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老百姓称之为读书人、知识分子，是有学问的人，读过圣贤书，明白道理的人，应该被人尊敬的。文人的作用是什么，古人已经总结出来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评价很高，国之栋梁，世人之道的楷模。但是，今天大陆的中国人却不以为然，对待知识分子生不出一丝敬意，甚至是鄙视，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通过古之文人与今之文人的对比就可以看出端倪。
把俸禄分给百姓的好官
有个叫公孙景茂的人，在南北朝和隋朝为官。平定南陈的战争中，有些士兵病倒在路边，景茂先生拿出自己的俸禄买粥和汤药给他们吃，多方赈济，赖以全活的以千数。
有一次，景茂先生因为生病离职，小吏和百姓号哭于道，不愿他离开。
后来，景茂先生出任道州刺史。他把俸禄都拿出来买了牛犊鸡猪，散发给孤寡、势弱、不能自己存活的人。他喜欢一个人骑着马，巡视民间，亲自到百姓家里，视看百姓的产业是否富足。有做的好的，就在公开场合，表彰赞扬；如有过分作恶的，随即在私下里训导，而暂不公布他作的错事，给他改正的机会。于是，百姓都重义礼让，互相帮助。种田时，村里的男子互相帮着别人家耕地；织布时，妇女互相帮着别人家纺织，而不是各顾各的，“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现象就不存在了。大的村庄有数百户人家，都象一家人一样，把别人家的事当成自己家的事关心。
景茂先生去世那天，各个州的百姓、小吏赶来送葬的有数千人。有的没赶上参加葬礼，都望着他的坟恸哭。
官员拿出自己的私钱替百姓还欠税
清朝的缪燧，在康熙十七年，担任山东沂水县令。当时山的左边发生饥荒，朝廷将要从济南购米来赈济。
缪燧因为路远、往返需要很多天，且运费多，不便的缘故，请求允许发给百姓白银、让百姓自行买粮。办事的官吏以这样做违反圣旨，不听。缪燧力争，陈述应因地制宜的道理，草草地写了奏折上奏，得到批准。结果，官府现金不足，缪燧就倾囊救济百姓。饥荒之后，百姓多有流亡逃荒的，缪燧就拿出自己的私钱代替百姓偿还欠的赋税。他买来耕牛、种子，招回逃往他乡的百姓，让他们复业。
康熙三十四年，缪燧担任浙江定海县令。海水不宜饮用，他修筑了塘岸来隔离咸水，储蓄淡水。此县土地贫瘠、百姓贫困，不能按时交赋税，有延误期限的，缪燧就先替百姓垫上，秋收后再让他们偿还。
过去此县有出自渔民捕鱼的赋税，后来渔塘被占，渔民苦于此税，缪燧为渔民上奏请求免除了此税。
民间日用所需，大多靠航海从郡城买来的，关卡的收费、勒索十分苛刻，缪燧请求永远禁止在关卡收费，在海关立石为证。
他去世后，百姓埋葬了他的衣冠，来纪念他。
老百姓心中都有一杆秤，民爱官，官爱民。对于好官、清官，老百姓发自内心的爱戴他、拥护他。古典文籍中记载了很多好官爱民如子的故事，同时也记载了很多民爱官的故事。
清朝康熙二十三年，有个好官祖进朝，因失察将要被降职、离去，结果百姓罢市请求好官留任，在康熙皇帝的宽恕下，祖进朝得以复任。祖进朝告老还乡后，百姓长久的思念他。
清朝的宋必达，在任时为百姓做了很多好事，因为好事利民不中朝廷意，被论罪罢官，宁都百姓都哭着为他送行，赠送给他的礼物，他一概不收。宋必达被罢官后，从小路前往南昌，在中途被贼人绑架，胁迫他投降，他不屈服，被关了七天。半夜忽然有数十人持着兵器，翻墙而入，说：“宋爷在哪？我等都是宁都百姓。”拥着宋必达而出，宋必达于是得以脱险。宋必达为百姓着想到多大程度，百姓就为救他不惜性命到多大程度。宋必达去世后，宁都百姓每年都祭祀、怀念他。
清朝的汤家相，是山西人。在顺治八年，担任常熟知县。江南歉收赋税数百万，朝廷严旨下令对收不满税的官员撤职。汤家相被牵连免职。百姓争着抢先交粮，不过一夜，赋税的额数就交足了。百姓并且用状纸控告朝廷办案的封疆大吏，请求让汤家相留任，不要抓捕汤县令。
对比今天的中国大陆，好官凤毛麟角。古代的官员犯事了，百姓争着交粮、罢市等求情力保；中共的贪官犯事了，百姓拍手称快。中共的贪官被劫匪绑架，百姓拍手称快还来不及呢，把高官被绑票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笑料，要想让哪个百姓为被绑票的中共贪官两肋插刀、不惜性命的营救，简直是做梦。中共的贪官哪一个不是高文凭？自认为学富五车，却做出的都是鸡鸣狗盗、吃喝嫖赌、贪污受贿等残害百姓之事，今天中共大小官员相继落马，老百姓都在冷眼旁观，看天理报应又落谁家。
古之文人与今之文人为何差别这么大？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为何一落千丈？
古代的文化是神传文化，文化典籍中处处包含着尊天敬道、善恶必报的天理。读了这样的圣贤书，身怀对天地神佛的敬畏，注重修心养性，关注国计民生，有自己很强的判断是非的标准，那就是天理。只要对老百姓有利，符合天理人性，面对皇帝的威压，面对生死也要抗争，坚持正确的，所以古代有文死谏、武死战之说。今天的读书人，中共官员能做到吗？
金代的卢克忠，因讨伐北宋有功，历任刺史、节度使。绥德州的几个士兵路过鄜城，请求在百姓家借宿。当夜有贼偷了主人的财物而去。地方官抓了借宿的士兵，关入牢狱，拷打、诬陷、结案。卢克忠察觉他们的冤情，独不肯在判决书上签署名字。没过多久，真正的盗贼果然被抓住了。借宿的士兵被无罪释放了。
法轮功学员是被冤枉的，法轮功学员被判刑是冤案，这一点中共的各级官员都心知肚明，特别是中共的公、检、法、司等部门。可是面对中共610、政法委部门的淫威与施压，中共的法官们有几人敢站出来伸张正义，有几人敢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甚至拒绝开庭？！
通过对比就可看出来中共党文化毒害人之深。中共为什么要通过各种运动，举起屠刀，残杀各级各类善良民众？为什么要反右，迫害知识分子？为什么要不遗余力的摧毁传统文化？因为中共不愿意在自己的独裁下出现清官、好官，不愿意出现敢于坚持真理的知识分子，不愿意老百姓心中有善念，根本上不愿意社会上出现好人，它希望每个人都是魔鬼，都做坏事，地上都淌的是人的血，中共的邪灵、魔鬼本质暴露无遗，毁灭人类才是它来在世上的真正目的。所以中共害怕好人多。世界需要真、善、忍，唯有中共害怕真、善、忍。同宗同源的台湾把推广真、善、忍当作很大的公益事业来做，希望按照真、善、忍来做的好人越多越好，而中共至今还在通过各种谎言与暴力迫害法轮功学员，利用假、恶、斗对抗真、善、忍，还在欺骗和蛊惑民众。
被党文化洗脑的中国文人，已经成了中共的御用文人，成了中共的帮凶。雾霾严重，已经威胁到了人的健康与生命，有文人专家站出来说：北京雾霾的原因是自行车多造成的。我们这里雾霾的原因被当作是房顶、街道路牙边、栏杆上灰太厚。被指责中共党史造假，中央党校党史研究室的主任说：跟着共产党，不造假，怎么生活？！致力于复兴纯善纯美传统文化的2017年神韵晚会全球巡演，中共的御用文人在网站上发文污蔑神韵晚会，目的是阻止人们观看神韵晚会，阻止人们了解真正的传统文化。
文人的堕落与变质，折射出中共的邪教本质与流氓本性。中共不亡，传统文化不能复兴，中国大陆的文人就不会有脊梁骨，就不能担负起重振中华民族五千年传统文化辉煌的重任。认清中共邪党的本质，抛弃中共邪党，改变官民对立，重归官民和谐，天人合一传统，正其时也。
法轮功真相已经成了世人走向未来坦途的唯一希望。为个人生命未来考虑，为中华民族的未来考虑，大陆的文人更应该了解真相，作出选择。
音乐是什么?这是一个对今天的人来讲，不可思议的问题。人们会说，音乐就是音乐，还有什么秘密可言。其实音乐与万物有关。
一、音乐与万物
最圣明最完美的时代，天气与地气会合而产生了风。太阳每运行到一定度次，月亮就聚集该月之风，由此产生了十二乐律。仲冬，白天最短的冬至那天，产生出黄钟。季冬产生出七吕。孟春产生出太蔟。仲春产生出夹钟。季春产生出姑洗。孟夏产生出仲弓。仲夏，白天最长的夏至那天，产生出蕤宾。季夏产生出林钟，孟秋产生出夷则。仲秋产生如南吕。季秋产生出无射。孟冬产生出应钟。天气、地气会合产生的风纯正，十二律就确定了。(出自《吕氏春秋》)
原来音乐来自风，与四季有关，与大自然的万事万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音乐与人
大凡音乐，是从人的内心产生出来的。心中有所感受，就会在音乐中表现出来，音乐表现于外而化育于内。因此，听到某一地区的音乐就可以了解它的风俗，考察它的风俗就可以知道它的志趣，观察它的志趣就可以知道它的德行。兴盛与衰亡、贤明与不肖、君子与小人都会在音乐中襄现出来，不可隐藏。所以说音乐作为一种观察的对象，它所反映的是相当深刻的了。(出自《吕氏春秋》)
人是万物之灵，有人就有一切，没有人一切就都没有了。从这种观点上来讲，正确的使用音乐，就可以影响世界的万物，也是有道理的。怪不得人们会用音乐来治病和改善睡眠甚至在各行各业中都有不同的用途了。
骑龙鸣者是浑亭人。他二十岁的时候，在池塘中捕到小龙，形状很像壁虎，有十几条。他把这些小龙饲养起来，并且盖了一间草屋来守护它们。龙长大后，渐渐都离池而去。后来过了五十多年，大水冲毁了他的草屋，他也离开了。
有一天，他骑龙来到浑亭上空，对下面的人大声说：“这里的人不离开五百里，一定会死。”相信他的人都离开了；不相信的则认为他是妖怪。到了八月，大洪水果然来到，淹死的人数以万计。幸存下来的人们不知道他的名字，只好尊称他为：“骑龙鸣者”。
骑龙鸣者的故事已经写進历史，当今很多人却没有意识到：类似的事件正在发生着。法轮功学员们之所以劝人退出党、团、队，就是因为他们知道消灭共产党的大灾难要降临了，只有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才能免于灾害。
当年骑龙鸣者救人时，有人信，有人不信还认为他是妖怪；当今世人面对法轮功学员的态度，也是一样，有人相信、理解；有人不仅不信还要伤害他们。当年故事的结局是：相信骑龙鸣者，离开那地方的人得救了；未来人们同样会发现：相信法轮功学员，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在大难中都保平安得救了！看过骑龙鸣者的故事，有了历史的借鉴，相信你一定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资料来源：《列仙传》）
【编者注】《清流》月报，不是打印在A4纸上的真相资 料，而是在香港印刷发行的报纸。现阶段，主要在香港面向大陆游客发放。也适合大陆弟子和海外弟子下载使用，广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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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月报 第148期 (印刷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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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评 述
2017年法轮功十大新闻
发誓是要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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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命调查法轮功真相 台湾警察走入修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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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简介】什么是法轮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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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十大科学新发现 改变旧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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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正述】殷末三仁
