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的變遷

中國古代沒有民族主義的概念，但也存在著如何同其他民族處理關係的問題。漢民族一直有文化上的優越感，在與其他民族的交往中十分注意維護和弘揚自己的文化傳統，把自己和沒有經過儒家文化薰陶的民族區分開來。當然，那時候也有征戰事宜，但文化傳統中始終存在著衡量戰爭正義與否的道義標準。可見，古代的「民族主義」具有深厚的文化和道德內涵。

從歷史上看，外族入主中原並沒有對儒家文化造成損害，只不過是改朝換代的一種形式，他們都接受儒家文化並啟用儒生治理國家。在幾次民族大融合過程中，儒家文化起著積極的整合作用。在一千多年的時間裡，儒家文化傳統維繫著各個民族的共同發展和不同王朝統治的延續。明末思想家的一句話比較準確地概括了古代「民族主義」的特點：國家滅亡了沒有關係，文化滅亡就完了。

在清代，西方國家多次派使者拜見大清皇帝，試圖建立更密切的外交和貿易關係，一些西方人指責大清王朝「閉關鎖國」。實際上，大清王朝當時和周邊國家有很多貿易往來，國際收支存在著巨大順差。大清皇帝針對白種人進行「閉關鎖國」，維護了文化傳統和種族的純潔。東西方之間的交流涉及不同的種族，和歷史上屬於不同民族的黃種人之間的交往與融合不同。

鴉片戰爭後，東西方交往激增，基督教傳教士在中國進行廣泛的傳教活動，西方科學和基督教對儒家文化造成嚴重的威脅，中國面臨「滅種」的危險。與外星人帶來的西方科學不同，基督教是耶穌傳給白種人的正法，但它並不適合於黃種人。師父在悉尼講法時說，「為甚麼西方是基督教，而東方是佛教？東方宗教或西方宗教，為甚麼不一樣差異上很大？其實呢，基督教也是佛家體系範疇之內的，只不過是人類的差異，文化上的差異和天體文化的差異，造成了人類的外觀形像不一樣，思維形式不一樣，就是人的標準特點不一樣」。師父還說，「人種，世界上的人種是不允許混雜的。現在人種混雜了，就帶來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我認為，維護文化傳統和種族的純潔是正當的，而基督徒在中國傳教以及科學對各民族古老文化的破壞是一個巨大的錯誤。

清末很多人認為，中國的落後和儒家文化有密切的關係，而西方的強大得益於科學技術和民主體制。其實，這只是一種表象。西方接受外星人的科學取得了物質和武力上的優勢，而他們在文化和精神上早就衰敗了，物質上的優勢不會持久。但是，中國人出於自立自強的願望決定背棄儒家文化，轉而學習西方的科學和技術。於是，利用現代物質文明謀求民族獨立成為現代民族主義的主旨，而堅持和維護儒家文化的內涵卻從民族主義傳統中消失了。民族獨立的要求沒有錯，但是放棄文化傳統就會造成嚴重的問題。在背離文化傳統和古老道德標準的情況下，民族主義走向極端，包含著民族仇恨、排外情緒和對暴力、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認同等成份。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共高舉抗日的旗幟爭取民心，民族主義成為政治角鬥中的一張牌。趕走西方列強取得民族獨立為中共提供了統治大陸的政治資本，民族主義成為中共政權合法性的一個基礎。利用民族主義煽動排外和仇恨情緒並藉機強化思想和政治控制，就成為中共在不同時期經常採取的統治策略。

可以說，民族主義支配著中國大陸在二十世紀的發展進程。為了民族的獨立和強大，大陸中國人接受蘇俄的共產主義、認同中共的專制統治並大力發展科學和軍事工業，最終走向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現代化之路。結果，傳統的儒家文化和道德標準為暴力革命和階級鬥爭學說取代了，對西方科學的推崇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大陸中國人在中共的專制統治下喪失了基本人權的保障。變異的民族主義使中華民族付出了包括文化傳統和人權在內的沉重代價。

實際上，中華民族自十九世紀末以來經受的內憂外患是道德衰敗造成的，只能通過承受苦難和提高道德水準才能渡過難關。如果完全放棄傳統文化和古老的道德標準謀求富國強兵振興中華，無異於緣木求魚。師父在《淺說善》中指出，「其實我在《轉法輪》中已經講了，人類社會的發展是天象的演化所帶動下出現的，那麼人類的戰爭是偶然存在的嗎？業力大的地區，人心變壞的地區就是不安定。如果一個民族是真正善良的，業力一定會小，也絕不會有戰爭的出現，因為大法的原則不允許，宇宙的特性在制約一切」。

在中共統治下，中華民族飽經政治運動的災難，在物質和技術層面上至今仍然和已開發國家有很大差距。隨著政治上的日益腐敗，當權者為了自己的權力和利益更加肆無忌憚，根本不顧及國家和民族的長遠發展。

今天，中共對外炫耀武力、對內鎮壓民眾，有走向法西斯化的趨勢，民族主義成了中共維持邪惡統治的救命稻草。中共內部少數人利用手中的權力迫害法輪大法的惡劣行為遭到了世界上善良民眾和有正義感的國家的普遍譴責，而正義的力量卻被中共控制的媒體污衊為「國際反華勢力」等等。民族主義已經完全喪失了道義的內涵，淪為喪盡天良的邪惡之徒手中的玩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