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未來科學與文化大會論文選:返還經濟學的本質

吳惠林

【正見網2006年10月20日】

一、前言

2006年7月19日國際媒體報導,歐美多國受熱浪侵襲,已有兩位數死亡人數;在亞洲,日本與朝鮮半島連日豪雨引發山崩、土石流和洪水等災情,估計兩地逾170人喪生或失蹤,成千上萬的人無家可歸。媒體以「亞洲洪澇、歐美熱浪」和「水深V.S火熱」為標題作顯著報導。其實,類似的天災多年來早已司空見慣,只是範圍愈來愈廣,幾乎遍及全球,而且程度愈來愈慘,在高科技日新月異的E時代,不但是諷刺,更凸顯出人類能力的渺小。

對於天災的層出不窮,人類也早已開始反省,由「天災人禍」這個長久以來的慣用詞可知一斑,因其明示「天災」是「人」惹出的禍,而1970年代環境保護萌芽,「地球只有一個」生動口號、耳熟能詳,也可得知人類並非無知。及至20世紀末,「永續發展」又成全球追求標的,或許也印證維護環境是「知易行難」,因為30年的環保運動幾無成效,資源耗用、環境污染愈見嚴重。一個關鍵因素是「人對物質的追求」已經停不下來,這與各國政府帶頭追求「經濟成長」,迄21世紀開展以來仍是主流,息息相關。

我們知道,經濟成長的追求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成為熱潮,經濟發展和經濟成長理論也成為顯學,而1940年代出現的「國民所得」及其帳目計算方式,可說扮演推波助流角色,有必要予以嚴肅檢視、探索。同時,國民所得的概念正是「總體經濟學」的根本,而凱因斯理論又是總體經濟學的支柱,也當然需加以檢討。此外,當代基礎經濟學開宗明義「人的慾望無窮」、「人是理性自利」,由而對物質的追求無止境,進而演變至「無所不用其極追求自利」、「利益擺中間、誠信放兩旁」,甚至於將「誠信」自經濟學裡挖走,而「市場競爭」被扭曲為「鬥爭」、「商戰」也都助長人心沈淪。以致天災人禍愈演愈烈,也都有必要重新檢視、俾尋回經濟學的本質,如此,號稱「社會科學之後」的經濟學,才能扮演造福人群的正面功能。

二、經濟成長應有限制

關於經濟成長,有幾個主要的論點,一是被用為指標的「經濟成長率」,其計算基礎是「國民所得」,當今全球通用的是「國內所得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簡稱GDP),最一般性的定義是「一國在某一段期間(一年、一季)內住民們(不論國籍)或該國『國內』所生產出來,供『最終用途』的物品與勞務之『市場價值』。」很明顯的,它是「量化的」,而且重視的是「物質面」(或是有形的),難以量化的「精神面」(無形、主觀的)幾乎沒涵括在內,因而無法充分反映人的「福祉」。二是物品和勞務的生產必須有投入,這也是「有得必有失」、「天下沒有白吃午餐」的道理,雖然古人有「斧斤以時入山林,林木不可勝用也」的生生不息、方法,但為讓生產增加,人類往往將資源過度使用,基本經濟學裡強調的「求取極大值」、「慾望無窮」觀念就難辭其咎。連在講求「效率」的自由民主、自由經濟體制社會都無法避免浪費、耗用資源了,遑論共產極權不講成本的社會!1950年代的蘇聯和20世紀末開始改革開放,卻一直不放棄共黨專制的中國是最典型的例子。三是自由世界裡經濟成長理論,將「技術進步」這個因素加入,以為可解決耗用資源難題,但1990年代「新經濟還是難逃報酬遞減宿命」已作「不可能」的註解,何況科技還會衍生出不可知的可怕後遺症呢!

