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新聞網2017年05月07日】
北京市懷柔區公務員劉桂琴，只因堅持法輪大法”真善忍“信仰，十多年來受到中共嚴重迫害，多次遭綁架，被非法勞教、判刑，母親悲憤離世，丈夫被迫離婚，
現年六十七歲的劉桂琴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九日向最高檢察院和最高法院控告元兇江澤民發動迫害法輪功，要求追究其刑事罪責。 以下是劉桂琴在《刑事控告書》中敘述遭迫害的事實：
修煉之前，我身患婦科病、嚴重便秘、竇性心律、心跳過緩、肩周炎、腰疼、腿痛、腿涼，到夏天都象冰一樣的寒、還患有嚴重的神經衰弱等疾病。一九九八年的春天，我有幸修煉了法輪大法，僅僅三天我就從一個渾身是病的老病號，奇蹟般的成了渾身輕飄飄的好人。從此“法輪大法好”在我心裡紮下根。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澤民利用手中的權力，調動全國國家機器，採用政治運動的手段發動了對法輪功的全面迫害，使數以千千萬萬的修煉者失去自由，有的甚至失去生命。我也是受害者之一．
三遭綁架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份，我和同修去北京信訪局為法輪功鳴冤，還沒有進信訪局大門，就被警察綁架，關進懷柔看守所，第二天放回。
二零零零年七月，我們去天安門證實法，被前門派出所警察綁架，關在鐵籠子裡，一天後被放回來。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我去懷柔青春路公園煉功，又被警察抓去，這次共抓九人關進懷柔看守所，刑事拘留一個月。當時穿一件新羽絨服被唐獄警剪壞、弄壞皮靴等物品，損失大約一千五百多元。
非法勞教
二零零一年六月二十七日晚約九點，我在家門口被國保、“610”、泉河派出所警察四人拉到派出所，他們就讓我罵法輪功，我不罵，他們就把我送到看守所。當時這個看守所的監室最多只能住八、九個人，可是卻塞進去十三、四個人，螞蟻往人身上爬，蚊子又多，又熱，吃的是豬狗不如的伙食，爛菜湯碗底有泥根兒、而且經常有死蒼蠅和小蟲子，早餐大米粥是發霉的米，米上帶著霉灰色。懷柔看守所就是這樣對待被關押的人。
在“610”的授意下，懷柔公安局兩警察給我編造誣陷材料，對我非法勞教一年。至今我都不明白我犯了國家的哪條法律？為什麼判我勞教？我從勞教所出來後，曾問當時的“610”頭子張衛國判我勞教冤不冤？他不好意思的說：有點兒冤。
被判勞教後押送我去勞教所在途中公安醫院做例行體檢的時候，做心電圖的女大夫告訴我“你心臟衰竭很危險”。並急忙去找該公安醫院負責法輪功體檢的副院長反映我的體檢情況。可是當時押送我的是一個姓王的懷柔看守所大個子警察，他不把我送進去不甘心，根本不管人的死活，還是把我強行送進勞教所。
送勞教所的第一站就是調遣處，進了調遣處就是進了鬼門關，一進大門就讓蹲下、低頭抱首，進去後強制做勞工每天早五點到深夜十一點多，白天限制大、小便，統一時間放茅，時間有限，超過時間，警察利用的打手就往起拽，又罵又踹，我被她們折磨的身上青一塊紫一塊的，有大便只能憋著到夜間，夏天半個月才讓洗一次澡，又整天勞動，渾身散發著臭味兒。
調遣處對法輪功學員經常體罰：罰站、罰蹲、拳打腳踢、電棍電。在這個恐怖的環境中，我呆了一個月後，被送進勞教所。勞教所的環境和調遣處一樣的惡劣、一樣的恐怖。由於我的身體被迫害的心臟衰竭，每天都在病痛中煎熬，頭暈腦脹、心臟難受，走路像踩在棉花上一樣，兩腿沒勁，就是這樣每天都被迫做勞工，每天超時超負荷勞動，每天還要被洗腦，在被侮辱人格中度日，使我的身心受到極大的傷害，真不知道這一年是怎麼熬過來的。
冤刑四年
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夜間，“610”、國保、公安局、派出所聯合出動，兩輛警車二十多個警察，分別停在我家大門口外和樓門口。二十六日清晨六點鐘，就有人來我家敲門，我感覺到又是警察來我家敲門騷擾，就不給他們開門。
他們就找來武警在我家樓頂上放怪聲，恐嚇，在我家的前樓和我家對應的樓層室內，安上一個大探照燈，明晃晃的照在我家的窗戶上，晝夜不停的照著，夜如白晝，製造了非常恐怖的氣氛，我的鄰居也遭受到牽連，影響了他們正常的生活，這給我造成很壞的影響和很大的精神壓力，致使我的全家人為我擔心日夜惶恐不安。
因為我不給他們開門，他們就千方百計找我的家人開門，在他們威逼、恐嚇、誘騙下。我兒子不得不回來開門，兒子回來時看到有兩輛警車和二十多個警察，居室門口還有兩個年輕的便衣看守著門，氣氛非常恐怖，他們使用非常卑鄙手段、軟硬兼施、威逼恐嚇，使我丈夫和兒子陷入極度精神恐怖中，兒子被逼無奈，只好勸說我去國保一趟，為了不連累丈夫和兒子，由外甥開車，我兒子跟隨我去國保大隊。同時“610”、公安局、派出所、國保的等二十多個警察開著兩輛警車隨後。
