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教育篇：魔鬼在毁掉我们的后代和未来（上）
引言
1.共产邪灵接管西方大学
1）大学教师严重左倾
2）用共产主义理念改造传统学科
（1）革命话语占领美国人文学界
（2）共产邪灵以“理论”之名横行学术界
（3）政治化的文学研究
（4）邪恶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5）后现代马克思主义
3）创造以意识形态灌输为目的的新学科
4）灌输各种左倾激进意识形态
5）否定美国的伟大传统
6）反西方文明的经典之争
7）垄断教科书和人文学术研究
8）大学进行“再教育”洗脑并败坏道德
引言
教育关乎个人的福祉、社会的安定、民族的发展和文明的存续。人类历史上的伟大文明莫不重视教育。教育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让人类保持高尚的道德，同时保存神传给人的文化，以等待神的归来。同时教育也起到传播知识、培养技能、凝聚族群的作用，对社会不可或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敬天信神，追求至善的品德，对人类传统文化拥有广博的知识，掌握一个或多个方面的高超技能，敬业而乐群。他们是社会的中流砥柱，民族的精英，文明的守护者，他们个人的卓越品行也一定会得到神的垂青。
共产邪灵要毁灭人类，就要斩断人与神的联系，其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破坏传统教育。它在东方和西方采用了不同的策略。在东方传统文化深厚的国家，如果使用欺骗的方式，很容易就识别出来了。于是共产邪灵屠杀文化精英，造成文化的断层，同时使用教育宣传等欺骗手段。而西方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对没有那么深厚，所以邪灵可以用渗透和变异的方法。事实上，共产邪灵利用教育渗透西方，对年轻一代的变异比对中国的年轻一代的变异严重得多。
2016年美国大选结束后，由于主流媒体长期对传统派候选人的丑化宣传和所谓民意调查的误导预测，很多人，尤其是青年学生无法接受选举结果，美国大学校园出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一些学生以“恐惧、疲倦、情绪创伤”为由要求教授取消上课或者推迟考试。某些著名学府为了缓解学生的“焦虑”和“痛苦”，给他们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包括玩橡皮泥、涂色、积木和肥皂泡，甚至还提供宠物狗和宠物猫。很多大学给学生提供了各种心理咨询，组织互助团体，提供“选举后心理康复”或者“选举后资源与帮助”之类的服务。[1]且不说把正常的选举结果看得比自然灾害或恐怖袭击更加可怕是多么荒唐，单说本来应该具有成熟的心智和对压力和变化具有相当承受能力的大学生竟然变得如此无知、脆弱和幼稚，这不能不说是美国教育的巨大失败。
美国教育的失败恰恰是共产邪灵败坏美国教育的“成功”。过去几十年中美国社会最令人痛心的变化就是公立教育系统的全面沦陷。这是魔鬼渗透和颠覆的结果。
本章将以美国为例，剖析共产邪灵对自由社会教育的渗透。相信读者能够举一反三，认清其它国家教育领域中共产邪灵的鬼影。
共产邪灵对美国教育的渗透至少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直接向年轻一代灌输共产主义魔鬼的意识形态。邪灵接管西方大学，一边创造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新学科，一边渗透重要的传统学科，包括文学、历史、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法律、大众传播等等；各种变形的马克思主义成了这些科系的指导思想；“政治正确”成为大学校园箝制思想的操作指南。
第二，邪灵有意不让年轻一代接触传统思想文化，因此传统文化、正统思想、真实历史和文学经典被用各种方式诋毁、边缘化。
第三，从幼儿园、小学开始，持续降低教学标准，使年轻一代的读写算术能力变差，思维能力和知识水平都严重下降，难以理性思考关系到人生和社会的重大问题，更难以看穿魔鬼各种狡猾至极的诡计。
第四，从小就给学生灌输各种变异观念，待他们长大后，这些观念变得根深蒂固，几乎无法察觉和纠正。
第五，培养学生的自私、贪婪、放纵，培养其反权威、反传统倾向，放大自由观念，加强他们的自我中心，降低学生对不同观点的理解能力和容忍度，同时降低其心理承受能力。
审视美国的教育，我们会发现，共产邪灵在上述五个层面的目标都几乎已经实现了。美国大学里左派的意识形态成为主导意识形态，有不同思想倾向的学者或者无法进入大学任教，或者不允许发表自己的传统观点。很多学生经过四年强化训练，大学毕业后倾向自由主义、进步主义、不假思索地接受无神论、进化论、唯物主义，成为奉行享乐主义，缺乏常识和责任感，褊狭脆弱的“雪花人”（snowflakes）。其中受害最深者，除了一些自由派的教条之外，知识贫乏，视野狭窄，对世界历史和美国历史一知半解甚至一无所知，成为魔鬼欺骗的主要群体。
在世人眼中，美国依然是教育大国，这当然事出有因。一个世纪以来，美国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政治经济军事强国，它投入教育科研的经费远超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二战以后，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和优裕的生活条件吸引了全世界的优秀人才。美国的科研实力至今全球领先，其理工科（STEM）的研究生教育和职业教育（professional schools）可以说独步天下。但繁华的外表之下隐藏着巨大的危机。研究生院理工科外国留学生的数量逐年增长，已经远超美国学生。[2]最重要的是，美国的大中小学教育被严重侵蚀，学生被有意变坏、变笨，其恶果已经初步显现，更大的恶果也即将暴露出来。
本书第五章引用过的反正的前苏联克格勃成员贝泽门诺夫在1980年代初披露说，共产主义对美国的思想渗透已经接近完成，“即使从现在这一刻起，美国人开始教育一代新人，仍然需要15至20年才能扭转这个趋势，改变人们对现实的意识形态化认知，使认知回到正常状态。”[3] 从贝氏说这番话到现在又有三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这三十多年虽然见证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但并不意味着共产邪灵放慢了渗透变异西方的步伐。魔鬼在西方培养的代理人把教育作为渗透的主要目标之一，全面接管大中小学教育，影响家庭教育，编造教育理论，改变教育理念，教育领域成为邪灵渗透的重灾区。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现在所有在世的人、尤其是六十年代以后进入大学的人，几乎都多少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学生所受影响最为严重。但是他们几乎都是在不明不白的情况下被魔鬼洗脑，真正明明白白地推进魔鬼计划的人并不多见。我们这里揭露魔鬼，是为了让上当受骗者能够认清魔鬼，远离魔鬼，不要成为魔鬼的殉葬品。
1.共产邪灵接管西方大学
1）大学教师严重左倾
青年学生拥抱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或者受到女权主义、环保主义等激进意识形态影响，大学教育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而主导大学教育的是大学教师群体。美国大学教师群体的大面积左倾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并且已经颇有时日。
根据2007年一份名为“美国教授的社会政治观”的研究，在被调查的1,417名大学全职教员中，认为自己是自由派的有44.1%，温和派居46.1%，保守派仅占9.2%。其中社区大学教员中保守派比例稍高（19%），自由派略少（37.1％）；而文理学院教员中自由派则高达61％，保守派仅占3.9%。这份调查还指出，临近退休的教员比新入职的左倾更严重。在50-64这一年龄段，自称左派活动家的占17.2%。这份调查还指出，大学教员大都支持同性恋、堕胎权。[4]
2007年以后的研究也证实了美国四年制大学教授的左倾趋势。2016年发表于《经济日志观察》的一份研究调查了40所美国著名大学历史和社会科学教授的选民登记情况。发现在7,243位教授中，民主党有3,623人，共和党人是314人，比例为11.5：1。被调查的五个系中，历史系不平衡最甚，比例高达33.5:1。这与1968年的一项调查形成了鲜明对比。该研究结果是历史学科教授中，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比例为2.7比1。[5]
2016年对四年制大学教员的另一项分析发现，教员的政治倾向不平衡，在新英格兰尤甚。这份调查根据2014年的数据，发现在全国范围内，高等院校中自由派与保守派教授的比例为6比1。在新英格兰，这个数字是28比1。[6]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受过研究生教育的人群中，31％持自由派观点，23％的人倾向自由派，只有10％的人持有保守派观点，17％的人倾向保守派。研究发现，自1994年以来，受过研究生教育的人群中持自由派立场的人士所占份额大幅增加。[7]
美国企业研究所2016年的一次研讨会上，与会的学者指出，在美国大约18%的社会科学家自认是马克思主义者，却只有5%自认是保守主义者。[8]考虑到大部分调查依据的都是调查对象的自我判断，事实上的不平衡状况与调查结果比起来可能更加严峻。
参议员泰德·克鲁兹（Ted Cruz）曾这样评价自己就读过的一所名校的法学院，“[这所大学]法学院的教师自称是共产主义者的人要多于共和党人。如果你问他们美国是否应该变成社会主义国家，80%的人会投赞成票，另外 10%的人会认为这个想法太保守了。”[9]
共产邪灵对美国教育的渗透和其对美国的渗透几乎同时开始。从20世纪初开始，很多美国学院派知识分子就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或者其变种费边主义思想。[10]
美国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让一大批反传统的青年学生走上历史舞台。在这些人的成长过程中，文化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激进理论，对他们影响甚巨。1973年尼克松总统宣布终止越战后，反战运动失去了直接的目标，学潮开始走向低潮。但是，被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培养起来的激进学生并没有放弃他们的“理想”，他们进入大学研究所之后首选的专业就是包括新闻、文学、哲学、社会学、教育学、文化研究等在内的社会人文科学。从研究所毕业以后，他们进入了对社会文化最有影响力的大学、新闻媒体、政府机关、非政府组织等部门工作。这时指导他们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的“体制内长征”的学说。他们要发动一次体制内的长征，改变西方文明的最主要传统。
被西方反叛学生奉为“精神教父”的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马尔库塞1974年断言：新左派没有死，“他们会在大学内复活”。[11]事实上，新左派不仅没有死，他们的“体制内长征”非常成功。 “越战以后，我们当中的很多人没有回到文学圈子里；我们获得了学术职务。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对那些粗心的人来说，我们似乎消失不见了。现在我们获得了终身教职，重塑大学的工作正式开始了。”[12]这是一位“获得终身教职的激进派”的自白。
“获得终身教职的激进派（tenured radicals）”一词是学者罗杰·金贝尔（Roger Kimball）在1989年出版的同名著作中创造的，用来指称后来进入大学任教、并获得终身教职的60年代激进学生。这些学生曾积极投身于反战运动、民权运动或者女权运动，受挫后进入体制，希望在学院内把“政治理想”灌输给下一代学生，造就像他们一样的激进分子。80年代以后，这批当年的造反青年很多获得了大学的终身教职，有些成为系主任、院长，在学院内掌握了相当大的行政权和话语权。这些教授、学者治学的目的不是探求真理，而是把学术作为破坏西方文明传统、颠覆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工具；他们教书的目的是进行“革命者的再生产”。
一旦获得终身教职，教授们可以参加各种委员会，在招聘新教师、制定学术标准、研究生论文选题、决定学科发展走向等各个方面都具有了相当大的发言权。这就使得他们有可能用手里的权力把不符合自己意识形态的候选人排除在招聘过程之外。于是大学教师群体里具有传统思想、按照传统理念进行研究教学的教师被不断的排挤出去。老一代教授退休以后，代替他们的新鲜血液绝大部分变成了被共产主义思想洗脑的左派学者。
“体制内长征”概念的发明者、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将知识分子分为两类：传统知识分子与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前者为维护传统文化和社会秩序的中坚力量，而有机知识分子则属于新兴的阶级或者团体，他们在该阶级或团体争取霸权（hegemony）的过程中扮演创造性的角色。[13]“无产阶级”利用有机知识分子夺取文化霸权，最终夺取政治霸权。
很多“获得教职的激进派”就是把自己定位成反对现行体制的“有机知识分子”的。同葛兰西一样，他们信奉的马克思的一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4]对于他们来说，教育不是传授知识和人类文明的精华，而是灌输给学生一套激进的政治观点，把学生变成社会活动分子、“社会公正战士（social justice warriors）”，让他们毕业后把对现行体制的不满和对传统文化的反叛扩散到社会上去，最终酝酿摧毁一切的革命。
2）用共产主义理念改造传统学科
人们已经熟知，在共产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学科的指导思想。在一向强调学术思想自由的西方国家，除了共同的道德标准和学术规范以外，按说不应该有预设的学术立场。但是3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等思想强势入侵美国大学，以致大部分人文社会学科都受到相当严重的影响。
（1）革命话语占领美国人文学界
布鲁斯·保尔在《受害者的革命：身份研究的兴起与走向封闭的自由派心智》一书中写道，当他询问宾州大学历史学教授科尔斯（Alan Charles Kors），过去几十年对美国大学的人文学科影响最大的三个人是谁时，科尔斯教授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有三本书几乎要负全部责任：葛兰西的《狱中札记》、保罗‧弗雷勒（Paulo Freire）的《受压迫者教育学》（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弗兰茨·法农（Frantz Fanon）的《全世界受苦的人》（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15]
葛兰西是臭名昭著的意大利共产党人，本书已经多有论列。巴西教育理论家弗雷勒崇拜列宁、毛泽东、卡斯特罗和格瓦拉。他的《受压迫者教育学》出版于1968年，1970年英文版出版，成为美国教育学院的必读书之一。用教育学家索尔·斯特恩（Sol Stern）的话说：这本书不关心任何具体的教育问题，“而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政治论文，号召推翻资本主义霸权，建立一个无阶级社会”。[16]事实上，弗雷勒一再重复的观点无非是，世界上只存在着两类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被压迫者不应该像过去一样接受教育，而是应该被告知他们的受压迫状态，激起他们的反抗。
法农出生于加勒比海上的法属马提尼克（Martinique）, 参加过阿尔及利亚反对法国的“民族解放战争”。他的《全世界受苦的人》1961年出版，由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法共党员萨特作序。萨特这样概括他的思想：西方人是殖民者，因此是邪恶的；非西方人是被剥削的被殖民者，因此是高尚的。法农号召殖民地人民发起武装革命，推翻殖民者的统治，在此过程中暴力使人民“团结在一起”，“在个人层面上，暴力是一种净化的力量。它使本土人摆脱了低人一等的情意结、绝望感和无所作为的状态；暴力使他无所畏惧，恢复自尊。”[17]萨特对法农的思想心领神会，他在该书序言中写道：“在反叛初期必须杀人。打死一个欧洲人是一箭双雕，同时少了一个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剩下的是一个死人和一个自由人；活下来的人第一次感到踩在脚下的是国土。”[18]
