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珍妮・狄克遜(Jeane Dixon, 1918年1月3日 -- 1997年1月25日) 是二十世紀美國著名的占星家(astrologer)和特異功能者(psychic)。她對許多重大事件的準確無誤的預言為她贏得了國際聲譽。包括美國總統在內的各國政治家、社會名流和商界要人都曾積極尋求她的建議，許多外國名人情願放棄白宮的私人宴會而與她約見。

可以說，自從有了人類就有了預言，因為預言的能力是人人都具備的天賦，而不是後天學來的技巧。然而，大多數人和越來越多的人失去了預言的能力，這確實與人們後天的社會活動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

當一種能力成為極少數人的專利、而又超越了絕大多數人的理解能力時，其真實性就會受到懷疑。況且，人們不太相信預言的真實性也有其客觀的因素：過去的許多預言往往措辭含混、模稜兩可，加上年代久遠而帶來的語言障礙，為人們留下了多種解釋的可能；有些預言不但需要作者的背景知識，而且要用到某些特殊的理論(如道家的《周易》)才能得到圓滿的解釋，而這些理論本身就不易被一般人理解和接受；有些預言的寫法則明顯的流露出預言者們當時心中的猶豫、顧慮和隨之而來的閃爍其詞。

然而，和那些預言相比，狄克遜女士的預言具有完全不同的特點：

1. 古代某些預言家怕自己的預言泄漏了天機，因此想方設法的遮遮掩掩；而狄克遜女士始終相信自己的預言是上帝交託給她的責任，因此儘量說得清楚、連許多細節都和盤托出，這就使她的預言沒有任何第二種解釋的可能；

2. 在已知的著名預言家中，狄克遜女士是距我們時代最近的現代人，她完全使用現代英語，不產生任何語言障礙的問題；她所預言的事也是大家都知道的、感興趣的，甚至與自己切身利益相關的，因而更引起人們對其真實性的強烈關注；

3.她的預言用不著任何高深知識和理論作基礎，人人都能很容易的理解她的描述和解釋；

4.更為可貴的是，她不但將自己所預言事件的細節全盤托出，而且把自己獲得預言的各種不同方式和細節都交代得清清楚楚，甚至於指出哪些預言是不可更改的、哪些預言是可以通過努力去改變的。這不但使閱讀她的預言的讀者有了更多的思考空間和咀嚼的餘味，而且給了深入思考和研究預言的讀者們許多寶貴的信息。

由於以上原因，許多對預言的存在性持懷疑態度的人發現，他們用以質疑和反對預言的存在性的理由在狄克遜女士的預言面前不起作用了。我們可以肯定的說，除了哪些蠻不講理、無意於真理而只想爭輸贏的人外，任何稍有理智的人在看了我們選載的狄克遜女士的預言後，都會放下心來相信預言的真實存在。不但如此，當你一旦明白了預言是一種真實存在、而且是每個人原來都具備的能力時，你可能就會發現周圍的人群中就有好些可以偶爾言中未來事件的人，只不過他們的預言能力可能還沒有達到預言家的程度罷了。

著名的預言家也有預言不兌現的時候，而且可能遠遠不止一次。狄克遜女士的有些預言也沒有兌現。但這絲毫不影響她著名預言家的身份，更不影響預言存在的真實性，因為我們說「預言是真實存在的」時，只要我們找到哪怕是一個「真實的預言」，那就足夠了。這叫做「存在性證明」。比方說，一個短跑名將在一次比賽中跑出了100米9秒8的新記錄，我們就會說「他能跑100米9秒8」，但不會苛求他任何時候拔腿一跑就能那樣快，更不會因為他以後再也沒有跑過那樣快就取消他創下的記錄。同樣的，我們不能苛求每一個預言家的每一個預言都能兌現才承認他是預言家，或者才承認預言是真實的存在。

其實，正如狄克遜女士所說，有些預言本身是可以改變的。如果在作出預言後，當事人努力去避免其兌現，就可能會得到不同的後果，因而使原來的預言落空。比如，在狄克遜女士在預言了羅伯特・甘迺迪將要被刺後，想盡辦法通過許多政界熟人去通知他，但他始終不願聽，最終為自己的固執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如果當時有人成功的阻止了他，狄克遜女士最初的預言也就落空了(而這正是狄克遜女士最希望的後果)。又因為得到預言的方式有多種，預言家在解釋自己所得信息時偶爾也會誤解，等到事件發生後才發現自己是誤解了信息，而事情的後果並未改變。這件事情遠非讀者想的那樣簡單，當你認真的一步步的去研究預言的本質時，你就可能對其複雜性獲得深刻的理解。

為了讓讀者對預言的真實性、存在性有一個明確、可信的答案，我們將從狄克遜女士的眾多預言中選載一部份作為例子推薦給讀者，而且儘可能把每一則預言的相關信息也指出來。比如，何時作出預言，何時預言兌現，獲得預言的方式，預言的性質(可不可以改變)，等等。

親愛的讀者，預祝您在閱讀這些預言後獲得對人生和社會中這一重要現象的理解和反思，從而為自己的生命進程作出更美好的選擇：因為人的一生既是確定的，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可以改變的！

約翰・甘迺迪(John F・Kennedy，簡稱 JFK，1917-1963)，美國第35屆總統，1963年11月22日在德克薩斯州的達拉斯(Dallas, Texas) 被刺身亡。

在甘迺迪總統遇刺前11年的某一天……

那是一個下著毛毛雨的清晨，迪克遜女士走進首都華盛頓的聖・馬太大教堂去作早禱。她幾天來一直有一種預感的激情，那是一種期待的感覺，似乎有重大事件要發生，而自己將要捲入其中。

當她站在聖母瑪麗亞的雕像前時，突然看見白宮在一片耀眼的光芒中出現在她面前。在屋頂的上方，從霧中現出了「1960」這個數字。一團不祥的烏雲出現了，蓋住了數字，並慢慢下降到白宮的上面。然後她向下看，看到一個年輕人，高高的身材，藍眼睛，滿頭篷亂的粗棕發，靜靜的站在白宮的大門前。當她還在盯著他看的時候，不知哪兒傳來一個柔和的聲音，告訴她說，這個年輕人是個民主黨人，將於1960年當選總統，並在任職期間被人刺殺。

整個影像隨即淡入到牆壁中，淡入了遠方，柔和得就像它來時那樣。但它卻會始終伴隨著迪克遜女士，一直到11年後那個不幸的日子，它所描繪的事件在達拉斯成為現實。

凱・哈利(Kay Halle) 是甘迺迪總統的好友，對政治愛得入迷，寫過一本關於英國首相邱吉爾的書，並曾建議美國國會通過特別法案，授予邱吉爾美國名譽公民。1963年11月初，她家來了一位不速之客，神情焦慮地開門見山：「總統剛作出決定，要去南方某個地方。我知道你和甘迺迪總統一家來往甚密，請你傳個話叫他別作這次旅行。」凱感到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來客繼續說道：「很久以來，便有一團烏雲罩在白宮上空。那團烏雲越聚越大，現在正開始朝下壓。這意味著大禍即將臨頭，他離開白宮會遭暗算的。」

凱覺得對方太唐突，淡淡敷衍：「假如這些事情是命中注定的，那麼我們再怎麼努力都於事無補，對吧？」來客不肯罷休：「有時，哪怕是再小的契機，只要來得及時就可能扭轉局面，化險為夷，你必須警告他！」凱不以為然，只是因為對方一再堅持，她才答應盡力而為。但是客人一走，她便忘了這件事。

11月22日中午，在華盛頓的一家餐廳裡，正興高采烈的同朋友交談的凱被侍者叫到電話機旁：一個沉重的聲音響起「總統遭到槍擊」。凱面色驟變：珍妮言中了！那位不速之客自然是珍妮了！

後來，在回憶起這件事情時，珍妮・迪克遜女士說：「現在我意識到，我當時的努力是毫無意義的，因為他的死是以(神的)啟示的形式顯現給我的，而啟示所顯現的命運是絕對不能改變的。」

與此預言有關的信息：

作出預言的時間：1952年11月22日以前
預言兌現的時間：1963年11月22日(作出預言11年後)
預言的可信度：極高。經過11年時間的考驗，其間知道此預言的人都可作證。
結果能否改變：不能。按照迪克遜女士的說法，(神的)啟示的結果是不能改變的。

評註：雖然此前迪克遜女士作過的許多預言都已經兌現，但卻正是這一則預言，以其內容的重要性、過程的可信性而使她作為預言家的聲譽在美國、乃至全世界範圍內直線上升。

 

羅伯特・甘迺迪(Robert F Kennedy, 1925-1968)，美國前總統約翰・甘迺迪的弟弟，1964年當選為紐約州參議員。1968年6月初，他剛贏得了民主黨加利福尼亞預選的勝利，便於6月5日早晨在洛杉磯一家旅館內遭到槍擊而死亡。

1967年9月13日，迪克遜女士終於感到急不可待的要當面告知參議員羅伯特・甘迺迪，他的生命有危險。她選擇了「太平洋戰爭日記」一書的作者詹姆斯・華黑(James Fahey) 作她的使者去見羅伯特，試圖安排一次她和參議員的會面，因為詹姆斯既是甘迺迪一家的密友，又是迪克遜女士的好友。

詹姆斯・華黑事後回憶道：「1967年9月13日，我偶然去首都並順便去看望珍妮。『吉姆(詹姆斯的暱稱)，你得給我辦件事』，她說，口氣中帶著急迫的味道。『我得會見參議員羅伯特・甘迺迪，此事特別重要。我有一本我親自簽名的我的書送給他。當你給他書時，請告訴他，我必須見他，和他談一件最重大的事情……我希望他能理解』。我去博比(羅伯特的暱稱)那兒時，受到照例的接待。『吉姆，很高興見到你！』他微笑著。『有什麼特別的事我可以為你作嗎？』『是的，博比，有一件事。珍妮・迪克遜要我把她這本簽名的書送給你，她說她想見你。她讓我告訴你這件事！』他轉過身去，然後停下來，他的頭慢慢的低下去，直到他的眼睛盯住他前面的地板。在一個短暫的瞬間，我以為他要回答我了，但完全沒那事，沉默是唯一可以感覺得到的反應。過了好一會兒，我打破了屋子裡死一樣的寂靜：『我得走了，博比。我和德克薩斯州的參議員拉爾夫・雅波洛還有一個約見。』『代我向他問好，吉姆』，他柔和的說，『謝謝你順道來訪……』回到珍妮的辦公室後，我把羅伯特・甘迺迪的反應告訴了她。她看上去很失望，但沒有發表任何意見。在同一年稍晚的時候，我寫了一封信給他，再次告訴他，我認為他應該與珍妮・迪克遜建立聯繫。我還建議說，此事可以非正式的進行。但博比一直沒有回話！」

1968年1月，在佛羅裡達州的邁阿密海灘(Miami Beach)召開了一個由「肯塔基炸雞」行業的股東們和特許代表們參加的會議。迪克遜女士在會上講話後照例詢問聽眾有什麼特別的問題。「羅伯特・甘迺迪會成為美國總統嗎？」一位股東問道。她的回答是直接了當而又無條件的：「不，他永遠不會成為美國總統。」當晚有十多個與會者去了迪克遜女士的住處，其中的弗蘭克・卡拉漢(Frank Callahan)問她：「你能肯定羅伯特・甘迺迪永遠作不成總統嗎？」「是的，卡拉漢先生。他將在今年六月於加利福尼亞被暗殺。」

1968年3月4日，詹姆斯・華黑又和甘迺迪參議員有過一次會面。他回憶道：「當我在珍妮丈夫的房間裡等待她時，隨手拿起一張報紙。闖入我眼帘的首先是鮑勃・E杜克(Bob Duke)1968年2月20日的專欄文章。『華盛頓的預言家珍妮・迪克遜星期一晚上在這兒告訴被她強烈吸引的5千多名聽眾說，美國參議員羅伯特・甘迺迪將永遠不會當選總統。』她為甚麼說他永遠不會成為總統呢？他還沒有參與競選啊！第二天早上當我見到博比時，我沒有提起報上的事。我給他一個從波士頓順便買來的聖・帕特裡克(St. Patrick)小飾版，它的一面是聖・帕特裡克，另一面是一首三行詩。博比讀著那首詩：

 

『在魔王知道你死亡
之前半小時
希望你已進天堂。』

當他的眼睛尾隨著那些單詞時，他的手顫抖著，但我希望的微笑始終沒有出現。他沒有說話。事實上，他的反應與我告訴他珍妮・迪克遜想見他時的反應很相似：他只是盯著它。當他最後抬起頭來看我時，他的眼睛裡顯出悲哀和憂鬱。那次會見一週後，我又見到他。但這回他正在電視上宣布他競選總統的決定。整個事情已經很清楚了：珍妮・迪克遜急於要見他，他對我的禮物上小詩的反應，他眼中悲哀的表情……我變得恐懼起來，並尋求辦法與他聯繫，要告訴他：他決不會成功的……

1968年5月27日，來了一個機會。我去戴維・鮑爾斯(Dave Powers)的辦公室拜訪了他。他原是甘迺迪總統的一個白宮助理。我想請他去敦促博比與珍妮會面。『戴維』，我嚴肅的說，『我有個消息會讓你驚倒。它關係到羅伯特・甘迺迪和珍妮・迪克遜。我知道你打算和瓊(Joan)以及尤妮斯・甘迺迪(Eunice Kennedy) 去愛爾蘭參加甘迺迪總統花園的獻贈典禮。你能否告訴瓊，我認為她應該組織一次小型家庭會議，邀請珍妮，因為她必須和羅伯特談話？』『想告訴我什麼事嗎？』他問。『不能，戴維，……但願我能告訴你。』『好吧，我會告訴她。』下一次我見到戴維是7月5日，謀殺事件後的一個月。當我問起那件事時，他說他當時事太多，把它忘了。」

羅伯特・甘迺迪被刺的恐懼一直伴隨著迪克遜女士。1968年3月29日，當她在德克薩斯州的福特・沃斯的一次慶祝早餐上講話的前後，她又對陪伴她的米婭・懷特海(Mia Whitehead)、歡迎委員會的成員們以及德克薩斯州參議員約翰・托爾(John Tower)的妻子預言了羅伯特之死。「當他在加利福尼亞時，他會被槍殺」，她感情衝動的說。

1968年4月4日，珍妮告訴她的朋友，阿拉巴馬州的已故眾議員弗蘭克・博依金(Frank Boykin)和奧克羅・博伊金(Ocllo Boykin)，馬丁・路德・金將會被槍殺，緊接著就是羅伯特・甘迺迪。弗蘭克回憶道：「我們在華盛頓旅館共進午餐時，珍妮一口氣預言了馬金・路德・金之死和羅伯特・甘迺迪之死，我並未感到驚訝。我試圖告誡他，但他不聽。珍妮反覆告訴我：博比要出事。他不聽任何人的話，只顧自己干。他父親喬・甘迺迪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不久前打電話給我，『弗蘭克，想法抓住博比，試試看你能對他作點什麼』。『喬』，我說，『你知道我對他什麼也幹不了，他不聽！』『我知道』，他絕望而不甘心的說，『那你看能否找到霍華德・史密斯(Howard Smith)去和他談』。於是我打電話給眾議員史密斯，他和博比作了一次長談。」

1968年5月28日，珍妮確實意識到，死亡正在最後的、不可避免的降臨到羅伯特的頭上。那一天，在洛杉磯大使旅館的大舞廳裡，珍妮在會議上講話後請聽眾提問題。「博比將成為美國總統嗎？」一位女士問道，聽眾正緊張的等著答案。「不，他不會。他永遠不會成為美國總統」，她平靜的回答，「因為就在這個旅館內將有一個慘案發生」。會後，她又對(退伍軍人組織)美國軍團的官員喬治・梅恩斯和佛羅裡達州副州長的岳母瓊・賴特(June Wright)女士重複了這一預言。「你們覺得我們應該通知旅館的管理人員嗎？」珍妮問他們。「別這樣，珍妮！」梅恩斯回答說，顯然他身上發著抖，「博比・甘迺迪下周要在這裡講話，那只會給他們煩惱。」瓊・賴特不同意他的說法，嚴肅的決定努力和她的朋友羅斯・甘迺迪(Rose Kennedy)取得聯繫。羅斯是甘迺迪參議員的母親，那天晚上正呆在大使旅館內。後來瓊自己對珍妮說，她給羅斯・甘迺迪打了三次電話，留言請她回電話以便告訴她那個預言，但是甘迺迪女士忽視了那些電話，瓊・賴特沒能找到機會告誡她。

