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新聞網2017年02月14日】
1966年8月被稱為〝恐怖的紅8月〞，僅在北京一地，紅衛兵就打死了上千人。而觸發這一切的是以一幅對聯為代表的〝血統論〞。今天的〝百年紅禍〞特別報導，我們專訪了文革受難者遇羅克的弟弟，旅美作家遇羅文，來聽他講述所謂〝血統論〞的緣起。
1966年7月29號，北京航空學院附屬中學出身於幹部家庭的學生，貼出一幅對聯，公開喊出了以〝血統〞劃分好人壞人的口號。
旅美作家遇羅文：〝學校最早貼出一副對聯，寫的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是‘基本如此’，這個東西剛一出來大夥就非常驚訝，這叫什麼呢，太混不講理了。但是紅衛兵寫出來，誰也不敢說什麼，紅衛兵當時簡單就像大王一樣，誰也不敢惹。〞
這副對聯使得〝血統論〞迅速從高校擴散到社會，籠罩北京城。不同家庭出身的人頓時落入冰火兩重天——幹部家庭的子女被激發出革命激情，激進的要當好漢，而所謂〝出身不好〞的人卻膽戰心驚。
遇羅文：〝中共從49年以後到文革前一直在貫徹著這種血統論，非常不合理。尤其毛澤東後來兩次提出不能忘記階級鬥爭，不平等不合理的這種事就更嚴重了，但是到了文革，就可以說到了登峰造極。〞
順著〝階級鬥爭〞的狂潮，〝血統論〞蔓延全國，以高幹子女為首，所謂〝紅五類〞出身的學生紅衛兵興起，對所謂的〝黑五類〞的一場紅色恐怖。
北京率先衝進了〝恐怖的紅8月〞——從8月5號師大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耘被紅衛兵打死，到8月底，紅衛兵已經在北京市打死了上千人，中央文革小組表揚他們〝戰果纍纍〞。另一方面，〝劣等血統〞的人則隨時可能喪命。
遇羅文：〝我說的就是北京南一中的事。有一個老頭他本來是傳達室的工人，但是忽然發現他爸爸是地主，然後就給他關到勞改隊。那是冬天，用涼水去澆他，澆完之後馬上改成熱水，就接近開水，反覆的一會兒涼一會兒熱，就把這老頭活活燙死。〞
而紅衛兵在8月18號受到毛澤東接見之後，更是從校園走上北京街頭，所謂的〝破四舊〞，僅〝紅8月〞就抄了3萬多戶人家。連北京知名的吉祥劇院也被變成屠宰場，總是〝人滿為患〞。
遇羅文：〝這個吉祥劇院就被這些紅衛兵當作一個殺人的屠宰場。他們打人的手法非常殘暴，而且是很專業。就跟凌遲似的，不讓你馬上死。把人打得已經昏迷了，他們就用一桶濃的鹼水倒在這個人身上，這個人一下就疼的蹦起來，緊接著就心力衰竭而死。甚至比如有母女倆個人被逮進來，他故意當著母親的面，把她孩子先打死。然後等她媽神經失常了以後，再把她母親打死。〞
旅美作家遇羅文估計，吉祥劇院前後可能關過幾千人，但據他所知，活著出來的只有倆人，其中一個是知名知識份子章乃器。
而〝劣等血統〞的人只能自殺，決不能反抗。崇文區欖杆市的房產主李文波，在〝紅8月〞中忍無可忍的反抗，紅衛兵不僅將他活活打死，還將這一帶血洗7天。北京市公安局等也進一步擴大輿論，聲稱為防止所謂〝階級敵人報復〞，農村也要先下手。
於是紅色恐怖從市區迅速擴散到郊縣，終於引發了大興屠殺。據統計，1966年8月27號至9月1號，大興縣的13個公社、48個大隊，先後殺害〝四類分子〞及其家屬325人，其中年齡最大的80歲，最小的僅出生38天，22戶人家死絕。
