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第十三章 媒体篇：魔鬼把媒体变成谎言集散地和魔性信息通道
目录
前言
1. 共产国家的媒体是洗脑工具
2. 西方媒体是共产党渗透的重灾区
3. 媒体从业人员的大面积左倾
4. 媒体成为自由主义、进步主义的政治工具
5. 把电影变成反传统文化的先锋
6. 用电视把洗脑带进千家万户
7. 魔鬼把媒体变成全面战争的重要战场
结语：重拾媒体责任
前言
在现代社会里，媒体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小到一个社区、族群，大到一个国家乃至全球，人们的注意力无时不被媒体牵引著。随着媒体的演变，从报纸、杂志，到广播、电影、电视，再到网络媒体、社交媒体、自媒体的出现，媒体传播、宣传功效在传播速度、传播范围、视觉、听觉效果上大大增强，媒体对社会和大众的影响力更是与日俱增。
人们依赖媒体得到最新的消息、前瞻的分析，在信息海洋里，媒体就是大众的眼睛、耳朵甚至是大脑。媒体影响到人们可以看到什么信息、如何解读信息，进而影响人的思想、决策与行动。因为对媒体的依赖、信任以及人们在认知上容易先入为主的观念，媒体对人的影响有时会大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对社会精英阶层尤其是政治人物来说，媒体报导就是民意的聚焦点、行动的信号弹，被媒体关注的问题会被高度重视，没被报导的则被搁置淡忘。美国《独立宣言》之父杰弗逊曾经说过：“假如让我决定我们应该有一个无报纸的政府，还是有一个无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犹豫地宁可选择后者。”[1]媒体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媒体可以是普世价值的捍卫者，也可能是邪恶的协从者。从根本上说，媒体是社会的公器，它们的职责是公正、准确、及时地报导世间大事的真相，匡扶正义、抑恶扬善，其使命超越个人、公司与党派私利。
在西方新闻界，媒体是真相与社会核心价值的守护者，具有“第四权”的崇高地位，记者被冠以“无冕之王”的称号。这是媒体人渴求的理想与精神寄托。
媒体大亨、著名的普利策奖创办人约瑟夫‧普利策曾说过：“我们的共和国与她的新闻媒体兴衰与共。一个胜任的、无私的、以公众精神为基准的媒体，拥有训练有素的智者，既具慧眼明辨是非，亦有勇气择善而行，这样的媒体能维护政府赖以立身的公众道德，无此公众道德，任何政府不过是一个骗局和笑柄。愤世的、被收买的、蛊惑人心的媒体将同时造就疑心重重、唯利是图、被煽动的民众。塑造共和国之未来的力量，就在未来媒体人的手中。”[2]
然而，在人类普遍的道德下滑中，面对强权的压力与金钱的诱惑，媒体也难以洁身自保。在共产国家里，媒体成了政权的奴婢，成为洗脑的工具、杀人的帮凶。在西方社会里，在共产邪灵的操控下，媒体也被共产主义思潮严重渗透，其代理人广泛散播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把媒体变成反传统、反道德、传播魔性信息与谎言仇恨的重要工具，为世风日下推波助澜。媒体真正的传播真相、守护道德良知的责任常被弃置一边。看清媒体现状，重拾媒体责任，在当今时世里，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1. 共产国家的媒体是洗脑工具
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把媒体当作宣传洗脑工具来看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7年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提出了“宣传工作”的概念，并要求成员要“具有革命毅力并努力进行宣传工作”。[3]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文章中也经常使用“党的阵地”、“党的喉舌”、“政治中心”、“舆论工具”等来表达媒体的性质与功能。
列宁利用媒体作为宣传、鼓动和组织革命的工具。他创立机关报《火星报》、《真理报》进行革命宣传鼓动活动。苏共夺权后，很快就使用媒体对内进行政治洗脑，控制本国人民，对外进行形象宣传与革命输出。
中共同样把媒体当成专政的舆论工具、党和政府的喉舌。中共深知“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就靠这两杆子”。[4]媒体宣传与枪杆子一样，是中共夺权和统治的重要工具。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就提出“党性第一”的原则，说党报“要在自己一切篇幅上，在每篇论文、每条通讯、每个消息……中都能贯彻党的观点、党的见解”。[5]
中共建政后，严格控制垄断所有的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后来的互联网等媒体，把它们当成灌输共产党意识形态和洗脑的工具，打击异己、威吓大众，扭曲掩盖真相。媒体被严格审查，媒体人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果记者胆敢表达不同意见，等待他们的是非常凄惨的下场。被审查的不仅包括官办喉舌，个人在公开的网页或私下的群落中发言都被监视。
有一句话很形象地描述了媒体在中共统治下的角色：“我是党的一条狗，蹲在党的大门口，党让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咬几口。”其实，这何止是咬几口的问题，每次政治运动，都是舆论先行，用谎言煽动仇恨，再配之以暴力、杀戮，媒体成为杀人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1989年“六四”期间，中共声称学生是“暴徒”，冠冕堂皇动用军队“平暴”，“六四”屠杀后，又称“军队未向任何人开枪，天安门广场没有任何伤亡”。[6]在镇压法轮功时，当局炮制了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嫁祸法轮功，在全世界挑起仇恨，把迫害进一步升级。[7]
中共各级党委一把手极其重视宣传工作，宣传工作队伍极其庞大。截至2010年底，中国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在编工作人员有130多万人；其中，省地县三级宣传部约5.6万人、地方宣传文化单位约120万人、中央宣传文化单位约5.2万人。[8]而这尚不包括数量庞大的负责网络舆论监控与操控的网络警察、版主、舆情评论员和其它以各种形形色色身份参与宣传工作的人。
共产党当政的国家无一例外地耗费大量的资源来操控媒体。经过共产邪灵多年经营，共产国家媒体一言堂式地为极权政党当喉舌，欺骗、毒害世人无所不用其极，无需赘言。
2. 西方媒体是共产党渗透的重灾区
在上世纪共产党阵营与自由社会的对峙中，共产邪灵一直在千方百计渗透自由社会，而对西方国家媒体的渗透是其最重要的环节之一。鉴于美国媒体对全球的巨大影响力，本文以美国为重点阐述共产邪灵对媒体的操控。
苏俄篡政后，派出间谍打入西方媒体，或拉拢西方国家内部的共产主义同路人、同情者，试图掌控西方媒体话语权，为共产政权暴君唱赞歌，为暴政涂脂抹粉，在人们不知不觉中颠倒是非、造假宣传，甚至直接或间接误导西方政府要员，影响政府决策，做出有利于苏俄的政策和决定。
研究发现，很多前苏联克格勃指派的媒体间谍直接服务于美国有名望的大媒体，如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约翰‧斯科特（John Scott）是《纽约时报》的编辑，劳特巴赫（Richard Lauterbach）、莱尔德（Stephen Laird）服务于《时代》杂志等等。他们借助其大媒体记者身份来往于政要、名人及各国首脑之间，不仅盗窃各种情报，也影响了包括战争、经济、外交、政治等很多重要事务的决策。[9]
《纽约时报》驻莫斯科记者瓦尔特‧杜兰蒂（Walter Duranty）曾做过很多有关苏联的重要报导，并以其13篇系列苏联报导而获得1932年普利策奖，但美国前共产党人勒夫斯顿（Jay Lovestone）和知名记者艾尔索普（Joseph Alsop）都认为杜兰蒂是苏联秘密警察部门的间谍。[10]
杜兰蒂在有关1932~1933年前苏联乌克兰大饥荒的报导中隐瞒真相，矢口否认该饥荒饿死几百万乌克兰人民的事实，他声称：“任何说苏联今天有饥荒的报导都是夸大其辞或恶意宣传。”[11]对于其虚假报导的危害，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苏联史权威学者康奎斯特 （Robert Conquest）在其经典著作《悲伤的收获：苏联集体化与恐怖饥荒》（The Harvest of Sorrow）中这样写道：“作为当时世界上最知名的报纸的最知名记者，杜兰特对大饥荒的否认被当成了真理。他不仅欺骗了纽约时报的读者，而且因为报纸的声望，他也影响了无数人对斯大林和苏联政权的看法。他毫无疑问影响了当时新当选的总统罗斯福对苏联共产政权的承认。”[12]
美国电影业的大本营好莱坞也受到了共产主义和左派思想的渗透，甚至一度成立了共产党支部。从第三国际成员、共产党人芒曾伯格（Willi Munzenberg）进入美国之后，就开始了把列宁发展电影制作的理念付诸实施、把电影作为媒体宣传的工具。从吸引美国人到苏联学习电影制作，到受训者可以公开参与电影业，到共产党在美国电影业中建立支部，再到美国人自己在自由世界里拍出歌颂共产制度的电影，苏共对美国电影业的控制与影响一步步加深。有作家指出，在那段时间中，在很多电影业者的眼里，苏联是他们的理想国。当时的著名剧作家甚至将纳粹进攻苏联称为“祖国受到攻击”，[13]在当时的电影《莫斯科使团》（Mission to Moscow）中公开宣称“苏联和传统的美国没有根本上的区别”。[14]
与苏联一样，中共在自由社会里的形象同样大大得益于左派媒体和记者，其中最突出的是美国左派记者爱德加‧斯诺（Edgar Snow）、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
斯诺的《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又译《红星照耀中国》）伪造了毛泽东等中共高官的光辉形象，美化共产主义的罪恶，在西方大力为中共做正面宣传。毛泽东因此说：“斯诺是为建立统一战线所需的友好关系扫清道路的第一个人。”[15]史沫特莱曾写过不少吹捧中共领导人的文章和书籍。美国作家普莱斯（Ruth Price）经过十五年的深入研究，从前苏联档案中发现了有力的证据，证明史沫特莱是共产国际间谍，在印度煽动武装革命，并为苏联收集情报。[16]斯特朗也写了大量吹捧中共的文章。因为他们对宣传中共形象的“巨大功劳”，斯诺、斯特朗和史沫特莱一起成为中共发行邮票纪念的三个美国“红色笔杆子”。
3. 媒体从业人员的大面积左倾
大部分美国人都对媒体的准确性持怀疑态度，而且多数认为美国的主流媒体总体来说是比较倾向自由派（liberal）的。调查显示47%的人认为媒体偏向自由派，而只有17%的人认为媒体偏向保守派。[17]不过，人们自然会有这样的疑惑：新闻业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媒体业界怎么可能系统地出现偏见呢？就算记者、编辑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关于社会问题的个人看法，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报导会出现偏见，因为记者的职业道德是讲究客观公正和平衡的，不应该受个人色彩影响；如果真的存在系统偏见，那么企业家可以建立没有偏见的新媒体，这些新媒体将会导致有偏见的媒体破产。
这是很多人用来证明媒体不存在系统偏向的常用论点，但事实绝非如此简单。美国政治学家格罗斯克罗斯（Tim Groseclose）2012年出版的《向左转──自由派媒体的偏见如何扭曲美国人的思想》（Left Turn: How Liberal Media Bias Distorts the American Mind）一书用严密的社会科学方法分析了美国主要媒体的政治倾向，得出结论，美国媒体的平均政治倾向远远比普通选民的政治倾向左倾，即倾向于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相比媒体的平均水准，所谓主流媒体更是严重左倾，远离普通民众的政治理念。[18]