當他們一行人從廚房過道走出舞廳時，珍妮突然間感覺到了死亡……它到處瀰漫，以一切黑暗邪惡的東西充滿了過道。絕對的黑暗包圍了她，恐怖的暗流從四方向她靠近。她向後退縮，看上去一定象是被擊傷了，因為梅恩斯叫喊起來：「出什麼事啦，珍妮？出了什麼事？」他的聲音把珍妮帶回到現實中來。「羅伯特・甘迺迪……這就是他要被槍殺的地方，喬治！我看到他倒在地板上，渾身是血……」

與此預言有關的信息：

作出預言的時間：1967年9月13日或者以前
預言兌現的時間：1968年6月5日
預言的可信度：極高。知道和試圖改變這一預言的人太多了。
結果能否改變：可能。按照迪克遜女士的說法，不是神，而是人計劃了這次謀殺。

評註：雖然迪克遜女士和羅伯特・甘迺迪周圍的親友們作了許多努力來阻止這個預言的兌現，但都因羅伯特・甘迺迪自己置若罔聞而沒有起到絲毫作用。難怪迪克遜女士後來說到此事時曾經用過「他選擇了去死」這種不無怨憤的說法。

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1929-1968)，美國民權活動家，黑人民權運動領袖，以其消極抵抗政策和演講技巧而聞名，於1968年4月4日在田納西州的孟菲斯被人槍殺。

「我有一個夢想，有一天我的四個孩子將生活在這樣的國度，他們在那裡所得到的評價不是來自他們皮膚的顏色，而是他們人品的優劣。

今天，我有一個夢想。……
今天，我有一個夢想。……」

(馬丁・路德・金：「我有一個夢想」。1963年夏，華盛頓)

1968年4月4日，這位夢想者被人殺害了……是一次共謀，還是單一的某個人仇恨的行動？人們可能永遠也難以得到官方的證實。然而，迪克遜女士早在1960年便知道馬丁・路德・金要被謀殺，而且與眾不同的斷定其謀殺背後的真正兇手和真正動機。

早在1948年，迪克遜女士就指出，美國的共產黨人正在計劃滲透到黑人運動中去。但直到1960年，他們才開始計劃謀殺那個將要在1968年的民權鬥爭中領導黑人運動的人。

在1960年的一次集會上，迪克遜女士告訴她的丈夫吉米和一些關係密切的朋友們，馬丁・路德・金將會在1968年遭到槍殺：「我強烈的感到，為了獲得他為自己的人民而渴望的迅速進展，他將要開始利用已經暴露身份的共產黨人，他相信那樣就能更好的為自己的人民服務。然而，共產黨人卻會反過來干，開始利用黑人運動去達到他們自己的目的。一旦他們滲透到了黑人運動中，他將不再對共產黨的事業有用，於是他們會幹掉他。這件事情將要發生在1968年，那時他對於他們來說已經沒有用了。他會遭遇到暴死。」

共產黨人滲透到黑人運動中去的事實，以及馬丁・路德・金自己的顧問班子被共產黨人滲透的事實，都有大量的文件和檔案證據可以證明。並且，馬丁・路德・金本人對這些情況是心知肚明的。但他認定那樣對自己的人民有好處，因此不但不反對，甚至還在紐約1964年7月23日的世界電訊報(World-Telegram)上說：「對於人們說的這個運動被共產黨人及共產黨同情者滲透了的話，我感到厭煩和噁心。這個運動中有許多共產黨人，就像在佛羅裡達州有許多愛斯基摩人一樣。」

在1968年4月那個災難性的星期的星期一，迪克遜女士因公拜訪了眾議員弗蘭克・博依金，後者邀請她共進午餐。弗蘭克事後回憶說：「我清楚的記得那一天。我們在華盛頓旅館的頂層餐廳裡吃著午餐。華盛頓的市長在和幾個報界的人談政治，他的桌子緊挨著我們的桌子。……『我最近和南部的許多人談話』，我對珍妮說，『他們都擔心這個麻煩，而我很不想看到馬丁・路德・金又到這個城市來組織另一次遊行……』珍妮從她的盤子上抬起頭來，摸了一下我的手，『別擔心那個事，弗蘭克』她微帶悲哀的說，『馬丁・路德・金到不了華盛頓……他在到達這裡之前將會被槍殺。他會在脖子上挨一槍……』『但他正在計劃幾天之內就來這裡……』我很吃驚並且不相信的說，『別給我說他會那麼快就遭槍殺……』『就是那樣快』，她強調的說，『他將永遠到不了這兒。他將被槍殺……而緊接著就是羅伯特・甘迺迪！』」

在那個致命的日子的傍晚，迪克遜女士和南希・史密斯女士在一家餐館進餐。過道裡一位男子在照管著一台電傳打字機。正當餐館主人奧格(Auger)夫婦來到迪克遜女士的桌子前問侯和閒談時，那位看管電傳打字機的男子從機上扯下一長條紙帶，幾步走到迪克遜女士的桌子前，鎮靜的把紙帶遞給她，並說道：「迪克遜女士，這兒是你的預見，馬丁・路德・金死了。」

哈裡・杜魯門(Harry S Truman，1884-1972)，美國第33屆總統(1945-53)。他在1944年出任副總統，羅斯福總統去世後成為總統，並於1948年的選舉中當選而連任美國總統。

當珍妮・迪克遜在1948年1月宣稱，哈裡・杜魯門總統將要在選舉中獲勝，繼續作美國總統時，同意她這一預言的人實在太少了，以至於她的朋友們開始認為她正在失去自己的天賦能力。

沃爾特・馬隆內(Walter Maloney) 女士是華盛頓的一位律師的妻子。她回憶起1948 年1月珍妮為她作預言時，叫她自己在心中發一個願。然後珍妮觀察了她的水晶球，並說：「你發的願不是一個專為自己個人的，但你會如願以償，它會實現的。」馬隆內女士認為她糊弄了珍妮，大笑著坦白說，她發的願是希望杜魯門先生當選連任總統，而這種可能幾乎是不存在的。但珍妮告訴她，恰恰相反，這個願望會實現，因為她從水晶球內看到了杜魯門先生要取勝。

在這同一個時期內，珍妮還打電話給她的朋友埃斯特爾・弗裡德利希(Estelle Friedrichs)， 告訴她不要擔心自己在白宮裡的工作問題，因為杜魯門先生會贏得選舉，連任總統。

珍妮的這個預言在公務人員中迅速的傳播，一些華盛頓的主婦們憤怒的從她們自己的集會客人名單上劃掉了珍妮的名字。一個大使館的一位社會秘書甚至打電話給她，催促她公開改變這個預言，「因為你用這個預言把自己弄得滑稽可笑。」珍妮卻守著自己的預言不變。

幾周以後，珍妮在一個地方電台節目中預言說，競選雙方將會是托馬斯・杜威和哈裡・杜魯門。她說：「我看到杜威先生從報紙的洪流中消失了，一頂勝利者的桂葉花環降落在杜魯門先生的頭上。」政治評論家雷・亨爾(Ray Henle) 也在他的全國性電台節目中廣播了她的預言。

這一來，辱罵的信件從全國各地潮水般的向珍妮湧來。看起來沒有人相信她，甚至包括她的朋友弗裡德利希女士！(這個預言實現後的最直接受益者！)

選舉前的那個星期六，馬隆內女士在杜魯門競選總部當義務員工，以背水一戰的努力徵集捐款為總統的政治演說購買廣播時間。就在一兩天以前，由於資金短缺，總統的廣播被切斷了。珍妮順路去那裡捐了一些款，然後抱怨的說：「馬德琳(馬隆內的暱稱)，人人都說我瘋了。我們用撲克牌再試一次，看我是不是仍然得到同樣的感應。」她把那副她有時使用的磨破了的牌拿出來，讓馬隆內分牌，然後她把牌擺開來。她有幾分鐘沒有說話，但最後抬起頭來說，她沒有看到任何別的結果，杜魯門將要贏得大選。

杜魯門贏了。但實際上，除了總統本人和珍妮以外，這一結果讓每一個人都感到驚訝不已！

與此預言有關的信息：

作出預言的時間：1948年1月
預言兌現的時間：1948年11月
預言的可信度：極高。通過地方電台和全國電台節目廣播。
結果能否改變：迪克遜女士沒有給出確切的說法。

評註：

對於已經兌現的預言，預言懷疑論者的最後一道防線就是「他們是猜著的」。這一則預言是他們最後一道防線的克星：任何人要「猜測」任何結果，都會往「可能性大」的一邊猜，這是「猜測」的唯一原則。而這一則預言的結論是誰都認為「不可能」的，誰會這樣猜呢？由於這個原因，我們可以說這一則預言是「最可信的預言」或者「最使人相信預言的預言」。

德懷特・艾森豪(Dwight David Eisenhower，簡稱「艾克」，1890-1969)，美國第34屆總統(1953-1961)。他是二戰中盟軍總司令，並於1952年和1956年兩次當選美國總統。

正當1952年夏季兩黨提名大會前不久，電視節目主持人瑪莎・饒恩特裡(Martha Rountree) 在她華盛頓家中的花園裡舉行了一個盛大聚會。大多數有可能上電視的人都邀請到了，而珍妮則被告之，她須要帶上她的水晶球。在聚會時，珍妮為民主黨人艾費爾・哈裡曼(Averell Harriman) 和參議員理察・羅素(Richard Russell) 作預言說，他們得不到民主黨的提名，民主黨提名的總統候選人的姓氏是以字母「S」打頭的(史蒂文森)。

珍妮又為眾院發言人薩姆・雷伯恩(Sam Rayburn) 作預言說，他會失去眾院發言人的位置，但很快會失而復得。在他73歲生日時，他將得到自己全部生涯中最大的榮譽。後來，薩姆果然失去了他發言人的位置，但兩年後又成為發言人。在他73 歲生日時，民主黨人為他舉行了一個盛大的「薩姆・雷伯恩晚宴」，來客超過了大廳的容量，艾森豪總統授予他一塊榮耀的飾版。第二天，他便打電話給珍妮說：「我對你的誠信是超乎尋常的。那個晚宴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榮耀。繼續作你為人們作的事吧，你的預言在我生活的低潮中總是讓我振作起來。」

就是在這次聚會上，珍妮預言說，艾森豪將軍要入主白宮。著名專欄作家露絲・蒙哥馬利(Ruth Montgomery) 當時是第一次見到珍妮，事後便將她的預言寫到了自己的專欄中。珍妮還告訴了霍普・賴丁斯・米勒(Hope Ridings Miller)，艾森豪將軍會擊敗阿德萊・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霍普當時非常失望，以至於告訴珍妮，如果預言有什麼改變，一定要立刻通知她。米勒女士現在是「外交官」雜誌的編輯。她回憶說：「當我在大選兩週前收到珍妮的電報時，我正呆在紐約的沃爾多爾夫(Waldorf)。她說，艾森豪將以壓倒的優勢當選。結果真是那樣。」

1955年12月31日，紐約「每日新聞」中以作者姓名為題的專欄裡，迪克遜女士名下的新聞是：「當成打的參議員和州長們正在滿懷信心的匆匆作出他們的新年決定--去競選總統時，華盛頓受人喜歡的預言家已經在靜靜的觀察她的水晶球了。如果珍妮・迪克遜最近的預言能被證實和她過去那些預言一樣令人驚訝的準確的話，那麼，想當總統的人們就可以把自己的競選總統的徽章收拾起來了，因為她的司命之星已經註定，德懷特・艾森豪將會再次當選。」

珍妮的預言發表在艾森豪再次當選總統之前11個月。更讓人驚訝的是，當珍妮預言他要再次當選總統時，艾森豪本人甚至還沒有確定他自己是否要再次競選總統呢！原因是，艾森豪當時正處在一場心臟病的恢復階段，而這場心臟病也是珍妮事先給他預言到的。

這次心臟病發作前兩天，一位政府高級官員打電話給珍妮，說他被邀請到丹佛市的夏季白宮去，但他還沒有決定是否要去。「你必須馬上去，不能耽誤」，她回答說，「因為你不去就將太晚了，總統將會病得很厲害。」珍妮原來就已經叫過一位白宮顧問去警告總統，要他在一段時間內遠離高爾夫球，但沒人聽。過了兩天，在丹佛那種空氣稀薄的環境中打了36分高爾夫球後，總統得了心臟病。當那位官員打電話給珍妮，告訴她總統得病了時，珍妮平靜的回答說：「沒問題。他會恢復過來，並且比過去還好。」

與此預言有關的信息：
作出預言的時間：1952年夏季(第一次當選)-1955年12月31日(第二次當選)
預言兌現的時間：1952年11月(第一次當選)-1956年11月(第二次當選)
預言的可信度：極高。兩次預言都發表在報紙上。
結果能否改變：迪克遜女士本人沒有講。
評註：對預言現象有興趣的讀者應該注意的是，第二次預言作出後，艾森豪本人還沒有確定他是否要再次競選總統！這種現象是對宿命論的一種有力支持。

一、印度的分裂

歷史背景：在1947年8月14日之前，印度是英國的殖民地。在那之後，印度成為獨立的國家。但與此同時，穆斯林占絕對優勢的部份地區也宣布獨立，成為後來的巴基斯坦。實際上，印度在獨立的同時就分裂成了兩個國家。

那是1946年的一個下午，在印度駐華盛頓總代辦的宴會上，一位男士自我介紹說，他是印度駐華盛頓代辦處的一位新成員，並要求珍妮為他預卜命程。第二天，珍妮在她丈夫的辦公室裡接待了他。觀察了自己的水晶球之後，珍妮告訴他，兩年之內，印度將會宣告分裂。震驚之餘，那位官員大聲嚷道：「不，不！迪克遜女士，印度將永遠不會分裂！」

珍妮平靜的斷言說，這一分裂將會在1947年2月20日公布於世。她還進一步說道，這位官員自己將要離開印度，加入到「另外一邊」去，並且從此以後平步青雲。「不會的！」他大叫道，「我要在統一的印度裡度過我的一生！」

1947年2月20日上午，那位官員打電話給珍妮，挖苦她預言失靈。珍妮自信的反駁他說：這一天還沒有過去呢。第二天一大早的各家報紙上都紛紛以大標題報導了印度的分裂。那位印度官員為了向珍妮認錯，邀請了一些朋友來和珍妮共進晚餐，並向珍妮表達自己的敬意。

正如珍妮預言的那樣，沒過多久，那位官員回國去了，並遷居到了巴基斯坦。他在那邊果然官運亨通，後來成了巴基斯坦政府中的一位重要官員。

二、甘地被刺

馬哈特馬・甘地(Mahatma Gandhi, 1869 - 1948)，世界聞名的印度政治家，於1948年1月30日被刺身亡。

在1947年仲夏裡的一個潮濕的夜晚，一個名叫丹尼爾・瑪格納的經理顧問順道來訪迪克遜一家，要和他的朋友吉米討論他即將去遠東的旅行。珍妮坐在房間的另一邊，在一種似睡非睡的狀態中聽著他講話。然而，當他剛一提到新德裡時，一個影像在她面前展現出來，她隨即脫口而出的說道：「馬哈特馬・甘地要被刺殺！」

兩位男士轉過身來盯著她。「珍妮，你在說什麼啊？」瑪格納問道。

「真的」，她回答說，聲音裡帶著興奮。「你剛一說到印度，我就看到一幕印度總理的影像，他正在舉起雙臂迎向一個太親近西方的宗教，他的人民中有些人不能容忍這種宗教。從基督教的角度來講，他實際上是在接近上帝。他將在六個月之內，被一個他們最不懷疑的人殺死。」

1948年1月30日，果然未出六個月，印度的偉大精神領袖甘地先期而亡。刺殺他的人是一個狂熱的印度教信徒，屬於瑪哈薩巴政治宗教團體。

三、尼赫魯逝世及其繼任者

賈瓦哈拉爾・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 1889 - 1964)，1947年成為印度第一個總理兼外交部長，是印度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家。

1956年下半年，在一個報紙採訪節目中，一位記者要求珍妮作一個關於尼赫魯的預言。珍妮觀察了她的水晶球，然後回答說，在大約七年時間內，他將會被另一個人接任，那個人的姓氏以字母S 開頭。

1964年5月27日，死亡奪走了這位偉大的印度領導人的生命。議會選擇了拉爾・沙斯特裡(Lal B. Shastri) 作他的繼任者。沙斯特裡的姓，正如剛剛七年多一點以前所預言的，確實是以字母S 開頭的。

與此預言有關的信息：
作出預言的時間：1。1946年的某天；2。1947年仲夏；3。1956年下半年
預言兌現的時間：1。1947年2月20日；2。1948年1月30日；3。1964年5月27日

評註：珍妮・迪克遜女士一生從未走出過美國大陸，卻準確的預言了印度歷史上最重要的三個事件，其中兩個事件牽涉到印度歷史上迄今為止的兩個最有影響力的人物。這些預言兌現的時間，少的也是幾個月，多的長達七年。

