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未來科學與文化」講座徵文】杜甫的儒家與佛家信仰

林梅英


【正見網2009年10月27日】

一般人只知道杜甫是一位儒生,懷抱濟世救民、民胞物與的情懷。可是,鮮少為人所知的是,杜甫暮年對佛教頗為嚮往,也有所涉略。本文擬從杜甫儒家與佛家信仰著手,看其精神上的信仰依歸。

杜甫生平述略

杜甫(712-770),字子美,生於唐睿宗先天元年,卒於代宗大曆五年,得年五十九歲。郡望杜陵(今陝西西安西南),祖籍襄陽(今湖北襄樊),出生地是鞏縣(今河南鞏義)瑤灣村。十三世祖杜預是晉代名將,著有《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封“當陽縣侯”。祖父杜審言是初唐“文章四友”之一,官至膳部員外郎。父親杜閒曾任兗州(今山東)司馬、奉天(今陝西乾縣)縣令。〈進雕賦表〉說:“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矣。”奉儒守官的家庭,對杜甫忠君戀闕、仁民愛物的思想影響甚鉅,故作品時常流露人溺己溺、人飢己飢的博愛精神。

早慧的杜甫七歲便能作詩,〈壯遊〉:“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由於超強的記憶力和在文學才能方面的出眾,十四五歲即受到文壇名士的稱許。杜甫曾在青年時代歷經數次漫遊。20歲遊歷吳越,24歲回到洛陽,舉進士不第。隔年赴兗州省親,故東遊齊趙,30歲回到洛陽成婚。33歲在洛陽遇到“賜金放還”的李白,二人同游梁、宋,在宋遇見高適,登高縱酒、談詩論文、騎射游宴,建立了千古傳頌的友誼。天寶五年(746年)回到長安。次年,玄宗下詔廣求天下“通一藝者詣京師”,李林甫操縱科考,上表玄宗說“野無遺賢”。再次落第的杜甫短暫回到偃師,後又長居長安,獻賦上書,干謁求官。〈進三大禮賦表〉:“賣藥都市,寄食友朋。”〈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十年的困守長安,可謂歷盡心酸。四十歲獻〈三大禮賦〉後得到玄宗的賞識,但直到四十四歲,才補上右衛率府胄曹參軍的小官。

安史之亂(755-763)後,杜甫落入叛軍之手,被押解到長安。其後更飽嘗艱辛,奔赴肅宗的行在─鳳翔。才被任命為左拾遺不到兩個月,就因疏救房棺而得罪肅宗,於乾元元年(758)被貶為華州司功參軍。翌年棄官,攜家經秦州(今甘肅天水)、同谷(今甘肅成縣),飢餓、戰亂,生活陷於困頓,終於在歲末到達成都,開始晚年的漂泊西南的生活。成都草堂的三年多時間,相對安定,有暇欣賞大自然之美和體會生活的情趣,且得到成都尹嚴武在經濟上的資助,還因嚴武薦為校檢工部員外郎。期間,送嚴武入朝之後逢劍南兵馬使徐知道反叛,杜不能歸,便輾轉綿州、梓州、閬州、射洪一帶。永泰元年(765)五月,經嘉州、戎州、渝州、忠州,在雲安短期養病之後,次年春末遷居夔州(今重慶奉節)。此時杜甫年已五十五,居夔兩年,有意總結自己一生經歷和創作上的得失,創作大量組詩。大曆三年(768)年正月,杜甫攜家出峽,經江陵、公安、岳州,暮冬抵達岳陽。貧病交加的杜甫漂泊湖南一帶,於大曆五年(770)冬,病死於湘江舟中。

