後他笑了「其實我也煉。」可惜當時自己處於獨修的狀態,不知道如何和別人交流,雖然找到了小同修,也沒有更多的交流,一起開創更好的環境。

    雖然當時有機緣和身邊的人講真相,但是自己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全校成百上千的人,我不可能每人都能親口講到,怎麼辦呢?」當時的中學大多數學生都要騎自行車來上學,有個很大的車棚用來停放自行車,經常上學的時候呢我就隨身帶一些真相資料,隨手就放在別人的自行車車筐裡了。在初中要畢業的時候,自己正在自行車棚發真相材料時被校警衛抓到了,校警衛說,「終於抓到你了,之前的材料是不是都是你放的?」我不說話,他就要把我扭送到校領導辦公室。被抓的時候,大腦一片空白,就感覺怕心和莫名的壓力就像大海一樣從四面八方向我涌過來,只要有一點空隙就感覺自己就要被壓垮一樣,在路上一刻不停的發正念,任何人的思想跳出的時候都要趕快清理,就這樣到了校領導辦公室。在我向校領導講真相之後,校領導告訴我他們已經了解一些真相了,其實學校早在幾年前就知道我煉法輪功了,當時我的英語老師換工作到另外一個地方,我就在最後一節課後送給了她一封真相信,可是回頭她就把那封信上交給學校了。包括我在政治課上講真相的事情,學校其實也都知道,那幾年來一直採取比較保護我的方式,他們希望我以後自己在家煉就行了。我感謝了他們的好意,就這樣結束了初中生活,來到了外地求學。

    高中大學住校,從此過上了集體生活,這使得我學法煉功更為困難了。中國的高中都有著嚴格的時間安排,每天晚上十點半熄燈睡覺,自由支配的時間屈指可數。不僅煉功的時間無法保證,煉功的場所更是一個問題。我想煉功的時候只能拿著MP3偷偷躲到學校最偏僻的廁所裡去。而在廁所,是沒有空間煉第一套和第五套功法的。想學法的時候只能偷偷拿著電子書躲到學校的角落裡去學法。由於失去了修煉的環境,修煉的狀態日漸下滑,講真相做的也越來越少。這樣的狀態一直持續到出國讀書工作。在國外有了集體學法和煉功,還有機會參與推廣神韻,慢慢一點一點找回小時候修煉的初心。有一年我所在城市邀請到麥塔斯先生來做演講,看著滿頭白髮的麥塔斯先生不辭辛苦從加拿大飛過來,一個常人都在盡努力幫助我們,做的都比我一個修煉人要多要好,感動之餘非常慚愧,覺的自己再沒有理由在修煉上和證實法上怠慢了。

    三、面向政府講真相

    來到佛羅裡達之後,有幸加入面向政府講真相的項目。在來美國之後的一段時間,我說中文和說英文時表現出來的是兩種不同的人格,當我說英文時,我並沒有那麼自信,我不知道如何在這些世故的政客面前恰如其分的交談。不自信導致我在與重要人物聚會的場合感到不自在。我內心情感告訴我,我不願意去做這件事情。可是理智的一面告訴我,如果我讓人的負面情緒去控制我的行為,如果我是拿人的情緒而不是法來衡量應不應該做一件事情,那麼我還是一個修煉人麼?我對自己說,如果這件事情從法上說是我應該去做的,那麼我就一定要去做這件事情。

    回過頭來看就會發現其實師父都會幫你安排好,每個人都不一樣,而每一個人都會有最切合你性格的安排。我的議員之前就了解一些真相,也支持了國會343決議案。當我決定去參加議員更多的競選活動時,我的初衷其實非常簡單,就是去幫助他,感謝他,別無他想。我不太擅長社交,那麼我就少說話,多做事。我參與了那個年度競選每一次的挨家挨戶的走訪活動。有一次在一個新的選區走訪,那天我是除議員辦公室工作人員之外唯一的志願者,議員在午餐的時候特意來到我的桌子和我聊天,詢問我父母的情況,以及大法在國內被迫害的狀況,在聊天的過程中,意外發現我和他家人都曾經在美國北方一個城市生活過,我的母校和他父親的母校就在隔壁。參與政治的人都是美國的精英,有很強的洞察能力,我曾經苦惱如何能夠恰如其分的和他們交往。很多次我一個人坐在黑暗之中思索,反思白天自己的一言一行,不知道自己該如何前行。後來我發現,我不需要刻意去改變自己,只需要按照修煉人的標準做就可以了,在這樣一個複雜的社會,真誠和善良往往是最能打動人心的,我的一言一行別人都看在心裡,而在當年的勝選晚宴上議員也在演講中特意感謝了我。在這個過程中也和很多人成為了朋友,曾經被邀請去參加家庭感恩節晚餐,也有幸被邀請參加了很多晚宴。

