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05年04月15日】
中國上下五千年，源遠流長，文獻典籍浩瀚如煙。筆者非歷史專家，因偶閱邵雍的著作，對中國的一些歷史問題有了感想，就結合邵雍的思想湊成幾節文字給大家瞧瞧，望大家不吝賜教。
邵雍（1011―1077），後人認為他是北宋五子（周敦頤、張載、程顥與程頤）中最有特點的一位人物，因為，他最為德高望眾卻後人難有張揚，學問廣博汪洋而後人難窺室堂。從筆者的《預言不單單是預測未來的科學》（參看“正見網”）一文來看，邵雍首先是作為一位儒家修煉者，才能夠對歷史做預言。有意思的是，中國的預言，包括《馬前課》、《推背圖》之類，基本上是與中國朝代歷史息息相關。那麼邵雍關於歷史的看法，與邵雍的預言背景文化――儒家修煉文化必然相關。
(一)
歷史是有定數的。邵雍的《梅花詩》預言的結果就表現了。可以參看“正見網”的“警世預言”部分。
不過，《馬前課》最後一首說：“占得此課，易數乃終。前古後今，其道無窮。”《推背圖》最後一圖也說：“讖曰：一陰一陽，無終無始。終者日終，始者自始。頌曰：茫茫天數此中求，世道興衰不自由。萬萬千千說不盡，不如推背去歸休。”這又給人一個啟示，歷史的定數到一定時候卻會終結。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的《馬前課》、《推背圖》、《 燒餅歌》與《梅花詩》及其它的預言在預言中國的歷史幾乎同一時段就擱然而終，不再往後預言了。此皆後話，暫且不論。
(二)
中國的五千年歷史是朝代史。至今仍未改變。
我們知道的歷史，尤其是大陸華人，主要來自於馬克思主義的“五分說”――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兼共產主義）。而這種說法因為曾在中國歷史的變遷的套用上有出入，御用歷史學家們就此又發明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舊民主主義社會”、“新民主主義社會”、“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等等之說。就比如：中國的封建社會從何時起，專家各有異議――有的以西周為始，有的以東周為始，有的以秦朝為始，有的乾脆往後推至魏晉。更有專家學者乾脆不承認中國存在奴隸社會，認為夏商周就是封建社會，原因很簡單，夏商周搞分封，且因為在元朝、清朝的蒙、滿族統治時期，反而存在類似奴隸社會的“家奴”制度與“殉葬”現象等等“不進步”的體現。“五分說”一旦套不出歷史的真實面貌時，“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們就會以“歷史的複雜”或“歷史的倒退”以逃避或歪曲歷史的真實。
實際上，這些都是套用具有政治意義的一種術語或觀念，是一種所謂現代意識的一種產品。加上搞政治的人和研究者，對於社會的政治體制比較注重，所以喜歡用制度、體制之類的東西來討論政權統治方式與社會形態的變遷。時間一久，人們也就習以為常了，成為了一種觀念，也就這樣用了。因為不這樣用，人們就難以理解了。而西方社會走了自由社會的路子，側重於民主、人權、道德輿論制約方面的內涵，但是也沒有超出現代的搞政治思維的觀念。也即，作為歷史來說，在現代科學意義的指導下，人們將他歸為人文社科類的一門學科。那麼中國的歷史是不是這樣呢？然而，一旦人們認識到歷史是有定數的，任何對於歷史的解讀、解說都將改變。讓我們試作探討。
李洪志師尊有一段話可供大家參考，說道：“講到這兒呢，最形像的說人類社會就像一台戲。一朝一代的，那就像幕拉開了，一朝開始演。一朝結束了，大幕拉上了。再拉開，改朝換代。一朝一代、一朝一代就這樣走著過場，接緣，留下歷史，造就人類所需的文化，一幕幕的表演著。為什麼在中國這個地方叫做朝，而在中國以外其它地區都叫國家呢？為什麼他們的首領叫王，中國叫皇帝？我告訴大家呀，這不是一個名詞與文化上的差別。因為人類是為大法而造就的，大法是這台戲的主線，眾生的存在一切都圍繞著這條主線。只是人們都被戲中枝節的矛盾衝突表演所迷住了，忘記了戲的主題、人生的目地是什麼了。這台戲的戲台就是中國。”（《北美巡迴講法》）
