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研究中國的學問，在領導層的管理學上，深得孔子「溫故知新」的要領，他們最聰明和突出的地方，就是懂得學以致用，讀經典，讀史書，將古人的教誨和具體實踐經驗活用於當代，解決各種現實難題。這就是為甚麼，他們從古至今，從天皇、幕府將軍，直到當代首相和企業家們，都將孔子的《論語》和《貞觀政要》列為首要典籍的原因。

《政要》是《論語》的完美實踐

孔子的《論語》，是一部從為君者到平民等各個角度進行論述的人生總論，做人的綱要。而《貞觀政要》在日本人眼中，則是一部帝王對《論語》的具體實踐，並且是最完美、最經典的實踐。有了這兩部書，人生便不會有太多的困惑，出到社會，無論從事何種職業，都能做到心中有數。為何會這樣呢？幾千年來，中國的典籍浩瀚如海，為何日本最看重這兩部典籍呢？原因在於，這是兩部高度濃縮的精華。

《論語》是儒家經典之首，是一切儒家學問的宗旨，做人正理的教誨，後世無論出了多少著述，有多少儒家門派，不管他們多麼出名，都不過是後人從自己角度和人生經歷對《論語》進行具體實踐和研讀後得出的不同時代的各家領悟。

跟唐太宗一樣，開創出日本江戶時代三百年最繁華歷史的幕府將軍德川家康，對這一點的領悟，最為深刻。家康深知，日本要想富強，繁榮，就要辦學，對當時的管理國家的階層——「武士」進行儒學教育，並把孔子的《論語》列為最重要的典籍，如今，在日本的中學國語教科書上，都特別提到，過去的武士，只要提起學習，首先要讀的就是這部《論語》，首先想到的也是《論語》。因為其他著作，只能作為個人不同層次和角度的具體參考，如果不把握這部宗旨來讀，就無法根據日本的實際國情、民族特點來實踐出屬於自己的一套具體領悟。也就是說，不管是哪個國家，哪個民族，哪個時代，都會有不同時期，屬於自己國家民族和個人的領悟，絕對不會一樣的，但是原則宗旨不會改變。只有把握住這部綱要，才不會走偏，才不會教條，才能把經典活用於不同的現實社會。

德川家康跟唐太宗很相似，唐太宗參與統一大業，建立唐朝，完成中國古代最繁榮，達到頂峰的文明時代，而家康則統一日本，開創了江戶幕府的時代，也是日本古代文化的頂峰。唐朝與江戶幕府，都經歷大致三百年的歷史。這兩大國家「元首」，都同樣經歷過創業和守成的兩個時期，家康尤其喜歡研讀《論語》和《貞觀政要》，在做人和治國上，在成就上，方方面面都顯示出與唐太宗驚人的相似之處。這一切不禁令人聯想到，這會不會就是佛家講的輪迴，道家講的歷史的天定的安排。使得中國神傳的文化，一直保存在日本。

無論如何，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面對日本戰國時代的結束，家康需要從創業走向太平，如何守住基業的問題一下子擺在面前，你可以騎在馬上打天下，卻不能騎在馬上治理天下，處理不好，很快就會斷送辛苦得來的統一基業。家康以前的兩任統一天下的將軍，織田信長和豐臣秀吉，一個崇尚武力，喜好西洋技術，目空一切，有才無德，殘忍待人，讓人因畏懼其強大的武力而一時不敢不服，最後不得善終；一個出身下級武士，十幾歲就到處流浪，吃盡人間疾苦，頗懂人心，但是終究沒有受過上級武士才能學習的正統儒學教育，沒有學過《論語》，不懂得學問的根本就是仁德。因此，只把獲得人心，謙卑待人當作手段，一旦功成，就開始享樂淫奢，好大喜功，也斷送了江山。

所以，如何守住基業，管理好他的國家，是最大的問題，而唐太宗的具體實踐，君臣論道，無疑就是他最合適的教本，最具體的參照。兩人的經歷不僅相似，太宗時期的前所未有的繁榮鼎盛，也是最好的證據，等於告訴他，只要跟著太宗留下的政要學習，就是最好的治國捷徑，富國捷徑。因此這兩本書，成為日本治國和從商的經典中的經典。

日本經濟進入守成時代  

在當代漢學研究者守屋洋所著的《帝王學講義》中，講到，《貞觀政要》是守成時代的最高領導者的心得。這就是它成為帝王教科書，被日本代代繼承下來的原因。他提到，早在鎌倉幕府時代，當時的將軍北條政子，就高度評價《政要》，命人翻譯，入迷地學習。到了江戶幕府的家康將軍，他不僅招來著名的儒者藤原惺窩為自己講解《政要》，還命令當時的足利學校進行出版發行，向社會普及。因此，江戶時代的多數各地藩主（相當於現在的省長），都熟讀《政要》，該書成為普遍知曉的為政要領。

並且，歷代天皇，更是把《政要》當作帝王教科書，接受帝王的教育。僅僅有明確歷史記錄的天皇，就有十幾人。昭和年代，此書也一度備受關注。進入最近的三十年前，日本經濟從戰後的創業進入守成時代，一大批經濟領域的開創者，退居二線，今後，如何選擇繼承者，該交給怎樣的人，為何急功近利，一味注重才智不可取，成為了最大的課題。在這樣的現實問題下，人們又再次關注這部要典，於是當代日本從新掀起帝王學的高潮，直至今日，很多經營者都在不斷地研讀。

這些論述，讓我們看到一點，日本但凡出現問題，就會從新研讀中國古典，從新走回正軌，他們也許一時會因成功而犯錯，出現政治和經濟領域各種道德敗壞的現象，但是只要有祖先的教誨在，經驗在，傳統文化只要不被隔離和歪曲抹黑，他們很快就會意識到問題，從新復興傳統學問，並追隨先祖，明白如何溫故知新，走回正道，從新崛起。

從下一篇開始，我們直接走入這部經典，看看是否僅僅適用於守成，是否對孔子的《論語》是最完美的實踐，我們又該如何古為今用！完成我們華人自己的民族崛起。

今天的世人，即使再不懂歷史，也知道唐太宗的豐功偉業。唐人成為海外華人的代稱便是歷史的見證。人們再沒有見識，不懂治國之道，也聽說過唐太宗與群臣推心置腹，從善如流，勇於納諫，共治天下的美談，尤其是他與魏徵的故事，可謂婦孺皆知。所以，富國需要明君，明君才能納諫養德，諂媚小人才不會得勢，魚肉百姓的黑暗政治才不會發生。因此這一期的帝王學，正如大家的了解，馬上涉及到魏徵，《貞觀政要》開篇就論為君之道，而這篇內容，95%都是太宗與魏徵的君臣問答。

太宗為政  溫故知新  可以為師

唐太宗是讀史的高手，常常能從歷史的興亡得出正面的教訓，而非人云亦云，沒有自己獨到的眼光和見識。這就是孔子所教導的讀書法，學習法，讓人不要讀死書，要懂得溫故知新。這樣一來你就可以成為別人的老師了。（原文：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所以太宗就能成為後世治國的導師，一直教育著日本的天皇，也一直教導著德川家康，代代流傳。但是誰能真正實踐，真正理解，那就是各自的品性所決定的了。可以肯定的是，德川家康因此獲得近三百年的太平盛世。

實際上「溫故知新」這個成語，來自孔子《論語》的「為政篇」中，也就是說，能夠溫故知新，是為政者的重要素養，包括君臣在內，需要不斷讀史書來獲得治亂興亡的教訓和參照。孔子興辦教育，就是為了天下太平，民風善化。春秋時代的諸侯爭霸給百姓帶來無盡的痛苦，孔子深知，人只有向善重德，才能導正為了私慾的征戰。那麼治理國家的君臣，就是要首先歸正，首先接受教育的人物，只有君臣歸正，成為百姓的表率，整個國家才能歸正，天下也才能快速導正，得到太平。所以，孔子才說「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就可以導正國家和民眾了。是為政者的要務與最大的責任——教化百姓，使他們向善。而不是僅僅為了自己的權位。那麼太宗究竟是如何溫故知新，如何善導臣子的呢？

太宗答魏徵  讀史論明見

我們看《貞觀政要》第一篇「論君道」裡的這段話，就知道魏徵的才能，是太宗的善用和引導成就的，這段話是太宗針對魏徵的一次上奏書進行答覆而寫下的批奏，整段話幾乎就是太宗寫給魏徵的回信，其白話文如下：

朕看了愛卿寫的奏疏，言語懇切。愛卿的一片忠肝義膽由此可見一斑。批閱你的奏疏，常常讓我忘記疲倦，你的言辭讓我深受感動。倘使卿對國情了解不深，怎能提出如此中肯的建議，及時糾正我的過失呢？我聽說晉武帝滅掉吳國之後，只顧驕奢淫逸，不再關心國家政治。太傅何曾，退朝回家後，對他的兒子何劭說：「我每天都見皇上不談治國大略，沒有遠慮，而只說一些生活俗事，這豈非要遺禍子孫？國家在你這一代還不至於大亂，你暫且可以保命。」他又指著孫子們痛惜地說：「可是到了你們這一代，必定遇上朝廷變故而死。」後來孫子何綏果然遇上晉王室爭奪王位的叛亂，最後為荒淫的酷刑所殺。以往的史書稱讚此事，說何曾有先見之明。我的看法與之不同，我認為何曾是不忠之臣，他罪大惡極。作為臣子，上朝應思考如何指陳時政、盡忠直言，退朝時應勤於彌補君主的不足。這樣就會揚善去惡，君主好的美德得到發揚，而錯誤不斷得到糾正，此為常說的君臣同治的道理。何曾地位尊貴，權勢顯赫，應當直言進諫，匡扶時政。然而他在退朝後才說關於朝綱的言論，朝見時，在晉武帝面前卻沒有勇敢地直言規勸，說他是明智之人，豈不荒謬？國家危亡卻不知輔佐扶持，要這樣的官吏何用呢？你所上書的建議，我已認真地閱讀過了。這些金玉良言，應時時放在我的案頭，就像古代用來警示自己的信物一樣。這樣，他日必定受益，年終不久，國家必會康健富裕。因有你的扶持，我感到很安心，就像魚兒得水一樣，一切都稱心如意。你毫無隱瞞的直言和如此美好的謀慮，我回復得晚了些。此後，我將心懷恭謙，多多聽取你治國方面的高德之音。

不愧明君  讀史為師  成就德政

讀過這封太宗的批奏，就可以看出，太宗有著很高的歷史正見，作為一個帝王，他不僅能接受魏徵的建議，肯定他的奏疏，還能詳盡論述自己為何會同意魏徵的諫言，可謂推心置腹，非常真誠對待臣子。可以將內心的想法直率地告知，如同朋友一般。

有了真誠的態度，加上對歷史的正見，魏徵必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忠心輔佐。因為太宗作為君主，非常清楚，什麼樣的臣子才是真的對君主忠心的忠臣，巧言令色，諂媚迎合，奉承為能的固然是危害君主的小人和姦臣，他們言聽必從，不分是非地討好君主，為的是自己的私利，不是真正的忠心，這個不難判斷，一般帝王讀史書，大致能讀出這個見識，但是太宗更明白，讀出了更高的新意和見識，他連同不敢直言勸誡君主，保持沉默的臣子，都認為是有大罪的。他非常清楚，臣子的職責，必須敢於糾正君主的過失，否則，就會危害國家，知情不敢說，比主動迎合君王錯誤的，罪過更大，是在明明白白地陷君主於不義，眼睜睜看著國家走向滅亡。所以，太宗非常英明，等於在教導魏徵，臣子該如何做才是好的臣子，才是盡忠職守的忠臣。鼓勵魏徵敢於直言。

敢於直言，糾正君王的錯誤，是以德愛人的表現，是孔子的高徒曾子說過的君子愛人的做法，太宗當然明白這個道理，他也像曾子教導弟子們和家人一樣，教導臣子能以君子愛人的心來幫助他治國。

所以說，太宗從善如流，知錯必改，讓人以德愛他，讓君子的仁德道義得到弘揚，並用於治國，試問，誰不願意講真話，盡心幫助這樣的君王呢？小人也斷然無法有機會靠近君主興風作浪。所謂英明，正是如此。對歷史有正見，溫故知新，就可以為師，引導臣子，進而引導百姓，上行下效，百姓必然以德為榮，太平盛世自然成就。此為德政的必然。

那麼為何日本當今的學者會認為《貞觀政要》是守成時代典型的領導學，是今天政界和商界兩大領域高層領導者的教科書呢？我們下回再續。

附原文：

省頻抗表，誠極忠款，言窮切至。披覽忘倦，每達宵分。非公體國情深，啟沃義重，豈能示以良圖，匡其不及！朕聞晉武帝自平吳已後，務在驕奢，不復留心治政。何曾退朝謂其子劭曰：「吾每見主上不論經國遠圖，但說平生常語，此非貽厥子孫者，爾身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等必遇亂死。」及孫綏，果為淫刑所戮。前史美之，以為明於先見。朕意不然，謂曾之不忠，其罪大矣。夫為人臣，當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所以共為治也。曾位極台司，名器崇重，當直辭正諫，論道佐時。今乃退有後言，進無廷諍，以為明智，不亦謬乎！危而不持，焉用彼相？公之所陳，朕聞過矣。當置之几案，事等弦、韋。必望收彼桑榆，期之歲暮，不使康哉良哉，獨美於往日，若魚若水，遂爽於當今。遲復嘉謀，犯而無隱。朕將虛襟靜志，敬佇德音。

日本一直把唐太宗看作是守成時期的明君，不斷研究他的治國思想和策略，並活用於現實社會，這跟《貞觀政要》裡的一段君臣問答有關，而且這段問答，就出在開宗明義的首篇《論君道》。從這段話裡，看出太宗的三大素養:仁明武。

創業與守成，哪個更難？

在《論君道》裡，記錄了這樣一段太宗與房玄齡和魏徵的君臣問答：貞觀十年時，唐太宗問身邊侍從的大臣：「在帝王的事業中，創業與守成，哪件事比較艱難呢？」尚書左僕射房玄齡回答說：「國家開始創業的時候，各地豪傑競起，你攻破他他才投降，你戰勝他他才屈服，這樣看來，還是創業艱難。」魏徵回答：「帝王的興起，一定是在前朝衰亂的時候，這時推翻昏亂的舊主，百姓就樂於擁戴，四海之內也都會先後歸順，這正是天授人與，如此看來創業並不艱難。然而已經取得天下之後，驕傲放縱，百姓需要休養生息而徭役沒有休止，百姓已經窮困凋敝而奢侈的事務還仍然不停，國家的衰敗，常常就是這樣開始的。這樣看來，守成更難。」太宗說：「玄齡當初跟隨我平定天下，歷盡了艱辛，多次死裡逃生，所以知道創業的艱難。魏徵替我安定天下，憂心出現驕奢淫逸的苗頭，必使國家陷入危亡的境地，所以知道守成的艱難。如今創業的艱難既已過去，守成這一難事就成當務之急，得考慮和諸公一道慎之才好。」

