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24年06月20日】
蘇軾以其巨大的文學成就在歷史上獲得了廣泛的稱頌和推崇，蘇軾創立的豪放的風格以及開闊的境界，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對後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蘇軾被明代袁宏道稱為「詩神」，評價其詩詞的超脫和靈動超過杜甫。此外，他的政論文以其說理透闢、筆力縱橫而被後人奉為典範，但是這樣一位偉大作家的人生道路卻是十分坎坷，經歷了一般人所難以承受的風浪和挫折，這些還與並列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推動的變法有某種關聯。
王安石生於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逝於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較蘇軾（1037年—1101年）年長十六歲。晚年居住在江寧（今天江蘇南京），在文學史上，詩詞的影響力未被列入最惹人注目的詩人之列，但卻配享孔廟。千百年來，圍繞王安石及其變法而展開的爭論從未停止，也給後世留下了近千年的褒貶爭議。
這裡從蘇軾和王安石的詩詞中所展現的真實的內心世界，從他們的人生理念和追求方面探究其不同的風格特點，從他們所處的時代和人生際遇探究其所面對的人生選擇中的必然原因。
首先讓我們來欣賞一首王安石在29歲那年的詩作，《登飛來峰》：
飛來山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升。
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
這是公元1050年（宋仁宗皇祐二年）夏天，王安石在浙江鄞縣知縣任滿，回江西臨川故裡，途經杭州時寫下的。飛來峰的海拔高度不過才168米，他卻極為誇張的用了「千尋」，古代以八尺為一尋，千尋的意思是形容極高或極長。實際上是借寫峰上的古塔之高，來襯托自己的立足點之高，可見內心「自緣身在最高層」的狂傲和「不畏浮雲遮望眼」的執拗。
李白有詩云：「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因此，古人常有「浮雲蔽日月」的憂慮，而王安石這裡卻加上「不畏」二字。展現了橫掃浮雲的膽魄和決心。或許這是他第一次使用「不畏」這個詞語，他推動熙寧變法時「三不足」更展現出了他的無神論世界觀：「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宋史·列傳·卷八十六》）這與孔子所講的「君子三畏」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論語·季氏第十六》）
這說明王安石不信天命和不順天理，不相信人類社會的發展有其內在的規律，只相信人為的強人政治，為了實現心中的宏偉目標，可以採用一切手段清除「遮望眼」的「浮雲」。那麼，他心中的目標又是什麼呢？且看他寫的一首詞，《浪淘沙令》：
伊呂兩衰翁，歷遍窮通。一為釣叟一耕傭。若使當時身不遇，老了英雄。
湯武偶相逢，風虎雲龍。興王只在談笑中。直至如今千載後，誰與爭功。
這首詞中的伊呂：指伊尹與呂尚。伊尹名摯，尹是後來所任的官職。原是伊水旁的棄嬰，後居莘（今河南開封）農耕。後來，湯王擢用他滅了夏，成為了商朝的開國功臣；呂尚，本姓姜，名尚，世稱姜子牙。他晚年在渭水邊垂釣，遇周文王受到重用，輔武王滅商，封侯於齊。這首詞表面上通過敘史、論史，描述了伊尹和呂尚困頓不堪的遭際和名垂青史的功業，實則以史托今，抒發了個人的志向和目標，「誰與爭功」的背後，是建立千秋興王功業的真實思想流露。變法的主旨就是：「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宋史·王安石傳》），把民間的財富積聚到朝廷，以實現「興王」之宏圖。這也是法家思想的集中體現，將君王的霸業擺在民生之上，把百姓作為耕與戰的工具，與「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傳統「仁政」思想有著明顯的不同。從做事方式上，他的執拗也背離了傳統的中庸等做人的核心價值觀。
讓我們再看蘇軾24歲那年（1061年）寫的詩詞，《和子由澠池懷舊》：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
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
這首詩抒發對人生經歷的思考，人生所經歷的事情或是地方，象什麼呢？就像是飛翔的大雁，踩在積雪的泥地上的痕跡。偶然留下一次的痕跡有什麼可留戀的呢？大雁還將繼續飛向遠方，至於去往哪裡？又有誰能做得了主呢？詩中前四句自由舒捲，超逸絕倫，以雪泥鴻爪比喻人生，把人生看作漫長的旅途；他展望未來，意境闊遠，沒有那種對功名、功業的浮躁和焦灼，也沒有那種非要如何改變世界的昂揚或悵惘，體現出一種順天應人的達觀和洒脫。他在1070年寫的一首送行詩《送安惇秀才失解西歸 》中也表達了同樣的思想，「萬事早知皆有命，十年浪走寧非痴。」
世間的興亡更替是否都有定數？人的一生是否也是高層生命安排好的呢？人生應該怎樣度過？這是自有人類以來就擺在世人面前的一個終極問題，每個人都可能有不同的思考和作答方式。蘇軾一方面對人生有著十分冷靜、清晰的認識和一種超然物外的曠達與豪邁，「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臨江仙·送錢穆父）。」 與李白有著極為相似的洒脫和泰然：「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也，光陰者，百代之過客也（《春夜宴從弟桃花園序》）。」 展現出堂堂正正、超凡脫俗的浩然之氣，在任何境遇中都泰然處之和坦蕩自適，「一點浩然氣，千裡快哉風（《水調歌頭·黃州快哉亭贈張偓佺》）。」 這種貫於天地之間的快哉風就不是宋玉在《風賦》中所議論的「起於青萍之末」的「大王之雄風」，或「起於窮巷之間」的「庶人之雌風」所能涵蓋的。
縱觀蘇軾一生，屢屢因言遭貶謫，在烏台詩案中險些丟了性命，但依然敢言，就是這種存於天地之間的浩然之氣，這也是今天的人所難以理解的，只要不說話，便可穩享高官厚祿，平安無虞。從中也顯示出古人與今人的境界和視角的不同，也就是大寫的堂堂正正之人與小寫的蠅營狗苟之人的不同。《宋史·列傳·卷九十七》中記述了蘇軾關於王安石變法的上書：「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薄厚，不在乎富與貧。」他的豁達和洒脫，並非是處於無奈的迴避與自適，而是對世事發展規律的洞徹。道德才是國家存亡和社稷安危的根本，人為什麼不遵循道德的指引，盡人事自然而為，非要逆天逆勢強為呢？
唐代周曇寫有這樣的詩句：「興亡在德不在鼎，楚子何勞問重輕。」其中說的是公元前606年，楚莊王興兵打到洛水邊問鼎之大小輕重的典故。周襄王之孫王孫滿回答說：「統治天下在德不在鼎」。還有與蘇軾、王安石同時期的北宋易理學家邵雍，宋仁宗嘉祐與宋神宗熙寧初，兩度被舉薦，均稱疾不赴，一日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因為他感知到：「不二年，上用南士為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 指的就是北宋皇帝將以王安石為宰相推進變法的事，亦曾有詩云：「事觀今古興亡後，道在君臣進退間。若蘊奇才必奇用，不然須負一生閒。」
通向天涯的路，蘇軾和王安石展現出兩種完全不同的走法，今天的人，又該如何選擇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