這對於1911年之前的中國比較好理解。大家公認的中國的第一部朝代正史是《漢書》。實際上，在此前的《春秋》、《左傳》、《國語》、《戰國策》等等史書已經具備了朝代的理念而成書的。而此後的近百年中國史，在現代西學的影響下，在“共和”、“民主”、“專制”等等現代政治觀念的衝擊下，歷史的寫作話語走入了現代政治意義的思維之中了。然而，在中國民間老百姓中，“朝代”之說是正常現象，尤其今日之中國，無論你把他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中華民國”。報上不是把中國大陸稱為“紅朝”嗎？老百姓都已經意識到，對於所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中華民國”，只不過是具有現代意義的一種國號的稱謂，僅此而已。
中國的“朝代”有兩個特點：
A、自有文獻記載以來，中國分為“統一的朝代”和“分裂的朝代”兩種情況。“統一的朝代”，例如：夏、商、西周、漢、唐、元、清等等朝代；“分裂的朝代”，例如：春秋、戰國、三國、南北朝、五代十國等等朝代，只不過每個朝代裡面被分割為多個勢力罷了。
B、既然稱為“朝代”，那麼每一朝他就會有他自己的有盛有衰、有興有亡的各種階段，每一朝他就會有他自己的壽命與期限。這是歷史的必然。
由此，1911年之後的中國，當屬“分裂的朝代”。就如同“東周”分為兩個時期――“春秋”與“戰國”，1911年之後的中國也分為兩個時期――“1949年以前的中華民國”與“1949年後的中國”；而如果單從“中華民國”這一角度來看，就又和西東兩晉或北南兩宋相似。由於這一次的中國歷史的每一步被緊緊捆綁在國際舞台中――這也是中國朝代史中最不同於以往朝代的地方，也是最能使人迷惑與難解之處。更為突出的是：“1949年後的中國”大陸，政權統治者施行歷代先朝皆無的、史無前例的、無孔不入的、嚴酷的“無神論”的洗腦統治，中國千年的所有傳統文化與傳統道德被徹底打擊。可以說，這些事與法輪功能夠在當今中國大陸的洪傳有一定的關係。其它方面就不必多言了。港台與海外等地用了另外一類的形式保存了中國的傳統文化。
(三)
中國的歷史的分期：皇、帝、王、伯。
佛家講人類社會有“成、住、壞、滅”的四個階段，這四個階段猶如人的出生、成長、衰老、死亡的四個階段。這是把時間做為直線不可逆轉的角度來劃分的。那麼，邵雍對中國的朝代史是如何看的？他把中國的朝代史也分為四種狀態：皇、帝、王、伯。
3.1
“皇、帝、王、伯”之說的來歷。
首先，邵雍對宇宙萬物的陰陽消長採取了“四時四維”的劃分的方法，指出作學問要“上順天時，下應地理，中徇物情，通盡人事”，“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今古，表裡時事”（《觀物內篇》），由此才能成為聖人。
四時，即：春、夏、秋、冬；那麼，宇宙的萬事萬物中與“四時”相匹配、對應的事物也被分為“四維”，根據邵雍的《觀物內篇》解說可列一個大致的表格，如：
表1：
――――――――――――――――
| 太陽 | 太陰 |少陽 | 少陰 |
――――――――――――――――
| 日 | 月 | 星 | 辰 |
――――――――――――――――
| 暑 |寒 | 晝 | 夜 |
――――――――――――――――
| 性 |情 | 形 | 體 |
――――――――――――――――
| 色 |聲 | 氣 | 味 |
――――――――――――――――
表2：
――――――――――――――――
|太柔 | 太剛 | 少柔| 少剛 |
――――――――――――――――
| 水 | 火 | 土 | 石 |
――――――――――――――――
| 雨 | 風 | 露 | 雷 |
――――――――――――――――