日本漢學家守屋洋在其《帝王學講義》中，對這段話是這樣理解的：「太宗即位時，唐王朝已經擺脫創業的危機，正要進入守成的時期，太宗的話，正是面對這樣的時候，表明自己的治國意向和決斷。」守屋洋認為，從太宗的回答，可以看出要回答創業與守成，哪個更難，本就是個大難題，兩者都各有各的難處，難的內容不同罷了。不過，創業就如開闢自己獨自的道路來登山，仿佛找不到類似的雷同的經驗和方法，即使想學，也很難學習。但是守成則不同，通過對歷史王朝滅亡過程的分析，大致能找到某種程度上相似的共同點，這樣就能找到一定的方法，避免國家的滅亡。所以，即使是素質一般的人，也能摸索到一定的規律，學到有用的經驗和方法。因此，他認為，《貞觀政要》這本書，是守成時代的君主，如何吸取歷史教訓，對應政務，處理國事的心得，是歷代天皇和幕府將軍將它視為帝王教科書的最大理由。

高層領導的要責：定方向

不管日本人如何看待太宗關於守成的心得，我們卻能領悟到一點，那就是高層領導者，必須非常明白自己的主要職責，就是首先明確將來的方向，也就是說，懂得如何帶領大家，將這條國家的大船平穩地駛向正確的目標。要定出大致努力的方向。這就跟現在的企業董事長一樣，必須懂得分析自己企業的現狀，弄清自己的處境，找到自己的優勢和主要位置，定下未來發展的主攻方向。

太宗之所以會有這樣一段對創業和守成的君臣問答，很顯然，源自他所處的位置，一國之君，必須為國家定下努力的目標，否則一旦判斷失誤，就會導致沉船滅亡的危險。可見太宗非常清楚，自己已經不再是父親那一代，而是真正的獲得了一個新的王朝。面臨的主要業務，不再是到處征戰，要征服四方威脅的豪強，而是基本穩定下來，也獲得了百姓的擁戴。於是他不得不思量，如何把父親辛苦開創的，傳至自己的基業，平穩安定地傳承下去。

太宗由於正好處於創業過度到守成的時期，也同時經歷過幫助父親創業的過程，因此，非常清楚自己的處境，不僅對創業的艱難和做法十分清楚，也深知，自己即將面對的，是未來如何守住基業的問題，征戰不能用來治國，為此，他陷入了深深的思慮。可見他是一位非常理性而明智的君王。對自己的要務和責任，十分清楚。那就是一定要根據現實的處境和位置，定出合理的治國施政的方向。此為識時務者。絕不脫離現實。

謙恭的態度  明智的決斷

太宗是國家首領，當然最後需要自己下判斷，他為了明確自己未來的航向，不敢剛愎自用，而是明白兼聽則明的道理，畢竟一個人的見識和信息是有限的，領導的決斷，關係到整個國家的命運，必須謹慎，因此，他每逢有疑慮，就會跟群臣商議，再三考慮，把自己的思路，打開來，表明自己的思想，共同研究。君主勤政懂得自己的要務，思慮國家大事和方略，大臣們必然會根據君主的思考方向，踴躍出謀劃策，這才有了這場論答。於是跟隨太宗創業的房玄齡道明創業的艱難，而魏徵主要在守住基業上用心，所以強調守業的難度。兩個大臣各有見解，我們看太宗，不僅不被大臣各執己見的觀點所帶動，反而非常明白兩位大臣都是為了國家擔憂，都有獨到的見解，他很快做出合情合理的決斷，兩者都對，但是魏徵說的，更加符合現在的現實，所以他不僅道出自己的最後決斷，而且是整個細緻分析為何會這樣決定，讓大家在守成上用心，杜絕守成時期最容易犯下的錯誤，謹慎對待，不可驕奢放縱。

這樣處理政務，大家想想，不僅體諒創業時期，曾為他出生入死的老臣，認同、感激老臣的艱辛付出，同時，分析現狀，讓持有不同政見的臣子都能心服口服，原來自己的君主是這樣考慮問題的，真的是明智通透，還交代的清清楚楚，毫無隱瞞，開誠布公，讓創業的老臣不至於心寒，還理解了君主的英明決斷，大臣之間也絕對不會因政見不同而鬧出矛盾和幫派。這就是太宗堂堂正正，謙虛謹慎，推心置腹的素養。關鍵還是為人的修養。帶臣子既能謙恭體諒，又能擁有英明的見識，不會被大臣的偏執所左右，勇於決斷。

帝王三大素養：仁明武

這就是太宗作為帝王的三大最優秀的素養——仁、明、武。仁，就是要體恤臣民，君王最大的仁，就是清醒認識自己的主要責任，永遠要把握正確的航向，善用各種人才，治好國家。為此就要兼聽謙恭，廣開言路。天下事和大局才能把握好，不至於判斷失誤，陷入滅亡的處境。能仁者，必懂體恤百姓，也就能明白事情的輕重緩急，這才能區分大臣不同的見解，哪個才是當務之急，哪個是長遠的方向，哪個不合時宜。此為明。有了明智的見識，就能夠當機立斷，此為武。

附原文：貞觀十年，太宗謂侍臣曰：「帝王之業，草創與守成孰難？」尚書左僕射房玄齡對曰：「天地草昧，群雄競起，攻破乃降，戰勝乃克。由此言之，草創為難。」魏徵對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亂，覆彼昏狡，百姓樂推，四海歸命，天授人與，乃不為難。然既得之後，志趣驕逸，百姓欲靜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殘而侈務不息，國之衰弊，恆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則難。」太宗曰：「玄齡昔從我定天下，備嘗艱苦，出萬死而遇一生，所以見草創之難也。魏徵與我安天下，慮生驕逸之端，必踐危亡之地，所以見守成之難也。今草創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者，當思與公等慎之。」

日本自古將《貞觀政要》視為帝王教科書，不僅源於其具體講述了很多守成時期的治國要領，更重要的一點，就是此書一直圍繞著「為君之道」在展開具體各個方面的論述，非常系統完備，也即是說，該書不僅僅在講具體的君王的業務處理，而是把唐太宗這位君王為何會這樣做決斷，為何會這樣處理政務的道理，宗旨，講的明明白白，這不僅對高層領導能起到培訓的作用，對一般人如何與人相處，如何與人交流，處理工作和業務也是大有啟發和裨益的。

帝王教育關係百姓的命運

古代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都會把帝王教育看得最重要，原因很簡單，他的言行舉措，關係到整個國家和百姓的安危，一國民眾的命運，幾乎就掌握在他的手中，因此作為帝王，中國講帝王無私事，會被賦予極高的要求，現代人所說的隨性而為，是不被允許的，比如宋徽宗，之所以會被金國擄走，並非因為他個人有多麼殘暴，相反如果他僅僅是一位普通人，還是一位難得的才子，詩詞歌賦等文學修養也很高，歷史對他的評價，也是精通音律和書畫，文藝素養很高。如果他只是一位普通文人，只從事自己所好，也不為過，但是宋朝卻因此積貧積弱，這不是音律書畫本身有罪過，而是作為帝王，不可以此作為要務。

帝王是奉天命照顧國民的天子，能夠履行好這個天命，勤於政事，憂慮天下大事，才是其要務，而宋徽宗，卻沉迷於音律書畫（只把音樂等技能的修習當作娛樂消遣所用，失去了古代聖王用音樂等藝術治國修德的正用），對選賢任能的大事不用心，以至於奸臣為禍，小人得志，蒙蔽視聽，這才使得國家民不聊生，外族侵犯。奸臣儘管有罪，但畢竟最後卻是宋徽宗自己所選擇任命的，自己不明忠奸給小人機會為惡所造成的。岳飛最後被奸臣秦檜所害，國家百姓備受欺辱，就是奸臣當道的後果。

從這個意義來看，坐在帝王的位置，卻不履行帝王的要務，不管作為一個普通人，你在其他技能上是如何突出和優秀，都是犯了大罪。帝王的喜好和為人，決定著國家的走向，所以是首先要接受嚴格教育的對像，不僅僅要接受一般的基本教育，還要在自己的本分和要務上，親自去實踐作為帝王的仁道，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古代的大儒，之所以被國家請為帝王之師，嚴格教導皇子，為的正是這一點。而古代一開始的教育，原為貴族皇族的教育，也是這個原因，越是地位高，責任越大，影響越大，對其個人的要求也就越高，這就是為何在儒家首部經典《論語》中，闡明學習的基本要點就是成為有仁德的君子後，第二篇就是「為政」篇的原因。

經典的價值：開宗明義  匡扶正道

那麼針對從政者，這些具體管理國家，影響百姓和國家命運的君臣，孔子是如何教導的呢？是不是很複雜很難懂呢？是不是很高深，一般人無法理解呢？絕對不是的。

古人著書立言，有一個特點，就是開宗明義，恨不能將自己所要留給後人的道理，講的清清楚楚，誰看都能理解，馬上就能實踐，這原本就是立言寫書的目的，不是為了炫耀自己懂得多少深奧難懂的辭藻，如何能把人給繞糊塗了為能事，而是要匡正人的思想，造福後代。只不過當年古代的語言，是古語，當然對於現在的人來說很難懂，其實對於當時的人來說，就是很普通的語言，所以真的不難。人活在世間碰到的煩惱和難題，幾千年來，沒有本質的改變，是相通的，不過是語言表述不同罷了。

所以，我們看宋朝開國宰相趙普，就憑孔子這部《論語》，就能輔佐開國帝王趙匡胤開創天下，也能治理天下。為甚麼呢？就是因為孔子的教導，記錄進《論語》的，都是簡單易懂的語言和道理，都是開宗明義的，誰都易學易懂的。那麼《貞觀政要》的作者也不會例外，他不就是儒生嗎？他當然知道儒生的要務和著書的目的就是導正國家。他當然也會把自己記錄太宗君臣處理政務的目的寫的清清楚楚，那就是針對從政者，尤其是君王，講明為君之道。所以，一切的內容，都會圍繞為君之道來記錄和整理。期望成為後世帝王最好的榜樣和培訓內容。絕不是歷史事實的簡單流水帳的記錄。因此開篇就是「論君道」。

那麼回歸正題，看看孔子到底在「為政篇」中，講了什麼樣的「為政要道」。懂得了這個要道，再來看《貞觀政要》，就會變得十分簡單。

「為政以德，譬如北辰」的真義

在《論語》的第二篇「為政第二」中，開宗明義，起筆就直奔主題，開門見山，一語道破天機，那就是「為政以德」四個字。是不是很簡單呢，很好懂呢？孔子一生講的就是仁德，為政以德，那不就是以仁德治國施政嗎？仁德是什麼，仁德不就是「人德」嗎？不就是人該奉行的做人的道德標準「仁義之理」嗎？作為君王或者臣子，手中握有權力，其仁義不就體現在要拿手中的權力來仁愛百姓，施行仁政嗎？今天講的人道精神不就是仁道精神嗎？仁者，人也，這能是偶然的嗎？所以帝王的手中權力，不是為私的，是用來照顧百姓的。

那有人可能說了，哪裡會這麼簡單，「為政以德」底下，不是還有話嗎？對，就是底下的話，讓今天的人感到很是困惑，以為孔子講的是要維護帝王的權利和地位似的，要完全不分是非地服從於帝王的感覺，這是後人誤導的結果。我們看看這句話的原文全貌：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大家看看，這句話其實多簡單啊，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孔夫子說，治國為政，要重德，怎麼重德呢？譬如北辰，也就是北極星，定位在核心，不變不動，其他眾多的星辰都要圍著北辰，以北辰為核心來運行。

這裡哪個字提到權力地位呢？沒有，那個譬如北辰，明顯就是在打比喻，給如何理解「為政以德」在打比方，讓人進一步理解，如何具體以仁德為政，德就是一切政務展開和執行的核心，任何政事都要圍繞德這個北辰來展開，以它為標準。以德為核心，德就像北辰一樣，是你們治國者的方向，準則，宗旨，絕對是不變不動的。

真不知道到了最後，為何會被後人歪曲成權利和地位。成了強調至高無上的帝王權威，不可違背，絕對服從的解釋了。明明講的是道德為核心，明明是在教導帝王要把德看作北辰，不可動搖，結果在中國大陸的解釋和電視劇的解讀中，變成了現在的曲解。

日本經濟之父的澀澤榮一，在其講義中，也對此論述得十分清楚，他也說，孔子告訴我們，要把德看成是跟北辰一樣，是不變不動的原則，所有的行為和舉措，都要以德為核心，圍繞德來展開。那麼具體的，我們留待下次再續。看看最終，古人有宗旨的施政和我們今天個人的人生，有什麼本質上的聯繫和啟迪。

日本人的生活中處處體現儒學的文化，比如日本商店出售廉價商品，經常會註明「お德」的字樣，甚麼意思呢？就是說東西很便宜，買它很划算，能夠得到額外的利益。這裡的「德」就是「得」的含義。它用的是中國古人對德字的理解：有德者才有所得，兩個字同音，含義深刻。又比如，日本把家務叫做家政，各種家政大學也都屢見不鮮（註：1949年前，在大陸的大學就有家政系，中共篡政後，就沒有家政這個提法了）為甚麼會這樣呢？這一切其實都源自儒學的教育。本質上是儒學的帝王學思想早就深入民間百姓，連婦女持家都會運用，都是為政學問。

澀澤榮一領悟的「為政以德」

我們先來看看日本的資本經濟之父澀澤榮一對孔子說的「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這句話的解讀。看懂了他的解讀，就會明白帝王學不僅僅是治國的學問，連管理家務，都會涉及，其核心不是別的，就是一個德字。

澀澤認為，孔子這句話說的是：「施行政治，必須常常將道德置於核心的位置，甚麼意思呢？打個比方，就如北極星，經常處於一定的位置，不變不動，滿天的星辰都會以北極星為中心圍繞它而運轉。」意思是說，政事要圍繞道德展開，道德是核心，無論制定和實施什麼樣的政策政令或者法律，都不能動了這個根本的原則和宗旨。而且，他還對政治給出了明確的解說：「說起來，政治不僅僅限於國家，一個會社（公司）的經營，一個學校的管理，一個家庭的維持，都是政治。」

甚麼意思呢？其實這是對曾子「修身，持家，治國，平天下」這句話的領悟和理解。說白了，曾子的思想來自孔子的親自教導，孔子從仁講到孝，從孝講到忠義，就是從家庭講到社會，一切都圍繞仁德在講話。因此，曾子領悟後，總結成這樣一句話，為的是讓從政者，記住從修身開始。顯然澀澤榮一懂得如何在明治時代，根據當時的社會現狀，活學了曾子的思想。

從家到國，事物的處理，只是規模不同，本質並無太大區別，所有的政事家事，都是以修身重德作為基礎的。除了自己單身一人過日子，不算政治，只要你有家庭，需要管理整個家，為家庭負責，存在上下長幼，夫妻兄弟等關係，就是有了人的管理和義務，就開始出現政事上的治理。

一個家庭，涉及到經濟，農業，教育，健康，家規，一個國家，不也是主要涉及這些事物嗎？只不過家規變成法律，只不過這個家太大了，需要專門的官員來管理負責。這才出現了官員的任命和選拔。所以家和國，只是規模不同罷了。

從《紅樓夢》寶釵治家  看「為政以德」

我經常談及《紅樓夢》，原因在於，它記錄了很多大家族裡的女子，如何治理家庭的事情，這是其他古書和小說不同的地方，把古代治家的思想和做法，都寫的非常仔細。尤其是女子治家，不同教育和性情，造就了不同的結果。我印象最深的是薛寶釵和王熙鳳，她們兩個，一個德才兼備，一個有才無德，因此下場截然不同，王熙鳳貪財枉法，待下人十分苛刻，病的時候，下人落井下石，連賈母喪事都辦不好了，死時無人憐惜，一張草蓆裹屍，十分悽慘。但看了薛寶釵的治家之法，就會發現，結局完全不同。

