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教育篇：魔鬼在毁掉我们的后代和未来（下）
目 录
2.共产邪灵渗透中小学教育
1）利用教育把学生变傻
2）进步主义教育是魔鬼的顺手工具
（1）从卢梭到杜威
（2）以“人性本善”为借口，对学生放任自流
（3）以“学生中心”为名，否定教师权威和传统
3）利用教育把学生变坏
（1）灌输无神论和进化论
（2）灌输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4）教育大规模引入心理操控
（1）心理学与教育学
（2）用道德相对主义混淆学生的价值观
（3）使学生变得麻木不仁——死亡教育、毒品预防教育
（4）淫秽的性教育
（5）以“自尊”为名放大自我中心主义
5）魔鬼渗透教育的多条路线和复杂手段
（1）美国中小学教育的控制权不断上移
（2）教师工会奖励平庸，阻碍改革
（3）在教育过程中排除家庭的影响
（4）用复杂术语误导家长和公众
（5）大规模的学科重组和教科书的迅速更新换代
（6）不断进行的教育改革是退一步进两步的斗争辩证法
3.魔鬼在东西方破坏教育殊途同归
结语：回归传统教育
2.共产邪灵渗透中小学教育
在教育领域，虽然共产邪灵下手最狠的地方是大学，但它并没有放松对中小学的侵蚀。它采用各种狡猾的手段把学生变坏、变傻，为进一步在大学里给他们洗脑做准备。把一代一代学生变得知识越来越贫乏，思维能力越来越差，这个过程历时百年，其始作俑者是杜威领导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其后的一波波教育改革大多没有脱离进步主义教育的藩篱。除了给学生灌输无神论、进化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美国的中小学教育还大规模引入心理操控，一方面破坏学生的传统信仰和道德，一方面灌输道德相对主义和一系列现代观念和变异的生活态度。魔鬼的代理人遍布教育的各个部门，他们采用了非常复杂的欺骗和强制手段，让学生和公众防不胜防。
1）利用教育把学生变傻
美国是民主国家，上至总统、议员，下至市长、镇长、学区委员等等，都是选民一人一票选出来的。民主政治是否能走上良性轨道，不仅取决于人民的道德水平，还取决于其知识程度。假如选民对历史、政治经济制度、社会问题等所知甚少，就无法明智地选出可以为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和根本利益着想的官员，就等于把国家置于危险的境地当中。1983年美国教育部委托一组专家，经过18个月的调研，写出一部名为《国家在危险中》（A Nation at Risk）的报告。报告的作者深刻地指出：“为了使我们的国家能够运作，公民必须能够在短时间内，在相互冲突或不完整的证据的基础上，就复杂问题达成一些共识。教育有助于形成这些共同的理解，托马斯·杰斐逊很久以前就在其著名的格言中提出了这一点：‘除了人民自己，我不知道社会的最高权力还有什么更安全的存放处；如果我们认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见识明智地行使权力，那么补救措施不是从他们那里拿走权力，而是要让他们增长见识。”对个人而言，知识贫乏、思维能力差就无法分辨魔鬼的谎言和欺骗。共产邪灵深知教育的巨大作用，因此渗透到教育体制的各个层面，把学生变傻变笨，以便于邪灵操控。
《国家在危险中》中写道：“我们社会的教育基础正在被平庸的浪潮所侵蚀，它已经威胁到国家和人民的未来”，“如果现在美国教育的平庸表现是一个不友好的国家强加给我们的，那么甚至应该把它视为一种战争行为”，“我们不仅让苏联卫星事件之后学生成绩的进步付之东流，而且毁掉了带来进步的最重要的制度基础。就其效果而言，我们不知不觉地进行了一场单方面的教育裁军”。报告引用一位学者的话指出：“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代人的教育技能不会超过、无法达到、甚至不能接近他们父母的水准。”[1]
报告列举了一系列令人触目惊心的数据：除了在国际考试当中常常垫底之外，2千3百万美国成年人是功能性文盲，即只具有最基础的读写能力，无法满足稍微复杂的生活或工作需要；功能性文盲的比率在17岁的青少年当中是13%，在少数族裔当中可能高达40%；从1963年到1980年，大学入学考试SAT（Scholastic Aptitude Test）成绩直线下滑，语文平均分下降50多分，数学平均分下降近40分；17岁青少年不具有高阶思考能力，近40%无法就阅读材料做出推理，只有1/5会写议论文，只有1/3能够解决需要几个步骤的数学题。[2]
80年代以后，美国教育界的有识之士发起“重回基础（Back to Basics）”运动，是否有助于挽回美国教育的颓势呢？2008年，埃默里大学英语系教授马克·保尔莱恩（Mark Bauerlein）出版了一本题为《最笨的一代人》的书，书的第一章综合了教育部和民间机构的考试和调查结果，从历史、公民常识、数学与科技、艺术等几个方面概述了美国学生的知识缺陷。2001年的全国教育进步评鉴（NEAP）的历史考试中，57%的学生的成绩“不及格（below basic）”，只有1%达到“优秀”（advanced）。令人惊讶的是，当考题问道哪个国家是美国二战中的盟友时，有52%的人选择了德国、日本、意大利而不是苏联。其它几个方面的结果同样令人大失所望。[3]
美国教育质量的大滑坡有目共睹。90年代以来，“弱智化（dumbing down）”这个说法出现在多本有关美国教育问题的著作中，成为探讨美国教育者绕不过去的一个概念。纽约市资深教师、教育研究者约翰·泰勒·迦图写道：“拿起一本1850年的五年级数学或修辞课本，你会发现那时的内容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水准。”[4]为了不使美国教育的成绩单显得过于难看，标准化考试机构ETS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不得不在1994年重新定义了大学入学统考SAT的分数。1941年SAT开始采用现代形式时，语文考试的平均分是500分（800分满），到90年代平均分已经下降到424分，于是ETS把424定义为500分，以避免让公众感到尴尬。[5]
教育质量的滑坡不仅表现在学生读写能力的下降上。由于基础知识的欠缺，美国学生的思维能力急剧下滑。美国学者托马斯·索维尔90年代指出，由于不良教育的影响，学生不光不会阅读、不会思考，甚至不知道思考是什么，因为他们“常常把思考和感觉混为一谈”。[6]与60年代那些侃侃而谈的反叛学生领袖不同，现在电视新闻节目中采访的参加街头抗议的年轻人很少能够连贯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诉求，缺乏基本的常识和思维能力。
学生成绩下滑的原因并非现在的学生没有以前聪明，而是因为被共产邪灵操控的教育系统在悄悄进行一场针对下一代的战争。《蓄意把美国弱智化》的作者、80年代在美国教育部担任高级政策顾问的夏洛特·伊瑟比特说：“美国人民不理解这场战争的原因是，战争是在背地里进行的——在我们国家的学校里，目标是被俘虏在教室里的孩子们。”[7]
2）进步主义教育是魔鬼的顺手工具
美国中小学教育的大面积背离传统开始于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其后，一代代进步主义教育家炮制出大量似是而非的理论说辞，改变课程设计，淡化教学内容，降低教学标准，造成了传统课程体系迅速解体，教育水平不断下降。
（1）从卢梭到杜威
美国进步主义教育之父是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而杜威受到法国18世纪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巨大影响。
卢梭主张人性本善，是社会造成了人的道德堕落。他认为，人生来是自由的、平等的，在自然状态下，人人都享有这一天赋的权利，只是在人类进入文明状态之后，才出现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特权和奴役现象，从而使人失掉本性。他主张对儿童进行所谓“自然教育”，即放任儿童的自然倾向，不对儿童进行宗教、道德、文化上的教育和引导。
众所周知，人性中善恶同在，如果不充实人性中的善，限制人性中的恶，人会无限放大人性恶，最后必然走到无所不为、无恶不作的地步。卢梭以其富于诗情画意和煽动性的词藻，迷惑了很多一知半解的浅薄之徒，其教育思想对现代西方教育的破坏性之大罕有伦比。
时隔100多年后，杜威又把卢梭开始的破坏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达尔文进化论影响下，杜威认为儿童也应该摆脱家长、宗教和文化传统的影响，自由发展，适应环境。在道德上，杜威是个实用主义者和相对主义者。他认为没有最高的和一成不变的道德，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感觉来决定如何行事。道德相对主义是让人脱离神给人界定的道德规范、从而走向败坏的第一步，也是极其重要的一步。
杜威是1933年《人本主义宣言》（The Humanist Manifesto）上面签名的33位人士之一。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不同，20世纪出现的人本主义的实质是无神论，一种世俗宗教。它建立在进化论、唯物论等现代思想之上，把人看成机器，或者是生物化学过程的总和。因此，教育要按照教育者的观念去塑造人、引导人，这种思想和马克思的“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大同小异，并无实质的不同。此外，杜威也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democratic socialist）。
美国哲学家西德尼·胡克（Sidney Hook）相信，“杜威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套认识论和社会哲学，这套认识论和社会哲学马克思本人只是朦朦胧胧地意识到的，在其早期著作中略有涉及，却从来没有阐述清楚。”[8]1921年，苏俄政府在如火如荼的内战当中，竟然抽空出版了一本62页的小册子，内容是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的节录。1929年，莫斯科第二国立大学校长阿尔伯特·P·平克维奇（Albert P. Pinkerich）写道：“杜威无限接近马克思和俄国共产党人。” [9]阿兰·瑞恩（Alan Ryan）在杜威传记中说，杜威“为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非极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思想武器”。[10]
进步主义教育直言不讳，要改变学生的人生态度。为了实现这种目标，他们对课程的设置、教科书的内容、教师的教学方法和师生关系都进行了重新的界定。进步主义教育鼓吹，以学生（或儿童）而不是以教师为中心，以个人经验而不是以书本知识为中心，以活动（project, activity）而不是以课堂教学为中心。美国保守派杂志《人事》把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列为“19和20世纪最有害的书”第五名，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杜威那里，传统学校培养学生品德和传授知识都不重要，他强调的只是（脱离基本知识的）思考“技能”。[11]
从进步主义诞生之初，一些深思远见之士就曾经对其进行批评，1949年出版的一本小书《疯狂地教书：门外汉看美国公立教育》（And Madly Teach: A Layman Looks at Public School Education），言简意赅地驳斥了进步主义教育的主要教条。[12]进步主义教育学家把批评者说成“反动派”，用各种方式进行打压，理屈词穷时则干脆视而不见。
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做了50多年的终身教授，在他主掌教师学院（Teacher’s College）期间，美国学校至少五分之一的中小学校长是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培训或获得高级学位的。[13]“进步主义教育”也从美国辐射全球。
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不同，杜威既没有做革命导师的野心，也没有发动世界革命的狂妄，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学者、教授，但他发起的教育运动却变成魔鬼最趁手的工具之一。
（2）以“人性本善”为借口，对学生放任自流
按照卢梭的教育理论，人生而自由、善良，但被社会变坏了，因此最好的教育就是放任自流、听任孩子自由发展的教育。
受卢梭思想启发，杜威以降的进步主义教育家常常把这样的观点挂在嘴边：不要把家长或者老师的价值观念强加给学生，让他长大后自己进行判断和选择。英国诗人柯尔律治（S. T. Coleridge）曾经精彩地反驳这样的观点：
（一位友人）认为，在孩子成长到能够自己进行判断做出决定之前，就对他的思想施加影响是很不应该的。我（诗人本人）带他（友人）去看我的花园，告诉他这是我的植物园。“这怎么可能？”他说，“到处都是杂草。”“哦，”我说，“这是因为它还没有成长到能够自己进行判断做出决定的时候。你看，这些杂草自然而然地长出来，假如我让土壤产生一种向着玫瑰和草莓的偏见，我觉得是极不应该的。[14]
机智的诗人用类比的方式向友人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美德和智慧是需要精心培养的，正如不料理花园只会让花园杂草丛生，放任儿童就等于把他们交给虎视眈眈的邪恶势力，是极端不负责任的表现。人性中善恶同在，孩子虽然相对成人来说天真单纯，但仍然有好逸恶劳、妒嫉、攻击性、自私等不好的方面。再说社会是个大染缸，把有着种种魔性的孩子放进五毒俱全的染缸，到“能够自己进行判断做出决定”的时候，恐怕已经沾染了大量的坏思想和坏习惯，再去管教已经为时太晚。
将放任自流的教育推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是1960年出版的一本教育学著作《夏山学校：一种极端的育儿方式》。这本书的作者亚历山大·尼尔1921年在英国创办了寄宿学校“夏山学校”，招收6-16岁的儿童入学。这所学校的特点是给学生以完全的自由。学生可以选择上课，也可以选择不上课；可以选择上这门课，也可以选择上那门课。尼尔的教育思想深受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鼓吹性解放最起劲的威尔海姆·赖希（Wilhelm Reich）的影响，两人常年保持通信联系。学校不仅在学术上、也在道德、纪律、男女关系上持极端的放任、反传统观点。男女生随便约会、同居，校方视而不见甚至提供方便。尼尔让员工和学生一起在户外泳池裸泳，他35岁的继子在学校教陶艺课，经常带不同的高年级女生同居。[15]尼尔在书中大言不惭地说，夏山学校每个大一点的学生都知道，他认为一个人不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享有完全的性生活。[16]他甚至暗示说，如果不是法律不允许，他干脆就让男女生混寝。[17]《夏山学校》一经出版，迅速成为畅销书，仅60年代就销售了300万册以上，几乎成了所有教师学院学生的必读“经典”。
中国古语曰：“严师出高徒。”西方的有识之士也发现，严格的老师往往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同时对学生的品行有更好的影响。[18]可悲的是，美国和许多其它西方国家受进步主义放任自流教育思想的影响，立法限制家长和老师管束学生。这就造成了今日的老师不敢管学生，学生的恶习得不到及时纠正，道德水准和学习成绩都急速下滑。
（3）以“学生中心”为名，否定教师权威和传统
教育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保持和承传人类的正统文化，教师在教育过程中具有承先启后的枢纽作用。“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取消了教师的权威地位，降低了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的重要性，其实是反智、反常识、反教育的。
进步主义教育工作者声称，教育要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自己进行探索，得出答案。传统教科书上的内容是人类几千年文明的积淀，岂是年幼无知的学生在短时间内能够探索出来的？这种荒谬的教育思想的真实用意是切断学生和传统文化的联系。否定了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权威就是否定了文明的传承。在这里魔鬼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黛西·克里斯特都鲁的《关于教育的七个迷思》分析批驳了七个流传甚广的错误观念，包括：（记忆）事实有碍理解；老师主导的教学是消极的；设计和活动是最好的学习法；教知识等于灌输等。[19]这些迷思大多是进步主义教育遗留下来的，但是经过几代人的承传，变得根深蒂固，成为危害教育的痼疾。克氏是英国人，其著作使用的大多是英国的例子，可见进步主义教育理念已经贻害全球。
仅以第一个迷思为例。现代美国教育把传统的重视记诵、练习的教学方式贬低为“机械记忆”、“死记硬背（rote learning）”、“练习到死（drill to kill）”，相信对此每个人都不陌生。卢梭在教育小说《爱弥尔》中率先提出反对记忆和书本学习（verbal lessons）观点之后，杜威以降的进步主义教育学家都从不同方向进行发挥和阐述。1955年美国教育心理学家本杰明·布鲁姆（Benjamin Bloom）提出著名的“布鲁姆分类法”，把人的认知分成从低到高六个层次：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创造，其中后三种能力因为涉及到综合运用，被称为“高阶思维（higher order thinking）”而备受推崇。我们这里不拟探讨布鲁姆分类法本身的优劣得失，只是想指出，自从该分类法被提出之后，进步主义教育家就以培养“高阶思维”为借口，越发淡化学校里知识的传授。
任何具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具备一定的基础知识是综合创新的基础，如果没有相当的知识储备，所谓“高阶思维”、“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都是自欺欺人的呓语。布鲁姆分类法恰恰为心怀叵测的进步主义教育家、不负责任的教师和懒惰的学生提供了一个貌似科学的借口。
“学生中心”教学法的一层含义是，学生凭著自己的兴趣选择学什么、不学什么，老师也应该教学生感兴趣的东西。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寓教于乐当然是每个老师都想追求的境界。但少年儿童知识尚浅，眼界有限，对于什么是必须要学的重要内容不具有足够的判断力。老师应该担负起引导学生的责任，使他们不断超越自己肤浅的兴趣和狭隘的视野。一味迎合学生肤浅的兴趣，只会造成学生的永久童稚化，这样的老师是在昧著良心欺骗学生和家长，其实也是对社会不负责任。研究发现，美国社会出现了成年人幼稚化的倾向。美国国家科学院2002年把青春期界定为从约12岁到30岁这段时期，麦克阿瑟基金会甚至走得更远，试图论证一个人34岁才算走向成年。[20]成年人的幼稚化，教育和媒体应当负主要责任。
进步主义教育降低教学要求的一个借口是，随着教育的普及，更多人上中学大学，不能要求他们达到以前学校的平均水平。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使教育适应民主社会是要使从前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人接受教育，而不是降低标准，让所有人平等地接受掺了水的劣质教育。进步主义宣称，用更有时代气息的课程取代没有用的古典课程，比如希腊语和拉丁语，但结果是大部分学校并没有引进高质量的与现代生活有关的课程，比如有一定深度的数理化课程、经济学、现代史等，被进步主义教育青睐的是跟学术无关的驾驶、烹调、美容、事故预防等等。进步主义教育倡导的课程改革、教法改革大多披着花哨的外衣，欺骗了不谙世事的学生和对学校、教师、专家心怀敬意的家长。