| 走 | 飛 | 草 | 木 |
――――――――――――――――
| 耳 | 鼻 | 口 | 目 |
――――――――――――――――
表3：
――――――――――――――――
|《易》|《書》 | 《詩》| 《春秋》 |
――――――――――――――――
| 春 |夏 | 秋 | 冬 |
――――――――――――――――
| 生 |長 |收 | 藏 |
――――――――――――――――
| 意 |言 |象 | 數 |
――――――――――――――――
| 聖 |賢 |才 | 術 |
――――――――――――――――
| 皇 |帝 |王 | 伯 |
――――――――――――――――
| 仁 |禮 |義 | 智 |
――――――――――――――――
| 性 |情 |形 | 體 |
――――――――――――――――
| 道 |德 |功 | 力 |
――――――――――――――――
| 化 |教 |勸 | 率 |
――――――――――――――――
| 士 |農 |工 | 商 |
――――――――――――――――
通過這些表格大家就一目了然了。熟悉中醫的人就知道，像五行、五臟、五官、五味、五情、五神、五聲、五色、五音就是有一定的對應關係的。這些表格表達的方式與中醫是一樣的。這種“上順天時，下應地理，中徇物情，通盡人事”的“天人合一”的天地物人的對應關係就確立了，同時，也成為“皇、帝、王、伯”之說的來歷。當然，他們之間也有一些較複雜的交叉對應關係，讀者自可參看原著。
3.2
由此，邵雍對中國的朝代史確立了四分法：“皇、帝、王、伯”。我們來看看邵雍是怎樣理解“皇、帝、王、伯”的。
現今，“皇帝”是一個詞彙，專指那些一朝一代的最高統治者，首先使用者就是著名的“秦始皇”嬴政。尤甚者是，現代一些人對於專制統治的憎恨，“皇”與“帝”更被指摘。到現代，對於“皇”與“帝”的真實概念已經模糊了，“王”、“伯”就更不用說了。
根據邵雍的《觀物內篇》說法――
“皇”的意義是：以道化民者，民亦以道歸之，故尚自然。
“帝”的意義是：以德教民者，民亦以德歸之，故尚讓。
“王”的意義是：以功勸民者，民亦以功歸之，故尚政。
“伯”的意義是：以力率民者，民亦以力歸之，故尚爭。
很明顯，邵雍對於歷史的分期主要來自於道德的標準。即每個朝代統治者用什麼樣的品德標準教勸民眾，民眾相應回報什麼道德的標準，社會由此而崇尚的是什麼。
我們可以用現代的語言來具體解釋邵雍的看法――
“皇”，就是神明的聖人以“道”來化育天下，萬民也以“道”來追隨他。整個社會的表現猶如老子的一句話：“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老子》第57章）整個社會風氣自己自然的淳正、樸素、自然、豐富，整個社會崇尚的是“自然”，“自然”就是“無為無有”；無為，不是什麼都不做，而是不要故意執著的去做；無有，也不是什麼都沒有，而是不要強烈固執的要求擁有什麼。至於“道”的意義，有些玄奧，可以直解為“宇宙萬物的根本特性”，內涵等同老子之“道”。這也是邵雍對於歷史的分期的表現中最為尊崇的理想社會，也充分表現出邵雍之學與道家思想的深刻淵源。
“帝”，就是賢明的聖人以“德”來教化天下，萬民也以“德”來歸隨他。整個社會崇尚的是謙讓和高尚的品德，充滿先人後己的道德風氣，沒有貪婪狹隘的人心。整個社會看重的是真誠的禮尚往來，而不是個人私利的有無。治理天下的聖人也把天下當作天下百姓的天下，而非自己個人的天下。就像《周易・繫辭》說黃帝、堯舜“垂衣裳（衣裳寬大下垂，悠閒的樣子）而天下治”，這也是“無為而治”的道理。
“王”，就是有才幹的賢人以“功”來勸教天下，萬民也以“功”來跟隨他。整個社會崇尚的是政治統治，天下用政治統治的方式糾正不正的東西。能利益百姓的就是正的，被稱為“王”；而禍害百姓的就不正了，被稱為“賊”。做有利百姓之事，去除禍害百姓之事，這不是一種功績嗎？用正義賢明的君主去除昏庸害民的君主，這不也是一種功勞嗎？所以，古人有一句話：“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意思是：殷湯與周武王用武力消滅禍國殃民的夏桀與商紂，使天下由“賊亂”的狀態變為“王治”的正常狀態，不也是順天應民的好事嗎？