儘管有識者對這個課題早有嚴肅討論,奈何追求經濟成長仍是21新世紀各國政府的政策目標,也還是媒體和一般民眾所深切盼望的。藉著大夥熱衷追求「永續發展」的機會,應是提出「簡樸生活才是永續發展正途」的良機。

畢竟人類自1970年代以來就愈來愈感受到資源的相對貧困。可是,為何「節約」、「安貧樂道」等等口號喊的喧天價響,收效依舊有限呢?我們但見崇尚名牌、炫耀性消費依然是時尚,而這兩年在台灣掀起的「卡債、卡奴」問題,其中有部份就是消費至上,甚至是「享受至上」行為的反映。在這裡,我們必須嚴肅的提醒,「強調消費、鼓勵消費」的凱因斯理論,以至於總體經濟中「以消費提升經濟成長率」的理念和政策,都應重新思考。此外,當代基本經濟學以「自利」作為「行為動機」和「極大化生產和慾望」為基本原則,甚至於將「技術進步」、「創新」作為永續發展萬能丹的觀念,都必須重新檢視。

三、天災多是人禍引起的

這幾年,全球的天災愈來愈頻、愈來愈烈,每次出現總伴隨著感人的救援行動,但在發揮愛心之餘也實在應該實質的、冷靜的檢討,為何近期全球的天災人禍此起彼落?而且似乎愈來愈大。總不能每次都等災難發生再發揮「短暫」愛心去救苦救難,事後又船過水無痕,沒多久又來一次,這樣子的循環不已,不但會因疲於奔命而逐漸呈現力不從心,而且遞減定律也將使愛心削弱,救援資源也會愈來愈短絀。更重要的是,或許讓人類養成「反正都會有救援乃疏於未雨綢繆」的習性,而且愛心和救援也可能變成政客們和趁火打劫者作秀和揩油的工具。因此,我們應該痛定思痛,跳離浮面思考,往深層的根本內涵去尋根,而後才可能刨根。

首先,世人應已都有所體認,說是天災,其實是人禍。以2004年12月底那次南亞天災來說,表面禍源是地震、海嘯,但為何會有地震、海嘯的出現?雖然現代自然科學對這些所謂的「自然現象」多有研究,也有各門學問作專門探討。遺憾的是,似乎愈探討,「自然」愈顯得神秘,畢竟已經被稱為「自然」,就是「自自然然」,亦即「先天就是如此」。雖然每年的諾貝爾獎都在肯定科學家的突破,但也只是一點一滴的突破,浩瀚的宇宙似乎愈鑽研愈神秘迷離。由最偉大的科學家愛因斯坦最後也都走入宗教,在宗教中尋求寄託和最後歸宿,其實已然告訴世人,「人是多麼渺小」,「敬天敬神是必要的」,「無神論」根本就是邪門歪說,古人的「舉頭三尺有神明」才是明訓。

其次,大自然為何反撲?是不是人類將和諧關係破壞了?現代人不是一直宣揚永續發展嗎?而「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的生命」,不是鮮活點出了包括人在內的各種生命體的生生不息,不就是永續發展的真義嗎?人與各類生物,以及大自然所涵括的無數「無形」生命在內的生物,彼此不是應該共存共榮嗎?不是應該發展出足以共存共容的適當「生存法則」嗎?達爾文的「弱肉強食」是對的嗎?還是「自我設限、自我節制、知所局限」才是對的呢?古人「仁民愛物」不是頂有道理的嗎?為何人間如今充塞著自私自利的「貪心鬼」呢?古聖賢不是也告誡我們「斧斤以時入山林,林木不可勝用也」的「人與大自然生生不息和諧共存」的基本道理嗎?

四、人類力量只能到某種程度

直到現在,全球各地還都是高分貝追求「高經濟成長率」,而且也都以敦促政府帶頭拚的「強力追求」方式猛力干,是否因此而導致「濫用」大自然,也成為大自然反撲的原因呢?另類經濟學者修馬克(E. F. Schumacher)在1973年問世,2000年9月中譯本在台灣出版的《小即是美》(Small is Beautiful)這本書正可作為參酌。修馬克在三十多年前就大聲疾呼「經濟發展只能『到某種程度』;生命只能複雜『到某種程度』;追求效率或生產力只能『到某種程度』;使用無法再利用的資源只能『到某種程度』;完整人性對細密分工只能忍受『到某種程度』;以『科學方法』代替一般常識只能『到某種程度』。」因而提倡「小即是美」、「少即是多」的觀念,此與當代經濟學開宗明義的「極大化」完全相反,也與當前被認同的「追求私利人性」迥異。那麼,這種觀念可能被已經是短視近利的「現代人」接受、進而身體力行嗎?當然可能!人類最偉大的科學家愛因斯坦就是典範。