    在去年一次活動之後,我和議員先生還有他的地區主任一起吃熱狗聊天,我告訴了議員我們地區一名學員母親依然被迫害的事情,議員告訴我他希望能夠更多的幫助我們,他對信仰自由非常支持。當時正值冬天,議員又邀請我參加他們的聖誕節家族聚餐。而在聖誕節當天,議員也主動向他的家人介紹了大法被迫害的狀況。

    還有一次參加(林肯日)晚宴見到了一位國會議員,這位議員是國會多數黨的副黨鞭。他曾經在一年之前向中共主席寫信呼籲釋放被關押的一名當地學員的親屬,我很真誠的感謝了他,議員也非常關心被非法判刑的學員的近況,在知道他所作的事情對世界另一端的人們意義重大時,這位議員真誠的告訴我,「你讓我今天很開心」。不久之後,這位議員就在美國國會共同發起了共產主義受害者黨團會議。

    在參與向政府講真相中體會到的一點是,不能讓人的情緒控制自己。曾經在某一階段,每當事情順利就會高興,而每當事情不順利就會很沮喪,這樣的情緒反反覆覆出現,而人一旦帶有著情緒,就無法理智的對事態做出判斷和決策了。我對自己說,我不想再被人的情緒操控著了!人之所以有情緒是因為人中有情,情緒則是人世間情的外化表現。而當我偏離了救度眾生的出發點,執著於結果的時候,我就會被事情的表象所帶動。今天我因為一件事情高興,明天我可能就會因此而悲傷。無論喜怒哀樂,我都應該審查自己是因為什麼而動了這個情緒,我有沒有在證實自己,我自己的一思一念是不是符合了法,我有沒有帶著修煉人的正念而不是人的情在證實法。

    四、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

    我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一直在問自己一個問題:「我到底想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中學的時候我希望自己成為一個博古通今品學兼優的人,高中的時候希望自己成為獨立果斷的人,再後來我希望自己成為一個成熟有擔當的人。但是我總感覺無論自己成為什麼樣的人,都不是我內心真正想要的。這兩年有幸近距離接觸神韻的藝術家們,看著他們晝夜兼程,看著他們在劇院的每個角落甚至是昏暗的地下室練琴,看著他們背法煉功發正念,我明白了,其實我真正想成為的就是像他們一樣助師正法的修煉人。在做神韻報導的時候,有些觀眾說她從神韻中看到了希望。我想,其實神韻不只是給世人帶來了希望,也給修煉人帶來了希望。

    在我的生命中有幸遇到了很多同齡的小同修,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現在都已經是青年大法弟子啦。我們每個人因為各種各樣的機緣和原因走入修煉,有的人把修煉當成從父母那裡繼承下來的習慣,有的人把修煉當成世間的一個精神寄託,而有的人能夠真正的嚴肅對待修煉,勇猛精進。我想在某個時間點,我們每個人都會這樣問自己,我到底想成為什麼樣的人。如果你也在思考這個問題的話,不妨讓我們一起做一個助師正法的修煉人吧,精進實修,跟師父回家。

    謝謝師父!謝謝大家!

    (2018年華盛頓DC法會交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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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的修煉旅程(譯文)


    美國大法弟子

    師父好!

    各位同修好!