弗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簡稱FDR，1882-1945)，美國第32屆總統，是美國歷史上唯一被三次選舉為總統的人。

1944年11月裡的一個上午，珍妮・迪克遜在她的公寓裡接了一個電話。那是一位女士的聲音。在確定了接話人是迪克遜女士後，她說道：「我是替總統打電話給你。我們聽到很多關於你的事情，總統很樂於同你談一次話。下周四的早上11點鐘後，你有空嗎？」到了那一天的清晨，一位男士又打電話來再次確定珍妮與總統在上午的約見。

珍妮很注意的穿了一身專門為自己設計的黑色西服，西服的鈕扣都設計成水晶球的形狀。她戴了一頂平頂無邊的矮圓桶形女帽和一雙白手套。守門人給她叫了一輛計程車。按照白宮的指南，她從西北面的大門進去。她告訴了門衛她的姓名，門衛讓她進去後，個子高高的、灰白頭髮的威廉・西蒙斯迎上前來，並把她一直帶到總統的橢圓形辦公室。

羅斯福總統從他的寫字檯上抬起頭來，用強壯的手臂半撐起他的身軀。他的臉上閃過一絲溫暖的笑容，對珍妮說道：「早安，珍妮。謝謝你的來臨。」他把輪椅開到他的寫字檯的盡頭，與珍妮握了手。當他握著珍妮的手時，珍妮幾乎感覺到了整個世界的重量壓在了他的寬闊的雙肩上。

她在寫字檯一個角落處的一把椅子上坐下來，與總統互相談了幾句天氣。當感到對方「一陣孤獨的浪潮向她湧來」時，珍妮終於開口道：「總統先生，當一個人心中有了疑問時，有時找人開導一下倒是很明智的。」

羅斯福總統嘆了口氣，回答說：「人生短暫，活得再長的人也都一樣。我還有多少時間來完成我必須完成的工作呢？」

「我能摸一下你的手指嗎？」她問道。他伸出了他的大手。當她接受到他的生命振動時，她拚命想要岔開話題、避免回答那個問題。但他堅持要得到一個直接的答覆，她只好極不情願的說道：「六個月，或許更少。」

有好一陣子，房間裡一片沉寂。然後，總統和珍妮談到了俄國、中國、歐洲和非洲等國家和地區的問題。羅斯福總統對於珍妮預言的、後來也證實了的關於中國和非洲與美國的關係問題感到意外和驚訝。

他們談論得有點久了。隨後，羅斯福總統又轉回到他最初那個問題上來。他慢吞吞的問珍妮：「你說我還有多少時間來完成我的工作，幾年？」

珍妮溫和的更正道：「不是幾年，總統先生，不能以年來計算，而是以月。不超過六個月。」「哦，那樣長啊？」他低聲的咕噥著，象是自言自語，然後轉過身去，兩眼直盯著天空。

回想起那一刻令人不安的沉默，珍妮說道：「我能確切的知道他腦子裡在想什麼。他在想，『急事先辦』。他眼裡是檔案連著檔案，一堆又一堆的文件。我能感覺得到，他心中已經有了死亡的預感，只不過是來確認這一事實。」

為了打斷他孤獨的思緒，珍妮稱讚起他的寫字檯上一隻美國鷹的造型來。隨後他們握手道別，他說道：「你來這裡真好」。

1945年1月中旬，珍妮接到了白宮的第二次電話。一位女士的聲音問道：「你願意來白宮與總統見面嗎？」一次約見被安排在三天之後，還是在上午11點，珍妮還是乘計程車去的。

「你帶了你那個水晶球了嗎？」羅斯福總統問道。「他顯得比較輕鬆，不象上次那樣拘束」，珍妮沉思的說。「但是他的外貌在兩個月內改變了好多呀！他的臉部瘦削下垂，看上去好像掉了50磅。但這一回我們見面時就像老朋友和共謀者一樣。」當珍妮把水晶球從包裡拿出來時，她和羅斯福總統相互會心一笑。

「好了，我還有多少時間？」他問道，就像一個沒有耐心的小男孩急著要自己的生日禮物一樣。

作為對他的快活情緒的回應，珍妮把姆指和食指弓起來，在它們之間留下二英寸的空隙，並說道：「這樣多。」

好像接受了終點正在來臨的事實，總統和藹可親的點點頭，「時間真短啊。」「是的」，珍妮不情願的附和著，「短到了我們不喜歡去想它。」

隨後他再次問起珍妮國際和國內的預言。這一回珍妮談到了美國將要被種族問題困擾，甚至有流血事件產生，一直到1980年。雖然這個預言後來被證實了，但當時羅斯福總統不同意她的說法，橢圓形辦公室裡的氣氛一度變得緊張。

這一次，他顯得很不願意珍妮離開。當她伸出手來握別時，他用自己的雙手握住了她的手。他的眼裡重新閃著光芒，並對她說道：「好好保管這個水晶球。」珍妮把水晶球放回她的大錢包裡，並對他說「奧夫維德忍」(德語「再見」)。「上帝保佑你」，他回答說。從那以後，珍妮再也沒有見到過他。

1945年4月12日，帶著沉重負擔的羅斯福總統由於腦出血而在喬治亞州的溫泉市逝世。從他第一次在他的辦公室裡接見迪克遜女士算起，他的生命確實沒有超出六個月。

與此預言有關的信息：
作出預言的時間：1944年11月
預言兌現的時間：1945年4月12日
預言的可信度：極高。經過兩次總統的正式接見。
評註：這個故事不但使人相信預言的真實性，而且讓人象羅斯福總統那樣感嘆「人生短暫」。作為美國歷史上有名的總統，即使知道了自己生命的極限，也無能為力啊！其實，人的生命進程是可以改變的，只不過與人的社會地位無關，而是與人的心性的高低有關。

1944年11月，美國總統羅斯福在白宮接見了珍妮・迪克遜女士。除了他自己的生命極限這個敏感話題外，他最關心的是和俄國的關係問題。他問珍妮，美國可不可能和俄國結成盟友。

珍妮搖頭說，她看到的影像恰恰相反。但是她說，美國和俄國將來會再次結盟，去反對紅色中國。

羅斯福總統大吃一驚，「紅色中國？中國不是紅色的！我們和中國之間不會有問題。但我覺得，我們必須與俄國結盟以維持我們在世界上的地位和生存。」

專心致意的看過她的水晶球上構成的畫面後，珍妮說道：「我看到中國將會變成共產黨國家，並成為我們的頭號麻煩；非洲將成為我們在國際事務方面的第二大煩惱。」

1945年1月中旬，羅斯福總統再次在白宮接見了珍妮。見面後，羅斯福總統重新提到上次見面時問過的話題：他自己生命的極限、美國和俄國的聯盟。珍妮重複了自己的預言：二戰後，同盟國之間將會分崩離析，「但最終我們將和俄國結成聯盟去反對紅色中國。只不過那已經至少是一代人以後的事了。」

1946年10月裡的一個涼爽的傍晚，在華盛頓的中國大使館內有一個大型的聚會。按照大使館裡雞尾酒會上的習慣，人們三五成群的在談著當天的新聞。

一位把自己看成國際問題專家的男士發表評論說，真是太可惜了，我們把德國消滅了，卻聽憑俄國來對付西方自由世界。「你太正確了」，另一位同意的說，「哪怕德國再壞，蘇俄也是一個更大的威脅。我們本來應該讓他們兩敗俱亡。聽我說吧，有一天我們還得和俄國打仗。」

洛儀・亨德森(Loy Henderson)大使的夫人對那次談話記得特別清楚，因為當時珍妮・E迪克遜不好意思的插嘴道：「我不喜歡反駁你，先生。但我看到美國在將來要和紅色中國打仗，而不是和赤俄。」

亨德森大使當時是美國國務院裡有名的近東和非洲事務的領導人，以前還作過美國駐俄國的代辦。亨德森夫人驚訝的凝視著迪克遜女士，「怎麼啦？中國不是紅色的」，她大聲的說，「並且因為它豐富的文化遺產，它絕不會去追求一個象共產主義這樣的外來理想。中國人總是不和外界來往的。」

珍妮明亮的眼睛沉靜的注視著她，回答道：「中國將要變成共產黨國家。」

他們都揚起了自己的眉毛，「因為當時我們沒有人相信她的話」，亨德森夫人後來坦白的承認道。

1948年，洛儀・亨德森被杜魯門總統指派為美國駐印度的大使。在新德裡居留的期間，亨德森夫人終於有機會想起了珍妮預言裡的警告，因為就在1949年9月21日，共產黨人得意洋洋的宣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中國大陸成為紅色的了。

在珍妮和著名專欄作家蒙哥馬利女士合作的預言專欄裡，她們每年的年底都要宣布一些下一年裡將要發生的重大事件?p>在1956年的預言專欄中，珍妮宣稱，「在不久的將來，我沒有看到戰爭，也沒有什麼危險來自俄國。我們的大麻煩將會來自共產黨中國。而奇怪的事情是，紅色中國很快就要掉過頭來攻擊俄國。我們應當把俄國當作一個激烈的競爭對手來對待，因為當紅色中國在1964年變為世界性威脅的時候，我們將需要她站在我們這一邊。」

在1962年的預言專欄中，珍妮預言說：「俄國不想要戰爭，因為它在發展中希望沒有戰爭。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將和俄國聯盟反對中國、非洲的一部份以及遠東。但紅色中國在那以後的穩步上升會與美國內部深藏的麻煩相巧合。」

年復一年，珍妮一直在強調來自紅色中國的危險。

與此預言有關的信息：
作出預言的時間：1944年11月
預言兌現的時間：1949年9月21日
預言的可信度：極高。兩次總統接見以及外交官們參加的聚會上的談話。
評註：當珍妮告訴人們，中國要成為共產黨國家時，沒有一個人相信她，更不相信中國會成為美國的第一麻煩。因為她把話說得太早了，人們還沒有能力看得那樣遠：人們要到二十年後才開始相信她的預言的正確性。因此，這個預言也是我們原來說過的那種「最使人相信預言的預言」。

1953年5月14日，電視主播者瑪莎・榮特裡邀請珍妮・迪克遜帶著她的水晶球在美國NBC電視台的一個現場直播電視節目中露面。

當美國前駐蘇大使約瑟夫・戴維斯(Joseph E. Davies) 步入電視鏡頭時，珍妮心裡正在重演最近看到的關於尼泊爾的一出影像，並考慮如何回答他的問題。

然而，他卻劈頭第一句話就問道：「馬林科夫還能作多久的俄國總理？」對於他的問題，每個人都感到不自在，只有珍妮例外。在電視鏡頭前，面對這位寫過暢銷書「出使莫斯科」的俄國問題專家，她一點也沒有顯出那種因為要迴避他的問題而惹起的煩惱。

凝視了她的水晶球後，珍妮看到馬林科夫被另一個人取代了。那個人的相貌她看得很清楚。她回答說：「他將會在兩年少一點點的時間內辭職，讓位於一個腦袋呈橢圓形、灰頭髮呈波浪形、有點山羊鬍子、眼睛微帶綠色的男人。」

前駐蘇大使發出一陣沉悶的笑聲。為了顯示他對於蘇聯的超高的知識，他反駁道，俄國的總理們不是以和平方式被取代的：他們要麼逝世、要麼被殺。而且，他還說，俄國人看起來不象珍妮描述的那種樣子，因此珍妮說的話在各方面都是錯的。

珍妮平靜的回答說，她是在告訴別人她「看」到的是什麼，而不是她心裡「想」的是什麼。而且，那件事情肯定會在兩年即將過去之前真象大白，因為在那個「2」字下面她「看到一條很小的尾巴」。

現在，珍妮這個電視節目的全部參加者都到齊了，他們包括：前駐中國大使帕特裡克・赫爾利(Patrick Hurley) 及其夫人，海軍陸戰隊指揮官勒穆爾・謝潑德(Lemuel C. Shepherd) 和謝潑德女士，以及戴維斯女士(原名瑪喬麗・坡斯特)。但珍妮好像忘記了他們的存在，因為此時另一幅圖畫正在她的水晶球裡開始形成。

珍妮急著把看到的景像告訴大家。她說，那個山羊鬍子的人只能統治一個短時期，然後被一個矮矮的、禿頭的人取代。「就在那以後不久」，她繼續說道，「一個銀色的球狀物將進入外層太空。它將圍繞地球飛行並回到俄國，就像一隻和平鴿一樣降落在那個矮胖子的光頭上。然後它就把它的爪子挖進他的頭皮裡去。」她解釋說，這意味著，在俄國發射了世界上第一個繞地球飛行的物體後，蘇聯人將會具有巨大的政治影響力。珍妮還伸出兩手作成圓形，以表示那個未來的人造衛星的形狀。

這時，前駐蘇大使戴維斯完全不能再控制住自己了。他抓住珍妮的手膀子，粗聲粗氣的叫道：「不對，不對，那種事情永遠不會發生。我一直在那裡當大使，我知道，事情在俄國不是那樣進行的。」

當回憶起那次戲劇性事件時，珍妮嘆息道：「本來還有許多事要說，但戴維斯先生竟然抓住我的手臂來搖我，說我應該讀一讀他的書，知道一點俄國的事情。我的注意力完全被他吸引住了，以至於忘記了我們是在電視節目上。否則，我不會說出我後來說的那些話。」當時的電視觀眾聽到珍妮驚叫道：「哎呀！大使先生，你把我的影像聯繫全搞亂了！」

直到電視節目結束時，戴維斯先生還在繼續取笑珍妮。然而，他總算活著看到了珍妮的預言被證實為是真實的。

還差一個月到兩年的時候，布爾加寧以和平的方式取代了馬林科夫而成為蘇聯總理。有著灰頭髮、山羊鬍子的布爾加寧完全與珍妮在預言裡的描述相吻合。而且矮胖子、光頭的尼基塔・赫魯雪夫很快接管了實權而成為共產黨的老闆。1957年，蘇聯人把世界上第一顆人造衛星送入了軌道。赫魯雪夫在次年三月份解除了布爾加寧的總理職務。

然而，回顧1953年的時候，那些被逗樂了的、珍妮的電視觀眾們卻沒能與她分享未來事件的具體表現所構成的生動影像。

與此預言有關的信息：
作出預言的時間：1953年5月14日
預言兌現的時間：1955年4月14日左右
預言的可信度：最高。是在全國大電視台的直播節目中所作的預言。
評註：象這樣在全美最大電視台之一的NBC的直播節目中，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在被人突然襲擊、挑戰式的要求下，臨時觀察水晶球而當場作出一系列有關蘇俄的重要歷史事件的預言，而且其預言是如此的生動形像而又準確無誤，確屬預言史上的千古一絕，堪稱前無古人，至今尚無來者。

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1874-1965)，英國二戰時的傑出領袖，後再任英國首相(1951-1955)，是世界聞名的偉大政治家，並於1953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1945年早春時節，溫斯頓・邱吉爾到美國首都華盛頓訪問。哈利法克斯勳爵(Lord Halifax) 及其夫人邀請了迪克遜女士去參加一個歡迎他們的來訪首相的聚會。

雖然珍妮對英國的政治形勢一無所知，但當她在被接見的行列中與邱吉爾握手時，接收到了他的信息。她便誠懇的請求他說：「首相先生，請不要過早進行選舉，否則你會落選的。」

這位英國政界元老掉過頭來盯著這位魯莽的年青女士，她清亮的淡褐色眼睛也正在回盯著他。過了一會兒，他咕噥著說道：「英國決不會使我丟臉。」

好像沒有聽到他的話一樣，珍妮繼續說道：「不過也不要緊，幾年以後你會重新掌權的。」

邱吉爾仍然在當年6月進行了選舉，結果工黨控制了議院，邱吉爾被阿特利(Attlee)首相所取代。六年後保守黨再次獲勝，邱吉爾得意洋洋的再披首相披風，直到1955年他自願隱退。

1962年，珍妮為這位偉大政治家作了另一個預言。她告訴羅素・賴利，溫斯頓爵士將於1964年年底逝世。她所預言的日期比實際的日子只差了26天。

 