五、愛因斯坦的簡單、恬淡、純真人生

話說1930年時,美國百貨業鉅子Louis Bamberger和其妹Mrs. Felix Fuld出資請教育家Abraham Flexner幫忙建立一個新的科學研究所。Flexner覺得美國一般的研究所已有許多,乃建議創辦一所新型的高級研究機構,聘請世界一流的學者作研究,而且要讓這些學者們有百分百的獨立與自由,沒有任何教學、行政等任務,要作什麼研究也是研究者自行決定,研究所只負責提供足夠的經費。這所研究機構就是後來著名的普林斯頓高級研究所。

有人向Flexner建議聘請1921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愛因斯坦,Flexner抱著姑且一試心理親赴加州理工學院,當面向在該處講學的愛因斯坦說明該研究所的種種,愛因斯坦很感興趣而於1933年接受邀請。Flexner趕忙請教愛因斯坦有何要求,愛因斯坦共提出兩個要求:一是必須接受他的助手邁耶爾且給予正式職位;二是愛因斯坦個人的年薪只要三千美元,而且「若在普林斯頓一年生活不需三千美元,薪水還可以再低」。對於這兩個要求,Flexner頗感為難,因為第一個要求完全沒問題可以照辦,但第二個要求卻完全違背常理,一般人往往是「多多益善」,能得到的報酬是愈多愈好,怎會有反其道而行的呢?

Flexner的苦惱,不只是覺得如此低薪實在是虧待愛因斯坦,而且對其他職員又該如何比照呢?於是Flexner一次又一次要求愛因斯坦提高薪水,到最後還幾乎是懇求,才好不容易說服愛因斯坦接受一萬六千美元的年薪。三千和一萬六千美元,相差五倍多,可見愛因斯坦要求三千美元以下的年薪有多麼低,而這應就是愛因斯坦日常生活中的經驗,覺得這些數目的金錢已能好好過日子了,這也可看出愛因斯坦的生活是何等儉樸、簡單,更是典型的「少就是多、小就是美」奉行者。(本文描述的愛因斯坦故事系參考自2004年8月6日《自由時報》,由台北榮民總醫院郭正典主任撰寫的〈愛因斯坦的風範〉一文)

要跟上愛因斯坦的科學成就應該非常之難,但學習愛因斯坦「生活過得去就好」的「清心寡欲」應該不是難事吧?這種儉樸、克制自己的生活方式不正是當下世人追求並琅琅上口的「永續經濟發展」最需要的嗎?

我們知道永續發展與技術進步的正向關係被大力強調,當「知識經濟」興起,創新和創意又被重新體認,加上電腦、網際網路的日新月異、無遠弗界,更讓不少人對現代高科技的無所不能有著高度信心。不過,該問的題:將知識導向現代科技和物質面向,對於人類的福祉真有正面效益嗎?關於這個嚴肅、重要的課題,在一面倒向正面評價的現時,其實無論中外都出現一小股反向思考,其能否發展成潮流,關乎人類的能否真的「永續發展」。關於「永續發展」這個名詞,儘管風行全球,也有不少形諸文字的定義,但「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的生活,生命的目的在創造宇宙繼起的生命」卻鮮活地道出其精髓,它言簡意賅地指明「人」在宇宙內,不但生命要生生不息,而且所有生命(人)的生活也是不斷地增進。可是,知識經濟下的發展會是這樣的景況嗎?

不可否認的,物質財貨的量大、品質優,以及種類多,已成為現代人日常生活最重要的追求標的,而爭權奪利、無所不用其極,也無疑是絕大多數人活生生的寫照。在新興的「知識經濟」流行潮帶動下,這現象是否又再更一層的強化、甚至讓投機、貪污及物化、機械化了的人,更進一步被現代科技無情的摧殘?