这三个人的理论诱导人用阶级斗争的视角观察历史和社会，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和煽动性。一旦让这种阶级仇恨进入心中，学生将以对抗的心态看待正常社会的机构和现象，必然走向不满、抗议、反叛甚至革命。
到底谁是对美国大学的人文社会学科影响最大的人物，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当然见仁见智，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受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影响的、在破坏文化和道德方面和共产主义并肩作战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主导了大学人文学科。
（2）共产邪灵以“理论”之名横行学术界
自60年代以后，美国的文学系（包括英文、法文、比较文学等）的研究范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的文学评论承认经典文学作品的道德和美学价值，把阅读文学作品作为增长知识见闻、陶冶道德情操、培养高雅趣味的重要手段。对文学研究者来说，文学作品是第一位的，文学理论是为具体的阅读赏析服务的，处于从属地位。
60年代社会上的反文化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时候，学院内部也出现了一个“理论”的大爆发。形形色色的哲学、心理学、文学和文化理论大行其道，理论和文学作品的关系发生了逆转。理论对作品而言具有优先性，作品成了“随意选取”的范例，用来说明理论的“有效性”。[19]
这个“理论”到底是什么呢？它打破了传统的学科界限，包括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精神分析等等，是一套试图对社会和文化进行总体性说明的大杂烩。文学理论家卡勒如此解释“理论”：“理论常常是对常识性观念的猛烈攻击，意图说明我们见惯不怪的‘常识’其实是历史地建构出来的，这种（建构出来的）理论表现得地如此自然，以至于我们几乎察觉不到它其实只是一个理论。”[20]也就是说，理论肆无忌惮地嘲弄、逆转、摧毁来自家庭传授、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的关于是非、善恶、对错、美丑的传统认识，代之以一套似是而非的邪恶价值观。
抛开其复杂晦涩的包装，所谓“理论”无非是新老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精神分析、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拼凑出来的怪胎。简而言之，“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和其它反传统的理论的邪恶联盟，其目的是以学术的方式摧毁人类文明的基础。“理论”是共产主义魔鬼在西方学院内部的新伪装。60年代以来，它从文史哲等学科出发，攻城略地，开疆拓土，大有接管所有传统人文社会学科的态势。
在实践中，“理论”和“批判理论”大体指代同一个现象。新涌现出来的“批判的法律研究（critical legal studies）”，“批判的种族研究（critical race studies）”，“批判的性别研究（critical gender studies）”，“批判的社会研究（critical social studies）”，甚至“批判的科学研究（critical science studies）”，“批判的医学研究（critical studies in medicine）”等，都是批判理论的新的应用。“理论”横行学术界这个现象的实质就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扩散到学术和教育诸领域，用变异理论迅速败坏年轻一代，为毁灭人类铺平道路。
（3）政治化的文学研究
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而言，一部文学经典的意义不在于其内在价值（经典据说甚至根本没有内在价值），而在于它反映了统治阶级（性别、种族）的思想是如何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美国一位著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直言不讳地宣布：“政治角度”是“一切阅读和阐释的绝对地平线”。[21]也就是说，要把一切文学作品当作政治寓言（allegory）解读，只有读出其中阶级、种族、性别、性倾向压迫的“深层含义”，才算是“深刻”、“够格”的理解。
来自共产国家的人对这种武断荒谬的“文学批评”并不陌生。中共党魁毛泽东评价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的视角极为独特：“《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苏联和中共的历史表明，文学评论不总是象牙塔内高雅脱俗的讨论，有时会变成血雨腥风的斗争。例如，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至少表面上和对一部文学作品的评价有关。历史学家吴晗响应毛泽东向明代清官海瑞学习的号召，创作了历史剧《海瑞罢官》。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出由江青、张春桥等共同策划，姚文元执笔的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把《海瑞罢官》和反对“三面红旗”（即造成大饥荒的中共政策“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彭德怀联系在一起。批判《海瑞罢官》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跟近几十年西方学院内的文学批评相比，中共用阶级斗争解读一切作品的文学批评就显得太“粗糙”了。西方的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就像一个变种的病毒，变得更加强大、恶毒。它吸收了新式的理论武器，把一部部人类文化的经典推上手术台进行肢解和歪曲，从古希腊罗马的文学经典，到但丁、莎士比亚、再到维多利亚小说，无一幸免。虽然这类评论使用晦涩难懂的术语，显得冠冕堂皇、高深莫测，但许多研究的主旨却惊人地单调乏味——无非是指出某部作品包含了对被压迫阶级、女性、少数民族的偏见，因此属于“统治阶级的上层建筑”，其目的是麻痹人民群众，使之不能产生“革命的阶级意识”。美国学者斯克拉顿（Roger Scruton）一针见血地指出：“新文学理论家们的方法是颠覆的工具：尝试从内部破坏人文教育，斩断我们和自己文化之间的同情的纽带。”[22]
（4）邪恶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贯穿于很多马克思主义人文学术的一个概念是“意识形态（ideology）”。马克思把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统称意识形态，他认为，在阶级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种思想并不是对现实的真实的反映，而是“倒立”著的，也就是扭曲变形的。[23]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把破坏文化作为革命的必经阶段，在“意识形态”概念上大作文章。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把意识形态定义为与真正的“阶级意识”对立的“虚假意识”，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提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一概念，包括宗教、教育、家庭、法律、政治、工会、通讯、文化等等，它们与暴力的国家机器一同发生作用。
意识形态概念里包含着一个狡猾的诡辩。任何一个社会、一种制度都可能有弊端，指出弊端并加以修正都是必要的。但阿尔都塞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具体指出社会制度的缺点和不足，而是一概加以否定，否定的理由是这些制度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上层建筑。不是分析一个命题的真伪对错，而是指责提出命题的人动机不纯或者存心不良，这是一个常见的逻辑错误，叫作“向井水里投毒”（poisoning the well）——正如被投过毒的水谁都不能饮用，被谣言诋毁、人格谋杀的人不管说的话多么有道理，他的话都不会被人信以为真。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批判就是一个扩大了的、更复杂的“向井水里投毒”的案例。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无所不包，反映了共产主义对人类社会的极端仇视，必欲全盘否定、彻底毁灭而后快。这其实是共产邪灵在背后操纵，对人类文化痛下杀手。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是一个极端抽象的泛泛之论、没有价值的伪命题，它的作用是把传统的道德观念一笔抹杀。马克思主义者带着无比的“道德义愤”千百遍地重复这个谎言，带动和欺骗了很多头脑简单的人。
（5）后现代马克思主义
60年代以后，一批法国理论家提供的理论成为美国学术界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其代表人物是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2007年人文领域的专著里被引用最多的作者是福柯（2,521次），第三多的作者是德里达（1,874次）。[24]两人影响可见一斑。有论者指出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共谋关系，很有启发性。[25]我们姑且称这两个理论流派的合流为“后现代马克思主义”。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是一种精巧的无神论和相对主义的诡辩。他通过无限夸大语言的相对性和不确定性，否认语言和文本具有稳定明确的意义。语言具有多意性，一部作品有多种解释的可能，这本是常识，从古希腊和中国的先秦时代起，就有很多人阐发过这个道理。但是，如果以此为理由，连文本具有相对稳定的意义都加以否认，那就走向了相对主义的诡辩。
与传统的无神论不同，德里达使用哲学术语进行表述，因而其观点不仅对“神”的概念具有杀伤力，对于跟传统信仰相关的“理性”、“权威”、“意义”等概念都造成了摧毁性的打击。受德里达影响的理论家纷纷对“意义”、“理性”等概念进行解构。由于其表面上的复杂深奥，使很多人陷入理论迷雾，一时间解构主义横行西方人文学界，成为共产邪灵摧毁信仰、传统和文化的最犀利的武器之一。
福柯曾一度加入法国共产党，其理论围绕着“权力”（power）概念展开，核心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没有真理，只有权力”，也就是说，权力垄断了对真理的解释权，因此任何真理都是虚伪的，不可信的。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福柯设问：“监狱和工厂、学校、军营、医院都很相像，而工厂、学校、军营、医院又都很像监狱，这难道令人惊奇吗？”[26]把维持社会不可或缺的机构等同于监狱，进而号召人们推翻监狱——福柯理论的反社会性质昭然若揭。
用解构主义、福柯思想和其它批判理论武装起来的学者，把一切相对化，把传统和道德污名化，热衷于谈论“一切解读都是误读”，“没有真理，只有叙事”，“没有历史，只有叙事”。他们把对于真、善、美、正义等概念的理解都相对化，然后弃之如敝屐。刚刚进入研究所的年轻学生不敢质疑老师辈的权威，更无法抵御这种理论的狂轰滥炸，一旦被卷入其中，就很难挣脱出来。这就是共产邪灵在西方人文社科领域横行无忌的重要原因之一。
3）创造以意识形态灌输为目的的新学科
美国60年代反文化运动当中，一些激进份子试图把其激进的左倾理论推广到大学、研究所当中。有学者认为，黑人研究专业的设立，与其说是学术发展的内在要求，不如说是政治讹诈（political blackmail）的后果。[27]
1967年，一次总罢工造成旧金山州立学院（San Francisco State College）关门，迫于来自黑人学生会的压力，学院成立了美国第一个“黑人研究”项目。该项目负责人设想，这个项目主要是用来“鼓舞黑人学生士气”的，因此，学生学的科学不是普通的科学，而是“黑人科学”。所谓“黑人科学”，指的是黑人科学家的研究成果，或者是以某种方式使教授的科学课和美国黑人生活息息相关。同理，数学、文学、历史、哲学等学科也要首先经过黑人意识的改造。1968年10月，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黑人学生会的20个成员，占领了学校的计算机中心，造成校园关闭。一年后，该校成立了黑人研究系和黑人研究中心。1969年4月，康奈尔大学的100多个黑人学生挥舞著猎枪，披挂着装满了子弹的子弹袋，占领了学校办公楼，要求成立全部由黑人任教的黑人研究专业。教师出面阻止时，一个学生领袖威胁说：“再过三个小时，康奈尔大学就没命了。”康奈尔大学妥协了，成立了全国第三个这样的学科。[28]
后来成为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斯梯尔（Shelby Steele）就是推动各个大学成立黑人研究专业的推手之一。他说，在时代氛围的带动下，各个大学负责人的“白人负罪感（white guilt）”非常严重，以至于他们会答应学生代表提出的任何要求。[29]几乎与此同时，女性研究、拉美研究、同性恋研究等很多专业堂而皇之地进入美国大学。时至今日，美国已经有上千个这类的研究项目。
女性研究专业的基本理论预设是，性别差异并非天生，而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女性在历史上长期受男性和父权制压迫；因此女性研究专业的最重要宗旨是激发女性的社会意识，给社会带来全面的变革，即革命。
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某女权主义教授，出身于知名共产党员家庭。她骄傲地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和“女同性恋活动家”，从1980年就开始教授女权主义。她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扩展到“性倾向”上，并将“性倾向”视为唤起政治意识的一种行为。而她走入大学课堂就是因为一个共产党员告诉她“这是你的革命任务”，她自己也公开说她将“教学变成政治运动的一种形式”。她依照这套主张在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女权主义研究系”。[30]在她的一个课程教学大纲里她写道，女同性恋是“女权主义的最高形式”，即改变性倾向是最高级的社会意识。[31]
密苏里大学则系统地设计了从一年级到四年级的课程，教导学生如何用左派的观点来看待女权主义、文学、性别、“和平”。例如，“非法的性别”（Outlaw Gender）一课将性别视为“文化的产物”，而非自然生成，并只给学生灌输一种观点——基于性别的压迫和对多种性别的歧视。[32]
本书第五章已经揭示，共产主义的渗透是西方二战以来反战运动的重要源头。近几十年来，美国大学的一个新兴学科“和平研究”（Peace Studies）也和共产主义的渗透有关。学者大卫·霍洛维茨和拉克辛在研究了美国大学里250多个“和平研究”专业后得出结论，这个专业的主要目的是把学生变成反战的左派，因此这是一个政治性的机构而不是学术性的机构。[33]
他们以在“和平研究”专业广泛使用的一本教科书《和平与冲突研究》（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为例，说明和平研究领域的意识形态倾向。在解释贫困与饥饿问题时，这本书采纳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声称造成世界上饥饿问题的原因不是生产不足，而是分配不公。作者谴责土地所有者和农产品商人，声称是他们的贪欲造成了数以亿计的人每天处于饥饿之中。虽然这本书的主旨是“反暴力”，但有一种暴力该书不但不反对，而且赞誉有加，那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暴力。书中称，“虽然古巴远远不是人间天堂，而且某些个人权利和公民权利没有得到广泛尊重，但古巴的例子说明，暴力革命有时会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好的生活条件。”与此同时，卡斯特罗的暴政和古巴革命的灾难性后果该书只字不提。
