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11年10月25日】
「貞觀」，是唐太宗李世民在位的年號，凡二十三年(627―649年)。「貞觀之治」是中國歷史上的盛世，也是唐太宗雄才大略，苦心經營的結晶。
唐太宗是一位嚴以律已，能夠居安思危的人。他雖然身為一國之主，但總時時約束自己，唯恐因「嗜欲以成其禍」。他認為：「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貞觀政要•君道篇》)他又說：「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同上《政體篇》)
據《資治通鑑•唐記》中記載：李世民還講過這樣的話：「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慾也。」
唐太宗是一位熟通經史的人，他對歷代王朝的得失成敗，了如指掌。他以北齊的滅亡為例說：「人主賦斂不已，百姓即弊，其君亦亡，齊主(後主高緯)即是也。」(同上《辯興亡篇》)。對於秦、隋兩個王朝的迅速滅亡，他深有感慨的說：「秦始皇平六國，隋煬帝富有四海，既驕且逸，一朝而敗，吾亦何得自驕也?言念及此，不覺惕焉震懼。」(同上《災祥篇》)。
為此，他除了繼續實行和完善均田制，使平民百姓有田可耕以外，賦稅也較隋朝為輕。
另外，唐太宗還提出兩條基本原則：一是服徭役「不奪其(農)時」，二是「勞弊之事，誠不可施於百姓」。唐太宗這種「先存百姓」和嚴於律已的為政思想，對於當時朝廷各項政策的制訂，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據《貞觀政要•教戒太子諸王篇》記載，唐太宗對君民關係的認識，是頗為深刻的。文中說：近自建立太子(即後來的唐高宗李治)，遇物必有誨諭，見其臨食將飯，謂曰（唐太宗見到李治太子吃飯，便教育他說）：「凡稼穡艱難，皆出人力，不奪其時，常有此飯。」見其乘馬，又謂曰：「不盡其力，則可以常有馬也。」（騎馬的人，不把馬累倒，就可以常有馬騎）見其乘舟，又謂曰：「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爾方為人主，可不畏懼!」按，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句話並不是唐太宗先提出來的。孔子曾說：「君，舟也；民，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荀子在《王制》中也說：「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載舟」、「覆舟」之喻，歷來是為國當政者遵守的至理名言。然而，真正能夠落實到行動上的太少了，唐太宗卻是念茲在茲，不敢忘懷。
唐太宗在這方面，是做得很突出的。他常常以隋朝的滅亡為鑑戒，重視君民之間的關係。在他剛上台的三年間，關東、關中各地，連續發生水旱霜蝗之災。關中的情況，更為嚴重，甚至出現了賣兒鬻女的現象。他一方面命令各地州官，開倉賑濟，派遣親信大臣，分往各災區巡視；另一方面「出御府金寶，贖男女自賣者，還其父母。」
在貞觀二年(628年)，蝗災嚴重，唐太宗在舉行祭天儀式後，就拿起幾隻蝗蟲，吞食了下去，說：「民以谷為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我寧願蝗蟲吃我的肺腸，卻不要吃百姓的莊稼呀）！」經過這次乞天禱神之後，真的立即：蝗災消失。
唐太宗為了賑救災情，乃實行精簡機構，節約政府開支。一時之間，中央官員由二千多人，減為643人。他又多次下詔修訂法令，凡死罪，需上報刑部複審，再經中書、門下省的高級官員議定，然後由皇帝批准，才能執行。對於各種刑罰，也多變重為輕，如把絞刑改為加役流(即流放服役)，定出各種刑具如枷、杖的尺寸大小等等。
由於唐太宗重視賑災抗災等工作，社會秩序相當穩定。到貞觀四年(630年)，全國大豐收，米粟每鬥不過三四文錢，被處死刑的只有29人，出現了「馬牛布野，外戶不閉」的太平景象。
有許多地方，行旅不必再帶糧食，沿途自有供應，甚至還能得到優厚的款待。如《貞觀政要•政體篇》載：「行旅自京師至於嶺表，自山東至於滄海，皆不齎糧，取給於路。入山東村落，行客經過者，必厚供待或發時有贈遺。此皆古昔未有也。」意思是講：凡是外出旅行的人，從京師走到嶺表，或從山東走到滄海，都不必自帶乾糧，走到哪裡，均可在路邊的人家中，得到免費的接待。特別是進入山東村莊，行人從他們那裡經過，當地的百姓，必定會很熱情的款待，臨走時，還會贈送給你一些禮物和食品。這些情景，都是從「貞觀」以來才出現的，過去是從來未曾有過的呀！
這就是史家所交口稱讚的「貞觀之治」！
筆者附言：筆者聽張家口的一位老人親講：在一九四九年初時，張家口地區，尚有此唐代遺風：那時你過該地，如遇風雪，當地人見之，必留你在家吃住。你如有力氣，你會自願幫主家劈柴、掃雪……干你之所能；你如是女人，你會自願的幫做紡織、針線活計，或縫衣、補衣、洗衣、帶孩子；對有病的行者，還為你延醫……直至雪晴，才放你走。臨別依依！互道珍重！到了後來，中共發動各種形式的群眾互揭、互鬥運動，搞得人人如仇敵，家家不安寧……致使我華夏古風美德，蕩然無存！噫兮，痛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