【民间传说】五仙赐谷 始有羊城之称
文学艺 术
芭蕾舞团艺术总监：神韵舞蹈技巧是神技
修炼到底在修什么？师父讲：“修就是修人的思想，从思想上变过来，你的思想纯净到什么成度，那就是果位。”（《转法轮法解》-郑州讲法答疑）“思想境界只要提高上来一点，自身的坏的东西已经去掉一些了。同时你还得吃一点苦，遭一点罪，把自身的业力消掉一些，那么你就能够升华上来一点，也就是说，宇宙的特性对你的制约力不那么大了。”（《转法轮》）既然修炼是修人的思想，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事情时，自己是怎么想的、念头又是怎么动的就变得重要了，而事情本身是怎么做的，反倒不重要了。
记得刚走入大法时，知道修炼要重德，做事的基点就是不能失德，所以每次炼功点辅导员帮忙复印经文的一毛钱一定要给他，当时想的就是不能因为一毛钱而失德。现在回想起来，不能说当时的认识是错的，但当时认识的基点是不纯的、为私的。
很多同修修了很多年了，三件事一直在做，而且做的数量还大，却感觉提高不大，好像不会修似的。其实，我们生活中遇到的一切都不会与自己的修炼无关，可是，我们往往重视遇到的事情自己是怎么做的，而忽略了在做事过程中自己的念头是怎么动的。师父在《转法轮》开篇就揭示了炼功不长功的原因：“你要重视心性修炼，按照宇宙真、善、忍的特性去修炼，把常人中的欲望，不好的心，做坏事的想法去掉。思想境界只要提高上来一点，自身的坏的东西已经去掉一些了。同时你还得吃一点苦，遭一点罪，把自身的业力消掉一些，那么你就能够升华上来一点，也就是说，宇宙的特性对你的制约力不那么大了。”
以前同修就在明慧网上讨论过旧的《明慧周刊》能不能烧、见到钱该不该捡，总想讨论出一个结果来、达成一个共识，到底怎么做才是对的。其实，我们还是要看主张烧掉过期的《明慧周刊》这颗心的出发点是什么？是害怕？还是出于其它什么想法？过期的《明慧周刊》发给常人确实不妥，一是新闻的时效性、而是常人很难看懂大法弟子的这些交流体会。如果是庆祝五一三或法会稿件，发给常人也未尝不可。关键是我们要找到产生这些想法的思想动机，在认识上提高了，法理清晰了，事情该怎么做就有了结果了。
对于见到钱该不该捡的问题，使我想到刚修炼时，业务往来单位送的礼品该不该收的问题，当时同修交流后，一致认为尽量不收，实在推脱不了，收了以后再转送给别人。一直认为这样做没有什么不妥，可是修炼的不同阶段对理的认识是不同的，现在的认识是，对于贵重的礼品坚决不收，这是底线；对于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往来，比如当地的一些小特产、又是非常廉价的，只是作为一种友好往来的东西，推脱不了收了也就收了，将来有机会再回赠对方一些其它物品。要跳出利益的本身来看问题，刚修炼是知道了重德，做事的前提是自己不能失德，思想还是以“我”为中心。提高后，不再以自我为出发点，既符合法理，无利益之心，又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状态，就是提高。
那见到钱该不该捡呢？很多同修想：我捡了钱捐给资料点，表面上是为了大法，内心深处深挖一下，这里边有没有利益之心？有没有名利心？如果没有这些心？为什么要捡？我们每动一念，如果都能找到这念的根源，把执着连根拔起，提高将是突飞猛进的。
神不看这件事是怎么做的，而看这件事你是怎么想的。用师父的一段法与同修共勉： “神看问题他是整体看的、立体看的，人只是在表面上看。有的时候大法弟子在我身边，你的一思一念、你的表现，我根本就不看你的表面、你的行为，我看你真正的那个动机，我看你真正的思想根本在想什么、在做什么。在这个过程中，表面上表现出来的，虽然它是你的行为，你得负责任，但是呢，我还是看你的根本。” （《大法洪传二十五周年纽约法会讲法》）
正法已经是最后了，我们要学会修炼、学会挖根、学会跳出事件本身的对错找执着。
吃醋是有典故的：相传唐皇李世民欲赐宰相房玄龄一美女做妾，房不受。皇帝料定房夫人强悍不允，于是，命太监持毒酒给房夫人，曰：“若允，可活，拒绝，则饮此毒酒。”房夫人接过酒，一饮而进。稍后，见没死，细看是醋。吃醋包含很强的妒忌心，这种极强的自我表现，在修炼人身上也很突出，身边有几个同修因夫妻一方出轨，忧郁苦恼，又哭又闹的，甚至要离婚。这事不仅波及到孩子和亲戚朋友，也影响做三件事。
身边有个同修，夫妻俩平时挺和睦的，突然有一天，同修发现不修炼的丈夫有外遇，她几乎每次出门，丈夫就把那女人领回家，同修受不了，整夜睡不着觉，打闹多次不管用，气的肚子胀，学法时脑子也乱，她和我说这事时，气的抹眼泪。我说：“这事你得找自己，不能向外看。”她说：“他有外遇，我找什么自己？”我说：“佛和菩萨有吃醋心吗？何况，你怨恨那么重？够一个神标准吗？别忘了，旧势力会钻空子的，快放下吧。”我为她担心。
几个月后，我又见到她，她脸色发黄臃肿，很憔悴。她说：“我住院了，差点死了，开始是憋气，夜里不能躺下，只能坐着，肚子也越来越大，后来去了医院，从腹腔里抽出80多毫升黄水。”我说：“还是那个原因吗？”她说：“咳，我放下了，他愿跑就跑去吧，管不了。”她脸上挂着无奈和怨恨，我看到，她并没真正放下，心里那片黑云还压着。
我跟她讲了我的一点体会：我的妻子虽然没外遇，但脾气很“爷们”，以前我总想改变她，可越想改变，她越“爷们”，我心里很苦恼，心想：“还不如你有外遇，回家消停点好。”后来，我学了师父的法，触动很大。师父说：“大家来到一个家庭也好，来到世间也好，就象住店一样，小住一宿，第二天就散伙，来世谁认识谁呀。你周围就有你以前恩爱的丈夫和其他亲人，你认识吗？他认识你吗？我讲的就是法理，不是不叫大家孝顺父母，就是叫大家放下这人心。任何一种心牵着你你都修炼不了，它都牢牢的拽着你不叫你修炼，不让你成佛。站在这个角度上讲他是不是在魔你呀？不让你成佛呀？你自己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呢。”（《休斯顿法会讲法》）师父的法，让我顿开茅塞，眼睛一亮，我看到了事情本质和真机，我体会到什么是“得法”。“得法”就是在法上一下子明白了，心里结打开了，认识改变了，观念放下了。不较劲了，也没有想改变她的心了。此后，妻子每次数落我和骂我时，我不吱声，见她高兴时，我给她讲我的看法和法上的道理。发现她渐渐在变，再后来，她像换个人似的。修炼只能改变自己，不能想去改变别人，更不能来硬的，魔不怕硬，它就是强势和假恶斗构成的，你越硬它越高兴。环境是给我们修炼用的，是成就我们的，你有什么心，就会遇到什么事，当你境界提高了时，回头一看啥也不是，也没醋腥味了。
师父说：“人不是一生，今生和你是一家人，来生他和别人是一家人，再来生不知道转生到哪里去了，只不过是一生的缘份而已，”（《曼哈顿讲法》）在法上提高，去人心才容易，才轻松，才能提升境界。人生就像一盘棋，夫妻孩子亲戚等就像一枚枚棋子，各居棋位，每个棋子都有其独立的运行轨迹，到最后，只能是曲终戏散，这里提升自己才是最关键。
以前听过一个故事:：天神到人间挑选玉皇大帝，选了很久，境界上没一个够格的。一天，化成乞丐的天神来到一个大户人家要饭，东家是个大善人，忙让人端上饭菜，乞丐说:：“你家这么有钱，就给我弄一个菜?”东家说: “你想吃几个菜?”乞丐说: “咋地得四个菜。”稍顷，四个菜端上来了。乞丐还是不吃。东家问: “为何不吃?”乞丐说: “没酒咋吃?”于是，东家让人端上来好酒。饭毕，乞丐说：“我累了，得在你家住一夜。”东家让人收拾厢房。乞丐说：“厢房不住。”东家说：“你想住哪？”“住你床铺，你到厢房去住。” 东家想：“住我床铺？我妻子不成他的了吗？”又一想，这人漂游四方挺可怜的，就满足他的愿望吧。于是自己在厢房睡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乞丐跟东家说：“行了，跟我走吧。”瞬间，东家被托个金身带走了。也许，天神见他境界非凡人可比，有多高的心性就应该到多高的地方去。
“吃醋”背后是很大的私，是情，是妒忌心，我们应该借此找到自己的执著心，彻底除去！
一点浅见，意在交流，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我是大陆的一名执业律师，同时又是一名法轮大法弟子，这里想从正法的角度看律师在营救同修中的作用。
看完明慧网《关于律师是否做量刑辩护的交流》这篇交流文章，我悟到，作为常人中的律师能够在正法时期为大法弟子、为大法做辩护是何等的荣耀，是何等的幸运！文章中说的“量刑辩护”实际就是我们律师界经常说的“罪轻辩护”，只看这个名词就知道了，“罪轻辩护”就是有罪辩护，这是绝对不能承认的！这篇文章写的非常好，律师为被迫害同修只能做无罪辩护，否则还不如不请律师，劳民伤财，还达不到证实法的目地，浪费大法资源。
再有，有的律师为了挣代理费，可能在接收案子时信誓旦旦的也同意做无罪辩护，但是在实际庭审辩护中走样、变味，最后成了“罪轻辩护”、“有罪辩护”，这需要同修们除了在讲真相方面多下功夫，同时建议在《委托代理合同》里面写清楚，虽然律师有独立的辩护权，但是如果律师的辩护意见最终和委托人的意愿完全相违背，那么我们可以要求律师进行赔偿或退费，从经济上对律师也是一种约束力。
那么，什么样的律师是值得委托的呢？我想，像高智晟律师这样的是真正的勇者，神也会选择这样的生命给他无上的荣耀！与其说我们在选择律师，不如说我们是在救度律师，是在给律师成就他们生命无上荣耀的机会，谁能抓住这样的机会，谁将在未来宇宙中拥有无上的荣耀。“人类对大法在世间的表现能够体现出应有的虔诚与尊重，那会给人、给民族或国家带来幸福或荣耀。”（李洪志师父《论语》）。当然，能够承担起这样的责任和使命的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必须具有非凡的勇气才可能真正做到。我自己作为一名律师，深知律师在法庭上真正的敢于仗义执言，敢于为大法弟子做完全、彻底、纯粹的无罪辩护，同时严肃的指出公检法所有参与迫害的人员是在真正的犯罪，江大魔头是真正的罪魁祸首，这的确是需要很强的正念和极大勇气的，因为律师需要承受很大的执业风险，甚至是被邪党迫害的风险，没有足够的勇气肯定是做不来的，在这之前的“709”维权律师集体受迫害案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我们可以要求律师必须做无罪辩护，但是如果律师不愿意，我们也绝不能妥协，也不要勉强律师去做，不要忘了，跟该律师彻底讲清真相、做好三退，能够救度该律师也是大功一件，也是在救度众生。我们只能继续寻找能够承担起此大任的律师，我想具有非凡勇气的正义律师还是不少的，多求师父加持总能找到。
同时，对律师也不能过于依赖，因为他们毕竟是常人，我们是修炼人，我们是超常人，我们做的事情都是超常的，营救同修、救度众生绝不能依赖常人律师，常人律师也是我们救度的对象，同时也是大法在常人这个层次中赋予他们的一份职责所在，他们在正法时期能够参与营救同修是他们无上的荣耀，虽然他们表面不清楚，但是他们自己明白的那一面一定是非常清楚和庆幸的。我认为大法弟子还是应当多学法、多向内找，整体配合，整体提高才是救人的关键。
迫害这么多年了，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常人律师虽然在表面上法律知识比较丰富，法律技能比平常人要高超很多，但是毕竟都是常人这个层次中的那点知识和技能，再丰富的法律知识、再高超的法律技能也只能局限在常人这个层次之中，而大法是超常的，大法弟子被迫害这件事情的本身也是超常的，是宇宙邪恶的旧势力强加的迫害, 绝不是人对人的迫害。就像师父在《转法轮》里面讲的医院治病与气功治病的关系问题，“医院能不能治病呢？当然能。医院治不了病，人们怎么会相信哪，怎么都上医院去治病呢。医院还是能治病的，只不过它的治疗手段是常人那个层次的，而那个病却是超常的，有些病是相当大的。”（《转法轮》）我自己作为律师，经常拿律师和医生做比较，因为这两个职业有很多相似之处：医生医治的是人的身体，想尽办法让人的身体能够康复；而律师处理的是人的各种纠纷和麻烦，想尽办法让人的各种纠纷和麻烦能够得到良好的解决，可以说律师也是在“治病”，只不过这种“病”的表现形式就是人的各种纠纷和麻烦事。