孤立来看，进步主义教育提出的某些教学方法，对于一些学科或某些教学内容而言，不无用处。但联系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具体背景和其效果就会发现，进步主义教育是利用一套说辞打击传统教育，从而变异教育并最终毁掉教育。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不同，杜威既没有做革命导师的野心，也没有发动世界革命的狂妄，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学者、教授，但他发起的教育运动却变成魔鬼最趁手的工具之一。
3）利用教育把学生变坏
1999年4月20日，美国科罗拉多州科伦拜高中两名高三学生在一场精心策划的屠杀当中，杀死了10名同学、1名老师，造成20多人受伤，两名学生在和警方对峙互射后自裁。惨剧震惊了美国社会，人们纷纷反思，是什么造成这两名学生如此冷血地反社会，竟然对自己朝夕相处的同学和老师痛下杀手？
留心历史的教育工作者观察到，60年代以前，美国学校的主要纪律问题是上课迟到、未经允许交谈、嚼口香糖等微小的行为问题，80年代以后，是酗酒、吸毒、婚前性行为、怀孕、自杀、帮派犯罪、甚至是开枪滥射。这种可怕的趋势令有识之士忧心忡忡，但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变化的真正根源，更不要说开出合适的药方。
美国青少年道德的变异和下滑是共产邪灵利用其人间代理人有意败坏的结果。
（1）灌输无神论和进化论
《本性难移的共产主义者》一书的作者、美国反共运动的先驱施瓦茨博士敏锐地观察到：“共产主义的三个基本信条是无神论、进化论和经济决定论。美国公立学校的三个基本信条是无神论、进化论和经济决定论。”[21]也就是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竟然成了美国学校的指导思想！
神造了人，同时给人制定了道德规范并规定了人的生活方式。信神敬神是一切道德的基础，也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的保障。共产邪灵败坏道德的最重要方式就是在学校里强行推广无神论和进化论。在中国和前苏联这样的共产国家，这种强制方法不难理解。而在美国，进化论也同样被强制推行。
共产邪灵的代理人在美国打着政教分离的幌子，反对在公立学校教授“神创论”而只能教“进化论”。公立学校不敢越雷池一步。这种教育无疑造成信神的人越来越少，人们越来越把进化论当成“科学真理”。
除此以外，从60年代开始，美国各地法院以“政教分离”为借口，把阅读《圣经》等行为从学校驱逐出去。比如某地法院裁定，除宗教话题以外，学生享有言论和新闻自由，而一旦涉及宗教，这种言论就是违宪的；在1987年的阿拉斯加公立学校，学生被告知不能在学校使用“圣诞节”一词，因为里面含有“基督”的字眼；1987年在弗吉尼亚州的联邦法院裁定同性恋报纸可以在高中校园分发，而宗教报纸不行；在1993年的科罗拉多斯普林斯，一个小学音乐教师被禁止教唱圣诞颂歌，据称这违反了政教分离原则。[22]
整部教育机器的反神倾向再加上几十年来“政治正确”之风的影响，美国在教材和考试材料方面的审查苛刻到荒谬的程度。教育史家黛安·拉维奇（Diane Ravitch）1997年曾在教育部下属的一个部门参与考试内容的审核。她惊讶地发现，一个著名寓言的寓意原来是“上帝帮助自助者（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由于其中出现了“上帝”一词，这句话被改写成：“只要有可能人们就应该自己努力解决问题。”[23]
美国的公立教育系统一方面以“政教分离”的名义把对神的信仰从学校里驱逐出去，另一方面以“科学”的名义，把毫无科学根据、漏洞百出的“进化论”当成不证自明的真理灌输给没有思想准备和抵御能力的孩子。大家都知道，孩子往往更相信老师的权威，有信仰的家长也常常教导自己的孩子尊敬师长，但被强制灌输进化论之后，孩子会挑战父母的信仰教育，至少不再把父母的信仰教育当成一回事，其后果就是学校把孩子从有信仰的父母身边硬生生地夺走。这是很多有信仰的家庭在子女教育方面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是学校的反神教育最邪恶的地方。
（2）灌输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本书第五章已经阐述了“政治正确”的实质。政治正确是魔鬼的思想警察，其实质是用一套变异的政治标准取代正统的道德标准。从30年代开始，共产主义思想开始缓慢进入美国学校。时至今日，在美国的教育系统里政治正确几乎已经取得了一统天下的统治地位，在具体实施当中，它表现出很多不同的形式，有的很有迷惑性。
出版于50年代的《高中的洗脑》（Brainwashing in the High Schools）一书的作者鲁特（E. Merrill Root）研究了伊利诺伊州1950-1952年使用的11种历史教材，发现这些教材把美国历史说成是富人和穷人、特权阶级和无权者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精髓”。这些书鼓吹建立一个世界政府，全球关怀超越于民族利益之上，最终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社会主义。[24]
据报导，明尼苏达州一个学区2013年采纳了一个名为“人人为人人（All for All）”的计划，把学区的工作重点从教学转向了“种族平等（racial equity）”。平等这里指的是种族身份政治，这种意识形态把少数民族学生学业欠佳归因于制度性的种族偏见和歧视，致力于消除“白人的特权”。该计划要求，所有的教学活动都以种族平等为出发点，只有具有种族平等意识的老师和管理人员才被雇佣。该计划从幼儿园开始实施，10年级英语课的主题是殖民地化，移民、种族、阶级和性别的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ions of Race, Class and Gender），而11年级的课程大纲宣称“本学年结束时，（学生）将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精神分析的方法分析文学作品”。[25]
加州于2016年7月通过了新的中小学历史及社会科学大纲，使得原已明显左倾的大纲更像左派意识形态宣传册。原本应该在历史和社会科学课上教授的内容，如美国立国精神、军事、政治、外交史都被刻意淡化或省略，反而深情款款地彰显60年代反传统运动，似乎这才是新的美国立国原则。在家庭和性方面，这个大纲非常反传统。以11年级课程为例，该大纲声称自己的重心为“针对种族、民族、宗教、性少数群体和女性的平等权利运动”，其实甚少提及宗教，反而大笔墨书写性少数群体，尤其是LGBT群体首度列入历史课程，成为11年级历史课程的重中之重。其腔调更倾向于支持“性解放”，如在关于爱滋病的部分里，该大纲暗示人们对爱滋病的恐惧，引发了“性解放运动”的退潮。[26]性占用了过多篇幅，排挤了其它更值得关注的内容，比如一战，学生能学到的不是美军在战争中的关键作用，而是美军士兵发现欧洲的性观念大快人心。[27]这个极左大纲充满对事实的歪曲和偏见，引导学生仇恨自己的国家。这个大纲在加州使用，对全国都带来负面影响。[28]
3）教育大规模引入心理操控
利用教育把学生变坏，还包括一种重要的手段，就是在教育中大规模引入心理操控（psychological conditioning），灌输道德相对主义。
1984年3月，数以百计的学生家长和老师参加了美国教育部在包括华盛顿特区、西雅图、匹兹堡等七所城市主办的“学生权益保护修正案”听证会。听证会的证词多达1,300多页，保守派思想家菲丽丝·施拉芙丽（Phillis Schlafly）将这些证词编辑为《教室内的儿童虐待》（Child Abuse in the Classroom）一书，于当年8月出版。
施拉芙丽用“心理治疗式教育（education as therapy）”来概括听证会证词涉及的问题。与传统的以传授知识为主要目的的教育不同，心理治疗式教育致力于改变学生的情感与态度，把教学时间用来玩心理游戏，填写关于个人问题的问卷，强迫儿童就自杀与谋杀、结婚与离婚、堕胎与领养这类成人问题做出决定。[29]
事实上，这类课程并非为了学生的心理健康而设，其目的是通过心理操控改变学生的价值观。
（1）心理学与教育学
现代教育学的基础是哲学和心理学。除了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以外，对现代美国教育有巨大影响的还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以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心理学，而法兰克福学派则综合了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学说。比如，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马尔库塞主张，正如在经济方面要消除“剩余价值”，在个人生活上也要取消“剩余压抑（surplus-repression）”。[30]他主张释放本能、放纵个性，帮助催生了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
深受上述几个心理学流派影响的国际卫生组织（WHO）第一任总干事、加拿大心理学家布洛克·齐硕姆（Brock Chisholm）在1946年的一次演讲中说：
每个文明中都存在着一种心理扭曲……它是一种阻碍人们看到和承认显而易见的事实的力量，这种力量使人产生自卑感、内疚和恐惧……能够产生这些变态的唯一心理因素是道德，是非、对错的概念……[这种]人为地强加的自卑、内疚和恐惧，通常被称为“罪（sin）”……这种情况造成了那么多人无法适应社会，并且感到不快乐。……摆脱道德意味着自由观察、思考和明智的行为……要想使整个种族摆脱严重的善恶负担，精神病学家必须承担最初的使命。[31]
齐硕姆从错误理论出发，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理论——为了解除人的心理痛苦，必须破除道德和是非对错的概念，而负责发起这场针对道德的战役的是精神病学家。不知是否受到齐硕姆的直接启发，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发明了“澄清价值观（values clarification）”课程，客观上起到了破除人类传统道德和是非观念的作用。
于是，杜威的道德相对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压抑学说，齐硕姆的心理学理论，汇成一个反对传统道德的大合唱，一起摧毁了美国学校的道德堤防。
（2）用道德相对主义混淆学生的价值观
很多70年代末期上学的美国人都记得这样一节课，老师让学生假想一个情境：沉船之后，几个人被迫乘上救生艇，有船长、几名儿童、一名怀孕的妇女、一名男同性恋等。由于救生艇超载，必须让一个人放弃求生的机会。老师让学生讨论让谁离开救生艇，也就是决定哪一个人应该放弃生命，而老师对讨论不做任何评判。
这是70年代出台的 “澄清价值观”课上常常使用的一个故事。这类课程，除了澄清价值观以外，还有决策制订（decision making）、情感教育（affective education）、探索（Quest）、毒品预防、性教育等。
《为什么强尼不能分辨对错》的作者基尔派翠克描述，这类课堂的讨论变成了无目的的自由交谈，观点来来回回，却永远没有结论。老师变成了脱口秀主持人，引导学生辩论诸如换妻游戏、吃人习俗、教儿童手淫之类的问题。这类课程引导学生抛弃在家里养成的价值观，却产生一种错误印象，即思想行为的对错是纯粹主观的，最终造成学生道德价值观的全方位混乱。这样的课程制造出道德观念的文盲，学生只相信自己的感觉，而不了解自己的文化。[32]
索维尔发现这些课程运用了大量极权国家给人民洗脑的手段。这些手段包括：①精神压力、强烈的刺激去敏化，破除情感或理智的抵抗；②把对象孤立起来；③操纵同侪压力检验学生从前（从家庭或者教会继承）的价值观；④剥夺个人的正常防御能力，如矜持、自尊、隐私感或拒绝参与的能力；⑤奖励对新态度，价值观和信仰的接受，这种回报可以表现为免遭其他人受到的压力，也可能采取其它有形无形的方式。[33]
索维尔指出，这类课程的共同点是鼓励学生背弃家长和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它们以一种中性的或者说“不加判断”的方式进行，不寻求区分“对”和“错”，而是要寻找对个人来说什么感觉良好；其重心是个人的感觉，而不是社会或理性的规范。[34]
（3）使学生变得麻木不仁——死亡教育、毒品预防教育
1990年9月，美国ABC电视台播放的一个节目使观众感到极大不安。一所学校组织学生到殡仪馆参观死者的遗体，而且让学生触摸尸体。这是新潮的死亡教育（death education）的一部分。[35]此外，毒品预防教育也变得相当普遍。
死亡教育的常用方法还包括：让学生写自己的墓志铭，设计墓碑，挑选棺材，安排葬礼，写自己的讣告等。死亡教育使用的调查问卷包括这样的问题：“你愿意怎样死亡？”“你将什么时候死亡？”“你认识任何因暴力而死的人吗？”“你上次悼念别人是什么时候？你是哭了还是默默地感到痛苦？你是独自一人还是和别人一起悼念的？”“你相信来生吗？”[36]显而易见，问题和学习无关，是为了了解学生的人生态度，宗教信仰，性格特点等等，有些问题本身就具有引导性，会对十几岁的少年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据说死亡教育可以培养学生对待死亡的正确态度，可是全国出现了多起上过“死亡教育课”的学龄儿童自杀的案例。虽然没有证据证明自杀与死亡教育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家长有理由怀疑，给心理不成熟的中小学生讲述太多有关死亡、自杀等问题，会使心理脆弱的学生产生绝望感和忧郁的心理状态，最终触发了他们的自杀。
1976年，斯坦福大学的理查德·布鲁姆（Richard Blum）博士进行了一项为期四年的研究，发现上过一个名叫“决定”（Decide）的毒品预防课程的学生反而没有对比组（即没有上个该课程的学生）对毒品的抵制力大。[37]1978年到1985年之间，斯蒂芬·儒尔斯（Stephen Jurs）教授进行了一项研究，比较上过“探索”（Quest）课程的学生和没上过该课程的学生吸烟和药物滥用的情况。他发现，对比组的吸烟和药物滥用或者是保持稳定，或者下降。[38]
既然死亡教育、毒品预防教育都没有达到教育者预期的目标，其真实目的何在呢？这些课程的真实目的也是把孩子变坏。少年儿童具有强烈的好奇心，但没有坚实的道德基础，新奇的课程内容会会引导小孩寻求刺激，走向堕落；同时它们也会把学生变得麻木不仁，让学生对社会上发生的暴力、色情、恐怖袭击、道德堕落等现象见怪不怪，对邪恶的容忍度无限制下滑，这跟魔鬼用艺术表现暴力、色情、堕落的动机是一样的。
（4）淫秽的性教育
在东西方的传统中，“性”在公众场合是一个禁忌的话题。神给人定下的道德规范要求性行为只能发生在婚姻之内，其它形式的性行为被视为违背神的诫命的淫邪。这就决定了“性”和婚姻不可分离，在正常社会不可能是一个公众话题。传统社会中，对于不到婚姻年龄的青少年只有青春期生理教育，并不需要今天的所谓“性教育”。
现代意义的“性教育”是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格奥尔格·卢卡奇首先在社会上大规模推行的，目的是借此颠覆传统西方价值观。1919年，卢卡奇在短命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担任文化部长。他在学校开展了一项激进的性教育计划，以露骨的方式指导青少年“自由性爱”（滥交）。[39]
魔鬼在1960年代掀起的“性解放”运动颠覆了西方的传统性道德观念，一时间性传播疾病和少女怀孕率飙升。在此背景下“好心”想要解决社会问题的人们推出了“性教育”。但在排神的教育系统中，这种侧重于“安全”（防止疾病和怀孕），并且和婚姻无关的“性”教育从一开始就和性道德脱离，这也使其很容易滑入卢卡奇式“性教育”的轨迹，成为邪灵利用来败坏青少年的工具：把婚姻之外的乱性、同性恋等观念以“常识”和“科学”的名义灌输给年轻学生，让下一代在完全背离神的路上“自由”放纵。这些名目繁多、从小学开始的“性教育”已经系统地扭转了神留给人的性价值观，包括家庭、责任、爱、贞洁、羞耻感、自我控制、忠诚等。
在具体操作中，杜威的“在实践中学习”进步主义教育理念恰好成为魔鬼的趁手工具。“专注于孩子”（Focus on Kids)，一个由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大力推广的“性教育”课程，推荐教师在学生团队之间举办“避孕套比赛”：团队中的每个人都必须将避孕套套在成人玩具上并将其取下，看哪个团队首先完成。[40]
根据“你应该骄傲！负责任！”（Be Proud! Be Responsible!），另一个疾病控制中心认可、由“计划生育联盟”（Planned Parenthood）等多个性教育组织大规模推广的教程， 学生要进行角色扮演：两名女生一起开始商量“更安全的性行为”。 “学生主导的学习”，另一个进步主义教育理念，也被利用：同一教程中教师被告知让孩子们“脑力激荡讨论（性伴侣）亲密接近的方式。讨论列表可能包括……（互相）按摩，一起洗澡，一起手淫，性幻想，一起看色情电影、阅读色情书籍和杂志……”[41]对大多数心底还保留点传统伦理的人来说，很难区分这种课程到底是教育还是儿童色情。
上述教程的主要推广者“计划生育联盟”组织是美国最大的性教育教程和教材提供者，在全世界12个国家有分会。该组织也是激进的“堕胎权”鼓吹者。其前身是美国避孕联盟（American Birth Control League）。其创立者玛格丽特·桑葛（Margaret Sanger）是一位激进的社会主义者，憧憬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并前去“朝拜”。她是“性爱自由”（乱性）运动的强烈拥护者，在首次发生婚外情之后，她感叹“真的感受了自由”；她主张女性拥有“成为未婚妈妈的权利”，甚至写信鼓励自己16岁的外孙女乱性，还说做爱“每天三次比较恰当”。她创立避孕立法组织正是基于自己淫荡生活方式的需要。在该组织推出的现代性教育教程中，我们不难看出共产邪灵主导的“性爱自由”理念的烙印。
《这完全正常！》是一本销量百万、被翻译成30种语言，在全世界广泛使用的性教育教材。全书用上百张全彩的裸体卡通图文并茂描述了自慰以及两性和同性之间的各种正常、非正常性行为的动作和心理、生理感受，以及各种避孕措施和堕胎。作者宣称“孩子有权知道”所有这些信息。[42]该书的主题是各种性行为都是“完全正常”的选项，不做任何道德评判。
一本广泛使用的初高中性教育教材中，作者告诉孩子，有些宗教认为婚姻以外的性是有罪的，“你得自己决定这些信息对你来说有多重要。”[43]一言以蔽之，一切价值都是相对的，是非对错由你自己定！
今天的美国公立学校基本上有两大类性教育课程，一类是前述主要性教育组织大力推动的“全面性教育”，包括性行为、避孕、防止性病的教育，另一类是节制欲望教育（不谈避孕话题），鼓励学生节制欲望，将性行为延迟到结婚。
不可否认，社会道德，尤其是性观念普遍变异，对神的信仰式微，媒体、互联网上色情资讯泛滥，无一不在拖着孩子滑向堕落的深渊。
在今天排神思想主导教育界的情况下，大多数奉行“价值中立”教育思想的公立学校不愿或不敢教育孩子婚姻之外的性行为是可耻的、不道德的，不敢以神的诫命作为根本来教育孩子是非对错。即使节制欲望教育也只能从未成年人生理心智发育不完全、性病和青少年怀孕对身心的危害，以及保持贞洁对于未来婚姻关系的重要性等等道德之外的角度劝说，当然效果也会打折扣。
性教育今天在西方依然是个热门话题。社会各界的讨论都围绕“安全”这一主题，专注降低少女怀孕、性传播疾病这两大指标。然而学校里公开教授少年儿童“性知识“本身必然导致和婚姻分离的“性”，违背传统的性道德。但即使这两大指标因此下降为零，就真的“安全”了吗？性观念比美国更加“开放”的欧洲，确实通过“有效”的性教育，做到了少女怀孕率低于美国。有人对此高兴，有人对此忧虑。不论哪种结局，魔鬼都达到了败坏人类道德的目的。
（5）以“自尊”为名放大自我中心主义
60年代以来，一个新的教条在美国教育界大行其道，在教育大滑坡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就是所谓“自尊（self-esteem）”。