该书还分析了由于绝大部分媒体从业人员都是自由主义者，客观上造成对媒体界传统派的压力。在自由派媒体里工作的少数保守派人士被看作“轻微地邪恶而且不像人样（mildly evil or subhuman）”，即使不辞职，也不敢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更不能在文章中或制作的节目中传达保守派的理念。[19]由于媒体大幅左倾，具有传统派观点的学生不愿选择新闻专业，毕业后也不愿进入媒体工作。自由派媒体从业人员在一个自我封闭的圈子里互相加强其政治理念，视普通民众为顽固不化的凡夫俗子，而自己才是引领时代潮流的精英、具有同情心和良知的知识分子。
主流媒体并不一定代表主流民意，盖洛普2016年的一项调查也佐证了这一点。该调查表明，美国民众当中的保守派占36%，仍然超过自由派的25%。[20]也就是说，如果媒体如实反映大多数民众的立场，那么媒体的整体情况就不应该是左倾的。媒体的过度左倾显然不是民意推动的结果，而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可以进一步推演说，大部分主流媒体不是在做公正报导，而是受到背后政治议程的驱动，主动引导读者向左转。这一点也可以从上面提及的盖洛普调查中得到说明，民众总体在向左转。1996年保守派与自由派的比率差距有22%，2014年差距只有14%，而到了2016年只有11%了。保守派的比率一直保持稳定，而中间派很多向左转，变成了自由派。这个转变，不能不说与主流媒体的超前超强左倾、引导民众向左转有关。由此，即使媒体出现系统偏见，也可以通过主动引导来制造具有同样偏见的读者群以维持媒体自身的生存。
媒体从业人员的党派比例也可说明一些问题。通常左派（或自由派）倾向于民主党，而保守派倾向于共和党。据美国《华盛顿邮报》2014年的社会调查显示，美国媒体从业人员中，28.1%自称民主党，7.1%自称共和党，相差四倍。[21]在大的报纸和电视媒体中，左派占了绝大多数，从媒体所有权到社论、报导倾向都明显左倾。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全美最大的100家报纸中，有57家公开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发行量超过1,300万，而支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只有2家，发行量只有区区30来万。[22]
为什么媒体如此左倾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上世纪60年代受共产思潮影响，发生了大规模的左派激进社会运动，那些激进的学生后来摇身一变进入了媒体、学术界、上层社会、政府机构、媒体、艺术等领域，抢占话语权。
在大学里，教授属于左派的占绝大多数，新闻系、文学系浓重的左派意识形态自然也影响了学生。从事新闻行业工作的薪水并不是很高，很多人愿意进入这个行业本来就是有一种理想主义的使命感，而共产邪灵钻了这个空子，把至关重要的媒体悄悄地变成了左派的根据地。
除了新闻媒体，影视界也是重灾区，可以说今天的好莱坞已经成为左派大本营。左倾制片人以其精良的制作和娴熟的故事技巧，将左派理念推销给社会，并辐射全球。电影主题常出现抨击资本主义和所谓的阶级压迫、褒扬同性恋等反道德行为以及追求平权、反美情结等内容。
美国作家夏皮罗（Ben Shapiro）采访了大量好莱坞明星和电视制作人，写了《黄金时段的宣传──真实的好莱坞故事：左派如何占领你的电视》一书。一个知名制片人说这个行业内是自由派“100%占主导，任何人想要否定这一点那简直是开玩笑，或者是隐藏真相”。当被追问是否政治观点不同会成为进入业界的一个阻碍时，回答是“绝对没错”。一位知名制片人直截了当承认，好莱坞通过节目推销自由派政治主张，他表示，“实际上我对此非常赞同。”一名执行主管在谈论当今的电视喜剧的时候说到，节目中“只有一个观点，那就是非常进步主义的视角”。[23]一个知名的刑警题材的电视纪录片系列的制作人承认，在节目中他有意更多展示白人为罪犯的场景，因为他不想让观众形成负面的（种族）成见（注：在“政治正确”语境中，把少数族裔描绘为罪犯会被指责为种族偏见）。[24]
夏皮罗认为造成影视行业偏左现状的一个原因，是行业内的“裙带关系”是基于意识形态上的。朋友推荐相同意识形态的朋友工作。他惊讶于好莱坞人群毫不隐瞒他们反保守派的行业歧视，指出正是这些主张宽容和多元化的人对于多元的意识形态没有宽容。[25]
4. 媒体成为自由主义、进步主义的政治工具
新闻教育之父、世界上最早的新闻学院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创办人威廉斯（Walter Williams）在1914年就订立了著名的“新闻记者信条”（Journalist’s Creed），信条的规定包括忠于大众、清晰、准确、公允、敬畏上帝、不受自傲与权力欲望所左右、不哗众取宠、尊重读者等。[26]但上世纪60年代后，进步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深深影响了美国媒体，宣导（advocacy）取代了客观，自由主义、进步主义的报导取代了公允。正如本书已经多次指出的，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是共产主义的新伪装。
在《媒体精英》这部经典研究中，作者发现，记者对有争议问题的报导反映了他们自己的态度与教育背景，同时，在新闻室里的占大多数的政治自由派把新闻报导推向自由主义的方向。[27]
新闻学者凯帕斯（Jim A. Kuypers）在研究了美国新闻媒体二百多年的演变之后也认为，今天的主流媒体在组成上和报导实践中都是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的。他提到，一左派大报的编辑说：“我们太经常在袖子上挂着自由主义，不容忍其它的生活方式和观点。……我们毫不讳言：如果你在这里工作，就必须是我们的同类，你必须是自由主义的、进步主义的。”[28]在另一项研究中，凯帕斯发现，在种族、福利改革、环保、枪支管控等许多社会议题的报导上，主流媒体都偏向自由主义。[29]
左倾媒体占据主导地位后，对美国的政治生态产生很大的影响。媒体很容易把自己的政治倾向与新闻混杂在一起呈现给受众。CBS前新闻记者戈德伯格（Bernard Goldberg）在2001年《华尔街日报》的评论文章中说：“主流新闻主播偏见如此之深，以至于他们甚至不知道什么叫自由主义的偏见。”[30]
对讲诚信的西方人而言，在看一些主流媒体和严肃的新闻时，心里基本上不设防线。很多时候，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媒体报导的新闻是客观的、全面的，专家的分析是基于可靠资料的认真分析。这种信任感，将人们不知不觉地置于左倾媒体的洗脑之下，媒体成为培养左倾势力的重要基地。
西方自由国家传统上重视媒体的真实、客观、公正，因此媒体在常规情况下不会使用编造假新闻的方式欺骗公众（现在假新闻横行是一种极端反常的情况），而是使用了相当复杂隐晦的手段，主要包括：
其一，选择性报导：每天世界上发生成千上万的事件，哪些事件进入大众的视野和意识、哪些湮灭无闻，几乎完全取决于媒体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媒体拥有巨大的权力。由于大批媒体和媒体从业人员受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在其报导中越来越多地渗入意识形态色彩。在媒体报导中，各种左倾思潮成为主调，如“社会公正”、“平等”、女权主义等被大幅正面报导，而对共产主义的罪恶则轻描淡写。前美国众议院议长金里奇（Newt Gingrich）曾批评左倾媒体对共产主义有好感，他们拒绝面对马克思主义无穷无尽的惨无人道的记录，常常为马克思主义开脱。[31]
选择性报导大体有三类情况。第一，对事件的选择，即只报导或者主要报导那些有助于引导读者接受左倾意识形态的事件。第二，对事件背景的选择，即不是全面报导事件的前因后果，而只报导有利于证明左派意识形态的部分背景。第三，对评论的选择，即只引述有利于证明左派意识形态的个人或团体的观点，而对相反的观点轻描淡写。上文引述的《向左转》的作者格罗斯克罗斯写道：“每一个因写出来而犯的错误，都对应着数百甚至数千因不写而犯的错误──也就是记者选择那些只有一派政治势力愿意提及的事实和事件。”[32]
其二，设置议题（agenda-setting）：上世纪60年代，媒体研究者提出一个影响深远的理论，即媒体设置议题的功能。伯纳德‧科恩（Bernard Cohn）的表述简明扼要：媒体“也许无法左右人们对问题怎么想，但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读者想什么问题”。[33]也就是说，媒体可以通过报导的数量，或持续跟踪某一类事件等手段，强调某些问题的重要性，同时淡化另外一些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问题。变性人权利等只有小众关心的问题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就是媒体设置议题的成功范例。另外，全球暖化成为媒体和政界关心的重大问题，是媒体和其它政治力量长期综合运作的结果。
其三，使用误导性思考框架（framing）：有些事件影响太大，媒体无法视而不见时，就使用误导性思考框架，抢占对这些事件的解释权。上世纪60年代的性解放运动和福利国家政策加速了家庭的解体，加剧了贫困和犯罪等现象，但左派利用媒体、好莱坞等，塑造坚强、自立的“单亲母亲”形象，掩盖了其背后真正的社会问题。在一些媒体甚嚣尘上地对“白人至上”的谴责，把一些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地位低下说成是制度性歧视的结果，这些都可以说是媒体和其它政治力量通力合作的结果。
使用误导性思考框架的具体表现之一是报导时主题先行，记者或者编辑预先有对问题的既定态度，记者在撰写新闻时，不是从事实提炼出故事和观点，而是反其道而行，主题先行，把新闻事件像橡皮泥一样捏成自己需要的样子，用来证明自己的成见。
其四，用“政治正确”进行自我审查：政治正确是魔鬼的思想警察，对大众媒体的控制最为严密。很多媒体都有成文或不成文的“政治正确”手册，规定哪些问题可以报导、哪些问题不能报导，或者只能按照某一种口径报导。由于有所谓“仇恨言论”的立法，欧洲媒体不敢客观报导移民犯罪，尽管移民犯罪已经成为巨大的社会问题，威胁著这些国家的安定。美国媒体对移民犯罪也三缄其口，不愿提及犯罪者的移民身份。
其五，贴贬义标签降低保守派影响：研究者发现，自由派媒体出于“平衡报导”的需要，不得不引用保守派人士或者保守派智库的观点，但是在引用其观点时，一般都会加上一个标签，如“保守派”、“右翼”、“宗教右翼”等等，暗示他们的观点是出于其保守的意识形态，因此是有偏见的，甚至是不可信的。而引用自由派人士或者自由派智库的时候，他们往往使用中性的或者具有肯定意义的头衔，如学者、专家等等，暗示他们的观点是中立、客观、理性、可信的。
其六，创造“政治正确”语言，潜移默化影响人的思想：西方媒体和左派政界、学术界联手创造出一整套政治正确的语言，这些词语的数量极其庞大，被媒体多次重复后，进入读者、观众的潜意识当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公众对社会的认知和理解。
左倾理念一旦形成，它会表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纽约时报》2008年10月14日的评论《聚光灯下尽是自由主义理念》（Liberal Views Dominate Footlights）开篇就说：“在大选期间，纽约的剧院观众可以看到大约十几个过度政治化的戏剧，从伊拉克战争、华盛顿的腐败、女权主义到移民。但这里你看不到保守主义者的观点。”[34]