“伯”，就是有權謀的賢人以“力”來率領天下，百姓也以“力”來跟隨他。因為這時的社會不是依靠仁義來自然而然獲得利益，所以整個社會崇尚的是實力的競爭或利益的爭奪，不注重道德與名譽。由此而產生的爭鬥場面，小的表現為言談的爭執，大的表現為暴力的殘殺。就像春秋的五伯（即五霸，邵雍指的是秦繆公、晉文侯、齊威公、楚莊公、宋襄公），就是借虛名而爭奪實際利益的代表。雖然如此，五伯不可說沒有功勞於中國，只不過稱不上“王”，但比野蠻的異族又好多了。東周能延續24個君王，野蠻的異族不敢侵入中原，對於此，五伯功不可沒。
通過以上，可看出“皇、帝、王、伯”的道德標準的特點是由高到低，由好到壞的順序變化的。值得注意的是，老子也把社會的狀態分為四種說法：“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老子》第17章）即，最好的社會的狀態，百姓不知道有他（君主）；次好的社會的狀態，百姓就親近他、讚譽他；再其次的社會的狀態，百姓尊崇敬畏他；最末的社會的狀態，百姓就輕視鄙薄他。（君主）把事情作好了，百姓都說這是很自然很正常的。老子之說跟“皇、帝、王、伯”的說法的順序變化大致一樣，也完全符合佛家的“成住壞滅”之說。邵雍是儒家的代表，可見，佛道儒三家對於人類社會變化的看法有一致性。
總之，邵雍的“皇、帝、王、伯”之說是一種社會狀態的劃分，依據是社會的道德標準。
3.3
“皇、帝、王、伯”具體劃分時期。
根據邵雍的《觀物內篇》說法是――
“皇”的時代劃分區是：黃帝以前的三皇時期，包括伏羲氏。
“帝”的時代劃分區是：黃帝在內的五帝時期。
“王”的時代劃分區是：夏商周三朝。
“伯”的時代劃分區是：春秋五霸（伯），戰國七雄。
這是一個“皇、帝、王、伯”的完整輪換過程。
那麼秦朝以後是怎樣劃分的呢？邵雍認為，自秦朝以後中國的朝代史未能恢復到“皇”、“帝”的時期，而只是在“王”與“伯”之間徘徊。邵雍用比喻的方式具體指出了：
“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伯冬也。七國，冬之餘冽也。漢王而不足，晉伯而有餘。三國，伯之雄者也。十六國，伯之叢者也。南五代，伯之借乘也。北五朝，伯之傳舍也。隋，晉之子也。唐，漢之弟也。隋季諸郡之伯，江漢之餘波也。唐季諸鎮之伯，日月之餘光也。後五代之伯，日未出之星也。”（《觀物內篇》）
歸納來說，秦朝以後只有漢、唐兩朝勉強達到“王”的標準，其餘都是“伯”一類的。其中，各個朝代的也各有特點，具體說來即是――
三皇時期，是“皇”，如同人類的春天；
五帝時期，是“帝”，如同人類的夏天；
夏商周三朝，是“王”，如同人類的的秋天；
春秋五霸，是正宗的“伯”，如同人類的冬天；
戰國七雄，比正宗的“伯”更冷冽，更惡劣；
漢朝，可以稱之為“王”，但仍顯不足；
西晉，比正宗的“伯”強一些，好一點；
三國（魏、吳、蜀），是“伯”的雄傑；
十六國，是“伯”的雜聚；
南朝五代（東晉、宋、齊、梁、陳），是借“伯”的名聲坐坐而已；
北朝五朝（北魏、東魏、北齊、西魏、北周），是暫借“伯”的名聲休息住住而已；
隋朝，比西晉差一點，可做西晉的兒子；
隋朝末年各個郡守的“伯”（可能指隋末各個起義領袖），象大江的餘波余浪，很快就消失平靜了；
唐朝，比漢朝稍差，可做漢朝的弟弟；
唐朝末年的各個藩鎮的“伯”（可能指十國：吳、前蜀、吳越、楚、閩、南漢、荊南、後蜀、南唐、北漢），象日月的餘光，弱小且暗淡；
後五代（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的“伯”，象黎明前日未出的星星，雖然有短暫閃亮卻被後來的日光淹沒。
3.4
好像上面邵雍沒有談及秦朝。實際上在中國歷史中，由於有了秦始皇而成為最有爭議的秦朝，邵雍另有一番特殊的意義作為解說――