“自尊”的表面意思是因自己的能力或成就出众而产生的自信和尊严感。但是美国学校倡导的自尊却似乎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司徒特（Maureen Stout）博士的《自我感觉良好的课程设计：以自尊为名降低难度》中描述了目前学校非常普遍的现象，学生们关注自己的分数而不是关注自己到底学到了什么和付出了多少。为了迎合学生的分数要求，教师们不得不降低教学要求和考试的难度，但这只会让不努力的学生更加不努力学习。作者的同事们对这种现象习以为常，甚至认为学校如同子宫一样，是一个隔绝外界的所在，以便学生获得心理安慰，而非智力的发展。所有的关注点都是学生的“自我感觉”、只是照顾学生的情绪。[44]
正如很多论者指出的，“自尊”的教条混淆了原因和结果——自尊是努力的结果，而不是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换句话说，不是因为感觉良好而成功，而是因为成功而感觉良好。
这种错误的“自尊”观念是60年代以来心理治疗式教育的副产品，其后果是培养了大批具有“权利意识”的“受害者意识”（sense of entitlement and victimhood）年轻人。司徒特博士用通俗的语言刻画出这种常见的心态：“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想什么时候做就什么时候做，没有人或事可以阻挡我。”[45]
美国教育以貌似充满温情与关爱的“自尊”之名放大自由观念和自我中心主义，培养出不讲道德、不负责任、只关心自我感觉而不考虑他人感受，只重享受不想付出的年轻一代，已经对社会道德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5）魔鬼渗透教育的多条路线和复杂手段
（1）美国中小学教育的控制权不断上移
美国建国后很长时间之内，联邦政府并不插手教育，教育是教会和各州的事情。联邦政府成立教育部始于1979年。此后教育部的职权不断扩大，时至今日，教育部对教育政策的操纵权、教育经费的划拨等方面的权力都远超从前。曾经对教育拥有很大发言权的家长、学区、州政府，不得不越来越多地听命于联邦政府的官员，换句话说，家长和学区渐渐丧失了对教什么、怎么教的决定权。
必须指出的是，权力是中性的；权力的拥有者可以运用权力做坏事，也可以运用权力做好事。单纯的权力集中不一定是坏事，还要考察拥有权力的人和机构是如何运用权力、或者运用权力达到什么目标的。美国教育的权力集中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共产邪灵也千方百计地渗透进各级政府，尤其是政府高层当中。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做出错误的决定，影响面就会很大，并且少数清醒的个人很难与之抗衡。
教育集权化带来的一个后果是，主管教育的官员在短时间内无法看到教育政策的历史发展过程和其影响范围。很多人的业务范围十分有限，即使一些事件引起了他们的疑惑，但大部分人都没有时间、精力、资源和勇气去追根究底。即使有些人对政策表示质疑，但手里没有拼图的其它部件，他们面对上级的时候除了唯唯听命，很难有所作为。[46]每个人都成为庞大机器上的一部分，他们不易看到自己的决策或者行为会给学生或者社会造成什么后果，慢慢地淡化了自己的道德承当，邪灵此时正好乘虚而入，各个击破。
此外，教师学院、出版社、教育认证机构、教师认证机构等部门都对教育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因此也成为魔鬼渗透的目标。
（2）教师工会奖励平庸，阻碍改革
本书第九章讨论了共产邪灵对工会的操纵和利用。美国的教师工会也成为教育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教师工会关注的不是如何提高教学质量，不把学生的成绩与教师的业绩挂钩，而是成了奖励失败、保护不称职雇员的职业组织，让许许多多想要在教育事业上有一番作为，真正为学生付出的教师成了牺牲品。
特蕾西·贝利（Tracey Bailey）是佛罗里达一所高中的科学老师，1993年获得总统颁发的年度国家教师奖。美国教师联合会主席说他很高兴他的工会成员获此殊荣。然而真相是贝利已经退出了工会。她相信大型的教师工会正是造成美国教育失败的关键原因，工会本身就是问题而不是解决方案。她说，工会只是保持现状的特殊利益集团，奖励平庸和无能的系统的一根支柱。[47]
美国的主要教师工会资金充足，影响力巨大，位列最重要的政治游说团体之中。教师工会成为阻碍教育系统内部良性改革的主要阻碍。以全国教育协会下属的加州教师工会（CTA）为例，它有庞大的资金可以通过法律和政治捐款等手段来实现其主张。1991年，加州想要在本州宪法中加入第174号提案（Proposition 174），允许家庭使用政府提供的入学金券（school voucher）从而自由选择学校入学。结果CTA大力阻挠该提案。一家汉堡连锁速食店曾为174号提案捐款25,000美元，CTA就强迫学校解除与该公司的商业合同。[48]
（3）在教育过程中排除家庭的影响
共产主义一个很重要的教育理念是从孩子一出生就把他从父母身边带走，由社区或者国家统一养育。实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是魔鬼用了很多变通的办法，悄悄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在共产国家，邪灵鼓动学生与资产阶级的父母断绝关系，或者用应试教育延长学生在学校的时间，减少父母对儿童的影响。在西方国家排除家庭的影响采用了不同的方式，比如尽量延长学生在校时间，降低儿童入学年龄，不让学生把课本和学习材料拿回家，不鼓励学生把有争议的内容讲给家长听。
“澄清价值观”类课程离间学生和家长之间的关系。比如一个参加“探索（Quest）课程的学生家长反映说，“好像家长永远是被用负面的方式呈现的。故事有可能是关于一个父亲和他的孩子，父亲总是十分专横、过于严厉，总是不公正。”这些课程的潜台词往往是：“你父母不理解你，我们才真正理解你。”[49]
有时由于法律规定，学生参加某些活动必须首先取得家长的同意，这时学校往往用一些误导的、模棱两可的语言让家长难知其详。如果家长抱怨，学校当局或学区有一整套办法拖延、推诿、敷衍，比如说家长不具备教育的专业知识、别的学区都在做同样的事、整个学区只有他们一家人抱怨等等。一般的家长都没有时间和资源和学校或学区耗下去，而且学校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学生过几年长大也就离开这所学校了，家长一般会选择息事宁人，隐忍不发。况且孩子是学校的人质，家长不敢过分得罪学校当局，只好忍气吞声，不了了之。当家长抗议学校的做法时，学校或者学区就给家长贴上“极端分子”、“捣乱者”、“宗教偏执狂”、“狂热分子”、“法西斯分子”等等标签。这样做可以吓阻其他家长，使他们不敢发出反对的声音。[50]
（4）用复杂术语误导家长和公众
前文引用过的伊瑟比特的《蓄意使美国弱智化》一书开篇就指出，针对美国年轻一代的战争，其主要策略有三：黑格尔式的辩证法（退一步进两步，必要时妥协，用间接方式达到目的等——引者注）；渐进主义；语义欺骗，即重新定义语词蒙骗对方，使对方糊里糊涂地接受不利于自己的条件。
施拉芙丽也发现了这一现象。她在《教室内的儿童虐待》一书序言中说，心理治疗式的课程使用了一种特殊术语，防止家长了解课程的真正目的和方法。术语包括：行为调整（behavior modification）、高阶批判式思维、道德推理（moral reasoning）等等。[51]几十年来，美国的教育工作者制造了大量令人眼花缭乱的术语，像“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合作式学习（cooperative learning）”、“经验式学习（experiential learning）”、“深度理解（deep understanding）”、“解决问题（problem-solving）”、“探索式的（inquired-based）”、“以成果为基础的教育（outcome-based education）”、“个人化学习（personalized learning）”、“概念式理解（conceptual understanding）”、“程序式技巧（procedural skills）、“终身学习（life-long learning）”、“学生-老师交互式教学（student-teacher interactive instruction）”等等，不一而足。单独看来，有些概念不无道理，但联系语境考察使用这些术语的后果就会发现，它们背后的真实目的是抹黑传统教育，推进教育的弱智化。所以究其实质，它们都属于言在此而意在彼的所谓“伊索式语言”、“奥威尔式语言”。解读这类语言的诀窍在于“想想它的反面”：“深度理解”就是掩盖连表面都不太理解；“终身学习”就是掩饰眼下的学习不太成功。其余仿此。[52]
（5）大规模的学科重组和教科书的迅速更新换代
60年代出版的《没有人敢叫它叛国》分析了三十年代的一次教科书改革。这次改革把历史、地理、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的内容都综合到一套教科书当中。这套书抛弃了传统教科书的内容、理念和编纂方式，贬低美国英雄和美国宪法、反宗教、鼓吹对个人生活的社会主义式控制。[53]
这套教材因为过于庞大而且不属于任何一个传统学科的范围而没有受到各个学科专家的关注。很多年后，当公众认识到问题起而反对时，已经有500万学生学习了这套课本。现在美国的中小学，历史、地理、公民常识（civics）等变成一门“社会研究”（social studies），其背后的思路是一样的。
坚持原来的学科界限，使任何对教科书的修改都变得一目了然，必然受到专家和家长的质疑和抵制。把原来的几个学科混杂在一起，新编的教材不属于任何一个传统学科，专家难以对超出自己专业的内容进行判断，使教科书通过审核被学区和社会接受变得相对容易很多。十几年、二十年后，也许会有人发现这套教科书背后的阴谋，开始发声的时候，学生已经长大成人，老师已经习惯于新的教材和教法，要想改回去已经绝无可能。即使有少部分人认识到教科书的严重缺陷，他们的声音也很难被社会大众听到，更不可能影响教育的决策过程。如果反对声音很大，正好趁机发起下一轮改革，进一步稀释传统内容，塞进左派观念，几轮改革下来，新一代学生已经离传统隔了好几个层次，不可能再走回头路了。
美国教科书的更新换代速度非常快。有人说是因为知识的更新换代加快，但事实上中小学阶段学习的基础知识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那么为什么还要出那么多不同的教科书，教科书还要不断再版呢？表面原因是出版社互相竞争，为了追逐利润，不让学生多年重复使用同一套教材而使出版社没钱可赚，实际原因和学科重组的原因相似，都是为魔鬼变异教材提供便利条件。
（6）不断进行的教育改革是退一步进两步的斗争辩证法
从五六十年代以来，美国教育像走马灯一样，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但是这些改革并没有带来期望中的教育质量的提升。1981年美国学生的SAT成绩达到了历史最低点，触发了《民族在危机中》这个报告的出台，也触发了教育的“重回基本”（back to basics）运动。为了改变美国的教育窘状，90年代之后的几届政府都相继出台了规模宏大的教育改革，但都收效甚微，甚至缘木求鱼，抱薪救火，不但于事无补，反而带来更难以解决的问题。[54]
我们相信，绝大部分参与教育改革的人士都真诚地想为学生和社会做一些好事，但由于受到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常常事与愿违，很多这样的改革从效果上都推进了魔鬼的计划。正如魔鬼在其它领域的“改革”一样，魔鬼渗透的教育改革并不期待“毕其功于一役”。改革的成功并不是它的目标，事实上，每一次改革从设计之初就是注定要失败的，好为下一次“改革”提供借口。每一次改革就是更深一层变异，直至彻底让人远离传统。这就是魔鬼“退一步进两步的斗争辩证法”。不要以为到那个时候，人们会为传统的沦丧感到惋惜。不，当你提起这个话题的时候，人们只会天真地问：“传统，那个词是什么意思？”
3.魔鬼在东西方破坏教育殊途同归
共产邪灵败坏教育的目标，在西方是通过进步主义教育，耐心等待上百年，经过了几代人逐步达到的。中国虽然有五千年深厚的文化传统和积淀，但邪灵利用特定的历史条件造成当时人们的急功近利的心理，诱导中国人采用了激进的手段，在数十年间迅速割裂传统，让人摒弃传统价值，达到败坏教育的，败坏人类的目的。
20世纪初， 当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开始腐蚀美国不久，他的中国弟子们也纷纷学成回国，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锋。利用当时中国人的自尊被西方船坚炮利横扫，知识分子急于寻求民族自强之路的善良愿望，魔鬼引诱中国人掀起了一场激烈否定传统的所谓“新文化运动”。这其实是一场文化破坏运动，是6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预演。“新文化运动”有三位主要代表人物，他们分别是杜威的弟子胡适，后来的中共创始人之一陈独秀，以及后来被毛泽东誉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的鲁迅。中共另一位创始人李大钊在后期也成为这场文化运动的主要打手。
新文化运动以中国传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弊端为借口，将中国的百年积弱归咎于传统“纲常名教”，以“打倒孔家店”为主张，将传统文化视作“旧文化”，将一切西方文化视作“新文化”，以“科学”和“民主”的口号批判传统信仰。这场运动成为随后更激烈的“五四”运动之先导，掀起了彻底颠覆传统伦理价值的第一波浪潮，同时为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入侵中国，生根、发芽和壮大奠定了基础。在教育界，新文化运动带来最大的危害之一是“白话文”运动。在胡适的提倡下，小学国文教育完全改成白话文。这样，一代人之后，多数中国人几乎读不懂古文，《周易》、《春秋》、《道德经》、《黄帝内经》等等传统经典只是学者专业研究的内容，与普通学生无缘，中国辉煌五千年的文明成了摆设。
神在中国文化发展中安排了书面语言（文言文）和口语分离。中国历史上经历多次民族大融合以及文化重心的地理迁移，从而使口语不断发生变迁。但由于写文章用的文言文和口语分离，使其保持大体上连续不变。清代的学生依然可以读懂宋代、唐代乃至先秦的典籍。这使中国文化传统藉文字而延续数千年不断。共产邪灵诱骗中国人从语言上斩断自己的文化根基，同时和口语合而为一的白话文也使其易于进一步掺杂变异语言，把中国人进一步推离传统。
中共建政前后的“扫盲”教育以及普及文化的初等教育，直接采用直白的洗脑灌输，扫盲班和小学一年级学生学的头几句话就充分体现“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毛主席万岁”，“万恶的旧社会”，“万恶的美帝国主义”……这和渐进主义教育在儿童读物中掺入“海瑟有两个妈妈”等变异理念，方式上虽有鲜明的对比，本质上都是意识形态的灌输。前一种方式教育出来的孩子长大之后会主动维护中共暴政，在互联网谩骂攻击谈论普世价值的人；后一种教育氛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以“歧视”为由不允许发言者谈传统理念。
中共建政不久便开始“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重点是大中学校园。其主要目的是改造知识分子的人生观，强迫他们放弃传统道德准则，放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观，采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看待世界、人生。尤其是“旧时代”培养出来的教授，要反复检讨、坦白，接受同事、学生的揭发、批判，连潜意识中隐藏的“反动思想”都要清除——那不是“微攻击”而是“猖狂攻击”无产阶级。当然这比“敏感度培训”要激烈得多，一些人甚至无法忍受羞辱和压力而选择自杀。[55]
随后，中共在大学开展了“院系调整”，大量压缩、合并、取消原大学里的哲学、社会学等人文科系，许多综合性大学只剩下苏联模式的理工科，因为若延续民国时期自由的学术氛围造就的人文科系，教授学生对政治、社会问题必然有独立的思想观点，这是中共暴政无法容忍的“威胁”。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成为所有学生的必修课。整个过程在两三年之内完成，这和魔鬼在西方通过一代人创造以意识形态灌输为目的的新学科，从而将马克思主义思想塞进大学，动作相反，速度差异很大，但效果却差相仿佛。
中共1958年开始“教育革命”，其突出特点是：首先，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破除对资产阶级专家的迷信”，在党委领导下组织学生编写教学大纲、教材。北大中文系60个学生经过30天时间，就编写了一部长达70万字的《中国文学史》。[56]这充分实现了进步教育强调的以“学生中心”、“探索式学习”、“合作式学习”的教学法，学什么、怎样学都由学生自己商量决定。目的很明确，就是破除对权威的“迷信”（实质是灌输反传统理念），放大学生自我中心主义，为下一步文革中“造反”打基础。其次，强调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各学校都办工厂，在大跃进高潮中师生大炼钢铁、开垦农田。连人民大学这样的纯社科大学都办了108个工厂。这名义上是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learning by doing），实际上是让学生啥也学不到。
此后的“文化大革命”，学生被发动起来，砸碎一切和传统文化沾边的有形和无形的文化遗产（详见本书第六章），和西方反文化运动遥相呼应。文革爆发后，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在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中共于1966年6月13日下发大学招生改革的通知，实施“纠偏行动”：取消大学入学考试，大量招收“工农兵”学生。文革中电影《决裂》反映了这种招生改革的理由：一位贫农出身的青年文化水平不够，但凭两手干农活磨出硬茧而获得入学资格。校长认为“文化低，能怪我们吗？不能！这笔账只能算在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压迫者）身上！”当代西方就有教授发表论文表示数学考试会导致种族歧视（因为某些少数族裔学生数学成绩比白人学生低）。[57]也有教授发表论文说按照男生更高的数学水平要求所有的学生，造成对女生的性别歧视。[58]凭硬茧上大学和将数学成绩低归罪于为种族、性别歧视，都是魔鬼把学生弱智化的手段。
文革之后中国恢复了高考。从此“高考”成为教育的指挥棒，中小学教育完全以高考为最终目的。大批学生在这种功利教育制度下成为只会考试的机器，没有独立思考能力，也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一直是挥之不去的必考科目。在和传统断绝的学生头脑中，是非善恶完全按魔鬼的标准衡量。因此911恐怖袭击之后，大批学生欢呼；小学生宣称“长大要当贪官”；大学生卖淫、代孕成为各大学的新风景线。魔鬼已劫持了我们的下一代。
结语：回归传统教育
教育是承载着一个国家、民族与人类文明的未来，是百年、千年大计。回顾百年来的美国教育，在共产邪灵的渗透和影响下，已经千疮百孔，家长、老师被限制得无法给予学生很好的教养，本应让他们成才的学校成为放纵学生、把他们引入歧途的重要场所。学生道德的缺乏、技能的低下、脆弱心理承受能力与各种恶习、乱像、反传统与反社会的风潮让全社会感到揪心。共产魔鬼正在吞噬人类的后代与未来。
出版于1958年的《赤裸裸的共产党人》列出的45个共产党的目标中关于教育的目标是：“控制学校；把学校作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宣传的传送带；弱化课程；控制教师联合会；把党的路线写进教科书。”[59]放眼美国教育，这些目标不仅已经实现了，而且情况更加严重。由于美国的强大政治经济实力，美国文化也是全世界其它国家仰慕和效仿的对象，大部分国家都以美国为楷模进行教育改革。美国的教学理念、教材、教学方法、学校管理等影响了很多国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美国教育，就等于改变了全世界的教育。
