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09年01月31日】
尊敬的師父好！各位同修好！
我是柏林的大法弟子。在此向大家匯報一下我在二零零八年的一些和常人媒體打交道中的修煉體會。
一、做人間大戲的主角，抓住時機講真相
二零零八年是北京奧運年。世界各國的目光都投向了中國。從二零零七年開始，各大媒體就開始安排今年的奧運報導，計劃將大量記者派往中國。我意識到奧運前的這段時間是我們向媒體講真相的一個絕好的時機，因為，絕大部份體育記者對中國都缺乏了解，在去中國之前，每個記者肯定會想辦法多收集有關中國的信息。作為大法弟子我們應該去做人間大戲的主角。
那麼具體應該怎麼做呢？找機會向少數幾個記者單獨講真相不是問題；自己花錢租個場地，給德國媒體發邀請也不成問題，但是這些方法能產生的效果都太小，這離師父對我們在講真相方面「力度更大」、「範圍更廣」的要求離的還是太遠。
二零零七年五月的一天，我的腦子裡突然蹦出來一個主意：那就是為去中國參加報導的記者辦「中國問題研討會」，集中向他們介紹中國現狀，其中包括大法弟子被迫害的問題。
從九九年邪黨迫害法輪功開始，在九年的時間裡，各地大法弟子都花費了很多積蓄，我們要做的事情太多太多，而擁有的人力和財力資源又都非常有限。因此，我給自己定下了兩個原則：一是「借力打力」、「四兩撥千斤」，想辦法利用常人組織的記者網絡，以最少的人力爭取達到期望的效果；二是儘量不花大法弟子一分錢。可是到哪裡去找一個對媒體記者有足夠的吸引力，又願意出錢出場地幫我實現這一願望的合作夥伴呢？我心裡一片茫然，不知道該從哪裡下手。
我的常人工作是記者，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我利用參加和報導各種活動的機會，碰到記者或基金會的人就和他們聊天，順帶徵求他們對在奧運前為記者辦「中國問題研討會」的意見。得到的回答幾乎都是：肯定會有很多記者感興趣。但是，找了六個月，我也沒找到我想要的「合作夥伴」， 還是兩手空空。
在這期間，我認識了一位對共產邪黨的極權統治有很深認識的記者。在無數個電話和郵件中，我給她講了很多有關中國的問題，講了法輪功被迫害的情況，也講了我想為德國體育記者辦研討會的設想。有一天，她突然告訴我，她把我介紹給德國的一個擁有四百多名會員的體育記者協會，這個協會中的很多成員將前往中國參加奧運報導。就這樣，一個在我心裡裝了半年的種子終於發芽了：這個體育協會接納了我的建議，並且提出他們負責聯繫記者，提供場地，讓我負責安排研討會的主要內容。一切順利的讓我感到驚訝。
回想起六個月懵懵懂懂的尋尋覓覓，記憶裡只有一次又一次的碰壁。有同修問我怎麼做成了這件事，我想了半天，得出的唯一一個結論是，我其實什麼特殊的事也沒做，唯一做到的一點就是沒有放棄，我想一定是師父看到了我有一個想抓住時機講真相的願望，成全了我的設想。「弟子正念足 師有回天力」（《洪吟二》〈師徒恩〉）。
今年一月十一日，這家體育記者協會在柏林一家報社的會議廳裡舉辦了「中國研討會」，包括德國龍頭媒體《法蘭克福匯報》、《明鏡週刊》體育部負責人、德國電視一台和二台國際部負責人等在內的七十多名記者參加了當天的研討會。我作為《歐洲大紀元》中文版的主編做了有關中共媒體封鎖的報告，報告的錄像次日被傳到網上，在德國記者中流傳。一位《德語大紀元》的編輯做了題為「法輪功――從大眾體育變為中共頭號敵人的過程」的報告。這是鎮壓九年來，我們第一次面對這麼多德國媒體記者講述法輪功被迫害的問題。
體育協會的負責人在會議進行的過程中，同步在網上對會議內容做了文字報導，有關法輪功報告的相關內容和圖片資料也都被同時收錄在該協會的網頁上。幾十名記者拿了我們帶去了德文版的《九評共產黨》以及我們作為禮物帶給他們的，由大法弟子開發的破網軟體。奧運會開幕當天，還有德國記者坐在北京的國際新聞中心給我寫郵件，讓我給他們郵寄最新版的破網軟體。
一切似乎都很順利。《德語大紀元》的編輯發言結束後，突然有一個受邪惡宣傳影響的記者站起來發難，說法輪功是「×教」，並拿幾年前萊比錫的一場訴訟案為例，把法官以「保護言論自由」為理由，判污衊大法的被告無罪的判決錯誤地解釋為說法輪功是「×教」是合法的。我心裡一陣衝動，很想馬上站起來聲辯。這時，我突然意識到讓我衝動的情緒是一種爭鬥心。我知道，只有純正的正念和熔化鋼鐵的慈悲才能熔化一切不正的東西。我強制自己穩坐不動，靜靜的聽那位《德語大紀元》的編輯在台上從法律的角度對那個記者進行反駁。
經過幾分鐘內心的抗爭，我感到有楞有角的爭鬥心象一塊堅冰一樣化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溫熱的善意。會議很快結束了，我走向這位向我們發難的記者，詢問他為什麼對法輪功有成見，我們聊了起來，他告訴我以前只看到過我們的抗議活動，但從未和大法弟子面對面的打過交道，我給他講迫害的嚴酷和海外大法弟子反迫害所做的努力，說著說著，他的臉上漸漸露出了一些歉意，他身邊站著的另一個記者友好的給了我一張名片，希望和我保持聯繫。