*** **** ***

約翰・杜勒斯(John Dulles，1888-1959)，美國著名國務卿(1953-1959)，逝世前不久被授予自由勳章。

1958年12月，珍妮・迪克遜曾經親自對著名專欄女作家露絲・蒙哥馬利作了一則最不可思議的預言。

當露絲正在準備她的專欄裡珍妮對下一年中重要事件的預言時，珍妮說道：「(下一年)年中以後，約翰・杜勒斯就不會在政府內閣中了。」

露絲對她如此缺乏政治敏感性而覺得好笑，便回答說：「我不能把這個寫到專欄裡去。艾森豪總統對杜勒斯的依賴超過了內閣中任何其他成員，他作夢也不會讓他走的。」

「當然不會的」，珍妮沉著的說，「他不會解僱他的」。

「那麼，杜勒斯先生肯定是不會辭職的」，露絲爭論道，「他一輩子就想當那個國務卿」。

珍妮對露絲表現出的惱怒全不在意。她回答說：「不會的，他不會辭職。但是他活不到明年的年中。」

震驚之餘，露絲說，她不能對一個精力充沛的健康人寫一則如此不吉祥的預言。珍妮照例很溫和的回答說，寫什麼東西應由露絲自己決定，她只是把自己預見到的事告訴露絲而已。

最後，露絲搞了個折衷辦法。她在1958年12月28日發表的對1959年的預言專欄裡寫道：「珍妮・迪克遜預言說，在年底以前，國務卿杜勒斯將會違背自己的意願，很不情願的從內閣中退出。」

在電傳這篇專欄文章之前，露絲打了個電話給在紐約的專欄編輯米爾頓・卡普蘭，告訴他珍妮的確切預言，並請他記住這件事情，以便珍妮的預言被證實時他能想得起來。

幾周以後，國務院宣布，國務卿杜勒斯患了癌症。1959年5月24日，杜勒斯逝世了。他果真沒有活到年中。

與此預言有關的信息：

作出預言的時間：1945年早春(邱吉爾)；1958年12月(杜勒斯)
預言兌現的時間：1945年6月(邱吉爾)；1959年5月24日(杜勒斯)
預言的可信度：很高。一個在大型外交聚會上，一個在大報的專欄文章裡。
評註：這兩則預言都具有非常出人意料、乃至不可思議的特點。1945年6月英國大選時，正是邱吉爾在國內、國際都聲名顯赫的時候，卻居然敗給了工黨，而使自己成為「反對黨領袖」！對此結果感到震驚的又何止邱吉爾一人！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好端端的沒病沒痛，說死就死，以至於對珍妮非常信任的露絲也不敢把她的預言和盤托出。正如我們原來已經指出過的，這兩則預言也都屬於那種「最使人相信預言的預言」。

在珍妮・迪克遜和著名專欄作家露絲・蒙哥馬利女士合作的預言專欄裡，她們每年的年底都要預言一些下一年裡將要發生的重大事件。

在1962年發表的預言專欄中，珍妮說，1963年將標誌著俄國和紅色中國的關係破裂。在那以後幾年的時間之內，紅色中國會使用一種新式武器入侵蘇聯。「看起來好像是細菌戰」，她說道，「到了那個時候，美國和俄國會站在同一邊去對付共同的危險。在未來的幾個月中，俄國將要明顯的從一個亞洲國家變為一個歐洲國家，儘管赫魯雪夫要繼續耍一些花招來把事情弄得很混亂，以便他能獲得時間來作一些調整」。赤俄與紅色中國之間的疏遠現在已成了歷史，但珍妮所描述的入侵似乎沒有被公開證實過。這樣的事情並不罕見，有許多規模不大的戰爭都從來沒有被證實過，因為交戰雙方各有自己的理由要對那次戰爭保持沉默。(但中蘇交惡時，中國民間確實有過中蘇打過一場未被公開的戰爭的傳言，說蘇聯「吃了啞巴虧」，言下頗有些得意洋洋和幸災樂禍的味道。)

1964年10月，克裡姆林宮的突然大改組使美國和其它國家的政府官員們深感意外。然而，對於珍妮・迪克遜，話就不能這樣說。她在前一年的12月裡就已經預言了：尼基塔・赫魯雪夫很快就會被廢黜。

在1963年發表的預言專欄中，珍妮寫道：「我看到在1964 到1967年這一期間內，美國在國內和國際事務中都有很大的危險。這一危險會因為一位俄國新領導人的上台而變得更為突出。這位領導人將會在未來的18個月中代替尼基塔・赫魯雪夫主席。對我們來講，他遠比赫魯雪夫更難對付。他已經在和蘇聯、中國和德國的科學家們一起工作，陰謀毀滅我們，但他不會成功的。」正如現在全世界都知道的，赫魯雪夫作為共產黨老闆和總理的職權，已經在10月的大改組中被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來分享了。

就在克裡姆林宮進行大改組的同一天，紅色中國爆炸了他們的第一顆原子彈。珍妮・迪克遜可以就這一震驚世界的大事件再次說道：「這是我告訴過你們的呀。」

在露絲的1963年新年專欄中，珍妮警告說，共產黨中國很快就會有資格成為「核俱樂部」這一獨一無二的世界組織的成員。隨著1964年10月在中國的核爆炸，紅色中國自動加入了俄國、英國、法國和美國的行列而成為五個核大國之一。珍妮還預見到，那以後不久，中國會出現上層人物之爭，全國陷入一種空前未有的混亂。個人獨裁、不可思議的崇拜異常高漲，一大批領導人被逐出權力機構，十幾億中國人幾近瘋狂。直到十年之後，一場大地震發生，北方一座城市毀滅，那個神秘人物隨之而死，這場混亂才逐漸平息。這些描述實際上就是對1965年以後中國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精確預言。

1967年5月初，當珍妮在美國馬裡蘭州的一座教堂裡談話時，周圍的人們突然暗淡模糊起來。珍妮開始看到剛來美國的、史達林的女兒斯維特拉娜・阿麗魯耶娃(Svetlana Alliluyeva) 的影像。她的影像逐漸變大，直到占據了全部視野。她的周圍陽光燦爛，在她後面，珍妮看到男男女女組成的綿綿不斷的人流，慢慢的沿著叛逃之路移動下來。從這一影像，珍妮知道她叛逃西方將意味著許多人、特別是東歐人的生命轉折點。

幾天以後，珍妮把自己看到的影像以及自己激動的心情告訴了她的一個好朋友海倫・高丁(Helen Gaudin)，因為珍妮認為這是人們回歸到上帝意願下的和諧。

又過了五天，準確的說是1967年5月17日。珍妮看到的人流中的第一個正式沿著叛逃的路過來了。那一天，美國國務院宣布說，匈牙利駐華盛頓大使館的代辦已經向布拉格政府遞交了他的辭職信，並請求在美國政治避難。

兩週以後，在5月31日，一則機密情報被一家報紙泄漏了出來。美國國務院緊接著部份的確認了，匈牙利大使館的新聞秘書兼匈牙利情報部門高級官員歐恩・貝爾納特(Erne Bernat) 已於4月21日叛逃美國，他的叛逃屬於絕對機密。

同年6月28日，紐約時報的一則故事證實了從東方來的一個叛逃者。報紙報導說，1966年12月逃出中國的音樂家馬思聰教授，在一本書中痛斥北京政府，指控北京政府以殘暴的運動來對付中國的教育工作者和知識份子。

然而，到那時為止的、對共產主義事業最大的打擊發生了：蘇維埃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成員，葉甫根尼・榮基上校(Colonel Yevgeny Runge)，於10月10日叛逃到了西柏林。波恩政府的一位官員自豪的宣布說，他是「迄今為止來到我方的最知情的共產黨間諜人員」。他也是少數幾個成功的滲透進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安全盾牌的間諜之一。

與此預言有關的信息：
作出預言的時間：1962年到1967年
預言兌現的時間：從十來天到十來年
預言的可信度：很高。絕大多數發表在大報的專欄文章裡。

1953年6月，當珍妮‧迪克遜正在一個慈善性質的聚會上為公眾作預言時，她看到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一個影像：就在首席法官的標誌上方，一把椅子被罩上了黑布。

「哎呀！」她悲哀的叫道，「首席法官幾個月內就要死了！」那些聽到她說這句話的人又告訴了他們的朋友。

在9月裡，當首席法官弗雷德‧文森(Fred Vinson) 意外死亡時，新聞評論員哈澤爾‧馬克爾(Hazel Markel) 在她的全國電台節目上講述了珍妮在預言此事時的不可思議的故事。

1954年11月的一個星期天，一夥朋友在迪克遜房地產辦公室裡開會討論一個展覽會的事。那是藝術家埃瑪‧恩奇(Emma Ench) 在新澤西州的帕特森市專為一個癌症基金會而安排的。

恩奇小姐隨身帶了一大堆用來展覽的8乘10英寸的像片。她把它們一張一張的遞給洛倫，洛倫對它們的藝術質量驚嘆一番，又遞給珍妮，珍妮也對它評論一回，再遞給周圍的人。

洛倫記得，第十張圖片顯示的是埃瑪的娛樂室裡陳列品的一個斷面圖，她覺得特別吸引人。但當她遞給珍妮時，珍妮卻把它掉到了地上，好像她的手指頭被燒灼了一樣，並且嚇得叫起來：「哎呀！埃瑪，如果不是非常小心，你會遇到一場可怕的大火災！」

埃瑪：「哎喲，呸，珍妮，別想用藉口就不來帕特森看展覽。消防隊長已經去過那裡並准許了展覽的安排。」

珍妮：「埃瑪，請聽我說！就是要求一切東西都是能防火的，我的警告也是不夠的。」

埃瑪：「別擔心，珍妮；我告訴你，一切都沒問題。」

珍妮：「埃瑪，埃瑪，要小心，你必須讓那間屋裡的一切東西都是防火的，否則會有可怕的悲劇，我求你聽我的話！」

埃瑪：「珍妮，別老那樣說。我告訴你，消防大隊長說，一切都沒有問題。」

珍妮：「埃瑪，我請你，請你聽我的話。」

會議在難堪中破裂了。恩奇小姐和埃斯特莉離開了。洛倫走在後面，珍妮以一种放棄的口氣對洛倫低聲咕噥道：「可憐的，可憐的埃瑪！可憐的埃瑪！」

展覽被定在1955年1月15日結束。兩天以後，珍妮和洛倫乘飛機去紐約為那個癌症基金會辦事。當她們走進主任的辦公室時，秘書驚叫道：「恩奇小姐的事不是太可怕了嗎？」然後遞給她們一份1955年1月17日的帕特森的早報，報紙的八欄通欄大標題寫著：「聚會火災導致恩奇小姐死亡」。

1961年季夏，當埃莉諾‧邦加德納正與珍妮討論一個出國計劃時，珍妮出乎意料的大聲說道：「沒有問題，貴小姐，只要你不在九月中旬與達格‧哈馬爾斯約爾德(Dag Hammarskjold) 同乘一架飛機就行。他的飛機要墜毀，他將遇難。」

埃莉諾從來沒有和這位聯合國秘書長見過面，只得乾巴巴的說道：他們之間沒有聯合旅行計劃。

9月18日，正在歐洲的埃莉諾從報紙獲悉：聯合國秘書長哈馬爾斯約爾德在北羅德西亞的一次飛機失事中身亡。當時他正肩負使命，尋求在聯合國和剛果的卡坦嘎力量之間建立一個停火協定。

珍妮怎麼知道的呢？她只是說：「當我和埃莉諾談話時，我看到了事件的發生。警告哈馬爾斯約爾德先生的企圖可能不會有什麼作用，因為他不知道我，對我的話不會注意。」

1961年晚秋時節，伊夫琳‧弗吉斯(Evelyn Verges) 與珍妮‧迪克遜一起乘飛機去紐約。當時弗吉斯女士正在為一個她們兩人共同的朋友擔心，並向珍妮透露，那個朋友曾經威脅說要去自殺。

當珍妮聽到「自殺」一詞時，她的眼前閃過一個特異形像，並且咕噥著說道：「不會的，她永遠不會自殺；但是瑪麗琳‧夢露(Marilyn Monroe) 卻會自殺。」

「瑪麗琳‧夢露！」伊夫琳驚叫起來。「珍妮，你為甚麼對這位令人崇拜的年輕女人說這樣的話？她可望擁有世界上的一切。」「我知道」，珍妮說，「但此事下一年內就會發生，我已經看到了。」

九個月以後，當時伊夫琳‧弗吉斯正在義大利。報紙的大標題報導了令人震驚的新聞：這位美麗的金髮女郎影星，剛剛不久前還在紐約甘迺迪總統的聚會上唱了「生日快樂」的問候歌曲，已經服安眠藥自殺了。

1964年，卡爾‧凡‧洛伊告訴珍妮，他要去智利，在那個國家建立一個連鎖超級市場，那是一個對發展中國家的項目的一部份。卡爾是個很能幹的人，曾經擁有一個連鎖超級市場。

一天早上，珍妮發現他有些苦惱，便決定給他談一下他的事情。「卡爾，我們會想念你的」，珍妮對他說道，「我……」，珍妮突然停下來。卡爾看起來溶入了他背後的牆壁裡去。他甚至比透明還要透明，……他正在淡化和消失！

「卡爾」，珍妮猶豫的接著說道，「我希望你不要把自己逼得太厲害，我對此事感到不安，因為我感覺到的是：你根本就去不了智利……」

卡爾的面龐罩上了一個微笑：「最後的一些文件將要在今天下午簽署，珍妮，你的這種『感覺』來得太遲了。」

在六月初，卡爾病得很厲害，被送到醫院裡去了。一週以後，在6月17日，也就是他和他妻子準備飛往智利的那一天，卡爾‧凡‧洛伊逝世了。

與這些預言有關的信息：

作出預言的時間：1953年6月；1954年11月；1961年季夏；1961年晚秋；1964年6月前

預言兌現的時間：1953年9月；1955年1月16日；1961年9月18日；9個月以後；1964年6月17日

評註：

這裡的五個預言都是珍妮「意外的發現」：她當時並沒有要預言這些事件的企圖和努力，而這些事件的過程卻自動的在她的眼前展現開來。我們原來登載過的、珍妮關於印度總理甘地被刺的預言也是這一類中的典型。這些預言的產生有時是通過相關事物的引發(比如一個地名、一個單詞、一幅畫或人物形像)，有時則好像「沒有任何理由」就跑出來了。

 

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當珍妮・迪克遜正在洛杉磯的維斯特摩爾美容沙龍做頭髮時，卡羅爾・朗巴德(Carole Lombard) 溜達著進來了。珍妮當然認得這位富有魅力的電影明星，何況她的丈夫又是大影星克拉克・嘎布爾(Clark Gable)。

一位髮型設計師給她們互相介紹，珍妮很高興的伸出手來與她握手。握手之間，她感到一種警告性的信息。她忘記了自我，大聲驚叫道：「哎呀！朗巴德小姐，你在以後的六個星期之內決不要乘飛機到任何地方去！」

那位金髮女郎微笑著回答說，她幾乎是馬上就要動身上路，去促進戰時公債的銷售。珍妮也在幫助戰時公債的銷售，知道卡羅爾的任務的重要性，但她還是警告卡羅爾說，在她的「危險」期間，她必須只乘汽車或者火車。

那位介紹她們相識的髮型設計師後來告訴珍妮，她離開沙龍後，朗巴德小姐拋了一次硬幣來決定她是否應該聽信珍妮主動提供的勸告。她叫了正面，結果硬幣落下來卻是反面。幾天後，這位大明星坐飛機去中西部，果然在飛機失事時身亡。

當設法解釋她是怎樣感覺到即將發生的慘劇時，珍妮若有所思的說道：「我接觸到她的手，就看到死亡的標誌在她的上方，離地很高。我看到生命在她周圍的地上，因此我就知道，如果她保持腳踏實地，她就能逃避危險。還有一個內在的聲音說：『六個星期』。這個聲音經常到我這裡來，我總是對它聽而信之。」

珍妮二十一歲時與她丈夫詹姆斯・迪克遜結婚。度過蜜月後不久，她和她丈夫去紐約商業旅行。當他們走進他們的旅館時，她感到一種奇怪的預兆。

「吉米」，她說道，一邊抓住他的手臂來支撐自己，「我們家裡會有一個不幸事件要發生。我可以打電話到加利福尼亞去嗎？」

吉米拍了拍她抓住自己袖子的手，安慰的說：「不會的，親愛的，那是因為你第一次離開家庭。你可能是想家。如果你要來點音樂提一提神，我帶你到露秋(Luchow's) 去吃晚飯。」

由吉米的一位朋友作陪，他們到了那個有名的德國餐館。但珍妮內心極度不安，根本沒有動自己的飯菜。「一個死亡非常接近我」，她堅持說，「或許是我母親，或許是我父親。」

當他們三位回到旅館時，一份電報正在等著她。珍妮的母親去世了。當珍妮和她丈夫在不到一週前和她告別時，她看上去一切都很好。

珍妮的母親去世兩年後，珍妮的父親平克特先生開始體重下降。醫生們診斷說，他的病是喉癌。人們對他的康復並不抱什麼希望。但這位習慣於城市生活的先生卻一直繼續過著合情合理的正常生活。

