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新聞網2024年11月20日】
《九評共產黨》已經發表了20年，在這20年中，全球大量的三退義工克服重重險阻，傳《九評》勸三退（退黨、團、隊）。這些義工都有著怎樣的經歷和故事，全球退黨中心推出三退義工系列報導，今天的主角是：潘淑珍。
潘淑珍是1990年移居瑞士的一位三退義工，曾與同為三退義工的先生一起在北京的中國科學院任職。因年幼時全家遭中共打壓迫害，她一直對共產黨存有戒心。《九評》發表後，該書對共產黨邪惡本質的揭露讓潘淑珍深表認同。潘淑珍認為，中國人被中共欺騙的太慘了，繼續跟著中共只會給中共陪葬，所以她立即全身心投入到傳《九評》、講真相、勸三退的工作中。根據潘淑珍的粗略統計，從2005年到2020年疫情前，她勸退的總人數不少於16萬人。
一、家人遭中共迫害 中共做法難認同
潘淑珍出生在一個世代修道的家庭，無論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還是其他親友，都修煉同一種道家功法，世代相傳。在父母的悉心教導下，潘淑珍自小也是這一法門的虔誠修行者，遵循為他人著想、做好人、不怕吃虧的理念生活。然而，這樣與人為善的家庭，卻是共產黨的懲治對像。
潘淑珍回憶道，小學時，有一天她正在學校做功課，突然聽到一聲拍桌子的巨響，看到一盞電燈隨之熄滅，而一位遭到審問的男士，被推到室外的滂沱大雨中，瞬間全身濕透了。
她再一看，淋雨的那人竟是自己的父親。潘淑珍趕忙跑回家問母親怎麼回事，才得知城裡來了一群中共幹部，因父親是當地的道首，就把他抓走了。過後，淋成落湯雞的父親回了家，儘管安慰家人說沒事了，自己最終卻被中共管制4年，失去了人身自由。
禍不單行，倡導「打土豪、分田地」的共產黨，讓家境相對富裕的潘淑珍家及母親娘家再次經受考驗。
潘淑珍說，北京來的幹部打算給她家定為富農，幸好父親為人極好，這一決定遭到了農民街坊的反對。大家向中共幹部說他父親如何用自家的車、馬幫大家播種、耕地，每逢農忙如何又出錢又出力，讓城裡幹部最後給他家定為了「下中農」。
但作為地主的潘淑珍母親家，因田產、房產過多，受的影響較大，尤其是潘淑珍的大舅家。當時，她的大舅很快被趕到農村挨批鬥。農民向城裡幹部說，這家人很善良，逮到我們正在偷糧食，不但不阻攔，反而幫忙一起搬，還囑咐農民們沒有吃的就來拿。幹部們聽了，卻氣憤地說，這裡農民覺悟太低了，不跟共產黨一個心，反而和地主一個心！
在農民的私下接濟下，潘淑珍的舅舅、舅媽在農村沒受太多苦，但他們的子女都受到很大影響，有的甚至不認自己父母，覺得出生在這樣的家庭被人看不起，老死不相往來。由此可以看出，共產黨是如何拆散家庭的，因此，潘淑珍深有體會，也一直堅持不入黨。
二、從中科院到瑞士 遠離中共鬥爭
潘淑珍畢業後，來到中國科學院工作，並在這裡結識了自己的先生。她的先生在中科院的秘書班子中任職。後來胡耀邦成了中科院的一把手，他則成為胡耀邦的秘書。
胡耀邦要回中共中央任職時，想把潘淑珍的先生帶去，潘淑珍則勸他不要去，要他警惕中共那套鬥爭哲學、整人手段。她先生認同她的意見，就選擇下崗創業，在中科院科學家的支持下，興辦了一個光電公司，並在1987年獲得外派到瑞士合資公司工作的機會，並被瑞士的老闆長期聘用。就這樣，潘淑珍一家人在1990年，都先後來到瑞士首都伯爾尼生活。
而在中國，做到中共最高領導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的胡耀邦，因鄧小平等中共元老的壓力被迫辭職下台，最終被氣死，繼任的趙紫陽也以悲劇收場。這正是中共激烈權鬥的真實寫照。
潘淑珍說，她年幼時家人的遭遇就是最好的借鑑，因此，全家都覺得移居瑞士是正確的選擇。
三、不顧使館人員奚落 動力十足傳《九評》
