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二五」和平上訪 開啟講真相契機(圖)

法輪大法於一九九五年四月傳入台灣，已屆二十三年，目前學員有數十萬，是中國大陸以外法輪功修煉者最多的地方。台灣學員涵蓋大學教授、醫生、律師、工程師、公務員、軍警、士農工商、學生、家庭主婦等各階層，全台灣有一千多個煉功點，學煉者身強體健、心性道德提升，普遍受到政府部門及社會各界的高度讚揚。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上萬名中國大陸法輪功學員聞悉天津動用防暴警察抓打法輪功學員的消息後，趕到位於中南海附近（府右街）的國務院信訪辦公室，為在天津市被非法逮捕的四十五名法輪功學員和平上訪，要求一個合法寬鬆的修煉環境，此即「四‧二五」事件。
 
「四‧二五」事件經媒體大幅報導，逾萬名上訪的法輪功學員安安靜靜，沒有口號、沒有喧譁嘈雜，電視上只見法輪功學員自律地站在人行道上看書或是煉功的畫面，離去時地上沒有留下一張紙屑。共產黨統治的國家也有一群高度文明的修煉者令海外人士印象深刻，打響了法輪功的知名度，促使台灣大批的新學員加入修煉的行列，奠定法輪功弘傳台灣的基礎。
 
「四‧二五」促使大批台灣學員加入修煉行列
 
「四‧二五」隔天，台灣報紙大幅報導該事件，許多人自己尋找煉功點，有人甚至認為「中共說不好的事，這功法肯定是好的」，很多人就在那時候走進大法修煉。 「四‧二五」之後，各地煉功點，如同雨後春筍般大量湧入新學員，全台灣北、中、南各地九天班場場爆滿，每一班平均有七十名以上，黃埔新村學法點的輔導員表示，有時需開放煉功房和學法房，兩台電視同時播放才夠用。

 

台灣媒體大幅報導一九九九年「四‧二五」事件
 

銅山街煉功點的輔導員林先生說，當時開辦的九天學法煉功班，連續三期均都湧入一百多名新學員，連前院玄關都擠滿了人，同時播放兩台電視仍不夠用。由於人數眾多，學煉功法時較難伸展開來，許多人還提前半小時甚至一小時到點上學煉功法，彌補前一天的不足。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李洪志師父蒞臨台灣講法時，全台只有三十五個煉功點；一九九八年六月份法輪大法相關書籍正式出版二千套，一個月即全部售罄，至一九九九年四月已出版一萬四千本《轉法輪》。一九九九年五月以後，為了供應大量新學員的需求，當年再加印了一萬五千本大法書籍，這增加的速度，更是書商始料未及的。
 
在台灣與美國兩地執業律師的朱女士回憶說，她是看了報紙報導一萬多名法輪功學員到中南海，離去時沒留下一張紙屑而留下深刻的印象，她認為可以把中國人教育得如此有公德心，一定是個不尋常的功法，所以就自己打電話到九天班詢問。那時朱女士患有子宮頸癌末期，都已經準備好後事，神奇的是上完九天班之後病症全好了。
 
家住宜蘭蘇澳的游先生也是在一九九九年時，因為看到「四‧二五」事件的新聞報導後才走進法輪功修煉，他說：「回想當時報導提到法輪功學員去上訪時，沒有口號，沒有擴音喇叭，沒有投擲雞蛋，也沒有帶什麼抗議的東西，還很規矩的排隊，有的在煉功，我就覺得可笑，心想這樣能使上什麼作用？同時覺得在共產黨極權社會裡面的人連抗議都這麼奇怪。但是電視上卻報導說他們離開時，沒有留下垃圾，甚至連警察丟的菸蒂都撿起來帶走，這讓我很驚訝，心想一定要了解法輪功到底是什麼。」
 
就這樣，游先生到書局去買了一套李洪志先生的《廣州講法》錄影帶，花了幾天看完。他說：「我就是這樣得法的。修煉後我戒酒了，脾氣變好了，身體也變好了，精神非常好」。因此他經常告訴別人，他是修煉法輪功的受益者，要把這些美好的訊息和大家分享。
 
法輪功教導做好人 印證中共誣衊
 
一位住在台北市木柵區的貿易商，一九九九年到大陸出差的時候，看到公共場所的電視播放著中共污衊法輪功的新聞。他覺得這麼大的國家，利用政權迫害一個功法，讓他感到好奇，回台之後找到學法點參加九天班。當時他走進來的動機，純粹抱著觀望的態度，他想來看看法輪功到底有多「邪」？結果他發現法輪功都是教人做好人，沒有一件是壞的，中共根本是在騙人。他原本患有十七年的失眠症，走訪各大醫院的名醫，吃遍各種名藥仍無法治癒，等他上到第四天時，晚上他睡得很香無需吃藥，他的失眠症竟奇妙地不藥而愈。
 
曾任帶團領隊的楊小姐，在一九九九年春天，她父親因為受傷求醫，醫生送給父母一本《轉法輪》，楊小姐看完後告訴母親：「這本書很好，教人向善做好人。」楊小姐說：「不料隔沒多久，在電視上看到新聞報導說，中國大陸法輪功學員一萬多人集體大上訪，我非常驚訝，既震驚又興奮：在這麼極權的國家，這些人敢於上訪說真話，真是了不起。尤其看到媒體報導，萬人上訪場面竟是那麼祥和，離開時地上一張紙屑都沒有，感到非常神奇與欽佩。」此後，楊小姐與母親開始修煉法輪功。
 