六、讓經濟學回歸「人性」本質

為何這一股追求物質享受的熱潮會延燒不止?即使在心靈空虛已明顯侵占現代人的此刻,為何世人還是無奈地隨波逐流?「自我的失落」,以及「觀念的失根」恐怕是關鍵。而特別自1930年代以來一直居於主流的「當代經濟學」也需擔負重大責任。在當代經濟學裡,「慾望無窮」被當成不可懷疑的人性,且積極地以科技進步來使用自然資源、以生產更多物質來滿足永不饜足的欲求,一直以來都被當成天經地義的「福祉增進」。「非物質」或「精神」逐漸被抽離,迄今可說已蕩然無存。其間雖也出現一些反省,但往往淪為「異端」、甚至被打成邪說,或者被歸為哲學範疇,而徘徊在經濟殿堂之外。雖然環境問題的現實面,迫使主流經濟學思索永續發展,到頭來仍是堅信科技進步是解決良方,仍然未能回歸人性和心靈層面。

1949年奧國學派第三代掌門人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在他的巨著(無論是質或量都可以如此形容)《人的行為》(Human Action)第235頁裡有這麼一句話:「當今大多數的大學以『經濟學』這個名目講授的東西,實際上是對經濟學的否定。」五十多年過去了,如今再讀這句話,不但不覺得失效,反而更凸顯其真確性。正如1995年底故世的自由經濟前輩夏道平先生所言:最近這幾十年通用的經濟學教科書,屬於技術層面的分析工具,確是愈來愈多,但在這門學科的認識上,始終欠缺清醒的社會哲學作基礎。說得具體一點,也即對人性以及人的社會始終欠缺基本的正確認識。

那麼,真正的經濟學是什麼呢?我們還是引用夏先生的說法:經濟學是人的行為學之一部分,但是,問題的發生,是在這句話的那個「人」字的正確概念,沒有被所有念經濟學的人時時刻刻緊緊把握住。經濟學家所必須了解的「人」,與生物學或動物學家心目中的「人」不一樣。經濟學家雖也知道「人」具有一般動物的慾望、衝動、和本能的反應。但更重要的,是「人」還具有異於禽獸的意志、理念、和邏輯思考。這是人之所以為人的一大特徵。

人的慾望是會自我繁殖不斷增多的,而其滿足卻要受到外在種種限制。於是在要求滿足的過程中,他不得不有所選擇。選擇,是出於不得已;選擇什麼,則又力求自由。這就是說:人,並非生而自由的,但具有爭取自由的本性。

由於人性中有上述的特徵,所以在漫長的演進過程中,漸漸學習了爭取個人自由的適當方法。這個方法是要不妨害別人也能爭取,否則終會妨害到自己的自由。這個認知,截至現在,雖還不是人人都有,更不是人人所認知的深度都一樣;但可確信的,只有「人」才會往個別自覺的互動中,形成了分工合作而日益擴大的社會,不同於出自本能的蜂蟻社會。

人類社會的形成與擴大,是由於人的自覺行為之互動。「互動」之「互」字顯示出主詞的「人」是指的多數,而且多到說不出他們是誰;決不是少許幾個人,更不是像孟軻所稱為「獨夫」那樣的一個人。其互動也是在其獨特的環境,各憑其獨特的零碎知識而行為,而互動,決不是靠一個人或少數人的設計、規畫、指揮、或命令而組織成的所謂「團隊」行為。

非團隊行為的行為,不正是有些人所說的無政府的混亂狀態嗎?事實上完全相反。因為團隊的行為是受制於這個團隊主宰者個人的知誠,即令他有所謂「智囊團」的幫助,也只是有限的少數人。至於分散在社會上無數個人的知識,個別地看來是零碎的、瑣屑的、乃至微不足道的,當然不能與任何專家系統知識同年而語。但是那些散在社會的知識之總合,卻不是任何一個人或一個集團的知識所能攝取其萬一的。即令在將來更高科技時代的電腦也不能納入那些知識的總合。此所以非團隊行為的行為不僅未造成混亂,反而是分工合作的社會所賴以達成、所賴以擴大的基礎。用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的話講,這是「無形之手」的作用;用海耶克(F. A.Hayek)的話講,是「長成的社會秩序」。

重視「無形之手」,並不意含排斥「有形之手」;尊重「長成的社會秩序」,並不意含排斥「法制的社會秩序」。我們用「重視」、「尊重」這樣的字眼,是要強調有形之手不應牽制或阻礙「無形之手」的運作,只能為其去礙,使其運作順暢無阻;是要強調法制的社會秩序不應干擾或攪亂長成的社會秩序,只要提供一個有利於後者得以保持活力而無僵化之虞的架構。