估計大家都對薛寶釵替病重的王熙鳳管家的那一段故事非常熟悉，寶釵被王夫人請來跟探春一起替她管家，發現很多帳目都是浪費，為了糾正浪費，節儉家用，兩位小姐改變了一些做法，這裡特別想說的，就是她們為了省下大筆費用，決定改變大觀園的管理方式，將原先花大筆錢請人打理花果樹木的事項，變成承包給原先自家管事的老媽媽們，發揮這些下人的才能，這樣一來，媽媽們可以自己做主管好花果香草和各種動植物，各自管轄的園林出產的東西，除了一部分提供給住在大觀園的公子小姐，還能出賣，然後出賣的錢財還能變成家族的收入，這樣一來，不僅不用花錢請人管理園子，還有了收入。

探春因此非常高興，寶釵這時非常清醒地提醒她，莫要只顧自己有收入，就忘記這些老媽媽辛辛苦苦一年下來，也要讓她們有收入才行，自己這裡，象徵性收一部分就好，剩下的，就是她們自己的。這樣一來她們也就會盡心盡力。否則，就會變成見利忘義的市井小人，招來怨恨，提醒探春莫要忘了孔夫子的教導了。

兩個受過教育的女子，管家時談論起了孔子的學問，大家都聽不懂，其實就是管家事，不能忘記以德為核心的意思，不能忘記顧及別人的生活，否則，就會涼了下人們的心。結果媽媽們聽說了都對寶釵十分感恩敬服，用心做事。

說白了，只要讀過《論語》，誰都會知道為政以德的這句話，但是差距就在這裡，王熙鳳雖然出身大家族，但是沒有接受過四書的教育，只是從小看見母親等長輩管家的手法，見多了自然就會，她缺少的，就是德，因此，不得人心，而寶釵，待人厚道，上下皆服，眾人誇讚，可見儒學正統教育的重要。受過這些教育，連女子管家教子，都會得心應手。

活用於現代治家

有人會說，那是古代大家族，有機會管理這麼大的家務事，手下管事的人也很多，當然像個小社會，可是現代的一般家庭就那麼簡單幾個人，好像為政以德的教導用不上。我簡單講講自己處理過的一件事。

記得很多年前，丈夫在北京開公司，公婆年老了身體不太好，就想跟兒子過，急著要把自己的房子賣了，然後讓兒子再出一部分錢，合起來在北京買房子，因為丈夫當時住的是租的房子，老人覺得租的房子住得不踏實，不是自己家。催著丈夫要買房子。然後老人要搬到北京跟著兒子一起過日子。

北京的房子當時貴得驚人，丈夫覺得買房子將來會迅速降價，一定要後悔，而且北京空氣很不好，萬一老人離開原先住的地方，突然對這裡的環境不適應，後悔了，要回去，可是不好辦，那時候再賣房子，就會出現驚人的差距，損失太大，老人又要心疼，說不定會病倒。丈夫被催得急，又是個孝子，不知如何勸說老人，不答應他們，怕老人傷心兒子養大了不知孝敬，答應又覺得很不妥當。為此跟我訴苦。

我當時想了想，如果我老了，會不會也急著身邊有兒子在，會安心，老人的心我必須理解。不能埋怨，但是完全聽公婆的，又真的不太妥當，那麼如何讓老人能聽進勸導，又不誤會兒子不捨得花錢呢？於是我突然想到把我們家的存款大部分提出來，存到老人的帳下，這樣他們就不會懷疑我們不捨得花錢了，然後再跟他們講不買房子，先租房子的道理，過來住一年後，如果覺得很適應，再決定將來買房的事也不晚。

丈夫聽到後很吃驚，如同開竅一樣，高興地謝謝我為他解決了難題。結果老人根本不要我們的存款，也聽進去了兒子的話，理解了兒子，買房就作罷了。丈夫問我為何能想到這個好辦法，我說，人只要心存善念，懂得考慮別人，自然有靈感。

所以說，為政以德，同樣適用於現代家庭。

這一期，我們以一則日本現代企業故事為例，探討讓人從內心臣服，自覺聽從命令的根本法則和智慧。看看帝王學如何活用於現代企業的管理。

部長新上任  下屬拒不聽令  

當代日本企業顧問小宮一慶，為了形像生動地教育企業領導應該如何管理員工，進行企業的經營，以長年指導各種企業出現的問題為核心，寫了一本名為《成功する上司》（意為：成功的上司）的書籍，用以指導人如何成長為一個成功的企業領導。該書以小說的風格，描述了一位企業部長不斷遇到難題，不斷陷於困境，又不斷走出困境的成長過程。由於是根據現實而來，很大程度反映當代日本企業家的核心經營思想。

我們學習帝王學，為的是活用於現實生活，指導我們的人生，因此，這裡就講講該書筆下的部長，是如何解決第一個問題的。他碰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如何讓手下聽從自己，自覺配合他進行部門的調整和改編。這樣的問題，估計是身居上位者最希望得到解答的問題。所以，該書就從這個問題開始展開。

一個頻臨倒閉的中小企業被日本物產的母公司收購，等於救了這家小公司的五十名員工。主人公山村被母公司委派到這家剛剛收購的子公司，成為第一事業部的部長。他肩負重擔，要在三年內將赤字虧損變成黑字運營。頭一年，必須達到赤字減半，否則，無法扭轉乾坤，就無法真的救活這家企業。於是山村被升級，從領導幾個人的小領導，變成了領導50人的事業部部長。壓力不言而喻。

他離開母公司，前往這家子公司，第一天上班，就明顯感到這家公司的社風非常不好，產生了厭煩的情緒，從待人接物，到精神狀體，處處都無法與母公司相比，但是這些他還無從顧及，他最大的要務，就是一年裡如何達成赤字半減，為此，首先就要進行部門的調整，變成跟母公司一樣的編制，把五個部門調成三個部門。好讓子公司能接受母公司的庇護與幫助，業務協調一致，否則，就無法改變目前的赤字虧損。此為當務之急，是從一開始母公司收購時就定下的計劃，根本沒有退路。

本以為一切會很順利，沒想到幾次召開五個分部的部長會議，講明要調整部門編制，五個縮減成三個，沒有一個部長同意，全都以各種理由消極對抗，無人聽令配合，這讓他始料不及，本就對這個子公司的風氣沒有好感，加上覺得自己原先的母公司好歹救助了他們，怎麼就不知感恩，還如此抵抗，心中十分不快，覺得這些人素養太差，好幾次都想乾脆直接下命令，不必問他們的意見了。

作者指出，這種強制的方法運用到這些原來的各個分部的老部長身上，必然讓全體員工產生叛逆情緒，今後的工作，會更加棘手，眾叛親離的局面，極有可能發生。對於這一點，山村還未意識到，他只是又急又惱，從母公司來到這裡，一切都感覺很陌生，自己就像個外人，不受歡迎，無人願意聽從他的話，感到除了強制下命令，實在無路可走。他從未想到過，問題正是出在他自身的修養。

人無德   雖令不從

山村找到母公司原先的上司，向對方訴苦，沒想到上司首先責怪的不是子公司的員工不配合，而是首先打量山村的打扮，告訴他，這樣體面的穿衣方式，跟子公司的樸素風格不合，如此等於告訴他們，我來自優越的母公司，是你們的上司，來指導你們了，是一種高高在上的姿態，如何跟大家融洽呢，本來自己就來自名聲好的母公司，本來對方就幾乎倒閉，有自卑感和恐懼感，覺得會被裁員，擔心新來的領導會不會藉助改編，把員工裁減，減輕負擔，他們失去原先社長的庇護，新來的會如何對待他們，心中本來就不安，結果見你一來就高高在上，衣著體面，顯示與他們不同的優越感，如何能打開他們的心呢，大家必然敬而遠之。（高傲的態度實為不正不仁）。

上司的教誨讓山村恍然大悟，他沒有站在子公司的立場考慮問題，忽視了他們的不安。他們怕被解僱，這些下屬的老部長，更是年紀大了，有家有口需要撫養，不能解開他們的心結，如何讓他們積極配合聽令呢？於是山村找到問題所在，是自己不夠成熟，不會當領導，忽視了他們的感受。

顯然作者是想通過山村的問題，告訴企業的高層領導，碰到難題，碰到屬下不聽話，要看自己是否懂得身正仁愛：照顧好自己的員工，解除他們的不安，才是自己身為上司的責任，態度還要謙恭有禮，不可因為自己身居上位，就動不動使用職權來強行施壓，這是無德無能的表現，會招致怨恨，帶來諸多後果。

其身正   不令而行

很快，山村改換比較樸實的衣服，跟大家一致，消除高高在上的優越傲慢的態度，然後，照顧下屬的心理，為讓他們每個分部部長都能暢所欲言，了解他們的實際情況和擔心的心結，分別談話，併到公司外的適合輕鬆談話的飲食店，耐心問話。問家庭情況，孩子的情況，表示關心，從年齡最大的部長開始。

很快，部長們發現山村很有人情味，懂得考慮他們的生活，撫養妻兒的不易，自然就改變態度，消除戒備心理，將大家怕裁員的擔心據實以告，也知道深受母公司的救助之恩，十分感激。彼此開始以誠相待，敞開心門。

山村也將為何要改編部門的原因詳細講明：為取得母公司的援助，提高業績，扭轉虧損，改編部門是必須走的一步，也只有這樣，才能真的避開裁員的後果。表明改編部門不是為了裁員，只要公司經營越來越好，他是不會裁員的，相反，如果不儘快進行調整，母公司就無法援助，很多業務就不能交給子公司，最後真的無法讓業務好轉，不想裁員也不得不考慮裁員了。因此，希望各位回去說服底下各自管轄的員工，大家積極配合，同心協力度過難關。

很快各部部長都改變抵制情緒，主動配合，說服各自的手下，沒有強行下令，這一困境終於得到完善的解決，成功走出第一步。山村也通過這件事，開始真的被子公司接納和認可，這才成為真正的上司。

可見孔子講的「為政以德」可以用在任何時代，帝王學的核心，就這四個字，教育的核心也是一個德字，幾千年來，我們中國的正統教育是做人的教育，家庭講言傳身教，養不教父之過。父母的言行舉止，就是子女的典範，父母正，則家安子孝；帝王是國父，臣民是子民，帝王待臣民要愛民如子，以身作則，同樣要言傳身教，慈愛而正派。這樣一來自然上令下行。

孔子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篇》）說的正是此意。公司領導要想員工心甘情願地服從，必須仁愛，身正，懂得自己的職責是照顧好他們的生活，以德行感化他們，以正理善行教導他們，成為公司的典範，員工自然樂於效仿和跟隨。

前邊我們一直在講，孔子為我們留下了為政以德的從政宗旨，是人所能了解到的最高的管理智慧。也可以運用在日常生活。但很多人可能還是以為，這些聖賢大道理，不實際，我們更需要來點實惠的東西，因此總覺得做人重德跟自己毫無關係，只要不犯法，學會看得見的經營手法，更加實際。為何非要懂得做任何事情，非要有什麼高尚的宗旨呢？

原因很簡單，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自信地主宰自己的人生，從根本上擺脫受制於人和事的困境。之所以要從帝王學的角度來講，那是因為，從一個很大的高度學會處理問題，其他的事情，就會變得非常的簡單了。

從失去傳統宗旨的病態醫療談起

今天的人，看問題變得複雜，就是因為無論做任何事情，總是陷入具體的症狀來解決事情，結果越處理，問題越多，就是看不到其根源，無法根治。包括自己的人生。比如我們說說大家最關心的健康話題。也許通過對現代醫學的思考，就會明白正確的宗旨會起到怎樣的關鍵作用。其道理是相通的。

我們無論是否學過醫學，都會有一個困惑，那就是為何現代醫學會走向藥物開發的越來越多，而不治之症也越治越多的死胡同當中，無論是精神還是肉體，都一片混亂，奇奇怪怪的症狀是越治越多，越治越複雜，醫學已經讓人感到絕望。許多西醫大夫都直言不諱地著書表達出對現代醫學對症療法的指導方向的控訴和譴責。如今的大夫，將人體分成局部，並且發燒了退燒，過敏了就不讓人體發揮對有害物質進行防衛的機能，也就是讓人體的這些機能失去作用，那麼痛了，就讓你感覺痛的能力被抑制住，於是症狀感覺不到了，表面迅速舒服了，可是造成病的原因卻無人關注，於是這個病就長期存在，於是就要長期吃藥。而藥也是毒，很快，人們的身體越來越弱，毒素越來越多，各個器官的功能開始病變，各種綜合症就來啦，來了怎麼辦，這裡痛，那裡疼，沒辦法，大夫也分析不明白了，只好繼續開藥。眼前的藥不足以應付新的症狀了，那就繼續研發不讓那些奇奇怪怪症狀出現的藥物，繼續抑制人體機能。總之病因沒找到，病也治不好，但是暫時讓人體各種機能麻痹，一吃藥就感覺不到痛苦的藥物越來越多，吃的量也越來越大，最後人體機能全部混亂，被宣告再也無藥可救。也就是說，今天的人，人人都可能陷於終身吃藥，樣樣病都會變成不治之症的絕境。

這究竟是為何呢？一句話，就是遠離正確醫療宗旨的結果，將傳統醫療尊重人體，珍惜生命，將人體看成是與天地自然一體，是一個完美小宇宙的根本觀念丟失了，捨本逐末，無法將病看成是整個人體生病，也不關注精神的因素，都在表面的、很小的局部來看待病症，因此根本無法把握病的來龍去脈，從醫理上，就出錯的話，那麼所有的發展就會走向末路。那麼是否有大夫意識到了呢，當然有，比如美國知名的胃腸內視鏡專家新谷弘實，不就是意識到了這一點，借用中醫古老的自然宇宙觀，將人體看成整體來治病，關注人的生活作息，在這樣的指導下，成功發現很多疑難病，善用現代醫療技術，而變成了世界名醫了嗎？

傳統醫療為何高明

我們古老的中醫，病理很簡單，來自古老的宇宙觀，來自修道的黃帝與其師父問答留下的《黃帝內經》。就是陰陽體現在人體的理論。簡單地說，人體由陰陽構成，陰陽調和，人體處於正的狀態，就不生病，陰陽失衡有偏，就會出現機能混亂，於是病症就發生了，而陰陽分離，生命就死亡了。也就是說，無論你是擅長針灸，還是擅長用藥，一個大夫，如果不知道這部經典的核心宗旨就是導正人體的陰陽處於調和的狀態，那麼你同樣不會用藥，同樣不會下針，即使你把人體經絡和穴位的位置學得多麼清楚，藥物性能懂得多明白，你照樣不會用。因此學習了技術，不等於會看病，你必須知道為何要學習這些臟腑知識，為何要掌握經絡和穴位，無論你學習何種技術，都要有正確的醫療觀來指導。離開陰陽觀，是不會治病的，學到的技術，就無法靈活運用。所有的技能，就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導正人體陰陽的位置，處於相互調和的狀態。一旦回歸平衡，所有臟腑和神經功能就都自動歸正，因此多複雜的症狀也就突然消失了。