这本写于2001年911事件之后的教科书也涉及到恐怖主义问题。令人吃惊的是，该书作者似乎对恐怖分子充满同情，以至于把“恐怖分子”一词加上引号。他们这样为自己的做法辩解：“把‘恐怖分子’一词加上引号可能对那些把这个称呼视为当然的读者来说显得奇怪。我们这么做不是要淡化这些行为的恐怖性质，而是要通过指出一个人眼中的‘恐怖分子’是另外一个人心目中的‘自由战士’，来强调有必要收敛（对恐怖主义的）道德义愤。”[34]
学术专业本身应该是中立的，不应该预先设定研究立场。这些新兴专业预先设定了意识形态立场——女性研究教授必然信奉女权主义，黑人研究系的教授必然相信非洲裔美国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弱势地位是白人的歧视造成的。它们存在的目的不是探讨真理，而是灌输意识形态。
这些新学科是美国文化大革命的副产品。一旦进入大学，它们就具有了自我衍生能力，不断要求更多经费并扩大招生规模，培养的学生再进一步壮大这些学科的力量。这些学科已经无法轻易从大学里剥离。
必须指出的是，这些学科是共产邪灵操纵有不好思想的人创立的，其目的是制造和扩大不同人群之间的矛盾，煽动仇恨，为最终的暴力革命制造条件。它们跟其声称代表的群体（非洲裔美国人、女性等）都没有太大关系。在正常社会里进行女性研究或者某个种族的研究，是学术繁荣的标志，完全无可厚非。
4）灌输各种左倾激进意识形态
霍洛维茨和拉克辛在《一党教室：美国最好的大学中激进教授如何向学生灌输和破坏我们的民主》一书中，列出了12所大学最糟糕的150多门课程。这些课程充斥了“左派”的观点。有的以学术语言包装，而有的连基本的学术规范都免了，使得这些课程看起来更像共产党国家开设的政治课。
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社团研究系”提供一门研讨课，其内容为“教授如何组织革命。我们将学习不同群体在过去和现在如何抵抗、挑战和推翻包括（但不限于）全球资本主义、政府压迫和种族主义在内的权力体系”。[35]
伊洛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杰出教授”比尔·艾尔斯（Bill Ayers）在20世纪60年代就是“争取民主社会学生组织”（SDS）分支机构“气象员”（Weatherman）的领导人和极端左翼分子。气象员1969年转入地下并成为美国第一个恐怖主义组织，致力于煽动美国的激进学生发动会触发种族战争的恐怖袭击。该组织在国会山、纽约市警察总局、五角大楼和国民卫队的总部发动爆炸攻击。艾尔斯最广为人知的“名言”是：“杀死富人。砸烂他们的汽车和房子。把革命带回家，杀死你的父母，这才叫革命。”[36] 艾尔斯在学术著作中的观点和他的履历颇为一致。在一本书中，他强调必须“克服对暴力犯罪的少年犯的‘偏见’”。[37]
由于左翼进步主义者的保护，联邦调查局一直未能抓获艾尔斯。艾尔斯在1980年回到公众视线内，钻了法律的空子而逃避了刑事处罚。之后，艾尔斯到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大学任教，研究方向为“幼儿早期教育”。他的政治观点丝毫没有改变，而且仍为他当年的爆炸攻击感到自豪。艾尔斯被提升为副教授、教授，直至获得“杰出教授和大学高级学者”这一大学最高荣衔。每次提职都需要整个系和学院教授们的表决。他被提升的本身就代表着大学对他过去恐怖活动的默认。
德州大学某传播学副教授毫不避讳地在大学网页上将自己描述为“长期的活动人士和社会主义者”。她是“国际社会主义组织”成员，一个自封的寻求在美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布尔什维克党。她的网页列出了五门由政治议题所驱动的课程。她所教授的“传播学和社会变革”课程，按照她自己描述的目的，就是“鼓励你投身于改变美国的过去就有和正在进行的运动”。[38]
5）否定美国的伟大传统
2014年，德克萨斯技术大学的一个学生组织在校园中做了一次调查，向被访者提出三个问题：“谁打赢了南北战争？”“副总统是谁？”“我们从哪个殖民者那里独立出来？”对于这些关于美国政治和历史的常识，很多学生懵然不知，但谈起影星的婚姻恋爱却如数家珍。[39]
2008年，校际研究所随机问询了2500名美国人，发现只有一半的人能够说出美国三权分立的机构是什么。[40]2014年“全国教育进展评鉴”组织发现只有18%的学生对美国历史比较熟悉，而对于公民常识的33道考题中，71%的美国人得了49分以下（60分及格）。[41]
学习美国历史不仅是了解一个国家创建的过程，也是了解这个国家建立在何种价值观的基础上，以及为维护这些传统价值所付出的代价。唯其如此，人们才会珍惜今天所拥有的，也会守护这种传统并传给下一代。
而遗忘历史就是割断传统，不了解公民义务是出现极权政府的必要条件。我们不免会问：美国的历史教育和公民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可以从美国学生使用的教科书和他们的老师身上找到答案。
一本流传甚广的美国历史教科书《人民的美国史》的作者霍华德·津恩（Howard Zinn） 是马克思主义者。读这本书给人的印象是，所有关于美国历史上的英雄事迹和启迪人心的故事都是无耻的谎言，美国历史漆黑一团，充满了压迫、剥削和种族灭绝。[42]
波士顿某大学的一位经济学教授认为与美国为敌的恐怖分子是真正的“自由战士”，而美国则是恶魔。在发表于2004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将“9.11”袭击世贸大厦的恐怖分子比作在莱克星顿打响美国独立战争第一枪的反抗者。[43]
6）反西方文明的经典之争
1988年，斯坦福大学的激进学生和教师，抗议该校的西方文明史课程。他们大声呼喊口号：“嘿嘿呵呵，西方文明必须撤！”（Hey, hey, ho, ho! Western Civilization has got to go!）斯坦福大学向抗议者让步，用具有鲜明多元文化特色的“文化、思想、价值观”课（Cultures, Ideas, Values，CIV）取代了原来的西方文明史。新的课程虽然并没有取消原来的一些西方文化经典，包括荷马、柏拉图、圣奥古斯丁、但丁、莎士比亚等，但是规定，每学期的课程必须包括若干女性、少数民族等历史上受压迫群体的作品。时任美国联邦教育部长的威廉·贝内特（William Bennett） 把这种改革课程的方式称作“恫吓式课程”（curriculum by intimidation）。其它著名大学很快跟进，二流、三流大学也不甘落后。几年之内，美国大学的文科通识课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保守主义思想家德苏萨在《不自由的教育》中，用《我，里戈韦塔•门楚：印度女人在危地马拉》（I, Rigoberta, Menchu: An Indian Woman in Guatemala）这部书说明斯坦福大学新课程的意识形态导向。这本书讲的是一个叫里戈韦塔•门楚的年轻印度女子在危地马拉的成长历程。她的父母在一场屠杀中无端遇害，她决心反抗，思想越来越极端。她逐渐认同南美洲印第安人争取“自决权”的运动，反对欧洲化的拉美文化（Europeanized Latino culture）。她先是成为一个女权主义者，然后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最后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书的最后，她开始参加“人民阵线”在巴黎的集会，谈的是“资产阶级青年”、“莫洛托夫鸡尾酒（即燃烧瓶）”等话题。书的一章直接就叫作“里戈韦塔放弃婚姻和母性”。[44]
美国大学以“政治正确”之名驱逐经典作品，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造成了破坏性后果。第一，用粗制滥造、内容肤浅但具有煽动性的“革命文学”或“受害者文学”取代了具有恒久价值的文学经典；第二，把革命文学或受害者文学与经典文学作品比肩，也似乎取得了经典的地位，对学生心理的影响极大增强；第三，经典文学与不入流的作品并列，被矮化（trivialized），其价值也被相对化（relativized）了；第四，解读文学经典的指导思想也变成了批判理论、文化研究、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确，学者们热衷于研究莎士比亚戏剧里隐藏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或者经典作品里人物的同性恋倾向等等，这是对经典的歪曲和侮辱。第五，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学生很难相信经典作品里崇高的人格、伟大的事业、高尚的动机，而培养了一种蔑视一切、甚至仇视一切的愤世嫉俗态度（cynicism）。
在传统的人文教育中，文学经典的主题基本都是关于博爱、正义、忠贞、勇气、自我牺牲精神等道德价值的。历史教育则是关于这个国家建立和发展的最重大事件，其中许多事件都能够回溯到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即最传统的价值观。
西方传统的文学经典大多为欧洲的白种男人所写，左派以“多元化”或“女权”为借口，让人多阅读有色人种、少数族裔和非洲拉美等地的文学作品。历史教育则倾向于将一个国家的历史描述为一片漆黑，充斥了对女人、少数族裔的奴役和剥削。历史教育不再回溯传统，而是为了灌输对女人和少数族裔的“罪恶感”。
人能够阅读的时间是有限的，当教育刻意让人注重“政治正确”的作品，人阅读传统经典的时间就被挤掉了。其结果就是造成一代代学生与自己文化根源、特别是文化所承载的从信仰派生出的价值观的背离。每个民族自己的文化传统来自于神，文化可以多元但不能混杂，而文化混杂的结果也就断掉了人和造这个人种的神之间的文化桥梁。
7）垄断教科书和人文学术研究
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极为重视教科书的作用。他说：“只要这个国家的经济学教科书是我写的，谁来制定法律和条约我全都不在乎。”[45]教科书发行量大，权威性高，对学生影响极大。因此垄断了教科书，就掌握了塑造学生思想的主导权。
激进的学者、教师获得终身教职和一定的学术声望之后，进一步控制了大学出版社和各种委员会。因此各种激进的理念被塞进教科书当中，伪装成知识强行灌输给学生。某些学科的教授推荐的教科书、必读书目里面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超过任何一个其它学派的著作。前文提到过的津恩的《人民的美国史》就被很多历史系、经济学系、文学系、女性研究系等列为必读的教科书。
学术界的左派形成相当的势力后，就可以利用美国学术界通行的“同行评审”制度压制不同的言论。一篇挑战左派意识形态的论文势必被左派“同行”拒绝发表。
很多文科专业的学术期刊用“批判理论”为指导，充实著晦涩的学术术语，但主旨都是否定神，否定传统文化，煽动颠覆现存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革命。有一类论文，力图证明所有传统的道德和规范，甚至包括科学规范，都是“建构”（socially constructed）出来的，意即是掌握强权的人把自己的主观标准包装成普世观念，然后强加给社会大众，用以维护自己阶级或人群的统治地位。
1996 年，纽约大学物理学教授索卡（Alan Sokal）在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的文化研究学术期刊《社会文本》（Social Text）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跨越界线：通往量子重力的转换诠释学》（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 Towards a Transformative Hermeneutics of Quantum Gravity）。论文称“量子重力”是由社会和语言建构，整篇文章旁征博引，有 109 条注脚，参考了 219 篇文献。
论文刊出当日，索卡在另一杂志《共同语》（Lingua Franca）上声明该论文实属恶作剧。他故意投稿给《社会文本》，是一场“物理学家有关文化研究的实验”。
索卡在接受广播节目“全盘考量”（All Things Considered）的采访时表示，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受到《高级迷信》（Higher Superstition，1994）一书的启发。该书作者声称一些人文科学期刊将发表任何东西，只要它有“合适的左派思想”并引用著名左派思想家的著作。因此他炮制了一篇堆砌了左派意识形态话语、无关痛痒的引用、完全胡扯的论文投稿。
他说：“我的实验结果至少证明了，美国左派学界一些时髦领域已经在智力上变得懒惰了。《社会文本》的编辑喜欢我的文章，因为他们喜欢它的结论：‘后现代科学的内容和方法论为进步的政治计划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显然他们不觉有必要去分析证据的质量，论证的有效性，或论证与所谓结论的相关性。”[46] 索卡事件以戏剧性的方式证明，批判理论和文化研究领域的很多所谓学术成果，毫无学术性和严肃性可言。
从美国大型学术联合会年会的论文选题可以清楚看出过去几十年内中人文社会学科被各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渗透情况之普遍和严重。现代语言学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是美国最大的学者联合会之一，会员超过25,000人，主要是从事现代语言研究与教学的教授和学者。该学会每年的年会与会人数经常超过10,000人。通过检索该学会网站提供的年会专题讨论历史记录，就会发现有相当比重的论文采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或者以法兰克福学派思想、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变异理论为工具，或者使用女权主义、同性恋研究、身份政治等激进意识形态话语。包括美国社会学学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在内的其它学术联合会也有同样的倾向，只是程度有所不同。
必须指出的是，美国大学里有人文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传统，不管什么专业的大学生入学，都要学习数门公共必修课程，而这些课程基本上都是文、史、哲、社会学、传播学等系的教授开设的。美国学者托马斯·索维尔指出，必修课程——顾名思义，学生对这类课程无可奈何无处可逃——常常成为教授们进行意识形态灌输的重要场所。教授利用手里的权力向学生兜售自己的左倾激进观点，甚至以成绩为筹码，逼迫学生认同其观点。如果学生胆敢挑战老师的观点，老师就会以低分作为惩罚。[47]因此，人文社会科学系教授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不仅仅会污染本专业的学生，而且会影响到几乎所有的大学新生。
大学生喜欢被人当作成年人尊重，但毕竟涉世未深，知识有限，而大学又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他们不会想到自己尊重的教授、学者，竟然利用学生的天真和轻信，灌输给他们一整套错误、有害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家长支付高额学费，本来指望孩子掌握有用的知识和技能，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基础。他们又怎会想到，孩子被剥夺了最宝贵的学习机会，却被日复一日地激进化；他们被强迫接受的错误观念，将影响他们的下半生？
当一代一代的人进入被魔鬼严重渗透的教育体制，学习著其代理人编写的教科书和杜撰的变异理论，共产邪灵离它败坏道德、破坏文化并最终毁灭人类的目标也就越来越近了。
8）大学进行“再教育”洗脑并败坏道德
随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大学校园猖獗，从1980年代开始，大学校园政策越来越专注于防止“冒犯性”的言论，尤其是冒犯女性或者少数族裔的言论。美国学者唐斯（Donald Alexander Downs）指出︰从1987年到1992年，有大约300所美国大学实施了言论规范的相关政策，以半法律化的形式严禁“冒犯”敏感人群或事物的言论出现。[48]