在貿易局任職的房女士，一九九九年四月，因病在家休養，從電台廣播中獲悉「四‧二五」萬人和平上訪的消息，當聽到接受採訪的學員介紹：「法輪功是性命雙修的功法，法輪功不存錢不存物。」令房女士印象非常深刻，直覺這是個很正的功法，興起了想要學法輪功的念頭。五月初銷假上班後，她喜出望外地發現，許多同事都在學煉法輪功，她與先生找到該月的九天學法煉功班，就這樣「四‧二五」開啟夫妻倆的修煉機緣。
 
一九九六年一月得法的劉先生提到，他是從報紙得知「四‧二五」事件的。 「四‧二五」之前，有四、五十位學員到中國大陸與當地學員交流，見到大陸同修感覺像是見到親人一樣，法輪功學員總是那樣的善良與美好；「四‧二五」之後感覺天差地別，其實中共很早就設下陷阱來迫害學員。
 
兩赴北京長春 交流促進提高
 
劉先生回憶了「四‧二五」之前，兩度與中國大陸學員一起學法交流的情況。第一次是在一九九六年的十月底到十一月初，約一個多星期的時間到北京與學員交流。那時安排家訪，也有大型交流會，我覺得非常震撼，有相見恨晚的感覺。一些農婦，只有上了三個月掃盲班，短短的幾個月就會讀整本的《轉法輪》。第二次去北京交流時，也有一位年紀很大的農婦，完全沒有上過學，除了在短短几個月內能看懂《轉法輪》之外，還背誦大法書籍。這位老媽媽上台講述修煉心得，我們聽了後相當感動，對台灣學員促進相當大。

 

華僑飯店會議室集體學法交流
 

第二次是一九九七年的年底跨年到九八年的元旦，台灣學員去長春學法交流。那時輔導員拿著麥克風說我們今天來學《轉法輪》第一講，誰來背一背，一下就有四、五個人舉手，還有輔導員點名誰先背幾段，誰再接下來背，真像《法輪大法義解》裡講的，長春學法特別好，集體學法時就是背法。當時我們看了真是目瞪口呆，回來後也開始背法。
 
 劉先生表示：「去長春交流對我最大的觸動是，他們將法都背起來，早晨在零下十幾度低溫都還有上萬人在煉功，台灣環境相對安逸許多，看不到學員在這麼冷的天氣出來煉功。「四‧二五」事件翌日，台灣媒體雖大幅報導，但都是轉載大陸的不實報導，後來經過大家交流討論，覺得應該透過媒體講真相，因為我們都曾親身受益，知道法輪功是好的。於是，只要有記者想要了解法輪功的真實情況，我們都接受採訪。當時很多人不了解為何中共要打壓這麼好的功法，透過學員講真相就明白了」。
 
一九九六年七、八月間得法的楊先生提到，「四‧二五」之前大家在一起學法交流的環境很單純，就覺得這功法好，教人修心性。我個人不是因為袪病健身走進來，因我覺得修煉可以返本歸真，以法入門的，當時環境很單純。九六年十月去北京國際交流會，那是我感受最深的一次。那次台灣去的四、五十位學員，大部份才得法幾個月，比較資深的才一年。

 

方澤軒餐廳外面空地集體學法交流(一九九六年北京法輪大法修煉國際交流會)

 
提到「四‧二五」事件前後的最大差異，楊先生覺得：「我個人的感受就是，「四‧二五」之前是洪法，想要使這麼好的功法讓更多的世人知道；而「四‧二五」之後就是要講真相，讓人們能明白真相」。
 
「四‧二五」開啟講真相的契機
 
一九九六年九月底得法的徐女士，任職台灣電視公司(台視)助理導播，也寫劇本、剪接片子等。她的先生是製片人，也得法修煉。徐女士說，一九九六年在台視得法的學員非常多，單單在台視煉功點就有五、六十位學員，可說是法輪功的大本營。發展至今，已有數十萬名學員，甚至有媒體稱台灣是法輪功的復興基地。
 
徐女士說，當年去中國大陸學法交流時，有件很奇怪的事，大陸學員告訴我們台灣學員說，少跟公安在一起，要我們避開公安，可能是要保護我們。在台灣我們不會提防警察。有次我們在學法時，一位公安跑來問我說妳是哪裡來的，我很高興的回答是台灣來的，因為法輪功很好，來學法交流，我反映這麼直接，反讓大陸學員很緊張。
 
徐女士補充說，三年後當法輪功被打壓時，我完全不能理解這功法這麼好，為甚麼要打壓這些善良的煉功人呢？ 「四‧二五」事件之後，因為我是做媒體的，就用這個便利條件去講清真相，許多人受中共謊言欺騙，不了解法輪功，我們就是去講真相，讓世人明白而已。
 
「四‧二五」之後不到三個月，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發動了對法輪功的殘酷迫害。借著「四‧二五」事件而聽聞法輪功的國際社會，在其後的十九年裡，因法輪功學員堅持不懈地講清真相與反迫害，而越來越了解法輪功。如今，法輪功已經弘傳至世界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使上億人因修煉法輪功而身心受益，見證了「四‧二五」和平上訪在人類歷史留下永恆的豐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