创世之初或人类文明败坏时，会有觉者或圣人出世。这些觉者或圣人恰恰是一群被称为“老师”的人，如古希腊文明的奠基人苏格拉底，是一位教育家；在福音书中，耶稣也称自己为老师；释迦牟尼佛有十个名号，其中一个是“天人之师”；孔子是位教育家，而老子是孔子的老师。他们告诉人做人的根本，如何敬神、如何与人相处，提升道德。
这些被称为“老师”的觉者和圣人，是人类最伟大的教育家，他们的言语塑造了各大文明的形态，成为各大文明最重要的经典。他们所传授的价值观和提升道德的方法才是让每个个体达到心灵健康的大道。而心灵健康的个体，才能保证社会的健康的基本要素。无怪乎这些最伟大的教育家说出了相似的结论：教育是为了培养至善的品德。
曾被实践几千年的东西方古典教育，秉承了神传给人的文化，保留了大量珍贵的经验和资源。根据古典教育的精神，德才兼备是评判教育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在人类教育回归传统的过程中，古典教育的宝藏值得我们去锲而不舍地挖掘、学习。
道德高尚的人，可以自我管理，这是美国国父们希望的社会形态。道德高尚的人，会得到神的赐福，凭著勤劳和智慧获得物质上的充裕和心灵的满足。更重要的是，道德高尚的人才能让社会代代繁衍、生生不息。这是那些觉者和圣人——人类最伟大的教育家，对今天的人回归传统教育的启示。
点阅《九评》编辑部《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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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Nation at Risk, https://www2.ed.gov/pubs/NatAtRisk/risk.html.
[2] 同上。
[3] Mark Bauerlein, The Dumbest Generation: How the Digital Age Stupefies Young Americans and Jeopardizes Our Future (New York: Jeremy P. Tarcher/Penguin, 2008), Chapter One.
[4] John Taylor Gatto, Dumbing Us Down: The Hidden Curriculum of Compulsory Schooling (Gabriola Island, BC, Candda: New Society Publishers, 2005), 12.
[5] Charles J. Sykes, Dumbing Down Our Kids: Why American Children Feel Good about Themselves but Can’t Read, Write, or Add (New York: St. Martin’s Griffin, 1995), 148-9.
[6] Thomas Sowell, Inside American Educa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3), 4.
[7] Charlotte Thomson Iserbyt, The Deliberate Dumbing Down of America: A Chronological Paper Trail (Ravenna, Ohio: Conscience Press, 1999), xvii.
[8] Quoted from Robin S. Eubanks, Credentialed to Destroy: How and Why Education Became a Weapon (invisibleserfscollar.com, 2013), 48.
[9] Quoted from Eubanks, Credentialed to Destroy: How and Why Education Became a Weapon, 49.
[10] Quoted from Eubanks, Credentialed to Destroy: How and Why Education Became a Weapon, 45-46.
[11] “Ten Most Harmful Books of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Human Events, May 31, 2005, http://humanevents.com/2005/05/31/ten-most-harmful-books-of-the-19th-and-20th-centuries/.
[12] Mortimer Smith, And Madly Teach: A Layman Looks at Public School Education (Chicago: Henry Regnery Company, 1949). 关于这个问题，还可以参看Arthur Bestor, Educational Wastelands: The Retreat from Learning in Our Public Schools, 2nd ed. (Champaign, Illinoi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5).
[13] John A. Stormer, None Dare Call It Treason (Florissant, Missouri: Liberty Bell Press, 1964), 99.
[14] I. L. Kandel, “Prejudice the Garden toward Roses?” The American Scholar, Vol. 8, No. 1 (Winter 1938-1939), 77.
[15] Christopher Turner, “A Conversation about Happiness, Review – A Childhood at Summerhill,” The Guardian, March 28, 2014,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4/mar/28/conversation-happiness-summerhill-school-review-mikey-cuddihy.
[16] Alexander Neil, Summerhill School: A Radical Approach to Child Bearing (New York: Hart Publishing Company, 1960), Chapter 3.
[17] Alexander Neil, Summerhill School: A Radical Approach to Child Bearing, Chapter 7.
[18] Joanne Lipman, “Why Tough Teachers Get Good Result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27, 2013, https://www.wsj.com/articles/why-tough-teachers-get-good-results-1380323772.
[19] Daisy Christodoulou, Seven Myths about Educ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14).
[20] Diane West, The Death of the Grown-Up: How America’s Arrested Development Is Bringing down Western Civiliza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8), 1-2.
[21] Fred Schwartz and David Noebel, You Can Still Trust the Communists…to Be Communists (Socialists and Progressives too) (Manitou Springs, CO: Christian Anti-Communism Crusade, 2010), back cover.
[22] John Taylor Gatto, The Underground History of American Education: A Schoolteacher’s Intimate Investigation into the Problem of Modern Schooling (The Odysseus Group, 2000), Chapter 14.
[23] Diane Ravitch, “Education after the Culture Wars,” Dædalus 131, no. 3 (Summer 2002), 5-21.
[24] Steven Jacobson, Mind Control in the United States (1985), https://archive.org/details/pdfy-6IKtdfWsaYpENGlz, page 16.
[25] Katherine Kersten, “Inside a Public School Social Justice Factory,” The Weekly Standard, February 1, 2018, https://www.weeklystandard.com/inside-a-public-school-social-justice-factory/article/2011402.
[26] History Social-Science Framework (Adopted by the California State Board of Education, July 2016, Published by the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acramento, 2017), https://www.cde.ca.gov/ci/hs/cf/documents/hssfwchapter16.pdf, p. 431.
[27] 同上，页391。
[28] Stanley Kurtz, “Will California’s Leftist K-12 Curriculum Go National?” National Review, June 1, 2016, 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corner/will-californias-leftist-k-12-curriculum-go-national/.
[29] Phyllis Schlafly, ed., Child Abuse in the Classroom (Alton, Illinois: Pere Marquette Press, 1984), 13.
[30] Herbert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Freud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35.
[31] Quoted from B. K. Eakman, Clon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Eradicating Morality through Education (Lafayette, Louisiana: Huntington House Publishers, 1998), 109.
[32] William Kilpatrick, Why Johnny Can’t Tell Right from Wrong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2), 16-17.
[33] Thomas Sowell, Inside American Education: The Decline, the Deception, the Dogmas, 36.
[34] Thomas Sowell, Inside American Education: The Decline, the Deception, the Dogma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3), Chapter 3.
[35] “Death in the Classroom,” 20/20, ABC Network, September 21, 1990. Available at：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biY6Fz6Few.
[36] Thomas Sowell, Inside American Education: The Decline, the Deception, the Dogmas, 38.
[37] William Kilpatrick, Why Johnny Can’t Tell Right from Wrong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32.
[38] William Kilpatrick, Why Johnny Can’t Tell Right from Wrong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45.
[39] “We Teach Children Sex… Then Wonder Why They Have It,” Daily Mail, August 1, 2004, http://www.dailymail.co.uk/debate/article-312383/We-teach-children-sex–wonder-it.html.
[40] “Focus on Youth with ImPACT: Participant’s Manual,”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https://effectiveinterventions.cdc.gov/docs/default-source/foy-implementation-materials/FOY_Participant_Manual.pdf?sfvrsn=0.
[41] Robert Rector, “When Sex Ed Becomes Porn 101,”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August 27th, 2003, https://www.heritage.org/education/commentary/when-sex-ed-becomes-porn-101.
[42] Rebecca Hersher, “It May Be ‘Perfectly Normal’, But It’s Also Frequently Banned,” National Public Radio, September 21, 2014, https://www.npr.org/2014/09/21/350366435/it-may-be-perfectly-normal-but-its-also-frequently-banned.
[43] William Kilpatrick, Why Johnny Can’t Tell Right from Wrong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53.
[44] Maureen Stout, The Feel-Good Curriculum: The Dumbing down of America’s Kids in the Name of Self-Estee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Perseus Publishing, 2000), 1-3.
[45] Maureen Stout, The Feel-Good Curriculum: The Dumbing down of America’s Kids in the Name of Self-Esteem, 17.
[46] B. K. Eakman, Educating for the ‘New World Order’ (Portland, Oregon: Halcyon House, 1991), 129.
[47] Sol Stern, “How Teachers’ Unions Handcuff Schools,” The City Journal, Spring 1997, https://www.city-journal.org/html/how-teachers%E2%80%99-unions-handcuff-schools-12102.html.
[48] Troy Senik, “The Worst Union in America: How the California Teachers Association Betrayed the Schools and Crippled the State,” The City Journal, Spring 2012, https://www.city-journal.org/html/worst-union-america-13470.html.
[49] William Kilpatrick, Why Johnny Can’t Tell Right from Wrong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39.
[50] Samuel Blumenfeld and Alex Newman, Crimes of the Educators: How Utopians Are Using Government Schools to Destroy America’s Children (Washington D. C.: WND Books, 2015), Chapter 14.
[51] Phillis Schlafly, Child Abuse in the Classroom, 14.
[52] 参见Valerie Strauss, “A serious Rant about Education Jargon and How It Hurts Efforts to Improve Schools,”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1, 2015,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answer-sheet/wp/2015/11/11/a-serious-rant-about-education-jargon-and-how-it-hurts-efforts-to-improve-schools/?utm_term=.8ab3d85e9e45.
[53] John A. Stormer, None Dare Call It Treason, 104-106.
[54] 比如共同核心标准（Common Core Standards）受到社会的批评和质疑，原因包括该标准塞进大量图解左派意识形态的所谓“知识性阅读材料（informational texts）”，很多文学作品包含露骨的色情描写，降低数学标准等。请参考：Duke Pesta, “Duke Pesta on Common Core – Six Years Lat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yRr6nBEnz4, Diane Ravitch, “The Common Core Costs Billions and Hurts Students,” New York Times, July 23, 2016, https://www.nytimes.com/2016/07/24/opinion/sunday/the-common-core-costs-billions-and-hurts-students.html.