一句話，治病要的是歸正人體，讓人體自己恢復正常運轉的機能，現代醫學不也開始明白了嗎？免疫學不就出現了嗎？研究來研究去，不是還得依靠人體免疫細胞的機能，模仿人體如何產生免疫細胞的機能來做實驗嗎？不是發現，最合理，最方便廉價的，能力最高的還是人體嗎？人體的免疫力才是最好的藥物，才能真正抵抗癌症和病毒性的病症。人體完美的機制，至今無人可以複製，也始終就是個謎。人怎敢不尊重和珍惜奧妙無窮的人體呢？怎敢不謙虛地向人體和自然學習，盡全部力量保護好並順應人體和自然本身來歸正人體呢？失去了正統的醫療宗旨，一切研究都處於本末倒置的情形，失去了方向，失去了統帥，大量錢財用錯了地方，醫療貴得驚人，人體被弄得千瘡百孔，百病滋生，苦不堪言。這就是現代醫療的病態症狀，失去了正統的宗旨，就陷入了絕境。

面對病態社會與人生

我們今天的社會同樣如此。法律越定越多，無法解決的各種亂象也越來越多，當然家庭的問題，婚姻的問題，孩子的問題，政府和經濟的問題，多的根本無法面對，複雜的就像生病的人體，不治之症多的讓人疲於奔命，最後只能依靠法律條文的制定來限制各種亂象，法律多的讓人到了不知道如何生活的地步。然而，人們依然看不到希望，學說也多如牛毛，一個個都治標不治本，到最後，人們都糊塗了，也茫然了。找不到出路。

說起來，很多事並不複雜，歸根結底，是拋棄傳統教育重德的宗旨，依賴治標不治本的法律的結果，本末倒置的結果。因為人們受到的教育是不看全局，沒有宗旨的教育，因此，無論學任何東西，學到的就只是具體的業務和技術，因此學得很累很繁雜，學了一生，不會運用，原因就在，我們從一開始就不知道自己為何要接受教育，為何要從事醫學，為何要經商，整個社會沒人教導你如何確立正確的人生宗旨，如何在這個宗旨下，確立方向和目標，因此孩子們，毫無目的，毫無熱情地接受各種知識，學得很累很鬱悶，大人們只會告訴他們，為了生存，為了出人頭地，為了利益金錢，總之，要不斷躋身上層，就要變得比任何人都要聰明，都要無所不知，要讓天下所有的信息和知識都裝滿了大腦，要很忙很忙，要學很多很多，要跟上潮流和節奏，否則被社會淘汰，從小學到中學，我們求名次，求高分，害怕落於人後，所有的一切，就只是為了各種學科的大量新舊信息和知識裝進腦中。我們的孩子，最後變成了一部人體電腦。

在激烈的競爭中，大家身心疲憊，漸漸失去自己主宰人生的見識和能力，沒有了統帥自己的宗旨和智慧。所以才會如此迷惘，即使物質很豐富，享受很多，卻感到疲憊不堪，活得沒有價值和幸福感，總被各種亂象糾纏不清，活得無奈絕望而患得患失。要想治好這一切，就讓我們從正確的宗旨學起吧。先從古老的帝王學尋找出路吧。

我們說，從家庭到國家，只要存在人的管理，就屬於廣義的帝王學的範疇，規模不同，但處理問題的核心智慧卻是相同的，治國和治家，最關鍵的就是一個德字。孔子說的「為政以德」是第一次從具體的也是最重要的處理國政的職業角度闡明德的實際作用。也就是如何運用德來展開國政了。因為德就是所有職業的宗旨，離開這個宗旨，無論你擁有多高的專業技能，都可能淪為隨意被人操控的利器。當然也就會見識狹隘，無法掌控全局，極易處於被動的局面。

日本近代宰相導師「安岡正篤」就曾明確指出，光有專門業務能力或者技術能力的從政者，不能被叫做政治家，只能說是一味執行具體業務的業務家。兩者區別就在於見識的不同，器量的不同。其實我們說白了，這就是德行不同的外在表現。德的大小真的就決定著智慧的大小。

政治家不是業務家

安岡正篤研究宰相，同樣離不開中國的歷史，他在說明政治家與業務家的區別時，舉了兩個例子，都是中國古代的名相。其中一個是大家比較熟悉的丙吉問牛的故事。

這個故事出自《漢書．丙吉傳》。大概說的是，漢朝漢宣帝時，暮春的一天，宰相丙吉外出，遇到行人鬥毆，看到路邊躺有死傷者，但丙吉卻不聞不問，驅車而過，侍從感到太奇怪了。不曾想過了一會兒，看到老農趕的牛步履蹣跚、氣喘吁吁時，丙吉卻如臨大敵，十分驚異，馬上讓車夫停車，詢問緣由。

下屬覺得太過不解，於是問丙吉何以如此重畜輕人。

丙吉回答說：「行人鬥毆，有京兆尹等地方官處理即可，我只要適時考察其政績，有功則賞、有罪則罰，這樣就可以了。丞相是國家的高級官員，所關心的重點應當是國家大事（不是這些鬥毆小事）。而問牛的事則不同，如今是春天，天氣還不是太熱，那頭牛如果覺得天太熱而喘息，那麼現在的氣節就不太正常了，農事勢必會受到影響。所以，我過問了牛的事兒。」

安岡正篤認為，這才是真正的政治家，不局限在具體的業務，而是把握全局考慮問題。他的說法有對的地方，但並未觸及到根本。

看丙吉如何認識宰相要務

大家看這個故事，丙吉並非不關心人的性命，相反，這才是宰相真正愛百姓的方式。他心裡很清楚，地方發生鬥毆事件，自然有地方管理治安的機構和官員來處理，他只要監管百官的德行政績，為君主慧眼識人才，選賢任能即可。當然有罪者，瀆職者，就要懲罰告誡或者撤職。做好這些事，有德的賢能官員，自然就能處理好這些鬥毆的事件，從根本上照顧好全國各地的百姓。如果各地官員德行有虧，那才是真的危害百姓。宰相一個人就算再有精力，再心疼百姓，也無法全國各地一一親歷親為去處理這些事情。所以，為君主慧眼識人，選拔有德賢能，才是宰相之德政，才起到宰相本質的作用，才能真正讓人，讓百姓受惠。

而他見牛喘氣，意不在牛，而在人，擔心的是節氣不正常，影響農事，這關係到整個國家的生計，是百姓存亡的大事。如果農事出問題，發生饑荒，那才是最可怕的，死的人就不是一個兩個了。

也就是說，宰相在替君主把握全局，非常明白自己的要務是什麼。他不是做具體業務的人，而是識人用人者，這一點安岡正篤說的不錯。但是問題來了，人們也可以說識人用人就是宰相的具體業務，在這個位置的人，應該還是掌握了具體業務的操作的。其實說法應該反過來，有多大的修為，有多大的仁德，就有多大的氣度和見識，自然就能把握全局。自身無德，就無法公正無私，胸襟器量自然就小，就愛聽好話，眼界自然就低，見識自然就狹隘，識人也就不明，把握全局就更做不到。

宰相為政  德是統帥

那麼宰相該如何識人用人呢？什麼才是標準呢？很簡單，以德為宗旨為統帥，第二才是看才能，否則必然天下大亂，自己的宰相之位甚至性命也必將不保。

宰相選拔官員大權在握，可以說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很多時候，國家命運就掌握在宰相的手中。他如果結黨營私，對百姓無仁愛之心，只想著維護自己的權勢，就不能一心想著如何照顧好百姓，那麼他選拔的官員，就是能夠投其所好，奉承自己，維護自己的諂媚之徒。以權謀私，欺壓百姓的腐敗政治，就會發生。反過來，自己也會被人利用和擺布。孔子說，巧言令色，鮮矣仁。這些諂媚奉承者，都是為了自己的私慾，沒有人會真心待人。最後不過相互利用。宰相如果無德，屬下百官自然無德，自身也就逃脫不了被人利用和出賣的結局。

所以，一個有仁德，講道義的人，自然就會站在自己的位置，思考如何為政以德，就是如何在宰相主要政務上圍繞德來展開。所以丙吉就會在替君主選拔賢能，監管百官的宰相政務上圍繞德來進行。以道德標準恆定官員政績，選拔人才。他做的，基本上就是帝王的主要政務了。也是帝王學的主要內容。只不過這樣一來，帝王選用宰相的眼光就變得很關鍵了。眼光錯了，就會被奸臣所害，被奸臣利用和擺布。秦檜就是大家最熟悉的例子，出賣國家，害死岳飛，讓宋徽宗父子受盡屈辱，被金國囚禁，不得回朝。宋徽宗可謂歷史上因用人不當，反受其制，最受屈辱的皇帝了。

結語

這個故事，其實講明了兩點，一個就是為政者因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主要業務，不可不察。這也就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其中一個具體的理解；另一個就是最關鍵的，不管身處何種位置，處理何種政務，都要本著一個德字來展開，否則，不但毫無智慧，還會出亂子。比如這個宰相的政務，如果他僅僅知道自己的政務，但是卻無德，選用的都是以權謀私，貪贓枉法之徒，那麼不久國家必亂，人心必敗壞，各地動亂不止，到那時，宰相之位也坐不穩了，各種焦頭爛額的事也就接踵而來，必然不得善終。歷史上這樣的教訓太多了。

因此，不在其位雖然不謀其政，但是在其位者，必須謀德政。如果不謀德政，就沒有資格坐在那個位置上，即使坐在那裡，也坐不穩的，坐不長久的。帝王無德，會被推翻，宰相等官員無德，會被彈劾，或者招致牢獄之災。這樣的情形，今天的中國還在發生著，只不過惡報的時間早晚不同罷了。

當然，這也就是為何古代聖賢娶妻重德，選擇賢者的原因。家政同樣需要賢妻才能管理好，才能家和萬事興。

安岡正篤舉出這個故事，是提醒人不要變成只懂得業務和技術，不懂是非善惡的人，失去宗旨的人。業務家和政治家的區別，說白了就是有德無德的區別。沒有了德駕馭才能，統領業務，你的技術和才能就會被惡用。

理解了這些，再回過頭看《貞觀政要》的為政宗旨，為君之道，就會感同身受了。

（待續）

在日本，企業管理學或者說經營學，會提到目的與目標的概念，目的跟有德的價值觀相連，而目標他們認為只是為實現目的的一個個階段要達成的通過點。目標是手段，不是最後的目的。如何理解這個概念呢？跟我們一般人有何關係，跟《貞觀政要》的宗旨又有何關係呢？

從孩子的進學目標與目的談起

我們以孩子教育為比方，比如孩子上學了，很幸運，他在中學時，因為從小就看到自己父親是個大夫，做的是治病救人的工作，於是漸漸意識到，這個工作很有意義，能救助很多的人，也就在中學定下了自己將來的志向，要成為一名大夫，目的是通過大夫的工作，達成自己今生的價值，就古代儒生的說法，就是通過大夫的職業這條路，成就自己救助百姓的志向，實現自己人生的價值，此為目的。那麼這個孩子有了目的，就要開始計劃出一個階段一個階段的目標，最大的目標當然是成為大夫，否則，沒有資格行醫救人。那麼取得資格就要考醫科大學，或者有醫學部的大學，於是考上醫科大學成了高中學習的目標，因此中學初中的第一步就是先考上有利於上醫科大學的高中。

於是高中，醫科大學，大夫，就成為了為達到治病救人目的的一個個通過點。如果連治病救人都是目標，那麼最後的目的，就是通過治病救人實現今生的人生價值。成為今生活著的意義。所有的高中，大學，甚至大夫的工作，一路走來，都是圍繞這個目的而展開的，都是實現人生價值的具體手段和方式。離開了這個目的，來談目標和手段，就會十分混亂，人生必然沒有方向和依託，學習也就沒有熱情，這也就是很多人一旦考上大學，或者有了工作，甚至小有成就，事業有成後，轉而沉迷金錢享樂，心靈依舊感到空虛的根本原因。這也就是為何從小要確立以德為本的人生價值觀的原因。

這就跟文章一樣，沒有確立要表達的主旨，就開始寫，要不變成流水帳，要不就多個論點並列，十分混亂。而確立了主旨，然後找素材，定寫法，甚至考慮針對的人群對像的接受能力和需要，再來組織文章，就會很有章程。

也就是說，我們不是為了考大學而考大學，也不是為了寫文章而寫文章，如果對人類沒有絲毫意義，如果不能通過考大學，寫文章這些手段來解決一定的人的問題，是沒有價值的，這應該是考大學或者說動筆之前就想好的。

企業賺錢，並非目的

同理，企業經營和管理也是達成企業目的的手段。很多人進入公司，一開始只是為了生存，這也無可厚非，養家餬口，也是要首先做到的責任和義務，如果僅僅以此為自己的人生價值，那也行，這都是人各有志的問題，沒有絕對的對錯之分，然而現實中，估計大多數的人，不會停留在這裡。多多少少，都會隱隱約約考慮過自己一生活著的目的。

不少人小有成就，或者成為高級主管後，也就是說，憑著自己的專業技能和知識，完成了一個個公司定下的目標後，比如扭虧為盈，幾年後盈利多少多少，確立了領導的地位後，很多人突然從危機感中放鬆後，一下子失去了目標，感覺十分空虛，失去動力，這就是說，不知道自己為何在進行經營管理了。

日本學術界在研究這個課題時，講到了這個普遍存在的問題。他們注意到，有企業理念的，懂得以企業的形式來完成自己人生價值，貢獻社會的，就會關注人的問題和需要，視野開闊，集思廣益，首先考慮的，是他人，而非自己。這樣的企業，永遠不會被社會淘汰。因此一個企業最後要考慮的，不是要賺多少，而是為何要賺錢，賺了錢，如何回饋社會和貢獻社會。這不是一個漂亮的口號，而是長期存在的意義和目的。也是一個經營者，不會失去目標和動力的根本保障。這是日本長期以來很多實業家和經營者得到的經驗和教訓。只為個人享樂或者功名，一旦小有成就，就會失去目標，開始驕奢淫慾，公司絕不會長久。

唐太宗首重為君之道

那麼，講到現實中的問題，我們回過頭來看《貞觀政要》，就會明白它的第一篇，就講為君之道的原因。而且為君之道這四個字，如同《論語》筆法講「為政以德」，開筆就來，是唐太宗自己的話。我們一起來看首篇《論君道》的第一段：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若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亂者。朕每思傷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禍。若耽嗜滋味，玩悅聲色，所欲既多，所損亦大，既妨政事，又擾生民。且復出一非理之言，萬姓為之解體，怨讟既作，離叛亦興。朕每思此，不敢縱逸。」諫議大夫魏徵對曰：「古者聖哲之主，皆亦近取諸身，故能遠體諸物。昔楚聘詹何，問其治國之要，詹何對以修身之術。楚王又問治國何如，詹何曰：『未聞身治而國亂者。』陛下所明，實同古義。」

這段話非常通俗，大意是說：貞觀初年，唐太宗對近臣說：「做君王的要道，就是要先考慮百姓，以百姓生計為先，如果損害百姓來奉養自身，那就好比是割大腿上的肉來填飽肚子，肚子填飽了，人也就死了。如果要想安定天下，必須先端正自身，絕不會有自身正而影彎，上頭正而下邊歪的事情。我常想能傷身子的並非身外之物，都是由於沉迷的慾望太多而釀成的災禍。如果講究吃喝，沉溺於音樂女色，慾望越多，損害也就越大，既妨礙政事，又擾害百姓。如果再說出一些不合道理的話來，就更會弄得人心渙散，怨言四起，眾叛親離。每當我想到這些，就不敢放縱取樂貪圖安逸。」諫議大夫魏徵對答說：「古代聖明的君主，也都是先就近從自身修正入手，故能進一步遠而推及體悟一切事物。過去楚莊王聘用詹何，問他治國的要領，詹何卻以修好自身的方法來回答。楚莊王再問他治理國家的具體辦法，詹何說：『沒有聽說過自身端正而國家會發生動亂的。』陛下所明白的，實在符合古人的道理。」