迫害这么多年，为什么绝大多数的被迫害同修不能通过常人律师运用法律知识和技能，运用强有力的辩护技巧而能获得自由呢？我认为根本原因就是大法弟子遇到的这个麻烦不是常人这个层次中的事情，大法弟子的被迫害本身就像那个病一样，也是超常的，必须用超常的手段才能解决，而常人律师运用的仅仅是常人这个层次中的那点法律知识和辩护技巧，就像现在的医学一样，处在常人这个层次中，它就很难彻底治好那个病，因为那个病是超常的，大法弟子遇到的那个麻烦也是超常的，因此如果仅仅运用常人律师的这种辩护手段就很难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我想这就是这么多年常人律师运用常人的辩护技能和法律知识很难让大法弟子获得自由的最主要原因。为什么不能依赖常人律师？也是这个原因。
很多同修可能都有这样的感觉，常人律师的很多法律知识、很多的辩护技能和技巧在常人普通的刑事犯罪案件中感觉很有用，有时能起到很大作用，但在大法弟子被迫害这件事情上好像失灵了一样，感觉好像起不到什么作用，邪党法院该怎么判还是怎么判，甚至有时判的还非常重。我认为就是刚才谈到的，不能过于依赖常人律师的辩护技能，因为大法弟子的事情是超常的，我们必须采用超常的手段才能彻底解决，我们从法上真正提高上来，运用大法赋予的超常功能和神通，做好师父交代的三件事（三件事本身都是超常的，是常人做不来的），最后再结合常人律师的辩护手段，我想只有这样才能有最好的结果。
当然也不能完全否定常人律师的辩护工作，因为毕竟能够起到一定的震慑和讲真相的作用，对于被迫害中的同修也是一种鼓励，只不过不能过于依赖，应该摆正这个关系。我们应该时刻记住，大法弟子才是主角，是大法弟子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绝不能依赖常人，我们必须做好这个主角才对得起师父的慈悲苦度。
以上交流有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澳洲国会参议员莱斯（Janet Rice）近日写信给陕西省西安市市长，要求其关注并立即释放澳洲公民在大陆的亲属——法轮功学员贾晔和刘春霞。
参议员莱斯得知澳洲公民刘利的丈夫贾晔二零一七年九月底被劫持到西安市灞桥区新合洗脑班，刘利的姐姐刘春霞自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二日至今被非法关押在西安市新城区看守所的情况后，当即于十一月二十一日致信西安市市长上官吉庆，要求他立即无条件释放两名法轮功修炼者。
参议员莱斯在给上官吉庆的信中说：“我写信敦促你立即无条件释放贾晔及刘春霞，我得知他们仅仅因为信仰自由及言论自由而被关押。”
“在此期间，请确保他们定期与不受限制的和家人及律师会面。”
“请确保贾晔和刘春霞在被关押期间不受酷刑折磨或虐待，他们所受的待遇符合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
十二月二十一日，贾晔从洗脑班回到家中。十二月二十六日，西安市新城区法院非法开庭审理刘春霞的案子，刘春霞讲述了法轮功是好的，是教人修心向善的，自己无罪，她自请的律师也指出绑架、审讯刘春霞都是违法的。开庭当日未有结果。
澳洲外交部的关注
二零一七年六月，刘利和澳洲的家人向国会递交了呼吁营救中国亲人的征签表。二零一七年十月，澳洲外交部回复表示，“征签信中所讲述的刘女士母亲和姐姐的遭遇值得关注”，“中共对法轮功的禁令以及对待法轮功学员的方式违反了国际人权准则。澳洲政府经常向中国提出我们对其人权状况的担忧。”
根据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一日在澳洲参议院通过的第七零四号动议案，澳洲应该支持举行公开和有效的中澳人权对话，并提出澳洲公民的法轮功学员亲属持续被关押的问题，以及强调宗教信仰不应该成为监禁任何个人的理由。
事件背景
二零一七年三月，刘利的母亲李玉华与姐姐刘春霞在家中遭西安市警察绑架。刘利的母亲六月十四日从西安市灞桥区新合洗脑班回家。但自八月开始，警察数次上门骚扰并进行跟踪监视。
李玉华九月十五日到新城区看守所给大女儿刘春霞送衣物，得知这个消息的户县国保大队长闫常义，与西安新城区国保大队长潘力合谋，直接把李玉华非法关押到新城区看守所。在这期间，李玉华被非法批捕。李玉华被非法关押在新城区看守所，日夜咳嗽，血压高到二百。看守所怕承担责任，十一月八日，李玉华以取保候审形式回到家中。刘春霞自三月份以来一直被非法关押。
二零一七年九月底，户县国保大队又非法抓捕了刘利的丈夫贾晔，将他劫持到西安新合洗脑班迫害，贾晔已于十二月二十一日回家。
周四（1月4日）凌晨2点37分，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伯克利发生4.5级地震。震感持续约5到10秒，多人表示被地震震醒。
美国地质勘查局网消息显示，震央位于奥克兰-伯克利交界处（近旧金山国际机场），震源深13公里。震级由开始的4.7级修正至4.5级。
湾区附近城市居民表示有感到震动，包括距离震央40公里外的圣利安卓市，以及对岸圣拉菲尔和旧金山市等。
地震学家桑德斯（Robert Sanders）表示，预计4.5级地震不会造成重大损失，但“区域内的老建筑可能会有轻微损坏”。
加州州长紧急服务办公室发言人表示，暂时未有损毁或伤亡报告。伯克利消防部门事后接到多名民众来电查询，一些人声称睡觉时感觉家中窗户猛力摇晃，吓得他们冒寒逃出屋外。另有圣利安卓市民在网上分享片段，可见超级市场内有货品在地震后跌落地上。
地震发生一小时后，旧金山市应急管理部门向全市发出通告，强调不须发出灾难预警，但呼吁民众最好回家检查一下建筑结构有否受影响。若察觉任何潜在危机，应立即报告。
据悉，旧金山湾区处于地震多发地带。去年12月26日晚，旧金山湾区圣克拉拉县（Santa Clara County）连续地震，其中东圣荷西发生3.9级地震。整个湾区，一直到奥克兰、旧金山和伯克利都感受到震感。
最近一次强震发生在2014年8月24日凌晨。旧金山以北的纳帕酒乡6级地震，造成百余人受伤，房屋倒塌，地面道路受损。
中共篡夺政权后发起了一场意在消灭“地主阶级”的“土改运动”。著名中国当代史研究学者、美国明尼苏达州诺曼岱尔学院教授丁抒撰文披露，当时的农业经济学专家董时进曾上书毛泽东建议“和平土改”，收买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但遭到毛泽东的反对，毛表示就要通过“阶级斗争”打倒地主阶级。
“党反对不发动群众，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毛泽东还明确说，“要让农民‘与地主撕破脸’才行。”他要用各种方法发动、驱使农民夺“地富”的土地，分他们的财产，杀他们的头，使农民不能回头，没有退路，只有跟共产党走一途。
毛泽东叱责叶剑英和方方搞“和平土改”，并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斥责“广东土改迷失方向”。于是广东有的地方把每个人都带上红（贫雇农）、黄（中农）、白（地主、富农）三色布条，一切由贫农说了算，各村农会都可以私设刑堂，对地富分子实行严刑拷打，生杀予夺。
1950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当局正式公布《土地改革法》，再次宣布“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
大纪元特约记者就中共篡夺政权后土改的相关话题采访了丁抒教授。
记者：在中共已经控制了政权的1950年，通过国家立法和执法，完全可以达到所谓“均贫富”的目的，那为什么要又掀起血腥的土改呢？
丁抒：通过国家立法和执法，的确可以达到更好地分配使用土地的目的。譬如日本1946年实施《土地改革法案》，由政府购买在乡村的地主多余的土地，以及人不在乡村住在城市的地主的土地。再转卖给没有土地的农民。对没钱买地的农民，给予抵押贷款。这样不用流一滴血，不杀一个人，所有的无地农民都获得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国民党政府在台湾也是这么做的。
当时河南省有一个副省长，叫刘积学，他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河南省副主席，所谓的民主人士。他认为，“皇帝封地给某人，赋税归他，这叫封建。可是地主自己掏钱买地，谁封的他？谁建的他？要分田也可以，我主张和平分田，不必斗争。”
他后来因为说了这些话，被打成右派分子，不仅许多“民主人士”鉴于“老解放区”残酷斗争、杀戮地富的情况，向中共建议“政府颁布法令，分配土地，不要发动群众斗争”，中共党内也有人认为地主富农出租田地、雇用农工，是剥削行为，但不该处以肉体消灭。他们主张和平分田。比如：中共华南分局的叶剑英和第二书记方方对一般地主只分田、分浮财，不挖底财。对华侨、侨眷或兼营工商业的地主，仅没收其出租的部分，不收其房屋家具。
结果被毛泽东指责为他们搞“和平土改”，毛泽东下令撤了方方的职。毛泽东主要通过“阶级斗争”打倒地主阶级。“党反对不发动群众，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毛泽东要用各种方法发动、驱使农民夺地富的土地，分他们的财产，杀他们的头，使农民没有退路，只能跟共产党走。
毛泽东明确说，“要让农民‘与地主撕破脸’才行。”这就是要农民夺地主的土地，分他们的财产，杀他们的头，甚至有的强奸、强占他们的妻女，使农民不能回头，等于向共产党缴纳了“投名状”。只能死心塌地跟共产党。这就是毛泽东说“要让农民‘与地主撕破脸’才行”的原因。
据当时湖南邵阳县委干部何之光说，初期土改没有遇到什么顽固抵抗和破坏，地主就把房契拿出来了，可是上边的“反对和平土改”后，各村农会很快就把地主都关押起来。无论大、中、小地主、开明地主、守法地主，都一锅煮。干部、土改队员和农民中的极端分子，尤其是那些游民无产者包括流氓、地痞、兵痞等，在斗争会上严刑拷打，昼夜逼供，当场打死地主。掘地三尺，挖所谓埋藏的金银财宝，这都发生在“反对和平土改”之后。
记者：提到地主，这次土改中被打击的对象，是所谓的地主恶霸吗？
丁抒：任何社会都存在恶霸，乡村当然存在个别恶霸分子。但恶霸是恶霸，地主是地主。地主不是犯罪分子，是出租土地收取租金，或者雇用农民工的土地所有者。和现在中国农村把土地租出去的农民没有区别。不能说地主就是恶霸。土改中被消灭的，绝大多数是一般的地主、富农。由于他们被贴上了“阶级敌人”的政治标签，有没有罪恶、是不是恶霸已不重要。你身为地主的一员，就是罪恶。
曾在湖南溆浦县江口区担任区长的郭静秋主持该区的土改运动。他回忆说，他的一位名叫钟学厚的同学，“纯粹是个学生，他家里是地主，他与贫下中农相骂，打了起来。在当时，你屋里是地主成分，打贫下中农，就是恶霸，枪毙了。我认为他肯定杀错了，他不是反革命，也不是恶霸。那时，贫下中农说你是恶霸，你就是恶霸。这样的例子很多，讲不清，没有法治啊。”
记者：您提到“四大地主”。“南霸天”、“黄世仁”是作品里的角色。而刘文彩和“周扒皮”是真人。安在他们头上的罪名基本是编造出来的，是吗？
丁抒：我认为是这样的，刘文彩土改之前病死，没有被镇压。他当年是很有名的善人，比如说他捐款建的中学，被当时的国民政府的教育部还发了奖状了。中共搞的所谓刘文彩地主庄园陈列馆中，拷打农民的铁笼、刑具都是假的。还有一个“水牢”，说是刘文彩秘密修建水牢，工人在完工后全部被杀害。只有个女人叫冷月英，自称是唯一侥幸从水牢里活着出来的人。后来有记者找到冷月英，她拒绝回答，却脱口而出说“你们追着我问什么？又不是我要那样讲的，是县委要我那样讲的”。
那个被编造“半夜鸡叫”故事的“周扒皮”，确实在土改中被活活打死。