一天晚上，珍妮突然反常的從沉睡中驚醒過來。「我父親正站在我床前」，她說，「就像他在我小時候經常作的那樣。我能聽到他的聲音，清楚得就和我聽到你的聲音一樣。他說，他來向我告別。他告訴我說，我必須繼續走下去……有時我會顯得非常孤獨……我得艱苦工作……但是更平和的日子最終會擺在眼前。」

珍妮馬上給加利福尼亞的家裡打了個電話，悲哀的對她妹妹說：「那件事發生了，是嗎？」「是的，珍妮」，她的妹妹滿眼是淚的回答道：「我們二十分鐘前給你發了一份電報。父親去世了。」

在一個偶然的大使館的聚會上，珍妮認識了具有貴族血統的基蒂。基蒂和前夫有兩個漂亮的女兒。一個女兒結婚之前，珍妮告訴基蒂，她會離婚並再結婚，後來果然是那樣。

基蒂永遠忘不了那個早上珍妮為她的另一個女兒作的預言。珍妮警告她，立刻讓她女兒南希搬出華盛頓。她那位具有赤褐色頭髮的漂亮女兒南希・羅吉爾斯剛剛回到首都，把她丈夫羅伯特・羅吉爾斯留在了華盛頓州西雅圖附近的一片牧場上。他一直大量酗酒，夫妻間始終合不來，於是南希離開了他，現在自己住在一所公寓裡面。

珍妮告訴基蒂，「除非南希立刻離開華盛頓，否則一場可怕的悲劇就會發生。」她說，「南希或者會自殺，或者會被謀殺。」

由於相信珍妮的預言能力，基蒂催促她女兒放棄那個新公寓住處，離開城裡。但南希，完全沉浸在老朋友們的圈子裡，反駁她母親說，她已經「在以前對付過波布」，她還能再那樣對付他。

三週以後，南希死了。後來她們獲悉，羅吉爾斯追蹤他已經疏遠的妻子到了那棟珍妮要南希搬出的公寓。當他說服妻子重歸於好的企圖失敗後，他打了她三槍，然後把槍口對準了自己。那是一樁又是謀殺、又是自殺的案子。

評註：

這裡的四個例子與前一篇裡的五個例子是完全同類的，只不過這裡的兩個例子中的死亡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但卻因為預言對像不相信預言而沒能避免，就像前一篇裡那位女藝術家因為太相信消防大隊長的一句話而沒能避免自己的死亡一樣。

愛德華・甘迺迪(Edward Moore Kennedy，1932 - )，美國參議員。由於1969年的一次車禍中涉及到一位年輕女子的死亡而迫使他退出了1979年的總統競選。他的哥哥甘迺迪總統於1963年11月22日被人刺殺；他的另一位哥哥羅伯特・甘迺迪於1968 年6月5日被人暗殺。

甘迺迪總統被刺後不到三個月，珍妮對於未知力量的特異調諧功能又進一步帶來了使人不安的消息。

她對凱・哈利(Kay Halle) 、埃莉諾・邦加德納(Eleanor Bumgardner) 和露絲・蒙哥馬利(Ruth Montgomery) 說：「甘迺迪家族的悲劇還沒有結束。我看到另一個悲劇很快要發生，那是針對他們家中的另一位男性成員的。」

在1964年6月19日那個星期五的早晨，沃爾特・斯托克的太太打電話給迪克遜女士，對她訴說自己的家庭問題。斯托克先生是一位傑出的政府官員，他在加爾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 以及其後的每一位總統手下任過職，並得到過艾森豪總統和甘迺迪總統授予的勳章。現在他因震顫性麻痹症而臥病在床。

醫生們一致認為，他的病是治不了的。儘管斯托克女士已經滿懷希望的作了安排，要把他轉到另一個醫院去治療，她還是試圖讓自己思想上有所準備，去「接受上帝的旨意」。瑪麗・斯托克用斷斷續續的聲音告訴珍妮：「如果我那寶貝丈夫真要出了什麼事的話，我將要求把他埋在阿林頓儘可能靠近甘迺迪總統的地方，因為他太熱愛這位總統了。」

珍妮一邊嘆著氣一邊說道：「瑪麗，甘迺迪家族的悲劇還沒有了結。我看到另一個悲劇幾乎馬上就要到來。」「你的意思是說總統的父親嗎？」斯托克女士問道，她心裡正想著將近三年前這個家族的族長所遭遇的使他自己癱瘓的中風。

「不，不是」，珍妮回答說，「這回是年輕的參議員。瑪麗，如果你真是很熱愛甘迺迪家族的話，請你去告誡他們，在以後的兩週內，愛德華必須絕對遠離私人飛機。否則，將要發生非常非常嚴重的事情。」

第二天早晨，斯托克女士在門口拾起報紙，讀著那顯眼的大標題：參議員愛德華・甘迺迪在一架包租的飛機墜毀時身受重傷。他的親密助手和飛機駕駛員遇難。參議員伯奇・貝(Birch Bayh) 及其夫人傷勢比愛德華・甘迺迪輕。愛德華的脊柱折斷。

斯托克女士衝到電話前，發瘋似的撥了珍妮的電話號碼。「珍妮，真的出事了！就像往回一樣，你的預感是正確的！」

珍妮還沒有聽到飛機失事的新聞。當斯托克女士給她讀報紙細節時，她靜靜的聽著。報紙讀完後，珍妮只是說：「那不是預感，是上帝讓我看到的。」

與此預言有關的信息：
作出預言的時間：1964年2月22日之前的某一天
預言兌現的時間：1964年6月20日
預言的可信度：很高。在四個月時間中告訴過不同的社會名人。
結果能否改變：按迪克遜女士的說法，「是上帝讓我看到的」，因此是不能改變的。

評註：

愛德華・甘迺迪是甘迺迪家族的三大政治家中最年輕、看上去最有前途的一位，卻沒有成功的競選上總統。這也許是他的幸運，因為他是三兄弟中唯一活下來了的人。正如有些人說的，他如果選上總統(甚至哪怕是獲得提名去競選總統)，他也很可能步兩位哥哥的後塵。

林登・詹森(Lyndon Johnson，簡稱 LBJ，1908-1973)，美國第36屆總統(1963-69)。在他的任內通過了公民權和選舉權兩大法案，對非洲裔美國人幫助很大，但因為越南戰爭的升級而導致民眾抗議，1969年退出政壇。

有一次，珍妮和她的朋友凱・哈利(Kay Halle，參見本系列中之(二))在喬治城凱的家裡吃午飯。突然間，珍妮對詹森總統有一種難受的感覺。

「凱，聽我說，……」珍妮著急的說道，「我正得到信息……我看到他坐著飛機，看到一些可怕的決定正要作出來，並且……」「請別說了，珍妮」，凱打斷了珍妮的話，眼裡帶著恐怖的神情。「別告訴我任何事要發生在詹森一家人的頭上！請別告訴我，我不想聽到。」

「還沒有那麼可怕，凱」，珍妮安慰的說道。「他的生命現在已經沒有危險了。存在著一種威脅 -- 我想是來自古巴 -- 但他們要改變總統座機。為了把事情弄得更能迷惑古巴人，他們正計劃改變到另一個飛機場著陸，而不是在原來計劃的佛羅裡達機場。」

當天晚上，一位電台新聞評論員報導說，由於有謠傳，說古巴的「自殺型」攻擊者將要攻擊總統座機，總統機身上的總統標誌已經被弄掉了。由於這一威脅，「空軍一號」總統專機的飛行計劃已經改變了。

事後珍妮說，她是通過她所謂的「思維傳遞」接受到的信息。在那最危險的時刻，有許多人都在擔心總統的安全，以至於她「不得不」接收到，「那個信號非常強烈！」

1965年2月，艾拉・沃爾什(Ira Walsh) 有幸結識了珍妮・迪克遜女士，並邀請她幾天後共進午餐。沃爾什先生是赫斯特報社的經管人，當時被暫時借調到政府的「反貧困之戰」項目裡作特殊助理。

在他們共進午餐那天，雙方握手時，珍妮的情緒突然大變，並對他說，他應該立刻去看一下醫生，「如果你這樣做了，你可以大大延長你的生命。」

沃爾什先生說他感覺「絕對的很好」，朋友們也一直告訴他，自從他減肥後，看上去比以往都要好。然而珍妮的建議使他很不安，因為他們一見面，珍妮就已經兩次說出他心裡想的事情的細節來，讓他驚恐不已。於是他在第二周的周四那天去看了一位醫生，要求作個全面身體檢查。由於他的家在舊金山，來華盛頓才幾個月，那裡的醫生們都不認識他。

但經過常規檢查後，醫生告訴他：「你的血糖指標超過了500。你很幸運，今天來這裡檢查，因為如果你今天不來，你很可能突然休克、倒地而亡。」醫生又讓他在那裡多呆了一個小時，以避免他進入昏迷狀態的可能，並且為他規定了嚴格的日常飲食。

對於這一次經驗，沃爾什先生說道：「毫無疑問，珍妮・迪克遜救了我的命。如果我當時拖延了看醫生的時間，我今天就不可能在這裡了。儘管我原來完全不相信特異功能領域裡的事，現在我甚至連鬼魂都相信。」

有一次，珍妮對著名專欄女作家露絲・蒙哥馬利預言說，她的一位朋友正遭遇婚姻方面的困境，將要試圖自殺。

過了不久，珍妮試著給那位朋友打電話，但是得不到回音。於是珍妮打電話要了一輛救護車，要他們直接開到那位朋友的家裡去。回答電話的醫生說，那位女士吞了超量的安眠藥，如果不是救護車去得快，把她送到醫院裡去，她肯定會死的。

米切爾先生度過一段假期後又回到詹姆斯・迪克遜代辦處來工作。他看上去曬黑了，好像得到了很好的休息和放鬆。珍妮正要離開辦公室，和他迎面碰上了，對他的外表誇了幾句。他衷心的回答說：「我一生中從來沒有現在這樣好的感覺。」

珍妮是去康乃狄克大道上的一家美容沙龍。一會兒以後，她便在一個吹風乾燥機下面進入了放鬆狀態。這時，在她半睜半閉的眼前出現了影象，其含義是如此的清楚而又緊迫。她把乾燥機一把推到旁邊，衝到顧客接待室的電話前，撥了她自己的辦公室號碼，並告訴店員喬治・米勒：「立刻照我說的辦，不要浪費時間提問題。打電話叫一輛救護車來，把米切爾先生送到醫院裡去。他正在心臟病發作。」

喬治嚇了一跳，轉過身來以便能看到米切爾，但他發現米切爾正靜靜的在隔壁房間裡的寫字檯上工作。是老闆的太太瘋瘋癲癲啦？他聳了聳肩，回答說：「怎麼啦？迪克遜女士，他是好好的呀。我從這兒能看到他……唉喲，我的天，他要死了！」就在那一瞬間，米切爾倒在地上，不省人事。米勒被嚇呆了，軟弱無力的把電話交給了帕特麗夏・克萊斯特，後者按照珍妮乾淨利落的指令，作了「為米切爾先生叫一輛救護車」的事。

救護車很快就來了，但米切爾先生已經如此的瀕臨死亡，以至於在把他抬上擔架之前，必須先給他戴上吸氧面罩。醫生問米勒，在他叫救護車以前，他知道米切爾病了多久。那位渾身打抖的人回答說：「我們什麼也不知道。迪克遜女士從美容沙龍打電話回來，說他要死了。」

米切爾在吸氧帳裡躺了五天，醫院裡每天電話不斷。珍妮關於他的心臟病的預告成了華盛頓各報的頭版新聞，米切爾成了「本周新聞人物」。醫生們報告說，當米切爾被送到醫院來時，他的脈搏已經停止了跳動。如果他心臟衰竭的發現晚於珍妮的電話幾分鐘，他就再也活不過來了。

當米切爾最後能夠與來訪者談話時，他謙卑的拉著珍妮的手承認道：「我想告訴你，我以前從未確認過，但此事發生後，我知道了，神是確實存在的。」

評註：這裡的四個例子與上兩篇中的九個例子是同一類的：都是無意中看到的意外死亡。但有一個重要區別是：那九例裡的死亡都沒能避免(雖然至少有三例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而這裡的四例死亡都被避免了，其中有三例是由於預言家自己及時安排的搶救工作。

珍妮・迪克遜第一次與瓊・斯陶特(Jean Stout) 見面，是在珍妮丈夫的華盛頓房地產公司裡。後來，她們的商業性會面變成了相互間興趣的分享和對對方性格的深入了解，她們之間友誼的發展使得雙方都很高興。

瓊的丈夫弗雷德・斯陶特(Fred Stout) 是一位退休的海軍指揮官，當時正在載人宇宙飛行局的地面指揮部負責。在這個組織中，他直接參與了阿波羅航天計劃。

1965年9月，珍妮通過特異影象接收到一系列相當令人困惑的、看起來與航天飛行有關的高技術性術語。她的第一印象是，「這些是給弗雷德・斯陶特的」。於是她給瓊・斯陶特打了一個電話：「請寫下我要給你講的話」，她說，「我要給你描述的詞語和圖畫，對我來說沒甚麼意思，但我會把它們原樣傳給你。我敢肯定它們對你丈夫來說很重要，因此覺得必須告訴你。

「告訴你丈夫，他會參與選擇第一部載人登月啟動裝置的『窗戶』。可別太激動，這是三年後的事。然而，他可能有興趣知道，我看到他在一次超過83小時的時間間隔中，一直在觀察一個看起來由兩個電視機構成的部件。還有某種滑動結構，看起來象個紅熱的三角形，可以上下移動。告訴弗雷德吧，他會想知道的！」

在那天的晚些時候，當瓊把這些信息告訴他丈夫時，弗雷德・斯陶特驚呆了。「這是不可思議的！」感到震驚的海軍指揮官回答說，「這簡直太離奇了！她怎麼會知道這些事？」

「珍妮・迪克遜說的『窗戶』是什麼？」，瓊問道。「那是航天術語中廣泛使用的一個詞彙，用來描述那一段我們足可以發射一個航天飛行器的時間。決定『窗戶』牽涉到很多因素的考慮。其中包括地球的轉動，發射和回收的時間和地點，以及宇航飛行被取消的情況下，允許斷掉燃料的、發射地區的充足日光。對於直接的登月飛行，『窗戶』變得更加錯綜複雜，因為我們要同時考慮地球上和月球上目標區域內的條件。」

「哪個『滑動』和兩部電視機又是咋回事呢？」瓊又問道。「那是對重返地球型太空艙的一個相當準確的描述」，弗雷德接著又對瓊作了非常細節性的說明。

1966年12月20日，瓊對珍妮說：「我對阿波羅計劃很感興趣，它看起來象個什麼樣子呀？」珍妮向她伸出了一隻手，「你錢包裡有和阿波羅相關的東西」，她反問道，「我能看一下嗎？」

瓊打開她的錢包。「是這個嗎？」她給珍妮看一個上面粘著阿波羅圖案小紙片的備忘本子。「不是這個。那是一個正方體樣的……」。瓊感到困惑起來。但再一搜，她找到一個金色的塑料小方盒，裡面裝著一枚阿波羅領帶別針，那是弗雷德從甘迺迪航天中心隨身帶回來的。「是這個嗎？」珍妮點點頭。「但是你到底怎麼會知道我有這個東西的呀？」瓊驚叫道，有些迷惑不解。「弗雷德昨天才拿到它，今早我們開車時他把它放到了我的包裡…」

珍妮沒有回答她，而是把那個微型艙的頂部取下，用眼睛向裡瞄。他們在那裡啦，三個微型太空人，斜靠在他們的沙發上。當珍妮盯著他們時，突然感到一陣憐憫的浪潮吞沒了自己。瓊事後評論說，她注意到了珍妮巨大的變化，好像她突然在天堂裡發現了死亡。

「瓊」，珍妮軟弱的說，「這個計劃中有死亡……」。當珍妮看到在她眼前展開的畫面時，恐怖籠罩著她。「瓊，在一月底之前，這個艙裡將有生命的喪失。三位男士會在這個艙裡死去，但不一定是在飛行之中。要發生的事情將會因疏忽而發生。如果那些電線經過一再的檢查和小心的測試，這事可以被避免。然而，你丈夫卻什麼事也幫不上。

「那個艙的地板也有些奇怪」，珍妮繼續說道，「看起來如此的薄，幾乎就像錫箔紙。我擔心，一件工具落在上面，或者腳後跟重踏在上面，就會一下子穿過去。而在地板的下面……」她停了一下，搜尋確切的詞語，「在地板下，我看到一大團絞在一起的電線……我看到一場可怕的火災……會導致太空人們的死亡……我感到他們的靈魂在一陣陣煙霧中離開那燃燒的機艙……」

