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新聞網2021年09月12日】
對於許多大陸人而言，加入中國共產黨是晉升的良好機會，同時也是事業的墊腳石，但80後的張譽錩（化名）卻不這麼認為。
剛來到洛杉磯不久的張譽錩對記者說，他從香港「反送中」運動中，真正認識到了中共對人民造成的傷害，因而決定上社區單位表明實名退黨，但沒想到在中國要「退黨」，還得一波三折，經過一番努力。
張譽錩在大陸赴相關單位退出中國共產黨。（張譽錩提供）
1989年出生，從事科技產業的張譽錩來自中國河北。他在2020年6月4日舉著「反對香港國安法」的布條登上長城，並拍照留念，網路翻牆發到推特（Twitter）；同日亦寫了一篇文章《六四之喪，香港上演》。張譽錩因而遭中共國保盤問拘留，在繳納保釋金並賄賂了警方後雖然重獲自由，但仍時時被監控。
留學韓國見聞
張譽錩高中畢業後，赴韓國留學5年，當時他認識了許多台灣與香港的朋友。他說：「身為黨員並沒有給我任何好處，反倒是在國外被視為異類。」在韓國時，張譽錩有次在酒吧，與友人們聊天時無意間透露自己入過黨，當時場面一瞬間冷下來，後來幾次出去玩，朋友們就有點尷尬，他才發現國際社會對「中共黨員」存有疑慮，甚至是討厭與恐懼。
張譽昌並非自願入黨，高中時也沒有加入共青團，但因為某次學校安排體檢，他的體能符合當飛行員的資格，校方對他寄予厚望，所以讓他在一日內同時入了黨、團。他回憶當時就是抄了兩份同學的申請書，莫名其妙地入了黨。
在韓國就讀大學畢業後，張譽錩回到大陸工作。2019年，香港爆發大規模民眾上街爭取民主的運動，一開始張譽錩很困惑，心想香港人究竟是不是像媒體所說的那樣？當他網絡翻牆看到與中共官媒完全不同的新聞畫面後，感到很震驚。
他說：「我從來沒有見過『暴徒』有六十多歲的，我也沒有見過百萬遊行，『暴徒』會帶著自己的孩子去參加民主的百萬遊行？所以我所看到的真實的（情景）和他們講的完全是不一樣的。」這些被大陸媒體稱為「暴徒」的普通香港市民讓張譽錩久久難以忘懷。
內蒙女婿的感想
身為內蒙女婿的張譽錩也對中共於2020年8月對內蒙頒布的新語言政策感到很失望。他的妻子是蒙古族人，許多親戚都因為小孩上課不能使用蒙古語而失望，一個蒙古族人告訴張譽錩說：「你要我們愛國、你要我們愛黨都可以，我們都可以聽話，我們只是想要用自己的語言說話。」
2020年8月中國內蒙古自治區發布政策命令：蒙古族中小學的「語文與文學（語言）」、「道德與法律（政治）」和「歷史」，在9月開學後轉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也就是漢語或普通話）」進行教學。
有些家長為了消極反抗語言政策，就讓小孩留在家裡，沒到學校上課，結果學校就派人來把學生押到學校。張譽錩說：「這不是因為學校重視教育，而是要做給領導看，學生都乖乖去上課了。」
2021年8月14日，張譽錩利用商務簽證之便離開中國，並決心與中共脫離關係。他說，共產黨只要對哪個地區或誰不滿意，就會給其掛上「獨」字。「它管香港人叫『港獨』，對西藏不滿意的時候叫『藏獨』，對新疆不滿意的時候叫『疆獨』。」內蒙古一向被視為中國少數民族中的模範省分，但還是逃不了中共的整肅，被扣上「蒙獨」的大帽子。
張譽錩認為，中共只要對哪個群體不滿意，就會針對打壓該群體，告訴其他人它是敵人，利用敵我矛盾，讓一個群體一起去反對另一個群體。「土改」、「鎮反」在打擊地主階級；「三反」、「五反」目的是打倒資產階級；「整風」、「反右」運動則是攻擊知識分子。
他說：「這是非常嚴重的一種洗腦的方式，只要它（中共）對誰不滿意，它（中共）就會針對那個人，然後告訴別人，你是『獨』。」中共鼓動階級對立化，讓一個群體一起去反對另一個，「我覺得這是非常不對的」。
張譽錩說：「我想告訴香港的同胞們，大陸的人並不都是愚昧的，像共產黨所描述的那樣充滿著階級對立的。」儘管他已經將「反對香港國安法」長城照片打了馬賽克、使用非自己手機號碼註冊的推特發圖，也匿名發表文章，但很快仍被警察找上門。
