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16年12月23日】
推遲戰爭
一九三二年，蔣介石在陸軍軍官學校演講時預言：“據我看來是西曆一九三六年，……那時第二次世界大戰恐怕就要開始。”“……這次大戰起來的時候，就是我們中國生死存亡的關頭。”（《復興中國之道》，一九三二）
北伐後，蔣介石就邀請德國軍事顧問來華幫助訓練軍隊，創立軍工，制定國防戰略，甚至參與戰爭。從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八年，德國顧問團為中國訓練了三十萬德式裝備部隊。最後一任顧問團長法肯豪森上將離任前協助蔣公制定抗日戰略，也參與了淞滬戰役及台兒莊戰役。
自北伐至抗日的“黃金十年”間，中國經濟取得長足進展。蔣公在《中國之命運》中說：“在此十年之中，國民政府在忍氣吞聲，戰慄危懼，朝不保夕的險惡環境之下，猶能促進國民經濟，使消費品進口逐漸減低，而機械工具進口逐漸增加，足以考見國內農工礦業進步的事實。而最顯著的成績，尤在交通與財政政策。”“我們今日抗戰，使軍事與經濟猶能立於不敗之地者，實賴於此。”
即便如此，在一九三七年，日本工業總量是中國的四倍半（六十億美元對十四億美元），鋼鐵總產量是中國的一百四十五倍（五百八十萬噸對四萬噸），煤總產量是四倍（五零七零萬噸對一二六零萬噸），石油產量是一百三十倍（一百六十九萬噸對一點三一萬噸），銅產量是一百二十五倍（八點七萬噸對零點零七萬噸）。日軍還有能力每年生產飛機一千五百八十架，重炮七百四十四門，坦克三百三十輛，汽車九千五百輛，並有四十七萬噸的造船能力和六萬噸的造艦能力，中國則沒有生產重武器的能力。按當時美國軍事專家的估計，日本甲種師團的火力是相同數量中央軍的三到四倍左右，是地方軍閥雜牌部隊至少六倍以上。
據參加過淞滬會戰的國軍將領孫元良回憶：“日軍一個師有五千多匹馬、五百輛汽車，步槍每人一支；但國軍每師只有三千八百枝步槍，既無坦克，又無陸空協同，多數師沒有大炮。我們的士兵往往在戰場上遭遇到敵軍坦克時，才曉得天下竟有這種新式武器。戰事一開始即發現傷兵無醫無藥，全國動員兵力三百萬至五百萬，可是只有步槍一百萬支，而兵工廠每月用來造兵器子彈的原料三百噸還要靠美國飛機空運輸入，製成的子彈，平均每個兵分得四發，包括機關槍子彈在內。史迪威將軍任美國駐華武官時，曾親見一九三八年江西德安之役有一個團，全團只有輕機槍四挺（按編制應有一百挺），每挺配子彈二百發，十分鐘就射完了。這個團與日軍激戰兩晝夜，死六百人，傷五百人，剩餘四百人奉命後撤。韓戰爆發後，我在日本經商多年，看遍了日本軍部文件與戰史，他們記載說國軍遺棄在陣地上的屍體往往是日軍的廿倍以上。”
面對日本的擴張野心，國人態度趨於兩極：“其頹廢的一方面，欲苟安於日寇之下，倡為不戰論。其狂激的一方面，藉外交收內鬨之效，倡為催戰論。他們忘記了宋末的和議，曾陷民族於危亡。他們又不知道明末的催戰，曾致邊兵的巨創，乃至一敗而不可收拾的亡國慘狀。”（《中國之命運》）
蔣介石鼓勵國人：“現在地球上具備有獨立資格的國家衹有三個，一個就是我們中國，另一個是美國，第三個是俄國，……而這三個國家中人口最多的又是我們中國，所以我們中國要是自己真能統一起來，自強起來，就不僅沒有那一個國家敢來侵略中國，並且沒有那一個國家可以不尊敬中國。”（《一九三二年五月二日在軍校總理紀念周講》）
一九三四年，蔣介石在對廬山軍官訓練團的講話中說：“我在日本時，往往和他軍官談到國際政治的問題，他們老實對我說：條約不過是一張紙，一撕就破了。由此可見他們向來就不重信義，看任何條約都沒有用，向來就是主張強權，崇尚武力，時時準備和他們的敵國作戰。”“我們回想到民國十五年的時候，他們田中大將，總判斷我們國民革命軍，一定在半年內會自相殘殺，必要失敗。” 日本人“始終是逆料我們中國的軍人不會有出息的”。“要知道我們是中華民族的同胞，黃帝的子孫，有一種特別優秀的天質，無論什麼困難，什麼危險，無論怎樣嚴重的困難，怎樣強大的敵人，我們一定有方法打破他。”（《抵禦外侮與復興民族》，一九三四）
一九三六年一月，蔣介石在南京勵志社演講中，揭露日本的戰略：“日本人內部不憚公開的說，打倒了蔣介石消滅了國民黨，中國必然四分五裂混亂不堪。”“日本何以這樣視國民黨和我蔣介石為眼中之釘呢？……骨子裡根本的原因，就是他有他侵略中國的傳統政策，而我們中國國民黨也有一個挽救中國的傳統政策，彼此的傳統政策恰好針鋒相對，絕對衝突。”“他們不把中國人當作人，不把中國當作一個國家，他看透了中國雖有四萬萬人，實際上如同無人；……他們以為革命黨絕對沒有辦法可以起來的，誓師北伐，簡直是笑話。後來我們革命軍一直打到武漢，占領南京上海，他們便非常驚奇，不知革命黨為甚麼能夠如此摧枯拉朽的忽然從廣東可以打到長江流域來！”（《政府與人民共同救國之要道》，一九三六）
“在去年六月以前，我們國家可說毫無基礎，朝不保夕，日本在一個月以內，就可以將我們中國整個的滅亡！但是從去年六月以後，因為我們已經統一了川滇黔三省，國家生存之最後的基礎，從此穩定！”（《政府與人民共同救國之要道》，一九三六）蔣介石告訴國人，大西南是中國殊死抗戰、克敵制勝的寶地。後來的事實完全證實了他的論述。
在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一日的日記中，蔣公預言日華關係的前景：“（一）對中國思不戰而屈。（二）對華只能威脅分化，製造土匪漢奸，使之擾亂，而不能真用武力，以征服中國。（三）最後用兵進攻。（四）中國抵抗。（五）受國際干涉引起世界大戰。（六）倭國內亂革命。（七）倭寇失敗當在十年之內。”除了第六條，其它皆言中！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蔣公在國民黨五全大會上宣布：“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蔣介石的目標是推遲戰爭爆發，爭取時間，準備最後關頭的到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