    我今年二十八歲,從二零一四年起開始修煉。下面是過去四年我的修煉歷程。

    得法

    我得法的時候是在舊金山工作。那時候,我酗酒,加上其它的壞習慣,精神和身體狀況江河日下。生活在這個爾虞我詐的現代社會,我感到極度失落,找不到出路。

    然而,現在想來,儘管我的行為放蕩不羈、令人遺憾,但師父一直在身邊看護著我,直到機緣成熟,終於得法。

    一天我漫無目地的走過舊金山的中國城,一位二十歲出頭的華裔女士微笑著給了我兩份傳單:一份介紹稱為法輪大法的打坐方法,另一份則是關於發生在中國的摘除器官的暴行。我高興的接過了傳單。

    在那之前的幾個月,我對古老的道家和佛家的教義產生了興趣。事實上,我正在重讀《道德經》。當我看到傳單裡金色的「真、善、忍」三個字,還有這個包括了佛道兩家的功法後,我知道這正是我一直在尋找的。

    回到家我就開始跟著網上師父的教學錄像學起了煉功。我還請朋友把《轉法輪》列印出來,以便於我閱讀。當他一把列印好的書帶回家,我就迫不及待地讀起來。

    那時候我不能說我理解了師父書中所講的,但是我相信他說的每一個字,我知道他所說的都是真實的,而且可以做到。那種下意識的興奮感真是如夢幻一般。

    和舊金山英文法輪大法小組聯繫上後,一位同修開始跟我每周七天在一個公園裡一起煉功和交流。我們也一起學法,並互相幫助從法上提高。我去掉了所有的壞習慣,師父開始給我淨化身體。

    有大約一個月的時間裡,我非常不舒服,好像整個身體消耗殆盡,全身發冷、虛脫、白天老想睡覺。然而,通過學《轉法輪》和聽師父的講法,我知道我的身體正在被調整,所以我並不感到擔心。

    很快地,最初的身體淨化結束了,我覺的像一個全新的人。我充滿著感恩,興奮地加入到正法時期大法弟子的行列中來了。

    根除妒嫉心

    由於我對妒嫉的認識膚淺有限,我從沒有意識到我是個有妒嫉心的人。我覺的「我有我所需要的一切,有什麼好妒嫉別人的呢」。

    這個觀念在我回愛爾蘭的時候受到了衝擊。當時我是去協助為一些重要人物播放一部真相紀錄片。由於活動安排的倉促,準備工作緊張。我同時有一份全職的工作,也想把兩邊的事情都做好。但是情況變的困難起來,我要做的事不僅沒變少,反而迅速增加。

    當壓力增加到我累得早上很難起來煉功時,我開始向內找為什麼事情會開始變糟。我意識到我不想把任務分派給別人而只想自己做。表面上的理由是如果我不親自做,這些事就做不好。我認識到這種思想已經是很自大和不理性的了。同修中人才濟濟,為什麼我就一定比別人做得好?

    進一步深入檢查,我認識到我實際上是不想讓同修們因為做的好而獲得好評。我已經對同修們給我的鼓勵和表揚產生了執著,以至於想要一直保持這種優勢。我知道如果別的同修若因為完成任務好而獲得表揚的話,我會妒嫉的。我可以預見到這種很不純的思想會對我們要做的事造成嚴重的干擾。師父講:「正傳氣功師他也不服了,滿耳朵灌的都是人家誇他怎樣有本事。誰要說他不好,他也不高興了,名利心全起來了,他以為他比別人高明,他了不起。他以為給他這個功,是讓他當氣功師,發大財的,其實是讓他修煉的。」[1]

    於是我歸正了這個想法並開始把任務分派給其他同修們去作,結果就非常好。我能夠集中精力做協調工作了,而每項任務卻完成的比我親自完成的標準還要高。

    因為要趕時間,我們要不停的工作,所以我沒有利用這個機會去更深的挖掘這個執著的根源。而只是在表面上把行為改正過來,讓它不干擾項目的進展。

    事後,我回想起我曾跟一個同修討論過講真相的計劃。在我們討論的整個時間裡這位同修一直在抱怨別人。不管是誰,都會被這位同修說的一無是處。我知道這種行為並不恰當,但我以前又沒見過這種現象。

    想起這位同修的事,我認識到同修們這種行為是由妒嫉心造成的,更難以相信的是跟我也有關。當時我畢竟沒對別人有負面想法,更不用說會大聲講出來。然而當我深入向內找時我發現儘管我沒對別人產生負面想法,但我在心裡有點喜歡羅列別人的缺點。每當我跟別人初次見面時我總會覺的不自在,直到我發現了對方的短處並無意間把這在我心底存檔,以免將來會對對方的優點產生嫉妒。我認識到我的妒嫉心正如師父描述的那樣「極其強烈,強烈到已經形成自然,自己都感覺不出來。」[1]