從這段話，可以看出，這是唐太宗與魏徵的對答，太宗的話，以為君之道開始，可見他首先考慮的是做君王的宗旨，那就是先存百姓，後考慮自己。這是德政的具體領悟。否則，就會傷人傷己，走向滅亡。所以安定天下，治理國家的要道，就是先修正自己，警惕享樂與安逸帶來的危害。自己修好了，懂得仁愛關照百姓了，選賢任能和具體的國家政策以及目標，都會圍繞百姓的生計用心展開，自然國治民安，天下太平。太宗為政的宗旨從一開始就很明確也很端正，因而一路通達，獲得千古未有的盛世。

這裡體現的思想，不管是太宗還是魏徵，都是曾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而這個思想，源自孔子對曾子從孝道講到治國的親傳。以仁德為核心。（大家可以參照孔子那部《論語》的第一篇「學而篇」。儒學的根本宗旨，就在頭幾段。）

所以企業經營管理，終極核心就是德，最初與最後考慮的就是企業對社會的意義，而不是個人的私利。為這個目的而運營，才能得人心，才會長久，才不會迷失方向，急功近利。個人人生也是如此。

提到德，今天的人以為古人只是在宣揚漂亮的大道理，完全意識不到，要想成為人中的智者，分分秒秒都要記住這個德字，才能站在高處，擁有慧眼。否則，必會陷入教條和迂腐的境地，也就是犯下走極端的窮途和絕境。離開德字講人倫，講禮教，講智慧，講法律，教育和藝術都會走極端，必然陷入窮途末路的地步。這就是《貞觀政要》開筆第一句，就直奔主題，以唐太宗的「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展開君臣討論，定下整本書以德為宗旨的原因。

其目的是教導後世的從政者，為政治國（包括齊家）莫忘德是核心要領。不管將來涉及到什麼樣的具體的政事，這條宗旨都會成為最為名正言順的綱要，無論事情多麼複雜，都能讓人理出頭緒，不會走向教條和極端，使自己陷入複雜混亂的政事和人事或者各種學派學說當中難以解脫，不知決斷。失去方向。

《資治通鑑》的教訓

其實提起帝王教科書，還有一本大家比較熟悉的宋代司馬光所寫的《資治通鑑》，這個書名就意味著，是可以資助治理國家，給出從政者一個通用借鑑的意思。裡頭的資料非常豐富，與其它史書不同，其選材集中於宋代之前歷朝歷代各種正反面關係到治亂興亡的典型事件。事件不在大小，為的是分析治國的經驗和教訓，所以可以說是治國案例的大匯總，十分具有參考價值。

不過此書，現代人比較容易抓不到要領。因為他開篇論君臣之禮，論朝綱的倫常次序，這樣的論點，必須是具備了儒生基本的仁德教導，懂得自己接受教育，是為了明白做人的仁義之道，為了成為一個有德行的，善良的人，然後立志報效國家，也就是有了這些基本的做人的宗旨教育，懂得為人重德的宗旨，才能理解司馬光為何這樣重視君臣朝綱。開篇論禮論朝綱，這樣的寫法，對於完全脫離儒學四書五經教育的後世學者是很難理解的，以至於很可能成為被中共批判成所謂維護封建禮教的原因。

其實禮教本身沒有貶義，如今封建禮教的貶義，也不過是中共為了斷絕中國人與祖先的聯繫，為了達到讓中國人自動貶低、嘲諷自己的文化，自覺遠離所有古代經典，看不到真相的目的而有意進行的惡毒歪曲。將古代的儒生和官員，通過文人小說，影視劇作，統統刻畫成迂腐、固執可笑的、一味只知維護禮法、教條做人的愚者。這種陰毒的手段，導致我們中國人自己遠離祖先，看不到祖先偉大的智慧，看不到禮儀之邦的美好了。以至於今天，我們很多人一旦來到日本，才會驚嘆和羨慕日本人居然如此彬彬有禮。那些原本都是中國傳過去的。

其實以禮教導百姓，就是禮教了，讓人都待人以禮，本身根本沒有錯，錯就錯在，中共將儒釋道文化統統批判打倒後，傳統做人的教育便消失了，傳統教育以德為本的宗旨，也就沒有人知道了。一味講禮教，就無法理解了。也可以隨意解釋和歪曲了。

打破謊言  《三字經》足矣

其實要打破這些謊言，非常簡單，只要學過一遍宋代開始就有的學童啟蒙教本《三字經》，而且只要讀了開頭的六句話（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苟不教，性乃遷）就明白了，儒生正統的教育，都是從明白為何接受教育開始。這六句話，已經道明教育的目的是為了維護人的善良本性，讓這個原本善良的心性，不會因社會的影響而受到蒙蔽。不接受教育，就會偏離本性，遠離天賦的善良。可見，這是古代所有教育的根本宗旨。

而禮教，是維護道德的外在表現和通用的方式，人們需要具備這些基本的人倫禮教，才能在社會順利地成長，才能有個基本的待人的方式。不同國家民族，自然外在禮法不同，但是為了達到善待人的理念，有個基本做法的目的，是一致的。所以，不站在德的宗旨來講禮法，就算作者自己明白根本宗旨是仁德，也會讓後世不了解的人，被邪黨隨意利用進行惡意的解釋和攻擊，因此這一點是要首先闡明的。否則，就會上了仇視傳統的中共的當。

可見無論是寫書，還是做人，也無論從事哪個職業，都必須牢牢記住這個德字。這也就是我為何首先選擇《貞觀政要》來講帝王學的原因。不僅唐太宗明白德為宗旨這個道理，整理史書，寫作史書的作者，也是非常清晰，所以唐朝貞觀的千古盛世，絕非偶然，來自君臣明大理。太宗治國就因為抓住了這個德的要領，古聖王治國的要領，才會不斷昇華，去繁存精，看問題一下就能看到關鍵要害，決斷也就很快。

司馬光將人分為四等

那麼司馬光知不知道德的重要呢?當然知道，他分析世上有四種人，也就是四個等級，完全以德來劃分：最高的是聖人，有德有才，就是德高才智也高；次一等的是賢人，德高但是才智稍稍遜色；第三種是愚者，既無德也無才，但是雖然無德，因為也無才智，因此無法做出大惡的事情，對社會的危害力不大；最後一等人就是小人，小人的特點是有才無德。

司馬光把有才無德的人看作是最低等的小人，因為他比愚者危害要大，如果用掌握了高明手術的醫生來比喻，他會將「高明的手術之才」，用到「殺人害人」的地方。如果以今天的教育來看，重技術而不重德，我們這些擁有高科技的大學生，該屬於哪一種人呢？日本漢學研究者「加地伸行」就曾說過，現代的教育，就如同批量生產小人。看看今天的拜金主義，看看今天的冷漠的人心，變異的道德亂象，這個論斷，絕非危言聳聽。

當年，司馬光寫這本史書，是站在受過儒學根本教育的基礎上寫的，那個時候，人們也許不需要講德，都會明白，因此才採用了一上來就講倫常的方式來開筆。所以覺得是遺憾也是教訓。

法律失德必成怪法惡法  

想來很多領域，都是因為不提德了，才導致走偏的，比如法律，離開了德，就會沒有是非善惡，也可以被有權者隨意解釋和制定惡法。（禮教被攻擊，也是中共不告訴你原先禮教以德為本的宗旨，從而可以隨意解釋和歪曲。）原本法律是為了維護人類基本道德，從而維持社會次序而建立的強制措施。什麼是惡法，古人有德，有善惡是非，很容易識破。但是今天的法律，已經脫離道德，有的變成了可以維護不德行為，敗壞人倫和家庭婚姻的怪異法律。人們都糊塗了，沒有原則地脫離道德地以絕對的人權自由為幌子為藉口，維護人的各種變異（比如同性婚姻等）的喜好和行為了。離開德，人類就會陷入窮途末路。

社會亂象，人生迷惘，只有回到德，才能得到根本的治理，不會陷於教條迂腐當中，一個人有了基本的仁德，看問題就會高明，因此帝王素養，有了這個核心，必然會出現明智的決斷。成為明君。因此《貞觀政要》第二段，就開始論及何為明君。

（待續）

《貞觀政要》的第二段，論述的是「何為明君」。其核心講的是「兼聽則明」的道理。通俗的說，就是要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再做決斷，不要偏聽偏信。這段話讓人想到了孔子教導的中庸之道。中庸的核心含義就是過猶不及，也就是不能走極端，反中庸是小人之道，會走向極端，走向末路和絕境。這個中庸，其實就是道家陰陽平衡之理在人中的體現，被孔子視為人德的最高境界。也是人最難做到和最容易迷失的。因此人很容易走極端，失去智慧，無法明斷。

日本漢學家安岡正篤研究宋朝歷史，一針見血地指出：該朝「文」太過，「武」不足，偏聽文人的政見，導致政壇上文人的理論空談太過，偏離了務實的軌道，學派黨派爭論不休，仁宗時看似平和繁榮，實則已經走向末路。

他說的現象其實就是因寬仁（柔）過度，正義（剛）不足，姑息養奸導致的，剛柔不能相濟，使得國家走向屈辱的末路。與唐朝太宗文治武功並駕齊驅、剛柔平衡剛好相反。

何為明君

我們先來看看《貞觀政要》的第二段，以下是原文：
貞觀二年，太宗問魏徵曰：「何謂為明君暗君？」征曰：「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昔唐、虞之理，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是以聖無不照，故共、鯀之徒，不能塞也；靖言庸回，不能惑也。秦二世則隱藏其身，捐隔疏賤而偏信趙高，及天下潰叛，不得聞也……隋煬帝偏信虞世基，而諸賊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是故人君兼聽納下，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太宗甚善其言。

這段話很通俗，大意是說，貞觀二年，唐太宗問大臣魏徵說：「什麼叫做明君昏君？」魏徵回答：「君主之所以聖明，是因為能夠兼聽各方面的看法和意見；之所以會昏暗不明，是因為偏聽偏信。《詩經》說：『古人有言，要向割草砍柴的人徵詢意見。』古昔唐堯、虞舜治理天下，廣開四方門路，廣開視聽，了解四面八方的情況，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因而聖明的君主能無所不知，恩澤四方，所以像共工、鯀這樣的巧言令色或者有才無德的壞人不能蒙蔽他，花言巧語也不能迷惑他。秦二世卻深居宮中，隔絕賢臣，疏遠百姓，偏信趙高，到天下大亂、百姓背叛，他還不知道……隋煬帝偏信虞世基，到各路反隋兵馬攻掠城邑時，他也是不知道。由此可見，君主只有通過多方面聽取和採納臣下的建議，才能使顯貴大臣不能蒙上蔽下，一手遮天，那麼下情就一定能上達朝廷，為人君所知。」太宗對這番話十分讚賞。

魏徵的論述十分清楚，讓太宗做到兼聽，兼聽則明，偏聽則暗。並舉出歷史上的聖明帝王堯舜二帝的正面範例以及秦朝、隋朝等反面例子來論證。這就是古人讀歷史的主要作用。可以得出各種人生教訓，而作為帝王，讀史得出的治國教訓和經驗，則更加重要。它關係到整個國家和百姓的命運。

魏徵的話雖然目的是要讓太宗了解民情國情，不被奸臣所害，但也符合了中庸之理。為君之道講德，這個德首先在第一段肯定太宗要仁愛百姓的道理，事事想到以百姓為先。作為帝王，守護好照顧好自己的子民，這是第一個要責，也是帝王講德的出發點。但是第二段則告訴太宗不僅要仁愛，還要聖明，合在一起，就是仁義的善用，仁中必須有正義相隨，才能剛柔相濟。

仁義之道出自《周易》

在《群書治要》收錄的《周易》裡，有這樣一句話：「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可見孔子一生講仁義，講的就是伏羲聖皇傳下來被周文王以周易的形式展現的陰陽平衡，剛柔相濟的道理，體現在人中的道理。老子說的「人法地，地法天」也就更加明白了。人學的就是大地剛柔相濟的道理，而地學的，正是陰陽平衡的天道。這就是說孔子的中庸從仁德出發，但是仁中必有義相隨，才不會走向極端。偏聽偏信自然失衡。

仁，主要體現柔和寬大的一面，而義，則偏重剛正威武，不講情面的威嚴。所以，孔子那部《論語》開卷的「學而第一」就告誡後世儒生：「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也就是說講信用雖然是仁德的體現，但必須合乎義理，才能去履行承諾。這些道理在《論語》第一篇就寫得清清楚楚。可惜宋代不少學者，漸漸偏離孔子教導，流於各種理論的空談，類似今天的教育，各種學說和名詞不斷出現，重學術研究，忘記了務實的精神，也就是忘記了用仁義之理對照自己的行為，修正自己的言行了。那時的文人，由於喜歡爭論不休，形成各種學派，反映在政壇上，就是黨派的形成和爭執。已經失去了唐太宗時儒生包容的大氣和剛正的大義。後世的儒生也因此漸漸偏離和迷失堯舜以來聖王留下的治國要道。德的含義也就開始走向極端了。

宋朝因此一味地重文輕武，一味脫離義來講仁，導致陽剛不足，對周邊外族的侵犯屢屢姑息，真的是姑息養奸，消極被動，飽受屈辱，教訓深刻。但是一味仰仗陽剛，宣武過度，則會變成暴政。同樣不可。所以孔子講涵養，君子要懂得分寸，不可過度，懂得忍的重要。

《中庸》記錄孔子原話  講過猶不及

孔子在《中庸》裡講過這樣的話：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甚麼意思呢？就是說，「中庸它是最高的德行了吧！大家很少能守住它運用它，這樣的情況實在是太久了！」這句話道明了孔子領悟的最高境界的德就是中庸。但是孔子的這些領悟來自《易經》的研究。「韋編三絕」這個成語，講的就是孔子對《易經》的研讀，到了翻斷竹簡好多次的地步，年老了還在感嘆如果能活得長久一些，應該領悟到更深的內涵。

孔子一生只是負責講述和傳承先古聖王的德行教化，自己從不著書，對祖先非常恭敬謙虛，從不敢將整理好的《易經》、《詩經》、《尚書》、《春秋》等經書視為自己的東西，認為自己領悟的還不夠多，也就是教導後世弟子，學問從三皇五帝經由夏商周得來的，切莫自立派別，標新立異，走向末路。後世一些儒生出現的教條迂腐的現象正是偏離孔子教導的後果。這些不好的現象被中共利用來歪曲和攻擊傳統的教育。大家都不看原著，不知經典的真相。千萬莫把後世部分走向極端的不好的行為和思想扣到孔子的頭上，歪曲我們的祖先。

《中庸》裡頭還有一句孔子的話，對過猶不及的道理講得非常明白：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這句話的大意是說：孔子說：「中庸之道不能實行的原因，我知道了：聰明的人自以為是，做事過了頭；愚蠢的人又能力不足，事事做不到位。中庸之道不能宣揚的原因，我知道了：賢能的人做得太過分：不肖的人又根本做不到。」就是說，大家都走極端，達不到聖明的地步。要不太過分，要不做得不足。

大家以為《中庸》是子思所寫，其實大部分記錄的都是孔子的話，乃孔子所傳。懂得運用這個道理，就能處世不敗，連管家，都會十分明智，孩子也就不會因溺愛過度而變成不肖子孫。　

讀史如果不能解決現實難題，就會變成讀死書，變成理論空談，因此，這一期，我從一個商人朋友的煩惱談起，看看歷史該如何活用於自己的人生。看完這個故事，對《貞觀政要》會有深刻的理解。