她們兩人都渾身顫抖著。當瓊把那三個人的模型艙放回她的錢包時，好像她是在恭敬的把他們放到那裡去安息。她們無聲的分了手，各自在心中想著那即將來臨的災難。

瓊的朋友們勸她不要把珍妮的話告訴她丈夫，因為反正他都不會認真對待的。然而，瓊還是把珍妮的預言告訴了他。「你確實有一個令人驚訝的朋友，親愛的」，他幽默的評論道，「我們不會那樣快就進入飛行，因此你最好忘掉她的預言。」「但珍妮・迪克遜沒有說要發生在飛行中」，瓊強調說，「她只是說要發生！還有別的事我要告訴你」，瓊又把珍妮關於錫箔紙似的地板和絞纏的大團電線的說法告訴了他。弗雷德明顯的流露出驚訝的神情。經過一陣帶神秘感的短暫沉默後，他壓著嗓子對某些不同的--非常不一樣的航天設計作了某種評論。

1967年1月27日，事情發生了！當三位很有前途的年青太空人正在甘迺迪航天中心檢測阿波羅的飛行艙時，一場無法控制的熊熊大火把他們燒成了面目全非的木炭，讓不知所措的美國處於一場震撼之中。

幾個月後，官方的最後報告發表了。作為證據的一張照片顯示，一樣工具被絞纏在一團亂麻似的電線中。這與珍妮事前的預見和事發第二天給瓊打電話、要弗雷德重點檢查的細節完全吻合。

評註：下面是珍妮在事後對獲得預言信息的形式的說明：

在我的特異影象中，我經常看到單詞和術語，我對它們完全不理解，但對那些當事人卻有著唯一確定的意義。在阿波羅的情形，「窗戶」、「無重力環境」和「言辭」傳達給我時特別的清晰。我接收到的信息，在語言和圖畫方面都具有充分的細節。……使許多語言專家完全感到神秘的是，我經常「得」到一些詞彙、資料和描述，它們比任何普遍使用的術語和詞組或者只有少數學者才知道的詞彙都要優越和準確得多。

甲殼蟲樂隊(the Beatles，又譯作「披頭士樂隊」)，20世紀50、60年代來自英國利物浦的一支由四個人組成的流行歌曲樂隊，曾經風靡一時，對當時美國的青少年一代影響特別大，以至於英語中產生了「甲殼蟲狂」(Beatlemania) 和「甲殼蟲現象」(Beatle phenomenon) 等新詞。

甲殼蟲樂隊，不但粉碎了無數個家中有青少年的美國家庭的寧靜，而且他們還漫不經心的給珍妮・迪克遜女士帶來一場空前的大混亂。

就像一般成年人一樣，珍妮對所謂的甲殼蟲現象只是略有所聞，也從來沒有對這四個留著拖把式頭髮的年青人進行過特異的靜坐(入定)觀察。因而，下述的事件就使她特別的意外和震驚。

1964年3月，全美國各地的電視評論員們、報章雜誌的作家們開始給珍妮打來長途電話，就一些報導的內容對她進行詢問，那些報導說，她預言了在8月裡，甲殼蟲樂隊的成員們要在一次飛機墜毀中身亡。

珍妮被這些問題搞糊塗了，只好回答說，她沒有作過任何一種關於甲殼蟲樂隊的預言。幾百個青少年，顯然是被傳說的她的預言嚇壞了，也相繼打來電話，其中許多人哭泣著乞求珍妮，想知道是否有什麼辦法可以保住甲殼蟲樂隊的命。緊接著，大袋大袋的郵件開始湧來，電話白日夜晚都在不停的響，使得珍妮簡直不能睡覺。電話和信件的泛濫如此嚴重的影響了珍妮的日常生活，以至於她不得不向她的朋友專欄作家露斯・蒙哥馬利尋求幫助。露絲建議說，珍妮可以靜坐入定觀察甲殼蟲樂隊，如果通過特異能力看到什麼結果，她可以寫一則報紙專欄文章，談一談珍妮對他們的真正的預言。珍妮果然作了。

1964年3月26日，露絲的專欄文章報導說，珍妮預見到，甲殼蟲樂隊會繼續成功，雖然他們中的一位「不久將要不幸的離開樂隊，並在後來感到後悔」。專欄文章還向甲殼蟲樂隊的歌迷們保證說，迪克遜女士預見到，四位歌手中沒有任何一位會遭遇到飛機失事或其它類型的暴死。

結果，這篇專欄文章又導致大量的感謝信件紛紛湧來，感謝珍妮給他們的「好消息」，並且維吉尼亞州和賓夕法尼亞州的幾個「甲殼蟲迷俱樂部」還深表感謝的把珍妮命名為他們的「年度最佳女士」。珍妮・迪克遜的辦公室相對的平靜下來了。

1964年8月底，來自倫敦、夏威夷和二十個大陸美國州的電話又把電話總機堵塞了。迪克遜女士是否真的預言了，四個甲殼蟲中的三個會在9月3日或4日遭遇悲劇性的死亡？

有個自稱是「甲殼蟲」喬治・哈裡森的姐姐、名叫露易絲・哈裡森・考德威爾的女士從依利諾斯州的本頓打來電話，說她的弟弟很擔心那個預言，不知道他們的樂隊是否應該取消此行。

珍妮又一次儘可能耐心的向打來電話的人保證，她只看到所有四個甲殼蟲都很健康。並且她總是要問他們，這個遙傳是從哪裡開始的？看起來沒有人知道。所能看到的就只是倫敦每日郵報上的一英寸高的大標題和幾種其它英文報紙報導的、據說是迪克遜女士的預言。

兩天後，當時正在英國的美國助理國務卿的代理人李・沃爾什給珍妮通過空郵寄來了幾張倫敦的報紙。上面所有文章都帶著美國的新聞電訊的電頭。由於一大群倫敦記者與甲殼蟲樂隊同行，我們只能設想：他們中的幾位決定，除了青少年們的尖叫聲所代表的反映外，還得用點什麼來使他們的報導更活潑一些。

評註：

成為一個聲名顯赫的預言家，並不象許多人想像的只遇到愉快和舒服的事情：人們的崇拜和傳揚，國內外重要人物客氣的接見和登門拜訪，國家某些特殊部門對相關信息的資訊與尋求，媒體時刻不離的追蹤和報導，預言受益者的終身感激，等等。本篇所載的就是一個出人意料的、只有大預言家才會遇到的麻煩。而且，讀過本篇以後，讀者自己也可能想像得到，在珍妮的生活中勢必還會有類似的事件發生。不錯，這裡所載的甲殼蟲事件只是許多類似例子中的一個，我們以後還可能以專題的形式向讀者作一些介紹。

1948年1月3日，也就是珍妮・迪克遜女士30歲生日那天，她在1947年仲夏作的預言：印度的聖雄甘地將在六個月之內被人刺殺，果然應驗了。

到這個時候，珍妮的預言已經時常出現在報紙上。人們經常圍著她，請她預卜命程。只要她一參加什麼聚會，就會有一大堆人把她推擁到一個角落上，人人都伸出自己的手掌，求她為自己的生活指點迷津。她的電話可以在夜裡的任何時候響起來，使得吉米的睡眠受到干擾。

一天晚上，當一個遠東大使館的一位武官敲門求卜命程時，吉米・迪克遜覺得他實在受夠了。他很禮貌、然而也很果決的告訴那人，迪克遜女士已經就寢，不能再打擾她。然後他就和自己美麗的妻子進行了一次嚴肅的談話。

「珍妮，行善先從家裡做起」，他告訴她說。「這些人在利用你的善心，來耗散你的精力。看起來你是無法找到一個辦法來拒絕他們的，我想你最好到我辦公室去工作。電話總機管理員可以幫你保護自己的個人權力，一旦人們想占用你的時間，你也有個合法的藉口。」珍妮同意了丈夫的計劃，因為她也知道，持續不斷的為人卜命已經消耗了她必須的能量。因此，第二天早上她就隨同吉米到他的辦公室去，並接受了給她指定的辦公桌。然後，吉米告訴公寓女僕和辦公室接待員：「我不管是誰找迪克遜女士，管他是個國王還是個大使，只管告訴他們，她不能被打擾。」

儘管如此，政府高層人士、政治家、外國大使以及外國代表團成員們，仍然會通過各種渠道找到珍妮。這使得她的知名度越來越大，不但在美國，而且在許多其它的國家。特別令人驚訝的是，任何一封從歐洲或亞洲某國寄來的信件，只要信封上寫有「珍妮・迪克遜，美國」的字樣，就能順利的到達珍妮的手中！

珍妮的每日星象專欄，在美國的三百多家報紙上都有轉載。每當她有一個預言在報紙上登出來後，電話、電報和信件便潮水般的湧入她的辦公室和家中。單是信件的數量就是每周三千封左右。如果碰到一個超常的預言或事件，在其後的一段時間裡每天就可能有上千封信件湧來。人們還爭相邀請她作講演，特別是商業界中同一行道的聯合會等組織，每次講演後又可能湧來幾百封信件。

珍妮已經不能象最初那樣對每一封來信作答，更不可能滿足每個人的要求，為他們的生活與命程指點迷津。她僱傭了一名全日制工作的秘書，專門為她處理與預言和特異現象相關的來信和來電。她用盡了自己所有的工餘時間來儘量滿足人們的要求，所有熟悉她的人都讚嘆她的過人精力和熱情。

當珍妮的預言成為許多人熟悉的現象時，尾隨而來的就是有意無意的以珍妮的名義製造出來的謠傳。正是這些謠傳，不但為珍妮的生活帶來了災難性的干擾，而且也給千萬個聽信了這些謠傳的人們帶來不必要的恐怖和擔心。每一次這種謠傳蔓延開來時，信件便如狂潮般湧來，迪克遜公司的電話總機便被堵塞，實際上無法進行任何正常的業務。

1964年3月那個關於「甲殼蟲樂隊」的謠傳(參見本系列「甲殼蟲帶來煩惱」)，為珍妮的生活增添了前所未有的災難性體驗。以後類似的事件便時有發生，下面所選列的僅僅是其中的幾個實例。

1967年春天，有一個謠傳特別厲害。那些有兒子、丈夫或心愛者在海岸警衛隊的「查理行動計劃」中的人們，度過了許多不眠之夜和擔驚受怕的日子，因為有一個持續的謠言說，珍妮預言了那次行動計劃的船隻將在靠近(加拿大東部的)紐芬蘭島的地方沉沒，船上所有的人都將遇難。幸好，「查理行動計劃」成功的結束了，那條船也安全的返回來，這一謠傳的惡劣影響才告一終結。

1967年的「67博覽會」剛開始不久，珍妮便受到信件、電報和電話的圍攻，詢問她是否真的預言了博覽會所在地的那座人造島嶼將會沉沒，生命的損失數目隨著謠言滾雪球式的擴大而從1500人增加到8000人！詢問者大多來自美國和加拿大，因為他們中許多人計劃去看博覽。另一些人有親戚住在博覽會所在的地區。也有許多信來自那個地區的旅館和汽車旅店，因為他們要依靠旅遊顧客作生意。壓力變得如此的強大，以至於珍妮最後只得要求「蒙特婁報」的編輯為她否認這一謠傳。

毫無疑問，那些意想天開的謠言都是一些想像力豐富的人造出來的，但使珍妮困惑的是，他們為甚麼要把這些不切實際的故事栽到她的頭上。1967年，一位十五歲的姑娘寄了一封狂熱的信給珍妮，打聽她是否真的預言了，所有耳朵上穿了耳環孔的姑娘都會在1979年6月死於一種奇怪而致命的疾病。珍妮馬上給她回信，告訴她這全是胡說。但在這則謠言平息下來之前，珍妮又回答了幾百封類似的信件。

1967年的冬天，有人宣稱，珍妮預見到一群火星人要來地球，抓走小孩子和青少年姑娘。儘管這件事牽強附會到了超過科幻小說的程度，但還是有許多人真的給弄得驚慌起來。一般說來，要找出這一類謠傳的源頭是不可能的。但這個離奇的火星人的謠傳，在經過許多努力後，還真的找到了它的源頭。事情是由巴爾的摩的一位給人照料小孩子的青少年姑娘造出來的。她是科幻節目的虔誠的愛好者。她嚇唬她照料的兩個小孩子說，如果他們不上床睡覺，就會有火星人來抓他們。「誰說火星人要來抓我們？」小孩們尖叫著以示對抗。「珍妮・迪克遜」，小保姆直接了當的說道。幾分鐘之內兩個小孩子就上床睡覺了，但事情卻並未就此了結。第二天早上，兩個小孩告訴了他們的父母，火星人要來地球，是珍妮・迪克遜說的。他們又去學校裡傳播同樣的故事。當天晚上，在他們上床安睡以前，謠言已經失控了，幾百個嚇壞了的小孩子毛骨聳然的躺在他們的睡毯下面，心中琢磨著什麼時候火星人就要來了。

1969年3月和4月，另一個瘋狂的謠言又造出來了：加利福尼亞州南部將有破壞性的大地震，並且和以前一樣，許多人聲稱是珍妮作出的這則不祥的預言。在4月1日，珍妮召開了一個新聞發布會，作出了如下的否認：

「在過去的幾周內，我的(稿件)辛迪加，新聞日報號外，以及我每天收到的來自全美國的50多個電話、幾百封信件和電報，都在詢問我關於一個廣泛傳播的、錯誤的歸結於我的謠言的確切性。這個謠言聲稱，我預言了在不久的將來，加利福尼亞州或該州的一大部份，將要滑入太平洋中。」

「為數眾多的電台和電視台的人們，以及許多新聞部門，散布了一種看法，認為我真的預言了這樣一場災難。」

「這一回，我願意對新聞媒體、並通過新聞媒體轉致我的美國同胞們，把問題徹底講明白：我絕對沒有預言過、也不會預言這樣的一場災難即將發生。我不是說將來不會有地震或地動，但我再重複一遍，我沒有預言過、現在也不預言諸如加利福尼亞州即將消失這樣的重大事件。」

評註：

這五個例子，加上原來的甲殼蟲樂隊一例，展現了作為著名預言家所特有的一類煩惱。不過它們還只牽涉到別人借名造謠這一類事件。還有一些難以想像的事件也會給珍妮帶來麻煩。比如，當珍妮在電視節目上談到她通過影像看到蘇聯的最新式衛星可能控制美國飛機後，蘇聯駐華盛頓的大使便把珍妮找到蘇聯大使館去詢問她是怎麼獲得這些信息的；美國國防部也緊張的又打電話、又派人來追問，非要知道珍妮是怎樣獲得這些最絕密的國家機密的。當珍妮解釋了自己怎樣從影像中看到這些事情後，那位國防部的官員卻說：你是不應該知道這些最高國家機密的！這使得脾氣一向非常溫順的珍妮也忍不住了，向那位官員大聲頂撞道：我應該知道什麼，上帝才是最好的裁判！

珍妮・迪克遜與她丈夫吉米・迪克遜結婚時正是珍珠港事件(1941年12月7日)的前兩年。戰爭已經在逼近美國的海岸。吉米經常在底特律、芝加哥和紐約之間來往旅行。

一天早上，當珍妮正拿著她的水晶球靜坐時，她「看」到了一架飛機在燃燒中墜毀。那天下午吉米回家來收拾去芝加哥的行李，珍妮把自己看到的影象告訴了他，並警告他說，他必須改乘火車。吉米有些遲疑不決。珍妮有生以來第一次因為失望而急得直跺腳。

當很久以後回憶起這件事時，吉米悔恨的說：「就像大多數作丈夫的一樣，哪怕是我並不喜歡的，我也接受妻子的規勸，使她覺得我是喜歡的。但有時我一走出家門，就仍然堅持我自己的方式。不過丈夫和妻子有感情時，他會聽她的話。我那天終於沒有去乘那班飛機。」結果，剛好就是那班飛機，在芝加哥城外墜毀了，機上所有的人全部遇難。

1964年7月裡的一天早晨，珍妮順道去拜訪路易斯夫人。路易斯夫人的丈夫威爾莫特・路易斯爵士(Sir Wilmott Lewis) 生前長期擔任倫敦太晤士報駐華盛頓的記者。她們在一起閒聊時，路易斯夫人告訴珍妮，她有些擔心弗朗西斯・迪爾，覺得她近來看上去不太好。路易斯夫人知道，珍妮和弗朗西斯也很熟悉。但當她一提到弗朗西斯的名字時，珍妮緩慢的說道：「我看到她正在她的家裡把一幅黑帘子拉下來。弗朗西斯周圍會有死亡，非常靠近她，但不是她自己，因為是她把那個帘子拉下來的。」

第二天，路易斯夫人得悉，迪爾女士發現住在她家裡的客人，查爾斯・基托女士，因為心臟病而去世了。她的死對路易斯夫人以及所有知道她的人都是一個重大的打擊。她是一個大連鎖店的總裁的遺孀。她在年輕時曾與著名動畫片畫家豐特恩・福克斯(Fontaine Fox) 有過一段短暫的婚姻關係。說來也奇怪，她去世後兩個星期，福克斯本人也去世了。