    悟到這一點使我認識到妒嫉心不是那麼狹窄,而是一種範圍很廣、無處不在的執著。它影響到我們對每件事的認知,還影響我們所做、所說、和所想的每件事。它的表現形式包括詆毀別人、不接受批評、高估自己、還有對別人粗魯和不耐煩。

    妒嫉心使我們跟別人攀比,總是把我們自己擺的高於他人,特別是在自己內心裡如此。我們使自我膨脹,要不就是找別人的缺點,蔑視別人。

    回頭看來,我認識到這顆妒嫉心使我滋長出對任何曾經待我不好的人的惡毒的、無意識的怨恨。我也認識到我為什麼讓一個同修自己單獨完成一個講真相的項目,只是因為開始時我們有些個矛盾。

    當我離開那個項目時,我給這個同修的藉口是我常人的工作太忙了,不能去他那邊幫忙。我在心裡面也這樣認為,維護著這個藉口。真實的原因是我想以牙還牙,甚至這樣會影響到救度眾生。我猜很多同修或許已經注意到我的這些執著。的確,最令我擔憂的是這些執著掩蓋的如此深,都滲入到我的潛意識裡了,以至於我都覺察不到。

    面對妒嫉心,作為修行人我覺的我們對自身的能力要謙虛,對我們的成就要謙卑。同時要看重別人的優點而不是他們的缺點。我們不應該以借著幫助別人發現他們的執著為藉口而懷著對別人的負面印象。這會使我們看不見自己的根本執著。

    加入紐約英文大紀元

    二零一八年一月份我很榮幸地開始為紐約大紀元英文版做銷售主管。一到達我就感覺到這真是個真修的好地方。一個月後,我又被安排了一個我不太熟悉而但又要求很高的工作。

    我的新工作是要對外聯繫接洽新的潛在的商業夥伴,向他們介紹我們公司,跟他們商談生意。開始時我還能協助我們的經理來組織及主持會議。然而,很快他被調到西海岸去了,而另一個組員也必須調離。於是只留下我自己摸索著擔負起我的新角色來。

    頭幾周我是真的在摸索。我知道這個職務很重要,如果做不好會對忙於其它項目的梯隊造成諸多不便。我開始安排和主持會議。然而,我感覺我講真相的效果不好,而且我的表現又沒經驗又不專業。

    我也開始在夢中和其它時空中遭遇各種干擾,壓力開始增大。我知道我需要在我的修煉中要有個大的突破才行。師父說過:「心性上來了,別的東西都跟著往上上」[1]

    在我向內找時,我發現當我來媒體工作時我有幾個常人的追求。我想過我能不能找到個女朋友或妻子。我想過能不能交上幾個好朋友共度時光。還想著通過聽別人是怎麼評價我的來更好的了解我自己。 「他們會認為我很精進嗎?他們會認為我有什麼技巧嗎?他們會認為我有能力嗎?」

    我還有個很強的證實我自己的慾望。不管遇事大小我總會考慮這會不會影響我,會不會影響別人對我的看法。我這樣想的越多,就造出更多的思想業來。這種狀態持續到甚至細微的念頭也會被用來證實自己。

    在這時候,我學法時讀到師父說:「其實我告訴你們,法正人間最後的時候啊,一瞬間什麼都解體。什麼錢哪?紙都沒有嘞。」[2]

    這行法真的把我喚醒了,使我意識到我們正在幹的事情的嚴肅性和真實性。在這之前,我認為「救眾生」是要把三件事做好的一種比方,有點像我們修煉過程中做各種事的總結。讀過這段法後,我深深地認識到人們的真正生命都已生死攸關,如果我們悟不到這一點,不跟人們講清楚所有將要發生的事情的嚴肅性,那麼人們的真正生命就可能會永遠消失。

    我決心歸正和清除我的常人的思想和追求。我開始採取一種更傳統保守的方式和女性交往。我也把自己的修煉標準定的更高:每天學兩講法和煉兩小時功。現在我發現學法越多反而就能抽出更多的時間學法。

    我也發現我那許多不純的想法,比如關於色慾、情、過好日子、證實自我都是思想業產生的。當我增加時間比如在地鐵上或走路時來排除思想業,這些不純的思想干擾就變的越來越少。