是“610”、公安局、國保合夥把我兒子逼迫到這份上的，孩子哪見過這陣勢？嚇壞了，非常無奈。但是他們卻捏造事實，在判決書上給我兒子捏造謊言證言，純屬欺騙、誣陷。讓不知情的人認為好像是我兒子主動把我送走的。掩蓋事實真相，卑鄙無恥，真是無所不用其極。
隨後“610”、國保、公安局、派出所合夥派警察到我家進行騷擾、非法搜查，像土匪一樣，翻箱倒櫃、把我家翻個底朝天，連小車棚子都翻了3遍，從居室到小車棚的一個紙片、一個布條、一個小木塊都不放過，就這樣對我家連續三天非法搜查。可想而知這連續三天的非法搜查給我家人造成了何等的傷害？造成了何等的影響？非法搜查三天也沒翻到他們想要的資料，只能兩手空空悻悻而歸。整個過程前夫和鄰居可作證。就這樣的結果，“610”、公安局、國保仍然不甘心，給我憑空捏造事實陷害於我，在判決書上捏造“在住處起獲法輪功宣傳材料、磁帶、小冊子等大量法輪功宣傳品”。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八日晚，國保把我送進看守所，當時把我迫害的血壓高到180，同年八月又由李小剛、姓吳、姓孟的等十來個警察押送去北京七處，當時我的身體已被迫害的承受不住，途中我的手腳冰涼，神志不清。他們把我拉到一個公安醫院檢查、做CT、輸液等，然後把我們送到7處，他們把我帶的僅有的六百元錢強行拿走說是交醫療費，弄得我在7處買衛生紙的錢都沒有，每天大、小便後只能用水洗，七處的氣氛更加恐怖。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我被押送到北京女子監獄，一進女監四監區就把我放在一個小號裡、睡地板，每天由猶大王淑英、李小兵、犯人王立新、徐海雲等人幫教、強迫洗腦不讓睡覺、罰站、逼迫轉化，她們還三班倒、倒我一個人，當時我被迫害的血壓更高，腿腫的像牛腿一樣粗，腳穿不進鞋，就這樣在被侮辱、謾罵、體罰中艱難度日。
獄警強迫我做奴工：包筷子、織毛衣、摺紙頁子、裝信封等等。什麼都干。那時我在女監的血壓經常高達180——220。身心受到極大的摧殘。
二零零七年十月，離出獄還有四個月，四監區開始讓我寫出監材料（寫六書），我不寫，四監區就成立了所謂“幫教”小組：有杜筱軍、王再紅、王慧等五人組成，每天對我強迫洗腦、放洗腦錄像、誣陷大法材料等。獄警和幫教成員向我施壓，逼迫我寫，我堅決不寫，她們就把我調到一個小小的圖書室幫教、食宿。每晚從班裡抬床板放到小屋的地上睡，派犯人崔鳳蘭、穆紅靜日夜監視我。臨近出監她們更加緊逼迫我寫“六書”，又有兩晝夜沒讓我睡覺，我依然堅決不寫。整整四年的牢獄迫害直到刑滿最後一天，在師父的保護下能活著走出監獄大門。
流離失所
到了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懷柔警方聯合統一大肆上門抓捕大法弟子，那天警察來敲門了，我問干什麼？他說是查戶口。知道警察又來抓人了，而且早六點至夜十二點幾次敲門，十一月十七日夜間十二點開始派兩個人整夜在我家門外看著而且兩人說話，給我處居民造成緊張的恐怖氣氛，同時給我造成很壞的影響。一連十天都沒開門，到了第十一天的夜間，我的孩子來了，我就趁機和他們一起出了門，從此流離失所整整半年。
家破人亡
我是母親唯一的女兒。我的二叔、二嬸是年邁無兒無女的孤寡老人，因我修煉法輪功，做好人，他們出於對我的信任，於一九九八年秋季投靠我，指望我養老送終。我就是二老的精神支柱與靠山。
二零零五年，我被非法關押在北京女子監獄時，我兒子來探視，無意中說出了我年邁的老母親因我被抓走，惶恐不安，一病不起，很快就離世了。聞此噩耗我痛不欲生，情急之下脫口而出：“二叔二嬸怎樣？告訴他們學法煉功，延長生命，等著我回去。”獄警聽見我和孩子說這話，立即就停止接見，把我拉起來就往外拽。我的孩子愣在那裡不知所措。
回到監區，獄警何雲氣急敗壞的對我吼叫，逼我坐筒道、寫揭批、抄監規，懲治我三個多月，對我單個監控，不讓說話、不讓接觸同修。監區長劉迎春召開大會宣布我被停止半年接見、停止半年電話聯繫。從此我與家裡人音信全無，直至出獄。
我多次遭受嚴重迫害，非法關押中又與家人中斷聯繫，老伴承受不住巨大壓力，於二零零五年九月被迫與我離婚。
我的二叔、二嬸因為我多次遭受迫害，如今又被判大刑四年，年邁的二老每天以淚洗面，艱難度日，遭受巨大的精神折磨和身體上的傷害，加之為我擔驚受怕，造成生病住院、每天以服藥當飯度日，兩位八十多歲的老人又無法獨立生活，只能是雇保姆來照顧生活。每月保姆費三千元，五年來保姆費達十八萬多元。
十多年的迫害，嚴重的損害了我的身體，摧殘了我的精神，摧毀了我的家庭，同時摧殘了我家老人和兒女的身心健康，每到節假日還要受到騷擾、監視、監聽電話，家人擔驚受怕，我與我的家庭遭受的殘酷迫害只是其中的一例，還有多少千千萬萬的好人與家庭遭受的殘酷迫害更慘烈、更嚴重的。而根源是江澤民及其犯罪集團造成的，其罪惡真是罄竹難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