朋友的經營難題

我的這個朋友，八年未曾見面，不久前，他突然打通我的電話，說是很著急，想要跟我見面，請教經商遇到的問題。我這才知道，他這些年從記者變成了商人，進入了日本商界。儘管我不知道他出了什麼事，能不能解決他的煩惱，但是多年未見，還是很想見他一面，於是才有了這次活用歷史的談話。

由於時間很緊，同時涉及到他公司的人事管理，他不便透露具體的事情，只是跟我說，他以前很喜歡看一部韓劇《商道》，他走入商場這麼多年，就是希望實踐「經商就是賺人」而非賺錢的商道。意思是得人心，才是經商的王道。而且因為秉持這樣的信念，他做得很順利，為公司開拓市場，招收人才，成為了高級主管，是上司最得力的參謀，但是如今公司碰到一個是否要辭退一位老年職員的問題，讓他很難決斷。

原來，他們公司這位年紀較大的職員，能力一般，跟別人配合更是不好，不少人對他怨言很多，有的甚至因他辭職不幹了，明顯影響了有能力的人留在公司，變成公司很大的損失。所以公司非常頭疼，考慮要辭退他。這件事，已經無法迴避，要馬上做出決定，所以老闆等著他的意見。朋友說，這件事讓他左右為難，真的要辭退這位老人，內心感到不忍，他年紀雖大，還是有家要養活。但是不辭退他，就影響公司的利益，畢竟公司不是福利機構，即使辭退他，在多數人看來，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為此，他內心非常矛盾，不知道辭退老人是否違背了他多年的信念。而公司老闆正等著他的意見。

也就是說，他很擔心自己重利輕義，違背自己堅守的商道。而自己的意見卻能左右一位老人的命運。這時，他隱隱約約意識到，自己的信念在動搖，他正在找藉口說服自己，自己的辭退決定是理所當然的，因為此人既無能力，又損害公司利益，辭退他怎麼看都沒有錯，也許所有人都會認為這是再正確不過的事情了。很顯然，在現實矛盾中，他遇到了一次很大的考驗和抉擇。世俗的以利益為先的價值觀，正在動搖他的信念。我意識到，由於這樣的不安，他才急切地需要找到一個不經商的人來提醒他。

「日本經營之神」的啟發

我非常清楚，他的矛盾要想得到解決，就要讓公司老闆清楚地意識到，講道義不辭退老職員不僅不會給公司帶來損失，還會獲得更加長遠的利益。於是我給他講了兩個歷史故事。

由於他是商人，我首先想到的是有「日本經營之神」美譽的松下幸之助，他是松下電器的創始人。幸之助有個特點，就是不輕易論及辭退員工。很適合解決朋友的煩惱。即使是在面對世界經濟危機，大家都紛紛裁員，公司面臨倒閉時，幸之助也不裁員。而是與大家共度難關。將公司面臨倒閉的狀況公開，讓所有人都去推銷積存的商品，都成為公司的主人，因而人們又把他的經營叫做玻璃管理，意思是公開透明，員工因此把公司當作自己的公司，同甘苦共患難。大家一起發揮能力，解決了問題，所有積存都賣出去了。這個故事不僅朋友很熟悉，日本商界也是無人不知，但是能夠真正做到的人，沒有幾個，所以人們就覺得，這樣的道義經營，是只有像神一樣的人格，一樣的才能，才能做到的，是特殊人的理想。其實不然。

人們學習經營，很容易學的是具體的手段和策略，往往忽視了最重要的價值觀，也就是正確的信念。幸之助一生堅守的信念就是：經營的價值和榮譽就是為社會做貢獻，讓百姓富裕，讓員工幸福。這個價值觀的堅守，遇到任何難題都不動搖的堅守，才是他獲得經營之神美譽的關鍵。有了這個信念，他就會根據具體現實，具體問題，靈活決策。而不是被具體的手法所束縛。這個信念，就是他的宗旨原則，離開這個宗旨研究他的經營手法，就不會活學活用，因此人們才誤認為，只有特殊的人才能做到。

松下幸之助講過自己一生坦誠待人，就是對人講真話。所謂的玻璃管理，也就是公開財政，公開公司煩惱，正是真誠的體現。為何要這樣做呢？就是他認定自己辦公司，為的是貢獻社會，那當然首先養活員工就是自己的責任和價值，因此公司就是員工的家，大家的公司，當然不會輕易論及辭退員工，因為員工，如同家人，要同舟共濟，怎會不真實坦誠。這一切不過是信念使然。如果沒有貢獻社會、讓員工幸福的這個宗旨，他不會這樣做，即使人們想學他，也沒有這個膽量和氣魄。他不僅對員工如此，對代理商也同樣十分人道，因此獲得人望，大家因感恩而忠誠，願意跟他共患難，也願意奉行他的宗旨，大家都覺得這樣經營才是人生真正的價值，感到莫大的榮譽和快樂。公司一旦建立這樣的社風和社訓，也就是公開奉行同樣的價值觀，就會演變成難以估量的巨大的力量。我們看到的，就會是奇蹟般的成功。

給出參考建議

朋友聽我講完，若有所思。臉色變得開朗起來。我建議他開誠布公地跟老人講明公司的煩惱，並調整他的工作職務，找一個適合的職位給他，不一定要解僱。同時讓其他有怨言的員工理解領導做出這樣決定的根本原因是出於道義，不願意僅僅為了眼前的利益而不顧及老人的生活。以此建立公司的社風和價值觀。這會使得公司獲得長遠的真正忠義的人才，經得起未來的風浪，最終獲得長遠利益。當然我只是給出參考，具體做法希望他自己根據公司和人的具體情況，來靈活決定。如果此人存在很嚴重道德問題，那當然辭退也不為過。

隨後我還講了中國春秋戰國歷史的一個特點，供他參考，因為這段歷史，講了很多救急的策略，其中有一個共同的策略，既是方法，又能透露出道義的本質，因此聽完這個故事後，他終於如夢初醒，恍然大悟，明白自己該如何做了。（待續）

針對是否解僱老職員的問題，緊接著，我給經商的朋友講了春秋戰國時期的一個策略，或者說一個為救急，為迅速富國強兵而普遍採用的辦法。但我希望朋友明白的不是策略本身，而是能看到策略背後的根本道理。這樣一來，才能活學活用，靈活根據自己公司的現實情況制定方案。

春秋戰國歷史的啟發

人在處於困境時，總會急於尋找一個救急的方案，讓自己迅速度過難關，因此，春秋戰國那段歷史的種種做法，諸侯國們如何在生死存亡面前進行應對的策略，就非常適合今天的商場競爭。

於是我跟他講了這樣一段話：「其實春秋戰國的歷史，大家都知道，不是春秋五霸，就是戰國七雄，兼併戰爭隨時發生，弱國最後都被吞併，大家為了強大起來，不被滅國，採取了很多策略，其中一個最普遍的，就是招納賢才。你知道，在那樣的情形下，這些國王們，有多麼聽話嗎？當自己處於弱勢的時候，為了救命的時候，他們非常聽話，也非常謙恭地對待賢能之士，有的，甚至為了迅速招攬到天下的能人，可以將自己多麼禮賢下士當成一種對策來使用，也就是為了將自己愛才惜才，求賢若渴的心意迅速傳達給天下人知道，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做一個短時間就能奏效的宣傳和廣告，他們甚至想到把一個看起來很一般的老年人敬若上賓，恭敬有加，給予極高的身份待遇。這樣一來，這個消息就會傳遍天下，有才之士就會紛紛跑過來，知道這個國王能接納自己，有了施展才華的機會。也就是說，人們看到國王居然將如此無能的老者，都能以禮相待，敬若賢能，那些天下懷才不遇的能人，必然被打動，心想我的條件比那位老者好得多，於是都能主動找上門來。這就是說，為了招攬賢能，國王將普通的老者抬到一個很高的位置，並宣揚出去，以求得禮賢下士的名聲，這個做法，就是一個為急於求人而採取的策略。」

講完這段話，我提醒他，我並非教他要對待他們公司的老職員以同樣的做法，也給他一個很高的職位和待遇。我想說的是，從這個救急的策略，人們應該看到的是，這個策略真正奏效的根本原因在哪裡。

其實不管你具體做法是什麼，人心都是一樣的，人都會朝著敬自己、愛自己的方向靠攏，被人愛，被人珍惜，被人尊重、以禮相待，都會感動人。真正打動人的，就是你的禮敬之心。但是在那段歷史，這種原本看作修養的善心，被運用成了謀略之一。如果僅僅將這個做法，當成急救的策略，那麼事後就會出現一個結果，就是很多國王一旦度過危機，或者一旦稱霸諸侯，就開始傲慢安逸，剛愎自用，貪圖享樂，甚至出現兔死狗烹的情形。沒有了強大的威脅自己的敵人，也就不再勵精圖治了，自然就會怠慢甚至誅殺功臣。也就出現有始無終的現象，很快又再次走向衰敗。原因就在於，很多國王，從一開始就不是真心禮賢下士，而是當作了一個策略來使用。

我們讀歷史，學習這些具體策略，當然沒有錯，至少在人生遇到困境時，能夠有一個具體的參考，只是我們不能只停留在具體的做法，而是透過具體的策略，領悟其本質，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明白如何運用到現實。

面對公司  如何善用歷史策略

就朋友的公司，他必須自己去判斷，公司是否在擴大業務，廣招人才，是否僅僅只是很小的處理一個員工的問題，就能解決公司內部的矛盾，我不便具體過問和打聽，只是告訴他，希望他能真心對待自己的員工，而不是在執著某種策略。如果老人還有可用之處，道德也無大過，如果他們公司，真的志在通過辦公司經商，能留下寶貴的人生價值，為社會和民眾做貢獻，而不是只求一時的功利，那麼每一件事都可以變成好事。如果公司能調整他的職位，待老人開誠布公，講明領導站在整個公司處理事情的煩惱和理由，同時考慮到他的生活，養家的不易，希望他能支持領導，很抱歉地恭敬地說話，感謝他曾為公司做過的努力，老員工也會理解也會感動的。

而對於那些年輕有為的嫌棄老職員的才子們，也同樣可以講明公司辦公司的志向和原則，是希望將員工視同家人，彼此相互關照，如果一旦看到人老了，沒用了，就不要他了，也不顧及他養家的問題，那就成了見利忘義的商人了，那麼人人都走到年老的時候，真的希望被後人這樣對待嗎？把不輕易解僱老職員的道義原則講明白，人也都能理性思考，員工們會通過這次具體事情的處理，看到領導的為人和用心，他們自己就會做出決定。能留下來的，就是志同道合的忠義人才。人們從你待老職員的態度，就會被感動，從而認清自己為何要留在公司，是否要跟隨公司的道義原則。相信很多人會選擇留在這裡，畢竟誰不希望找到一個真心對待自己的公司呢？

所以說出現的矛盾也好，困境也好，處理好了，就是一次走過人生考驗的機會，正面實踐商道的機會，迎來的，必然會是人心的歸附，得到的，必然是水到渠成、順理成章的、自然而然的長遠的利益。

建立社訓  名正方能言順

講到這裡，一個突出的問題就顯現出來了，那就是名正言順的原則或者說宗旨。名不正則言不順，這是孔夫子的教導。沒有道義作為原則，處理事情很難公正，很難理直氣壯，順理成章；而當人以道義為原則時，無論碰到多複雜的難題，都會自動得出相應的決斷，這個決斷就能擺平矛盾，因為公開公正，一切言語，都能說在理上，當然就能讓人心服口服，即使有人因此離開公司，也不會是抱怨，而是明白自己不是志同道合的人。

因此歸根結底，人生經營任何事業，一開始就要走正，即使是處於困境都要堅守原則。這才會贏得真正基於道義基礎上的信譽。這個信譽，就是真正的財富。而且將來，不管公司遇到怎樣的問題，都不會手忙腳亂。因此，如果可以，我建議朋友想辦法讓公司擁有一個明確的社訓。朋友很高興，說自己恍然大悟，已經清楚地知道應該如何做了。

走的時候，我一再叮囑他，無論他參考任何一個時代的做法，都要看到本質，每一個具體做法，甚至諸子百家的做法，都有借鑑的價值，但是必須用在正道上，策略如同手術刀，必須善用，不可惡用。同時不能忽略現實。每個時代都是根據那個時代的現實做出的決策，因此我們也要根據自己的現狀來考慮，切不可照葫蘆畫瓢。

朋友的問題解決了，這更讓我意識到讀史的重要。歷史就是歷朝歷代各種不同的人實踐出來的人生教訓的集合。經驗智慧，正反教訓，都在其中。不可不知。只可惜，今天的教育，已經不懂得如何學習歷史，甚至不懂為何要學習歷史，很多人因此進入公司，被人與人的各種矛盾弄得精疲力盡，沒有主見和判斷能力，造成各種精神上的疾病，心理醫生也為此應運而生。

那麼下期回到《貞觀政要》，大家就會看到，講完仁德與兼聽則明的為君之道，魏徵要提醒唐太宗的，就是為君之道要有始有終。這樣一來，就不會將仁德、將禮賢下士等等做法，當作應急的策略，而是變成君王從內心奉行的道理和宗旨了。

（待續）

《貞觀政要》的首篇《論君道》大部分是魏徵的奏疏，他為了明確指出德政的重要，並勸導唐太宗奉行德政要有始有終，講了兩段很重要的話。他的話，等於是對春秋戰國爭霸的國王無法長期擁有霸主地位的根本原因的揭示。對現代的商戰，是個極好的教誨。

魏徵談治國之本

貞觀十一年，魏徵又進獻了一篇奏疏。其核心就是下邊這兩段話。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理，臣雖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

這第一段的意思是說：「臣聽說要想使樹木長得高大壯實，必須穩固它的根部；要想使河水流得長遠，必須使它的源頭深通；要想使國家安定無憂，必須以德治國，不斷積累仁德與道義。源頭的水不深卻想讓水流得很遠，樹根不牢固卻想讓樹木長得高大，仁德不厚民心不服，卻希望國家得到治理，我雖然愚蠢，也知道這些是不可能的，更何況聖明的人呢！」

這段話，開始明確總結治國為政「德是核心、是根本、是源頭」的道理。離開這個根本，一切手法策略，都是枉然，絕對不會長治久安。

最難有始有終

講完德對治國的重要，魏徵重點揭示給唐太宗的，是奉行德政必須做到有始有終。這是最難做到的。歷史給出的教訓實在太多了。能做到的帝王，也實在太少了。魏徵知道自己面對的是個少有的明君，如果太宗能一直保持下去，就會成為聖王。因此，他苦心寫下奏疏，告誡太宗一定要記住歷史的教訓。因此有了下邊的一段話。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為一體，傲物則骨肉為行路。雖董之以嚴刑，震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車朽索，其可忽乎！」