1966年下半年的一個傍晚，珍妮、吉米正和一些朋友共進晚餐。珍妮突然感到一陣衝動，走到一處電話前向她的朋友路易絲打了個電話。

「你的二女兒剛剛遇到一次小型車禍，但沒有什麼可擔心的事」，珍妮向她保證說。「然而，你可以向她建議，在以後的幾周內，讓她遠離車輛。」

那天晚上她的女兒回家來後，路易絲把珍妮的警告告訴了她。「我們剛剛遇到了迪克遜女士預言的車禍」，她的女兒驚奇的說道。「不過沒事，只是留下一小塊凹痕、一塊擋泥板擦壞了……」

珍妮的警告確實使路易絲的女兒非常的小心。她極其審慎的避免接觸車輛，雖然有一天晚上幾乎沒有守住。事後路易絲告訴珍妮，當一個非常特殊的男朋友要她一起去參加一個聚會時，「她已經打算要走了，但在最後一分鐘又決定不去了」，路易絲說道。「她這回作對了。那個男朋友在去聚會的路上捲入了一場幾乎是致命的車禍，將要在醫院裡住幾個星期。如果她陪他去了，她恐怕不能活到今天。」

有時珍妮會看到一些自己不能很好的解釋的影象，因為她當時接受到的信息不完全。有一次，她和辦公室的幾個同事去參加另一位同事艾莉撒・赫菱的婚禮。當她坐在來賓們中間，看到新娘和新郎站在聖壇前的時候，她看到了死亡進入那個寧靜的教堂。

婚禮是使人喜愛的禮儀，珍妮簡直沒有料到這種事會發生。然而他就在那兒，不請自來，而且無論如何都是悽慘悲傷的。代表他的是兩副看上去很不吉祥的、圍著黑幔的棺材。珍妮看到它們就放在艾莉撒和她的新郎背後，耐心的在那裡等待著要把人裝進去。

那兩付棺材是艾莉撒和她的新郎的嗎？影像沒有告訴珍妮，誰將要死去？為甚麼要死？然而，看著那兩付棺材，珍妮明白了，參與這次婚禮的人中，反正有兩位很快就會被叫去面臨上帝的審判。

在回家的路上，珍妮把自己看到的影像告訴了她的同事們，但要求她們嚴守秘密，因為她不想讓任何親近艾莉撒的人感到驚慌。

在艾莉撒婚禮的幾個星期之後，事情發生了。婚禮上擔任男儐相的人淹死了。緊接著他的突然死亡，兩週以後，新郎的兄弟又遭遇事故性死亡。他們兩人都是那次婚禮的參與者。

評註：

這裡的四個例子，與前面三篇同名文章中的十三個例子是完全相同的類型。這裡的五位預言對像中，除了三位因為事前不知道確切信息、無法救援外，另兩位都有效的避免了死亡。值得一提的是，這裡看到的「拉下黑帘子」、「兩副圍著黑幔的棺材」，以及前面文章中提到的「被罩上黑布的椅子」、預言對像身體變得透明、死亡在預言對像的上空、生命在她周圍的地上，等等影象，不但是預言研究中很有趣的研究現象，而且是已經具有相當預言能力的讀者很好的參考經驗。

毫無疑問，是珍妮救了她丈夫吉米的命。吉米的母親本來就和這個兒媳親近得不得了，再加上她救了自己兒子的命，可能在她心中又加入了感激的情份。在她去世後，人們發現她在遺囑中把自己所有的遺產都留給了珍妮，而沒有留給任何一個自己的子女。

珍妮・迪克遜說過，她一直相信，她使用自己的特異天賦的真正目地，是試圖幫助其他人─不是為他們解讀他們的未來，而是幫助他們發現人人都具有的、自己獨特的天賦，並把這些天賦應用到日常生活中去。不管他們曾經是多麼的膽怯、低下、貧困，或者看起來已被人遺棄，只要他們試圖自助並能找到自己的天賦，他們就能站直自己的身軀，變得高大、自豪，容光煥發。

其實，珍妮從小就是這樣作的。當她才九歲的時候，有一位女士慕名而來，向她自我介紹說，她叫瑪麗・德熱斯勒(Marie Dressler)，並說她正打算開辦一個供膳的寄宿處，因為她當女演員並不成功。當小珍妮觀察自己的水晶球時，發現裡面「冒出的火光就像國慶節晚上空中爆開的禮花。」在描述自己看到的形像時，珍妮說：「從禮花射出許多一百元、一千元的鈔票，我的解釋是，她有一天要成為大明星並掙許多錢。我告訴她，她必須放棄開辦供膳寄宿處的想法，把全部精力用到演出上。」就是說，她的天賦確實是在演出業，只是沒有努力到家。

後來，當瑪麗的名字在全國的電影大幕上閃爍的時候，她經常告訴人們，如果不是小珍妮・平克特，她早就放棄影劇院了。(瑪麗・德熱斯勒，曾與卓別麟一起演過電影，並於1931年獲奧斯卡獎，是當時極有名的影、劇大明星。)

作為一個大預言家，珍妮的親友們自然可能首先受惠於她的預言天賦。她的丈夫就是一個由於珍妮的預言天賦而發現了自己意想不到的隱藏天賦的典型例子。

迪克遜房地產公司的顧員們都知道他們的老闆吉米・迪克遜在業餘時間裡寫作音樂，還知道他的作品之一，「哥倫比亞特區是我的故鄉」，經常在華盛頓的公眾活動中被演奏。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是怎樣發展起這一業餘愛好的。

作為一個新娘子，珍妮經常主動給丈夫讀一些東西，但吉米總是太忙。至少，那是他找的理由。但珍妮最後堵死了他的退路，她拿出了自己的水晶球，興趣盎然的觀察著眼前出現的象徵性符號。「嘿，吉米」，她驚叫道，「你能創作音樂！你既能寫曲子又能寫歌詞。」

吉米只在小時候半心半意的玩過一陣小提琴，因此覺得珍妮的話很可笑：「唉呀，珍妮，我不能寫音樂，人家會嘲笑我的。」「那有什麼關係」，她固執的說，「只要你是在發展一種上帝給予你的天賦？你是通過這條渠道和宇宙保持和諧的，你還能通過音樂為其他人帶來快樂。你所能知道的最高榮譽和最大的滿足將會來自你的音樂創作。」

緊接著，珍妮的父親逝世了。她趕回加利福尼亞為父親奔喪。在回來的火車上，她遇到一位不斷抹眼淚的小青年。他是去華盛頓見他父親，一位上校軍官。小青年在家鄉奧馬哈和一位姑娘訂了婚，但他還不到十八歲，他必須得到父母的許可才能結婚，而父親卻不同意他們結婚。

為了讓青年振作起來，珍妮安慰的說道：「別擔心。我丈夫會為你寫一首歌曲去寄給你的女朋友。把你在華盛頓的地址給我，我會保證你得到一份歌曲的副本。」把這件事與吉米聯繫起來之後，她要求吉米幫她守自己的諾言。

這就是吉米碰巧開始音樂創作的起因。他為此而創作的第一首歌曲「有一顆甜蜜的心在內布拉斯加」被沙皮諾・伯恩斯坦公司發表了。

由於這第一次音樂冒險的成功，吉米便持續的創作歌曲並在各種聚會上用他的男中音向人演唱。他成了各種音樂協會中的積極分子，並被提名為約翰・菲立普・索薩記念館的副指導和主席，後來又被指定為約翰・甘迺迪文化中心執行委員會的成員。

1964年7月26日，在水門舉行的海航樂隊音樂會上，美國樂隊指揮家協會把埃德文・弗朗科・戈德曼記念獎(Edwin Franko Goldman Memorial Award)授予了吉米・迪克遜，以後又為他在馬丁・沃格爾(Martin Vogel)女士家中舉行了由華盛頓公務界和社交界人士參加的慶祝聚會。珍妮的預言又一次兌現了。

珍妮特別善於發現青年人隱藏著的天賦和專業潛能。當她的侄女瑪麗・弗朗西斯・平克特八歲的時候，珍妮告訴她哥哥和嫂嫂，他們的孩子有藝術才能，應該加以鼓勵。「將來有一天，她會通過繪畫為自己掙得名聲」，她這樣預言道。

由於預言家是很少在家中得到承認的，瑪麗・弗朗西斯的父母沒有干任何事情來鼓勵這位小姑娘在繪畫方面的發展。作為她的初級中學正規課程的一部份，她在藝術課的學習中獲得令人滿意的結果，但也不過如此而已。

後來，加利福尼亞州舉辦了一個創造性繪畫比賽。就在投稿參展截止日期的頭一天晚上，瑪麗・弗朗西斯走進自己的房間去開始繪畫。當平克特女士拿著一杯牛奶回自己房間時，她看到十四歲的女兒正站在自己的畫架前。瑪麗・弗朗西斯沒有出來吃晚飯。到了就寢時間，平克特女士向女兒的房裡看了一眼，注意到她還在畫畫。第二天早上，平克特女士去女兒的房間想要叫醒她，卻發現她正在洗她的畫筆。

「唉喲，媽媽，我都要死了啊」，小姑娘嘆著氣說。

平克特女士這才意識到女兒已經畫了一個通宵。於是她朝著畫架掃視過去。當她仔細審視那幅日本藝妓姑娘的想像畫時，禁不住大聲的讚美起來。瑪麗・弗朗西斯疲憊不堪的匆匆上床睡覺去了，但她的母親趕緊把繪畫送到裝框店，等到立刻裝框後，再趕著送到參展的地方去。那幅藝妓姑娘得了第一名，並且成了博物館的陳列品。

珍妮隨時隨地都在幫助別人發現自己的天賦和特長，好像都成了她的生活習慣了一樣。

在1964年的早春時節，珍妮去波士頓接受波布・甘迺迪的九十分鐘電視表演的採訪。她的角色是回答電視觀眾的電話提問。但在節目開始前她轉身對她的主持人建議說：「你可以去選學你正在考慮的歌唱課程」。事後回憶起此事時，甘迺迪先生說：「除了我妻子以外，世界上沒有一個人知道我正在考慮選學一些聲樂課程。」

1964年春天，一位朋友陪伴她去克裡弗蘭參加邁克・道格拉斯的電視表演。有人把她介紹給瑪格麗特・懷丁(Margaret Whiting)。她們剛一握手時，珍妮就告訴她說，「你應該寫一本書談談你的父親。你和你父親有許多共同點。你們都是生就的音樂天才。」那位朋友問她知不知道對方是誰，珍妮不知道。朋友告訴她，那是一位頂有名的電視歌星，而她的父親，已經過世的理察・懷丁(Richard Whiting)，曾經譜寫過諸如「在愉快的羅利泊普船上」、「我不能從你身邊逃走」以及「當你微笑的時候」等轟動一時的歌曲。

或許是因為珍妮幫助人們發現自己天賦的故事特別能激發人們的上進心理，或許是因為多數人都希望通過自己特殊的天賦來掙得自己的前途和幸福(什麼都不想干但卻希望過得很舒服的懶人畢竟是少數)，因此，在珍妮每天收到的大量信件中，總有大約三分之一的寫信人都是請求珍妮給予他們指導，以便能發現他們自己的獨特天賦和生活目的。

安德魯・哈利(Andrew Haley)是美國一位著名的外層空間宇航權威，他的著作有「火箭技術與空間探索」和「太空利用法規與政府」。他當時是國際宇航聯盟的總顧問和美國航空與宇航協會的顧問。

1953年5月14日，珍妮・迪克遜在美國NBC電視台的一個現場直播電視節目中預言道，俄國人將要在四年後發射世界上第一顆人造衛星(參閱本系列(十一)「關於蘇俄的重要預言」)。

哈利聽到這一消息後，便向歐洲的科學家們詢問俄國的有關空間計劃，但卻沒有結果。兩年後，在哥本哈根參加國際宇航聯盟的會議時，蘇聯代表團告訴哈利，他們確實在搞這樣的空間項目。

他回到華盛頓後就給珍妮打電話，想獲得更多的細節。珍妮所能告訴他的就是，她「看」到俄國發射了世界上第一顆人造衛星，樣子象一個銀色的球體，當它飛回俄國時，變成了一隻鴿子，並把它的爪子插入一個光頭的頭皮內，那個光頭就是當時的俄國領導人。後來，當哈利作為美國觀察員去德國、比利時、義大利和法國參加宇航和飛彈會議時，或者到印度的新德裡參加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的大會時，或者擔任美國火箭協會會長及其空間飛行委員會主席時，他的腦子裡一直裝著珍妮給他的這些信息。

1957年，當俄國發射衛星一號時，安德魯・哈利是最先向珍妮打電話表示祝賀的人之一，祝賀她四年前就準確的預言了這一重大事件。哈利一直繼續向珍妮傳遞一次又一次的資訊，並最終決定召開一個有珍妮參加的科學家小組會議。

1963年8月14日，一些在科學上訓練有素的科學家在美國華盛頓召開了一個旨在探究超感官認知的會議。除了哈利和珍妮・迪克遜夫婦外，參加會議的還有威廉・布魯斯特(William Brewster)，他是沃爾特・裡德陸軍醫院裡搞研究的物理學家；詹姆斯・曬納爾(James Shiner)，他是美國航天航空局高級研究和技術辦公室裡生物技術與人類研究處處長助理；雷吉斯・裡森曼博士(Dr. F. Regis Riesenman)，他是著名的精神病學者。

珍妮・迪克遜在與此有關的科學和技術上的訓練，大體上和幼兒園裡的小孩子差不多。然而，當她在觀看影像時，這種對某一學科背景知識的缺乏，絲毫也沒顯出對她的深刻理解有任何干擾。她這種奇特能力在這次會議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現。

「小組裡的科學家們對迪克遜女士的影像進行了嚴格的考查--它們是怎樣到她這裡來的，她怎樣解釋它們，以及她是否還有其它影像與外層空間有關」，哈利回憶道，「而那天會議上最有趣的事情是，除了我自己以外，珍妮・迪克遜在火箭方面比屋子裡任何其他人都知道得多。」

裡森曼博士則說道：「毫無問題，她的能力是真的。儘管她一生中可能從來沒有讀過一篇這方面的文章，但她說起話來卻知識豐富得令人驚訝。」

由於科學家們顯得非常熱切的想要知道更多的美蘇空間競賽的未來情況，珍妮同意在當天晚上就火箭問題作一次入定觀察。上床就寢後，她說，一個影像在黑暗中沖她而來，使得臥室都明亮起來。「我看到一個就像衛星那樣的銀色球體從俄國升起來，並進入一枚強大的飛彈中，飛彈向著左方圍繞著地球飛行。突然間，它改換了路線，向著反方向飛行。在它的下面，美國本來到處都燈火通明，但是當飛彈改變方向時，我國的燈光完全熄滅了，把我們完全留在黑暗中。我把它解釋為：俄國有了一種秘密飛彈，對這種飛彈我們還沒有反飛彈飛彈。它是如此的厲害，可以使我們的通訊系統和照明系統完全癱瘓，它還能使我們的飛機的飛行陷入巨大的混亂中。」珍妮還確信，俄國在1963年秋天就已經發展了這種武器，「並且準備讓我們的政府知道他們有這種東西，以便迫使我們按他們的條件和他們進行交易，但這件事會因甘迺迪總統的遇刺而受到干擾。」

1963年10月6日，也就是看到那個影像後七個星期，珍妮在約翰尼・卡森(Johnny Carson)的「今晚」電視節目中就那種武器對美國觀眾發出了警告。她還在事前對哈利和裡森曼博士作了細節性的描述。

1963年11月1日，蘇聯發射了一顆無人駕駛的衛星，名叫「巴爾約特1號」。這顆衛星遵照地上無線電信號的指示而作出一系列改變飛行軌道的表演。蘇聯的公告描述了它在太空中「複雜的飛行特技」，而一份俄國軍方的出版物則說：「我們新的操作靈敏的宇宙飛船，聽從來自地上的無線電命令，乖乖的先轉向一邊，然後再轉向另一邊，向上猛升，向下俯衝，在太空中不斷改變著它的位置。」這樣聽起來就很象珍妮預見的那種怪異而可怕的衛星了。

1964年1月28日，美國人獲悉，他們的一架 T39 飛機在東德被打下來了。三位機上人員全部遇難。經過一番調查以後，美國空軍宣稱：「事情很清楚，那架 T39 當時正遭遇到通訊困難，因為自從14:30 以後，它就沒有對任何無線電通訊作出過反應；並且它也遇到了導航上的問題，很明顯，當時飛行員並不知道他已經誤入了蘇聯的區域。」