    修出無求的輕鬆心情

    我有幸能每天早上在大紀元辦公室裡學一講中文《轉法輪》。這有助於我迅速提高講中文的能力。什麼時候一有機會我就用中文跟中國人講法輪功受迫害的事。常常機會來臨時我會感到緊張,以至於我失去了很多機會。不過,通過這些失敗,我學會了一些東西。

    過去當我要跟中國人講真相時,我準備好要說的每件事會在我頭腦裡緊張的攪和起來。而現在,每當我要變緊張時我就試著靜下來什麼也不想,而只想要打破那種生疏感。我發現這是一種自然的方法來開始對話。比如,我會說:「你好,你是中國人嗎?」然後我會讓對話自然而然地開展開來,從而了解對方。當我用一顆純淨的心講真相時,我覺的師父在幫我。

    師父說:「缺少智慧的時候啊,往往都是你在著急,腦袋急著要做一件什麼事情、看的太重,就出現了另外的一種執著從而造成的。其實很多事情,你平心靜氣的、心平氣和的去講去說,理智的去對待,你會發現你的智慧啊象泉水一樣往出流,而且句句說到點子上、句句是真理。你要一執著、一急、有一種非常強烈的什麼心,智慧就沒了,因為那時候又跑到人這兒來了,是吧?」[3]

    我還把我的理解用到我的工作中。我剛到媒體工作時,我用了各種想法來鼓勵我自己更努力工作。我會告訴我自己我要更集中精力,我要更精進,我要救那些所有我應該救的人。可是,當我跟同修分享我的想法後他們建議我工作時什麼也別想;或許最好什麼都別想,只是完成工作而不帶動機和常人的思想。一個同修跟我分享說他們悟到這一點是來自師父的講法:「你不想好事,也不能夠想壞事,最好是什麼也不想。」[1]

    遵循這一原理,我現在處事帶著一顆無求的輕鬆心情。我在開會講真相時的效果也大大提高了。我覺的當我做事時心空了,還注意到現在那些聽我講話的生意人們也感覺更輕鬆了。

    通過在大紀元的工作我的修煉迅速提高到一個或許要用多年才能達到的層次。我想推薦同修都到大紀元來工作,哪怕只是一個短期的經歷。

    回首我的修煉真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旅程。四年就像四輩子一樣!我無法用文字表達我對師父的感激。我只能說我充滿了極度的感激。我會繼續排除我常人的各種執著,實現我遠古時對師父的誓言去救度所有的眾生。

    這是我有限的理解。請善意指出任何誤解。

    謝謝師父!謝謝各位同修!

    註:
    [1] 李洪志師父著作:《轉法輪》
    [2] 李洪志師父著作:《二零零三年元宵節講法》
    [3] 李洪志師父著作:《各地講法三》〈大紐約地區法會講法〉

    (2018年華盛頓DC法會交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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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神韻報導的修煉心得


    台灣大法弟子

    尊敬的師父好!

    同修好!

    我是台灣大法弟子,在此向師父和同修匯報十一年來參與神韻媒體報導的修煉心得。

    我是二零零七年二月得法的弟子, 那一年,也是神韻到台灣演出的第一年,聽同修們興奮的說,「神韻要來了!」當時的我,對神韻是什麼並不了解,只知道藝文演出對我來說很陌生,也不懂神韻的重要性,但仍積極的邀請親友觀賞。還記得第一次觀賞神韻後的震撼,知道透過一場藝文演出,可以讓人認識到法輪大法的美好、了解法輪大法在中國遭受無理的打壓迫害,以及善惡有報的道理,雖然當時我還不知道如何做好「三件事」,但看著其他同修積極報名參與擔任工作人員,我告訴自己,來年我也得跟上,儘快溶入到大法修煉的環境中。