这种政治理念也会反映在选举中。自由派政治候选人得到更多的正面媒体关注，传统派被变相打压。格罗斯克罗斯的研究发现，在华盛顿特区的记者有93%会投票给民主党，而只有7%投票给共和党。而这些记者的报导和媒体上各路“专家”的分析，深刻影响了选民的投票。格罗斯克罗斯计算，如果媒体真的能够客观公正地报导大选，2008年共和党候选人马侃就会以56%对42%击败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而结果马侃反而以46%对53%输掉了那场选举。[35]
5. 把电影变成反传统文化的先锋
好莱坞电影的社会影响是世界性的。虽然在世界电影总产量中，美国电影占比不到10%，但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全球影院超过70%的放映时间是在放映好莱坞电影。好莱坞主导全球电影界是不争的事实。[36]好莱坞成为美国文化的世界性标志，是美国价值观在全球的传播、放大器。魔鬼当然也不会错过这个工具，来传播反传统的变异价值。
今天大多数的美国人也许很难想像，在上世纪30、40年代，美国的家庭几乎不需要担心电影对孩子们的影响，因为那时电影界有严格的道德自律。
1934年在教会的协助下，电影界制定了《海思条例》（Hays Code，全称为Motion Picture Production Code）。条例的第一条规定：任何电影不得降低观众的道德水准。因此观众的同情绝不能导向罪犯、犯罪行为和罪恶；关于性的条例规定，必须维护婚姻和家庭的神圣性，电影不得暗示低俗的性关系是可接受的，或者是常见的。通奸有时是情节所必需的内容，但绝不能做露骨的处理，或者以正面或以吸引人的方式来呈现。
然而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伴随着共产邪灵主导的“性解放”观念升温造成的文化道德冲击，同时电视在美国家庭的普及给电影界带来巨大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多的影片无视《海思条例》，对好莱坞原有的道德自律带来极大的冲击。如改编自同名小说的《洛丽塔》（Lolita, 1962），以继父和未成年女儿之间的不伦性关系作为主题，获得一项奥斯卡奖和一项金球奖。虽然在当时这部片子毁誉参半，但今天“烂番茄”影评网站41个评价中好评达93%，从中可见整个社会道德的巨大变异。
最终，60年代末西方受共产主义思潮影响的反文化运动高潮到来，宣告了好莱坞传统道德秩序的解体。这个动荡时代中几部代表性反叛影片标志着魔鬼大规模控制好莱坞的开始。
首先是1967年的《我俩没有明天》（Bonnie and Clyde）。该片改编自大萧条时代以邦妮与克莱德夫妇为首的杀人抢劫犯罪团伙的真实故事。在大萧条当中，由于房屋被银行没收造成了人们的流离失所，强盗对此表现出“义愤”。由此影片把杀人抢劫银行行为描绘成是出于对社会“不公正”的不满，暗示恶行有着某种罗宾汉式的“正义性”。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多次提到，魔鬼善于用某种看似“高尚”的“社会正义”把恶行合理化。影片中强盗夫妇由帅哥美女正面呈现，他们看上去有情有义、有“正义感”，而警察却是无能、奸诈之辈。这清晰体现了当时反传统价值、反社会秩序的主题。甚至在结局中，两个强盗的死都显得“无辜”，他们死于警察预设的“阴谋”，他们的死被美化成为打动青年观众的“暴力经典”，暗示他们是为某种“伟大事业”受难的“圣徒”。
影片的叛逆震惊了主流社会，却获得反叛学生的强烈共鸣。饰演男女主角的演员登上《时代》杂志封面。年轻人模仿他们的风格、穿着、谈话的方式、反叛习俗和反传统的方式乃至死亡方式。[37]一位激进的学生组织领袖在媒体上撰文，认为邦尼和克莱德是与古巴游击队头目切‧格瓦拉和越共恐怖分子阮文追一样的“英雄”。[38]还有激进学生组织宣告：“我们不是潜在的邦妮与克莱德，我们就是邦妮与克莱德。”[39]
该电影以赤裸裸的暴力镜头、美化罪犯的主题和性的场景远远超出好莱坞道德规则边界，却仍然得到业界推崇：该片获10项奥斯卡奖提名，最终赢得2项大奖。这意味着原有规则的解体。
另一部电影是同年底的《毕业生》（The Graduate），反映了上世纪60年代大学生内心的彷徨和冲突。男主角大学毕业，面对人生目标时茫然和孤独。父辈所代表的传统价值观被呈现为枯燥与虚伪的，他因而拒绝进入主流社会。他被一已婚妇女色诱后，又和其女儿恋爱，当女儿洞悉其母亲与该男学生有染后，亲情、恋情交织在一起，当最后她和另一男友举行婚礼之际，该毕业生赶来，两人又一同私奔。该片将年轻人反传统、乱性、乱伦、私奔等情节搅在一起，复杂离奇，但却迎合了当时社会反叛青年迷茫的心态、反传统的大潮流，轰动一时。其票房收入之多使其在历年电影票房总收入榜中名列前茅。电影以7项奥斯卡奖提名，1项得奖获得好莱坞认同。这两部电影开启了所谓的“新好莱坞”时代。
到1968年底，好莱坞用分级制度取代了《海思条例》。也就是说，什么内容都可以上银幕，只要贴上分级标签就行。这大大放松了媒体人的自律，模糊了娱乐界是非善恶的标准。走到这一步，实际上是娱乐媒体人主动把道德和创作分割，魔鬼利用已经变异的社会思潮，通过媒体给人欲望的刺激，让人在即时可得、成本极低的满足感中躲避生活中的不如意之处，同时也利用制片商的贪婪，让他们通过暴力和色情吸引人群，而得到商业回报。
电影是一个特殊的媒体，它让观众完全融入影片塑造的氛围里，使其忘掉现实，和主角分享同样的感受，与导演分享同样的视角。成功的电影使观众如醉如痴，甚至不愿让任何事物把自己拉回现实。因此它对塑造观众的价值理念作用非常大，也使魔鬼利用它能更有效地让人背离传统。
一位知名制片人表示：“纪录片转化已经转化的，故事片转化未被转化的。”[40]也就是说，纪录片强化观众已有的价值观，而故事片用引人入胜的方式，在观众不设防的情况下，把一种新的价值观灌输给他们。《我们没有明天》的制片人兼男主角是位热衷于社会主义理念的明星，他编导主演了奥斯卡和金球奖得奖片（最佳导演）《赤色分子》（Reds, 1981），在冷战高峰期以平易可亲的形象成功改变了美国人对激进共产主义分子的看法。[41]在另一部他编导并主演、获得多项奥斯卡提名的电影《吹牛顾客》（Bulworth, 1998）中，他塑造了一个坦诚的总统候选人，然后借主角的身份发表演说，告诉观众，阶级问题──而不是种族问题──才是美国政治的中心，普通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共同利益超过他们与富人之间的共同利益。[42]他的电影如此成功，以至于人们一度敦促他参政竞选美国总统。
许多电影的教唆效果立竿见影。比如在好莱坞《我们没有明天》的首映式上，“从后排的观众中传来了让警察滚蛋的喊声”。[43]分级制度生效后，好莱坞第一部R级（儿童不宜）卖座大片《逍遥骑士》（Easy Rider, 1969）就使吸毒风靡社会。它讲述了两个长发的嬉皮士摩托车手贩卖可卡因的冒险之旅。摇滚、毒品、嬉皮公社、妓院是他们一路上的生活方式，拍摄中甚至使用了真实的毒品。他们避世、放纵、反传统而“自由自在”的嬉皮士生活，成为无数反叛青年的“梦想”，也使毒品成为反文化的象征。其导演承认，“可卡因在美国成为一个大问题，说真的全因为我。”[44]
自从分级制度诞生后，好莱坞被邪灵利用制造出大量充斥正面描绘性、暴力、毒品、犯罪团伙等败坏行为的电影作品。有研究发现从1968年到2005年出品的好莱坞电影中R级影片占58%。[45]
美国学者维克特‧克莱恩（Victor B. Cline）在上世纪70年代对当时盐湖城放映的37部影片做了分析，发现57%的电影正面表现了主角对配偶的不忠行为，或者用某种情形将其合理化；38%的电影将犯罪行为表现为有回报的或者是成功的表现，并且令人兴奋而没有任何负面后果；59%的电影主角杀死了一个或更多的人；72%的女主角有某种形式的通奸行为。实际上只有一部电影中的男女性关系是在合法婚姻之内的。只有22%的电影中主要人物的婚姻生活是合理和健康的。[46]
针对大众对电影中过分的暴力、性内容的批评，一种常见的辩护就是电影只是反映现实生活，因此并不会带来更多负面影响。但是事实上，上述关于电影的统计显然不能反映现实状况。大量左派好莱坞从业人员，自然会将其价值观反映到作品中来，从而影响社会大众。前好莱坞编剧、知名影评人麦德维徳指出，好莱坞从业者按照他们的意愿改变社会的价值观：美化暴力、鼓吹性乱、贬低家庭等等。[47]也有人认为这些败坏道德的内容只是因为受到金钱的驱使。无论哪种原因，结果都是魔鬼想要的。
不过分地说，电影带动人群道德下滑的效应已经令人触目惊心，有的甚至把兽或怪物放在英雄的位置上，宣扬人变兽、人兽交主题的作品也已经被好莱坞主流认可、受到赞誉，这就是魔鬼统治我们世界在生活中的真实反映──人们坦然接受鬼怪登堂入室。
这些反传统电影，表面上用各种貌似高深的理论探讨、反映社会现实问题，实际上是精心设计各种借口，给观众呈现一个“复杂的具体环境”，让人觉得道德准则必须随着实际情况而变。这其实是向观众宣布：这个世界并没有黑白分明的善恶正邪之分，传统是乏味和令人压抑的；道德是相对的，传统社会中被鄙视的丑恶行径总可以在某种情境下被推到聚光灯的中心，受到同情甚至推崇。人们在享受娱乐的同时，魔鬼用这种方法把道德相对主义悄悄植入人心，将人一步步推离传统。
6. 用电视把洗脑带进千家万户
如今电视融入了人们日常的生活，它成了人们休闲、聊天、吃饭的一部分。而经常看电视会改变人的价值观，人却不自知。美国“媒体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研究证实了这一点。比如一个人观看电视越多，越不倾向于坚守诸如诚实、可靠、公正等传统价值观；观看电视越多的人，越倾向于对性道德方面的“开放”，更容易认同婚外性关系、堕胎、同性恋等等。虽然两组人自称信神的比例都差不多（约85%），但一个人观看电视越多，就越不容易珍视宗教原则和遵循神的教诲。比如问卷选择：“应该在任何情况下都遵从神定下的价值规范，还是遵循个人价值的同时结合神的道德规范？”看电视多的人容易倾向于后者。[48]
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特点，就是经常看电视能够使人容易倾向于道德相对主义。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电视已经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除了情节引人入胜的电视剧和电影有同样塑造人的价值观的效果之外， 脱口秀、情景剧甚至纪录片等等也通过每天不断重复，悄悄把各种变异理念灌输进人的大脑。
以脱口秀为例，演播室为了收视率，特别乐于邀请那些观点或行为与传统价值相左，或者生活矛盾突出的嘉宾，或者邀请“专家”讨论一些有道德争议的话题。这些嘉宾被鼓励“勇敢”吐露个人生活中的“深刻复杂的问题”，然后主持人、专家或者现场观众会给出种种解决问题的“选项”。为了使节目受欢迎，节目中通常没有任何道德评判。于是许多节目便成为败坏、变异行为和观点的展示场。人们逐渐认同，他们原本坚持的价值观在某些“特别情形”下并不适用。这实际也就悄悄否定了普世价值的存在。
还有很多电视台晚间节目充斥下流、低级的内涵，不堪入目。一些节目主持人也以出口说脏话为荣，甚至女主持人也口出不逊。不少节目是在人们极度放松的情况下，以娱乐的形式，灌输低级品味、反文化、反传统的内容，久而久之，人们见怪不怪，甚至认同、欣赏，道德下滑而不自知。
电视情景剧也被魔鬼利用，把平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常见的变异价值观、行为不断重复呈现，使之“正常化”。
夏皮罗曾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在风靡美国的情景剧《朋友》（Friends）中有这样一个片段。罗斯（Ross）的前妻卡罗（Carol）是个女同性恋，但她怀了罗斯的孩子。罗斯显然对自己的孩子在同性恋家庭长大感到困扰，这时菲碧（Phoebe）走过来安慰罗斯说：“我长大的时候，你知道我爸离开了我们，我妈去世了，继父被关进了监狱，所以我几乎没办法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家庭。而你的孩子，现在还没有出生，就有三个家长在争着谁能爱他/她更多一些。他简直是世界上最幸运的婴儿。”罗斯一下子释然了，觉得很有道理。夏皮罗写道：“一个怀孕的女同性恋和三个家长，不但被描绘成正常家庭，甚至还是令人羡慕的家庭。”[49]