這段話的大意是說：大凡眾多歷史上的開元國君，皆為順應天命而來，當國家百姓處於危難時，處於憂患時，國君因憂慮而德行顯著，做事處處講求符合道義，深怕失去民心，政局動盪。但是一旦功成，就容易忽視德行，漸漸走向衰敗。德行就會被忘記或者拋棄。歷史上因此多數君王都能在開頭做到重視德政（善始就是開始做到很容易，實繁就是實在是很繁多的意思），開頭做得好的君王實在是太多了，可是能一直堅守德政，堅持初衷到最後的卻非常少，這難道真的是創業容易守業難嗎？過去為了統一天下，表現出勵精圖治的壯志，懂得克勤克儉，力量無窮無盡，現在要守住得到的基業卻顯得力不從心，覺得很困難，究竟是什麼原因呢？一個人有憂患意識的時候，必然誠心誠意對待下屬，能以禮相待；一旦自己的心願達到了，就放縱私慾，不可一世，待人傲慢，開始剛愎自用，不聽忠言。能誠心待人，即使是敵人都可以結為朋友；不可一世，即使是兄弟也會反目成仇，形同陌路。即使用嚴酷的刑法，威嚴的氣勢來控制下屬使其屈服，他們也只不過為苟且保全性命而心懷二志，外表謙恭卻心存怨恨。怨氣雖不在大小，但讓人擔憂的是它違背了人心，這之中所蘊涵的道理就像水既可以讓船行駛也可以讓船沉沒的道理一樣，難​​道還不讓人深思和警醒嗎？奔騰的馬車如果用腐朽的繩子來駕馭，還能指望它跑得久遠嗎？

這段話，魏徵講得很重也很懇切，他真心地告誡太宗莫忘歷史上很多帝王給出的教訓。唐朝的貞觀年間空前繁榮，證實了唐太宗的偉大，他做到了善始善終，成就了聖君的功業。也證實了德政的教誨是千古不變的真理，是歷史留給人的最重要的安身立命的做人的根本。

揭示東周列國的歷史教訓

中國的歷史走到唐朝，反反覆覆留下的教訓實在數不勝數，就連商末的暴君商紂王，也不是一開始就如此暴虐昏庸的，他剛開始也是很有志向，並把國家治理得很繁榮安定的，只因得志後開始得意洋洋，沉迷妲己美色，不敬女媧，褻瀆神靈，驕奢淫慾，本性被蒙蔽，德行漸漸衰敗，最後完全消失，走向暴虐，甚至殘害皇子皇后和至親忠臣，才丟失了江山。沒有任何一個帝王在一開始就明確地自行違背道義的，他們這些末代暴君也好，昏君也好，一開始也都受過教育，懂得歷史興亡的教訓，所以，也都希望自己登上王位後，能有一番作為，能夠青史留名，被後代敬仰。但是虎頭蛇尾的多，究其原因，很大程度就是魏徵提到的因憂患而清醒，因安逸而糊塗。

我們看之前提到的春秋戰國的歷史，非常典型的暴露出這個根本的教訓。各國國君處於憂患時，必會勵精圖治，克勤克儉，甚至能忍辱負重，比如越王勾踐能臥薪嘗膽，滅掉吳國，但國家復興，又殘害功臣，之前的楚國平王也是如此，一旦國家強盛，就會走向安逸，失去志向，沉迷美色，甚至不顧人倫，納太子妃為妻，導致國家被伍子胥復仇而滅。有始無終的國君實在不少。這段歷史教訓，早就被後人所知，即便如此，人們還是重蹈覆轍，不斷犯錯，為何呢，就是因為人太容易安逸了，太喜歡舒適和享樂了，很難克制自己的慾望，尤其身居王位者。

這些教訓如果不能牢牢記住，想要在今天的商戰中，得到長久的勝利和繁榮，是絕對不可能的。日本企業研究講得最多的教訓，也是這一點，很多企業在創業時，不敢鬆懈，不敢放縱，一旦得志，便開始享樂，人們真的需要好好反省，如果一開始的重德，謙恭待人，懂得廉潔是為了一時的名譽，走形式，根本目的是為了利益，把道德當成一時的策略，那就必然出現這樣的結果，無法善始善終。最後企業必然走向衰敗。

今天很多人喜歡研究兵法和法家韓非子的思想，不喜歡讀儒家經典和正史，因此沒有正確的歷史觀，就看不到歷史的真相，離開道德講兵法策略，無法善用這些東西，必然急功近利，無法長久。古今同理。

總結《貞觀政要》首篇講的為君之道，就是要愛民，要兼聽（則明），最後要堅守德政勤儉治國有始有終。這是治國的綱領，因此放在最開始，起到開宗明義的作用，提醒大家，所有後邊展開的具體策略，形式上的各個方面的具體的政事，都不能偏離這個原則。是一部極為清醒而智慧的史書，處處點到要害和根本。

從帝王教科書《貞觀政要》談起

在日本，一直有關於帝王學和宰相學的研究，而記錄唐太宗君臣政論、討論治國要領的史書《貞觀政要》被視為最典型的帝王教科書，不僅天皇家族和幕府將軍德川家康酷愛研讀，就是今天的日本學者、企業家，也愛不釋手。研讀漢學經典和中國史書，尤其是記錄帝王、宰相政論和典故的史書，對今天的「商業戰國」時代，人人皆可成為「企業帝王」的時代，顯得尤為重要。帝王學或者宰相學，實為領導學，也就是高層管理學。

無論是被譽為近代日本宰相之師的儒學家安岡正篤，還是當代漢學研究者，抑或是近代商企之父澀澤榮一和當代商界領袖、世界著名的經營家稻盛和夫（兩大世界級企業集團「京瓷」和KDDI電訊公司的創業者），都能領悟出帝王學的核心智慧，並用於實踐。

稻盛和夫在自己的著作《活法》（原名：生き方）中就明確道出他的經營觀：他創業時，沒有學過經營管理，是個外行，出現棘手問題，就回到小時候父母最初的教育，不撒謊，不貪利，誠實正直，思考作為一個人，哪些是該做的，那些是不該做的。最後發現，無論是經營管理，還是國家政事，甚至是家庭小事，鄰裡糾紛，都會變得很簡單。經營中不管面臨的問題多麼複雜，顯露的表象多麼錯亂不堪，看似焦頭爛額，令人無可奈何，只要拋開名利的執著，回到做人的原則不動不變，就會找到問題的要害，很快做出決斷，解決方案瞬間就會浮現出來。

他還說，日本當代政界和商界近年出現許多不該有的墮落，就是本末倒置，重才智，輕德行，選才看重聰明才智、急功近利的結果。他一直奉行選人德行第一，勇氣第二，才智第三的原則，他一生成功不敗的經營「神話」，證明了他的領悟順應了天道，正是為政以德的正確性在經營管理上得到的見證。

他的話，一針見血地道明了帝王學的核心智慧，就是孔子所言的四個字——「為政以德」。這是施政和經營的要訣。是決策和處理複雜問題的關鍵原理。

德者，得也，不德者，不得也。四五千年前的神創漢字，其內涵早就揭示著做人的真機。神傳文化的奧秘，幾人識破幾人得。日本民族因繼承正統漢學，領悟本質，觸及淺層真機，得以騰飛和繁榮。

帝王和宰相，在大陸，被歪曲為冷酷無情，六親不認的權謀家。仿佛個個都是為了維護王權，不惜大開殺戒，不分是非只顧維護王室體面的偽君子。無論是電影、電視劇還是文藝作品，統統都在「有血有肉、合情合理、形像生動」中潛移默化地抹黑我們本應引以為傲的祖先和文化。所幸，日本德川將軍酷愛漢學，儒家典籍和史學研究，得以一直秉承漢學的正統，代代延續。由於各界精英勇於實踐，從各個角度為今天揭示和歸正被中共歪曲的儒學真諦，帝王形像，留下了寶貴的證據和借鑑。

我們今天試著以日本當代漢學者「守屋洋」所著的《帝王學講義》中涉及的論述來解讀《貞觀政要》 這本經典帝王教科書，重啟漢學中領導者的智慧。

除了《帝王學講義》，我們還會涉及安岡正篤的《東洋宰相學》以及我之前一直論述的澀澤榮一的「論語講義」等相關著作。看看這些近現代日本漢學者和精英，是如何「溫故知新」，成為各界導師的。期待我們這些被邪靈共黨在腥風血雨中強行中斷漢文化正統，被植入仇恨與爭鬥60多年的炎黃子孫，能夠早日擺脫黨文化的洗腦和蒙蔽，重拾往日的風骨。

何謂帝王學

狹義的帝王學，就是為君者，如何按照做人的正理，來處理政事，治理國家的學問。為何這樣說呢？

記得以前我藉助澀澤榮一的講義，在講解孔子《論語》學而篇的時候，講過孔子的教導，集中體現在「學而篇」中，該篇是核心論點，首先講明教育的目的，讓人讀書為學的目的，就是為了明理，明白做人的正理，然後不斷在生活中實踐練習，此為學和習的真諦。接著，還要注意運用中庸之道，以避免過猶不及的危害。從此你能安貧樂道，不被物慾功名所捆綁和束縛，你就能活出自信滿滿的快樂人生。

懂得了這個道理，你就是一個真正智慧的君子了，就能擁有不變不動的君子的德行與修養了，那麼你就可以成為為民造福的人才了。 這是對所有人，從君王到庶民的基本人格教育，是不分貴賤上下的人性向善的教育。但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社會工作和責任，因此，儒學，又可以從不同角度分開論述。商人踐行儒學，就是商道，醫者行醫，同樣會形成醫道，因此帝王踐行儒學，就會形成為政之道。

而孔子最大的願望，就是君王能以身作則，上行下效，民風迅速歸正，是天下太平的捷徑和關鍵。所以首先教育好為君者，也就是後來的帝王，上樑正則全民正，上樑不正則下樑歪。因此他曾周遊列國，勸誡君王為政以德。這是他的最大的願望。當意識到短時間無法實現，孔子便開始辦教育，要培養所有人懂得為政的道理，為君為臣的道理，當然也包括最基本的為人的道理。目的是為了以德教化天下。

所以「學而篇」之後，馬上就是「為政篇」。講述為政的道理，必須要以德為核心。懂得了做人的根本道理後，開始在帝王或者為政者的角度，具體展開這個層面的人，如何以仁德治國的論述。也就是說，帝王，如何在治國施政方面實踐做人的正理，所形成的學問，就是帝王學。當然如果集中講宰相如何輔助君王施政，則是宰相學。我這裡只是以帝王為主。實際上只要是參與政事的官員或者企業的領導，只要你站在管理民眾的位置上，基本道理是一樣的，都會面臨識人、用人，或者如何帶領大家心甘情願共同辦好事情的問題。這是廣義的帝王學。

而唐太宗的君臣關係與治國之道，是為政以德的完美實踐，使得貞觀之治成為人類文明的最頂峰，太宗的盛名因此流芳千古，他終於完成孔子的理想，實踐出一套完整的帝王學，被記錄下來，成為《貞觀政要》。太宗因此成為歷代明君和現代領導者的典範。

古代帝王制定和遵守禮儀，定下規制，目的是維護人倫道義，善化民風，這是帝王重大的政務之一，也就是說，他們身為君父，有責任以身作則，維護做人的正道，定下禮制，教化百姓。因此我們看到，《論禮樂》這一章，重點不在記錄禮儀制度本身的具體內容，而在詳盡地記錄唐太宗君臣為何要這樣規定禮儀的整個論述過程，把對禮的認識，辨析的十分透徹。我們先看一國之父的唐太宗對禮是如何認識，如何歸正的。

據經典 通情理 杜絕極端

《論禮樂》是從唐太宗論避帝王名諱之禮開始的，這段話，不僅表明太宗明白自己有歸正禮儀的責任，還要以身作則，遵循宗旨，依據聖賢經典，不可因自己是帝王，就可以肆意妄為，妄自尊大，隨意定禮，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太宗事據情理，絕不流於迂腐教條的英明見識。讓人心服。

原文：太宗初即位，謂侍臣曰：「准《禮》，名，終將諱之。前古帝王，亦不生諱其名，故周文王名昌，《周詩》云：'克昌厥後。'春秋時魯莊公名同，十六年《經》書：'齊侯、宋公同盟於幽。'惟近代諸帝，妄為節制，特令生避其諱，理非通允，宜有改張。」因詔曰：「依《禮》，二名義不偏諱，尼父達聖，非無前指。近世以來，曲為節制，兩字兼避，廢闕已多，率意而行，有違經語。今宜依據禮典，務從簡約，仰效先哲，垂法將來，其官號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兩字不連讀，並不須避。」

該段大意：唐太宗即位之初，曾對侍臣說：「根據《周禮》，帝王的名字，終究須要避諱，以表尊敬。可即使是那時候的先古帝王，生前並不避諱這些，因此雖然周文王名叫昌，周朝的《周詩》中並未避諱昌這個字，寫了'攻克姬昌之後'這樣的詩句。春秋時，魯莊公名叫同，莊公十六年《春秋經》上有這樣的字句：'齊侯、宋公在幽地結為同盟。'（意思是這句話的同盟二字，就有同這個字。也沒有因魯莊公叫同，就避諱同，進行迂腐的更換。）只是到了後來，近代的帝王們曲解經典，妄自尊大而為，這才製造出許多有違情理、非常極端的諸多禁忌制度，他們特令，生前就要對帝王的名字進行避諱。我認為這樣做道理不通，是不應該被允許的，理應進行改變。」於是下詔說：「按照《禮》經，人名是兩個字的，只要不是兩個字連著出現，就不要諱。孔子是通達事理的聖人，以前不是沒有指出過這種事。近世以來，世人曲解孔子的教導，變得教條極端，妄加禁忌，兩個字都要避開，生出很多的避諱，肆意而為，全然違背了《禮》經的教導。現在應該遵循經典，務必簡約，效仿先哲，還原和歸正禮的本義，以之規範後世。往後官員的稱謂、姓名，公私的文章書籍，只要我的名字'世'和'民'兩個字不連用在一起，就沒有必要避諱。」

太宗正禮 還原本質

從這段話，我們清楚地看到，太宗論禮，定禮，首先從自己做起，絕不會因身為帝王一味地肆意妄為，妄自尊大。他要歸正禮的原本意義，還原經書和孔子教導的真實含義。以此為天下做出表率，教導百姓，並流傳給後世，成為後人明禮的正確依據。

也就是說，他身為帝王，完全懂得尊禮，定禮，先正自己，是帝王的義務和責任，禮是否明晰，是否正確，不僅關係到本朝的風氣，還關係到後世的民風，他如果理解不對，那麼制定的禮儀制度，必然有害於整個社會，還影響到後人，造成後世的迂腐教條，甚至違背經書，不合道義，這樣一來，禮就會失去原本的作用，變成不通情理的維護帝王個人地位和臉面的虛禮了。如此一來，上行下效，就會丟失禮原本維護人倫道德的本義。

因此，他登位不久，就開始歸正尊卑禮數上的曲解帶來的問題，發現了近代帝王曲解經書、曲解孔子教導的錯誤做法。在太宗看來，帝王固然尊貴，百姓大臣理應符合上下各自的名分，給以上位者應有的尊敬，因此，根據仁義之道的人倫道德，對尊長是要有禮的，那麼對帝王就更是如此，但不可因此私心作怪，不合理地一味維護帝王情面，妄自尊大，曲解了禮經原意，避名諱到了極端的地步，以至於生活工作，寫文章都會變得極不方便。太宗看到了這個認識上的錯誤帶來的危害。

其實任何時代，都會有部分人出現走極端的現象，也會出現讀死書的人，教條迂腐。 （這部分不良現象，被中共陰險地誇大，利用來歪曲古代的歷史文化）但也始終會有人注意到，進行不斷歸正。一些少數迂腐文人的認識不能代表整體主流，不能因此宣揚這些短暫的現象，看不到整個中華文化的偉大之處，找不到自己民族的自尊。禮，其實維護的就是仁義本身，不是個人私情。