    同一年,師父發表了《二零零七年紐約法會講法》,針對一名新學員問對「剛得法的弟子有什麼建議?」時,師父說:「這個問題倒提的很好。剛得法的弟子啊,太幸運了。你知道你走進來的是什麼樣的群體嗎?他們經過了嚴酷的考驗走到今天。當然這個迫害還沒有結束,畢竟沒有那麼多邪惡了,沒那麼猖獗了,壓力沒那麼大了。但是不會因為你才走進來,修煉的標準對你會降低,所以在修煉當中一定要努力的做好大法弟子該做的三件事,同時哪,救度眾生,起到大法弟子的作用。要想做好這些事哪,就要學好法。努力的學法,就會跟上正法進程,就會堂堂正正的成為一個正法時期的、名副其實的大法弟子。」[1]這段講法對我來說真是莫大的鼓勵,雖然得法晚,但我明白了師父隨時都在照看著弟子、知道弟子想的和擔心的,只要照著師父的法去做,就能走穩修煉的路。

    成立神韻報導聽打小組

    來年,在同修的推薦下,我參與了支持神韻報導聽打的工作,因為年輕、打字快,正好可以協助記者們快速將採訪後的聲音文件整理成文字,有時一個晚上就得出三十至四十篇報導,和記者同修們一起熬夜通宵已是家常便飯。騎著機車、或是轉幾趟車到外縣市支持報導的場景,仍歷歷在目。

    隨著參與報導的數量增多,也漸漸摸索出一套有效配合記者同修們的聽打管理流程,同修看我很能吃苦,配合度高,便請我成立聽打組、並擔任協調工作,當時對協調人該怎麼做並沒有太多認識,但學生時期經常擔任班級或社團幹部,對於帶領團隊合作對我來說並不是太難的事,而我,也在過程中領悟到,在大法的項目中,協調人本身不僅僅是做到帶領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必須「配合」整體的需要。

    作為報導的其中一環,我們必須了解媒體對神韻報導的要求與原則,包括速度和稿件質量都必須跟上。師父說:「人們畫的一切都帶有作者本人的因素。藝術家的作品中,其個人的一切情況與被畫者的一切情況都帶在那個畫上。」[2]我悟到,在聽打的過程中,也必須自我要求摒除對記者同修的負面念頭、或是對眾生的想法等等,雖然只是進行打字的工作,但我們的一思一念都會形成物質灌注在稿件中,必須做到心無雜念、做好自己該做的、為法、為眾生負責才行。

    參與神韻報導聽打組至今已經十一年,過程中也有同修跟我說過,一名研究生只是來做打字的工作實在太可惜了,我也曾經動搖過,認為這麼多年了,記者同修應該自己成熟起來,不要靠「打字工」幫忙;又想,參與同修都已經成熟了,只要讓他們知道如何配合記者,應該也可以自行運作得很好,可能不太需要我了吧。而教訓來的是深刻的,其中有幾次因為思想放鬆了,沒有預先安排好人力,延誤了整體出報導的時間,看著記者同修著急,一個人再怎麼快,也就兩隻手,也難以挽回逝去的時間。

    師父說:「作為這個項目總負責人,他自己修的好不好也很關鍵。他修不好了,那麼就會影響到整個項目停滯不前、困難很多,所以這也很關鍵。」[3]我明白,這份看起來是簡單的工作,但也是師父給我安排的修煉路,透過參與聽打的過程中聽到了眾生看完演出後那種得救的喜悅與感動,甚至能感覺到這些來自不同天體的高層生命,看到了神韻演出中深層的內涵,參與逐漸提高了對神韻的認識,也讓我對大法的修煉增添了更多正念,我相信講真相的項目不分大小或難易程度,都有修煉的因素在其中。

    成立神韻報導翻譯小組

    二零零九年,在同修的邀請促成下,我同時成立神韻報導翻譯小組,召集台灣有英文能力的同修們一起協助北美演出的翻譯工作。因為時差的關係,我們得算好時間上線,等待北美的記者同修們提供採訪檔案,有時周末一天兩場的演出,中間也可能聯繫不到記者,等待時間也長,一天下來經常是四至八小時不等、甚至更長的工作時間。我時常覺的自己一整天守著計算機實在太辛苦了,每個周末都不能出門,出門買個東西都覺的是很奢侈的想法,一開始參與翻譯的那種殊勝的感受,完全被人心占據,一度想要放棄協調的工作。

    但每當我想要放棄,我就想到,在北美的報導工作環境不如台灣舒適,劇院和酒店交通往返時間長、加上演出期間冰天雪地的環境對當地記者要實時出報都是很大的考驗,想到這裡,我總覺的我們只是待在計算機前做做翻譯,餓了還能隨時起身吃點東西,想到這裡,我都告訴自己:實在沒什麼好抱怨的,等待的時間我應該抓緊學法、煉功,讓自己更加純淨,而不是抱怨。