支持这种行动的人也许是出于好心，但由此却产生荒谬的结果：从此宣称自己有权利不被冒犯（实际上这并不是任何法律赋予的公民权）的人不断增加，并可以基于任何理由——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泛滥，让任何人都可以从自己的文化、祖先历史、肤色、性别、性倾向等方面找到理由宣称自己属于“被压迫群体”。而大学行政方面也不断地给宣称受害者这样的特权——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被压迫者当然是道德上正确的，他人甚至不敢对其自称的受到冒犯的真实性有所质疑。这一逻辑的荒谬性在于其偷偷转换是非善恶的道德评判标准。随着人们的群体认同和情感越来越强烈（在列宁斯大林主义中，这叫阶级觉悟高），人们最终不自觉地完全放弃传统普世价值的善恶标准，以群体情感（group emotion）判断是非善恶。这在共产极权国家表现得最为显著，最终导致流氓无产者（“受压迫者”）可以理直气壮地屠杀地主资本家（“压迫者”）。
这种随意宣称自己是“受冒犯者”的案例不断增多，原因之一是文化马克思主义学者编造了一系列似是而非的新概念，不断扩展“歧视”言行的定义：如微攻击（micro-aggression）、触发警告（trigger warning）、安全环境（safe space）等等，而大学行政方面也随之出台相应惩罚政策和强制培训，如“敏感度培训”、“多元化培训”等。
“微攻击”的意思是轻微或者含蓄的日常语言或非语言冒犯，尽管“冒犯者”可能完全出于无意或者无知。这种无意或者无知被称作“不敏感”（insensitive，在列宁斯大林主义中，这叫阶级觉悟低）。许多大学的新生入校培训的重要内容就是敏感度培训（sensitivity training），比如被告知哪些话不能说，哪些服饰不能穿，否则会构成“微攻击”，被视作违反校规。一些校园中，“欢迎来美国”这句话不能说，因为可能构成歧视，被视作微攻击。原因是，这会让一些历史上在美国遭受不公对待的族裔，如印第安人、非洲人、日本人、华人等等，想起祖先的屈辱历史。加州大学公布的“微攻击”禁忌语，包括“美国是个大熔炉”（种族歧视），“美国是一片充满机遇的土地”、“男人和女人都有同样的成功机会”（否认性别或种族不平等）等等一长串日常用语。[49]微攻击违规者会受到校方处罚，因为这会阻碍学校构建所谓“安全环境”（safe space）。
一个典型的“微攻击”例子，发生在印第安纳大学——普度大学的印第安纳波利斯校园。一个白人学生因为读了一本书而违反了种族骚扰条例，书名叫做《圣母大学生击溃三K党》。但书的封面上三K党集会的照片让这位学生的同事（该学生同时也是一个公寓管理员）感到被冒犯。学校的纠偏办公室认为该学生违反种族歧视校规。后来经过学生的抗争和其它团体的帮助，学校不得不承认该学生没有错。[50]
所谓“敏感度培训”、“多元化培训”，堪比前苏联或者中国的“再教育”洗脑。“再教育”的目的是强化阶级立场：“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现在是男性或者白人）要认清自己所在“压迫阶级”的“原罪”，被压迫阶级要认清资产阶级文化的“假象”，清除“内化的压迫”，抛开个人处境而真正认清自己阶级被压迫的地位（现在是女性要认清传统女性性别身份是传统文化制造的“迷思”，黑人要认清“公平”是白人传统文化制造的假象，区分个人境遇和种族、性别境遇）；学会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要意识到按照“压迫阶级”的立场认识问题是“错误的”。所以要改造世界观，完全按照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立场思想和行动，否定阶级压迫或者阶级斗争的言行也会遭到严厉惩罚。“敏感度培训”是要充分意识到“社会不公”，言行要站在“被压迫”群体（女性、少数族裔、同性恋者等等）的立场上。
比如2013年西北大学要求所有的学生都必须完成一门关于多元化的课程后才能毕业。按照学校说明，这门课程完成后学生将能够“扩展他们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学会阶级分析），“认识到他们自己在不公平系统中的位置”（认清自己的阶级成分），并且“反思自己的权力和特权”（要站在“受压迫”阶级的立场上）。[51]
另一个典型例子，是德拉华大学2007年的“再教育”洗脑项目（校方称为“对学生不正确态度和信仰的治疗”）。这个项目针对7000住校生。他们被强制要求参加思想意识“治疗”。其明确的目的是让学生接受关于某些问题的特定观点，比如政治、种族、性别、环保主义等等。大学宿舍助理要求给每个学生一对一的问卷。问卷中关于种族和性别的问题包括“他们愿意和什么样的种族和性别的人约会”，其直接目的是让学生在这些方面更加“开放”。有个学生在被问到“你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的性别身份（性别身份是指不同于生理身份的性别认同，比如生理男性者可能认同自己是女性的性别身份）”时，回答说：不关你的事。结果她被宿舍助理汇报给学校管理层。[52]
魔鬼安排大学中这种泛政治化的“再教育”，其目的不光是混淆神留下的道德评判标准。另一方面它还大大强化和放大学生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理念。年轻学生从这种高度强化的政治环境中学到的是可以利用“群体情感”作为“高尚”的目标达到自己的个人目的：只要宣称自己是某个“受压迫群体”的受害人，就可以任意指控、威胁别人，或者达到自己的个人目的；如果他人的观点与自己不一致，就可以“受到冒犯”为由抗议校方要求发言者闭嘴；保守派学生报纸中如有自己不喜欢的观点，甚至可以烧毁其报纸。
感受到被冒犯本来是主观感觉，但现在感受成为“客观”证据。以至于大学教授们一不小心就踩了地雷。一夜之间，各大学的学生开始要求教授在使用某个材料之前，要提前发出“触发警告”，因为某些教学话题、阅读材料可能会引起学生“负面的情绪反应”。过去几年被要求列入触发警告的著作甚至包括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等经典作品。有的学校要求，如果某著作有可能触发学生的负面反应，就应该尽量避免使用。[53]
这种氛围下成长的许多学生，自我中心的意识不断膨胀，专注于自己不被冒犯。校园内不断强化的群体意识（“阶级意识”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让他们不懂如何独立思考，不懂个人责任。他们和六十年代的激进学生（如今成为他们的教授）一样反叛传统，更等而下之者乱性、酗酒、吸毒、满嘴脏话。但在他们玩世不恭的表面之下是脆弱的心灵，不堪任何打击和挫折，遑论担负责任。
传统教育中培养的是对自我的约束，独立思考和责任心，对他人宽容的美德。魔鬼就是要让下一代不断放纵自己，成为魔鬼统治世界时可以利用和操纵的工具。
点阅《九评》编辑部《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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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类报导很多，比如https://www.thedailybeast.com/elite-campuses-offer-students-coloring-books-puppies-to-get-over-trump; http://college.usatoday.com/2016/11/15/heres-how-universities-are-offering-support-to-students-after-trumps-election/.
[2] 根据美国政策国家基金会2017年的调查，国际学生已经占据美国大学研究生院科技工程专业的绝大多数。全日制国际学生比例最高的三个专业是电子工程、石油工程和计算机科学，国际学生比例分别为81%，81%，79%。Elizabeth Redden, “Foreign Students and Graduate STEM Enrollment,” Inside Higher Ed, October 11, 2017,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quicktakes/2017/10/11/foreign-students-and-graduate-stem-enrollment.
[3] G. Edward Griffin, Deception Was My Job: A Conversation with Yuri Bezmenov, Former Propagandist for the KGB, American Media, 1984.
[4] Scott Jaschik, “Professors and Politics: What the Research Says,” Inside Higher Ed, February 27, 2017,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7/02/27/research-confirms-professors-lean-left-questions-assumptions-about-what-means.
[5] 同上。
[6] 同上。
[7] 同上。
[8] “The Close-Minded Campus? The Stifling of Ideas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Website, June 8, 2016, https://www.aei.org/events/the-close-minded-campus-the-stifling-of-ideas-in-american-universities/.
[9] Quoted from Fred Schwartz and David Noebel, You Can Still Trust the Communists…to Be Communists (Socialists and Progressives too) (Manitou Springs, CO: Christian Anti-Communism Crusade, 2010), 2-3.
[10] 参见Zygmund Dobbs, Keynes at Harvard: Economic Deception as a Political Credo. (Veritas Foundation, 1960), Chapter III, “American Fabianism.”
[11] Quoted from Robin S. Eubanks, Credentialed to Destroy: How and Why Education Became a Weapon (2013), 26.
[12] Quoted from Walter Williams, More Liberty Means Less Government: Our Founders Knew This Well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99), 126.
[13] David Macey, “Organic Intellectual,” The Penguin Dictionary of Critical Theory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0), 282.
[14]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15] Bruce Bawer, The Victims’ Revolution: The Rise of Identity Studies and the Closing of the Liberal Mind (New York: Broadside Books, 2012), Chapter 1.
[16] 同上。
[17] Franz Fanon,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trans. Constance Farrington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3), 92.
[18] Jean Paul Sartre, “Preface,”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by Franz Fanon, 22.
[19] Roger Kimball, Tenured Radicals: How Politics Has Corrupted Our Higher Education, revised edition (Chicago: Ivan R. Dee, 1998), 25-29.
[20] Jonathan Culler, Literary Theor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4.
[21] Fredrick 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Chapter 1.
[22] Quoted from Roger Kimball, “An Update, 1998,” Tenured Radicals: How Politics Has Corrupted Our Higher Education, 3rd Edition (Chicago: Ivan R. Dee, 2008)， xviii.
[23]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24] “Most Cited Authors of Books in the Humanities, 2007,” Times Higher Education, https://www.uky.edu/~eushe2/Bandura/BanduraTopHumanities.pdf.
[25] Joshua Phillip, “Jordan Peterson Exposes the Postmodernist Agenda,” The Epoch Times, June 21, 2017, https://www.theepochtimes.com/jordan-peterson-explains-how-communism-came-under-the-guise-of-identity-politics_2259668.html.
[26] Quoted from Roger Kimball, “The Perversion of Foucault,” The New Criterion, March 1993, https://www.newcriterion.com/issues/1993/3/the-perversions-of-m-foucault.
[27] David Horowitz and Jacob Laksin, One Party Classroom (New York: Crown Forum, 2009), 51.
[28] David Horowitz and Jacob Laksin, One Party Classroom, 51-52.
[29] Bruce Bawer, The Victims’ Revolution: The Rise of Identity Studies and the Closing of the Liberal Mind, Chapter 3.
[30] David Horowitz and Jacob Laksin, One Party Classroom, 3.
[31] David Horowitz, The Professors: The 101 Most Dangerous Academics in America (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ing, Inc., 2013), 84-85.
[32] David Horowitz and Jacob Laksin, One Party Classroom, 212.
[33] David Horowitz, Indoctrinate U.: The Left’s War against Academic Freedom (New York: Encounter Books, 2009), Chapter 4.
[34] 同上。
[35] David Horowitz and Jacob Laksin, One Party Classroom, 1-2.
[36] http://www.azquotes.com/author/691-Bill_Ayers.
[37] David Horowitz, The Professors: The 101 Most Dangerous Academics in America, 102.
[38] David Horowitz and Jacob Laksin, One Party Classroom, 116.
[39] “Who Won the Civil War? Tough Question,” National Public Radio, November 18, 2014, https://www.npr.org/sections/theprotojournalist/2014/11/18/364675234/who-won-the-civil-war-tough-question.