首先，他從秦國的成長來看秦朝，而不是孤立的看秦始皇創立的秦朝。
邵雍說：“自三代以降，漢、唐為盛，秦界於周、漢之間矣。秦始盛於穆公，中於孝公，終於始皇。起於西夷，遷於岐山，徙於咸陽。兵瀆宇內，血流天下，併吞四海，庚革古今。雖不能比德三代，非晉、隋可同年而語也。其祚之不永，得非用法太酷，殺人之多乎？所以仲尼序《書》終於《秦誓》一事，其旨不亦遠乎？” （《觀物內篇》）
三代，指夏商周三代。三代以後只有漢、唐兩朝最為強盛。秦經歷數百年艱苦創業，屢次遷都，在秦穆公時期開始昌盛，在秦孝公時期中興，因秦始皇而結束，最終以古今未有的強大軍事力量，經過血流成河的戰爭一統天下。雖然秦在“德”方面比不上夏商周，但西晉、隋朝也不可與之同年而語。秦朝國運不長，難道不是因為其刑法太殘酷，殺人太多嗎？所以，孔子排序《尚書》時把《秦誓》一篇放在最尾，這不是早就預見了嗎？
也就是說，從其來源來說，秦國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已經非常強大了，是眾多霸主的領袖，是幾百年的霸主，而且打的戰爭規模古今無有。雖然秦朝只有十幾年壽命，那也是西晉與隋朝不可相比的。也可說是春秋戰國的總結代表。
其次，用善惡之理來解釋秦朝。
邵雍說：“夫好生者生之徒也，好殺者死之徒也。周之好生也以義，漢之好生也亦以義。秦之好殺也以利，楚之好殺也亦以利。周之好生也以義，而漢且不及。秦之好殺也以利，而楚又過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擇於周、秦、漢、楚哉？擇乎善惡而已。是知善也者無敵於天下，而天下共善之。惡也者亦無敵於天下，而天下亦共惡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擇於周、秦、漢、楚哉？擇乎善惡而已。” （《觀物內篇》）
維護生命，珍惜百姓，則國運昌隆，延綿不絕；殺生如兒戲，視民如草芥，則家國險惡，亂世短壽。周朝以仁義愛護百姓，漢朝也以仁義愛護百姓；但漢朝比不及周朝，所以周朝有八百年之國運，而漢朝只有四百年。秦國（朝）為了利益殘殺百姓，楚國也為了利益殘殺百姓；但楚比秦更貪婪，所以楚比秦先亡。一朝君主用善來征服天下，天下百姓也用善擁護他；一代國君用惡來征服天下，天下百姓也用惡來抵制他。這是天之常道、人之常情，哪裡是老天爺要偏愛或鄙視這些朝代，是道德善惡的安排罷了。
第三，用因果相報的道理來解釋。
邵雍說：“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吳嘗破越而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貪婪攻取，不顧德義，侵侮齊晉，專以夷狄為事，遂復為越所滅。越又不監之，其後復為楚所滅。楚又不監之，其後復為秦所滅。秦又不監之，其後復為漢所伐。恃強凌弱，與豺狼何以異乎？”（《觀物內篇》）
如果用武力（暴力）來勝別人，反之別人也以同樣的方式來戰勝他自己。例如：吳國擊破越國就輕視楚國，擊破了楚國就對於齊國有驕橫之志，不顧道德仁義，貪婪進攻，侵辱齊國晉國，結果反而被不被重視的越國所滅亡。越國亡吳以後，又驕傲而不嚴格要求自己，反又被楚國滅亡。楚國又象越國一樣重蹈覆轍，反又被秦國滅亡。秦朝一統天下以後，驕橫暴虐，最後為漢劉所滅。這種恃強凌弱的做法，不和豺狼一樣嗎？一國以什麼方式對待他國是很重要的。
第四，給秦漢作了對比。
邵雍說：“是知武王雖逮舜之盡善盡美，以其解天下之倒懸，則下於舜一等耳。桓公雖不逮武之應天順人，以其霸諸侯一匡天下，則高於狄亦遠矣。以武比舜，則不能無過，比桓則不能無功。以桓比狄則不能無功，比武則不能無過。漢氏宜立乎其武、桓之間矣。是時也，非會天下民厭秦之暴且甚，雖十劉季百子房，其於人心之未易何？且古今之時則異也，而民好生惡死之心非異也。自古殺人之多未有如秦之甚，天下安有不厭之乎？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趨，而又況以刃多殺天下之人乎？秦二世萬乘也，求為黔首而不能得。漢劉季匹夫也，免為元首而不能已。” （《觀物內篇》）