大紀元系列社論《九評》問世後，很快便傳到了潘淑珍手中。通讀之後，潘淑珍認為這本書把共產黨的邪惡本質揭露得相當透徹，說出了自己的心裡話。從那時起，她最想做的，就是馬上把《九評》傳播給更多的人，並選擇從中國大使館做起。
潘淑珍坦言，她的先生因為學歷高、學識廣，曾是胡耀邦的秘書，在瑞士的華人圈中有一定的知名度。她家不僅每周都有當地博士留學生登門拜訪，他們也經常是中共駐當地大使館的座上賓，直到中共鎮壓她和先生都修煉的法輪功為止。
1998年，潘淑珍和先生開始修煉法輪功。使館人員很不理解他們為甚麼要與共產黨唱反調，說了很多不敬的話。她先生說，以前大使館請他們去吃飯，潘淑珍是拄著拐杖去的，如今因修煉法輪功走路一身輕，完全不需要拐杖、椅子，也不需要吃藥。「這麼好的功法我們煉定了！」
潘淑珍認為，大使館的中國人也是被中共謊言毒害的受害者，需要耐心給他們講真相。於是，拿到《九評》後，潘淑珍又來到大使館，想讓更多中國人了解中共的真面目。然而，得到的則是部分使館工作人員的諷刺和挖苦，以及使館堅持不給她和先生更新中國護照的決定，也讓他們最終入了瑞士國籍。
四、到熱門景點講真相 從受委屈到受鼓舞
在大使館的冷遇，並未讓潘淑珍氣餒。《九評》出版的第二年，她就決定每天來回坐3個小時的火車，到瑞士最受歡迎的景點——琉森去講真相、勸三退，並終於憑藉自己的堅持，讓十幾萬中國遊客三退了。
萬事開頭難，初到琉森向華人遊客勸退時，他人的譏笑、辱罵、推搡和排斥，曾讓潘淑珍在回家的火車上淚水止不住地往下流。但潘淑珍意識到，不能怨這些不明真相的人，而應該理解他們。於是，她開始調整自己的心態，不管別人怎樣對待，都面帶笑容，耐心給他們講真相。也因她越來越有經驗，成批成批的中國人都三退了，通常一天就能勸退100多人。
一次，潘淑珍給一對母女講真相，說《九評》寫得多好啊，共產黨卻宣揚無神論，並且一直搞運動，殺害了我們8,000萬無辜的百姓，相當於兩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總和。潘淑珍還給她們講到天然形成的、顯示「中國共產黨亡」的藏字石，說這是天要滅它，勸她們退出，並說愛黨和愛國要分開。
這對母女第一次聽到這個說法，商議之後，都決定三退。然後女兒問媽媽，「咱們平安了，咱們保住命了，可是我爸跟我弟還在家裡。他們怎麼辦呢？」然後女兒趕快給家裡打長途電話，和父親及弟弟一說，都同意起化名三退。
媽媽剛放心下來，又問女兒剛才打電話花多少錢。女兒卻直接反問道：「媽，你提什麼錢呢？這錢能買命嗎？咱花多少錢咱也買不了這命，是吧？所以你說平安了，咱多少錢能買著平安呢？錢算什麼呀？咱有命還可以掙呢！」
母親一聽，連連讚許表示同意，在一旁的潘淑珍也非常受鼓舞，最後和這對母女緊握雙手告別。
像這樣的例子，潘淑珍說，多得不勝枚舉。
五、被遊客懷疑偷東西 平日善行打消疑慮
一次，潘淑珍在景點發完了所有的真相材料，正要回家時，被一個50多歲的男士攔住，說：「你不能走，你偷我東西了！」
潘淑珍說，奇怪，你看我兩手空空的，我偷你什麼東西了？那人則認定潘淑珍已經把贓物轉移給別人了。後來，另一位被潘淑珍勸退的女遊客來解圍，勸他不要栽贓好人，這位男士則讓導遊來幫他要回東西。
不一會兒，一位30多歲的導遊來了，問潘淑珍是不是真的偷他們團遊客的東西了。潘淑珍對這位熟悉的導遊說，自己是信法輪功的，按真善忍做事，怎麼可能去偷東西呢。
見導遊仍緊繃著臉，不相信她的話，潘淑珍便問他：「導遊，你別忘了，有一次我在那個電話亭裡撿了一個高級照相機。我是不是問過你？我說，這照相機，你問是不是你們團隊裡丟的，你說沒聽說，你要我把這個照相機給警察。」
導遊一聽恍然大悟，臉色馬上舒展開，並把那位說潘淑珍偷東西的遊客帶走了。
六、在法國勸退中共高官等一行人
潘淑珍不僅在瑞士講真相勸退，還會參與歐洲退黨協調工作，7月份去法國巴黎鐵塔景點講真相。她通常一去就是一個多月，在高峰時每天能勸退100多人，無論是老師學生、大人孩子，還是高官平民。