他的真名叫周春富，是辽宁复县（现在叫瓦房店市）闫店乡的农民。他勤俭生活一辈子，每天下地干活。陆续攒钱买地，到六十多岁了买的地还够不上地主，只算富农。他住的房子还不如在他家打短工的中农闫振明的房子。他还有一个小油坊，加起来算“双富农”，等同于地主。他并无罪恶，贫雇农多次批斗他，却数不出他的罪恶，什么罪恶也找不出来。
据当年农忙时曾经给周家打短工的农民说，给周家帮忙，“好吃好喝不说，一天的工钱还能买十斤米呢。”文化革命期间，在周家当过长工的孔兆明上台控诉周春富如何剥削长工，讲著讲著说起老周家伙食不错，“比现在还要好。”干部们一听，在地主家吃饭比人民公社好，赶快拉他下台，不让他再说下去了。
其实周春富就是一个勤劳节俭的农民，连裤腰带都舍不得买，用旧布条当裤带。他还有点生意头脑，开个小油坊。就这样，他不但财产被剥夺，更被众人乱棍打死。
记者：现在人们逐渐知道，当年土改的手段是非常血腥的。并且不是农民自发的，而是土改工作组执行的政策和鼓励的结果。您能介绍一些具体事例吗？
丁抒：开始，农民认为地主有穿草鞋的地主、有劳动的地主，也有剥削的地主。有的贫苦农民认为地主并不坏，在乡村与大家和睦相处，没有必要批斗。但土改工作队员与贫雇农同吃同住，发动贫农诉苦。通过召开“诉苦会”引导农民，让贫苦农民通过面对面的“诉苦”，确认地主是他们的敌人，是敌对阶级的代表，是旧社会的代表，是他们苦难的根源。
地主，交出地契、房契还不够，作为一个阶级要被消灭。有的地主在开了“诉苦会”后就被立即枪毙。有农民说：“一批批人都被捆去枪毙了，死掉好多人，死掉好多人！都是些农民，犯了什么砍脑壳的罪？”
当时，云南大学教务长王士魁被派任土改工作队大队长。他说：“土改中不知冤枉死了多少人，惨无人道，真残酷极了。”
湖南湘西的土改，“有一个村用铁钉钉死两个地主，还钉死了一个农民；有的叫地主女人当场脱了裤子斗争，不脱就打，打了还要脱；还有的强迫地主自己挖土坑，然后把他活埋了。”溆浦县水东区有一次斗地主，斗完后把18名地主拉到河边，一排跪着。吹号了，用枪对准地主后脑壳，一下子杀了那18个人。溆浦县思蒙乡有个地主雷继熹，他的土地比较多，大概有200亩。他被铁丝穿透鼻子，牵起游街。他全家二十多口人全部被枪毙。雷继熹家最小的儿子才七八岁，也一同被枪毙。
记者：这次土改后，所谓的地主阶级从肉体上被消灭了。我们看到有说法是大约两百万地主被杀？
丁抒：土地改革，是疯狂的屠杀。当时湖南湘西区党委书记周赤萍曾在会议上布置任务，说：“宁愿错杀一百，不要放走一个。”
对于全国土改的死亡人数，“毛泽东有过一个说法，他说中国有3600万地主，其中有400万地主是坏的，因此在土改中杀了100万，关了100万，管制了200万。但实际上，整个土改以后，地主、富农连同其家属基本上都被管制了，管制的对象甚至还不止于地、富。”
还有大量地主被迫自杀。举一个例子。当时中共主政西南云南贵州四川的邓小平，太太叫卓琳。卓琳参加中共之前叫浦琼英，是云南宣威县浦家山镇人。她们三姐妹在外读书，后来参加了共产党，全靠经商生产宣威火腿的哥哥浦承统在老家给她们寄钱在北京生活。浦承统是中共所称的“民族资本家”不属于土改对象，但他家中还有些地产，因而被划为地主而关押，不久在宣威第一看守所服毒自尽。
各地都有大量地主自杀。有的地主死了，老婆随后自杀；有的是地主早已死去，地主老婆也算地主，被打死、自杀。
湖南长宁县划地主5,114户，“土改中自杀433人，镇压323人。”四川郫县枪毙了562名地主，222人自杀。
所以，不能说两百万地主被杀，被杀和自杀的地主大约有二百万。
记者：中共许诺农民耕者有其田，才发动农民跟它干革命，但是土改后，农民刚拿到土地，想好好经营一番，中共就开始搞合作社，后面又搞人民公社。农民不但没有耕者有其田，反而资产都被共有了，最终大饥荒饿死好多人。也就是说，土改也是大阴谋？共产党忽悠农民搞革命以后，再用暴力把他们手上的财产收回来，一开始就没打算让农民拥有土地？
丁抒：农民通过土改拿到了土地证。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毛泽东从没有打算让农民成为土地的永久主人。因为他要搞“社会主义”。他有个榜样，就是斯大林的集体农庄。而他的同事刘少奇等可能还是主张搞“新民主主义”的。
所以消灭地主富农之后不久，在1953年毛泽东就开始把全国农民组织进了“农业生产合作社”。
中共的“土地改革”，杀地主、分田地是“共地主的产”，农业合作化则是一种新“共产”，共普通农民的产。到1958年搞人民公社，农民沦为农奴，丧失了劳动和人身自由，长期不得温饱，还一度陷入了大饥荒的灾难。
在土改运动时说，消灭了地主阶级，大家就从此过上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幸福生活。可是中国农民被集体化，特别是公社化以后，劳动成果被剥夺的程度，远远超过土改前佃农被地主剥削的程度。
在人民公社制度下，农民的生活比地主的长工还不如。川西平原的地主给“长年”（即长工）一般都是在供吃饱饭之外另付报酬七百余斤稻谷，折合五百斤大米。可是给人民公社打工连肚子都填不饱。
前《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说：“在人民公社的控制下，人民没有任何自由，他不是土地的主人，他是土地的奴隶。他连种什么、什么时候种，自己都没有权利，都靠人民公社管着。人民实际是奴隶。”前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也这样说：“人民公社实际上是把农民当作奴隶了。”
（待续）
（大纪元）
与中共“镇压反革命运动”同时进行的另一场政治运动是“土地改革（土改）运动”，但事实上，中共的“土改”早在其篡夺政权前就暴发过。
据著名的中国当代史研究学者、美国明尼苏达州诺曼岱尔学院教授丁抒撰文披露，中共的“土地改革”早在1927就已经开始。1927年初，毛泽东在湖南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田地”，提出“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但该口号在收入《毛选》时被删去。当年毛泽东手下的湖南农民协会委员长易礼容主张“杀尽土豪劣绅”。8月1日，中共南昌起义时宣布要没收有地二百亩以上地主的土地。
1927年秋，所谓的中共“红军”在湖南南部一带搞武装暴动，大杀大烧。在其武装割据的“苏区”（苏维埃地区），被抄家产杀戮的“土豪劣绅”绝大多数是没有罪恶的一般地主和富农。
据任弼时后来描述：“在湖南暴动时烧了很多房子，杀了很多人；在苏区内也杀了很多人。老百姓对我们有恐惧心理。”“我们应该检讨过去在苏维埃时代杀人杀得太多。”
随着“地主”标准的一次次修正，标准愈来愈低。仅有几十亩耕田的农户，只要冠以“地主”就可以抄家产甚至杀戮。1933年，中共执行莫斯科来的指示—— “消灭地主”，有田四十亩甚至不满十亩者便在消灭之列。
当时担任粤赣军区司令的龚楚说：“农村中处决地主的手段，是万分残酷的。他们在未杀以前，用各种严刑拷打，以勒索金钱，等到敲榨净尽，才加以屠杀。在‘斩草除根’的口号下，被指为豪绅地主的家人连襁褓的婴孩也不免于死。”
地主榨完、杀光后，又将中农升级为地主富农，剥夺其家业，加以杀戮。直到1934年中共“红军”撤离所谓“苏区”，“土地革命”才暂告一段落。
新唐人记者就中共篡夺政权前土改的相关话题采访了丁抒教授。
专访丁抒：中共篡夺政权前的土改杀戮
记者：您认为，中共要通过土改消灭的“封建地主”，在中国并不存在是吗？
丁抒：中共颁布的《土地改革法》，说改革的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但实际中国并不存在“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
“封建”二字是“封疆土、建城邑”之谓，从皇朝获得封赐领地并世袭相传者才是“封建地主”。而中国历来土地自由买卖、自由租佃，“与任何他种物品的买卖、所有及租佃，基本上毫无区别”，“与所谓封建没有丝毫的关系”。
有土地的地主、富农可能变卖土地而购买房产等，不再是地主，也可能因天灾人祸、兵燹匪劫，或经营不善、吃喝嫖赌变成贫农。
土地自由买卖，租赁土地耕作的佃户与地主双方自由结合，无强制人身依附，有合同、契约，租赁双方可续约也可退租，和租一间临街房做商店铺面本质上是一样的。双方之间不存在强制性的封建依存关系。故中国历来只有地主而无“封建地主”。
无地的农民可以通过勤劳节俭买进小块土地成为自耕农。如果耕地再多一些，农忙时须雇用短工帮手，那就成了中共所谓的“富农”。如果雇用了长年的农民工，或这把田地租佃给农民，那就成了地主了。
在中共土改时被消灭的“封建地主”，很多是第一代地主、富农，即通过勤苦劳作、节俭生活攒钱买下土地的。
记者：中共的“土地改革”在其1927—1934年的“土地革命”时期已经开始。当时就使用了烧杀抢掠的手法。您能介绍一下当时苏区的土改吗？
丁抒：1927年初毛泽东在湖南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田地”，提出“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这句话在收入《毛选》时被有意地删去了）。他手下的湖南农民协会委员长易礼容主张“杀尽土豪劣绅”。
8月1日，中共南昌起义时宣布要没收有地二百亩以上的地主的土地。1927年秋，红军在湖南南部一带搞武装暴动，大烧大杀，被其屠杀的所谓“土豪劣绅”绝大多数是一般地主、富农。当时有湖南农民说：农民协会就是“砍脑壳会”。
后来中共领导人任弼时说：“在湖南暴动时烧了很多房子，杀了很多人；在苏区内也杀了很多人。老百姓对我们有恐惧心理。”“我们应该检讨过去在苏维埃时代杀人杀得太多。”
以后“地主”的标准一次次修正，标准愈来愈低。只有几十亩田的自耕农，只要说他是“地主”就可以抄没家产甚至杀戮。1933年，中共执行莫斯科来的指示—— “消灭地主”，有田四十亩甚至不满十亩者便在消灭之列。
当时担任粤赣军区司令的龚楚说：“农村中处决地主的手段，是万分残酷的。他们在被杀以前，遭各种严刑拷打，以勒索金钱，等到敲榨净尽，才加以屠杀。在‘斩草除根’的口号下，被指为豪绅地主的家人连襁褓的婴孩也不免于死。”
中共占据的“苏维埃地区”并不富庶，养不起那么多红军。地主榨完、杀光后，又将中农升级为“地主、富农”，剥夺其家业，加以杀戮。
1934年红军被迫撤出江西后，国民政府熊式辉主政江西。他在黎川和广昌两个县做调查发现，红军把没收的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后，农民或者抛荒表示并不接受红军通过抢劫而给予的土地，或者耕种秋收后悄悄地把钱或粮送给老地主。熊式辉曾问农民为何这样，农民回答说：天地良心，怎么可以把别人的地抢过来，这是地痞流氓才干的事情。
记者：1946年5月，中共再次在其治辖的“解放区”搞土地改革。这次土改的情况又如何呢？
丁抒：1947年5月初，刘少奇、朱德率领的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迁到河北平山县陈南庄，搞“土改运动复查”。“群众会上，把地富和‘有问题’的人拉到台上，只要有部分人喊把某人打死，就当场打死。”
在河北阜平县，“地主、富农屡屡被捆绑吊打、活埋刀剐，几天内就打死三百多人”。
河北有个村子，没有一户地主，也要抓一个地主出来。有一个农民的祖父曾经雇过一个长工，他就被算作地主了。在村里的土台上放个大瓷碗，每人手拿一颗黄豆，谁认为应该处死，就把黄豆扔进瓷碗。当唱票人宣布“票”数超过一半时，行刑手便举枪执刑，杀了那个地主的孙子。
1947年6月间，松江省宾县（今辖属黑龙江省），“土改”运动斗争了12,221户，其中只有2,100多户是地主富农，另8,300多户是被当作富农的中农，还有1,300多户是贫农。“全县被斗争人数106,050人，占全县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六。”“据统计，共627人死亡，其中，打、杀死493人，打后自杀50人，打后冻、饿致死84人（妇女60人、青少年24人）。”