周武王雖不及舜盡善盡美，但他解決了商紂的罪惡統治，只不過低舜一等而已；齊桓公雖不及周武王應天順人，但他主盟諸侯、維護天子，比起野蠻外族的侵害好多了。如果把舜、周武王、齊桓公、外族勢力相互比較，則互有功過高低之分了。那麼，漢朝劉氏就位居於周武王與齊桓公之間了。而恰在漢朝劉邦創業之時，秦朝暴虐濫殺，天下百姓無生路可逃避。所以秦二世胡亥雖出生帝王之家、位居九五之尊，到臨難時想做普通百姓都不行；而漢劉邦雖出生卑微、一介無名小民，到時運時不讓做君主元首也不能了。
所以說，嬴秦的作用，從近看是結束春秋戰國的分裂狀態，從遠看就是終結“皇”道與“帝”統的文化內涵。雖然嬴秦有短暫的統一天下的歷史功績，但統治手段過於嚴酷，也降低了未來的“王”道統治的道德意義，使中國歷史完全走入“王”“伯（霸）”紛爭的狀態。所以說嬴秦他雖然界於周、漢兩朝，但都不及他們的“王”的歷史狀態。邵雍總結道：“法始乎伏羲，成乎堯，革於三王，極於五伯，絕於秦。萬世治亂之跡，無以逃此矣。”（《觀物外篇》）意思是：歷史的法則就如同起於伏羲（皇），成於堯（帝），變革於夏商周（王），登峰造極於春秋五伯（伯），斷絕於秦始皇。萬世的治與亂的變化軌跡，沒有不遵循這個規律的。
(四)
根據邵雍的論述，可做一些總結式的分析――
4.1
如果把“皇、帝、王、伯”作為中國古代社會的道德衡量標準，邵雍不是樂觀者，中國古代社會是象波浪一樣逐步向下滑的，也就是後浪比前浪低。
從三皇到北宋時期，邵雍又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甲、三皇開始到秦朝結束，完整的“皇、帝、王、伯”一個輪換。
乙、漢朝開始到隋朝結束，比周朝低一等的“王、伯”變化。
丙、唐朝開始到五代結束，比漢朝低一等的“王、伯”變化。
4.2
“皇”屬於五千年文明的上古部分，也屬於理想社會的部分，文化初創，但是道德與文化的起點最高，整個社會崇尚自然。
“帝”與“王”，屬於五千年文明的中古部分，文化昌盛，社會長時間穩定繁榮，君主賢明，民眾講德仁禮節；同時，“王”的朝代表現是有相當長的壽命，至少有連續不斷的相對穩定的200年時期，所以為什麼說漢、唐兩朝勉強達到“王”呢？。
“伯”也占中國歷史的一大部分，屬於五千年文明的今古部分，道德相對沒落，文化上雜說紛繁、魚目混珠，社會相對動盪，社會道德講義、智與利益。
4.3
再根據以上的分析總結，我們也可以大致對於北宋以後的中國歷史做一個相對的比較：
趙宋分為北宋、南宋，猶如西晉、東晉之分，但從社會文化與政治經濟實力來說，趙宋超過東西兩晉，而低於李唐，這是後人把“唐宋”並稱的緣故。西晉壽命有51年，北宋有167年，東晉有103年，南宋有152年，一比較就知分曉。那麼，遼、西夏、金三代就如同南北朝的北朝，南宋就如同南朝，但比又南北朝各代強一些。
元朝對於中國是一個朝代，但在當時它畢竟是蒙古族統治的一個分支，壽命不足百年，社會突顯出的是種族的等級制，所以比北宋又差一些。明朝在壽命上比北宋長一些，但也不及李唐盛世，文化上只是在模仿唐、宋的基礎上作發揮發展。清朝猶如迴光返照，出現百年的“康乾盛世”，壽命也達267年，比明朝276年相差無幾，但從社會文化方面來說，只是突出在對於中國歷史文化的總結或使之更為精緻、細緻，政權更為集中化，出現的各種叛亂、起義的規模和次數都比歷代先朝大、多，1848年後60多年受西洋文化的強烈的深層次的衝擊（包括衝擊到儒家文化等等傳統文化），所以比明朝差一些。不過，話說回來，作為邵雍的儒家思想對於異族統治一般有特別對待，所以，元、清兩朝用儒家思想的以中原文化為中心的分析理念，肯定不會太高，但比十六國好多了。
總的來說，北宋以後沒有一朝能夠達到唐朝的“王”的歷史狀態。而在邵雍的看來：夏、商、周、漢、唐五朝中，唐屬最末，也是最為勉強的“王”。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的歷史從整體道德的角度來看是逐漸往下滑的，儘管中間過程中時有恢復，但比較起來已不如前了。只是唐朝到清朝中期的社會的道德變化相對平緩，沒有下滑得那麼快。