[55] 这方面例子很多，可参见周鲸文：《风暴十年：中国红色政权的真面貌》（香港：时代批评社，1962），网络版：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zjw1959/06.htm#2。
[56] 罗平汉，〈１９５８年的教育革命〉，《党史文苑》，第３４期。
[57] Robert Gearty, “White Privilege Bolstered by Teaching Math, University Professor Says,” Fox News, October 24, 2017, http://www.foxnews.com/us/2017/10/24/white-privilege-bolstered-by-teaching-math-university-professor-says.html.
[58] Toni Airaksinen, “Prof Complains about ‘Masculinization of Mathematics’,” Campus Reform, August 24, 2017, https://www.campusreform.org/?ID=9544.
[59] W. Cleon Skousen, The Naked Communist (Salt Lake City: Izzard Ink Publishing, 1958, 2014), Chapter 12.
因应社会安全经费短缺，尼加拉瓜总统奥蒂嘉4月提改革方案削减年金福利，导致民众不满，引爆示威抗议，提案后来被撤回，但抗议声浪不断，要求奥蒂嘉下台。警方15日针对南部马沙雅市（Masaya）进行镇压，造成至少10人丧生以及大约20人受伤。而持续3个月的动乱迄今已造成超过270人丧生。
尼加拉瓜人权保护协会（ANPDH）会长雷瓦（Alvaro Leiva）初步的报告，沙雅市（Masaya）的镇压造成死亡的10人中，包括6名平民─其中2人是儿童─以及4名警察。
雷瓦向主教会联盟（Episcopal Conference）主教、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以及泛美人权委员会（IACHR）求援。
尼加拉瓜总统奥蒂嘉（Daniel Ortega）4月提出改革方案削减年金福利，导致尼国陷入动荡。提案后来于4月底撤回，但引爆示威抗议风潮导致死伤惨重；企业和劳工也纷纷发起罢工和罢市行动并封锁道路交通，要求奥蒂嘉下台。
抗议风潮持续3个月，而13日在全国示威中，首都马那瓜逾百名逃入大学附近教堂的大学生遭亲政府民兵围困，最少两名学生中枪死亡。
尼加拉瓜人权中心（CENIDH）表示，动乱迄今已造成超过270人丧生，及逾2000人受伤，其中多数是平民。
《共产主义黑皮书》第一部分 苏联的暴力、镇压和恐怖（58）
正如近来开放的古拉格档案所显示的，20世纪50年代初是行动强度最高的时期；从来不曾有这么多人被拘押在营地、强制劳动流放区和罪犯流放地。这也是该系统前所未有的危机期。 1953年头几个月，古拉格容纳著275万名囚犯，分为三类：
• 在所有地区发现的约500个劳改流放区里被监禁的人。这些劳改流放区平均容纳1,000至3,000名囚犯，其中大多数是普通罪犯，刑期不足5年。
• 在约60个大型综合刑罚设施或劳改营里被监禁的人。这些劳改营主要在该国北部和东部地区。每座关押着数万名囚犯、普通罪犯和刑期均超过10年的政治犯。
• 在约15个有特殊体制的营地（special-regime camps）里被监禁的人。这些营地于1948年2月7日依据内务部的秘密指示而建立，仅供收容被认为特别危险的政治犯。他们共计约20万人。
就这样，这个庞大的集中营世界容纳了275万名囚犯；另275万“特殊移民”由古拉格管理局另一个不同部门所控制。这些数字在管理、控制及经济效益方面，造成了严重问题。1951年，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将军对劳改犯（penal workers）中生产率不断下降感到担忧。他发起了大规模的检查运动，来评估古拉格的状况。当委员会发回报告时，揭示了极其紧张的局势。
首先，自1945年以来一直有“政治”囚犯抵达特殊体制营地。他们来自被击败的游击队组织的乌克兰和波罗的海“民族主义者”、来自新并入地区的“外来分子”、真实或假想的“通敌者”以及其他的“祖国叛徒”。这些被拘押者比20世纪30年代的“人民的敌人”要坚定许多。后者曾是党的干部，确信他们被监禁是严重误解的结果。相比之下，这些新人被判刑20或25年，没有提早释放的希望，感到自己已经一无所有。而且，特殊体制营地将他们隔离，消除了普通犯罪对他们的影响。正如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所指出的，正是普通罪犯的存在，防止了囚犯中形成团结的氛围。一旦这个障碍被清除，这些特别营地就迅速变成抵制与反抗苏维埃政权的温床。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囚犯在反抗该体系中特别活跃。罢工、绝食抗议、大规模逃跑以及暴动，均变得越来越普遍。迄今为止的研究显示，1950至1952年，发生了16起大规模的暴动和反抗，每起涉及数百名囚犯。
克鲁格洛夫1951年的检查也揭示出，该系统在普通营地每况愈下。后来，那里被觉察到“普遍存在纪律松弛问题”。1951年，由于囚犯的抗议和罢工，古拉格损失了百万个工作日（译者注：是指参与的囚犯每人损失的工作日之总和）。还有，这些营地里的犯罪率上升，囚犯和看守之间的暴力对抗日益增多，受刑罚的劳动力的生产率下降。据当局说，这种情况主要是由敌对的囚犯帮派之间的冲突造成的。一群囚犯拒绝工作，并鄙视其它工作的群体，称他们为“通敌者”。派系间的混战、囚犯间的斗殴，对纪律都具有腐蚀作用，通常会造成混乱。刺死比饿死或病死更为常见。1952年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古拉格指挥官会议承认，“当局本可以从各群囚犯间的敌对行动中获得某种优势，但现在正开始失去对形势的掌控……在一些地方，某些派别甚至开始按照自己的路线运作营地。”为了瓦解群体和派系，当局决定，应在各营地之间更频繁地转移囚犯，而在经常关押著4万至6万人的最大监狱里，应当永久性地改组成分开的区域。
除了指出由不同派系造成的颇多问题外，1951年和1952年的许多检查报告还承认，既需要彻底重组监狱及其生产系统，又需要对整个行动进行大幅缩减。1952年1月，关着69,000名囚犯的诺里尔斯克集中营的指挥官──尼古拉．兹韦列夫（Nikolai Zverev）上校，发报告给古拉格总司令伊万．多尔吉赫（Ivan Dolgikh）将军，提出以下建议：
1. 隔离派系。“但是”，兹韦列夫指出，“鉴于囚犯派系林立、相互敌对的现状，如果我们能索性将领导者隔离，就算走运了。” 2. 放弃巨大的生产区。在那里，成千上万属于各种派别的囚犯，目前正在不受监管的情况下工作。 3. 建立更小的生产单位，以确保更好地监控囚犯。 4. 增加看守人数。“但是”，兹韦列夫补充说，“以希望的方式组织看守，现在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几乎需要将看守人数增加一倍。” 5. 将自由工人与所有生产场所的囚犯分开。“但组成诺里尔斯克综合设施的不同公司之间的技术联系，以及生产持续的要求，再加上严重的住房短缺，都意味着目前以令人满意的方式将囚犯与自由工人隔离开来，是不可能的……一般来说，生产率和不间断生产的问题只可能靠提前释放15,000名囚犯来解决。他们无论如何都将被迫留在同一地点。”
鉴于当时的舆论气氛，兹韦列夫的最后一项提议相当合乎时宜。1951年1月，克鲁格洛夫要贝利亚提前释放6,000名囚犯。之后，他们要作为自由工人被发配到斯大林格勒水电站的一处巨大建筑工地。当时，那里的25,000名囚犯以一种被认为是极其无效的方式辛苦劳作著。提前释放的做法，特别是释放具备某些资格的囚犯，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相当常见。它也对集中营过时系统的经济价值提出了疑问。
面对囚犯（他们远不及过去的囚犯那么驯服）数量的这种巨幅增长，以及整个一系列后勤和监控问题（古拉格人数此时约达20万8,000人），这架庞大的行政机器发现越来越难以炮制出所谓的“成功”（tufta）。为了解决这个持久性问题，当局有两种解决方案可选：要么最大限度利用所有人力，而不考虑人员损失，要么通过更大程度地顾惜人力，来确保古拉格的生存。在1948年以前，第一个解决方案成为首选；但在1940年代末，党的领导人开始认识到，战争已经榨干了这个国家，每个经济部门人力都很稀缺，因此，以一种更经济的方式使用囚犯劳动力，更为合乎情理。为尝试刺激生产，引入了奖金和工资，并给完成定额的囚犯增加食物配给。结果，死亡率立即下降了2~3%。但这些改革很快就遭遇集中营生活的严酷现实。
到20世纪50年代初，生产基础设施大体上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近期投资并未获得任何收益。关押着数以万计囚犯、为将大量劳动力用于当时的大型项目而建立的巨大监狱，极难进行重组，尽管1949年至1952年间曾多次尝试将其分成较小的生产单位。给囚犯的微薄薪水，一般为每年几百卢布（比自由工人的薪水少15至20倍），并不足以刺激提高生产率。越来越多的囚犯在罢工、拒绝工作，并正形成一个需日益密切监视的有组织的团队。不管他们获得更高薪水，还是遭更严密的看守，所有囚犯在经济方面都开始花费得越来越多。他们中既有与当局合作的人，也有宁愿声援其他罢工者的人。
从1951年和1952年的检查报告中获得的所有信息，均指向同一个方向：古拉格已成为一个更难以控制的机制。主要靠使用受刑人力（penal manpower）建造的斯大林主义大型工程，都大大落后于预定计划，包括古比雪夫（Kuibyshev）和斯大林格勒的水电站、土库曼斯坦运河，以及伏尔加—顿河运河（Volga-Don canal）。为加快工作进度，当局被迫另外引进大批自由工人，并准许一些囚犯提前获释，试图激励其他人。
古拉格危机有助于说明1953年3月27日斯大林死后不到三周，由贝利亚所下令的对120万囚犯的大赦。当然，仅仅是政治原因，本来无法激发斯大林的潜在继任者们凝聚起来宣布部分大赦。所有人都意识到，管理过度拥挤和无利可图的古拉格存在巨大困难。然而，就在所有刑事当局要求减少囚犯人数之际，晚年日益遭受偏执狂折磨的斯大林，正在酝酿第二次大恐怖。在斯大林主义政权最后和最动荡不安的时期，这样的矛盾比比皆是。#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长城喜悦雁门欢
神州救人众志坚，中秋思亲祝团圆。
佳节正念恶劫解，慈悲甘露满人寰。
但愿恩师归乡早，长城喜悦雁门欢。
新宇洪福赐无量，吉祥永驻古中原。
创世主洪恩
——喜读救世神书《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有感
喜迎新鸿篇，盛赞大纪元。
神书救世人，洪恩无限远。
道德启蒙
盛德真法纯，
正道通天门。
慈慧启愚蒙，
圆觉新宇神。
重阳
九九重阳，处处菊香。
佳节登高，玉宇呈祥。
观神韵震撼开场
天国美，欢歌舞，
难阻成住坏灭苦。
龙马御驾凭空来，
慈悲庄严创世主。
香千重，霞万彩，
谁愿助师一声呼。
层层天门次第开，
法徒无量下凡土。
圣皇现，臣威武，
奠基末劫归天路。
五千文明盛开场，
法正大穹众生度！
喜回翼城
重回尧舜地，喜见故乡人。
家家乐三退，同庆新宇春。
浊世莲
静临世间，
红尘难染，
默默把香风送远。
亭亭超凡，
心纯净天蓝，
层层新宇竞欣颜。
钦敬钦敬，
至美源于至善，
大法徒人神同赞。
佛国圣莲净
——丙申年清明节敬忆大法同修
净莲佛国生，救众东土行。
得法心常喜，敬师雷难动。
和气溶天地，雅语化春风。
德行传后世，神采屹广穹。
驾鹤脱尘俗，云霞舞轻盈。
护法
九九邪党嚣，镇压兼造谣。
上书揭真相，护法名利抛。
共同精进
大法日，寰宇欣。敬师父，感洪恩。
大法徒，更精进。修自身，救世人。
珍惜机缘
优昙婆罗开，
法轮圣王来。
归真返家园，
惜缘莫徘徊。
救人忙
对面神不神，心明真相真。
三退保平安，大法无量恩。
法轮大法好，一念震乾坤。
法徒兑誓言，时时忙救人。
新生
浊世救众生，寰宇扬清风。
新年多祝福，世人贺新生。
希望之声
佛主圣恩降，
希望之声响。
寰宇送福多，
新元人心向。
祥宇欢歌
真诚善良守道德，笑脸灿烂总平和。
孝亲尊师敬天地，祥宇处处荡欢歌。
纯正超凡
翩翩雅少年，端正德才全。
勤读大法书，凌云志高远。
金鸡报晓
春风秋雨又一年，喜看红梅朵朵绽。
金鸡一声残霾尽，普天同庆入新元。
如果说《三国演义》中谁才是最大义之人，刘备当之无愧。民间有句错误的说法叫“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认为刘备是假慈悲假仁义。但是在放徐庶去曹营一节，就足见其仁义大度。
一、徐庶接到母亲来信
庶拆封视之。书曰：“近汝弟康丧，举目无亲。正悲凄间，不期曹丞相使人赚至许昌，言汝背反，下我于缧絏，赖程昱等救免。若得汝降，能免我死。如书到日，可念劬劳之恩，星夜前来，以全孝道；然后徐图归耕故园，免遭大祸。吾今命若悬丝，专望救援！更不多嘱。”徐庶览毕，泪如泉涌。持书来见玄德曰：“某本颍川徐庶，字元直；为因逃难，更名单福。前闻刘景升招贤纳士，特往见之；及与论事，方知是无用之人，故作书别之。(第三十六回 玄德用计袭樊城 元直走马荐诸葛)
或许我们认为，徐庶竟不能分清信之真假，有些可笑。事实未必如此，在徐庶看来，无论信出自谁的手，母亲有难，都应该去救，此乃孝道。
二、孙乾劝刘备背信弃义 被刘备拒绝
孙乾密谓玄德曰：“元直天下奇才，久在新野，尽知我军中虚实。今若使归曹操，必然重用，我其危矣。主公宜苦留之，切勿放去。操见元直不去，必斩其母。元直知母死，必为母报仇。力攻曹操也。”玄德曰：“不可。使人杀其母，而吾用其子，不仁也；留之不使去，以绝其子母之道，不义也。吾宁死，不为不仁不义之事。”众皆感叹。(第三十六回 玄德用计袭樊城 元直走马荐诸葛)
从这里就足见刘备的仁义。一旦徐庶离开，刘备就面临着一个大对手，而自己离开徐庶，在当时几乎就奠定了败绩。如此情景，竟能够替徐庶着想，着实不易。
三、徐庶起誓终生不为曹操献一计
玄德请徐庶饮酒，庶曰：“今闻老母被囚，虽金波玉液不能下咽矣。”玄德曰：“备闻公将去，如失左右手，虽龙肝凤髓，亦不甘味。”二人相对而泣，坐以待旦。诸将已于郭外安排筵席饯行。玄德与徐庶并马出城，至长亭，下马相辞。玄德举杯谓徐庶曰：“备分浅缘薄，不能与先生相聚。望先生善事新主，以成功名。”庶泣曰：“某才微智浅，深荷使君重用。今不幸半途而别，实为老母故也。纵使曹操相逼，庶亦终身不设一谋。”玄德曰：“先生既去，刘备亦将远遁山林矣。” (第三十六回 玄德用计袭樊城 元直走马荐诸葛)
徐庶既要忠又要孝，着实不易。以不献一计来回报刘备的知遇之恩，又只身去曹营尽孝道，可谓古今少有。最后徐庶又将诸葛亮引荐给刘备，完成大业，刘备又处处为徐庶着想。此二人真可谓惺惺相惜。