[40] “Summary of Our Fading Heritage: Americans Fail a Basic Test on Their History and Institutions,” Intercollegiate Studies Institute Website, https://www.americancivicliteracy.org/2008/summary_summary.html.
[41] “Study: Americans Don’t Know Much About History,” July 17, 2009, https://www.nbclosangeles.com/news/local/Study-Americans-Dont-Know-About-Much-About-History.html.
[42] Howard Zinn,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3).
[43] David Horowitz, The Professors: The 101 Most Dangerous Academics in America, 74.
[44] Dinesh D’Souza, Illiberal Education: The Politics of Race and Sex on Campu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1), 71.
[45] Paul Samuelson, “Foreword,” in The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Course, eds. Phillips Saunders and William B. Walstad (New York: McGraw-Hill College, 1990).
[46] “Sokal Affair,”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okal_affair.
[47] Thomas Sowell, Inside American Education: The Decline, The Deception, The Dogma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3), 212-213.
[48] Donald Alexander Downs, Restoring Free Speech and Liberty on Campus (Oakland, CA: Independent Institute, 2004), 51.
[49] Eugene Volokh, “UC Teaching Faculty Members Not to Criticize Race-based Affirmative Action, Call America ‘Melting Pot,’ and More,”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16, 2015,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volokh-conspiracy/wp/2015/06/16/uc-teaching-faculty-members-not-to-criticize-race-based-affirmative-action-call-america-melting-pot-and-more/?utm_term=.c9a452fdb00f.
[50] “Victory at IUPUI: Student-Employee Found Guilty of Racial Harassment for Reading a Book Now Cleared of All Charges,” Foundation for Individual Rights in Education, https://www.thefire.org/victory-at-iupui-student-employee-found-guilty-of-racial-harassment-for-reading-a-book-now-cleared-of-all-charges/.
[51] “Colleges Become Re-Education Camps in Age of Diversity,” Investor’s Business Daily, https://www.investors.com/politics/editorials/students-indoctrinated-in-leftist-politics/.
[52] Greg Lukianoff, “University of Delaware: Students Required to Undergo Ideological Reeducation,” Foundation for Individual Rights in Education, https://www.thefire.org/cases/university-of-delaware-students-required-to-undergo-ideological-reeducation/.
[53]Alison Flood, “US Students Request ‘Trigger Warnings’ on Literature,” The Guardian, May 19, 2014,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4/may/19/us-students-request-trigger-warnings-in-literature.
一、韦处厚严于律己，自认有罪
唐敬宗荒淫放纵，经常出外游猎，每月坐朝，处理政事不过三、四天。谏官韦处厚，不慌不忙地进奏道：“我有大罪，请求当面自首。”
敬宗问他：“你有什么罪?”
韦处厚说：“我以前担任谏官时，不能在前朝冒死劝谏，对于先朝唐穆宗皇帝的游猎好色，放任不管，以致于使他减少了寿命。我该当死罪！当时，我之所以不冒死劝谏，也是由于陛下当时作太子，只有15岁。我还想继续辅佐您，不忍离去。现在，陛下的儿子也有一岁了。我怎么敢怕死，而不劝谏您呢？”
唐敬宗听罢，深深感动，决心醒悟、改悔。并赐给他银器，锦彩。
二、唐明宗与冯道谈年谷丰登
唐明宗与冯道，谈到庄稼连年丰收，四方无事。这时，冯道说：“我曾经记得：从前在先帝幕府时，奉命出使去中山，路过井陉险道，我怕马乱走、栽倒，便十分谨慎地抓住马缰绳，幸好没有什么失误。等到走上平路，我一放开缰绳，马就狂奔起来，不久就摔了一跤。治理天下，也是这样！”唐明宗认为他说得很对。
唐明宗又问：“今年虽然丰收了，不知百姓是否丰衣足食?”
冯道说：“年成不好，农民就会流浪饿死；年成好了，就会由于粮价低而受到打击。丰收、歉收，农民全都要遭罪的！这是农户们自己才知道的农家的艰辛！我曾经记得进士聂夷中，做过这样一首诗：
二月卖新丝，
五月粜新谷。
医得眼下疮，
剜却心头肉。
我愿君王心，
化为光明烛。
不照绮罗筵，
唯照逃亡屋！
这诗的语言虽然通俗，却细致地写尽了种田人家的情况。在士、农、工、商这四种人当中，农民要算是最勤劳辛苦的了，国君不可不知道这点。”
唐明宗命令左右近臣，把这首诗抄录下来，并常常朗诵。
三、阮长之善待继任者
阮长之，字茂景。南朝宋、陈留(今河南开封东)人。为人厚道，生性严谨。先后担任各种官职，都有政绩。 他在担任武昌太守时，郡县分发官吏停禄的官田收入，以芒种这天为断限，在芒种日以前离职的官员，一年土地的俸禄收入，都归后来继任的人所有。
阮长之离开武昌郡时，接任的太守，还没有到达。他就在芒种前一天，解下印绶离任，让接替他的官员，能够收取这一年的官田俸禄。阮长之先后担任各种官职，都有风化政绩，受到后人的怀念。南朝宋代谈到善于为政者，都一致称颂阮长之。
四、为政奇术！
南朝宋代的傅琰，与他的父亲傅僧佑，都有政绩。傅琰在先后担任武康和山阳两县的县令时，两县的百姓，都叫他“傅圣”。当时有人说：“傅家有《理县谱》，内有任官秘诀，子孙相传，从来不给外人看！”
临淮人刘玄明，也有为官的才能，并且政绩为天下第一！傅琰的儿子傅翙，即将接替刘玄明，继任山阴县令。傅翗想学到刘玄明的执政卓绝的高招，说：“希望您把以前的执政经验，传授给我。”
刘玄明说：“我有为政奇术！你的家谱中，也没有我这种记载。等临分别时，我一定告诉您。”不久，刘玄明终于告诉傅翙说：
“作县令，每天只吃一升饭，绝不喝酒。这是做到廉洁奉公，最好的办法！”傅翗谨记，遵循不懈，果获众望、盛赞。
（均据宋代孔平仲《续世说》）
从炎黄之后，历经后来的尧舜禹汤的发展，人们对茶的认识也不断的深入，使用范围也逐渐的扩大。虽然在历史上对于茶的发展方面，这段时期没有非常明确的记载，但实际上对于茶的发展也是重要的时期。
现代人总觉得饮茶是有文字记载之后的事情，是从人有了很丰富的物质基础之后，才开始享受的一种象征。其实不然。
咱举个简单例子：我们都知道在上个世纪中叶的时候长期居住在东北大兴安岭原始森林中的鄂伦春人，他们处于原始氏族社会阶段，即便是这样他们还有“泡黄芹、亚格达的叶子为饮料”的习惯。那么当初处在比他们文明程度要高的黄河文明（从炎黄时期到尧舜禹汤的阶段），那茶的普及程度会更高。当时茶的药用价值多于饮用。因为当时的人首先是要活命，即便是嚼食茶叶也多为药用；作为享受与交际、娱乐功能当时还不常见。
在这个阶段各种神也用不同的方式教化百姓，让百姓懂得一些农耕与游牧的方法与遇到一些问题的处理。
因为人间的理中有相生相克的因素。记得我小的时候看过一本书上说鲁班当年就因为手被一种带刺的植物划伤，而发明了锯。很多时候看似偶然的现象中却充满了必然。
在这里我们就说两个历史上没有记载，也没有口耳相传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夏朝。
有一次夏朝的国王带着侍卫去打猎，走到山里迷路了，而且感到非常的口渴。不巧的是周围也没有山泉，这可怎么办？有两个侍卫口渴难耐，见周围有树，急忙摘下树叶咀嚼，结果都倒下了。国王一看慌了神，眼看日薄西山，再这样下去自己和余下的几个侍卫不得都被猛兽吃掉了嘛！
此时他想起了轩辕黄帝在大战蚩尤的时候，以及尧舜禹等圣王也是在遇到难的时候会有神来帮忙。此时国王双膝跪地乞求上天来帮忙。
不一会儿，不知从何方走出一位妙龄女子，看上去也就是十六七岁，头上插着一片绿叶，身着淡粉色衣装，手拿拂尘，走到近前，轻起朱唇：“闻我王在此遇险，特来相助。”说着就把头上绿叶摘下，用拂尘一甩，绿叶中渗出水滴，国王赶紧过来用口相接，喝完之后，顿觉精神百倍，又请女子依次将水滴给余下的侍卫喝了，并将那两位因咀嚼树叶而倒下的侍卫用绿叶渗出的水滴救醒。
国王非常感激女子，并问女子从何而来？女子笑着说：“我是茶神的侍女，是茶神让我来帮你们的。你们从此要记住：不是什么叶子都可以咀嚼的。
当年神农尝百草的目的就是想识别出不同植物的药性与食性。你们要多留心神农留下来的经验。如果误食了有损身体的叶子，那可就不好了。而且你们这一朝人将来要转生在遥远的地方，在那里也要学会生存才是。”说完少女就带着他们走出森林。而后就消失了。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商朝。
夏商周时期被称作青铜时代，夏朝是初始，商朝是发展，周朝是鼎盛时期。那么在青铜发展时期的商朝，为了冶炼青铜器耗费了很多的人力与物力。也有很多人为此而丧命。
有一次，一位年轻人从巴蜀地区而来，为的是能向冶炼青铜的师傅学精这门手艺，为了讨好师傅，特地从老家拿来一些茶叶。但这位师傅是个粗心的人，只是听说茶好喝，却没有问明什么时候喝最好。他在一次冶炼工作干到一半，出一身透汗的情况下，感觉口渴，于是把茶叶放在热水中泡了一会儿就开喝，结果不一会就感觉头晕而醉倒了。更不巧的是监工的走过来，看见他躺在那里，以为他偷懒，就用鞭子抽、用水浇他，这下子他很快缓醒过来。觉得年轻人故意害他，把一肚子怨气都出在年轻人身上，把他痛打一顿、赶走了。
年轻人觉得很冤枉，又无处说理，只好往巴蜀的方向走，走到半路越想越觉得委屈，一时想不开索性找根歪脖树上吊，想死了算了。结果歪脖树不结实，折了。他被摔下来，一时之间站不起来了。这下子他更加郁闷了。觉得都是茶叶惹得祸，把余下的茶叶都扔在脚下。更有意思的是不一会下起小雨了。他活动身体好像能动了，在不经意间，闻着周围有沁人的馨香，脚下的水变了颜色。他拿起茶叶闻了闻，顿觉精神多了。这下子他明白了，原来喝茶需要时间和火候的。不是什么时间和什么环境下都可以喝的。此时走过来一位老人，老人看他这个样子，就问他缘由，他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然后把心中的疑惑对老人说了：为什么我那位师傅喝了茶叶醉倒了，而我闻了同样的茶叶却感觉精神呢？老人就把茶叶在什么情况下喝对人有益，在什么情况下喝对人有害一一都告诉了他。他也谨记在心。老人看他明白了也就告辞离开了。
当明白了这些他又回去找到那位冶炼青铜的师傅，告诉他这方面的道理，他师傅也在这方面注意了，喝过此茶之后真的感觉神清气爽，这下子非常高兴，逐渐的把自己所掌握的本领都教给他了。他最终成为非常有名的冶匠。
一九九七年七月我经姐姐的介绍，有幸走入大法修炼。开始我以为炼炼功，祛病健身就行了，我也不看书，看书就说看不懂。半年后，我常年的气管炎照常犯了，经辅导员介绍，就参加了一个学法小组的集体学法，从那以后，我特别爱看书，《转法轮》和其他几本经书我不断的看。尤其《转法轮》，越看越爱看，层层深入。心性提高了，很快我的气管炎、泌尿系感染就都好了。
我不断看书不断炼功，心性也在不断的提高，慢慢的身体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不感冒了。争斗心也渐渐少了。我婆家有三个儿子，我们是最大的，分家以后，他们几家都分的是新房子，我们是老大分的却是旧房子，心里一直不舒服，心想：“公婆怎么那么不公正？太欺负人了。”经过修炼法轮大法以后，心态好多了，也不生气了，因为物质利益是身外之物，生带不来，死带不去。别人再富有，也不如我好，因为我有师父，我得法了。从此以后我再也不生气，心里也平衡了。