一次，她看到一個遊客的舉止很像中共的高官，周圍還簇擁著一群人。她便上前去和那人打招呼，說看他舉止不凡，問他是不是當官的，並被告知，這是一位剛退休的省長。
潘淑珍聽後，開始誇讚這位省長平易近人，並從容地提醒他，他的官不是共產黨給的，而是命中本來就有的，是老天爺給的。他若這輩子敬天信神，下輩子可能會做更大的官，而不能聽信共產黨的無神論，讓自己不做中華兒女，去追隨馬列主義去。
那位退休省長覺得潘淑珍說得有理，便同意潘淑珍幫他起化名三退，並說「那我借你吉言了」。
就這樣，潘淑珍三言兩語，就勸退了跟隨這位高官的一群人。高官隨行的秘書，開始時猶豫不決。潘淑珍見狀，就說，您能做這麼高大官的秘書，也是自己命中帶來的，別人也都要敬您幾分。潘淑珍再提議給他起個化名三退，這位秘書想想便說：「聽你的！」
潘淑珍說，她在法國和其他義工互相協調配合，讓相當多的中國人退出了中共黨團隊組織。有時候是一群一群的人退，有時候是一家人一家人退，有時候則是一車一車的人退。
七、疫情期間 打電話勸退數千人
疫情的爆發打亂了潘淑珍平日的安排，她便於2020年3月起，打電話勸中國民眾三退，這一打就打了整整一年，周一至周五從未間斷。
潘淑珍說，2020年3月起，她每天都會拿到30個電話號碼，但打電話和面對面溝通很不同，很多人一看是陌生來電根本不接，還有人接聽了也罵她，但這一切都沒有讓潘淑珍知難而退。
潘淑珍發現，好的切入點非常關鍵。於是，她在打電話時，會以「這位先生/女士，你好，我告訴你一個重要消息」開頭，然後說對方聲音聽上去很善良，是個好人，和他們拉近關係。
接下來，她會提到中國各種自然災害及先進的科技，並問對方：「共產黨有槍、有炮、有原子彈，打得了地震嗎？打得了洪水嗎？打得了疫情嗎？科學再發展也解決不了問題。打了疫苗照樣不是被感染嗎？我告訴你，神下來收人了，收的是什麼樣的人？是不道德的壞人，收的是不信神佛的人。」
這時候，接電話的人一般就不會輕易掛電話了，潘淑珍則會繼續和對方講中國出現的怪事，例如北京天安門廣場出現一隻黑天鵝，北京潭柘寺出現一隻大狐狸、藏字石的啟示等，並說，這些不祥之兆都表明，天要滅中共。
接電話的人往往會聽得津津有味，並對潘淑珍表示感謝。這時，潘淑珍則會提醒對方，「您先別謝，您的生命永遠要保住。您看，不祥之兆要有大事發生，誰倒霉？咱們中國百姓倒霉！」然後，潘淑珍則會建議給其起個化名退黨，一般問一個，退一個。
就這樣，潘淑珍用2部手機，每天拿出4個小時，來回這樣打電話。每天的30個號碼中，平均能退18個。有時，一個號碼，能退好幾個人，一年下來好幾千人。
八、視勸三退為使命 利用一切機會講真相
多年來，潘淑珍全身心投入到傳《九評》、講真相、勸三退的事業上，利用一切機會勸中國人三退。她不僅在瑞士、法國做三退義工，去看望新加坡的女兒時，就在新加坡勸三退，疫情打電話期間，周末她還在參加集體活動時勸三退。
潘淑珍說，有的遊客了解真相，或親身挨過共產黨整的，主動找她做三退，並且不用化名，用真名退出相關組織。還有不少中國遊客三退後，送她隨身攜帶的零食等禮物，表示感謝。這一切，都讓她很感動。
自2008年起，潘淑珍開始統計她勸退的人數，每年都勸退一萬多人。從2005年到2020年疫情前，她勸退的總人數不少於16萬。
如今，年過八旬的潘淑珍每天還在打電話，勸更多中國民眾三退。
「我覺得傳《九評》、講真相、勸三退是我的使命。」潘淑珍說。
「我利用一切的時間，有機會我就做這個。我做夢都夢見我在勸退、勸三退，所以，我覺得我有一種使命感。我就有這個決心，一直到共產黨被滅亡，這是我的使命。」
（視頻內容請看反映三退大潮的紀錄片《四億人的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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