整个“老解放区”（1948年以后中共取得政权的地区叫“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残酷至极。“在1947年春天开始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激烈斗争中，不仅划阶级标准不清，而且乱打乱杀极其严重……人口总数不过一亿多，仅仅几个月时间，就杀了25万人，平均起来每四五十人就差不多有一人被杀。”
记者：1948年2月，毛泽东发布《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规定将“土改”打击对象定为乡村“户数百分之八，人口百分之十”。这个指标是如何制定的，对当时的土改起到了什么指导作用？
丁抒：这个指标的制定毫无根据，是毛泽东在中南海里闭门造车的结果。
这是继“老解放区”斗地主乱打乱杀之后在全国“新解放区”变本加厉乱打乱杀的根源。中共西北局研究室和陕西省委根据调查得出结论：整个关中地区，“地主占农村户口不到百分之一，加上富农共占百分之六左右，共占（有）土地百分之二十左右”，因此不应将一般地主、富农划为“农村人民的主要敌人”，不应该抄袭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中的“斗争方式”。
南方农村也大致如此。如国民政府蒋介石的老家浙江奉化县，地主、富农家庭共占人口总数7.44%，共占有土地24.47%。
如果遵照毛泽东的“土改”打击对象定为“户数百分之八，人口百分之十”的规定，全部地主、富农都被打击也还不够。当时全国乡村总人口约四亿八千万，按毛泽东的规定，4,800万人将是“土改”的打击对象。
后来把打击面缩小了一点，减到百分之三（不包括富农），包括富农的话也有百分之七八，也有三千多万。这个必须完成的“指标”极大地加剧了“土改”中之乱打乱杀。
（大纪元）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
当本书面世之际，法国社会党人、总理利昂内尔‧若斯潘（Lionel Jospin）碰巧需要共产党人的投票来组成议会多数派。于是，右派的演说者们在国民议会引用黑皮书，起身攻击他的政府窝藏没有为过去罪行忏悔的盟友。若斯潘回忆了戴高乐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组建的自由联盟（这是公平的游戏），以此进行反驳，只是为了更好地得出结论：与他们一同执政，他也很〝自豪〞（这并没什么说服力，因为组建自由联盟时古拉格还不为人所知）。这也不只是若斯潘情急之下才说的话；在他领导的左派看来，共产党人尽管过去犯有错误，但仍属于民主进步阵营，而右派则被怀疑对〝法西斯主义者〞让-玛丽‧勒庞 （Jean-Marie Le Pen）的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持温和立场（要知道，保守派曾一度共同支持维希政府）。此事以非戴高乐主义者的右派走出议会而告终，而戴高乐主义者则尴尬地留在席位上。紧接着，这场辩论就延烧至电视和报刊。
其实，这场辩论也在本书的作者中引发分歧。所有作者都是研究学者，与共产主义历史与社会学研究中心（Centre d’Etude d’Histoire et de Sociologie du Communisme）及其评论性刊物《共产主义》有关。该机构由共产主义学术研究的先驱、已故的安妮‧克里格尔（Annie Kriegel）创立，其任务是与俄罗斯较年轻的史学家合作，开发获取苏联档案的新渠道。同样重要的是，这些研究人员都曾是共产主义者或其亲密的同伴；正是如何评价他们共同的过去，引发了他们之间的分歧。因此，当《黑皮书》掀起可预见的政治风暴时，库托伊斯两个关键的合作伙伴——写俄罗斯部分的尼古拉‧韦尔特（Nicolas Werth）和写中国部分的让-路易斯‧马格林（Jean-Louis Margolin）——都公开表示不赞成他更大胆的结论。
让我们从这场辩论开始吧，它几乎不是专门针对法国而言。无论何时何地，当我们提出〝极权主义〞这个概念，以及本世纪两个极权主义在道义上的对等性问题时，都会引发辩论。因为认为纳粹主义之邪恶独一无二的看法现在已根深蒂固，以至于与其作任何比较都容易显得不可信。
对纳粹主义作出这样的评价有几个原因，其中最明显的是，西方民主国家在二战中组建了一种全球性的〝民众阵线〞，来对抗〝法西斯主义〞。而且，相比纳粹当时占领了欧洲大部分地区，共产主义在冷战时期只是从远方威胁西方。因此，在这场新的冲突中，尽管民主面临的风险和二战时一样高，但发起冲突的压力明显低很多；冷战以〝邪恶帝国〞最后一任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投入冷战终极勇士罗纳德‧里根总统战友般的怀抱而告终。因此，共产主义的崩溃并未随之带来纽伦堡式审判，也没有因此促成去共产化，严肃地将列宁主义从文明中剔除；当然，仍然存在具有稳固国际地位的共产政权。
我们持双重看法的另一个原因是，纳粹主义在其罪恶最猖獗时，因战败而崩溃，从而将其全部罪恶永远定格在世界的记忆中。相比之下，共产主义在其邪恶高峰期却取得重大胜利，从而赢得半个世纪的生命力。期间，发生了苏联部分清算斯大林。此外，在一些国家，也有一些不成功的领导人试图为这一体制赋予〝人道色彩〞[如捷克斯洛伐克的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cek）于1968年进行的改革]。最终共产主义丧失了活力。由于这两种极权主义迥然不同的结局，纳粹主义所有的秘密都在50年前得以曝光，而我们探查苏联的档案还仅仅是开始，东亚和古巴的档案甚至依然被封存。
更多的主观因素，使人们在检视历史档案时对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采取不同的态度。纳粹主义对西方人来说，似乎更为怪异，因为它出现在文明欧洲的心脏，路德（Luther）、康德（Kant）、歌德（Goethe）、贝多芬（Beethoven）的家乡，当然也是马克思的家乡。相比之下，共产主义还不算是个历史怪胎。它出现在位于欧洲的俄罗斯边陲——别忘了，几乎也位于〝亚洲〞——那里尽管出现过托尔斯泰（Tolstoy）和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但文明从未扎下深根。
当然，纳粹主义最根本的特征就是大屠杀，这被认为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罪行，试图灭绝整个民族。纽伦堡审判期间，为这一罪行创造了一个专有名称——〝种族灭绝〞。犹太民族因此担负起一项庄严的责任：让世界秉持良知，铭记犹太死难者。即便如此，大众对〝最终解决方案〞（译者注：即纳粹对欧洲犹太人的大屠杀方案）也是慢慢认识的，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才认识到。正是在这些年里，共产主义逐渐发展成熟。所以，到共产主义垮台时，在这些截然不同的情境之间，自由世界对其两大最新对手采用双重标准已经长达50年。
因此，现在希特勒和纳粹主义一直存在于西方的印刷品和电视中，而斯大林和共产主义只是零星出现。前共产党员这一身分不会带有任何耻辱，甚至不会伴随着任何忏悔；而过去与纳粹主义的联系，无论多么微弱，都会造成不可磨灭的污点。
因此，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保罗‧德曼（Paul de Man）持续受到怀疑，其思想的实质受到歪曲。相比之下，多年来听命于斯大林，任法国共产党文学杂志编辑的路易‧阿拉贡（Louis Aragon），1996年却跻身〝七星文库〞（Pleiade）经典作家之列；新闻界饱含感情地赞美他的才能，对其政治活动却几乎保持缄默。[黑皮书再现了1931年他写给克格勃（KGB）前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GPU）的一首诗] 同年，一部受赞誉的电影《邮差》（II Postino）也对斯大林主义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聂鲁达（Pablo Neruda）及其事业感伤视之。早在1939年，他任智利驻西班牙外交官时，就充当了共产国际事实上的代理人。1953年，斯大林死亡，聂鲁达用一首令人作呕的颂歌悼念他。人们因其政治立场而受到不平等对待，该清单可无限延长。
在东方，这种偏见则更加明显。没有任何古拉格集中营变成博物馆，用以纪念其囚犯；赫鲁晓夫推行〝非斯大林化运动〞期间，所有的古拉格集中营都被推土机夷为平地。斯大林受害者唯一的纪念碑是一块不起眼的石头。它从索洛维茨基（Solovki）群岛位于北极的集中营被带到莫斯科，并放置在卢比扬卡广场（Lubyanka Square）旁边，而前克格勃总部仍座落在那里。人们必须穿过车流才能到达其所在地。没有任何常客来参观这块孤零零的石板，除了偶尔出现的最多一束枯萎花束。相比之下，列宁的雕像依然高高伫立于大多数城市中心，他的干尸也体面地躺在陵墓里。
在整个前共产主义世界，几乎还没有一个责任人受审或受惩罚。的确，到处都有共产党在政治场上角逐，但通常是以新名称出现。在波兰，前雅鲁泽尔斯基将军（General Jaruzelski）政府成员克瓦希涅夫斯基（Alexander Kwasniewski），于1996年击败反共运动的标志性人物莱赫‧瓦文萨（Lech Walesa）（无可否认，他是个无能的竞选者），赢得总统大选。1994年至1998年任匈牙利总理的古利亚‧霍恩（Gulya Horn），曾是该国最后一届共产党政府的成员，也是一个民兵组织的成员。这支民兵曾与苏联军队一道，帮助镇压了1956年的起义。相比之下，在邻近的奥地利，前总统库尔特‧瓦尔德海姆（Kurt Waldheim）在其纳粹背景被揭发后，立即在世界范围内受到排斥。必须承认，西方的亲共文人和现今东方的共产党官员的确从未充当斯大林的刽子手，但对他们的过去保持沉默，就意味着共产主义不比纳粹主义糟糕吗？
围绕《黑皮书》的辩论有助于形成一个答案。一方面，自由派《世界报》（Le Monde）的评论家认为，孤立谈及从金边到巴黎的某个共产主义运动是不合理的。更确切地说，红色高棉的暴行如同第三世界卢旺达的种族屠杀，或者亚洲的〝乡村〞共产主义完全不同于欧洲的〝城市〞共产主义，或亚洲共产主义真的只是反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
这种以欧洲为中心的傲慢论调，其言外之意是，从社会学角度来说，将各种运动合起来看，只是一种策略，是为了获得更高的死亡数字，来对抗共产主义、对抗所有左派。保守派《费加罗报》（Le Figaro）的评论员将还原主义社会学唾弃为一种为共产主义脱罪的方式，并回答说，全世界的马列主义政权，都是同一个意识形态和组织模子刻出来的。这一中肯的观点也带有警告性的潜台词：无论哪一种社会主义者，都不可被信任去抵制极左派无时不在的恶魔（那些人民阵线当时出现毕竟绝非偶然）。
然而，如果我们让有分歧的《黑皮书》作者们对这一争议进行仲裁，我们发现他们在此问题上毫无分歧：列宁主义模式确实被用于所有曾经的〝兄弟〞党派。毫无疑问，该模式被以不同的方式应用于不同的文化背景。正如马格林所指出的，在俄罗斯，镇压的主要实施者是一支专门组建的政治警察部队，名为Cheka（契卡），后来先后更名为GPU（国家政治保卫局）、NKVD（内务人民委员部）、KGB（克格勃）；而在中国，镇压的主要实施者是〝人民解放军〞；在柬埔寨，则是持枪行凶的青少年，他们来自农村。因此，在亚洲，对民众的意识形态动员比在俄罗斯更深入。然而，在每个地方，目的都是镇压〝人民的敌人〞——如列宁早先所称的〝像害虫一样〞，共产主义由此开始把对手〝动物化〞。此外，从斯大林到毛泽东、到胡志明、到金日成、到波尔布特的继承方式非常清楚，每个新领导人都从其前任那里接受了物质上的援助和思想上的启发。回到开头说，波尔布特最初于1952年在巴黎学习了马克思主义 [当时，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和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这样的哲学家正在解释恐怖如何能够成为〝人文主义〞的催生因素]。因此，如果辩论停留在量化暴行（quantitative atrocity）这一层面，双重标准就崩溃了，共产主义会表现为一个更加邪恶的极权主义。