在大业与仁义上，刘备选择了仁义。正因为如此，才在后来吸引了大量的人才，完成三足鼎立的大业，也是一段佳话。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日本的资本经济，整个构架，从银行、保险，到各界事业的根基，都是涩泽荣一从明治6年开始，带领大家逐一建立起来的，也知道他每天摆在案头用于指导自己一切行动的，就是孔子的《论语》一书，那么，他具体是如何读书，如何认识，如何运用的呢？我从他的另一部《论语讲义》中看到了明显的思想踪迹。
身体力行 方为学问
涩泽荣一认为，孔子的学问不是用来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要在生活中进行实践的，否则，所有的学问都会失去其价值和意义，或者说，根本无法成为自己真正的学问，最终成为读死书，不仅无法真正地领会和运用，反而把自己的曲解当成孔子的思想，这实在是误人子弟。
比如说《学而》篇里的这一段：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我们先看看这句话的大致意思：孔子说：“学子们在家要孝敬父母长辈，出到社会要敬重朋友师长，谨言慎行，言而有信，广泛地平等地敬爱众人，亲近有仁德的贤者，这些事都做好了，有闲暇余地，才去学习文章文学之类的书籍、著作。”
涩泽荣一在解读这句话时，非常明确地指出，孔子的教育，全部基于日常实践，而不是空谈，不会高谈阔论地卖弄理论。注重行动上的实践的同时，也注重行动的动机。也就是说，他认为孔子把日常生活的点滴，一个人如何在家在外都做到孝敬、仁爱所有人，看成是最重要的。点点滴滴的生活，待人处事，全都要做到，要实际践行孝悌仁爱，才是第一位的，才是有用的。其他的知识，文艺等才能，是第二位的，有余力才去学习的。是相辅相成的。进一步学文章典籍、历史等，为的是更加理性，客观，不流于狭隘的自我，不使得行为迷失正道。读书做学问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实际的运用，指导自己人生中遇到的一切问题。
他说，从青年时代起，他就读懂了孔子的教育主旨，非常讨厌高谈阔论、空有豪言而自己不务实、不身体力行的做法。明治六年他投身实业界以来，一直坚守孔子务实的教导。因此非常明白，经济和道德并不矛盾，关键是如何在从事经济的时候同样实践君子的仁德，如今的人所学的和自己的行为不能合一，从而否定从商，鄙视商业和商人，这完全是错误的想法，自己不敢从商，不敢在经济领域实践孔子要求的仁德，反倒曲解孔子，认为君子不能经商和富贵，或者干脆排斥和诋毁孔子，岂不是如同自己根本没有尝过某种食物，而认为它不好吃是一样的吗？知道某种食物而没有亲自尝过，就跟读了孔子的话，而根本没有亲自实践过是一样的。
金钱本身没有罪过，关键是自己面对它的态度，如果凭着正道赚取，把钱用在民族的公益事业，为的是富国富民，还有比这更有意义的事吗？
这就是涩泽荣一的观点，他对孔子这句话的看法。所以他毅然投身经济事业。要让大家看看经济界同样可以运用孔子的教导。
其实，多少人都读过孔子的这句话，但是有几个人认真想过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和重要性！这句话原本想来是孔子带着弟子们周游列国时，师生间一问一答时，孔子所说的话，并非文章，后代的弟子回忆起夫子当年说的话而记录下来，于是后代的弟子们便研究起文章来了，比起谁读的多，掌握的多，懂得的各种典籍多了。于是人们读书的目的都忘了，甚至为了求取功名而读书了。理解得非常狭隘、迂腐。
无悔的选择 来自坚定的信念
这里要说明的是，涩泽荣一当年决定从商，遭到亲朋好友的强烈反对。人们误解他是为了赚钱，不是君子所为，而且告诫他，商人被人看不起，你将来会后悔，但是他却说，不是商业本身有问题，而是当时的商人从商的目的和做法有问题，才被人鄙视。他明白，孔子教人成为君子，是指在一切事物，在家和在外都好好对人，要广泛爱人，仁爱他人，当然包括商人，并非不让人从事跟钱有关的事业和工作。做什么事都能做正，才是真正的君子，多少人都看不懂这一点，极端地理解孔子，所以全都反对他。
可见我们今天看到的受人尊重的日本的资本经济事业，在幕府末年和明治初年，根本不存在，从商是被看不起的。他能毅然辞去大藏省的高级政府官员职位，放弃大好前途，坚信只要在经济活动中，实践孔子的教导，就一定会使得资本经济在日本立足并繁荣起来，这样的想法和选择，需要很大的勇气，而这份勇气，并非豪言壮语，而是来自他对孔子真正的理解和坚信，所以心中有数，绝不后悔。
也正因此，他在众人的否定中，误解中，坚定地踏踏实实地一步一步创立银行，保险，铁路，海运等500多家实业设施，以实际行动造福社会，以信义仁德导正经济行为和交易原则，形成了良好的经济风气，使得商界，成为受到世人尊重的行业，商人地位终于得到了认可，也才有今天日本的繁荣。他的信念，他的实践，获得的成功，是真正地弘扬了传统的仁德，使得人们看到经济领域只有走正，才会获得长久的繁荣，才会得到尊重，如果孔子泉下有知，定然十分欣慰，十分满意在日本有这样一位得意门生。
我在二零零一年得法，这些年，多半时间都是在比较宽松的环境中修炼，稳定的做着三件事。
可是没察觉到修炼上有漏，被邪恶钻了空子，但在师尊洪大慈悲的呵护下，在二零一六年走过了生死大关，今天我才有幸走在助师正法的行列中。
喜得大法 全家受益
修炼前，我患有偏头痛、胃病、神经衰弱、忧郁症、妇科病等多种疾病。我先生经常开车带着我和儿子、女儿四处寻找名医。西医看不好了看中医，中医也看不好了，找偏方，找气功师。而且，为了健康我更涉猎了多种运动，如桌球、羽球、游泳，还有瑜珈、韵律舞、元极舞、太极拳等。苦苦的寻求健康之道，却让我感到身心疲惫。修炼不久后，所有病症不翼而飞，而且整日精力充沛，上楼、爬山、做事都不感到疲倦。
正值就读高一的儿子和国三的女儿看到我焕然一新，也纷纷‘入道得法’，和我一起学法炼功。先生虽然不修炼，但非常支持我们修炼。在修炼这些年过程中儿子和女儿也都顺利的完成了学业并就业，我门一家沐浴在‘佛光普照’中，那种在‘大法’修炼的幸福喜悦，无以言表。
我家姊妹都知道，修炼后的我身心健康，精力充沛。我也曾向她们分享大法的美好，希望他们也能得法受益。可能是由于各种观念的障碍，也可能是缘份未到，她们一直没有走進‘大法’中来。有一天，我姊姊跟我说，她患有糖尿病、肾脏病和心室肥大等疾病，医生劝她洗肾，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当时我想姊姊可能得法的机缘到了，我就再一次建议她炼功，这次她答应了。当时因为她已经没有力气走路。我就带着师父的教功和讲法录影带去教她，她就在家里炼功学法，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她的身体渐渐好转。妹妹看到我姊姊修炼大法后，在身上展现的奇迹，也走進了大法的修炼。
坚定正念 闯过生死关
因为这些年我在修炼上松懈了，对大法的认识一直停留在大法太美好了，而没有认识到“法的庄严、神圣”（《精進要旨》〈道法〉），做事情、想问题都没有用大法的标准衡量，没有真正的同化大法。执着于亲情，面对我姊姊的婆媳矛盾，用人心维护姊姊，没有用大法的标准去衡量，影响了姊姊的提高，也给自己造了业。 师父讲：“我跟大家讲，人与人之间发生了矛盾，他踢人一脚，他打人一拳，可能弄不好是以前那人欠他的，他俩结帐了。你要管的话，他们之间没结成，等到下回还得重来。这就是说你看不到因缘关系，容易做坏事，从而失德。”（《转法轮》）
还有一次，在项目中A、B两位同修产生了矛盾，C同修说这些矛盾已经危及到项目未来的发展，要我出面交流。这次我又因执着于打抱不平的后天观念，带着不纯的人心与同修们交流。没有悟到我是在用人的观念把人分为好人与坏人，可是常人中的好不是真的好，常人中的坏也不是真的坏，真正的好与坏是用宇宙特性“真、善、忍”来衡量的，更没有想到修炼人要守德的法理。师父说：“你不能够随便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要能守住你的心性。”（《转法轮》）由于这两件事，我都用人心对待，出现了一些考验，我还把它当小事，没有仔细的查找自己的执着心，在法中归正，从而成为被邪恶钻空子的藉口。师父说：“魔难来了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习惯了，觉的都是小事。修炼哪，什么叫无漏啊？没有小事。”（《二零一五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又因在项目中觉得自尊心受损，产生了委屈和怨恨心，放不下自我，长期突破不了，执着心被放大，邪恶加大力度干扰我证实法的工作；接下来是对我的肉身迫害，并不断的往我的大脑灌输，让我产生担心、怕心、焦虑、紧张、急躁心、烦躁心等等极端不安的情绪，让我的身心受到巨大的压力。二零一六年四月份，邪恶又针对我对大法还存在着治病有奇效和欢喜心的执着，加大对我肉身的迫害。随着肚子剧痛、肠子搅动、胃口差及腹泻，我肚子不断膨胀，邪恶还一直往我大脑加强负面讯息，欺骗威胁我，往死里拽我，企图动摇我修炼的意志。
当时没有立即否定，而怕心，被邪恶加大了迫害，到了五月份，肚子开始出现穿孔现象，流出了不明液体。这段时间好几位同修在法上与我交流，鼓励我一定要信师信法，正念正行，要无条件向内找，而且遇到事情要用“真、善、忍”法理衡量，千万别脱离大法修炼的环境等。我的主意识渐渐的清醒了，过关中每天坚持学法、炼功、讲真相。剧痛时，反复念师父的法：“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转法轮》）；心里不断的发出强大的正念：“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谁安排的都不承认，只走我师父给我安排的路。如果我在历史上与谁签过什么约，我‘全盘否定’，全部作废，我就走师父安排的路，旧势力不配管我。”但我知道我还没有达到坦然不动的标准，我的体重持续下降、全身乏力，走路都举步维艰。到了十月初，体重由原来的六十公斤降到四十公斤。这时讲真相都很困难。最终被家人送進医院。住院期间，我坚定修炼的意志，坚持学法、炼功，发正念。我不断请师父加持我，尽力做到不为邪恶所制造的恐怖气氛与假相带动。我痛悔自己没有修好，让常人不理解，会给大法带来负面的影响，对不起师父，因此很消沉、很迷茫。但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点化我“了却人心恶自败”（《洪吟二》〈别哀〉）。在过生死关中，信师信法，坚定正念，师尊带我走出迷航，走出魔难。
师父说：“观念转 败物灭 光明显”（《洪吟》〈新生〉）。“跌倒了爬起来，从新做好！”“无条件的向内找”等师父的法一直在脑中回荡着。因此，我不断地告诉自己，千万年的等待就在这一瞬间，我不能迷失，一定要重新站起。我找到了许多过去从未被我重视的人心与执着，也渐渐能分辨假我、真我。知道一切后天的观念，所形成的各种人心及负面的思维，不是真正的我，它障碍了我得法，干扰我救人，我全部都不要。 师父说：“你自己是先天的自己，他是不变的。但人认识事物往往容易形成一种观念，而这种观念就不是自己。”（《转法轮(卷二)》〈佛性〉）我发愿要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走出人的认识、人的观念。一旦发现负面的东西，我就要去抵制它、清除它，唯有正念正行，才能走出旧势力的安排，真正的走好师父安排的路。
在打营救电话中升华
自从二零零二年师父发表新经文《快讲》后，我就有了拨打电话，在第一线救人的愿望，但一直都无法突破人心的障碍，持续拨打。感谢师父安排我在魔难中打电话救人，履行誓约。二零一六年五月份起我在全球电话组营救平台拨打电话，向中国大陆公、检、法、司、六一零等系统的众生讲真相、营救受难中的同修，配合大陆同修开创更好的讲真相环境，也在平台上和同修一起学法、发正念，并参加营救平台同修的电话拨打经验及修炼心得交流，感到无比的殊圣。
刚拨打营救电话没多久，有一天，我正在电脑前准备要拨打电话的一瞬间，忽然天旋地转，眼前一片漆黑，看不见电脑屏幕了。顿时有些紧张，但霎那间，我就意识到这是干扰，拨打电话救人是在做最正的事，任何生命都不配来干扰我救人。马上发正念清除干扰我打电话救人的共产邪灵、黑手、烂鬼及一切邪恶因素，没多久的时间，一切恢复正常，电脑银幕重现眼前了。有了这次经验，我体会到营救平台拨打电话是在最前线救人，直接捣毁邪恶黑窝、解体邪恶，在另外空间是正邪大战。因此，我每次拨打电话前一定要先清除自己思想中一切干扰的东西，保持纯正的心态、清醒的头脑，坚定自己的正念。
在打电话的过程中，碰到形形色色的众生，有愿意接电话的、有骂人的、有中毒很深的、有一直挂电话的、有胆小害怕的、有跟我要钱的、也有不让我挂电话的，还有要请我吃大闸蟹的，就像在云游一般，真是每通都在考验我的智慧、善心、耐心与正念。但在过程中我认识到一定要秉持着救人的基点，保持慈悲祥和的态度，不要被众生的反映带动，才能让众生得救。师父说：“在讲清真相中，你们发出的善心，你们发出的正念，都在解体邪恶，都在使被救度的生命清醒、找回他自己，能够使人理智的真正自己去认识这些问题。”（《二零零五年旧金山法会讲法》）
打电话中，我经常碰到对方一接电话，便不分青红皂白就骂人，但当我发出救人的正念，用比较严肃又严厉的但超越争斗心的语气面对时，反而让众生静下来听真相得救。记得有一次打电话给派出所的警察，对方接起电话就骂人。我就说，警官，我打这电话是真心为您好，不是来求您的，希望您明白真相，有美好的未来；也希望您明白国内的情势为自己前途及安危着想，不要成为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替罪羊。讲着讲着，他突然静下来不说话了，我也马上改变语气，平和的告诉他真相，结果他就静静的听完真相后挂机。这使我体会到了师父所说：“法是慈悲众生的，但是威严同在。法也是有标准的，对众生是不变不破的，是不能够被随便的左右的。”（《二零零三年元宵节讲法》）
全球电话组营救平台不仅是讲真相的平台，也是一个体现修炼人正的能量、比学比修、修去人心的修炼环境。我在平台上学法、背法中，一点一滴的突破人的观念，体悟到了人类社会的理在宇宙中是反理，不再把经历的魔难，碰到的矛盾都当做坏事。凡事都没有偶然的，这些都是因为我修炼了才出现的，是在消业、净化人体，是修炼境界升华提高的大好机会。师父讲：“法能破一切执著，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精進要旨二》〈排除干扰〉）在打电话讲真相救人过程中，逐步的修去我的怕心、争斗心、欢喜心、显示心及自尊心等人心，同时也磨练了我的耐性、修出我慈悲心，加强我的正念，提高我的心性。我从拨打案例中真切的体会到在救人过程中，大善大忍所展现的力量与正念的威力。而在实修中，我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也更能用法来衡量、用法来对照。
回首修炼路，有许许多多的不足，我会从剜心透骨的过关中记取正面教训，珍惜这万古机缘。在有限的时间里精進实修，用心做好三件事，完成史前大愿，不辜负慈悲伟大师尊为我承受罪业及救度之恩，众生的期盼。
以上是我的修炼经历与一点个人认识，如有不在法上之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慈悲伟大的师尊您好!
全世界的大法弟子好!