文革初期，〝血統論〞的興起，使得紅衛兵對所謂的黑五類掀起了一場〝紅色恐怖〞。1966年8月，紅衛兵在北京就打死了上千人，並在北京近郊的大興縣發動大屠殺。但這些紅衛兵沒有想到的是，不久他們卻變成了反動團伙，〝血統論〞也在政治上破產。今天的〝百年紅禍〞特別報導，我們請文革受難者遇羅克的弟弟，旅美作家遇羅文為我們做進一步的介紹。
1966年的〝紅8月〞，時任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成員、公安部部長的謝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的會議上說：不但不要約束打死人，而且〝民警要站在紅衛兵一邊……把黑五類分子的情況介紹給他們。〞
8月26號，大興縣公安系統傳達了謝富治的講話，從第二天就開始對所謂的〝黑五類〞進行大屠殺。
旅美作家遇羅文：〝它是有組織的。屠殺的指揮者是誰呢？是公社的幹部，他們傳達給各個大隊。然後大隊幹部才去屠殺這些黑五類。而且公社後來又派了好多人，去到各個大隊去監督（殺人）。〞
屠殺直到9月1號才結束。大興縣的13個公社、48個大隊，先後殺害〝四類分子〞及其家屬325人，其中年齡最大的80歲，最小的僅出生38天，22戶人家死絕。旅美作家遇羅文，曾走訪過大興縣屠殺最為嚴重的大辛莊公社，他在《大興縣屠殺調查》中記載，大辛莊公社僅在8月31號一夜之間，就殺了100多口人。
旅美作家遇羅文：〝我寫了一個《大興屠殺調查》。這些人活活被打死，而且有些打死的手段非常殘暴，拿鍘刀把腦袋鍘下來，或者從腰那裡鍘兩段。拿大棒子打腦袋一下就打死。其中有一個老太太抱著她自己的孩子被活埋，小孩不懂事就跟奶奶說‘奶奶，迷眼睛’，這老太太就說‘一會兒就不迷了’。就這麼被活埋了。〞
9月1號縣裡來人叫停了屠殺，但對殺人者的處理卻只是象徵性的。
對所謂〝劣等血統〞人的屠殺也蔓延到其他城市。上海、廣州這樣的大城市和鄉村學校中，都發生了類似暴行。
但是紅衛兵們沒有想到，1966年10月份，中央文革小組陳伯達等人否定〝血統論〞的聲音漸大。而以高幹子弟為首的紅衛兵在12月成立了〝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動〞，公開與中央文革對抗。到了67年1月，〝聯動〞被宣布為反動組織取締。指示過不要管紅衛兵打死人的公安部部長謝富治，又指示公安部要鎮壓〝聯動〞。
這使得賦予紅衛兵殺人理由的〝血統論〞在政治上破產，一批決意要革別人命的高幹子女，第一次嘗到了被革命的滋味。
但遇羅文指出，中央文革小組並不是要否定〝血統論〞，而是想通過打擊〝聯動〞這些高幹子女，以保證文革中順利打倒老幹部。
遇羅文：〝‘血統論’就是中共的一貫政策，他們怎麼能反對呢？他們這是一種權宜之計。中央文革這些人為了拉攏底層群眾，所以就提出反對‘血統論’，這樣底層群眾擁護它，孤立了‘聯動’。但是他們真正反對‘聯動’的，並不是因為‘聯動’執行了‘血統論’，是因為‘聯動’這些人保他們自己的父母，因為那時候毛澤東想打倒一切老幹部。〞
而中共對〝血統論〞的真正態度還在其他方面體現。例如〝血統論〞最知名的鼓吹者譚力夫雖然一度被抓，但在文革後卻官至文化部辦公廳主任。而民間反對〝血統論〞的聲音反而遭到壓制，遇羅文的哥哥遇羅克，曾經以《出身論》一文批駁〝血統論〞，雖然引起社會巨大反響，但遇羅克在1968年被捕，70年被執行死刑，眼角膜還被移植給了一位北京的勞動模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