医学上发现，人的脑电波呈现出五种模式，其中两种是人在清醒时的模式，称之为α模式和β模式。当人处在紧张工作的状态下，脑电波呈现β模式，此时人的分析能力加强，偏重理性思考。如果一个人正在辩论，其脑电波会呈现出高度β模式。换句话说，人处于这种状态下时，警惕性提高，不容易上当受骗。但当人处于放松的状态下，脑电波呈现α模式，这种情况下，人的情感占据主导，分析能力下降。人们在看电影电视时，不是处于一个严肃的思考状态，而是一个放松和容易被灌输的α模式。这种情况下，人很容易被影视剧里的观点说服。
研究显示，接近三分之二的媒体节目（包括儿童节目）含有暴力情节，有误导倾向的性内容也遍布电视和影片中。除了学校的性教育课程，年轻人把媒体列为他们有关性行为信息的第二重要来源。大量研究表明，媒体的暴力内容会造成年轻人对暴力脱敏，增加他们未来人生中产生攻击行为的风险。媒体对年轻人的暴力倾向、少女怀孕、性行为造成恶劣影响。常看含性内容节目的少女在三年内怀孕的概率是少看此类节目的女孩的两倍。媒体的性节目也增加强迫性侵害以及危险性行为的风险。[50]
大量的色情和性内容直接对社会的价值观和传统进行冲击，一位学者指出：“媒体充满了性的内容，不要说孩子，就是批评家都难以抗拒，我认为媒体成了我们真正的性教育者。”[51]受媒体的影响，婚外性行为、通奸等等成为了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觉得只要当事者你情我愿，没什么不可以。
在《黄金时段的宣传》一书中，夏皮罗总结上百个对美国影响很大的电视剧集。他发现随着时间推移，这些节目从肯定自由主义（Liberal），到推行无神论、嘲笑信仰，到推行性和暴力、推行女权主义、肯定同性恋和变性，到排斥道德，否定传统的夫妻、家庭、亲子关系，到极力推广左派观点，到树立没有同情心、残暴的人为正面人物，其演变过程就是一个趋向越来越堕落的价值观的过程，这种反传统生活方式对社会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观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52]
更有甚者，众多所谓音乐电视节目毫无掩饰地向青年观众推销软色情，乃至变态性行为的色情。[53]电影分级制度实施之后，大量赤裸裸的色情片贴上“Ｘ”级标签即可出品。随着技术发展，这些淫秽节目从地下走到地上，在录像出租店、付费有线电视频道、旅馆中随时可得，不断引诱人们走向堕落。
在电视节目上，魔鬼也没有忽略对孩子的污染，形象丑陋的卡通、暴力卡通，乃至节目中隐藏的各种进步主义、自由主义理念，比如以“多元主义”的名义灌输同性恋观念，以“世界上只有一个你”灌输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尊重，与其道德行为无关，诸如此类。[54]
诚然，许多好莱坞节目制作人或许没有一个成形的计划，要把各种变异观念灌输给大众，但如果节目制作者本身认同魔鬼的进步主义、自由主义理念，那么节目中“不自觉地”掺杂变异理念也是可以预料的。真正有慎密计划的是魔鬼，而媒体人远离了神就会成为被魔鬼操纵的棋子。
7. 魔鬼把媒体变成全面战争的重要战场
在共产主义的斗争哲学中，为了政治目的可以不惜一切手段，进行没有道德底线的超限战。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传统派候选人川普直言反对“政治正确”、提倡回归传统价值、法治秩序、减税振兴经济与生活、复兴人对神的崇敬与谦卑等将美国“向右拉回”的举措，引起了自由派的恐慌，因此自由派通过其控制的主流媒体，对川普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在大选中，左倾媒体利用各种手法刻意丑化、集体唱衰川普，把其支持者描述为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仇视外来人口、未受过良好教育的白人，让人生出鄙夷、不愿与之为伍的心态，以左右大选导向。除少数几个媒体外，几乎95%的媒体都预言川普肯定会落选。但事与愿违，川普最后赢得了大选。
通常来说，无论选战如何激烈，选战结束后，不同党派、团体都应重归正常运作。媒体更应秉持公正准则，以国家利益为重，保持媒体中立的原则。但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结束后，人们看到的却是，媒体并没有从选战时期走回国家正常运作之中，而是继续选战的仇恨，甚至抱定鱼死网破的态度，哪怕自毁形象，也要一拼到底。
大多媒体故意忽略川普政府的政绩，如金融市场创历史纪录的股票行情、美国外交上的胜利、几乎彻底消灭伊斯兰国（ISIS）、美国失业率创18年历史新低，使美国企业界重新焕发生机。不但如此，这些媒体尽一切可能捕风捉影、处处掣肘。比如所谓“通俄门”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但特别检察官的调查迄今却依然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而国会的报告则更直接指出川普没有通俄问题。[55]
为达到攻击川普的目的，媒体还大量制造假新闻。2017年12月，一个美国电视新闻巨头由于谎报川普命令其部下和俄国共谋沟通的假新闻，不得不处罚该资深记者四个星期无薪停职，并以收回假新闻而收场。[56]最后，那两位记者被迫离开了该电视台。那位记者的团队以前可以说战绩辉煌，获得过4次皮博迪奖（Peabody Awards）、17次艾米奖（Emmy Award）等大奖，但假新闻令他们自毁名声，黯然收场。
川普严厉谴责非法进入美国的恶名昭彰的黑帮“MS-13”作恶多端，“这些家伙不是人，他们是禽兽”。但美国各大媒体随即断章取义，声称“川普说非法移民是禽兽”。
2018年6月，一名洪都拉斯小女孩与母亲试图偷渡进入美国、遭到边境巡逻队拦下的哭泣照片，在媒体与网路上广为流传。媒体声称小女孩被强迫与母亲分开，借机大肆批评川普严守边境、防堵非法移民的政策。随后，《时代》（Time）杂志将小女孩的照片与川普的照片加工合成，作为杂志封面，并在封面上加注一句“欢迎来到美国”，试图借此嘲讽川普。但小女孩的父亲随后接受媒体采访表示，小女孩并没有与妈妈分开。[57]
根据“媒体研究中心”（Media Research Center）近两年针对美国主要三大媒体广播公司的晚间新闻进行的研究发现，川普是这两年三大电视台的报导重心，占三台晚间新闻总时数的三分之一。在2017年对川普负面报导的比率高达90%，正面报导却只有10%。在2018年负面报导更高达91%。该报告说：毫无疑问，没有一位总统像川普一样在这样长且持续的时间内受到这样的敌对报导。[58]美国民众也看出假新闻的端倪。根据蒙莫斯大学（Monmouth University）2018年4月的民调，美国民众认为“新闻媒体传播假新闻”的比率，从前一年的63%，攀升到77%。[59]2016年盖洛普的一项调查发现，美国对媒体的信任度降至新低，只有32%的人对媒体有很多或相当程度的信任，比前一年降低了8个百分点。[60]无怪乎一位大媒体老板痛心地说：“假新闻是我们时代的癌症。”[61]
按照美国选举的结果，支持和反对川普的几乎各半，而媒体的态度却基本上是一面倒，这并非正常现象。对川普的妖魔化攻击是因为他力主恢复传统，他的理念与左倾的反传统思想是不能共存的。媒体的抹黑如果能使人们对他失去信任，从而对抗他恢复传统的努力，就达到了这种负面报导的目的──阻止社会向传统回归。
更令人忧心的是，大批媒体成为激进言论的放大器，激化社会矛盾，挑起仇恨对立，引发、加剧社会撕裂。其做法可以说到了不顾基本伦理、不计后果、不惜自毁的同归于尽式的地步，把国家带入十分混乱、危险的状态。
结语：重拾媒体责任
如果说上世纪共产邪灵还只是局部的渗透、侵占世间各个领域，那么时至今日，魔鬼已经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人类世界方方面面都已经被魔鬼侵蚀。媒体对人类的巨大影响被共产邪灵有效地利用来进行洗脑、欺骗、败坏世人道德，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走向变异而不知。
西方国家里很多自由派媒体沦为共产邪灵掩盖真相、误导世人的得力工具。很多媒体失去基本的职业操守，各种不择手段的攻击、谩骂、诋毁，不计媒体自身声誉、不计社会后果。
魔鬼能得逞的原因是它利用了人的种种道德弱点：追求名利、无知、懒惰、自私、被滥用的同情心、争斗心等等。有的人自以为是地把自己装扮成真理在握者反叛传统的价值，有的人为了博得眼球而迎合道德堕落的“大众需求”，有的人为了自己的职业前途而顺从堕落的标准，有人出于妒嫉和敌意编造假新闻，有人由于无知和懒惰而听信假新闻，有的人利用人们的善良和同情心而鼓吹所谓的社会正义，带动整个社会往左转，有的人为了政治、经济目的而不择手段……
媒体的使命是崇高的，它本是人们赖以获取日常大众信息的生命线，也是维护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承载着大众的信任客观、公允是对媒体的基本伦理要求，是人们对其信赖的关键，但今天的媒体乱象无处不在，让人们对媒体的信心大打折扣。重拾媒体的使命、重现新闻业的辉煌，是媒体人的光荣责任。
重拾媒体的使命意味着媒体需要追求真。媒体对真相的报导是全面的，而且是出于诚意。很多媒体在报导社会现象时呈现的是局部的真实，往往带有误导性，有时比谎言更有害。
重拾媒体的使命意味着媒体需要追求善。媒体的善并不是对同情的滥用，不是政治的正确，而是为了人类真正长远的福祉。人类的出路不在于短期获得多少经济利益，更不是共产邪灵炮制的乌托邦，而是沿着神给人开创的传统之路，提升道德水准，最后能返本归真，返回生命真正的美好家园。一个媒体让社会重德才是根本的为善。人类社会是善恶同存的，传播真相、揭露邪恶、抑恶扬善，是媒体的责任。
重拾媒体的使命意味着媒体需要更多地关注事关人类前途的大事。在人类最近一百多年里，出现了自由社会与共产阵营的对峙。表面上是意识形态的对峙，实际上是正与邪、善与恶、生与死的交锋。共产邪灵在全世界摧毁人类文明赖以维系的道德，在东欧共产政权解体之后，其阴魂仍然未灭。
在中国这个文化古国，中共最近二十年发动了对信仰“真、善、忍”普世价值的法轮功的迫害。这场迫害涉及人数之多、范围之广、时间之长、迫害程度之惨烈，在人类历史上都罕有其比，是当代社会最大的信仰迫害。从根本上说，这不只是对法轮功的迫害，而是对人类文明核心价值的迫害，对人类信仰自由的迫害。但西方媒体报导数量和力度与之相比远远不成比例。大多数主流媒体受中共政权威逼利诱，在报导上自我审查，对这场当代最大的信仰迫害保持沉默，有的甚至散播中共造谣谎言，为邪恶推波助澜、助纣为虐。
同时，人类也出现了反对共产邪恶主义、回归传统的潮流。在中国，已经有超过3亿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这样一件关系到中国与世界未来的大事，西方媒体却罕有报导。
在世界经历巨大变迁的今天，真相与传统道德比任何时候都尤显重要。世界都需要能明辨是非、择善而行、维护公众道德的媒体。是否能够超越个人、公司和党派利益考量，从人的基本良知出发，把真实的世界呈现在世人面前，是摆在每个媒体人面前的课题。
对读者和观众来说，在媒体道德下滑的时候，明辨是非，理性认知媒体的各种信息，从传统出发判断问题，从普世价值的角度衡量社会现象，促成媒体回归历史使命，变得极其重要，这也是人们能够远离共产邪灵、走回传统、走向美好未来的关键。
点阅《九评》编辑部《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全书。
http://www.epochtimes.com/gb/18/6/7/n1046426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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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omas Jefferson, The Works, vol. 5 (Correspondence 1786-1789), http://oll.libertyfund.org/quote/302.