但是，如果辩论转向定性罪行（qualitative crime）这一层面，这个结果就容易被逆转。这里的决定性因素又是大屠杀，它是纳粹主义独一无二邪恶本性的证明。的确，这个标准已经变得很普适，以至其它受迫害群体，从亚美尼亚人到南北美洲的土著居民（有不同程度的合理性），都借用〝种族灭绝〞这个词来描述他们自己的经历。这些经历被隐讳地比作大屠杀，其中很多比拟被斥为不合理，甚至诽谤，这不足为奇。事实上，一位受尊敬的研究人员在《世界报》上发表的一篇情绪过激的专栏文章，就谴责库托伊斯的导论是反犹太主义。
此外，还有其它不那么情绪化的论点，赋予纳粹恐怖以显著的独特性。每个地方的刑法，都是根据动机、所用手段的残酷程度等，来区分谋杀罪的等级。因此，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在很久以前、弗朗索瓦‧福雷（Francois Furet）在近来虽都毫不含糊地指出共产主义的邪恶，但把为实现政治目标的灭绝与为灭绝而灭绝区别看待，无论那个政治目标是多么邪恶。从这个角度看，共产主义再次给人感觉还不如纳粹邪恶。
然而，这个似是而非的区别很容易被彻底推翻。特别是东欧异见者们认为，以崇高理想比以卑鄙理想的名义进行大屠杀更加邪恶。毕竟，纳粹从未假装善良。相反，共产党人则吹嘘其人道主义，数十年来欺骗了全世界数百万人，因此犯下最大规模的杀戮却不受惩罚。再者，纳粹也没有以意识形态仪式将其受害者斩尽杀绝；相反，共产党人则通常强迫其猎物在签字的口供里认〝罪〞，从而承认共产党路线的政治〝正确〞。最后，纳粹主义是个独一无二的案例（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并不真正具有竞争力），而且它没有向全球蔓延。相反，共产主义的普遍性允许它如癌细胞一般在全球扩散。
阿兰‧贝桑松（Alain Besançon，译者注：法国历史学家）强力表达的最终立场是，杀人就是杀人，无论意识形态动机为何；对于同样死去的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受害者来说，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译者注：美籍犹太裔政治理论家）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也表达了这样的绝对对等性：两种体制屠杀其受害者，并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比如反抗这个政权），而是因为他们的身分，无论他们是犹太人还是富农。从这个角度看，一些人认为，小资产阶级的〝富农〞一词更有弹性，因此不如生物学上的〝犹太人〞一词更有致命性；这种区分是无效的：社会阶级和种族划分同样是伪科学。
不过，这些定性的观点没有一个能〝成为定论〞，这与通过实证确定的受难者人数不同。既然对于政治〝邪恶〞的程度没有共识，一些研究人员会声称，所有的价值判断仅仅是表达其持有者的意识形态偏好。
因此，这些〝实证主义〞社会科学家断言，道德问题与了解过去无关。一个例子是，近来有一本书专门讲述现代欧洲的政治告密风。该书的导论提供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事实：1939年，盖世太保雇用了7,500人，相比之下，NKVD雇用了366,000人（包括古拉格人员）；共产党使告密成为一项义务，而纳粹党则没有。但该书并未从这些对比中得出任何结论，相反，却告诉我们，在这两种制度下，全体民众被指定将告密作为〝日常实践〞，并且这是为了自我晋升的缘故，而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缘故。我们还被进一步告知，在革命前的俄国农村，告密之风盛行；在法国雅各宾派掌权时期、英国清教徒受迫害时期、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时期以及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时期，告密达到顶峰。其实，这篇导论中列举的所有〝猎巫狂潮式〞的告密风确实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然而，问题是，这种观点将无处不在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简单归结为人类学问题。随着这一目的的达成，编辑们泰然自若地向我们断言，与汉娜‧阿伦特的观点相反，〝纳粹／苏维埃的相似之处〞还不足以使告密成为〝‘极权主义’所特有的一种现象〞。更重要的是，纳粹／共产主义制度与西方制度的差异〝不是定性的，而是定量的〞。由此暗示，把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两者的恐怖等量齐观，实际上成了冷战时期的谎言。这正是25年来基于〝修正主义〞和社会还原主义的苏维埃学研究的意识形态潜台词。
同样地，这种就事论事的方法认为，共产主义的恐怖，并非特别具有共产主义性质，似乎纳粹主义的恐怖也不特别具有纳粹性质。所以，在人类学的大片灰色模糊的区域中，血腥的苏联实验被普通化了；苏联只是普通改朝换代的产物，邪恶程度和任何其它政权不分伯仲。但这显然是胡言乱语。要想对过去有任何真正的了解，我们必须回到道德判断的问题上——事实上，作为人类，我们也必须这样做。
道德主要是一个永恒真理或先验规则（transcendental imperatives）的问题，然而，在20世纪，情况已不再如此。它首先是个政治忠诚的问题，也就是关于如何划分左派与右派的问题。他们可大致定义为：一方以富有同情心的平等主义原则为优先，另一方则强调审慎的秩序。然而，这两个原则都不能完全单独应用而不摧毁社会体系。因此，一方面，人们面临着追求平等的不可抗拒的压力，另一方面，等级制度在功能上也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这令当今世界陷于持久的紧张之中。
在对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的暴行进行任何量化评估时，正是上述这种局面，给予了共产主义对纳粹主义永久的质的优势。共产主义一开始就宣称致力于实现普世的平等，而纳粹只抬出了不知廉耻的民族利己主义。正是这一特征，使纳粹在西方国内政治中受到关注。在小的方面，它们的行为是可比的，但它们的道德光环是对立的。这样，我们就涉及到辩论的关键点：一个有道德的人〝不会把左派视为敌人〞（no enemies to the left）。以此观点看，抓住共产主义罪行的罪行不放，只会〝给右派以可乘之机〞——如果反共产主义的真实意图确实不是反自由主义的话。
本着这一精神，《世界报》的主笔认为，《黑皮书》不合时宜，因为把共产主义与纳粹主义等同视之，就消除了〝让极右翼合法化的最后障碍〞。极右翼是指勒庞（Le Pen）。诚然，勒庞的政党和欧洲其它地区散布仇恨的类似排外运动，代表着一种令人恐慌的新现象，这当然令所有的自由民主主义者感到担忧。但绝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共产主义的犯罪历史应当被忽略或最小化。这样的观点，只不过是新的历史条件下萨特（译者注：其法语原名Jean-Paul Sartre，法国20世纪的哲学家，法国无神论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西方马克思主义最积极的鼓吹者之一）出名诡辩的变种。这种诡辩声称，应当对苏联集中营的罪行保持沉默，”pour ne pas descsperer Billancout” [目的是不让法国比扬古（Billancourt）的汽车工人陷入绝望]。对此，萨特曾经的同事加缪（Albert Camus）很久以前回应说，事实就是事实，否认它，就是嘲弄人性和道德的原则。
事实上，这种诡辩的持续存在，恰恰说明了《黑皮书》为何如此适时应景。那么，究竟是书中什么内容激起了反响？本书并未自称具有独创性。对于共产主义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它根据我们现今所知提供了一份清单。只要可能，我们都以档案为依据，其它情况下则利用了可得的最佳间接证据，并适当考虑了量化的难度。而且，正是这份清单的严肃性赋予本书以力量；的确，当它带领我们从一个国家来到另一个国家，目睹了一场又一场的恐怖时，累积的影响势不可挡。
（待续）
（大纪元 ）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
同时，本书也平和地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分析性观点。第一点是，共产党政权不只是实施犯罪行为（所有政府偶尔也会这样做）；它们本质上是犯罪企业（criminal enterprises）：原则上，可以说，它们都依靠暴力统治，无法无天，且罔顾人命。因此，韦尔特关于苏联的章节以〝反人民的政权〞为题，带领我们有条不紊地穿越从1917年10月革命至1953年斯大林之死连续出现的恐怖怪圈。经过比较，他指出，1825年至1917年，在沙皇统治下，执行了6,321例政治死刑（其中多数发生于1905年至1907年革命期间），而在1918年秋季两个月的官方〝红色恐怖〞（Red Terror）中，布尔什维克执行的死刑就达到约15,000例。如此持续了三分之一世纪；例如，在1932年至1933年农业集体化所导致的饥荒期间，有600万人死亡，在大清洗（Great Purge）期间，有72万人被处决，1934年至1941年间，700万人进入古拉格集中营（那里有大量人死亡），在斯大林死亡时，那里仍关押着275万人。诚然，这些人员总数代表着不同形式的国家暴力，并非所有形式都会立即致人于死；但作为政府的常规手段，所有形式的国家暴力都意味着恐怖。
在马格林所写的〈中国：进入黑夜的漫长征程〉一节中，那些不太为人熟悉的数字则更令人震惊：最低限度就有一千万人〝直接受害〞；经历过中国〝隐藏的古拉格〞即劳改的人中，很可能有两千万人死亡；超过两千万人死于1959年至1961年大跃进所导致的〝政治性饥荒〞（political famine），这是史上最大的饥荒。最终，在波尔布特模仿毛泽东大跃进期间，约有七分之一的柬埔寨人死亡，这是共产国家中最高的人口比例。
本书提出的第二点是，有虚构的说法称共产主义是后来〝拐错弯〞（wrong turn）才迷失了方向，其实共产主义起家就从未仁慈过。列宁从一开始就期望，确实也是想要，凭藉内战粉碎所有的〝阶级敌人〞；这场战争主要是针对农民，一直持续到1953年，期间只有一些短暂的停顿。原来，关于〝列宁好/斯大林坏〞的无稽之谈，也不过如此。 [如果有人怀疑仍有必要提出这一案例，在例如现行版《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ædia Britannica）令人伤感的文章〈列宁〉中，就可能找到答案。] 还有一个观点具有〝技术〞性：利用饥荒来破坏农民对共产政权经济〝计划〞的抵制运动。自索尔仁尼琴（译者注：英文名为Aleksandr Solzhenitsyn，1918年—2008年，前苏联作家，其作品道尽苏共极权统治的残酷真相）以来，这类〝暴君式〞手段就一直被拿来与技术先进的纳粹毒气室作对照。
更基本的一点是，红色恐怖不能解释为革命前政治文化的延续。共产党的镇压并非自上源于传统的独裁统治；也不单纯是自下源于民间的暴力行为的升级——无论是俄国的农民无政府主义，还是中国周期性的千年起义，抑或是柬埔寨加剧的民族主义。但所有这些传统都被这种新的政权所利用。尽管两次世界大战严酷的条件作用是重要因素，但共产主义行径的根源也不存在于大战的暴力之中。 相反，在每一起案例中，对民众的大规模暴力，都是为建立革命新秩序而蓄意实施的一项政策；其范围之广、灭绝人性之程度都远远超过该国过去的任何事件。