當天夜裡快十二點時，我上到這個記者協會的網上想看看他們當天的文字報導，突然發現文字報導中也記錄了那個記者發難時的說法，並且沒有準確記錄那位《德語大紀元》的編輯對他的糾正。我們都意識到邪惡在鑽我們真相還沒講透的漏洞。我們開始發正念，解體背後的邪惡因素，與此同時，我開始給把我介紹給記者協會的記者寫郵件，希望她能說服記者協會負責人馬上更改網頁內容，幸好她還沒有睡，她表現出很為難，她認為這一天下來，協會負責人已經很疲憊，恐怕不會再去改網頁。
我心裡動了一思人念，心想深夜讓人改稿，是不容易。正在我思考應該怎麼處理這個問題的時候，網頁上又多了一條關於法輪功的與事實不符的文字。我意識到，這背後一定是邪惡的因素在想辦法操縱常人，一步一步往前攻，如果我讓步，不要求記者協會改網頁內容，在奧運前很多體育記者看這個網頁時都會接受錯誤的信息，豈不害了他們。
於是，我決定繼續給我認識的記者發郵件講道理，並把萊比錫一位宗教學者就當時的訴訟案對法輪功的正面評價發給這個記者。誰想到，一不小心按錯了鍵，把這篇報導也傳給了體育協會的會長。我趕緊又追了一個郵件，說文章是發給別人的，對不起，這麼晚還給他發郵件。幾分鐘後，我收到了他的回信，原來他也還沒有睡，他說你歪打正著，我也很想知道今天那個記者提到的這個訴訟案和宗教學者對法輪功的評價。這一天下來，一波三折，我心裡充滿感激，我知道是師父又一次幫了我，讓我好像是按錯了鍵，實際上幫我把真相傳給了這個協會的會長。第二天，當我再上到這個網上時，網頁內容已經根據我們的要求進行了修改。堅持正念與不放棄的意志再次幫我們挽回了局勢。
二、慈悲解難題
多年來，德國媒體受中共宣傳的影響，在提到法輪功時，時常使用「教派」這個有負面的詞彙。記者往往以「教派」這個詞在字典裡沒有貶義為由，而不肯修改。最近，我也遇到了這樣一個問題。
一位德國記者給《明鏡在線》寫了一篇揭露《德國之聲》中文部被紅色滲透的文章，其中提到了法輪功。記者本人沒有用「教派」這個詞。但是，在文章上網前她告訴和她有聯繫的另一位同修，《明鏡》編輯部給自動加上了「教派」這個負面的詞，並說她也知道這樣用不好，但是她畢竟只是自由記者，不得不聽編輯的決定。言外之意，就是根本沒有可能說服編輯部換一個說法。
同修和我通電話，告訴我這個情況，顯得非常為難。《明鏡在線》的閱讀量非常之大，如果反覆用「×教「這個詞來形容法輪功，其惡劣影響可想而知。同修無奈的說：「我能講的道理都講了，她說改不了。如果《明鏡》真這麼用這個詞，咱們等文章出來之後，就去找他們。」我也一籌莫展，只是覺的心裡不能承認這件事。我束手無策地出門辦事。路上，我給同修打了個電話，請她一起發正念。
電車慢慢開著，車裡悶的象我的心情。我身邊坐著一個年輕漂亮而又穿著非常浪漫的女孩。突然，她的手機響了，女孩一張口，嘴裡說出來的話粗俗的讓我不由得仔細看了她一眼。她長的還是那麼漂亮，聲音和語氣還是那麼驚人的粗俗。我突然生出了一個奇怪的想法，我想這樣漂亮的女孩，一定希望自己是一個人見人愛的窈窕淑女，她如果知道自己的語言這麼粗俗，會毀了她的形像，她肯定會去注意自己的語言用詞。就在這一剎那，我的心裡豁然開朗，我突然意識到自己的思路中的誤區：那就是我在希望記者說服編輯部不要用「×教」這個詞的時候，只想到了讀者不要被誤導，這樣的錯誤不要在由我參與的事情過程中出現，我唯一沒想到的是這個記者，她要做一個揭露紅色滲透的優秀記者，而用「×教」來稱呼法輪功不正是中共紅色滲透的一部分？沒有中共媒體的宣傳，西方媒體怎麼會想到用這樣的詞彙來形容大法？如果她認識到，用了「×教」這個詞，就等於承認了紅色滲透，那麼她怎麼可能會同意用這個詞呢？這種換位思維，為對方著想，一下打開了我的思路，讓我從新看到了解決問題的出路。
我在路上給與記者有聯繫的同修打了個電話，說了我的想法。她也很贊同，我們不僅要窒息邪惡，同時要心存對人的慈悲。我們商定，由她給記者再寫一封郵件，從為她著想的角度講講一旦用「紅色語彙」去揭露「紅色滲透」有悖她工作初衷的道理，但不給她施加任何壓力。
第二天，文章在《明鏡在線》出現了，記者成功地說服了編輯部不要用「×教」這個詞來形容法輪功。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深深體會到，慈悲善念幫我們解開了一個看似無路的難題。
謝謝師父，謝謝大家！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德國法會稿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