    有一年,我很努力的查找自己協調中的不足,我悟到協調工作不是自己悶著頭猛干,也不是用表面人的能力就能把事做好,協調人應該像一條繩子,要把這些如珍珠般珍貴的同修們串起來,安排好時間,安排好順暢的工作流程、維護好同修們建立威德的環境,這樣我們就能更好的形成一個整體,一起打一場漂亮的仗,我心裡告訴師父,我一定要做得再好一些。那一年,奇蹟似的,翻譯工作比往常有效率,同修們都很準時的按照既定的排班上線,甚至可以多支持一些時間,平時忙碌的常人工作也會在需要翻譯支持的時候突然有一段空檔,既不耽誤工作,也完成了翻譯,這樣的經驗,讓我難忘,我知道是師父在鼓勵我。

    師父說:「如果你們能夠堅持不懈做好該做的,各方面都會逐漸的解決。因為新的學員,不管怎麼樣,也在不斷的在走進來,他們漸漸的也會成熟起來,一旦成熟了,那就可以參與進來。你們一路就是這麼走過來的,你們在哪方面走對了、走正了,關著的門就得開,路就會擴寬。無論哪個項目,一路都是這樣過來的。打不開的局面是配合不好、重視不夠造成的。人心擋住了你們自己的路,所以一路走來老是磕磕絆絆的走不好、麻煩不斷。就是因為人心太多,出現問題時維護自己而不是法。」[4]這次的經驗讓我更深刻的意識到,人的能力再好,做事時思想不在法上,想到的是自己,那就是為私的,就無法達到應有的效果,只有從法中生出的智慧才能帶著我大步向前走。

    支持韓國神韻報導

    二零一四年,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大紀元同修找我一起去韓國支持當地的神韻報導。我心想,「我平時只是參與報導的後台工作,而且完全不懂韓國語啊,要怎麼支持呢?」同修告訴我,當地人手不足,也沒有經驗,因為我打字快,當地也有做翻譯的學員,我就配合他們的口譯做中文聽打,並可以協助同修參照北美翻譯小組的運作模式建立工作流程,更進一步,可以採訪當地說英文的西人觀眾,或是搭配口譯學員做採訪和編輯報導。我心中雖然充滿疑問,但想到「同修有需要、大法有需要,先做了再說!」

    第一年參與報導結束後,搭機回台時,我的座位臨時被升等為商務艙,心中對師父的鼓勵與保護,感動到無以言表。一年一年過去,漸漸的,我感受到修煉的路都不會白走的道理,過去走過的每一步路,都是讓自己更加成熟、思慮更加清晰的基礎,從小範圍的協調到更大整體的配合。雖然和同修們說著不同的語言,但是我們都同修一部大法,有著同樣的救人的心願。這一轉眼,就是五年的時間,每年我們都約定好,要去韓國和當地同修一起完成神韻報導的任務,已經不只是支持的心態,而是當作自己該做的事一樣,好像史前我們彼此已經約好,在歷史的這一刻,我們要在這裡一起助師正法、救度眾生,心中總是感到無比的殊勝榮耀。

    結語

    我的常人工作是項目管理,非常講究工作流程、方法和效率,在參與講真相項目的過程中,發現學員們經常都是憑著一股信師信法的正念和熱情在參與工作,卻忽略了時間成本和人力問題,因為不重視,也可能無形中造成金錢和資源的浪費,甚至會有看不上同修的想法,認為他們專業度不足,也難以溝通。有時我會想,為什麼在常人中看似有能力的我,在項目中卻被安排了技術難度相對低的打字工作呢?正念不足時也會懷疑這樣的工作在報導環節中是否必要?是否有造成人力的浪費?