2018年2月13 日，腊月二十八 ，这一天，我骑电平车，先去办事，几件事办完后，我又顺便去市场购买年货。在繁华市场购完所需要的，这大小兜子都装满了，身背后还背着双肩大包，里面装有给师尊购买的五个供奉苹果，一小捆鲜葱、还有三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还有其它一些东西，大包装的满满的。前车框装一兜烟花爆竹，车底下装满一大兜年货，我踏上了返回的路程。
我走到丁字路口时，这段路是桥头红灯；别的车都停着，但我可以在人行道上直通车，桥头过一半时，桥上从西往南拐弯车排一排，最后有两辆轿车还远，我顺便就过去了，我是走直线，刚到单行车道上行驶。可这辆轿车他在拐角拐弯拐小了，从后边追尾撞到我的小电平车。那怵目惊心的一幕，那个凶险恐怖的一瞬间，我没看见、也丝毫不知道，只听到“嘭”的一声响。但是这一声就象是从极远处发出的，又好象是从另外空间传来的声音，同时，我感觉有一股力量把我身体一提出去三米多远，然后又轻放在地上。当我回头一看“哟”我被撞了，心里纳闷：怎么被撞了呢?再看电平车还在桥车的轱辘下边。当时，我想自己起来，可后边背包太沉，心想：可别硬起来把水果碰坏了。我看那个司机下车后惊惶失措、不敢说话。我说你把我拽起来，他不敢动，我大声说你拽我起来，他才抻手，如果我肩上没有双肩背包太重，使我坠倒，我身体落地的姿态应该是站着的。虽然跌在地上，脑袋并没有受到任何碰撞，身体也没有任何擦痕，只粘了一点土，我的大脑意识清晰。当时我不惊慌、也不害怕，只觉得左胳膊肘有一点疼痛。一霎那间，我想起师父说过：“好坏出自人的一念” （《转法轮》）心想这都是假相，不承认它，就不疼了。
事发当地，往来车辆繁多，行人也少，他们对路边发生的这一幕，似乎都熟视无睹，来去匆匆。几乎没有走路的人，都是车辆，只有一个男士，五十上下岁在驻足观看，替我说话，关切的说快看一看身体怎么样了?抻抻胳膊、活动活动腿,或赶紧上医院检查，好象很关切的样子。司机是个三十多岁的年青人，脸色吓的惨白，声音发抖的询问我的状况，并帮我扑打身上的尘土。他颤抖的几乎带着哭调一再说：实在是抱歉，对不起，我当时开车时，只见眼前白茫茫的一片，真没看见前边有车，我若看见了，不能发生这事。我知道这是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给司机来个障眼法，操控司机大脑，制造这场欲夺我生命的重大车祸。感恩师尊的法身时时都在弟子身边看护，及时搭救弟子，化解了这场魔难。师父说过：“真正往正道上修炼，谁也不敢来轻易动你的，而且你有我的法身保护，不会出现任何危险。”（《转法轮》）事实见证了恩师的洪大慈悲，师父的洪恩我无以回报，只有助师证法，抓住契机讲真相救度众生，完成我的史前大愿，不负师父厚望。司机也一再说上医院检查。我坚定说没事，这时司机也把车后退几步，一看我的小电平车灯撞坏了，只留下一半,可线路还亮着，脚蹬弯了，前档合也坏了。他说：不上医院、那就去修车吧?当时我只是为他着想了，我说不去。他问，那我给你点钱吧?我说不要。这时我说：我有一事要和你说，我是修炼人，是修佛家上乘大法的。现在世面上是“江泽民”三腿“蛤蟆精”在人间祸害人，你看中国导演的自焚、自杀都是欺骗老百姓的。大法在世界洪传，哪个国家都不反对，只有中国在打压。你看习近平上台以后，表面上是抓贪污罪，实际上，抓的都是迫害大法的元凶。说到这，那个司机抢着说：我都知道真相，也看过真相了。我问：那你做过三退吗?他说我没退过。我问：你贵姓呀?他说姓刘。我问：那你入过党吗?他说没有，只入过团。我说：我帮你退了?他说行。旁边路人那个男士也一直在听着。我说你三退了吗? 他说他是信佛的。我说你信佛是有神论，共产党是无神论，你带着无神论的印记，你怎么信你那个神？你那个神也不敢接你呀? 随后，我叫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那个男士赶忙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我告诉他记住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然后，我就问他叫什么名。他说：我也只入过团。他说出真名退了团。
听完真相后，那个司机还是一再要给钱。我说不要。他说：最少也得给你二百元，这车灯都坏了。我再三拒绝，他往我兜里揣，他还双手“合十”求我留钱，我看他诚心，只好留下。但我说： 留是留了，那我也得给你们留个纪念!我马上从双背包里拿出《共产主义终极目的》，我说：现在市面上还没有的两本书，每人一本。他们都欢颜接过去。我说：你们都得好好看一看，看完后你们的世界观都能发生改变。然后，我当时没想我的车不行，我骑上车。他们关切的问：这车还能骑吗?我说行。我感觉他们一直看着我稳稳当当的前行。
更神奇的是，我的坐骑受到严重撞击，伤痕累累，可车前灯还连着线，车身几处丢盔卸甲，有的零件掉了，我把零件捡起来揣好，车一直还骑着，因过年放假，没有修理工。你说神奇不神奇呢!还有更神奇的，我的双背包里面装有五个苹果，一个也没碰坏；一捆鲜葱一点也没有折伤，其它的东西也都好好的。你说师尊有多么慈悲与更伟大呢?!在我的心里用尽人间的语言，怎么也表达不尽我的感恩之心。
过后我向内找，什么原因让旧势力抓住把柄，想夺我的性命。想了几天，我想起来了。不到一周前，有个同修在我家学法，我看她们手抱着书在说话，我就过去给她们拿东西，可没想到，有个同修把大法书放到地上了，我过去差点踩上，但我一步跨过去了。这个罪孽深重。但只有伟大的师尊知道我不是有意的。
仔细看书皮还有小动物，我只好告诉同修，咱们也得做到敬师敬法呀?这书皮她当时就拿下来了。反思我自己，当时也有显示心，才召来的魔难。写到这里，我想还有一些不够纯净的党文化、人心都暴露出来，如：妒嫉心、记恨心、色欲心、消极心等等。今后，我要彻底修掉这些不纯净的那些人心。同时也希望同修们，都能在敬师敬法这方面，更严于律己，严肃对待。在我身上，这是一次最深刻的教训。请同修们切记!
感恩师尊的每时每秒的呵护，弟子的每一步提高不知有多少师尊的辛劳。弟子在这浩瀚宇宙空间当中是个渺小的生命，这个小小的生命用人间的话说：那真是九死一生来形容。你说我从小到大，师尊得救了我多少条命了?!只有我自己最清楚。再一次叩拜恩师!
我是一九九九年五月得法的，今年七十三岁。
得法前，我一身疾病，身体虚弱、经常感冒、还有心脏病、气管炎，常年咳嗽。这咳嗽是小时候得的，小时候我和弟弟出疹子（一种湿热病），因家里没钱，那时候家家都那么穷，借钱都没处借，我们姐弟俩同时得病，家里那有钱治病啊，我父母愁的要死。我看着父母着急难受的样子，我跟父母说，“我是姐姐，我大了我能挺得住，你们给弟弟找大夫治病吧，弟弟还小，我没事的。” 父母含着眼泪说：“还是我姑娘懂事，父母对不起你了，那就先给你弟弟治吧。”弟弟的病治好了，我就那么强挺着、忍着、煎熬着，高烧不退，后来就开始咳嗽，我不知道熬过了多少天，高烧退了、疹子也落下去了，可这咳嗽留下来了，给我留下了咳嗽的后遗症。我二十岁结婚，婚后婆家人看不上我，丈夫老欺负我、打我，婆家人都脾气大，动不动就打骂、干仗，我常常害怕、胆颤心惊，后来心脏出了毛病。命运真是作弄人，雪上加霜，我这瘦小的身躯被疾病肆虐着，咳嗽起来上气不接下气，一口一口吐痰、得使劲咳、端着膀子咳才能把痰咳干净，上哪去，人还没到呢，别人就知道我来了、早就听到我的咳嗽声了。我是出了名的病秧子、别人都说我活不长，说我活不到二十五。
千年的轮回，万年的期盼。就在大法被邪恶迫害的前两个月，我姑娘回家串门说她炼法轮功了，可好了，好多人都在炼呢，去病效果可好了，“妈，你也炼吧”。可能是缘份到了，听我姑娘一说，我就说“行”，她就教我五套功法，又给我送来了师父讲法录音带、炼功带、《转法轮》等大法书籍。我们村的人看我炼，并且身体有明显改变，又有三个人跟我一起学法炼功，人多了就在我家成立了学法炼功点，大伙劲头可足了。我虽然学法炼功不到两个月，大法的神奇不断的在我身上展现，身上有了力气，满面红光，干一天活也不知道累，不知不觉中，感冒也没了，心也不突突乱跳了，心脏病也好了，气管也没炎症了，也不咳嗽了，折磨我几十年的病全好了，那真是无病一身轻，心里无比的感谢师父。
就在我对生活、对人生充满希望，活着有奔头的时候，江泽民这个妒忌心很强的小人，开始打压迫害法轮功，铺天盖地的谎言和江氏流氓集团的淫威，使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没有不害怕的，没有不提心吊胆的。“七·二Ｏ”以后，我家人就死死的看着我，不让我出门、不让我跟同修接触，在家听师父讲法也得偷偷听，一有动静赶快把MP3关掉。在怕心的作用下，自己慢慢的就放弃了学法炼功，我的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咳嗽又开始了，真像师父说的：“不按法的要求做，就不是我们法轮大法的人，你的身体还给你退回到常人的位置上去，把不好的东西归还给你，因为你要当常人。”（《转法轮》）由于自己学法时间短，对法没有根本的认识，心性也没有提高上来，只是停留在祛病健身那个层次上。
一晃七、八年过去了，慈悲的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二零零八年我们搬到了城里来居住。在师父的安排、引导下，有一天在广场散步时，遇到一位我们小区的同修跟我讲真相，我把我的情况给她讲了之后，她说：“你赶快回来吧，今天能碰到我，就是师父让我来找你的。” 我说：“我也想师父呀！我也想学法炼功啊，可我谁也不认识，上那去找同修啊，今天真的是师父派你来的，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从那一天起，我俩建立了联系，一起到小组学法，一起做三件事，我又回到了同修中。
在师父的加持和同修的帮助下，我对大法有了新的认识，心性也在逐步提高，慈悲的师父又一次把我的身体给净化了，身体又是无病一身轻，走路轻飘飘的，不知不觉中咳嗽也好了，从前别人说我活不到二十五岁，我今年都七十五岁了，真是大法改变了我的命运。前几天，偶然出现咳嗽症状，我的儿子着急的说：“妈，您赶快上医院看一看吧，可别让咳嗽再犯了，怪遭罪的，咱现在也不缺钱。” 我说：“没事，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呢。” 第二天真的不咳了，家里人都看到了我的变化，都说大法太神奇了。
有一次，我的一个乡下侄女来看我，她问我：“你不是有咳嗽的毛病吗，现在咋一声不咳了？” 我高兴的告诉她：“我炼法轮功炼好了。” 我侄女说：“这法轮功也太好了。” 我身边认识我的人，都说大法好。师父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二零一五年纽约法会讲法》）我牢记师父的教诲，与同修一起学法、发正念、讲真相救人。我的项目主要是以打真相电话为主，多年来风雨无阻，白天打语音电话、晚上听录音统计三退名单，一天下来虽然忙活，但心里非常快乐。
叩拜师尊！感谢同修们在修炼路上无私的付出和帮助。
层次所限，如有不妥敬请同修指正。
日本在遭遇数十年来最严重豪雨灾情、酿219人死亡后，现在又遭热浪侵袭，气温逼近摄氏40度，8人中暑热死。同时，关西机场特急列车“HARUKA”号，也因为天气太热铁轨膨胀变形，目前有延迟和停开的状况。
全日本有超过两成地区的气温超过摄氏35度，其中岐阜县及京都府部分地区高达38.8度，岐阜县西北部揖斐郡下午2时更测得39.3度，创今年最高温。根据共同社，6人死于前天，另两人昨天死亡，数千人因为中暑和热衰竭寻求医疗。报导指，中暑死亡的人士大多是长者，年纪最大的是一名94岁老妇，当时她正在除草
而往返关西机场的JR西日本特急列车“HARUKA”（はるか）号，也因为近日天气太热，导致铁轨膨胀变形，根据官网公告，目前有延迟和停开的状况，往来关西机场和京都的旅客，交通受到影响，可能要另寻利木津巴士等替代方案。
气象厅向北海道及冲绳以外的全部地区，发出高温警报，预测高温天气会持续，提醒民众提防中暑。
日本警察厅今天公布西日本暴雨灾区的死亡人数，14个府县合计达219人。根据共同社汇总的数据显示，在1府4县仍有21人处于失联状态，重灾区冈山县和广岛县等地仍在继续搜寻失联者。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天在官邸召开的西日本暴雨紧急灾害对策总部会议上透露称，已汇总出面向受灾农林渔业从业者和中小企业的第一批支援措施。主要内容为面向农林渔业从业者提供5年期无息灾害关联贷款，延长中小企业返还债务期限等。
此外，安倍对正投身于重建工作等的行政人员及志愿者表达谢意，同时呼吁“希望大家活动时千万小心谨防中暑”。
另一方面，官房长官菅义伟在记者会上透露，农林水产业相关损失额达481亿日圆（约131亿元台币），预计还将增加。他就援助灾区表示：“不仅是学校等避难所，也将与地方政府合作对持续在家避难的受灾者进行支援。”
7月15日，“全球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刑事举报连署活动”总协调朱婉琪律师公布最新举报统计，截至7月13日为止，已获全球33个国家、逾288万人向中共最高检、最高法举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反人类罪行，要求法办元凶。
在台湾法轮大法学会于台北举办的“7.20”反迫害19周年集会上，朱婉琪宣布以上信息。
统计显示，台湾、韩国及日本民众参与举报江泽民的人数为最多：台湾有100万7,151人、韩国有67万1,422人、日本有64万6,585人。欧洲方面，有26国参与，以乌克兰、以色列、西班牙、俄国及罗马尼亚连署举报的人数为最多。
1999年7月20日，中共党魁江泽民出于妒嫉和权谋，以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人数超过了中共党员人数为由，排除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之反对，发动了对上亿法轮功学员的血腥镇压，其迫害政策延续至今。
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1999年7月20日以来，通过民间途径能够传出消息的已有4,236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迫害致死案例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而这个数字仅仅是实际迫害致死案例的冰山一角。
2015年5月1日，中共最高法院受理案件从“立案审查制”改为“立案登记制”，声称要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引发超过20万名法轮功学员以实名方式提出控诉，要求当局依法追究江泽民对法轮功长达19年的迫害。
海外法轮功团体随后在7月份发起“全球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刑事举报连署活动”促请全球民众协助法轮功学员获得司法正义。此活动被誉为21世纪最大的人权义举。
台北市议员洪健益表示，当前全球有288万人连署举报江泽民，光台湾就有超过100万人，代表台湾人民重视人权，“代表支持法轮功理念，也代表支持真善忍”，他希望大家一同来谴责中共前党魁江泽民。
洪健益说，而且不仅法轮功被中共迫害，全世界也都深受中共所害，无论是在政治、人权，甚至在各国权利上，中共无所不用其极地展现出其狠毒的一面。
他表示，相信未来参与连署的人数只会越来越多。他自己也在台北市议会里发起连署，一同谴责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暴行。
他呼吁，还未连署的赶快加入，“今天迫害虽然没发生在我们身上，但不代表以后不会发生”，一定要让这些共产国家的恶行公诸于世，特别是活摘器官这样的暴行，不能有任何的隐瞞，“对于我们的下一代，或是在国际上实力较边缘国家，才得以保障其权利与安全”。
台北市议员简舒培也说，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暴行，相信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能接受，若能更大力度地揭露，相信谴责声浪会更大，当全世界更大力度揭露时，能让更多中国人民知道事件的真相。
她认为，中国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中共在赚全世界的钱时，也必须承担国际责任。自由、民主与人权是普世价值，希望中国大陆能早日与普世价值接轨，而首先要做的第一步，就是追究江泽民的刑责，“让江泽民付出他应该要付出的代价。”
人权律师：世界正在迎向没有共产党的光明未来
朱婉琪表示，共产主义及共产党毁灭人类的企图，终于被国际社会看穿，并且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毁人之首、反人类的元凶，“全球清除共产党以及共产主义者黑势力的历史时刻已经到来。”
她说，今年，美国及澳洲率先立法反制中共的渗透破坏，国际社会对于中共破坏普世价值、散布仇恨宣传、实施暴力种种的侵门踏户不再消极对待，并且将中共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的敌人。
不仅如此，全球各地到处都有民众声援法轮功学员“诉江”，欧美国会及台湾国会也一直不断通过人权提案，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今年6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还分别提出《反制中共政府及共产党政治影响力运作法案》，美国率先直接指名反制中共政府及共产党，可说是国际上的立法先驱，希望世界各国都能制定相关法律围剿中共。
朱婉琪强调，暴露及清除共产党的邪恶势力，是21世纪的每个人的责任，因为这关系到人类被共产的暗黑势力毁灭，还是人类战胜邪恶获得光明的未来。
她建议，要结束这场残酷迫害，唯有彻底解体中共，并将迫害的元凶江泽民及所有严重参与迫害的人，在发起镇压法轮功的犯罪地北京进行公开审判，将这些中国共产党中最狠毒最残暴的主谋元凶，以反人类罪及群体灭绝罪绳之以法。