慎終追遠 歸正有道 何其英明

我們還從這段話，看到一點，只要有先祖的經典在，不管後世文人，帝王，出現過多少次偏離和錯誤，都能再次被人察覺，就像太宗一樣，讀經典，找依據，就能有獨立的思考，從原典出發，從聖人孔子的教導出發，按照上古三代先祖的教導和做法，發現當世近代不對的地方，進行歸正，可以從漫長歷史浩大的書海中，各家各派的言論中理出頭緒，形成正確的依據和見識，得出正確的判斷。

今天的日本之所以從新興起帝王學，研讀《貞觀政要》，研讀孔子的經典，研讀中國的歷史，就是因為，他們從未詆毀和批判過古代的正統文化，對傳統做人的道理，是尊敬的，只是在經濟大潮中，年輕一代開始遺忘了，一部分人變的急功近利了，政治經濟和教育都出現了不德現象，人們感到危險和驚懼，急切呼籲回歸傳統道德，學習先祖聖人的教誨。也就是說，只要對古聖賢以及經典懷有敬意，有經典和先祖的實踐作為參照和依據，即使一時迷惘走偏，也能重新歸正。

可怕的是，我們今天的中國，經過文革，儒家經典被批判和嘲笑，先祖的價值觀，歷史觀已經被拋棄，沒有了經書的指導，不僅遇到事情無法得出正確的決斷，還可以讓小人陰險的做派橫行於世，讓文人的小說，戲劇，各種影視作品肆意曲解中國的禮教文化，忠義思想，把中國人，曲解成不分是非，道貌岸然的偽君子，將無恥流氓的做派安到了古人身上。使我們嘲笑​​先祖，道德敗壞，失去歸正的智慧和依據。

孔子那部《論語》有言，「慎終追遠，民德歸厚」，說的就是要追隨先祖久遠的教誨，自始自終莫忘經書的本義，以此做人，教導百姓，就會歸正百姓的道德風氣了。太宗深明孔子的教導，依據經書，歸正禮制，見識得以英明果斷。這才成為禮儀之邦，光耀千古，獲得世界的敬仰。

既然知道正禮，是為了正人道，那麼接下來，我們將看到唐太宗正婚禮以婚姻之道為依據，歸正婚禮，卻先正氏族等級，讓天下氏族明白不德者，必遭降級，會令祖先和家族蒙羞，在人前無法抬頭。名門望族，必須帶頭重德，名副其實，方配享有高等待遇，方配得到世人的尊敬。婚禮敗壞實則為人心敗壞，君臣整個歸正婚禮的過程，都將歸正人心，維護道德作為根本目的。

以下是太宗歸正婚禮的原文，本為一段，按文脈分成三段如下：

【原文】

貞觀六年，太宗謂尚書左僕射房玄齡曰：「比有山東崔、盧、李、鄭四姓，雖累葉陵遲(注釋：累葉，累世。陵遲，盛況漸衰。累葉陵遲在這裡指家世衰落。)，猶恃其舊地，好自矜大，稱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廣索聘財，以多為貴，論數定約，同於市賈，甚損風俗，有紊禮經。既輕重失宜，理須改革。」乃詔吏部尚書高士廉、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普責天下譜牒（注釋：古代記述氏族或宗族世系的書籍。），兼據憑史傳，剪其浮華，定其真偽，忠賢者褒進，悖逆者貶黜，撰為《氏族志》 。士廉等及進定氏族等第，遂以崔干為第一等。

太宗謂曰：「我與山東崔、盧、李、鄭，舊既無嫌，為其世代衰微，全無官宦，猶自雲士大夫，婚姻之際，則多索財物，或才識庸下，而偃仰自高，販鬻松檟（注釋：檟，木名，即楸樹，常和松樹一起種在墳墓前。販鬻松檟意思是拿著前世的聲望做交易。），依託富貴，我不解人間何為重之？且士大夫有能立功，爵位崇重，善事君父，忠孝可稱，或道義清素，學藝通博，此亦足為門戶，可謂天下士大夫。今崔、盧之屬，惟矜遠葉衣冠（注釋：遠世的官紳），寧比當朝之貴？公卿已下，何暇多輸錢物，兼與他氣勢，向聲背實，以得為榮。我今定氏族者，誠欲崇樹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猶為第一等，只看卿等不貴我官爵耶？不論數代已前，只取今日官品、人才作等級，宜一量定，用為永則。」遂以崔干為第三等。

至十二年，書成，凡百卷，頒天下。又詔曰：「氏族之美，實繫於冠冕，婚姻之道，莫先於仁義。自有魏失御，齊氏雲亡，市朝既遷，風俗陵替，燕、趙古姓，多失衣冠之緒，齊、韓舊族，或乖禮義之風。名不著於州閭，身未免於貧賤，自號高門之胄，不敦匹嫡之儀，問名惟在於竊貲，結縭必歸於富室。乃有新官之輩，豐財之家，慕其祖宗，競結婚姻，多納貨賄，有如販鬻。或自貶家門，受辱於姻婭；或矜其舊望，行無禮於舅姑。積習成俗，迄今未已，既紊人倫，實虧名教。朕夙夜兢惕，憂勤政道，往代蠹害，咸已懲革，唯此弊風，未能盡變。自今以後，明加告示，使識嫁娶之序，務合禮典，稱朕意焉。」

第一段：發覺婚姻成交易 重正氏族

大意：貞觀六年，唐太宗對尚書左僕射房玄齡說：「近來，山東的崔、盧、李、鄭四大姓，雖然在前幾代就已衰敗，但他們仍依仗舊時的名望，自高自大，號稱士大夫。每當把女兒嫁給其他家族，總要大肆索取聘禮財物，以多為貴，根據財禮的多少來決定婚約，如同商販，拿婚禮進行交易，這樣做敗壞了風俗，也攪亂了《禮經》的規定。既然他們不知輕重，門望與行為不符，看來，現在的禮儀制度應該有所改革了。」於是下詔，命吏部尚書高士廉、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人訂正姓氏，普遍收集全國家譜。並根據史書傳記，刪除浮華，考訂真假，如果一個家族上代出了忠賢，就提升等級，出了叛逆（違背人倫道德的行為，離經叛道者。），就加以貶黜。依此標準，撰寫了一部《氏族志》。後來，高士廉等人在唐太宗面前呈上所定的氏族等第時，仍把崔干列為第一等。

解讀：這段話表明，太宗發現有山東一些氏族借著先祖的功名，狂妄自大，借著婚禮索要聘禮財物，不僅把婚禮當成交易，其實也是把先祖的名望拿來賺錢，如不改正，這些所謂的望族，就會成為百姓效仿的偽君子，不但起不到表率的作用，反而讓人倫道德淪為虛偽的東西，民心必會大亂，道德必定下滑，崇拜金錢的民風，一旦形成，後果不堪設想，因此，太宗不僅要禮部，還責令各部要臣一同參與此項改革。要讓氏族的等級名副其實。可見太宗正禮，正的是人心，從未忘記教化百姓是帝王的職責。

古代聘禮，是婚禮中為定下婚約的禮制，表達男方對女方家族的尊重和承諾，有敬意，有感恩，有信用，有誠意。下了聘禮，是對女方最大的誠意，也是公開承認了自己將對女方終身負責，給出了可靠的人人皆知的承諾。無特殊因由，是輕易不能反悔的。這是聘禮存在的本義，怎可當成交易呢？何況是名門望族帶頭，百姓必然跟風，沒有比這樣的行為影響更壞的了。

太宗正婚禮，先從氏族榮辱下手，就是在警告名門望族的後代子孫，莫要辱沒了先祖的名聲，讓天下人看到，不好好修正自己的德行，就不配擁有至高的等級。一旦被降低等級，在人前無法抬頭，臉上有如被貼上惡人或者偽君子的標籤，是最大的羞辱。這樣一來，人們不僅會從新認識和思考婚姻的意義，更使得整體社會懂得把道義放在第一位，懂得做人德重財輕。

也就是說，太宗非常英明，懂得先將在鄉裡有影響力的氏族歸正，褒獎忠賢，方能自上而下引導百姓重德。正的，並非僅僅是婚禮，並非僅僅是規定如何下聘禮。而是從婚禮的扭曲當中，看到了人心的敗壞，必須嚴肅糾正。

但大臣卻依舊將崔家列為一等氏族。太宗覺得大臣們還是不太明白自己重新定氏族等級的用意，於是有了太宗第二段的論述。 （待續）

今天，受現代古裝劇等文藝作品的影響，人們錯把善惡不分的唯唯諾諾，惟命是從視為忠，這是不讀史書，杜絕傳統教育的後果。所謂忠言逆耳。看到君王有錯而不敢進逆耳忠言，只會說順耳討好的話，怎會是真正的忠臣呢？但是為何忠言會逆耳呢？為了清晰地了解這個忠的內涵，我們一同來看看唐朝一代賢后——長孫皇后嫁女論忠臣的故事。

皇后：以道義抑制帝王私慾方為忠

這個故事出自《貞觀政要》＜論公平＞這一章。講的是唐太宗與長孫皇后的女兒長樂公主將要出嫁，陪嫁的財禮太多，受到魏徵勸阻後，皇后對此事的認識。史書對這個故事的記錄十分完整，我們先看白話文的大意（原文附在文章最後）：

長樂公主是唐太宗文德皇后（註：就是長孫皇后，死後諡號文德皇后，表示她德行昭著）所生。貞觀六年將要出嫁，太宗敕令有司陪送的財禮，比當年高祖之女永嘉長公主出嫁時高出一倍。

魏徵上奏勸阻說：「以前東漢明帝準備封賞他的兒子，說道：『我的兒子怎麼能跟先帝的兒子得到同樣多的封賞呢？參照先帝之子楚王、淮陽王的一半去封賞吧。』以前的史家皆以此作為美談。皇帝的姊妹稱為長公主，女兒稱為公主，既然在前面多了一個長字，那麼就說明要比公主的身份尊貴，雖然對她們感情不同，可是道理卻是一樣的，沒有什麼差別。如果公主的禮節逾越了長公主，道理上恐怕不妥，望您能夠三思。」

太宗十分贊同。於是將這些話告訴了皇后，皇后聽完讚嘆道：「曾經聽說您對魏徵十分敬重，可是對於其中的緣故知之甚少，現在聽到他進諫的這番話，可見他能夠用道義來抑制帝王的私慾，真是國家社稷忠臣啊！我和您結髮做了夫妻，承蒙您的敬重禮待，情深義重，每當有話要說的時候，也要察言觀色，尚且不敢輕易觸怒您的威嚴，何況作為臣下，和陛下情誼疏遠、禮儀相隔呢？因此韓非子將此稱為『說難』，東方朔將其稱為『不易』，真的是非常有道理的。忠言逆耳利於行，對於擁有家國的人來說是最重要的事，如果能採納這些忠言，國家就能長治久安，如果杜絕這些忠言，政局就會混亂不堪，我希望您能夠仔細體會其中的含義，那就是天下的大幸了。」於是，長孫皇后請求太宗派遣中使帶五百匹錦帛送到魏徵家中賞賜他。

看完這個故事，估計對忠的內涵，有了一個很形像清晰的認識，唐太宗作為帝王，不可能事事想得周到，再英明，也會有失誤出錯的時候，因此，需要臣子的提醒輔助，彌補不足。這裡太宗就犯了錯，因為長樂公主是自己敬重的皇后所生，因私人感情，對妻子的偏愛，必然體現在女兒身上，對公主十分寵愛，不知不覺就感情用事，忘記了身為帝王不能偏私的道理了。於是給公主的陪嫁，比公主的姑姑，太宗的姐妹還要高出一倍，有違敬長輩的孝道，不合長幼有序的做人的道理了。長孫皇后不但不生氣，不責怪魏徵如此對待自己女兒，不給自己情面，反而稱讚他為社稷忠臣，將忠臣的含義解釋為「能夠用道義來抑制帝王的私慾」實在精闢。

也就是說，忠言之所以逆耳，是因為它符合道義，逆的，必然是不合道義的只為自己個人高興，滿足私慾的帝王言行，當然不會讓帝王順心如意，自然就會逆耳。因此，道義是忠臣的尺度，不講道義的惟命是從，絕非忠臣。

「忠言逆耳利於行」出自孔子

皇后在這裡，還講到了「忠言逆耳利於行」。這句話其實出自孔子的教導。孔子曰：「良藥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湯武以諤諤而昌，桀紂以唯唯而亡。君無爭臣，父無爭子，兄無爭弟，士無爭友，無其過者，未之有也。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己失之，友得之。』是以國無危亡之兆，家無悖亂之惡，父子兄弟無失，而交友無絕也。」（出自《孔子家語．六本》）

甚麼意思呢？孔子說：「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商湯和周武王因為能聽取進諫的直言而使國家昌盛，夏桀和商紂因為只聽隨聲附和、唯命是從的話而國破身亡。國君沒有直言敢諫的大臣，父親沒有直言敢諫的兒子，兄長沒有直言敢勸的弟弟，士人沒有直言敢勸的朋友，要想不犯錯誤是不可能的。所以說：『國君有失誤，臣子來補救；父親有失誤，兒子來補救；哥哥有失誤，弟弟來補救；自己有失誤，朋友來補救。』這樣，國家就沒有滅亡的危險，家庭就沒有悖逆的壞事，父子兄弟之間不會失和，朋友也不會斷絕來往。」

大家看看，孔子講的忠，涉及到了君臣父子兄弟和朋友，其實也包括夫妻，所有人倫關係都需要忠言勸諫補救，方能使得國、家安康太平。跟「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少數暴君的謬論，有何關係呢？正因為我們不讀傳統教育留下的經典，方才被蒙蔽了真相，醜化了以忠孝為本的祖先。

傳統教育普及民間，出自孔子，但是很多人也許從來就沒有想過，孔子一生，到底在教育什麼呢？通俗地說，就是教人怎樣做一個好人。用古代的概念來說，就是仁義二字。在此基礎又具體分出禮智信，合成五常。是對人這一層生命的道德要求。也就是說，傳統教育，核心就是道德教育。仁主要指對別人的仁心善行，義首先針對自己，要求自己行為方正，符合正理做人。帝王則要公道，才能符合帝王的道義。因此，魏徵提醒太宗，身為帝王，自己一定要做事公道，符合義理，方能讓天下人信服，沒有怨言。如果自己女兒陪嫁高出她的姑姑，就是對姑姑的不敬和太宗處事的不公。所以這個皇后論忠臣的故事，才被《貞觀政要》放在《論公平》這一章。目的是教育後世帝王，處處事事要記住以公道處理事情，才能做到公正合理，天下太平。

附故事原文：　長樂公主，文德皇后所生也。貞觀六年將出降，敕所司資送，倍於長公主。魏徵奏言：「昔漢明帝欲封其子，帝曰：『朕子豈得同於先帝子乎？可半楚、淮陽王。』前史以為美談。天子姊妹為長公主，天子之女為公主，既加長字，良以尊於公主也，情雖有殊，義無等別。若令公主之禮有過長公主，理恐不可，實願陛下思之。」太宗稱善。乃以其言告後，後嘆曰：「嘗聞陛下敬重魏徵，殊未知其故，而今聞其諫，乃能以義制人主之情，真社稷臣矣！妾與陛下結髮為夫妻，曲蒙禮敬，情義深重，每將有言，必俟顏色，尚不敢輕犯威嚴，況在臣下，情疏禮隔？故韓非謂之說難，東方朔稱其不易，良有以也。忠言逆耳而利於行，有國有家者深所要急，納之則世治，杜之則政亂，誠願陛下詳之，則天下幸甚！」因請遣中使齎帛五百匹，詣征宅以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