我作为大哥大嫂，三十年来，每逢过大、小节和过年，都是我俩买菜买肉，这回我也明白，我的慈悲心出来了，多照顾弟弟妹妹，孝敬婆婆，所做的一切也都是在证实法。我还经常不断的给家人讲“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不管谁有想不开的事，我都用大法弟子的心态给他们解释，使他们心里高兴，我心里也很愉快。有时他们都爱跟我交流，我还教舅妈炼功，给她真相资料、录音带和师父讲法带，使她也开始修炼大法。
从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后，阴云密布，大法遭到迫害以后，我马上行动起来，到处讲真相，挂横幅，发真相资料，到学法点跟同修一起整理学习证实法的资料。
以上是我这些年来的体会，谢谢伟大的师父给我指的阳光路！师父您辛苦了！
我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以后要走正。
我是一九九七年九月得法的老弟子，得法前身患多种疾病，风湿性关节炎、胃病、高血压，怕冷、只要风一吹，浑身发痒、起疙瘩，又没钱治，真是苦不堪言。学法后，这些病都好了。
一九九八年我又相继出现泌尿系感染症状、小便出血、发高烧十多天不退，我爱人害怕了，非要送我上医院，还说：如果你不去，严重了你娘家赖我可不行。我说：这是在消去我生生世世做得不好的事而产生的业力，有师父保护我，保证没事的。结果我没吃一粒药、没打一次针，十八天全好了，是师父保护我闯过了病业关，我才有今天。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江泽民开始迫害打压法轮功，造谣污蔑法轮功，我想法轮功是修炼真、善、忍，教人做好人的，对祛病健身有奇效，这么好的功法，对国家、对人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为什么不让炼呢？我多次上北京天安门打横幅，为师父和大法说句公道话。可我十多次被北京拘留所和怀柔拘留所关押，是师父保护我，出现血压高达二百多才没被劳教。
二零零一年五月份，我在邻村一家床上用品厂子做小工，在回家的路上，有一位邻居骑摩托车把我给撞了，当时我的腿就不能走路了，左眼撞成黑紫色，肿的都封上了，眼角下面都变形了，右眼也撞青了，这人一看撞得那么重，要把我送医院去。我从地上爬起来说：“没事的，把我送回家吧。”到家我就叫他们回去了，他们给我送营养品我们也没收。是我丈夫做饭、看孩子，承担起家务。我没吃药、没打针，在家养了一个多月就好了，我知道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替我承受了痛苦，还了业债。没有师父保护就没有我的今天，谢谢师父对我的呵护，我一定要坚修大法到底！
二零零二年，我们地区资料点少，我什么资料也看不见，我心里急，就自己写真相资料到周边的村子去发，用一角钱、两角钱、五角钱，外边是钱，里面是真相，写的是“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还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等等。结果在花钱的地方，被一位老太太给举报了，来了十多个警察和镇里的干部，他们让我上警车，我不上，他们就把我抬上车送到了看守所，还抄了我的家，抢走了大法书，非法判了我一年零六个月劳教。在劳教所我出现了严重病业，通知我家属要保外就医，我丈夫不接我，怕花钱。结果二零零三年七月出现了萨斯病毒瘟疫，提前三个月就放我回家了。还有很多危险的事，在师父的呵护下，都是有惊无险的走过来了，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
二零零三年我们村两位大队干部到我家让我写保证书，我坚决不写。我说：我要写了保证书不仅害了我，也把你们给害了。我说法轮功不是x教，一百过个国家都在学炼，是江泽民小人心理妒忌迫害法轮功，如果人人都学法轮功，都做好人，国家能有这些贪官腐败吗？他们没说什么就灰溜溜的走了。
二零一四年，镇里的六一零和政法委还有两名大队干部来我家，其中有一位是我家亲戚，他对我说：“舅妈您要写了保证书，我们永远都不再找您了。”我郑重的对他说：“我不但要对我自己负责，同时也要对你们负责，法轮功是正法，是教人向善的，迫害好人是有罪的。我要是没有师父保护，早就没有我的今天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他们看我这么坚定，什么也没说都走了。
二零一五年我写诉江状以后没多久，派出所的民警又到我家来找我，一進门就问：你写诉江状了吧？我说：“我是写了，最高法院发布通知，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宪法规定信仰自由，炼法轮功是合法的，没有违反国家法律。天安门自焚是骗老百姓的，是江泽民一伙导演嫁祸法轮功的。我没违反国家法律，这个保证书我是坚决不能写的。”他们没说什么就都走了。
师父说：“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个人解脱不是修炼的目地，救度众生才是你们来时的大愿与正法中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和使命，因此大量的众生也就成了你们救度的对像。”[1]我就走出去讲真相，我讲真相面对的什么人都有：有外出打工的、市场卖菜的、村里绿化街道的、市场卖香的、卖学生文具的、卖水果、卖衣服的。师父说：“今天世上的一切生命都是为法来的。你要想让他清醒的认识到这一点，你就去讲真相。”[2]其实：我做的那点事，也都是师父的法身在做，我只是动动嘴、跑跑腿而已。今后我要多学法，修好自己，要救更多的人。最后，让我们用师父的一段法《洪吟二》〈怕啥〉共勉：
你有怕 它就抓
念一正 恶就垮
修炼人 装着法
发正念 烂鬼炸
神在世 证实法
层次有限，如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
注：
[1]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三》〈放下人心 救度世人〉
[2]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四》〈二零零三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
一、年少得法
我是一九九九年初上小学的时候和家人一起得法的，自己大概是到了二零零一年左右才真正進了修炼的门，在法上开始要求自己。因为迫害，我的父亲只是支持我妈修炼而不支持我修炼，所以学法炼功的修炼环境都得想办法开创。我的卧室面对阳台，而客厅和阳台相连，每天中午午休的时候，我妈在客厅放着炼功音乐，打开阳台的门让在卧室的我也能听到，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两个人每天中午一起炼功。而在晚上上床休息以后，我会再偷偷打开灯，看半讲《转法轮》。我父亲晚上有的时候会来查房。每天晚上学法的时候，一听到风吹草动，我就得立刻把灯关上钻到被窝里去。那时虽然学法时间少，但是效果却非常好。
初中的时候，我的同桌是个非常调皮的男生，他从做我同桌开始就养成了一个爱好，什么爱好呢？就是摔我的铅笔盒。只要一打下课铃，他手一伸，我的铅笔盒应声落地，怎么拦都拦不住。我有次问他，“你摔我铅笔盒干什么啊？”他也不说话，嘿嘿一笑，手一伸，啪，我铅笔盒又掉地上了，当时气的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想咱们修炼人讲忍，不和他一般见识，他摔了我就捡起来。那段时间每天晚上回家我都要削铅笔，铅笔头白天全被他摔断了。就这么磨了我一个多学期，慢慢的后来他也就不摔了。
二、突破怕心讲真相
作为一个修炼人，自己深知讲清真相是必须做到的，自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无法突破怕心走出去，直到二零零二年年初看到了师父的新经文《北美巡回讲法》。当时读新经文的时候边读边哭，哭完了内心却非常的平静和慈悲，坚定了自己突破怕心的决心。怕心本身是一个执著心，但只是其它执著心反映出来的一个表象，人真正害怕的是失去世间的名利情乃至生命。我突破怕心的方式非常简单，就是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在每次讲真相前都会这样问自己，“如果你因此失去了学业，失去现在生活的一切，失去了美好的前程，進入少管所甚至监狱，这个人你还救不救？”每当这个时候怕心都会不由自主的往外冒，我就发正念清除它排斥它，直到我能一丝不乱的说出“救！”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可以去讲真相了。虽然这是个简单的问题，但是在我第一次讲真相的时候，花了好几个星期每天反复问自己，不断的学法发正念。我第一次讲真相找了谁呢？就是之前摔我铅笔盒的同学，那个时候他已经不摔我铅笔盒了，我们成为了好朋友，每天都在一起踢足球。有一天踢完球，两个人一起骑自行车回家，当时害怕和压力使得我没有直接开口讲真相，只是在要分开的时候递给他了真相资料。
那天分开之后无以名状的怕心和压力就像潮水一样涌向我，自己就像是在压力和黑暗的风暴中逆势而上，只要思想一有松懈，感觉整个人就要被压垮一样。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的学法发正念。第二天在学校见到他才得以面对面讲真相，出乎意料的是，他接受真相比想象的要顺利的多。现在回过头来想想，人之间的因缘其实很奇妙，可能在他使劲摔我铅笔盒的时候就奠定了我们彼此之间的缘份了，之后他高中退团，大学退党，从来不需要我多讲，甚至在我劝另外一位朋友三退的时候还起到了正面作用。从那时开始，我就逐渐的向周围的朋友同学和老师面对面讲真相了。
大陆的中学都有一门政治课，政治课的课本甚至考试都有攻击大法的内容，老师上课也会讲污蔑大法的内容。我那时就对自己说，怎么办呢，不能让老师继续污蔑啊。有一次政治课上又有污蔑大法的内容，当时自己下定决心要在课上讲真相，不断发正念清除自己的怕心，那是作为人的紧张害怕和作为一个修炼人的正念相交织并不断突破的感觉，但是慢慢怕心会越来越弱。最后在课上站起来给老师和全班同学讲真相，从文革，六四讲到对大法的迫害，手里紧张的全是汗。很奇怪的是，当时政治老师笑着看着我，也不反驳我，一直让我讲到下课。从此以后政治课上老师再也没有讲过污蔑大法的内容，政治课的试卷也没有再出现相关的内容。在讲真相的过程中除了救度世人的喜悦，最让人高兴的事就是讲真相碰到同修。曾经有一个一起踢球的朋友，有一天放学后我把真相材料递给他，他神秘的把我拉到一边，说，“你炼这个？”我说：“我妈炼。”他说：“哦，我妈也炼。”我一看碰到了同修了，说：“其实我也炼。”然后他笑了“其实我也炼。”可惜当时自己处于独修的状态，不知道如何和别人交流，虽然找到了小同修，也没有更多的交流，一起开创更好的环境。
虽然当时有机缘和身边的人讲真相，但是自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全校成百上千的人，我不可能每人都能亲口讲到，怎么办呢？”当时的中学大多数学生都要骑自行车来上学，有个很大的车棚用来停放自行车，经常上学的时候呢我就随身带一些真相资料，随手就放在别人的自行车车筐里了。在初中要毕业的时候，自己正在自行车棚发真相材料时被校警卫抓到了，校警卫说，“终于抓到你了，之前的材料是不是都是你放的？”我不说话，他就要把我扭送到校领导办公室。被抓的时候，大脑一片空白，就感觉怕心和莫名的压力就像大海一样从四面八方向我涌过来，只要有一点空隙就感觉自己就要被压垮一样，在路上一刻不停的发正念，任何人的思想跳出的时候都要赶快清理，就这样到了校领导办公室。在我向校领导讲真相之后，校领导告诉我他们已经了解一些真相了，其实学校早在几年前就知道我炼法轮功了，当时我的英语老师换工作到另外一个地方，我就在最后一节课后送给了她一封真相信，可是回头她就把那封信上交给学校了。包括我在政治课上讲真相的事情，学校其实也都知道，那几年来一直采取比较保护我的方式，他们希望我以后自己在家炼就行了。我感谢了他们的好意，就这样结束了初中生活，来到了外地求学。
高中大学住校，从此过上了集体生活，这使得我学法炼功更为困难了。中国的高中都有着严格的时间安排，每天晚上十点半熄灯睡觉，自由支配的时间屈指可数。不仅炼功的时间无法保证，炼功的场所更是一个问题。我想炼功的时候只能拿着MP3偷偷躲到学校最偏僻的厕所里去。而在厕所，是没有空间炼第一套和第五套功法的。想学法的时候只能偷偷拿着电子书躲到学校的角落里去学法。由于失去了修炼的环境，修炼的状态日渐下滑，讲真相做的也越来越少。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出国读书工作。在国外有了集体学法和炼功，还有机会参与推广神韵，慢慢一点一点找回小时候修炼的初心。有一年我所在城市邀请到麦塔斯先生来做演讲，看着满头白发的麦塔斯先生不辞辛苦从加拿大飞过来，一个常人都在尽努力帮助我们，做的都比我一个修炼人要多要好，感动之余非常惭愧，觉的自己再没有理由在修炼上和证实法上怠慢了。
三、面向政府讲真相
来到佛罗里达之后，有幸加入面向政府讲真相的项目。在来美国之后的一段时间，我说中文和说英文时表现出来的是两种不同的人格，当我说英文时，我并没有那么自信，我不知道如何在这些世故的政客面前恰如其分的交谈。不自信导致我在与重要人物聚会的场合感到不自在。我内心情感告诉我，我不愿意去做这件事情。可是理智的一面告诉我，如果我让人的负面情绪去控制我的行为，如果我是拿人的情绪而不是法来衡量应不应该做一件事情，那么我还是一个修炼人么？我对自己说，如果这件事情从法上说是我应该去做的，那么我就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情。
