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新聞網2016年08月16日】
原解放軍八九醫院藥劑科主管藥師苗明莉女士，只因堅持法輪大法信仰，遭到一系列不公的待遇，被迫復員，吊銷戶口，剋扣復員費，並幾次遭綁架、關押。苗明莉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一日向最高檢察院控告元兇江澤民，要求追究其刑事罪責。
以下是苗明莉在《刑事控告書》中敘述遭迫害的部分事實：
我原是山東濰坊解放軍八九醫院藥劑科主管藥師，於一九九八年五月開始修煉法輪大法。法輪大法以真、善、忍的原則教導修煉者，做事要替他人著想，先他後我，遇到矛盾找自己的不足。修煉後，我努力去掉自身不好的習慣，在家庭中保持善良，遇事不爭吵，和平解決矛盾；在單位遇員工出言不遜、態度惡劣時，能做到發自內心不生氣，寬容別人，以誠相待。
煉法輪功之前，我身體虛弱，有頸椎病，冬天手腳凍傷，幾十年如此，二十多歲時，末端血管血流狀況相當於六十多歲的人。修煉法輪功後，這些病痛不治而愈，我修煉十七年來從未吃藥、打針，但卻身體健康。
修煉法輪功後，我的道德水平也不斷提升，一次在菜市場買東西，賣家粗心多找了我幾十塊錢，我主動退回。一次買衣服，忙亂中賣家多給了我一件，我也馬上歸還。還有一次，我在馬路上被一個騎電動車的人違章衝撞，腿被撞破了皮，對方不但不道歉，反而還破口大罵我瞎了眼。我保持鎮靜，沒有與她爭執，反過來還安慰她。這樣的事例有很多，這裡就不一一敘述。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澤民發動迫害法輪功後，我被醫院當作重點迫害對像，常被領導叫去逼迫放棄信仰，年底被定為轉業。
二零零零年五月上旬，我去北京為法輪功說句公道話，到國務院信訪遞交上訪信件，被門口守候人員綁架，後劫持到濰坊駐京辦，由濰坊公安局X科劉科長負責，在那裡每兩位法輪功學員用一副手銬銬住，被要求靠牆邊就地坐下。稍後一位女工作人員把我叫到衛生間讓我交出錢，我被迫交出八百元，他們未開具任何單據和證明。
之後我被單位醫院派來的專車劫走，負責押送我的是時任政治處主任李祥斌及另外兩名幹部，幾小時後我被送到濰坊坊子區濟軍791倉庫，現場有很多上級領導及軍人，負責審訊我的是十分部保衛科科長任小平。在那裡我被非法關押十三天，每天有兩名女幹部日夜守候。審訊者強迫我寫放棄修煉的保證。十分部領導聲稱我被關押期間，家人把奶奶接來照顧孩子，其實是奶奶被政委辱罵攆走，孩子在上學班車上被其他孩子嘲弄。
後來我被帶回家中監視居住，禁止外出，電話被掐斷，白天兩名女幹部在家中監控我，晚上家人下班後接替看管。因為我的緣故，宿舍樓道的單元門每晚被按時封鎖，樓下門外有數名機關幹部看守，給其他住戶的進出造成不便。
院領導召集全院各科室主任在會議室對我進行揭批、強迫表態，利用各種人員對我施壓，幾天內達一百多人次，負責這些事情的是時任89醫院政委張修海、宋院長、政治處孫主任、幹事馬志昌等。
在其他的軍轉幹部都不用上班的情況下，我每天由兩名幹部押送強制上下班。在選擇轉業方向時，我選擇的市區三家醫院都被否定，政委張修海對我講述其中一家醫院的說辭是，情願再安置五個轉業幹部（地方安置壓力很大）也不要一個法輪功。親屬為我聯繫的一家單位也因人誣告而落空。
二零零零年九月份，政委告知我軍轉安置的所有路都被堵死了，我將被按幹部復員處理，並且要求我在申請表上寫上我是自願的。為了減少家人的痛苦，我違心寫下“自願要求幹部復員”。按規定我應拿的十七萬元幹部復員費，但單位只給我九萬，還扣發三千元轉業補助及半年的獎金，並催促我搬出營區宿舍。二零零零年中秋節當天，我被迫復原，沒有工作，沒有收入，區區九萬元在市區不夠買套房子。
到地方後，我的戶口落在父母家，而濰坊奎文區廣文派出所警察到我父母家，強行把我的戶口本單頁抽走，吊銷了我的戶口，只發個戶口遷移證。
二零零一年二月，我第二次去北京為法輪功鳴冤，被綁架到濰坊駐京辦，我被銬在椅子上一天一夜，未進食。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因遭人惡告，我在單位上班時被濰坊奎文公安分局便衣警察綁架。在派出所坐鐵椅，銬手腳被審訊數小時，同時他們用萬能鑰匙打開我的家門對我家進行抄家，收走所有法輪功書籍，沒收手機一部，U盤一個，用萬能鑰匙打開我父母的家門，強行將我劫持到醫院抽血化驗，之後直拉到濰坊看守所。警察谷某亮出了非法逮捕證，我拒簽，他說不簽也得進去。在監室門口牌子上，我的名字被標註為“重點人員”。
在濰坊看守所非法關押的十天中，我被迫每天十四小時以上密集奴工，做的物品是茶葉盒、掛曆等，無報酬，伙食每天三頓都是重複一樣的饅頭、咸蘿蔔塊，玉米糊。監室一、二十人睡一張擁擠的大通鋪，晝夜不關燈，由兩名犯人一組整夜監視睡覺的人，發一卷衛生紙用完後就不再給，說必須讓家裡打錢過來才能給。據其他人講，打過來的錢必先扣除五百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濰坊奎文公安分局警察勒索我家人一萬五千元後才讓我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