她也呼吁台湾国会能仿效美国，制定反制中共的专法，包括禁止宣扬共产主义及共产党的活动，不准悬挂五星红旗，彻查中共以公开或隐匿的方式对台湾政经界精英、公民社会及学术界的危害。
此外，也要求台湾的媒体、大学、智库及政府官员与具有共产党员身份的中方人士进行交流合作时，政府必须要求透明化。她表示，提高台湾军民对中共破坏人权的认识以及揭露台湾人在台帮助中共统战的行为，更是刻不容缓。
中共渗透战 台湾无人可置身事外
洪健益则认为，目前美国积极推动反中共渗透法，但有部分台湾人民对“反中国”与“反中共”产生混淆，因此在处理反中共渗透议题时，产生很多争议，但其实这样的立法，目的是针对共产党，而非中国人民。
他表示，支持美国对于反中共渗透的立法，更呼吁台湾人民应该反对中共，“我们不是反对中国人民，而是反对中共不人道的手法。”
简舒培则说，虽然目前台湾对于这项立法还有争议，不过陆委会以及立委对美国此项做法表示高度肯定。她自己也希望台湾能跟美国学习，因为面对中共反人权、反人道的行为，本来就应给予谴责，不能让其继续为所欲为。
她认为，中国内部无法对中共执政政权有所监督，若国际自由社会又无法给予中共压力，将会导致中国人权更加恶化，对台湾的影响也会很大，台湾无法置身事外。
简舒培进一步说，若台湾比照美国立反中共渗透法后，相信对中共的压力会更大，毕竟台湾的语言是中国人所熟悉的语言，文字也是中国人所熟悉的文字。
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网络召集人、著名人权律师郭吉仁则说，目前法案虽然有在讨论，但却没有很积极，原因在于台湾对于中国的复杂历史情结，以及对当前中共政权的认识不清。
不过中共对台湾各层面渗透，危机早已超过武力犯台。郭吉仁说，中共要武力犯台并不容易，也不容易成功，而美国也会介入协防台湾，但对台内部渗透却是美国无法协助且无能为力的。应该加紧脚步密切召集各专家集思广益解决。
“事实上战争已经开始了，中共已经发动渗透战争，包含心理战都已经开始”，郭吉仁坦言，其实这场渗透战台湾无人可置身事外，但人民却对这场“没有子弹的战争”警觉性不够，所以当前台湾处于很危险的境地。
朱婉琪则强调，20世纪人类有过“去共化”的历史经验。然而，马克思的共产幽灵至今阴魂不散，国际社会正在展开新一波全面清除共产余毒的行动；相信各领域反对共产党及其变种套路的思想及行动，将成为社会的主流，这是自救及救人之举，期待能掀起新一波21世纪全球去共化的浪潮，摒弃共产主义、解体中共，迎向没有共产党的新世界。
“全球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刑事举报连署活动”参与国家
亚洲7国及地区：
Hong Kong 香港
Indonesia 印尼
Japan 日本
Korea 韩国
Macau 澳门
Malaysia 马来西亚
Singapore 新加坡
Taiwan 台湾
欧洲 26国：
Austria 奥地利
Belgium 比利时
Bulgaria 保加利亚
Croatia 克罗地亚
Czech Republic 捷克
Denmark 丹麦
Finland 芬兰
France 法国
Germany 德国
Greece 希腊
Hungary 匈牙利
Holland 荷兰
Ireland 爱尔兰
Israel 以色列
Lativia 拉脱维亚
Lithuania 立陶宛
Moldova 摩尔多瓦
Noway 挪威
Romania 罗马尼亚
Russia 俄国
Slovakia 斯洛伐克
Spain 西班牙
Sweden 瑞典
Turkey 土耳其
UK 英国
Ukraine 乌克兰
十九年前，中共开始了对人类正义、良知的毁灭！以原中共党魁江泽民为首的中共犯罪集团，操控整个国家机器对上亿法轮功修炼者群体实施了灭绝性的迫害，特别是活摘器官大屠杀，其规模和邪恶程度都超过了人类的历史记录！
今天，在纽约中领馆前，我代表追查国际，严正告诫中领馆和中国大陆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们：
1、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犯罪活动都已记录在案！追查名单在不断补充更新
追查国际自2003年1月20日成立以来的持续追查取证，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和家人、社会各界正义人士的监视，还有各级官员、觉醒的警察等人，向追查国际举报。有的挺身而出直接作证；有的详细收集证据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公开。可以说，中共的一切犯罪活动都在全民的监视之下，一一都被记录在案！
截至2018年6月12日，因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而被追查国际立案追查取证的涉嫌犯罪名单总计：责任单位38,843个，责任人83,836人。包括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器官的9, 519名 医生，891所 医疗单位，“610”系统的8, 147人， 政法委10, 353人。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808
2、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天罗地网早已形成！
2004年7月10日“追查国际”协调建立了“全球监视追踪系统”。在多个人权团体和正义人士的支持下，“全球监视追踪系统”现已发展为遍布全球的监视追踪网络系统，分布于110多个国家近500个城市，在有效地监视、追踪在中国大陆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共各级党政官员。
与此同时，全球监视追踪系统还负责追踪收集迫害法轮功的主要罪犯，及其在海外的资产和家人逃匿的分布情况，以备用于将来经济赔赏和对其家人协同犯罪的全面清算，全方位追查，让邪恶无路可逃！
3、秋后算账，卸磨杀驴
共产党历来善于用替罪羊平息民愤，为了自保，参与迫害的官员和警察随时都可能成为中共推卸责任 的牺牲品。它不但残害百姓，对于替它卖命的人也从不手软。就是中共的现行法律也已经为迫害者们布好了一条不归之途：
2014年10月，「重大決策終身追究制」和「責任倒查機制」出台。
2015年9月，《冤假錯案終身追究規定》出台。
2016年3月，修訂的《公安機關人民警察執法過錯責任追究規定》出台。
经历过中共文化大革命的人应该记忆犹新，文革一结束，仅北京就有810名警察被拉到云南秘密枪决，给高层抵罪。2002年10月，正当江泽民访问美国的时候，美国伊利诺伊州北区联邦法院向它的随从人员送达了一份部分法轮功学员以"灭绝种族罪"对江提出控告的诉状，2004年江泽民就派出亲信与美国的法轮功学员谈判，说要杀一批警察来换取对它的撤诉。今天，中共威逼利诱这些人犯罪，为他们卖命；明天，中共再出卖这些人，拿他们的人头骗取民心、树立威信， 巩固他们的政权。想一想，那些人多可悲！？
4、迫害法轮功罪责难逃，立功赎罪是唯一的出路！
迫害法轮功的主犯：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中央“610”头子李东生、公安部610头子张越，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等等，迫害法轮功的高官一个个相继落马，直逼江、曾等元凶。中共经营多年的红色恐怖已正在迅速崩溃，整个中共解体的倒记时已经起动。
我们告诫一切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中共迫害法轮功是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将面临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大最严厉的审判！任何执行“命令”的托词都不能作为豁免的理由，所有参与者必须承担个人罪责。而且，追查惩办没有追溯时效和国界限制，属全人类的共同管治范围。立即停止迫害，自首坦白，举报他人罪恶，争取立功赎罪，是唯一的出路！
追查国际一如继往地帮助和协调国际社会正义力量及刑事机构，在全球范围内彻底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协助受害者将罪犯送上法庭，严惩凶手，警醒世人。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电话：001-347-448-5790；传真：001-347-402-1444；
地址：P. O. Box 84，New York, NY 10116，USA
网址：http://www.zhuichaguoji.org/, http://www.upholdjustice.org/
2018年7月14日下午，加拿大温哥华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温哥华市中心罗宾逊广场举行集会，随后进行大游行，纪念7.20法轮功学员反迫害19周年。
在集会上，法轮功学员呼吁加拿大政府帮助营救被中共非法关押的加拿大公民、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孙茜和其他12位加拿大法轮功学员及亲属，并敦促北京当局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
集会结束后，在加拿大皇家骑警的引领下，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和唐人街举行大游行。游行队伍以天国乐团开头，法轮功学员手拉横幅：“停止迫害法轮功”“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忍”“做中华儿女 不做马列子孙”“共产主义终极目的是毁灭人类”等，向行人展示了法轮功的美好、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的迫害、希望人们抛弃中共选择光明等信息。
游行队伍途经市中心的繁华地段，如主干道固兰湖大街（Granville）、博拉德大街（Burrad）、乔治亚大街（George），之后进入中国城，围绕中国城主要大道继续游行，历时一个多小时。
绿色正义党总监加入游行
温哥华绿色正义党的总监（Director of The Green Justice Party）、著名博客主Dennis Watson先生，其博客拥有2,200多万的点击量。他正积极组织该党人士准备参加素里市（Surrey）的选举。Dennis Watson先生在集会上的发言铿锵有力，他大声说：“法轮大法好！法轮功学员们是好人，因信仰遭受迫害是错误的，迫害必须立即停止。”
当法轮功学员游行时，Dennis Watson先生也一路跟随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拍摄游行场景，并在中国城加入游行队伍，与法轮功学员一起拉着横幅“世界需要真善忍”，走到游行终点。
路人赞赏法轮功
当天天气十分晴朗，温哥华市中心道路两边有很多行人。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从罗宾逊广场出发刚拐入Burrad大街时，正好遇到一对新人正在举行婚礼，新郎和新娘立即在亲朋好友们的欢呼声中与法轮功游行队伍中的天国乐团合影留念。
沿路很多民众纷纷从道路两边的商店内走出观看法轮功学员游行，用手机拍摄游行场景，包括很多身着正装的主流社会人士。很多市民在路边应和著天国乐团演奏的节拍为法轮功学员的游行喝采，还有很多市民纷纷接过法轮功真相资料，并向随行的法轮功学员询问详情，很多观看游行的市民表示：法轮功学员做得好，游行很吸引人们注意，使人们关注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途经温哥华市中心著名旅游景点——温哥华2010冬季奥运会火炬景点和温哥华的地标五帆酒店。景点的游客们兴奋地在路边拍摄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其中不乏华人游客用手机录像，还有华人跟随法轮功学员游行队伍走过几个街区。在中国城，很多华人纷纷拍摄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并微笑着接过了法轮功真相资料。
﹝新墨西哥警察的遭遇，目击者：有支架的白色椭圆物体，外观平滑没窗户！﹞
1964年的4月24日大约下午5:45，美国新墨西哥州索科罗（Socorro, New Mexico）31岁的警察朗尼．萨莫拉（Lonnie Zamora）正开着白色的庞蒂克警车在小镇的南方追击一部超速的黑色雪佛兰汽车，一直追逐到镇外85号公路，他突然听到一声‘轰’巨响，他停下来去看个究竟，他看见右前西南方约一公里的上空出现火焰，他说，呈蓝橙色，似乎在下降中。
他看到在沙漠中有一个白色物体，旁边还有两个穿着工作服的人，物体看起来呈椭圆形白色，像是有两个支架，他想可能是一场车祸。
当他开车过来，接近物体，准备下车离开车子，他找到无线电对讲机，正要转身时，突然听到‘轰’一声（不完全像是爆炸声），白色物体开始上升，下方有蓝色火焰，火焰的底部看上去是橙色的。
他看到物体外观是平滑的，完全没有窗户。它飞离地面的高度，从未超过20英尺左右，一直到从萨莫拉的视线中消失。
萨莫拉的目击事件上了当地的报纸，并且引起官方调查UFO的美国空军蓝皮书计划的关注，经过初步的访谈，调查人员对于萨莫拉的可信度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从灌木丛取来的烧焦树枝，和压痕位置下取来的土壤都进行各项数据分析，不过，并没有不寻常的发现，辐射测试值也在正常范围内。
2012年，萨莫拉的UFO目击事件在索科罗镇被制作成纪念壁画，地点离实际的登陆位置约有几百码。
继7月10日、11日暴雨洪涝灾害之后，13日晚略阳县再降特大暴雨，最大降雨量167mm，引发山洪泥石流等自然灾害，309省道、宝成铁路中断，八渡河沿岸上万群众连夜转移。
据略阳县委宣传部消息，13日晚略阳县再降特大暴雨，并引发山洪泥石流等自然灾害。
截至14日中午12时，兴州街道办、横现河街道办、五龙洞镇、马蹄湾镇农田、住房、交通、电力、通讯严重受损。兴州街道办磨坝村、吴家营村、官地山村受灾尤为严重，其中39户村民房屋被洪水卷走。
由于强降雨，八渡河等溪流暴涨，上万村民连夜紧急转移；受灾的两镇两办交通、电力、通讯全部中断。同时，略阳县救灾物资储备库附近发生山体崩塌，目前正在排险中；309省道、宝成铁路中断。
14日凌晨2时15分和3时40分，汉中市气象台连续两次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一级/特别严重）信号。14日，汉中市气象台相关负责人说，此次降水主要集中在14日凌晨0时至3时期间，强降水主要位于城固北部乡镇、略阳县城及其北部乡镇，其中略阳县五龙洞镇3小时雨量达133.7mm。而略阳县气象局公布的当日最大降水量出现在五龙洞镇，为167mm，已达到特大暴雨级别。
上万村民及时转移 未造成人员伤亡
“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大的雨，有的群众就人跑出来了，啥东西都没带出来，整个房子就被冲走了。”14日下午3时许，略阳县兴州街道办党委书记徐桂明嗓音沙哑地说，“我们很多村干部都一夜没合眼，连夜把村民转移出去了。”
徐桂明说，大雨是从13日晚10时开始的，当时略阳城区电闪雷鸣、暴雨倾盆。直到14日凌晨2时许，突然接到气象台发布的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后，他赶紧让值班人员通知各村干部，让村民迅速转移。
“雨下了一晚上，工作群里所有的村干部和值班人员都没睡觉，看到信息后，村干部就挨家通知转移群众。”徐桂明说，随后他赶紧带着工作人员赶到八渡河沿岸的村庄实地查看情况。
“太可怕了，当时雨非常大，站在雨里就感觉呼吸困难，人说话都听不清。”徐桂明说，周围都是洪水和泥石流的轰鸣声，而旁边的八渡河河水急速上涨，不到半小时洪水就已经漫上了路，并迅速将很多村民的房屋卷走，家具、牛羊猪等家畜也被“一扫而光”。
徐桂明说，当时接到撤离消息后，村干部立即用铜锣、强光手电等通知村民撤离，很多村民都是只穿了衣服逃出来，家里的东西都没来得及带。好在村干部通知及时，八渡河沿岸上万村民及时撤离，并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有39户村民家完全被冲毁。”
309省道、宝成铁路中断 受灾4镇办通讯等仍未恢复
14日下午5时，华商报记者从略阳县相关部门获悉，受灾害影响，309省道、宝成铁路仍中断；受灾严重的兴州街道办、横现河街道办、五龙洞镇、马蹄湾镇交通、电力、通讯仍未恢复。
汉中市气象台相关负责人说，略阳部分镇办之所以受灾严重，是因为本次降水过程时间集中、强降水局地性明显、小时降雨量大，具有明显的对流特点。
“12小时雨量达到100mm以上就已经属于大暴雨了，而略阳县五龙洞镇3小时雨量达133.7mm，这种降水急且范围集中，更易造成洪涝灾害。”该负责人说，此次降水主要集中在14日凌晨0点至3点期间。本次降水为对流性降水，具有持续时间短、雨量分布很不均匀、局地性分散性明显的特点，导致可预报性弱，大多只能靠加密监测预警来提高预警提前量和防范能力。
16日前汉中仍有雷阵雨天气
14日，华商报记者获悉，目前略阳县政府已派出4个工作组，由县级领导带队，奔赴受灾镇办开展查灾救灾工作。同时，受灾村民已被安置到县城安置点。
据汉中市气象台最新气象数据分析，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影响，14-16日汉中市仍有较大范围的雷阵雨天气，17日开始将出现持续高温高湿天气，日最高气温将迅速上升至35℃以上，西乡、洋县、城固等部分县区可达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