    師父說:「證實法中你們所做的很多了不起的事情都在宇宙的這段歷史中記載著,每個大法弟子一點都不落下。可是如果你要注重常人表面的東西,那你就是執著、你就是人心。不要注重這些,你能默默的去完成好你所看到的不足,你能默默的做好你應該做的,你把那件事中不完善的部份自己默默的把它做好,眾神佩服的了不得,說這個人太了不得!這才是大法弟子應該做的。」[5]

    這段講法對我來說有如當頭棒喝,是啊,在整體配合中應該要「默默」的補足,而不是邊做邊說自己這樣或那樣的認識才是更好的,甚至帶著狡猾的心態顯示自己。

    十一年來,我也發現,自己參與的項目越多,越需要提升學法、煉功和發正念的質與量,如果不做好,那經常會流於做常人表面工作,造成的結果就是一有空當兒,整個人就像泄氣的皮球一樣放鬆自己,沒有項目忙時就落入幾乎是常人的思想狀態。師父說:「我們有許多大法弟子確實很疲勞,可是另一方面卻不注意學法修煉,做了很多很多事卻自己不修,就會感到疲勞,就會感到累、感到困難。其實我一直在講,修煉不影響做大法的事,一定的。因為煉功能最好的消除疲勞,是使身體迅速恢復的最好辦法。」[6]

    向內找,根本上還是沒有靜心學法、沒有從法上提升對法的認識。回想在韓國支持神韻報導的期間,除了演出期間和寫報導之外,每天也和同修們一起互相督促,抓緊時間學法、煉功,雖然睡眠時間很短,但精神狀態卻保持得很好,也讓我感到格外珍惜這份機緣,想想這或許也是師父的呵護與安排,但我總得自己持續在法中精進,不能老是讓師父操心。

    希望藉此參與DC法會的機會,整理自己得法、證實法的修煉心得,並檢視自己的不足之處,並希望透過參與法會,找到差距,和同修一起比學比修、敦促自己更加提升。

    謝謝師父!謝謝同修!

    註:
    [1] 李洪志師父著作:《各地講法八》〈二零零七年紐約法會講法〉
    [2] 李洪志師父著作:《音樂與美術創作會講法》〈美術創作研究會講法〉
    [3] 李洪志師父著作:《各地講法十》〈再精進〉
    [4] 李洪志師父著作:《各地講法十》〈在大紀元會議上講法〉
    [5] 李洪志師父經文:《再精進》
    [6] 李洪志師父著作:《各地講法四》〈二零零三年亞特蘭大法會講法〉

    (2018年華盛頓DC法會交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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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滿載乘客巴士墜谷 釀46死9傷



    印度北阿坎德邦Pauri Garhwal地區,今(1日)上午發生巴士墜谷意外,至少造成46死,另有9人受傷被送往當地醫院急救,因部分傷患傷勢嚴重,死亡人數恐進一步攀升。

    事發在今天上午8點許(當地時間),一輛滿載乘客的巴士在惡劣天氣中墜入213公尺深的峽谷,車身斷開兩截,車頂被削去,車身嚴重損毀,不少乘客被拋出車外,屍體散落一地。。

    由於出事地點十分偏僻,當地條件有限,救援工作十分困難。詳細肇事原因尚待進一步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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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河系其實「油滋滋」 星際塵埃可能有毒



    銀河系不僅很髒,而且還油滋滋!一項研究指出,星際塵埃的組成成分與油脂相似,估計整個銀河系共有10^34噸的油膩物質,這樣的量約可榨出4×10^36包奶油。不過,這些油脂與能夠下肚的奶油不同,它們非常髒,而且可能有毒。隨著科技發展,未來在太空漫步、星際間穿梭可能不是夢,但若碰上這些油膩物質,可就麻煩了。

    這一項由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UNSW)與土耳其愛琴海大學(Ege University)所進行的研究指出,這些油膩物質稱為脂肪碳(aliphatic carbon)。而碳是宇宙中第4豐富的元素。

    新南威爾斯大學化學教授史敏特(Tim Schmidt)表示,人們可以「把它想像成一種油膩的煤灰」,「它不是一種純淨的物質,也不是生物性的。它是由各式各樣的東西所組成,你不會想要吃它。它像油膩的煤灰一般,會把東西給弄髒。」

    史敏特說,我們所處的太陽系不存在這些油膩物質,因為有太陽風會將它們吹走。不過未來若開始進行穿越星際的旅行,太空船可能遭到油膩物質包覆,外部會因此變得黏黏的。這項研究不只顯示太空中油膩物質含量比以往想像的還多,對於塵埃粒子如何黏附並形成行星,甚至成為行星表面生命起源成分的研究也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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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發現的海底熱泉噴口出乎意料地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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