最后一点，是库托伊斯所坚持认为的，其同事们对此也有清晰的陈述，即共产主义诉诸〝永久性内战〞依据的是马克思主义对阶级斗争的〝科学的〞信仰。马克思对此作了一个有名的比喻，称阶级斗争是〝历史的暴力助产士〞。库托伊斯补充说，类似地，纳粹暴力是基于一种科学主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它断言通过种族斗争可实现民族的复兴。
马格林对共产革命蔓延到东方时激进主义升级的描述显示，有效地鼓吹意识形态，将其作为共产主义大屠杀的依据，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当然，这种升级始于斯大林。他把自己描述成〝当今的列宁〞，把他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描述成又一场十月革命。后来，到1953年，也就是毛泽东上台4年后，斯大林的继任者们终止了大规模的恐怖，认为它对他们此时已超级强大的政权来说，变得代价太过昂贵。不过，对他们的中国同事们来说，此时正值世界革命在亚洲起步之际，莫斯科的温和立场等于〝背叛〞了它。因此，1959年至1961年，毛泽东受驱使发动了〝大跃进〞，这超越了莫斯科式的纯粹社会主义，妄想进入共产主义，因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和《哥达纲领批判》（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中曾对它作出过设想。毛凭藉此举超越了其苏联导师。而在1966年至1976年，他将文化大革命的无政府状态引向自己所在的党，继续超越斯大林1937年至1939年对自己党的大清洗。但整个这套传统最疯狂的派生物，是1975年至1979年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运动；因为这场针对城市〝资产阶级〞文明的暴行，恰恰表露了一个野心：要超越毛的〝成就〞，推动弹丸之地的柬埔寨进入世界革命的前列。
然而，这种〝进步〞长期处于无效率状态，最终促使毛泽东的继任者们结束了大规模恐怖，中途转向市场经济，这样轮到他们〝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动力。1979年以后，邓小平由此在世界范围内终结了1917年10月推出的变态的普罗米修斯主义（Prometheanism）。因此，《黑皮书》从彼得格勒到中国海域追踪了共产主义的发展轨迹，无可避免地显示出，意识形态而非社会进程，刺激了这一运动疾如流星般的迅速兴起，而意识形态在实践中的失败又导致其突如其来的崩溃。
这个超越国界的观点，非常有助于回答共产主义历史提出的一大问题，即一个基于工业社会无产阶级革命的教义为何只在农业为主的社会掌权成了气候？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定义，这些社会对〝社会主义〞准备最不充分。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它本质上是关乎世界和人类最终命运的一次飞跃，〝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这种类似奇迹般的转变，对那些要克服最大落后差距的人来说，具有最强的诱惑力，因此马克思主义的行进路线得以更深地进入政治和经济落后的东方，也就不足为奇了。通过一次比一次夸张的〝跃进〞，共产主义在东方实现升级。只有考虑到这种同马克思主义自相矛盾的现象，我们才能创立20世纪大事件——共产主义的真正的历史编纂学。
这把我们带回到史蒂芬‧库托伊斯在黑皮书中提出的棘手而令人头疼的问题：在道义上将共产主义与纳粹主义同等看待，又怎么样呢？经过50年的争论，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无论铁的事实是什么，当前的政治和过去的现实对于衡量极权主义的邪恶，是同等重要的。所以，只要存在左派和右派，我们总是会遇到双重标准，这一点的确将长期存在。无论多么彻底地证明了共产主义的失败，且新的研究使其邪恶日益曝光，我们总是会遇到诸如一家西方主要报纸驻莫斯科记者那样的反应。这名记者在共产主义垮台后，仍然可以私下向俄罗斯人打招呼说：〝谢谢你们尝试过（共产主义）了！〞；总会有和他志趣相投的人，未经观察分析就将《黑皮书》斥之为〝右翼反共言论〞。然而，对于更多平凡的观察者来说，这一点终于变得清晰起来：我们目前的定性判断与本世纪政治犯罪的真正清单，相去甚远。
也许正是这种荒谬性把我们带到一个转折点。如果是10年前，《黑皮书》的作者们会拒绝相信他们现在所写的。对苏联档案，以及最终对东亚档案的探查工作，将继续改变不公道的局面。而且，这种情况的出现，正值历史撰述日益转向反思性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旨在履行我们缅怀过去所有被压迫者的责任——的确，也正逢政府和教会正式为他们的历史罪恶道歉。当然，一个党派，如果还有人性的话，对那么多党徒那么长时间犯下的非人道罪行的受害者，就会给予同情。
即便如此，这种〝追溯正义〞（retrospective justice）的努力也注定会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在这个不公正的世界上有太多的好心人，不可能完全放弃对绝对平等的期望；还有一些不太好的人，打着〝理性〞的旗号，总是会向他们推销实现这种幻想的秘方。对共产主义罪行进行任何现实的清算，必将促成他们这种乌托邦式的幻想破灭。所有追寻历史真相的志同道合者，在共产主义为其邪恶受到应有的惩罚之前，应当准备好走一段很长的路。
（大纪元）
2018年1月4日下午，旧金山飘落着濛濛细雨，旧金山歌剧院内掌声、欢笑声、赞叹声不绝于耳，一片暖意充满观众心头。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在旧金山的第四场演出再次爆满。纯正的中华五千年神传文化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舞台上，深深地打动了旧金山主流观众的心。
导演：从未看过如此有深度的制作
“舞蹈真是太棒了！”专业演员、导演Robert Bentley说，“我从未观赏过如此有深度的制作，真是太好了。”
“神韵演出色彩明亮、美不胜收。”他说，“这是舞蹈家们经历过严格训练的成果展现，也是多少个世纪以来舞蹈的积淀的展现。”
他说，“我喜爱富有活力的蒙古筷子舞。我认为，反映发生在中国的反迫害故事非常重要，把这个故事向全世界讲述，意义非凡！”
他认为许多美国人仍不了解在中共铁幕下，中国那片土地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外界所看到的多是被掩饰的方面，但却没有看到中共政权压制人权的一面。
神韵的天幕令观众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他说：“背景天幕效果惊人，而且非常智慧，似乎令舞台上的人物能够上天入水，非常独特。”
他说，神韵是非常精彩的演出，色彩斑斓、充满活力，舞蹈完美，舞蹈演员们通过肢体动作、表情能够将背后故事娓娓道来，“绝对值得观赏！”
作曲家：神韵音乐非常美
“中西合璧乐器演奏的乐曲非常美，真的非常美”，作曲家Joe Nemeth说，他尤其对只有二根弦的二胡赞叹不已，“真是太美了，我非常喜欢。”
Nemeth曾经拉小提琴、弹钢琴，他说，“二胡演奏的音乐非常特别，可以发出像人发生的声音，我在欣赏神韵乐团演奏时，就好像听到有人歌唱，我当时在想：歌唱家在哪？”
谈到神韵的动态天幕，Nemeth竖起大拇指兴奋地笑了起来：“太酷了，太酷了，非常精彩，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天幕，非常神奇，简直天衣无缝，演员可以跳进天幕飞走。”
“神韵的舞蹈和服装不是一般的好。中国舞蹈可以表现出人的情感，这让我很感动。”他说。
他的太太Marta是翻译，她尤其喜欢神韵舞剧，“神韵正在为恢复传统文化而努力，太好了，能看到不同的文化演出，非常棒。”
Marta表示，真希望知道神韵演员们服装的用料。“我真想摸一下，他们还用服装造型，绿色的颜色、粉色的颜色，组成不同的图案，神韵的编舞很美。”
她说，神韵演员们整齐的舞姿给她留下深刻印象，他们明年还会来看。
律师：无法想像会有这么棒的演出团体！
“我们完全被惊呆了，这是提升人境界的演出”，律师Michael Semansky说，他们是剧院的常客，经常看芭蕾舞表演，“神韵演出震撼人心！”“神韵精彩绝伦，没有演出可以媲美神韵。”
“神韵太令人惊叹了，神韵展现的文化、音乐和舞蹈美妙无比。”他说，这是非常独特的经历，是他怎么想也想像不出来的演出。
他的好朋友、律师Bill Cosden说，他不知道从哪说起？手绢舞？筷子舞？舞台设计？“那些演员们太令人惊叹了，神韵美的令人无法置信。”
他用“引人入胜”来形容神韵演出，“无法想像会有这么棒的演出团体！他们演出的那么深奥，包罗万象。”
“那个二胡独奏，让我们感到好像被催眠了，进入一种宁静的状态。”他说。
作家：生命会有一个更好的归宿
“神韵演出美的令人惊叹！”作家Edmond Vasquez带女儿看完演出后说，“演员们整齐化一的动作，那么多演员跳舞时好像是一个人在跳舞，叹为观止，令人感动。”
Vasquez表示，欣赏神韵舞剧让他时而心情沉重，时而感到兴奋快乐，尤其是结束时更是这样。
演出中展现不同时代的文化令他着迷，也让他改变了对中国人的看法，“神韵的服装、舞蹈，所有的一切让我感到中华文化非常光明。我以前印象中的中国人非常自律、勤劳，只知道工作，在节目中看到的中国人非常活泼、快乐。”
“中国传统文化令人着迷，中国家庭中的那种互相关爱、团结，令人向往。”他说。
Vasquez是基督徒，他认为神韵传递的信息很容易让他产生共鸣，“明天会变得更好，生命会有一个更好的归宿。”
他说：“一场提升人心灵境界的演出，你会有种幸福感。”
教授：回归传统 神韵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神韵是集合舞蹈、音乐和现场乐团伴奏的一台美妙绝伦的演出。最重要的是理解演出所呈现的文化、历史，还有传达的和每个人相关的精神内涵。”Eric Matsumoto博士步出剧院，对刚结束的神韵演出赞不绝口，“我感受到晚会在传递重要的内涵。”
Matsumoto是加州州立大学Sacramento分校的土木系教授，2018年1月4日下午，他和女儿Christie Matsumoto一起于旧金山歌剧院欣赏了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的精彩演出。
从神韵中，Matsumoto领悟到人类与传统逐渐背离，他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有很多美德，就像歌词和故事里提到的忠贞、磨砺等。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名人将相、风流人物，都会对美国有帮助。美国历史很短，我们也有自己的根，但我们与我们的传统渐行渐远。我感到当今社会缺失那些美德：善良、勤奋、德、信仰等，人们追求短暂满足和物欲。我体悟到神韵在给我们提示，在中国大陆有一群人，他们在追寻更高的真理，但是中共在迫害他们，这令人伤心，我们为中国人祈祷，希望能更多地了解他们遭受的苦难。”
五年前Matsumoto和太太看过神韵，这次带女儿再来欣赏，他表示：“绝对值得再回来欣赏神韵，神韵每年都是一台全新的节目，简直难以置信。今年我看到的节目都是全新的，和我五年前看的神韵节目都不同。”
“幽默在神韵的整晚演出中随处可见，恰到好处，包括两位主持人和很多节目，都很幽默。”Matsumoto对中国是一个多民族、每个民族都有独特文化这一点感到震撼，他说：“我还想提到演出中的苗族舞，这个民族舞是如此迷人，那些银饰铃声，和她们独特的舞蹈，我非常喜欢。这个舞蹈如此别致，和神韵的其他舞蹈都不同，我想这是苗族的独特文化，中国有那么多少数民族！”