不到兩個月之後，美國的一架 IB66 飛機又在東德被打下來了。這一回，美國空軍只是宣布說，那架飛機「由於導航錯誤而進入了東德」，並說有一架身份不明的戰鬥機從這架飛機旁邊飛過，整個事件在毫無警告的情形下就產生了。

以上事件中的通訊失靈和導航錯誤是否就是來自珍妮幾個月前預見的那種奇怪的新發明呢？由於美國和共產世界之間的冷戰，兩架飛機誤入敵空的神秘事件是高級機密，其真實情況可能在許多年中都不會被揭示出來。但哈利說：「如果蘇聯人確實找到了一種辦法去返轉磁場方向，那麼任何事情，包括迪克遜女士預言的那種美國與其飛機之間的通訊中斷，都是可能發生的。」

值得一提的是，當1963年10月6日，珍妮在約翰尼・卡森(Johnny Carson)的「今晚」電視節目中就那種武器對美國觀眾發出了警告後，她的一位在五角大樓(美國國防部)工作的朋友，前眾議員柯雅・魯特森(Coya Knutson)女士便打電話告訴她說：「珍妮，你把這座大樓弄了個天翻地覆。這裡的每一個人都想知道，你從哪裡得到了你在約翰尼・卡森的電視節目中的那些信息。」後來，柯雅把珍妮預言的俄國衛星可以切斷我們的通訊系統的事告訴了參議員休伯特・漢弗萊(Hubert Humphrey)，漢弗萊回答道：「相當一段時間以來，我們一直在擔心著的就是這樣一種發展。」

1959年的時候，著名的精神病學者、世界上傑出的特異功能研究者雷吉斯・裡森曼博士(Dr. F. Regis Riesenman) 對著名預言家珍妮・迪克遜產生了研究的興趣。在那之前和之後，他測試過幾千人，並得出結論說，每一個人都是特異功能者，只是人們自己不知道。裡森曼博士說，大多數人都有(準確度)在3%到7%之間的某種超感功能。「但這些人中只有百分之三的人是真正的特異功能」。餘下的70%是虛假的，其餘的則應歸結為某種情緒下的潛意識作用。然而，珍妮・迪克遜的超感功能是真實的並且(其準確度)被他定為90%到97%之間！

雖然大多數可以信賴的這一研究領域的科學家都覺得特異現象是從人到人、或者從高級生命到人，通過一個迄今為止未知的、無法探測到的頻譜來傳遞的，但設在紐約的巴克斯特基金會的負責人克利夫・巴克斯特(Cleve Backster) 卻發現了看來確實是這種信號的東西！

他發現了一種看來可聯絡一切生物的信息交流方法，並把那種信號稱為「首次確認的原始通訊的證據」。他把一株植物聯結到多波記錄儀(即通常所說的「測謊器」)的感覺原件上，他感覺到並記錄下了植物與動物生命之間在原始水平上的一種真實的信息交流形式。巴克斯特的發現表明，一直到單個的細胞水平上，都存在著原始的感知過程。

在一次採訪中談到他的發現時，巴克斯特指出，這一發現還只是最終理解生物的第一步。「我不能告訴你，我們發現的是哪一種信號」，巴克斯特承認道，「但我確實知道它不是哪一類。它不在各種已知的頻譜內，比如說AM，FM，或者任何其它可以用常規方法屏蔽的信號形式。我們已經試過使用法拉第屏蔽甚至鉛容器來封鎖一些植物在緊張的時候或者海蝦在死亡時刻發出的信號，但那些信號仍然能通過。雖然是出於不同的原因，但我確信珍妮・迪克遜和我都已經使用到了宇宙智慧所使用的頻率。我不懷疑，這種通訊方法是一直存在著的。我們通過偏見封鎖了自己的超感官感覺功能。我們告訴自己，而科學和我們的環境也告訴我們，說額外的感知是胡鬧……珍妮・迪克遜的頭腦是開放的。看來，她對於一種曾經廣泛使用過、後來因為不使用而實際上隱入幕後的本能具有完備的使用方法。」

1963年10月6日，珍妮在約翰尼・卡森(Johnny Carson)的「今晚」電視節目中就一種蘇聯的新式武器對美國觀眾發出了警告：這種武器「在我們頭頂的突然爆發可以而且將會把一部份電燈弄熄，並且使得我們的通訊失靈。」兩年後，新英格蘭大停電發生了，而且約翰尼・卡森的播音室有史以來第一次癱瘓了-- 電燈全熄了！

1965年5月，珍妮正在靜坐中集中注意歐洲的時候，突然驚訝的發現兩個顯然是來自俄國的物體。「其中一個上面帶著奇怪的縮寫字母MIRV，沿著一條就像藍色帶子的軌道繞著地球飛行。另一個的特別之處要直到1966年的聖誕節時才會讓我看到。那是一個具有多種檢測功能的飛行器，用來檢測一種使用宇宙射線和磁力作動力的推進系統。我看到這些力量以某種方式牽引和排斥推進器，以便被利用來推動宇宙飛船進入外層空間。俄國人在這個領域裡遠遠的走在了我們的前面……我現在知道為甚麼MIRV 的重要性要在那個檢測飛行器之前讓我看到了，因為MIRV仍然對我們的生存隨時有著威脅。」那是一個繞地球飛行的飛彈載體，能夠通過它的魚雷狀管道發射核飛彈。珍妮還看到，每個飛彈上都有獨立的電子導航系統，使它能尋找自己的目標。珍妮還警告說，美國東部的九個大城市處於直接的危險中，首先安置在MIRV裡的九個核彈頭瞄準著這九個城市。

1967年6月，理察・惠楞(Richard Whalen) 發表了一篇關於美國核防衛的文章，其中討論到了MIRV的價值。當時的美國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 在同年的俄國革命五十周年前夕承認說，蘇聯正在生產MIRV，這時距珍妮發出最初的警告已經過了兩年半了！

惠楞在他的文章中說，蘇聯人的防衛飛彈「產生出就像太陽一樣的能量爆發，在其附近空間的真空中放射出巨大的熱輻射脈衝」，「俄國人顯然正在擴展他們的反彈道飛彈技術。在他們的實驗中，有兩次是先發射一枚洲際彈道飛彈，用一枚核飛彈去攔截它，然後再發射第二枚飛彈，並從第一枚飛彈爆炸產生的輻射來預測決定它的彈頭是否會受到影響。他們也研究核爆炸在他們的雷達上產生的阻斷效果。」

但這些情況珍妮在幾年前就看到了，並且這就是她反對「禁止核實驗條約」的理由。她還指出，惠楞的文章中忽略了一個重要細節：她所看到的是連續發射三枚飛彈，前兩枚相隔200英裡，第三枚距第二枚500英裡。第一枚產生了核爆炸，第二枚通過了蘑菇狀煙雲，然後，攔截飛彈從地面飛上來消滅第三枚飛彈。

另外，珍妮還根據自己所看到的影像，在飛彈改進方面提出了一些非常具體和細節性的技術建議。比如她看到有閃光通過核彈頭內的金子接觸點，結果使得核彈失效，因此提出必須尋找別的替代物來代替金子。

1969年5月20日，休斯頓郵報要求珍妮・迪克遜儘快獲得當時正在繞著月亮飛行的太空人的情況，「請靜坐觀察」，他們請求道，「並盡你的一切可能，儘快告訴我們這三位太空人的情況。」

當天晚上，珍妮提前下班回家，把自己關在房裡靜坐。她通過特異能力發現的太空人的情況第二天就發表出來了。她的預報中提到指揮官斯塔福(Stafford) 將要發現他的皮膚因受刺激而不舒服。兩天以後，世界各地報紙刊登了通過太空--地球通訊而得到的太空人報導的摘要，其中包括指揮官斯塔福抱怨他的面部「發癢和不舒服。」後來，調查顯示，一些纖維玻璃渣滓從宇宙飛船的飛行艙中脫落下來，並且鑲入了他的面部。

評論：

從本篇的例子可以看出，珍妮的遙視和預見功能對於美國國防尖端科學的發展是有特殊意義的。由於她通過影像看到的許多細節是科技人員和專家們無法看到的，甚至是在一定條件下的未來才會發生的，因此她在這些科技問題上的貢獻可能是無法估量的。這一現象對於任何一個國家的尖端科學(特別是國防科學)研究人員都是富有啟發性的，因為珍妮肯定不是世界上唯一的預言家和遙視功能者。(任何可以通過影像作出預言的預言家都是遙視功能者，但有許多遙視功能者不一定是預言家。)當然，其它國家也會利用這類人來幫助尖端科學的研究，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只不過那些人不敢象珍妮這樣隨便把自己知道的東西向人交流而已。(有些國家會說你出賣國家機密，把你關進監獄；或者說你在說瘋話，把你關進瘋人院。)

弗蘭克・平克特(Frank Pinckert) 先生當初帶著他的新娘埃瑪・馮・格雷菲・平克特(Emma Von Graffee Pinckert) 到美國來度蜜月。他對這個新的世界是如此的喜愛，以至於賣掉了他在德國的財產，又重新回到這片土地上來。到四十五歲的時候，他已經積累了一筆可以舒適度日的財產，於是便退休了，並且把他的全家搬到加利福尼亞州的聖羅薩(Santa Rosa)市居住。

他一直對美國的印地安人有著強烈的興趣。在和世界知名的園藝家路德・伯班克(Luther Burbank) 建立起熱烈的友情後，他又迷上了在鄉村裡流浪的遊牧吉卜賽人。有一天，當他知道有一位吉卜賽女人正在伯班克的莊園裡露營的時候，他便建議妻子帶著八歲的女兒珍妮去見她。

正是這位和藹的吉卜賽女郎，喚醒了珍妮內在的奇妙潛能，通過這次見面徹底改變了珍妮的一生。當回憶起那次會見的時候，珍妮仍然滔滔不絕的流露出她的興奮和激動。

「那位吉卜賽女士有一輛遮蓋起來的四輪馬車，馬車的帆布頂上冒出一截火爐的煙囪」，珍妮說道，「一群雞把它們的頭伸到車門外面來，一匹拴在樹上的馬在我們的前面任性的踢著跳著。吉卜賽人通常住在戶外，但她用一把掃帚把地上打掃得乾乾淨淨的，我還記得她用一把隨身攜帶的小折刀修剪指甲。」

平克特女士和珍妮到達那兒時，吉卜賽女郎正在用紙牌為一位婦女算命。當輪到珍妮的時候，她拿起珍妮的雙手翻了過來，隨著發出一聲長嘆。「這個小姑娘將來會非常有名啊。她將能預見世界範圍內的變化，因為她具有天賦的預言能力。我還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掌紋哪！」

「你看她的左手」，吉卜賽女郎驚訝的說道，「這裡是一顆德維星，單憑從這顆星伸展出的雙頭紋，她不需要任何其它標誌都會具有預言的能力。可是再看這兒！她的朱庇特峰上還有一顆星。而在她右掌上，有一顆極大的星射向四面八方。我還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頭紋，它完全跨越了手掌，把手包起來，在掌外形成一個半月形。」

平克特女士會意的微笑著，因為她看起來好像已經感覺到了這一切的重要性。吉卜賽女郎莊重的說道，「它們意味著，這個孩子會生出巨大的智慧。左手上的掌紋是一個人夢想與潛能的藍圖；右手上的則顯示出你將使用哪些神賜的能力去作哪一些事情。她已經在很快的發展中了。」

在一陣沉思之後，吉卜賽女郎轉身回到她那遮掩的馬車裡，帶著一個水晶球回來了。「來吧，我的孩子」，她對珍妮柔和的說道，並把水晶球放到珍妮伸出的雙手中。「拿去看吧，告訴我你看到了什麼」。珍妮急切的對著那閃爍的新「玩具」裡面瞅，圖畫開始在裡面形成了。

珍妮看到的景像是那樣的美麗，幾乎使得她要大叫起來。她看到「一片遙遠的土地上粗獷的、滿是岩石的海岸線，洶湧的大海撞擊著那些岩石構成的鋸齒狀的海岸。碧藍的巨浪被劈裂成小水珠、化為白色的泡沫雨，落下了，又重新升起來，讓自己消失在海風的低語中。在內陸的更遠處，一隻海鷗對著雲朵，飛向它生命中的預定目標。」

「孩子，你在描述我的家鄉」，吉卜賽女郎悲哀的說道。「你看到了地球上最美妙的景像。留下那個球吧，它是你的了。它在你的手裡能比在我的手裡做出更多的事情！」

「我把雙手捧著水晶球，看到她把手伸到一個奇怪的烹飪鍋上方。我感覺到了危險，大聲叫她小心別燙傷自己。下一次我們去拜訪她時，她的手上纏著繃帶。她說她在作飯時打翻了一鍋開水，兩手被深度燙傷」，珍妮回憶道。「那是我第一次遇到吉卜賽人。通過那一次經歷，我開始意識到，我有一個特定的生活目地。」

米爾・賴・阿裡(Mir Laik Ali) 是來自巴基斯坦的海德拉巴(Hyderabad) 的一位工業巨頭。他向珍妮叩問自己的命運並急於知道自己家鄉的未來歸屬。珍妮告訴他，他的家鄉將要被併入印度，但此事不會發生在他被任命為海德拉巴的總理之前。他嘲笑珍妮天真不懂國際事務，並說，海德拉巴從來沒有過總理，將來也不會有。珍妮毫不泄氣，堅持說，他會得到這樣一個位置，並且那以後不久，他就會被投入監獄。「但你會被人救出」，她向他保證說。「看起來是一種奇怪的鳥兒，從天上飛下來，把你抓起來以後帶到安全的地方去。」

突然間，他顯得嚴肅起來，並以謙恭和信服的語氣坦白的說，他自己也看到一個影象，預兆他要被關入監獄。「哪你為甚麼來找我呢」，珍妮好奇的問道，「既然你有和我一樣的天賦和能耐可以看到未來？你是我預卜過命程的人中唯一的一個也能觀察水晶球的人。」

米爾・賴・阿裡承認他確實能作，但卻希望來落實一下他自己的確沒錯。那是珍妮最後一次看到他，但卻不是最後一次聽到他的消息。第二年，巴基斯坦大使館的參贊貝格先生(M.O.A. Baig) 給珍妮捎信來說，米爾・賴・阿裡成了海德拉巴的尼薩姆的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總理。但是當印度合併了那個邦後，他馬上就進了監獄。後來貝格先生自己的兄弟用直升飛機(珍妮的「奇怪的鳥兒」)把他從監獄裡救出來了。

當珍妮沉思起她為那些東方顯貴們預卜命程的事時，她說道：「遠東人非常信賴人們的掌紋，當然，他們相信星象學。他們來的第一件事情毫無例外的都是請求我准許他們看看我的雙手。當看到那個很大的半月形和右掌上巨大的星時，他們就不斷的對我鞠躬和擦著腳躬身後退，使我很尷尬。他們說，或許在一千年中，會出生一個帶著這種掌紋的人。」

1960年6月，裡森曼博士(Dr. Riesenman, 參見本系列二十二、二十三) 成了報紙的頭條新聞人物：他把受到廣為宣傳的荷蘭特異功能者彼得・赫爾科斯(Peter Hurkos) 帶到首都華盛頓來幫助解決那個18月前的卡羅爾・傑克森夫婦及其兩個幼女的謀殺案。

赫爾科斯看過犯罪現場後，把警察引向了一個拾垃圾的人。在其妻子的要求下，他被送去接受考查。除了珍妮以外，華盛頓的每一個人都覺得鬆了口氣，以為那個危險的殺人犯再也不會騷擾郊區了。珍妮堅持對商業界的熟人和朋友們說：「他們找錯人了。那個殺人犯是個音樂家。他是個高個子，滿頭濃密的黑髮。」十天後，聯邦調查局逮捕了一個從馬裡蘭的海亞茨維兒來的年輕的爵士樂音樂家。他的日記看起來描述了那樁可怕罪行的犯罪過程。珍妮確信這回警察找對了人。他與珍妮的描述完全吻合，而且後來被證實確實是那個殺人犯。

1963年夏天，裡森曼博士向珍妮又談到赫爾科斯。珍妮靜坐了一會兒，然後憂鬱的評論道：「赫爾科斯先生有上帝給予的奇妙天賦，但我看到他即將遇到困境。他不久就要陷入麻煩，並經受嚴厲的感情上的考驗和磨難，然後才會有所領悟。」1963年10月，赫爾科斯離婚了，並顯得感情不穩、心煩意亂。珍妮和他見面後又對裡森曼博士說，「兩個月左右以後，赫爾科斯就會遇到災難」。兩個月後，這位曾經被人在電視上用兩次電視連續劇介紹其生平的荷蘭特異功能者在威斯康辛州以冒充聯邦調查局特工而被起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