以上兩段敘述所談的就是自由市場與政府之間的關係問題。自由市場就是所謂的長成社會秩序的一部分。政府就是法制的社會秩序之建立者。政府與市場之問的關係,必須是前者對於後者的運作,只可維護或給予便利,不得有所干擾或阻撓。

七、結語-找回「誠信」這種交易倫理

由上文分析可知經濟學這門學問,和其它學科一樣,也是以「人」作為關切焦點,無非希望所有降生在凡間的平常人,都能幸福快樂地過活。推而廣之,所關切的人,不只是這一代的人,更擴及世世代代無窮盡的未來,而且還希望未來的人生更為幸福、美滿。因此,經濟學當然是生活化的,一切都圍繞在活生生的人之周圍。

魯賓遜漂流荒島的故事時常被經濟學當作例子,先是孤獨一人如何過日子,再加入「星期五」這個土著。這個故事鮮活生動地描繪出人類不是獨居,而是「群居」的特性。既然是群居,「人際往來」或「人際關係」很自然地出現,人際之間如何做為,當然直接影響「行為者」的生活福祉,於是乎奧國學派的米塞斯就直截了當地將經濟學定義作「研究人的行為」的學問。

打從亞當・史密斯的《原富》開始,就很明確地點出「分工」、「專業化」是增進財富、促進人的福祉的人際關係,史密斯說:「勞動分工的發展是所有國家富裕起來的原因,而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是協調和促進分工的有效手段。」雖然如今我們都強調分工的功能,但分工並非人「刻意」發明的,誠如史密斯所言:「產生上述許多利益的分工形態,原非任何人類智慧的結果,亦即,不是有哪一個人預見並且蓄意追求它所產生的富裕,而才從事分工的……。分工,是人類相互以物易物的行為性向發展的必然結果;人類雖有這種性向,但沒料到分工會有如此廣泛的功效。」這點明了分工不是人類「明顯的主觀意圖」由而「人為刻意」造作的東西,而是一種「意想之外的」社會(或互動)行為秩序,亦即,是人類宛如被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所促成的。

因此,亞當・史密斯創造出來的著名「看不見的手」一詞,的確是用來表達「勢所必至」和「非主觀意願所能左右」的情況發展,不單指價格系統,而是社會現象的一個分析通則。此種意想之外的行為秩序,被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海耶克(F.A. Hayek)稱為「自發的秩序」,它是人們事實上依循了某些抽象且普遍的行為原則,而於無意間造成的結果。當前表面上被人廣為引用、歌頌的「價格機能」、「市場機能」,也當然是自發性的秩序。

看不見的手所創造出來的市場,是分工、專業化得以顯現成效的場所,其中必然有「交易行為」的發生。交易進行得愈順利,分工、專業化就可愈縝密,人類的福祉也得以愈精進。交易的順利需靠交易者遵循著交易秩序或規則,由於特質的差異,不同的市場各有其規則,但行為者卻同樣也都是「人」。不論是什麼市場的什麼樣的規則,行為人必須具備一種「最起碼」的倫理,這就是「信用」,或者是當前台灣社會慣稱的「信任」、「誠信」。

交易行為人何其多,不論相識或陌生,在互信基礎上才可能順暢地進行交易。試想一個人人相互猜疑、互相不信任的社會,怎可能有順暢的交易?怎可能有縝密頻繁的分工呢?而人民們的生活福祉又怎能增進呢?

當今經濟學雖尊崇市場,也強調價格機能,卻將最重要的「誠信」完全拋棄,而被尊為「經濟學始祖」的亞當.史密斯,其實是倫理學教授,對「誠信」的看重不言而諭。因此,將誠信找回來作為經濟學的基礎才可能返還經濟學的本質!

參考文獻

1.吳惠林(2003),《經濟學的天空》,增修五版,翰蘆圖書出版公司。
2.吳惠林(2005),《飛越黑板經濟學》,增修版,翰蘆圖書出版公司。
3.吳惠林(2005),《自由經濟大師神髓錄》,增修版,遠流出版公司。
4.吳惠林(2005),《人生經濟學》,增修版,博大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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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詹姆斯.多蒂、德威特.李合編,林季紅等譯(2006),《經濟大師談市場》,經濟新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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