回过头来看就会发现其实师父都会帮你安排好，每个人都不一样，而每一个人都会有最切合你性格的安排。我的议员之前就了解一些真相，也支持了国会343决议案。当我决定去参加议员更多的竞选活动时，我的初衷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去帮助他，感谢他，别无他想。我不太擅长社交，那么我就少说话，多做事。我参与了那个年度竞选每一次的挨家挨户的走访活动。有一次在一个新的选区走访，那天我是除议员办公室工作人员之外唯一的志愿者，议员在午餐的时候特意来到我的桌子和我聊天，询问我父母的情况，以及大法在国内被迫害的状况，在聊天的过程中，意外发现我和他家人都曾经在美国北方一个城市生活过，我的母校和他父亲的母校就在隔壁。参与政治的人都是美国的精英，有很强的洞察能力，我曾经苦恼如何能够恰如其分的和他们交往。很多次我一个人坐在黑暗之中思索，反思白天自己的一言一行，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前行。后来我发现，我不需要刻意去改变自己，只需要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做就可以了，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真诚和善良往往是最能打动人心的，我的一言一行别人都看在心里，而在当年的胜选晚宴上议员也在演讲中特意感谢了我。在这个过程中也和很多人成为了朋友，曾经被邀请去参加家庭感恩节晚餐，也有幸被邀请参加了很多晚宴。
在去年一次活动之后，我和议员先生还有他的地区主任一起吃热狗聊天，我告诉了议员我们地区一名学员母亲依然被迫害的事情，议员告诉我他希望能够更多的帮助我们，他对信仰自由非常支持。当时正值冬天，议员又邀请我参加他们的圣诞节家族聚餐。而在圣诞节当天，议员也主动向他的家人介绍了大法被迫害的状况。
还有一次参加（林肯日）晚宴见到了一位国会议员，这位议员是国会多数党的副党鞭。他曾经在一年之前向中共主席写信呼吁释放被关押的一名当地学员的亲属，我很真诚的感谢了他，议员也非常关心被非法判刑的学员的近况，在知道他所作的事情对世界另一端的人们意义重大时，这位议员真诚的告诉我，“你让我今天很开心”。不久之后，这位议员就在美国国会共同发起了共产主义受害者党团会议。
在参与向政府讲真相中体会到的一点是，不能让人的情绪控制自己。曾经在某一阶段，每当事情顺利就会高兴，而每当事情不顺利就会很沮丧，这样的情绪反反复复出现，而人一旦带有着情绪，就无法理智的对事态做出判断和决策了。我对自己说，我不想再被人的情绪操控着了！人之所以有情绪是因为人中有情，情绪则是人世间情的外化表现。而当我偏离了救度众生的出发点，执着于结果的时候，我就会被事情的表象所带动。今天我因为一件事情高兴，明天我可能就会因此而悲伤。无论喜怒哀乐，我都应该审查自己是因为什么而动了这个情绪，我有没有在证实自己，我自己的一思一念是不是符合了法，我有没有带着修炼人的正念而不是人的情在证实法。
四、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一直在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到底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中学的时候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博古通今品学兼优的人，高中的时候希望自己成为独立果断的人，再后来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成熟有担当的人。但是我总感觉无论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都不是我内心真正想要的。这两年有幸近距离接触神韵的艺术家们，看着他们昼夜兼程，看着他们在剧院的每个角落甚至是昏暗的地下室练琴，看着他们背法炼功发正念，我明白了，其实我真正想成为的就是像他们一样助师正法的修炼人。在做神韵报道的时候，有些观众说她从神韵中看到了希望。我想，其实神韵不只是给世人带来了希望，也给修炼人带来了希望。
在我的生命中有幸遇到了很多同龄的小同修，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现在都已经是青年大法弟子啦。我们每个人因为各种各样的机缘和原因走入修炼，有的人把修炼当成从父母那里继承下来的习惯，有的人把修炼当成世间的一个精神寄托，而有的人能够真正的严肃对待修炼，勇猛精進。我想在某个时间点，我们每个人都会这样问自己，我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果你也在思考这个问题的话，不妨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助师正法的修炼人吧，精進实修，跟师父回家。
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2018年华盛顿DC法会交流稿）
师父好！
各位同修好！
我今年二十八岁，从二零一四年起开始修炼。下面是过去四年我的修炼历程。
得法
我得法的时候是在旧金山工作。那时候，我酗酒，加上其它的坏习惯，精神和身体状况江河日下。生活在这个尔虞我诈的现代社会，我感到极度失落，找不到出路。
然而，现在想来，尽管我的行为放荡不羁、令人遗憾，但师父一直在身边看护着我，直到机缘成熟，终于得法。
一天我漫无目地的走过旧金山的中国城，一位二十岁出头的华裔女士微笑着给了我两份传单：一份介绍称为法轮大法的打坐方法，另一份则是关于发生在中国的摘除器官的暴行。我高兴的接过了传单。
在那之前的几个月，我对古老的道家和佛家的教义产生了兴趣。事实上，我正在重读《道德经》。当我看到传单里金色的“真、善、忍”三个字，还有这个包括了佛道两家的功法后，我知道这正是我一直在寻找的。
回到家我就开始跟着网上师父的教学录像学起了炼功。我还请朋友把《转法轮》打印出来，以便于我阅读。当他一把打印好的书带回家，我就迫不及待地读起来。
那时候我不能说我理解了师父书中所讲的，但是我相信他说的每一个字，我知道他所说的都是真实的，而且可以做到。那种下意识的兴奋感真是如梦幻一般。
和旧金山英文法轮大法小组联系上后，一位同修开始跟我每周七天在一个公园里一起炼功和交流。我们也一起学法，并互相帮助从法上提高。我去掉了所有的坏习惯，师父开始给我净化身体。
有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里，我非常不舒服，好像整个身体消耗殆尽，全身发冷、虚脱、白天老想睡觉。然而，通过学《转法轮》和听师父的讲法，我知道我的身体正在被调整，所以我并不感到担心。
很快地，最初的身体净化结束了，我觉的像一个全新的人。我充满着感恩，兴奋地加入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行列中来了。
根除妒嫉心
由于我对妒嫉的认识肤浅有限，我从没有意识到我是个有妒嫉心的人。我觉的“我有我所需要的一切，有什么好妒嫉别人的呢”。
这个观念在我回爱尔兰的时候受到了冲击。当时我是去协助为一些重要人物播放一部真相纪录片。由于活动安排的仓促，准备工作紧张。我同时有一份全职的工作，也想把两边的事情都做好。但是情况变的困难起来，我要做的事不仅没变少，反而迅速增加。
当压力增加到我累得早上很难起来炼功时，我开始向内找为什么事情会开始变糟。我意识到我不想把任务分派给别人而只想自己做。表面上的理由是如果我不亲自做，这些事就做不好。我认识到这种思想已经是很自大和不理性的了。同修中人才济济，为什么我就一定比别人做得好？
進一步深入检查，我认识到我实际上是不想让同修们因为做的好而获得好评。我已经对同修们给我的鼓励和表扬产生了执着，以至于想要一直保持这种优势。我知道如果别的同修若因为完成任务好而获得表扬的话，我会妒嫉的。我可以预见到这种很不纯的思想会对我们要做的事造成严重的干扰。师父讲：“正传气功师他也不服了，满耳朵灌的都是人家夸他怎样有本事。谁要说他不好，他也不高兴了，名利心全起来了，他以为他比别人高明，他了不起。他以为给他这个功，是让他当气功师，发大财的，其实是让他修炼的。”[1]
于是我归正了这个想法并开始把任务分派给其他同修们去作，结果就非常好。我能够集中精力做协调工作了，而每项任务却完成的比我亲自完成的标准还要高。
因为要赶时间，我们要不停的工作，所以我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去更深的挖掘这个执着的根源。而只是在表面上把行为改正过来，让它不干扰项目的進展。
事后，我回想起我曾跟一个同修讨论过讲真相的计划。在我们讨论的整个时间里这位同修一直在抱怨别人。不管是谁，都会被这位同修说的一无是处。我知道这种行为并不恰当，但我以前又没见过这种现象。
想起这位同修的事，我认识到同修们这种行为是由妒嫉心造成的，更难以相信的是跟我也有关。当时我毕竟没对别人有负面想法，更不用说会大声讲出来。然而当我深入向内找时我发现尽管我没对别人产生负面想法，但我在心里有点喜欢罗列别人的缺点。每当我跟别人初次见面时我总会觉的不自在，直到我发现了对方的短处并无意间把这在我心底存档，以免将来会对对方的优点产生嫉妒。我认识到我的妒嫉心正如师父描述的那样“极其强烈，强烈到已经形成自然，自己都感觉不出来。”[1]
悟到这一点使我认识到妒嫉心不是那么狭窄，而是一种范围很广、无处不在的执着。它影响到我们对每件事的认知，还影响我们所做、所说、和所想的每件事。它的表现形式包括诋毁别人、不接受批评、高估自己、还有对别人粗鲁和不耐烦。
妒嫉心使我们跟别人攀比，总是把我们自己摆的高于他人，特别是在自己内心里如此。我们使自我膨胀，要不就是找别人的缺点，蔑视别人。
回头看来，我认识到这颗妒嫉心使我滋长出对任何曾经待我不好的人的恶毒的、无意识的怨恨。我也认识到我为什么让一个同修自己单独完成一个讲真相的项目，只是因为开始时我们有些个矛盾。
当我离开那个项目时，我给这个同修的借口是我常人的工作太忙了，不能去他那边帮忙。我在心里面也这样认为，维护着这个借口。真实的原因是我想以牙还牙，甚至这样会影响到救度众生。我猜很多同修或许已经注意到我的这些执着。的确，最令我担忧的是这些执着掩盖的如此深，都渗入到我的潜意识里了，以至于我都觉察不到。
面对妒嫉心，作为修行人我觉的我们对自身的能力要谦虚，对我们的成就要谦卑。同时要看重别人的优点而不是他们的缺点。我们不应该以借着帮助别人发现他们的执着为借口而怀着对别人的负面印象。这会使我们看不见自己的根本执着。
加入纽约英文大纪元
二零一八年一月份我很荣幸地开始为纽约大纪元英文版做销售主管。一到达我就感觉到这真是个真修的好地方。一个月后，我又被安排了一个我不太熟悉而但又要求很高的工作。
我的新工作是要对外联系接洽新的潜在的商业伙伴，向他们介绍我们公司，跟他们商谈生意。开始时我还能协助我们的经理来组织及主持会议。然而，很快他被调到西海岸去了，而另一个组员也必须调离。于是只留下我自己摸索着担负起我的新角色来。
头几周我是真的在摸索。我知道这个职务很重要，如果做不好会对忙于其它项目的梯队造成诸多不便。我开始安排和主持会议。然而，我感觉我讲真相的效果不好，而且我的表现又没经验又不专业。
我也开始在梦中和其它时空中遭遇各种干扰，压力开始增大。我知道我需要在我的修炼中要有个大的突破才行。师父说过：“心性上来了，别的东西都跟着往上上”[1]
在我向内找时，我发现当我来媒体工作时我有几个常人的追求。我想过我能不能找到个女朋友或妻子。我想过能不能交上几个好朋友共度时光。还想着通过听别人是怎么评价我的来更好的了解我自己。 “他们会认为我很精進吗？他们会认为我有什么技巧吗？他们会认为我有能力吗？”
我还有个很强的证实我自己的欲望。不管遇事大小我总会考虑这会不会影响我，会不会影响别人对我的看法。我这样想的越多，就造出更多的思想业来。这种状态持续到甚至细微的念头也会被用来证实自己。
在这时候，我学法时读到师父说：“其实我告诉你们，法正人间最后的时候啊，一瞬间什么都解体。什么钱哪？纸都没有嘞。”[2]
这行法真的把我唤醒了，使我意识到我们正在干的事情的严肃性和真实性。在这之前，我认为“救众生”是要把三件事做好的一种比方，有点像我们修炼过程中做各种事的总结。读过这段法后，我深深地认识到人们的真正生命都已生死攸关，如果我们悟不到这一点，不跟人们讲清楚所有将要发生的事情的严肃性，那么人们的真正生命就可能会永远消失。
我决心归正和清除我的常人的思想和追求。我开始采取一种更传统保守的方式和女性交往。我也把自己的修炼标准定的更高：每天学两讲法和炼两小时功。现在我发现学法越多反而就能抽出更多的时间学法。
我也发现我那许多不纯的想法，比如关于色欲、情、过好日子、证实自我都是思想业产生的。当我增加时间比如在地铁上或走路时来排除思想业，这些不纯的思想干扰就变的越来越少。
修出无求的轻松心情
我有幸能每天早上在大纪元办公室里学一讲中文《转法轮》。这有助于我迅速提高讲中文的能力。什么时候一有机会我就用中文跟中国人讲法轮功受迫害的事。常常机会来临时我会感到紧张，以至于我失去了很多机会。不过，通过这些失败，我学会了一些东西。
过去当我要跟中国人讲真相时，我准备好要说的每件事会在我头脑里紧张的搅和起来。而现在，每当我要变紧张时我就试着静下来什么也不想，而只想要打破那种生疏感。我发现这是一种自然的方法来开始对话。比如，我会说：“你好，你是中国人吗？”然后我会让对话自然而然地开展开来，从而了解对方。当我用一颗纯净的心讲真相时，我觉的师父在帮我。
师父说：“缺少智慧的时候啊，往往都是你在着急，脑袋急着要做一件什么事情、看的太重，就出现了另外的一种执著从而造成的。其实很多事情，你平心静气的、心平气和的去讲去说，理智的去对待，你会发现你的智慧啊象泉水一样往出流，而且句句说到点子上、句句是真理。你要一执著、一急、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什么心，智慧就没了，因为那时候又跑到人这儿来了，是吧？”[3]