Matsumoto表达对神韵艺术家们的感激：“请转达给神韵艺术总监、乐团指挥和每位艺术家，这是一台梦幻般的演出，引人共鸣。这些中国人所追求的，对美国人也同样非常重要。我认为我们国家需要回归到我们的传统，神韵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今晚的收获是递进的过程”，Matsumoto说：“刚开始是视觉上的震撼，视觉上非常美丽。进一步，演出有轻松的故事。在演出最后，传递出严肃的深层内涵，这使我深思，不是美国人都生活在美国，我们拥有很多自由。当他（神韵主持人）介绍神韵不能在中国大陆上演，我感到震惊，我们拥有很多自由，我们认为天经地义，我们得想办法帮助其他国家那些不能享有自由的人们。”
漂亮的Christie目前还在上大学，主修生物工程。Christie特别喜欢“那个长袖飘逸的舞蹈，我知道要让动作和袖子飘的方向配合完美，是不容易的，那个舞蹈好美啊！”
“最后一个节目中，年轻人执迷于电子产品，我觉得有趣又真实。我希望我们不要迷失于电子产品，我们需要更多的彼此交流和关怀。”Christie欣赏神韵最大的收获是：“今天看到的这一切表演，可能在启迪我们寻找那背后的真相。当今社会风气是沈迷于电子产品、科技，我今天的收获是，要记住今天看到的一切，也许后面有更高的天机。”
“神韵节目册中谈到善……还有歌曲里唱到，无神论是不好的，我觉得演出有更深内涵，我觉得应该对所有人心存善良，认识到有神的存在。”
元月4日，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多伦多四季表演艺术中心（Four Seasons Centre for the Performing Arts）进行了第二,三场演出，神韵艺术家们以高超的技艺、纯善纯美的节目呈现，引领观众穿越不同朝代不同时空，领略了多元的中国文化。
加国皇家音乐学院资深考官赞神韵音乐纯净
本地的职业钢琴艺术家Amanda De Boer女士获益匪浅，她对神韵音乐表示由衷的赞叹。
身为加拿大皇家音乐学院的专业考官，Boer在过去25年里每年都周游加拿大和部分美国城市选拔音乐系的专业学生，具备一双锐利的眼睛和尤其挑剔的耳朵。她称赞道：“神韵晚会真是太美了，太打动人心了！所有节目都很精彩，无论是色彩，还是天幕上人物的飞进飞出，一切都那么神奇！”
她尤其关注到现场神韵乐团的出色表演：“能有现场乐团伴奏真是惊喜，乐团水平很高，音乐起伏跌宕的表演质量很高，同时整体的音乐非常纯净，非常纯净！”
她特别赞美舞台上神韵的钢琴伴奏师，她称赞道：“那位伴奏师的水平非常高，和神韵的整体水平一样！”对于中国乐器二胡独奏，她也感到奇妙，称赞非常美丽，让人惊叹，是她最喜爱的节目之一。
神韵乐团指挥家的艺术水平也让Boer赞叹不已：“指挥发挥得很好，充分地把乐团里各个成员的优点组合了起来，使得整台音乐非常丰富饱满，很吸引人。”她对于神韵音乐能把东西方乐器成功地融和在一起，感到非常敬佩，称赞神韵做得非常完美成功。
Boer对于神韵乐团的精彩表现赞不绝口，称赞她观察到的亮点：“首先是和舞蹈的配合非常精确，衔接的非常及时，同时在作曲上也充分配合了舞蹈演员和他们的动作特点。”
神韵晚会让Boer感受到是一台丰富的文化盛宴，以声音演绎的节目中有饱含传统文化特色的内涵。她尤其称赞表现古代中国女子忠贞不屈的舞蹈，还有女高音独唱的歌曲也让她深深感动，她说：“歌词非常优美，传递著非常美好的信息。”
Boer强调，希望没有看过神韵的人别错过，一定要去欣赏神韵。
时装模特赞神韵很美 感悟要成为更好的人
当晚的演出传递的精神让本地时装模特Novakovic女士和丈夫Peter Novakovic非常感动。
Novakovic女士说：“表演太壮观了，美丽得令人窒息。整场演出传递的忍和善的精神，让我思考，给我启发，舞蹈音乐抒情，不仅美好，而且内涵很深，提醒我要更善良，更忍让。提醒我自己变成更好的一个人。”
她表示她早就听说过法轮大法，但没能深入了解。她说：“我很喜欢他们能让人们关注法轮大法。今天看到她传递的文化和传承的历史，太美好了，我很高兴，也很感动。”
她还表示演出让她想到了自己的经历，“我最喜欢的一个节目是学校里的男孩子们，和老师之间的故事，我自己也曾是学生，教授回来后发现学生们一团乱，很有趣。”
Novakovic则表示，他对女高音印象深刻。“特别是女高音令我目瞪口呆，非常有能量。”
他也表示从演出中学到了中国文化的很多知识。“演出太棒了，如此美丽，我喜欢舞蹈背后的故事和文化，我学到了很多中国不同地区和不同朝代的历史，每个舞蹈都有自己的特色，编舞处处令人惊喜，演员技术非常高超，非常有天赋。现场伴奏也很棒。”
Novakovic表示他相信神韵一定会完成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使命。“我从来没有看到对中共政府如此的表达，角度非常有意思，也很勇敢，我希望这能改变人们的思维，我个人不是一个信仰者，但我欣赏他们所做的，我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在中国演出，如果真的发生了，那么他们也成功地完成使命了。”
神韵二胡声音触动心灵 摄影师热泪盈眶
1月4日的第三场演出，打动了很多现场的艺术家，其中包括自由职业摄影师Adrienne Stewart和她的家人。
Stewart说她很难挑出最喜欢的节目，因为“我喜欢所有的节目，那色彩、背景被赋予了生命力，人从舞台上能跳进去和跳出来，舞台上的演员步伐如此轻盈，艺术性高得令人难以置信。”
她表示很想用相机把看到的一切都拍下来，但是剧院不允许拍照。她说：“节目让我热泪盈眶，有太多信息要吸收。我要告诉所有的人都来看演出，我也教课，我要告诉我的学生们，让他们也来看。”
Stewart对只有两根弦的乐器二胡印象深刻，“很高兴能够再次欣赏到现场伴奏，特别是二胡，声音触动我的心灵。”
说起对二胡的喜欢，她的侄子Justin Stewart也深有同感。Justin 说：“我也喜欢二胡，那个声音不常听到，非常独特。”
Justin表示第一次看神韵演出，但父亲大约十年前看过，“父亲说非常棒，他告诉我们当时看演出的感觉，十年后，我再看，感觉更精彩，视觉效果更奇妙。”
与姑姑喜欢所有节目不同的是，Justin最喜欢非常有活力的手帕舞，但两人对演出中表达出信仰的理念的感受是相同的。
Stewart认为：“演出想要复兴中国的传统，这个使命非常重要。”
她说：“演出表现的精神信仰令人感动。多年来我从新闻中看到过法轮大法的故事，我没有意识到迫害仍在继续，传递真善忍的信息非常重要，对每个人都好，爱每个人，这个是没有时间限制的，我们要公平，尊重每个人。”
Justin 说：“中国人的信仰理念源远流长。想要抹去人们的信仰，非常不公平，想要消除历史和人们根深蒂固的思想，真是非常不好的事情。”
教授感受丰厚幸福 欢呼被神韵推上九霄云外
Jack Najzer教授才看完上半场就已经激动地欢呼：“神韵把我推上了九霄云外（Cloud Nine）！”
Najzer是多伦多本地大型综合大学Humber学院的教授，他中场休息时就已经喜形于色了。他连声赞美神韵的美丽，觉得用语言都无法描述他的心情，“我乐得只是张大了嘴巴在那里看啊！”
他称赞神韵的美超越了一切，“我喜爱她的色彩，喜爱演员们的表情，所有的一切都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他回忆起那个蒙古舞蹈，赞叹道：“男演员用木筷子击打身体发出的响声，我听了犹如触电一样兴奋！”
神韵的动态天幕技术也使Najzer惊讶不已。他说：“我看到演员们在舞台和天幕之间转换，如此的自然，如同一幅活的绘画艺术品，有时我真分不清那是一幅画还是演员在台上，他们做得非常的高超、有创意。”
他感谢神韵演员的付出，认为演员们如此轻灵的舞蹈来自于很多艰苦的训练。他称赞道：“她们如同蝴蝶一样轻灵地跳跃，看上去非常轻松。她们真是超级水平的艺术家。”
Najzer的惊喜不止于舞蹈，他对神韵的音乐也非常喜欢，他没有预料到会有现场乐团伴奏，称赞今天的晚会是超值享受。
如此超值享受会是什么心情？Najzer坦白道：“喜悦！大大的喜悦！虽然有个反映宗教迫害的故事让我感到伤感，但即使那个节目也表现得非常高雅柔和，所以我整个人处于喜悦状态中。”
一直处于激动兴奋状态中的Najzer最后总结道：“音乐，浓厚的色彩，整个晚会把我拎了起来，把我推上了九霄云外！这是幸福，丰厚的幸福和喜悦，就是这样。”
小提琴家圆梦看神韵 赞音乐实在非同凡响
“美妙绝伦！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类似这样的演出，这是我看到过最高贵的一场演出了。”加拿大著名小提琴家Erika Raum女士被神韵纽约艺术团元月4日晚在多伦多四季表演艺术中心（Four Seasons Centre for the Performing Arts）的演出深深地打动了。
Raum惊叹：“让我跃跃欲试的是中国乐器，你正在听着交响乐演奏，一流的交响乐在演奏，一切都恰到好处，突然，你听到传出美妙的声音，这是我平时很少有机会听到的声音：二胡和琵琶，带出了独特的风味，是我前所未听过的，实在非同凡响。”
Raum从12岁开始小提琴职业生涯，以优秀的音乐诠释能力出名。她敏感地捕捉到二胡与小提琴的共性，但是声音比小提琴更加“凝神贯注”，拿人的体型来比喻，小提琴的琴声显得体态圆润，而二胡的声音就“极其的干练”，像是运动员的体型。小提琴的颤音稍微圆和宽，也没有二胡运弓那样轻灵。
她表示，在弦乐中，一些音乐师会用一种乐器尝试复制另一种乐器的声音，但是难度相当大。“二胡的修饰音和修饰音的质量无法在小提琴上复制出来，至少我不知道怎样能做出来”，她说，“正因为小提琴和二胡有一些相通的地方，所以这太打动我了。”
Raum说，她渴望能来看演出已经很久了，今晚终于如愿。“色彩、舞蹈演员的编排，（与音乐伴奏）都是那么高度的精准到位，那么地高雅，太令人震惊了。”她表示，舞蹈的队列就像是乐谱的五线谱上的线，舞蹈演员在线上飞动，就如音乐随着五线谱在演奏，两者相互相衬，缺一不可。
精算师六度看神韵 年年得到精神启迪
“每年看神韵都是一种精神上的启迪”，2018年1月4日下午，工作与北美最大金融机构加鼎集团Desjardins 的精算师龚女士在多伦多四季剧院观看了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演出后表示，“演员们的纯洁很触动我”。
来之中国的移民龚女士说自己很喜欢神韵演出，年年都会带着家人来观看演出，今年是和先生以及母亲一起来的，她已经是第六次看神韵了。
“每年来看神韵，都得到精神上的启迪，”龚女士说，“我们平时也看其他演出。神韵的精神境界之高是无可比拟的，带给人正面影响。”
她表示，演出中最触动她的是演员们的“纯洁”。她说：“看着舞台上的演员们，没有一丝杂念，他们是从里到外的纯洁，非常感动人。看到他们，让我会想一想，在日常的生活工作之外，还有些别的什么东西，值得我们思考，精神上应该追求什么。”
对于神韵演出所展现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如善良、勇气、正义，龚女士认为这对当今社会是很有意义的：“我觉得那些传统的价值观和当今的社会还是相关的。每一个节目背后都有故事，都在传达一些信息，都贯穿这些价值观。”
龚女士的先生Mark Belasco也是一位精算师。他赞同地说：“（从演出中看到的）善待他人、尊重他人、勤劳努力，这些都普世的价值观，在当今社会也是需要的。”
此外，神韵演出的高超艺术境界也是吸引龚女士年年来观看演出的原因，“很美呀”她由衷地赞叹，“舞蹈、演出服、颜色，还有设计、演员们的表演都很美。”
她提到，手绢舞、苗族舞和蒙古族的筷子舞几个节目今年给她印象最深。她说每年都看到全新的节目，节目内容也很活泼，很容易与观众产生共鸣。
她还表示，神韵把中国传统文化带到西方舞台上演，让她感到“很骄傲、很自豪、很开心”。她高兴地说：“这么多向我先生这样背景的西人来看演出，而且非常喜欢。艺术和精神上的追求是相通的，跟你说哪种语言是没有关系的。”
神韵艺术家们以复兴已经失落的中华传统文化为己任，龚女士认为他们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她对此表示敬意：“他们（神韵艺术家）的辛勤付出收到了回报，我们非常感谢他们每年带给我们全新的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