杜甫的儒家信仰

杜甫以儒學傳家自居,崇拜聖賢,心懷經世濟民的抱負,關心生民黎元與國家政治的狀況。〈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非無江海志,瀟洒送日月。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他懷抱江海志,自比稷與契,對上古文化傳統與古聖先哲有著特殊的感情,對國家百姓有著深深的掛念。還說,“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即使在窮困的歲月,心中仍在繫念著蒼生的遭遇,為百姓的疾苦深深嘆息,甚至想起民眾的不幸遭遇都會生出滿腔的熱情,希望盡一己之微薄力量給予幫助。〈春望〉是一曲憂國憂民的悲歌: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
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這首著名的五律是至德二年(757)春天所作。其時,杜甫仍陷於安祿山叛軍鐵蹄踐踏下的長安。前一年潼關失守,玄宗倉惶出逃,長安被叛軍所據、百姓被搜捕、財物被掠奪,長安陷入一片混亂。“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表達了詩人對國破家亡的無限悲痛,為全詩奠定了悲涼的基調。詩人望眼看去,只見京都淪陷,長安瀰漫一片殘破景象。長安城的春天,大好河山依然存在,草木依舊生生不息、繁盛茂密,卻因長安城中慘不忍睹的景象而失卻光彩,一個“深”字,將草木茂盛蔥蘢卻無一人跡的蒼涼畫面寫得甚為深刻,抒發了詩人憂國憂民的悲痛感情。“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進一步發揮首聯荒涼殘破的書寫,極力渲染詩人憂國思家的悲痛心情。此處詩人用擬人的手法,在美好的春光中,花兒總人給人帶來愉悅,可是,連色彩艷麗的花朵卻也感受到國破城荒的悲苦而傷心落淚;鳥兒們原本應該朝氣蓬勃,唱著宛轉動人的歌聲,給人帶來歡樂,然而詩人卻因為目睹廣大人民生離死別而憂煩痛苦,便將此情移住在鳥兒身上。不管是鳥語還是花香都增添了詩人感時恨別的內心苦楚。“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進一步揭示了全詩的主旨,戰火已從前一年的三月連續不斷的延續至今春三月,戰事已久,人民災難沉重,玄宗離京入蜀,叛軍橫行,深陷長安的詩人已經超過半年沒有得到家書,妻子兒女生死未卜。一封家信之所以能稱得上抵萬金,是因為世亂飄蕩之際家書的可貴。“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表示自己對國事極度憂傷,對家人焦急思念,讓本已白頭的短髮更見稀少,越來越短。烽火邊地,家書不通,掛念遠方的悽慘之象,憂心忡忡,意欲搔頭解愁卻更添愁苦,頭髮簡直要梳不成髮髻,別不住髮簪了。〈春望〉是詩人居住長安十年,生活、觀察、體驗認識之後,遭受戰亂的憂國思家悲歌,表現了詩人心憂天下的偉大胸懷與關心時局民生的高尚情操。我們彷佛看到詩人站在殘破的長安城中,眼觀花鳥,感傷國事、思念家小,止不住的淚水漣漣。

杜甫的詩被稱為“詩史”。部分篇章真實的報導了安史之亂唐朝由盛轉衰的轉折,記錄了重要的歷史事件,表現了巨大轉折時期的局勢與社會面貌。仕途不順與長年的顛沛流離,加上心念社稷、關懷民生的情懷,使他創作出這類感時憂民的作品,不斷流露的關懷生民黎元與朝政時局的作品,在在表現出杜甫捨己為人、心念蒼生的為他之心境。

杜甫對佛教的嚮往

早期的詩作中有許多遊覽寺廟的作品,如〈上兜率寺〉說:“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望牛頭寺〉說:“傳燈無白日,布地有黃金。”〈陪李梓州王閬州蘇遂州四使君登惠義寺〉中說:“鶯花隨世界,樓閣倚山巔。”以上所舉的例子,都是杜甫對佛寺及佛教藝術的描寫。晚年更有〈嶽麓山到林二寺行〉,用大量篇幅描寫寺廟的建築與周遭的環境。詩人在30歲以前漫遊齊魯、江浙一帶,也曾同其他文人一樣,借宿於寺院。在與佛教人士的交往中,以長安及秦州時期較為頻繁,其中,又以與贊上人的交往最為密切,贊上人是“京中大雲寺主”,是一位大德高僧。〈宿贊公房〉寫於借宿贊上人所居寺廟時,詩中寫道:“杖錫何來此,秋風以颯然。雨荒深院菊,霜倒半池連。放逐寧違性,虛空不離禪。相逢成夜宿,隴月向人圓。”寫給贊上人的詩共有九首,如〈大雲寺贊公房四首〉、〈寄贊上人〉等。也寫有與其他僧人交往的詩作,如〈以上人茅齋〉、〈因許八奉寄江寧旻上人〉、〈贈蜀僧閭丘師兄〉、〈謁文公上方〉、〈大覺高僧三若〉、〈謁真諦寺禪師〉等詩。

十年困守長安,漫長的歲月中,苦苦等候卻無人援引的心酸悲哀有誰能夠體會呢?安史之亂爆發之後,窮愁失意的詩人又增添了一層死生無常的感受。〈蘇瑞薛復筵簡薛華醉歌〉:“垂老惡聞戰鼓悲,急觴為緩憂心搗。少年努力縱談笑,看我形容已枯槁。諸生頗盡新知樂,萬事終傷不自寶。……忽憶雨時秋景塌,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飲令心哀。”無論是不能與家人歡聚時,還是道路奔勞途中,詩人時時惟恐埋沒溝渠,也空傷歲月磋跎與日益年老。從華州至秦州,政治上的挫敗感以及被謗傷的幽獨感更為強烈。〈題鄭縣亭子(一作“鄭縣遊春亭在西溪上一名西溪亭”)〉:“鄭縣亭子澗之濱,戶牖憑高發興新。雲斷岳蓮臨大路,天晴宮柳暗長春。巢邊野雀群欺燕,花底山蜂遠趁人。更欲題詩滿青竹,晚來幽獨恐傷神。”經歷政治上的險惡與風霜雪雨之後,詩人體會到堅持清節人格的孤獨。漂泊西南的十多年裡,除了草堂時期較少抒發窮獨之感的詩作之外,其餘的日子幾乎都在貧病流離中度過,也是孤獨心緒與日俱增的主要原因。如〈赤谷〉中說:“貧病轉零落,故鄉不可思。常恐死道路,永為高人嗤。”〈散愁〉其二:“老魂招不得,歸路恐長迷。”〈課伐木〉:“牆宇資屢修,衰年怯幽獨。”寫出哀病窮愁、鄉園難歸的孤獨。〈野望〉:“海內風塵諸弟隔,天涯涕淚一身遙。唯將遲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聖朝。跨馬出郊時極目,不堪人事日蕭條。”〈遣懷〉:“亂離朋友盡,合沓歲月徂。吾衰將焉托,存歿再嗚呼。蕭條益堪愧,獨在天一隅。乘黃已去矣,凡馬徒區區。不復見顏鮑,繫舟臥荊巫。臨餐吐更食,常恐違撫孤。”寫出了親友音信全無、天涯懸念的孤愁憂念。