[2] Joseph Pulitzer, “Why Schools of Journalism?” New Republic (October 9, 1930), 283.
[3]〈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engels/mia-chinese-engels-18471208.htm.
[4]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5月18日）（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https://ccradb.appspot.com/post/1415。
[5] 胡乔木：〈报纸是教科书〉，《胡乔木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303。
[6] 韩梅：〈英解密档案曝光“六四”死亡人数：尸体堆积在地下通道〉，希望之声广播电台，2017年12月20日，http://www.soundofhope.org/gb/2017/12/20/n1378413.html。
[7] “Self-Immolation Hoax on Tiananmen Square,” Minghui.org, http://en.minghui.org/cc/88/.
[8] 〈综述：创新机制强化培养 构建高素质宣传文化队伍〉，新华网，2011年9月28日，http://cpc.people.com.cn/GB/64107/64110/15777918.html。
[9] Matthew Vadum, “Journalistic Treachery,” Canada Free Press, July 1, 2015, https://canadafreepress.com/article/journalistic-treachery.
[10] Marco Carynnyk: “The New York Times and the Great Famine,” The Ukrainian Weekly No. 37, Vol. LI (September 11, 1983), http://www.ukrweekly.com/old/archive/1983/378320.shtml.
[11] Robert Conquest, The Harvest of Sorrow: Soviet Collectivization and the Terror-fami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319.
[12] Quoted in Arnold Beichman, “Pulitzer-Winning Lies,” The Weekly Standard, June 12, 2003, https://www.weeklystandard.com/arnold-beichman/pulitzer-winning-lies.
[13] Ronald Radosh, Red Star over Hollywood: The Film Colony’s Long Romance with the Left (San Francisco: Encounter Books, 2005), 80.
[14] Ronald Radosh, Red Star Over Hollywood: The Film Colony’s Long Romance with the Left, 105.
[15] 爱德加·斯诺：《红色中华散记》，奚博铨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页1。
[16] Ruth Price, The Lives of Agnes Smedle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5-9.
[17] Lymari Morales, “Majority in U.S. Continues to Distrust the Media, Perceive Bias,” Gallup, September 22, 2011, https://news.gallup.com/poll/149624/majority-continue-distrust-media-perceive-bias.aspx.
[18] Tim Groseclose, Left Turn: How Liberal Media Bias Distorts the American Min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11).
[19] Tim Groseclose, Left Turn: How Liberal Media Bias Distorts the American Mind, Chapter 10, “The Second-Order Problem of an Unbalanced Newsroom.”
[20] Lydia Saad, “U.S. Conservatives Outnumber Liberals by Narrowing Margin,” Gallup, January 2017, https://news.gallup.com/poll/201152/conservative-liberal-gap-continues-narrow-tuesday.aspx.
[21] Chris Cillizza, “Just 7 Percent of Journalists Are Republicans. That’s Far Fewer than Even a Decade Ago,” Washington Post, May 6, 2014,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the-fix/wp/2014/05/06/just-7-percent-of-journalists-are-republicans-thats-far-less-than-even-a-decade-ago/?noredirect=on&utm_term=.3d0109901e1e.
[22] “2016 General Election Editorial Endorsements by Major Newspapers,”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data/2016_newspaper_endorsements.php.
[23] Ben Shapiro, Primetime Propaganda: The True Hollywood Story of How the Left Took Over Your TV (New York: Broadside Books, 2012), “The Clique: How Television Stays Liberal.”
[24] Ben Shapiro, Primetime Propaganda: The True Hollywood Story of How the Left Took Over Your TV, “Making the Right Cry: How Television Drama Glorifies Liberalism.”
[25] Ben Shapiro, Primetime Propaganda: The True Hollywood Story of How the Left Took Over Your TV, “The Clique: How Television Stays Liberal.”
[26] Quoted in Jim A. Kuypers, Partisan Journalism: A History of Media Bias in the United State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14), 8.
[27] S. Robert Lichter, et. al., The Media Elite (Castle Rock, CO: Adler Pub Co., 1986).
[28] Jim A. Kuypers, Partisan Journalism: A History of Media Bias in the United State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14), 2.
[29] Jim A. Kuypers, Press Bias and Politics: How the Media Frame Controversial Issues (Santa Barbara, CA: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2002).
[30] Quoted in Jim A. Kuypers, Partisan Journalism: A History of Media Bias in the United States, 4.
[31] Newt Gingrich, “China’s Embrace of Marxism Is Bad News for Its People,” Fox News, June 2, 2018, http://www.foxnews.com/opinion/2018/06/02/newt-gingrich-chinas-embrace-marxism-is-bad-news-for-its-people.html.
[32] Tim Groseclose and Jeff Milyo, “A Measure of Media Bia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20, No. 4 (November, 2005), 1205.
[33] Quoted in Maxwell E. McCombs and Donald L. Shaw, “The Agenda-Setting Function of Mass Media,”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36, No. 2 (Summer, 1972), 177.
[34] Patricia Cohen, “Liberal Views Dominate Footlights,”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4, 2008, https://www.nytimes.com/2008/10/15/theater/15thea.html.
[35] Tim Groseclose, Left Turn: How Liberal Media Bias Distorts the American Mind, “Preface.”
[36] Jonathan Derek Silver, Hollywood’s Dominance of the Movie Industry: How Did It Arise and How Has It Been Maintained? Ph.D Dissertation, the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07). Section 1.4.
[37] John Belton, American Cinema / American Culture, 2nd Edition (McGraw-Hill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Chapter 14.
[38] Todd Gitlin,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199.
[39] Steven J. Ross, Hollywood Left and Right: How Movie Stars Shaped American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322.
[40] Steven J. Ross, Hollywood Left and Right: How Movie Stars Shaped American Politics, 338.
[41] Steven J. Ross, Hollywood Left and Right: How Movie Stars Shaped American Politics, 338-39.
[42] Steven J. Ross, Hollywood Left and Right: How Movie Stars Shaped American Politics, 352.
[43] Todd Gitlin,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 147-48.
[44] Peter Biskind, Easy Riders Raging Bulls: How the Sex-Drugs-And Rock ‘N Roll Generation Sav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11), 74.
[45] Ashley Haygood, The Climb of Controversial Film Content, MA Thesis in Communication at Liberty University, https://digitalcommons.liberty.edu/cgi/viewcontent.cgi?&httpsredir=1&article=1007&context=masters&sei-re.
[46] Victor B. Cline, “How the Mass Media Effects Our Values and Behavior，” Issues in Religion and Psychotherapy，Vol 1, No. 1. (1975), https://scholarsarchive.byu.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04&context=irp.
[47] Michael Medved, Hollywood vs.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3), 3.
[48] “The Media Assault on American Values,” Media Research Center, https://www.mrc.org/special-reports/media-assault-american-values.
[49] Ben Shapiro, Primetime Propaganda: The True Hollywood Story of How the Left Took Over Your TV, “Prologue: How Conservatives Lost the Television War.”
[50] “The Impact of Media Use and Screen Time on Children, Adolescents, and Families,” American College of Pediatricians, November 2016, https://www.acpeds.org/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11.9.16-The-Impact-of-Media-Use-and-Screen-Time-on-Children-updated-with-ref-64.pdf.
[51] Congressional Record, Volume 141, Number 146 (September 19, 1995), https://www.gpo.gov/fdsys/pkg/CREC-1995-09-19/html/CREC-1995-09-19-pt1-PgS13810.htm.
[52] Ben Shapiro, Primetime Propaganda: The True Hollywood Story of How the Left Took Over Your TV.
[53] 例如MTV的系列节目“脱光”，参见 Libby Copeland, “MTV’s Provocative ‘Undressed’: Is It Rotten to the (Soft) Core?”, Los Angeles Times, February 12, 2001, http://articles.latimes.com/2001/feb/12/entertainment/ca-24264.
[54] 具体例子可参见Ben Shapiro, Primetime Propaganda:: The True Hollywood Story of How the Left Took Over Your TV, “Robbing the Cradle: How Television Liberals Recruit Kids.”
[55] Erin Kelly, “Speaker Paul Ryan: ‘No Evidence of Collusion’ between Trump Campaign and Russians,” USA Today, June 7, 2018, https://www.usatoday.com/story/news/politics/2018/06/07/paul-ryan-no-evidence-collusion-between-trump-campaign-russians/681343002/.
[56] Julia Manchester, “Trump: ABC Should Have Fired ‘Fraudster’ Brian Ross,” The Hill, December 8, 2017, http://thehill.com/homenews/administration/364061-trump-abc-should-have-fired-fraudster-brian-ross.
[57] Samantha Schmidt and Kristine Phillips, “The Crying Honduran Girl on the Cover of Time Was Not Separated from Her Mother,” Washington Post, June 22, 2018,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morning-mix/wp/2018/06/22/the-crying-honduran-girl-on-the-cover-of-time-was-not-separated-from-her-mother-father-says/?noredirect=on&utm_term=.bd08dbdaf5bc.
[58] Rich Noyes, “TV vs. Trump in 2018: Lots of Russia, and 91% Negative Coverage (Again!) ,” NewsBusters, March 6, 2018, https://www.newsbusters.org/blogs/nb/rich-noyes/2018/03/06/tv-vs-trump-2018-lots-russia-and-91-negative-coverage.
[59] “‘Fake News’ Threat to Media; Editorial Decisions, Outside Actors at Fault,” Monmouth University Polling Institute, April 2, 2018, https://www.monmouth.edu/polling-institute/reports/monmouthpoll_us_040218/.
[60] Art Swift, “Americans’ Trust in Mass Media Sinks to New Low, Politics,” Gallup, September 14, 2016, https://news.gallup.com/poll/195542/americans-trust-mass-media-sinks-new-low.aspx.
[61] Polina Marinova, “New L.A. Times Owner Tells Readers: ‘Fake News Is the Cancer of Our Times’,” Fortune, June 18, 2018, http://fortune/2018/06/18/los-angeles-times-owner/.