我还把我的理解用到我的工作中。我刚到媒体工作时，我用了各种想法来鼓励我自己更努力工作。我会告诉我自己我要更集中精力，我要更精進，我要救那些所有我应该救的人。可是，当我跟同修分享我的想法后他们建议我工作时什么也别想；或许最好什么都别想，只是完成工作而不带动机和常人的思想。一个同修跟我分享说他们悟到这一点是来自师父的讲法：“你不想好事，也不能够想坏事，最好是什么也不想。”[1]
遵循这一原理，我现在处事带着一颗无求的轻松心情。我在开会讲真相时的效果也大大提高了。我觉的当我做事时心空了，还注意到现在那些听我讲话的生意人们也感觉更轻松了。
通过在大纪元的工作我的修炼迅速提高到一个或许要用多年才能达到的层次。我想推荐同修都到大纪元来工作，哪怕只是一个短期的经历。
回首我的修炼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旅程。四年就像四辈子一样！我无法用文字表达我对师父的感激。我只能说我充满了极度的感激。我会继续排除我常人的各种执着，实现我远古时对师父的誓言去救度所有的众生。
这是我有限的理解。请善意指出任何误解。
谢谢师父！谢谢各位同修！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2] 李洪志师父著作：《二零零三年元宵节讲法》
[3]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
（2018年华盛顿DC法会交流稿）
尊敬的师父好！
同修好！
我是台湾大法弟子，在此向师父和同修汇报十一年来参与神韵媒体报导的修炼心得。
我是二零零七年二月得法的弟子， 那一年，也是神韵到台湾演出的第一年，听同修们兴奋的说，“神韵要来了！”当时的我，对神韵是什么并不了解，只知道艺文演出对我来说很陌生，也不懂神韵的重要性，但仍积极的邀请亲友观赏。还记得第一次观赏神韵后的震撼，知道透过一场艺文演出，可以让人认识到法轮大法的美好、了解法轮大法在中国遭受无理的打压迫害，以及善恶有报的道理，虽然当时我还不知道如何做好“三件事”，但看着其他同修积极报名参与担任工作人员，我告诉自己，来年我也得跟上，尽快溶入到大法修炼的环境中。
同一年，师父发表了《二零零七年纽约法会讲法》，针对一名新学员问对“刚得法的弟子有什么建议？”时，师父说：“这个问题倒提的很好。刚得法的弟子啊，太幸运了。你知道你走進来的是什么样的群体吗？他们经过了严酷的考验走到今天。当然这个迫害还没有结束，毕竟没有那么多邪恶了，没那么猖獗了，压力没那么大了。但是不会因为你才走進来，修炼的标准对你会降低，所以在修炼当中一定要努力的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同时哪，救度众生，起到大法弟子的作用。要想做好这些事哪，就要学好法。努力的学法，就会跟上正法進程，就会堂堂正正的成为一个正法时期的、名副其实的大法弟子。”[1]这段讲法对我来说真是莫大的鼓励，虽然得法晚，但我明白了师父随时都在照看着弟子、知道弟子想的和担心的，只要照着师父的法去做，就能走稳修炼的路。
成立神韵报导听打小组
来年，在同修的推荐下，我参与了支持神韵报导听打的工作，因为年轻、打字快，正好可以协助记者们快速将采访后的声音文件整理成文字，有时一个晚上就得出三十至四十篇报导，和记者同修们一起熬夜通宵已是家常便饭。骑着机车、或是转几趟车到外县市支持报导的场景，仍历历在目。
随着参与报导的数量增多，也渐渐摸索出一套有效配合记者同修们的听打管理流程，同修看我很能吃苦，配合度高，便请我成立听打组、并担任协调工作，当时对协调人该怎么做并没有太多认识，但学生时期经常担任班级或社团干部，对于带领团队合作对我来说并不是太难的事，而我，也在过程中领悟到，在大法的项目中，协调人本身不仅仅是做到带领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必须“配合”整体的需要。
作为报导的其中一环，我们必须了解媒体对神韵报导的要求与原则，包括速度和稿件质量都必须跟上。师父说：“人们画的一切都带有作者本人的因素。艺术家的作品中，其个人的一切情况与被画者的一切情况都带在那个画上。”[2]我悟到，在听打的过程中，也必须自我要求摒除对记者同修的负面念头、或是对众生的想法等等，虽然只是進行打字的工作，但我们的一思一念都会形成物质灌注在稿件中，必须做到心无杂念、做好自己该做的、为法、为众生负责才行。
参与神韵报导听打组至今已经十一年，过程中也有同修跟我说过，一名研究生只是来做打字的工作实在太可惜了，我也曾经动摇过，认为这么多年了，记者同修应该自己成熟起来，不要靠“打字工”帮忙；又想，参与同修都已经成熟了，只要让他们知道如何配合记者，应该也可以自行运作得很好，可能不太需要我了吧。而教训来的是深刻的，其中有几次因为思想放松了，没有预先安排好人力，延误了整体出报导的时间，看着记者同修着急，一个人再怎么快，也就两只手，也难以挽回逝去的时间。
师父说：“作为这个项目总负责人，他自己修的好不好也很关键。他修不好了，那么就会影响到整个项目停滞不前、困难很多，所以这也很关键。”[3]我明白，这份看起来是简单的工作，但也是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路，透过参与听打的过程中听到了众生看完演出后那种得救的喜悦与感动，甚至能感觉到这些来自不同天体的高层生命，看到了神韵演出中深层的内涵，参与逐渐提高了对神韵的认识，也让我对大法的修炼增添了更多正念，我相信讲真相的项目不分大小或难易程度，都有修炼的因素在其中。
成立神韵报导翻译小组
二零零九年，在同修的邀请促成下，我同时成立神韵报导翻译小组，召集台湾有英文能力的同修们一起协助北美演出的翻译工作。因为时差的关系，我们得算好时间上线，等待北美的记者同修们提供采访档案，有时周末一天两场的演出，中间也可能联系不到记者，等待时间也长，一天下来经常是四至八小时不等、甚至更长的工作时间。我时常觉的自己一整天守着计算机实在太辛苦了，每个周末都不能出门，出门买个东西都觉的是很奢侈的想法，一开始参与翻译的那种殊胜的感受，完全被人心占据，一度想要放弃协调的工作。
但每当我想要放弃，我就想到，在北美的报导工作环境不如台湾舒适，剧院和酒店交通往返时间长、加上演出期间冰天雪地的环境对当地记者要实时出报都是很大的考验，想到这里，我总觉的我们只是待在计算机前做做翻译，饿了还能随时起身吃点东西，想到这里，我都告诉自己：实在没什么好抱怨的，等待的时间我应该抓紧学法、炼功，让自己更加纯净，而不是抱怨。
有一年，我很努力的查找自己协调中的不足，我悟到协调工作不是自己闷着头猛干，也不是用表面人的能力就能把事做好，协调人应该像一条绳子，要把这些如珍珠般珍贵的同修们串起来，安排好时间，安排好顺畅的工作流程、维护好同修们建立威德的环境，这样我们就能更好的形成一个整体，一起打一场漂亮的仗，我心里告诉师父，我一定要做得再好一些。那一年，奇迹似的，翻译工作比往常有效率，同修们都很准时的按照既定的排班上线，甚至可以多支持一些时间，平时忙碌的常人工作也会在需要翻译支持的时候突然有一段空档，既不耽误工作，也完成了翻译，这样的经验，让我难忘，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
师父说：“如果你们能够坚持不懈做好该做的，各方面都会逐渐的解决。因为新的学员，不管怎么样，也在不断的在走進来，他们渐渐的也会成熟起来，一旦成熟了，那就可以参与進来。你们一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你们在哪方面走对了、走正了，关着的门就得开，路就会扩宽。无论哪个项目，一路都是这样过来的。打不开的局面是配合不好、重视不够造成的。人心挡住了你们自己的路，所以一路走来老是磕磕绊绊的走不好、麻烦不断。就是因为人心太多，出现问题时维护自己而不是法。”[4]这次的经验让我更深刻的意识到，人的能力再好，做事时思想不在法上，想到的是自己，那就是为私的，就无法达到应有的效果，只有从法中生出的智慧才能带着我大步向前走。
支持韩国神韵报导
二零一四年，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大纪元同修找我一起去韩国支持当地的神韵报导。我心想，“我平时只是参与报导的后台工作，而且完全不懂韩国语啊，要怎么支持呢？”同修告诉我，当地人手不足，也没有经验，因为我打字快，当地也有做翻译的学员，我就配合他们的口译做中文听打，并可以协助同修参照北美翻译小组的运作模式建立工作流程，更進一步，可以采访当地说英文的西人观众，或是搭配口译学员做采访和编辑报导。我心中虽然充满疑问，但想到“同修有需要、大法有需要，先做了再说！”
第一年参与报导结束后，搭机回台时，我的座位临时被升等为商务舱，心中对师父的鼓励与保护，感动到无以言表。一年一年过去，渐渐的，我感受到修炼的路都不会白走的道理，过去走过的每一步路，都是让自己更加成熟、思虑更加清晰的基础，从小范围的协调到更大整体的配合。虽然和同修们说着不同的语言，但是我们都同修一部大法，有着同样的救人的心愿。这一转眼，就是五年的时间，每年我们都约定好，要去韩国和当地同修一起完成神韵报导的任务，已经不只是支持的心态，而是当作自己该做的事一样，好像史前我们彼此已经约好，在历史的这一刻，我们要在这里一起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心中总是感到无比的殊胜荣耀。
结语
我的常人工作是项目管理，非常讲究工作流程、方法和效率，在参与讲真相项目的过程中，发现学员们经常都是凭着一股信师信法的正念和热情在参与工作，却忽略了时间成本和人力问题，因为不重视，也可能无形中造成金钱和资源的浪费，甚至会有看不上同修的想法，认为他们专业度不足，也难以沟通。有时我会想，为什么在常人中看似有能力的我，在项目中却被安排了技术难度相对低的打字工作呢？正念不足时也会怀疑这样的工作在报导环节中是否必要？是否有造成人力的浪费？
师父说：“证实法中你们所做的很多了不起的事情都在宇宙的这段历史中记载着，每个大法弟子一点都不落下。可是如果你要注重常人表面的东西，那你就是执着、你就是人心。不要注重这些，你能默默的去完成好你所看到的不足，你能默默的做好你应该做的，你把那件事中不完善的部份自己默默的把它做好，众神佩服的了不得，说这个人太了不得！这才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5]
这段讲法对我来说有如当头棒喝，是啊，在整体配合中应该要“默默”的补足，而不是边做边说自己这样或那样的认识才是更好的，甚至带着狡猾的心态显示自己。
十一年来，我也发现，自己参与的项目越多，越需要提升学法、炼功和发正念的质与量，如果不做好，那经常会流于做常人表面工作，造成的结果就是一有空当儿，整个人就像泄气的皮球一样放松自己，没有项目忙时就落入几乎是常人的思想状态。师父说：“我们有许多大法弟子确实很疲劳，可是另一方面却不注意学法修炼，做了很多很多事却自己不修，就会感到疲劳，就会感到累、感到困难。其实我一直在讲，修炼不影响做大法的事，一定的。因为炼功能最好的消除疲劳，是使身体迅速恢复的最好办法。”[6]
向内找，根本上还是没有静心学法、没有从法上提升对法的认识。回想在韩国支持神韵报导的期间，除了演出期间和写报导之外，每天也和同修们一起互相督促，抓紧时间学法、炼功，虽然睡眠时间很短，但精神状态却保持得很好，也让我感到格外珍惜这份机缘，想想这或许也是师父的呵护与安排，但我总得自己持续在法中精進，不能老是让师父操心。
希望借此参与DC法会的机会，整理自己得法、证实法的修炼心得，并检视自己的不足之处，并希望透过参与法会，找到差距，和同修一起比学比修、敦促自己更加提升。
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八》〈二零零七年纽约法会讲法〉
[2] 李洪志师父著作：《音乐与美术创作会讲法》〈美术创作研究会讲法〉
[3]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十》〈再精進〉
[4]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十》〈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
[5] 李洪志师父经文：《再精進》
[6]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四》〈二零零三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
（2018年华盛顿DC法会交流稿）
印度北阿坎德邦Pauri Garhwal地区，今（1日）上午发生巴士坠谷意外，至少造成46死，另有9人受伤被送往当地医院急救，因部分伤患伤势严重，死亡人数恐进一步攀升。
事发在今天上午8点许（当地时间），一辆满载乘客的巴士在恶劣天气中坠入213公尺深的峡谷，车身断开两截，车顶被削去，车身严重损毁，不少乘客被抛出车外，尸体散落一地。。
由于出事地点十分偏僻，当地条件有限，救援工作十分困难。详细肇事原因尚待进一步调查。
银河系不仅很脏，而且还油滋滋！一项研究指出，星际尘埃的组成成分与油脂相似，估计整个银河系共有10^34吨的油腻物质，这样的量约可榨出4×10^36包奶油。不过，这些油脂与能够下肚的奶油不同，它们非常脏，而且可能有毒。随着科技发展，未来在太空漫步、星际间穿梭可能不是梦，但若碰上这些油腻物质，可就麻烦了。
这一项由澳洲新南威尔斯大学（UNSW）与土耳其爱琴海大学（Ege University）所进行的研究指出，这些油腻物质称为脂肪碳（aliphatic carbon）。而碳是宇宙中第4丰富的元素。
新南威尔斯大学化学教授史敏特（Tim Schmidt）表示，人们可以“把它想像成一种油腻的煤灰”，“它不是一种纯净的物质，也不是生物性的。它是由各式各样的东西所组成，你不会想要吃它。它像油腻的煤灰一般，会把东西给弄脏。”
史敏特说，我们所处的太阳系不存在这些油腻物质，因为有太阳风会将它们吹走。不过未来若开始进行穿越星际的旅行，太空船可能遭到油腻物质包覆，外部会因此变得黏黏的。这项研究不只显示太空中油腻物质含量比以往想像的还多，对于尘埃粒子如何黏附并形成行星，甚至成为行星表面生命起源成分的研究也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