國保威嚇
2020年6月10日，國保找上了張譽錩，將他強制傳訊到派出所，甚至連繫上了沒有與他一同居住的母親。張譽錩回憶：「那天早上我跟我妻子逛街，一直到下午二點多的時候，他（國保）給我打電話。他最早找到了社區，因為我不在家，給我打電話。我不相信他，什麼保，很質疑為甚麼找我。他給我打了好幾次電話，一次比一次嚴厲。他說，如果你再不……，我們就直接上門把你們套走」。
因受到國保電話恐嚇，張譽錩只好主動赴公安局，當時他在監獄裡、望向鐵窗，心裡感到真實的恐懼。雖然遭到警方言語上的恐嚇、脅迫，但張譽錩仍想要爭取自己的言論自由。
警察告訴他：「你要不了解情況，不要瞎說。我可以很負責任地告訴你，我們是幹這一行的，我們是搞政治的警察，現在的中國大陸比文革的時候還要嚴重，只不過是你不知道、不了解。如果是放在當年文革，你的這個就是反革命罪，有可能判死刑。」
張譽錩當天下午5點鐘去了派出所，開始接受筆錄，整個筆錄大約到晚上10點多；然後他得寫悔過書，晚上整夜不讓睡覺，反覆寫悔過書。張譽錩說：「拿了一搭A4紙，我就在那寫，第一次寫了二頁，大概用了我半個多小時，然後我寫完了之後，我就在那等。他強制讓你寫悔過書，因為這個悔過書一定要按手印的，跟那二個文件一起交到上面部門。我不知道有什麼悔過的，所以我寫的很可笑：對不起家人，對不起父母，對不起培養我……諸如此類。」警察退件，張譽錩只得重新寫，那一晚上，他站著寫了5份不知道為何悔過的「悔過書」，徹夜無法歇息。
張譽錩離開派出所後才知道，家人交了1萬元保釋金，然後又加上5萬元賄賂警方，他才得以這麼快被放行。他說：「到了現在，那半年保釋期的1萬元也沒有退。」當張譽錩以為此事已告一段落，他卻發現事情並沒這麼簡單，因為他的行動仍被中共嚴格監控。
不是「良民」
在做筆錄期間，張譽錩也留下了手機號、護照號等個人信息，後來每當要進北京時，過安檢哨時就會被單獨詢問。他說：「我就已經不是良民了，要被單獨審查。」因為住的城市離北京很近，張譽錩時常要入京。
張譽錩表示，2008年以後，所有進京的公安檢查站的檢查力度越來越大，如臨大敵，每輛車都要開後備箱檢查，乘客也會被查身份證，他說：「路不堵，是人堵。」
張譽錩說：「我要進北京的時候，我的身份證只要一刷，我就必須要下車到旁邊的那個屋裡做登記，我不是良民了。我以前是什麼呢？查到你的車，一貼身份證就走，或有時候會開後備箱看一眼。現在不是了，你只要一貼身份證，請下車，去到旁邊。你是誰？你進京要干什麼？目的是什麼？就會被另外盤問。」
十分喜愛旅行的張譽錩因此一整年都沒有出遊，唯一一次跨省出行是陪妻子回娘家。但他剛到內蒙古不久，就接到國保「關切」的電話，詢問他人在何處？為何要去內蒙古，因無法再忍受這種監控，更不願意自己的下一代在這樣的環境下生長，他只能選擇離開大陸，並實名退出中國共產黨。
實名退黨
雖然中共的條例表示不交黨費就自動退黨，但張譽錩發現並非如此。他在疫情期間被社區徵召要幫忙封門；就是在疑似染疫的小區，將住戶的大門用木板封上，他很不願意做這種事情。
張譽錩意識到被徵召可能與自己黨員的身份有關，他說：「我上韓國就和它（中共）沒有任何關係了，沒有再繳過錢。」擔心自己未被除名，仍是黨員，張譽錩2020年5月到社區黨支部申請退黨，他寫了一份正式的退黨聲明，還按了指紋申請退黨。
當時黨支部裡的工作人員都感到很詫異，甚至有點難以置信，仿佛從來沒有發生過這種事情。對方一開始推託領導不在，讓張譽錩過一陣子再來詢問，後來又說要開會決議。張譽錩去了三次才獲得對方回應，表示他已經退黨，但張譽錩並沒有獲得任何回執憑據。
張譽錩呼籲：「如果你希望不再做一個愚忠的人，不再做一個愚民、一個傻子，希望有真正做人的權利，希望生活在一個更好的環境，我呼籲人們儘早、儘快地退出中國共產黨。」
（大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