影片：川普受访时，法轮功音乐在白宫庭园飘扬。清晰处：2分00秒，3分28秒，6分30秒，8分20秒等。
1999年7月20日，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对法轮功发起铺天盖地的迫害镇压，遭非法抓捕、关押、迫害致死者，难以计数。
19年后，北京街头虽仍看不见法轮功学员的炼功身影，但法轮功音乐却已在美国白宫缭绕飘扬。
美东时间2018年7月19日[注1]，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接受财经频道CNBC独家专访，专访地点选在椭圆形办公室外的屋檐下，天气晴朗，鸟语花香。
访谈中，川普针对美国经济、美中贸易战、双普会、美联储加息等热门议题做出重要说明，川普这场访谈也被世界各大媒体广为引述。
川普侃侃而谈时，远方传来阵阵悠扬的祥和音乐，在白宫庭院里飘荡。
仔细听，原来是法轮功第五套功法“神通加持法”的音乐。
当时，来自美东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正在邻近白宫的华盛顿纪念碑集体炼功，向华府民众展现“真、善、忍”的美好，并讲述法轮功遭受中共迫害的真相。
法轮功的炼功音乐，也因而在川普耳边绕梁回荡。
对待法轮功 美中态度大不同
对于法轮功，川普并不陌生。
日前，旅居美国的法轮功学员张玉华博士，为了营救在中国遭到监禁的丈夫马振宇，写信向川普请求援助。川普总统办公室多次向张玉华表达关切，5月底，张玉华还意外收到川普的签名回信。
信中写道：“亲爱的张玉华博士，感谢您花费时间写信……我们将继续捍卫美国的价值观，鼓励那些为人类尊严而奋斗的人们。”
图：法轮功学员张玉华博士，收到美国总统川普签名回信。
事实上，教人遵循“真、善、忍”普世价值以待人处事的法轮功，正是比对美国与中国社会差异的关键指标：
在中国，前中共党魁江泽民血腥迫害法轮功；在美国，总统川普写信关切法轮功。
在中国，天安门广场上非法抓捕法轮功；在美国，白宫外面人们自由炼法轮功。
在中国，许多高官、书记指挥迫害法轮功；在美国，许多州长、市长颁奖褒扬法轮功。
在中国，警察迫害法轮功；在美国，警察保护法轮功。
在中国，法轮功学员遭迫害流离失所；在美国，法轮功学员可以办身份，安居乐业。
在中国，政府绑架人民批评法轮功；在美国，人民主动支持法轮功。
在中国，共产党员可以作威作福；在美国，共产党员连绿卡都不让办。
在中国，政府践踏人民言论自由与信仰自由；在美国，政府捍卫人民言论自由与信仰自由。
在中国，共产党宣扬“无神论”，灌输人们“假、恶、暴”及“假、大、空”等变异价值；在美国，总统教人要信仰神，恢复传统普世价值。
诸如此类的差异，还可以不断列举下去。
真善忍普世价值 映照国家政府的善与恶
归根结蒂地说，美中双方对法轮功的态度差异，适足反映出美国与中国在价值体系上的差异、立国精神与立党精神的差异、民主体制与极权体制的差异、人性与党性的差异，以及政府对人民态度的差异。
美国《独立宣言》开宗明义指出：“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利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
由此观之，《独立宣言》清楚说明了：美国开国之父们认为，人是神创造的，并被赋予生命、自由、幸福等权利；并强调政府的存在与权力的正当性，是来自人民的同意才获得授权的。一旦政府损害人民的权利，失去人民的认可，人民将有权改变或废除政府。
因此，显而易见，美国的立国精神当中，蕴含了信仰自由以及人人平等的“机会平等”，而政府应该保障每个人民的信仰自由与生命，并确保人民有平等的机会去追求幸福——这些正是美国世代相传的传统价值，是川普极力恢复与守护的对象。这些价值不但是中共统治下付之阙如的，也是众多中国人渴望移民美国的主因。
川普恢复传统 誓言守护信仰自由
从小笃信神的川普，自出任总统以来，一直积极恢复美国社会对神的信仰。
“美国国父们撰写《独立宣言》时，四度提及创世主（造物主），因为在美国，我们不崇敬政府，我们崇敬神。”这句宣言，成为川普的招牌名言，他多次强调，将带领美国坚定守护信仰自由，反对任何信仰迫害。
2017年5月4日，川普签署行政命令保障信仰自由，“（我们要）捍卫所有美国人民的权利，尊崇我们伟大的宪法，保护我们神圣的自由——这不是任何世上力量赋予我们的，而是天上创世主的恩赐。”
反观中国，尽管中共宪法里号称人民拥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但目前仍有众多的宗教团体、信仰群体遭受严酷迫害，中国人民百姓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也遭受严密管控，形同虚设。
不过，此际，美国国务院正在华府召开全球首次“部长级促进宗教自由大会”（Ministerial to Advance Religious Freedom），为期三天的议程中，将论及世界各地的信仰迫害问题，包括中共在中国大陆迫害法轮功、迫害人民信仰自由的议题。美方希望透过建立这样的跨国机制，促进全球信仰自由，因为这是上天赐与人类的基本人权。
而全球一亿多名法轮功学员也殷殷期盼，缭绕在白宫庭园的炼功音乐，有朝一日，能再度飘回天安门广场上，悠扬回荡。
[注1] 中共于1999年7月19日夜间，开始大规模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7月20日官方正式宣布镇压法轮功。
（大纪元）
一、当官入冥，方知鬼神，从此弃官拜佛
曹学诗，字震亭，出任汉江知县。他晚间坐在衙署之中，看见一个无头的人，手里提着一个人头，走近前来，“啾啾”说话，讲的是什么，听不大清楚。曹学诗大惊，吓得当场病倒，三天以后，就死了。家人准备发丧盛殓，却发现他胸前还有些温暖。过了一夜，曹学诗竟苏醒转来，说他被一个皂隶，带到阴曹地府，看见一个头戴高冠，朝南坐着的神人，穿的是本朝服色，辕门外有人传呼道：“汉江县知县曹学诗进！”曹学诗按照阳间的礼节，向上面的神三揖，这神请曹学诗坐下，问道：“有人控诉相公，相公知道否?”曹答：“不知。”神人取桌上的讼词给曹学诗看，曹看了，见是本县的案卷，起身答道：“这原是一宗冤案，是我的前任县官所定，已经送到了刑部。我重新覆核了三次，提出意见，请求再加审讯，结果被上司所驳回，驳回的牌票，现在仍保存着。”神人听了说道：“照这样说来，相公自然是无罪的了。”
于是，神人便传呼冤鬼进来，顷刻阴风飒然，看不清那鬼的面目、手脚，只见血块一团，边跳边在呼唤号叫，随风滚了进来。神人告诉他曹学诗曾有申救他的种种经过，并且说道：“你的冤案，终究会得到超度昭雪。你须另觅仇人。”
那鬼伏在地上不肯离去。神人向曹学诗拱手，作送他的样子，并挥手对皂隶道：“快送他走，快送他走。”
曹学诗这时，猛然从梦中醒来，不觉汗已使衣服尽湿。自此以后，他明白了世间确有鬼神，做人应该纯正无欺。便辞官回家，不愿意再当官。他虔诚地吃长素、信佛，直到寿终。
二、牛再次谢恩叩头
天台县县令钟醴泉，对我（袁枚）说，他的父亲在担任贵州大定府知府时，开办了一个采铅局。一天正午，忽有一头牛，冲进了铅厂，数十人鞭打它，也赶不走它。钟醴泉去观看，那牛伏在地上，作叩头状。钟醴泉因此问牵牛的人道：“这是一头耕牛，还是一头专供肉食的宰牛?”牵牛人答道：“是头宰牛。”再问他价钱多少？答道：“七千。”
钟醴泉说：“把这头牛给我，我照价付钱给你，怎么样?”
牵牛的人表示感谢，领着钱走后，这牛便再次地向钟县令叩头，然后，爬了起来。
三、猪应声答礼！
奉天锦州府的南面，有个地方叫天桥厂，是海船停泊和交易的地方。
有个屠夫，缚着一头猪，准备杀了拿到市场上去出售。这猪乘机咬断绳索，奔到一位航海人的面前，屈着前腿，伏在地上。屠夫拿着绳索追到航海人跟前。航海人问明猪价，如数把钱付了，将这猪施舍给海会市的龙神庙。
人们对这头猪，称呼一声：“猪道人！”猪便会点头答应。向它问一声：“何得无礼？”它就会屈着前腿，向人做叩头的样子。
四、张世荦补过，中解元第一
张世荦，字遇春，是杭州府的诸生。每次入场应试，仿佛有人来拿他的试卷。等到天亮，总是卷子因被墨污损，而一再落选。他因此心里积满愤恨。
乾隆九年甲子科 应试举人时，张世荤特别注意防范。试卷誊清后，到晚上把它藏了起来，坐在号房中，留心侦察。忽见一个女子，伸手进来探寻他的试卷。张世荦急忙将这只手抓住，厉声问道：“我与你有什么冤仇？我七次考试，你都要来污损我的卷子！”那女子答道：“今年你应中解元，我也难以违背天命。但你应当为我洗刷先前的一个误会，选择一个地方将我埋葬，解除对我的冤枉谴责。我原是你家对门钱店中的女儿，邻居有人说笑话，说你我之间有私情，其实并无此事。但当时你也未出来辨明，反而自命多情，把无认作为有，以此形成了对我的嘲谑。待我出嫁以后，丈夫听信了浮言，不与我共同相处。我实在无法去辨明清白，气忿之下，便上吊自尽。是你污损了我的名声，我便来污损你的试卷，使你迟缓七科，我想这也是应该的。说完，就不见了。张世荦听得毛骨悚然。
后来出了试场，张世荦便去访问她家，把事情原委告诉了这女子的家人，还捐出一笔银子，作为改葬的费用，又请了僧人替她超度。这一科乡试揭晓后，张世荦中了第一名解元。
五、洗心池边，修成神仙
洗心池在茅山乾元观西边，石壁上有“洗心池”三字，笔法道劲，但它却隐在石上，平时不能看见。要想见时，可将水浇灌上去，就会显现，即使大旱也不会干涸。相传钱妙真（人名）独居燕洞修炼，当时似乎有人诽谤他，于是在此剖腹洗心，来表示自己的心迹。所以，有洗心池的名称。
道人江文谷，在洗心池旁，培土垒了一个小丘。再在里面，叠石架窗，砌成一间小屋。自己盘膝坐在其中，并嘱咐他的徒弟道：“你每天对着窗洞向我呼唤，我答应了，你就离开。如不答应，你就来收拾我这蜕化了的遗骸。”
一连三年，徒弟每日呼唤，他都答应。忽然有一天，徒弟照常去呼唤，里面答应道：“我去了!”嗣后再呼，没有答应。开启石门看时，尸体果然僵着。他本人的灵魂已经修成，升天而去。
六、做官人敬奉神佛，对人对已皆为吉益！
左都御史金德瑛，任江西学政，他在负责考吉安府童生时，早晨五鼓点名，刚结束，灯下看见有个红衣仙女，从考棚中出来，冉冉腾空而去（是神有意现形、点化）。心里感到奇怪，便问下面的仆人和差役，都说：也曾见到。
金德瑛平时不敬信神灵，觉得很不高兴，就以《中庸》中的“必有妖孽”四字（把吉神视作“妖孽”是大不敬），作为考试题目（这是害了考生）。到了正午时刻，诸生刚拿起笔来，准备作文，忽然考棚倾倒，压死了三十六人。金德瑛便把这事的经过，向朝廷作了奏闻，乾隆皇帝怜悯这三十六人，全都钦赐他们为生员。
金德瑛如果平时信奉神灵，他亲眼看见有红衣仙女，从考棚中出来，冉冉腾空而去；而且仆人和差役，都说也曾见到。他就应该请人占卜吉凶，或可避此一劫。
我（袁枚）的亲家、兵部侍郎史抑堂，平时敬神礼佛。在担任福建按察使时，与粮道官王介祉等四人，同坐在花厅上议事。忽然听到梁上屋角间，有“沙沙”的响声，客人站起来想躲避，史抑堂以为不必。