杜甫具有深刻的孤獨感,越至暮年,孤獨心境的提煉也愈為明顯。一生曲折的經歷,身陷賊營、戰亂奔波、對國運和民生的憂慮,加上後期窮愁困頓、羈旅漂泊,都讓他產生強烈的孤獨感。其實,杜甫最深刻的悲哀並不是生計的無處投奔,而是對精神上了無歸宿的疑問。面對仕途不遇,理想無由實現,以詩人的聰明才智,又怎會不明白浮名虛譽又有何求的道理?況且,詩人們往往都有一種嚮往寧靜與隱居自得的願望,此時,隱遁也就成為很好的選擇。

其實,杜甫在兩京時早已接觸北宗及南宗的禪法,兩京時期(開元十五年至二十年、開元二十九年至天寶三載居洛陽;天寶五載至十五載居長安),禪宗北宗神秀弟子普寂使法及南京惠能弟子神惠北上弘法,因此,那時詩作中主要表現為北宗禪思想。早期詩歌如〈夜聽許十一誦詩愛而有作〉:“於亦師粲可,身猶縛禪寂。”已表露出對禪宗的嚮往。

杜甫晚年更是對佛教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寫有不少與佛教有關的詩作。如〈謁文公上方〉中說:“甫也南北人,蕪蔓少耘鋤。久遭詩酒污,何事忝簪裾。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金篦刮眼膜,價重百車渠。無生有汲引,茲理儻吹噓。”此詩作於梓州(時杜甫五十一歲),是一首較多禪理的詩。《杜臆》卷五說:“王侯與蟻同盡,不過襲莊、列語。‘願聞第一義’,亦禪門常談。”杜甫晚年心境摻雜佛教的義理,一生歲月在漂泊中度過,詩酒隨身,仕宦蹇塞,自己的心也如同雜草一般荒蕪,有如從未修整過的田疇雜草叢生。回想世事,王侯、螻蟻到頭來不也是同歸虛無?因此,他希望獲得超越生死的永恆真理,期望上人能用金蓖刮下他盲目眼膜,用教義去除內心的煩惱不安。〈秋日夔府詠懷〉說:“本本自依迦葉,何曾藉偓佺。……晚聞多妙教,卒踐塞前愆。……勇猛為心極,清羸任體孱。金篦空刮眼,鏡象未離銓。”此詩作於夔州(今四川奉節縣)時期,時杜甫已五十六歲,末二句表明了詩人對佛教的嚮往。一方面表達自己對佛教至上真理的嚮往,另一方面希望自己在宗教的堂蕪裡有所悟道。晚年接觸佛教教義並親身實踐,雖然求道決心很大,一心想到勇猛精進,卻發現佛理是愈學越發覺其博大精深,更感到離徹悟的境地還很遙遠。另外,〈縛雞行〉一詩明顯帶有濃厚的佛理:“小奴縛雞向市賣,雞被縛急相喧爭。家中厭雞食蟲蟻,不知雞賣還遭烹。雞蟲於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服。雞蟲得失了無時,注目寒將依山閣。”此詩流露出不願殺生的佛理。佛教戒殺生,即使為了保住了蟲而把雞賣掉,雞也會被其他人煮熟了吃掉。他想要成全雞和蟲的命,可是這份兩難的得失又不知該如何衡量。

小結

早年的求仕不得、任官、被貶、棄官和後半生的漂泊中國西南,體弱多病,經歷重重磨難,遂產生一種深沉的寂寞感。杜甫不僅受到儒家傳統思想的濡染,晚年對佛教教義與真理也頗為認同,在學習體會之後才發現佛理的高深玄妙。一個人的信仰是整個人生命的一部分,不應被分割,杜甫的儒、佛思想並不妨害其文學史與詩學史上的地位。實際上,信仰使他更具博大胸懷與慈善之心,所以才促成其詩歌作品的偉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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