1911年至1949年的中華民國相當於“伯”了：反覆辟、軍閥混戰、北伐、剿共、抗日、國共內戰等等，中國沒有喘息一刻過；在傳統的文化、道德上已經受到強烈的衝擊，與古代的“伯”相差甚遠。 1949年以後，大陸紅朝對於民眾的控制煽動、運動的滔天罪惡、文化的變異摧毀、道德的扭曲顛倒等等東西，大家自可對照歷代先朝。
做一個小補充：通過以上的大致解說，我們也許會比較了解了中國的一些像“兵征天下，王者治國”與“強者為英雄”的俗語的道理了。中國自夏朝以來，凡是屬於“王”類的朝代開創基業，都需“兵征天下”，一統江山而治理天下（“皇”與“帝”幾乎近於“無為而治”，所以“治理”一詞概括不了其內涵，只有“王”才能對於天下稱為“治理”或“勸民”，而“伯”對於天下只能說是“率領”或“稱霸”）；否則，就如同“強者為英雄”的“伯”割據一方或只有短暫的強霸一時。“統一的朝代”和“分裂的朝代”之分，基本符合邵雍的“王”與“伯”的分法，只不過字面上看不出準確的道德的內涵。
(五)
以上都是從時間幅度較大方面來說的，在這種大致的“皇、帝、王、伯”劃分裡，根據歷史的變化，也還有小的區別或劃分。
在前文解釋秦朝的問題時，邵雍把不同的社會狀態的君主作了比較：舜、周武王、齊桓公、外族勢力的比較，指出這種比較雖然表現各自的在位的功過與道德的高低，但對於他們自身來說，卻是具有時代的合理性和重要性。例如：周武王比不上舜，卻比齊桓公強多了，開創中國最為漫長的朝代周朝，功績偉洪；齊桓公雖比不上周武王，但有了他，就避免了中原被野蠻的異族勢力的入侵，使中原文明得以綿延不絕，雖有過，但功勞也不小。
不過，邵雍又說：“堯禪舜以德，舜墩禹以功。以德帝也，以功亦帝也。然而德下一等，則入於功矣。湯伐桀以放，武伐紂以殺。以放王也，以殺亦王也。然而放下一等，則入於殺矣。是知時有消長，事有因革，前聖后聖非出於一途哉。” （《觀物內篇》）就是說，事情會隨時間的變化而變化，前面的聖人與後面的聖人不是走相同的路子：同樣是“帝”，舜即位是因為他有“德”，而禹即位是因為他有“功”，道德標準不一樣，“功”比“德”又低了一等；同樣是“王”，殷湯把罪惡的夏桀流放，而周武王把罪惡的商紂殺死（逼死）了，周武王也比殷湯低了一等。而他們的即位時間排序大家都明白。
以上對於“帝”與“王”的各自變化舉了例子。那麼，像“王”有夏、商、周、漢、唐五朝，讀者自可把這五朝裡面的君主作一個歷史的比較，自然就知道高低了。
那麼“伯”呢？邵雍也具體的表述了：“秦繆公有功於周，能遷善改過，為伯者之最。晉文侯世世勤王，遷平王於洛，次之。齊威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又次之。楚莊強大，又次之。宋襄公雖伯而力微，會諸侯而為楚所執，不足論也。治《春秋》者，不先定四國功過，則事無統理，不得聖人之心矣。春秋之間，有功者未見大於四國，有過者亦未見大於四國也。故四者，功之首罪之魁也。”（《觀物外篇》）
邵雍分別給春秋五伯作了典型的比較，指出秦繆公（即穆公）最高，以後依次是晉文侯、齊威公（即桓公）、楚莊公，宋襄公最末，不足論也。在春秋時期，秦、晉、齊、楚四國是這時期社會的功勞之首、罪過之魁。
這裡我們看出了在同一個時期裡，隨著不同的君主的確立，他們即位的道德標準是有變化的，而且也表現出相對下滑的趨勢。
參考資料
1、相關的邵雍的著作與資料，參看“孔子2000網”之“邵雍研究”專欄：http://www.confucius2000.com/confucian/shaoyong/index.htm
2、李洪志先生著作，參看“明慧網”。
3、相關的中國預言《馬前課》、《推背圖》、《 燒餅歌》與《梅花詩》等等，參看“正見網”。
4、《老子》等書。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