一会儿，声音渐渐增大，又有老鼠在连续叫着“出出”的声音，这时，史抑堂的心也动了，急忙与四位客人，一齐从花厅出来。他们刚离开，花厅便塌倒下来，茶几桌椅，都打得粉碎。大家幸好跑得快，躲过此劫。
长官（左都御史金德瑛，任主考官）不信神，看到仙女来点化，也不理会，致使考生均压死。长官信神（兵部侍郎史抑堂）听到老鼠“出出”叫，立刻与四位客人一齐跑出，均活命。两相比较，做官人，还是敬奉神佛，对人对已皆为吉益！
（以上均据袁枚《子不语》）
——读《论语与算盘》惊悟儒学真谛
涩泽荣一，不仅懂得善待别人，竭尽全力为社会做贡献，还在他的“论语讲义”中留下了如何用人，如何选择人才的真知灼见。
了解了他的想法，很多人也许会恍然大悟，为何自己成绩如此优秀，却在人才采用的面接后，被审查的领导淘汰了，即使未被淘汰，也不会马上得到重用。站在采用人才的公司角度看问题，才能真正了解自己，揭开迷惑，放下不满和愤恨。
只因捡起一根针 他被采用
我们很多人大学毕业，寻找工作，在日本往往会碰到面接，就是直接与公司的人见面，直接被公司问各种问题，最后决定是否被采用。大家都很紧张，不知道会被问何种问题，其实无论具体问题为何，无论人们如何运用兵法的原则，了解公司的需要，发展的需要，对应自己的技能和专长，来预想问题，准备答案，有一点很关键，就是是否关注别人，考虑别人。
记得有一个故事，说是一个人面接完毕，看到地上有一别针，他离开时，顺手蹲下，捡起那根针，以免伤害别人，就关门离开面接室，没想到，就这个动作，打动了面接的公司领导，决定采用他，他的成绩并不是最突出的。
很多人会纳闷，这个很重要吗？这么微小的一个动作，就能决定这么大的事情，决定人的命运吗？我们先不说故事本身是否真实，不相信也无所谓，且看公司采用者一方是如何看问题的。想想在那样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人往往精神非常紧张，为了获得公司的喜欢和认可，真的是费尽心力。发挥的最重要时刻到了，人最关注的当然是自己的命运和最后结果，谁在那时，会有余地去关心别人呢？谁能在那样关系到自己视为存亡的关键利益时刻，以平常心看待，做到时时习惯性地关心别人是否有危险，想要照顾别人呢？这样的人太少了。
也就是说，他能做到不慌不忙，说明他没有争抢之心，只是礼貌地尽力回答好问题，以后的结果，随其自然，能放下对结果的担心和执着，面接结束马上就去做自己作为一个人来说，最平常的事情，看到地上有危险的针，会伤人，想都不想，自然就捡起来，这样的人，正说明，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周围人的身上，而对自己如何，能够顺其自然，随遇而安，也就是说，这样的人，一定在日常生活中习惯性地这样做，才能做到的，否则，即使读了很多讲道德的书，没有在生活中实践过，就算同样的情形发生在他的身上，他也不会注意地上有无危险的东西。 因为他从来没有关注过周围的人。遇到任何事，首先想的必然是自己的得失，何况在如此关键紧张的面接时刻，哪里有余地，眼中能看到其他的如此微小的、地上有一根针的事情。所以，那个人，不是幸运，不是天降机会，给他在领导面前表现的机会，而是日常实践的结果，这样的人，机会处处都会跟随他。
这就是领导思考问题的方式，因人生经历丰富，从很小的事情很小的动作，就能看到人心的本质、人的日常的品行究竟如何。所以，如果大家学校考试成绩相差不大，或者有人成绩稍微逊色，但是由于是一位懂得关照别人的人，领导们宁愿采用成绩稍微差一些的，而不是成绩最优秀者。为何把对他人的关心看得如此重要呢？我们先看看作为日本资本经济之父的涩泽荣一是如何认识的。
选择人才 看他如何对待家人
涩泽荣一终生都把孔子视为导师，每天读《论语》成为他的日课，经营上更是反复运用和实践，因此他懂得孔子无论对弟子们说了多少话，都是根据生活中，不同弟子碰到的不同问题，从各个角度讲解仁义二字的具体体现，都是围绕仁义二字在展开，而仁义的实践，就从人生下来后，刚刚开始面对的家庭中的孝悌开始。这是人必须做到的第一步的基本修养，所以孔子把孝悌奉为仁义之本。
涩泽荣一读书读得很明白，深深懂得这一点，所以他读《论语》，就会思考人的本质，思考为何孔子把这一点看得那么重，人能否在家做到孝悌，为何如此重要。《论语》冒头的“学而”篇中，第二句，这样写道：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里的“弟”通“悌”。意思是说，孔子的弟子有子说，一个人在家能对父母兄弟尽孝悌之道，却喜好冒犯上司的，实在少见，不好冒犯上司而好引发混乱，引发社会动乱，国家动乱的，从未听说过。君子只要能领悟做人的本质在哪里，就不会迷失正道，无论面对任何境况，逆境也好，顺境也罢，都不会紧张动摇，非常清楚自己该如何走自己的路。孝悌正是君子修行仁道的根本。
涩泽荣一说，自己读到这句话，立刻明白，如何判断用人的原则，那就是能够对父母和家人行孝悌之道的人，就是最安心可靠的人，“一个人无论有多厉害的才华，本事，如果对人不善，没有仁义孝悌之心，是不会受到周围人的喜欢的，也不会被社会接受的，甚至对于责任义务，都不愿履行，更可怕的是，还会把才能用到坏事上。就会扰乱了公司，引发事端。所以，我在用人的时候，优先考虑的是人品，而非才能。观察他在家能否孝悌父母兄弟，能否愿意为家人尽心侍奉，非常重要。这样的人，他至少做事踏实，不会动不动就傲慢待人，有责任，肯付出，让人安心。”
日本当代的企业顾问，在分析企业失败与成功的原因时，也提到孔子的教导。认为孝悌之道让人懂得真心地感恩父母，自然出到社会，懂得顾及别人的感受，懂得谦卑待人，尊重和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永远不会将自己的才能视为骄傲，而是能时时不耻下问，关照社会的人，配合社会的需要奉献自己的能力。能这样做，才能注意到别人的需要和烦恼，才能倾注热情于自己的事业，成功是必然的。而失败的人，就是处处以自己的利益为核心考虑问题造成的，一个不懂关心别人的人，不想为别人付出的人，被社会厌恶、淘汰，理所当然。
所谓的英才，应该奉行孝悌之道，明白谦卑奉献的重要；高高在上，自我陶醉，必然失去人心，何谈立足于社会，何谈成功呢。只要懂得这一点，一个平凡的人，诚实尽责，无怨无恨竭尽全力做好自己分内之事，也能最后被领导信任和重用。
西元前210年，秦始皇驾崩于东巡途中，赵高弄权，扶立胡亥，是为秦二世。二世无道，断送大秦基业，四方豪杰并起，兵征天下。各路反秦领袖中，无人再有秦始皇帝大一统之器识与魄力，头脑中无非六国旧梦，思古幽怀。然而，历史進程所至必将不以人情为转移，而其念念不忘的六国旧梦也必然为现实所击碎。
六国梦碎 重归一统
六国梦碎大抵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是反秦战争阶段。彼时各路反秦领袖，或为六国后裔如楚王孙熊心，或为六国宗室如魏公子豹，或为六国望族如项梁项羽，或为一介平民但却打起六国宗室望族之旗号，如陈胜吴广，其思路大抵不外乎凭借六国宗室之威望，恢复先秦战国之格局。
然而当各路势力以复国为目标苦战三年终于结束秦朝统治后，六国并未得以重建。项羽大封十八诸侯，将先秦的版图重新划分，且所封多为有功之将，而非六国原宗室 。残存的六国宗室也为项羽所杀，如义帝（楚怀王孙熊心），韩王成。而恢复先秦战国旧局的第一轮努力就此失败。
第二阶段则在项羽称霸后到楚汉战争爆发前。如上所述，项羽并无意复立六国旧宗室，但其政治格局仍不脱战国模式，于是自封西楚霸王，又大封十八诸侯。完全照搬了战国时的分封制，以期以一王之霸宰制诸侯。
然而，历史再次证明此种战国模式只是不切实际的怀古情绪而已，一旦施之天下，转眼间兵锋又起，群雄逐鹿。而恢复先秦旧制的第二轮努力也就瓦解于楚汉战争的烽烟中。
第三阶段则在汉初。先是刘邦取天下，以土地大封功臣，是为异姓王。继而刘邦又诛杀异姓王，大封同姓王。最后吕雉如法炮制，除刘姓王，改立诸吕。
这一阶段之中国，分封制与郡县制并行，但从刘邦及吕后在诸王立废之间的表现，可见其头脑中的政体架构仍然深受先秦旧制之影响，故而跳不出以同姓同宗掌控封国共同拱卫中央的思路，更不知需从制度入手，以达从根本上摆正封国与中朝之关系方为长策。而此一轮分封努力之失败则验于景帝一朝的七国之乱。
经此三个阶段之努力，六国旧梦已然泡影，只有回到秦始皇帝所开创的轨道上，才是符合历史大势的与时共進。而能够拨乱反正引领中国重回正轨的又一位大一统之君正是汉武帝。
推恩削藩 强化中朝
武帝之前，文帝景帝皆有削藩之举。文帝分大国为小国，但彼时封国仍保持高度之自治，遂未能从根本上削弱封国势力使其不足与中央分庭抗礼。景帝削藩以诸侯有罪者，削其地，收其枝郡，最终激起七国之乱。之后，虽然平息叛乱，并从此减少封国官职之设 ，却仍不能消除封国各自蓄势，日久为乱之隐患。
汉初以来一直困扰中朝的封国问题 ，直至武帝时终得根本之解决。元朔二年（西元前127年），汉武帝颁行推恩令 ，令诸侯自分其地与其子弟，于是封国由大化小，而与文景所不同者在于，武帝削藩，非是分大国立小国，分一敌而树众敌，而是分国为侯，且侯国归汉郡管辖，不再隶属于向者之封国。从而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削藩。此外，汉武帝又完善配套官制，作左官律、设附益法，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得豫闻政事 。此一系列措施進一步加强对封国之约束，使其仅作为一种类似福利之存在，从而使其对中央之威胁自得解除。
中央集权是实现大一统之根本保障。中央集权之实现又以郡县制政体制度为其保障，而对于上古以来的分封制，秦始皇曾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 如此远见，在秦始皇身后，汉武帝是第一位对此有深刻洞识与共识之君主，于是始皇未竟之事业，于武帝之世得以完成，可不谓承前启后，遥相呼应哉？！
（待续）
二零一八年七月世界杯刚刚闭幕了，高卢雄鸡法国队4：2战胜克罗地亚夺冠，成功登上世界之巅。克罗地亚表现非常不错，这个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国家，独立出来的人口才四百一十七万的小国家。排名第三的是比利时。而上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这次竟然排名22名，跌破眼镜。
身边的同事在买世界杯彩票、赌球，赌的球都赌反了，原来的强队输了球......他们的谈论，让我意识到今年的世界杯颠覆了过去的认知，以往的风流人物失去了光环。
我感悟到：天象在变，世界上的一切都在变，体现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世界杯，吸引了全世界那么多人的眼球与那么多人参与，形成了世界性的风潮，怎么会不体现出天意呢？在法轮大法被迫害的第十九个年头，真相将大白于天下的关键时刻，本届世界杯的结果一定蕴含着天意。大家看到克罗地亚的美女总统在本届世界杯都成网红了，法国总统在现场观赛的表现，美国总统甚至亲自发函祝贺本届世界杯......
这体现出什么样的天意呢？
法国这个国家，在历史上曾出现过太阳王路易十四、拿破仑这样的英雄。康熙大帝与路易十四几乎是同一时间段出现在东西方。也有人认为这是创世主在人间分身转世，铸就东西方的辉煌，为未来正法做准备。
法国，大家知道今天大法在全世界弘扬，五大洲的人们都在学。大法在国外洪传的第一站就是法国，告诉大家，唯有法为大。
一九九五年三月十三日，李洪志师父赴法国巴黎传授功法，与当时中国驻法国大使等使馆官员进行了小范围会面，并应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兰西共和国使馆文化处举行了一场讲法报告会，从此法轮功正式走向海外。
法国这个国家历史也很悠久，在十六世纪中叶，诺查.丹玛斯曾写过一本预言书《诸世纪》，预言的历史性事件都非常准确。其中有一首直接点名时间：
1999年7月
为使安哥鲁亚王复活
恐怖大王从天而落
届时前后马尔斯统治天下
说是为使人们过上幸福生活
讲的就是1999年7月中共邪党与江鬼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大法，其中的马尔斯（Mars)讲的就是马克思，马克思是撒旦教徒，出卖灵魂给撒旦，共产主义邪灵占据了他的身体。大纪元九评编辑部出的《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揭开了魔鬼的画皮。这两本书的出版标志着天象变化進入了新的时期。
法国也称高卢雄鸡，雄鸡一唱天下白。鸡叫了，天快亮了。中国的版图也象雄鸡，但中国今天被共产邪灵魔鬼统治，在本次世界杯排名，前三十二名看不到名。中国有着十四、五亿人口，却比不上只有四百一十七万人口的克罗地亚。克罗地亚是从前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独立出来的小国家，人口还不如中国的一个地级市。然而在本次世界杯排名第二。这是在告诫世人只有脱离共产主义邪灵才有希望获得荣耀，才会被神看中、看重！神会给他荣耀。也是在暗示曾加入过中共党团队的赶快三退。
第三名比利时，比利时，隐喻“此一时、彼一时”，比利益更重要的是明白真相，明白真相能救命，不管你有多少钱、多少利，大难来时什么都没有了，明白真相的好人，大难来时把你留。纵观人类的整个历史，曾出现一大劫、一小劫的，曾出现过多次史前文化，都是因人类的道德败坏而被毁了。圣经中谈到诺亚方舟的故事，就是讲的遭遇大洪水，中国史书上记载大禹治水，也是在告诉世人，曾经遭遇过大洪水。今天的人们都在追求物质利益，忘记了人来到世上的目地，忘记了来时的使命。比利时获得第三名，是在告诉世人，现在这个时候比利益更重要的是普世价值，是三字真言“真善忍”。记住“真善忍好！”能够帮助您度过劫难。
我们的学法小组每周集体学法两次，因为在中共邪党的迫害环境中，同修们都特别珍惜集体学法的机会。今天，是集体学法的日子，可雨断断续续的下了一天，村里路上的积水已经没过了脚面，傍晚，雨又下大了。去学法小组的时间到了，走在路上，我一边走，一边想:“雨下的这么大，同修们年岁也大了，他们会来吗？”可刚到学法小组，屋里亮堂堂的，几位道远的同修已经坐好，正在交流这阶段讲真相、劝三退的心得，我赶紧坐下，听同修们的交流。
没听两分钟，停电了，屋里没有了明亮的灯光，变暗了，我们都静了下来。我心里想：“没电了，怎么读法呢？要不，还是回家吧。”正想着，一位同修来了，她家离学法小组较远，同修们就问：“雨天，你怎么也来了？”她说：“我想，小L（提供学法小组场地的同修）肯定已经把学法的环境都布置好了，不来人家就白准备了，所以就来了。”我听了，很感动，大家商量，停电了，怎么办。我想：今天出门前，带了平板电脑，发现平板电脑中有手电筒功能，可以照明，虽然灯光弱，可只要把电脑放到胸前，就可以借亮读书，这样大家不就能学法了吗?一定是师父在帮我们呢！我说：“我的电脑有照明功能，大家借亮学法吧。”同修们都很高兴，但为了提高效率，大家让我读《转法轮》，其他同修听。
我们先一起学习了明慧编辑部在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发表的《所有大法弟子须知》、《致病业中的同修》，同修们认真记下文章中的要求。接下来我们按照惯例发正念、背《论语》。没有电，电风扇不转了、电蚊香也灭了。七月的北京，酷热难耐，虽下了雨，可一会儿，屋子里就有些闷热，蚊子也在耳边嗡嗡飞。但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在学全宇宙的大法----《转法轮》，学法是最严肃的事情，绝对不能被干扰。我借着电脑的光，努力地读清《转法轮》中的每一个字。读法的过程中，有的同修双手捧着《转法轮》，借着电脑微弱的余光，努力认真的看我读的每一个字，提醒我哪里读错了，我即时纠正；有的同修静静地双盘坐着，一动不动专心的听我读法。
一个多小时，学法结束了，同修们很开心，一位同修说：“蚊子在我身上叮了三个包，但我一动不动。”她发现其他同修都没有被叮包，就说道：“看来蚊子只喜欢我，不过你们没挨蚊子叮，我这三个包也值了。”我们都笑了，虽然今天的学法出现了干扰，但我们都否定干扰，坚持认真的学完法。师父说：“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转法轮》）从同修家走出来，村里还没有来电，一眼望去黑压压一片，可我们的心里却是亮堂堂的……
我是农村大法弟子，97年得法的，也算是个老弟子了。得法前我是一身的病，膀胱炎、头晕症、特别是头晕症，有时干干活就晕过去了，不能干重活，养家糊口的重担落在丈夫一个人身上。后来又添了一种病“结核性胸膜炎”，这次挺不过去，去了医院，医生在后背心抽出大半瓶子水，丈夫吓坏了。我住了十几天医院，从医院回来，炼法轮功的邻居来看我，她说：“你也炼法轮功吧，你要是与大法有缘的话病都会好的。”听了邻居的话我似乎看到了希望。就这样抱着一颗治病的心我走進了大法。
第一天来到邻居家，她教我炼动功，我炼着炼着一下就晕倒了，她赶紧把我扶起来，我趴在她家的洗衣机上，当时脸煞白，没有一点血色，出了一身的凉汗，可我却一点都没有害怕，心里很平静，现在知道那是师父已经在给我净化身体了！第二天邻居同修领我去了学法小组，同修们一人一本书，也给了我一本，我说“我没上过学，不识字。”同修说：“那你也拿着，大法是超常的，大家翻页你也跟着翻。”我听同修的话，别人读我就听、我就看，别人翻页我也跟着翻。我心里急呀，我这样行吗？我要能认识字该多好啊！我就这样坚持着跟大家一起学法。后来，在同修读法、念法的时候，我就小声跟着念，同修念一句我就跟着念一句，时间长了，我就能跟着同修的读法速度念，同修念一句我也念一句，有时同修还没念呢，我也能念出下一句，这个发现，我心里高兴啊，这不是师父给我打开读法、念法的智慧了吗！我内心里无比的感谢师父，逐渐的同修也发现了我这个现象，在小组学法时同修们就鼓励我，给我机会，耐心的引导我，让我试试。我鼓起勇气，合十，“请师父加持弟子”：“第一讲，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我在整个传法、传功过程中，本着对社会负责，对学员负责，收到的效果是好的，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也是比较好的。……”（《转法轮》）同修们都给我鼓掌，又都合十感谢师父，真是奇迹，是奇迹啊！从那以后我就能与同修一起学法了，在家我也能自学、我也能看大法书了。
学法炼功时间不长，折磨我多年的疾病都好了！每天有使不完的劲儿，我和丈夫垒大棚、搬砖、和泥，什么重活都能干了。记得那时学法还不到一个月，由于干粗活我和丈夫的手都裂了很深的大口子，丈夫找来胶布把裂口用胶布粘上，我也学丈夫把裂口粘上，半夜时手一阵剧痛，把我从睡梦中疼醒，我赶紧取下胶布，手马上就不疼了！这是师父看弟子不悟，用这种办法在点醒弟子，想想真是让师父操心啊！
九九年七二零，恶首江泽民发起了这场对法轮功惨无人道的迫害，因为恶人举报，邪恶来我家抄家，由于我提前知道了信息，便把大法书藏了起来，他们什么也没搜到，都灰溜溜的走了。但从此以后，我便失去了集体修炼的环境，就像一只掉队的孤雁，离开了集体，慢慢的懈怠了，一个人在家偶尔炼炼功、学学法，但也是走形式，达不到入心，有时心性守不住，有时混同于常人，但心里放不下大法，却又精進不起来，心里很苦。师父说：“不按法的要求做，就不是我们法轮大法的人，你的身体还给你退回到常人的位置上去，把不好的东西归还给你，因为你要当常人。”（《转法轮》）就像师父说的一样，我又退回到常人中来了，病也犯了。
一次去亲戚家，亲戚问我：“现在挺好的吧？”我说：“好啥啊！膀胱炎又犯了。”她说：“我给你两片药，这药可好使了，今天吃一片，明天再吃一片。”我忘记自己是个修炼人，当时就吃了一片，第二天不但没好，而且病情加重了，开始尿血，我心想：我是学大法的，我不能吃药啊！想到这我赶紧把另一片药扔了，扔掉药后奇迹出现了！我的病好了！师父还在管着我。也许师父看我还有一颗对大法的诚心，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就在2000年，由于拆迁搬走的邻居又回来找我，让我重新走回大法！她又把我带到学法小组，就这样在师尊的呵护下我又走回了大法！这一次我是真正的走進了大法，走進集体修炼的环境，我和同修一起学法一起切磋，在同修的帮助下我提高的很快。我知道了法是什么，知道了大法弟子的责任，知道了师父要弟子做好的三件事是什么，从此我跟同修们一起走在了助师正法的路上！
2015年诉江，我真名实姓提交了我的诉江状，并收到回执单，由于诉江，邪恶上门骚扰，把我劫持到当地拘留所非法关押15天，在拘留所里邪恶办洗脑班，放污蔑师父、污蔑大法的录像，我不听也不看，不配合邪恶的任何要求，心里就是不停的发正念或背师父的法。15天回到家中，回来后丈夫孩子因为害怕看着我不让我出门，我说：“你们谁也管不了我，我也不会听你们的。”我照样跟同修出去讲真相，他们一看真管不了我，也就不管了，这样我又闯出了家庭魔难。2016年的冬天我出去讲真相，在小区大门口摔倒了，当时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身体动不了，我心里赶紧喊：“师父救我！师父救我！”就这一念，我的眼睛刷一下什么都能看见了，人也站起来了，什么事都没有！师父就在我身边时时刻刻在保护着弟子啊！
多年来我一直坚定的走在救人的路上，我跟同修一起上午学法，下午出去救人：我们面对面讲真相、贴不干胶、挂条幅、发资料、做九评、做展板，只要是救人的项目我们都做，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们小组配合的很好，我知道这一切都离不开师尊的加持和呵护，感谢师尊！
叩谢师恩！感谢同修！
以上是我个人的一点经历，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