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文明的審判（第三章）：人類文明使命論項目管理的一些表現（上）

第三章    自然起點論與管控終點論

第五節人類文明使命論項目管理的一些表現（上）

前言

關於人類《文明使命論》按照項目管理邏輯所展現出來的那些真正的表現恐怕還是需要等到撰寫本書後四章的時候再給大家進行詳細論述。在那裡其實也會有討論不完的話題，仍然無法避免掛一漏萬，總是感覺分析問題的篇幅不夠。我們這裡只是把現在想到的幾個涉及到《文明使命論》、《歷史安排論》的問題先行給大家提出來，討論討論，相互之間未必一定有什麼理論上的必然連接。

大家已經知道，本書是建立在一種《宇宙智能論》的基點與人類《文明使命論》的邏輯之上而論證關於人類文明那些具體事件的《歷史安排論》的。對於人類《文明使命論》的闡述我們採用的是一種意志論的管理邏輯，特別是一種關於人類文明的“項目管理”邏輯。這實際上也就是我們本章給大家介紹的重點內容——建立一種人類文明的“項目管理”邏輯。

即便是由於時間與篇幅局限的原因，本文採用了一種變通式、博客式的寫作方式，不象學術論文那麼結構嚴謹，似乎有時就是想到哪裡就寫到哪裡，但是本人過後發現，文章在整體上的前後邏輯還算是說得過去。章節之間相互的邏輯銜接還算可以。這種情況時常令本人自己也感到很吃驚，這些到底是誰在寫呢？！

其實本人在寫作過程中也一直感受到似乎有一種“神力”在相助，而非一己之“人力”可為也。許多想法似乎都屬於一種“神來之筆”。其實本人在完成了《未來八卦》那篇文章之後一直想寫一篇關於《見證神的神跡、榮耀神的榮耀》這麼一篇文章，把自己在寫作過程中所感受到的那些“神力”相助的一些寫作體驗寫出來與大家分享。當然這些感觸或許屬於幾句題外話，但似乎與我們下面要為大家討論的“偶然”與“必然”的問題還是有些關係的。

人類《文明使命論》涉及的是如何看待人類歷史的問題。因為人們以往已經習慣了以“自然主義”的《起點決定論》的方式看待歷史，也就是歷史的過去決定了歷史的今天，然後歷史的今天又決定了歷史的未來的這樣一種觀點。大家已經習慣於以這樣的眼光與思維這樣看待人類歷史與人類社會的一切。

實際上這就是屬於一種“自然過程”的歷史觀。基於這種歷史觀，那麼人類歷史或者說人類文明就完全屬於是一種沒有意志管理的“自然過程”。但是達爾文之後的主義者們又提出所謂的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其實“無意志”的“自然過程”與“必然規律”完全屬於一種邏輯悖論。這也屬於主義者們最喜歡玩弄的手法，就像把“民主”與“專政”放在一起的把戲一樣，美其名曰“辯證法”。

一些學者們戲稱主義者們這種所謂的“辯證法”其實就是一種“變戲法”的邏輯而已，把大家的思維給變暈了也就達到了目的。變來變去，就是把“無法無天”的“無理”變成一種冠冕堂皇的“有理”而已。就像上世紀50年代中共政權先剝奪“私有制”建立所謂的“公有制”，然後到了80、90年代的時候再破除“公有制”回歸“私有制”一樣。這個“戲法兒”一變，所有的財產都變到了“官僚資本”的手中了，變到紅色資本家們的手裡了。

然而這種“紅色資本家”已經不是當初50年代的那種把“資本家”變成一種“紅色”階級的遊戲，把“資本家”變成“紅色”，而是中共在90年代的時候把自己這個“紅色”階級完全都變成了“資本家”。

中共的這種“戲法兒”甚至可以把“資本”的屬性都變成了“紅色”。其實這就是當今“經濟全球化”的本質。當今世界上的“市場經濟”根本就不是原本“市場經濟”的本色了。

因為原本的“市場經濟”屬於藍色，而當今的“市場經濟”已經是紅色、赤色了。這就是中共國1992年以後走向“市場經濟”的意義所在。因此“市場經濟”的藍海讓中共的“市場經濟”已經給攪和成了一片“紅海”，所以當今中國大陸的企業就只會大打價格戰，因為只擅長《進化論》的“叢林法則”。

然而本人的基本歷史觀點是，站在人類認知的層面上講，一方面，物質“自然主義”的所謂“必然規律”其實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偶然事件”是因為人類認知的局限性所致。換成另外一種說法，真正“必然”的意義在於“超越”，超越物質世界，而真正的“偶然”又在於人類認知的“有限”，在於人類的能力被制約。因此站在被制約的“有限”認識上去談一種超越的“必然”，那根本就是一種痴心妄想。

一、也論歷史上的偶然事件

首先應該給大家談一談本人關於歷史學學科意義的人生。歷史學應該說是人類知識庫中最古老的學科之一，屬於人文學科文史哲的三大學科之一，比“實證科學”之後建立起來的各種學科要古老的多。可以上溯到人類文明的結繩記事時代，權且可以算作歷史記錄的發源與開端。結繩記事之後那麼接下來就應該是人類史詩的口傳記述時代了，也就是所謂的傳說時代。也就是人類文明所謂的上古時代。

然後接下來才有所謂文字記錄的時代或者有歷史編年的時代。中國歷史進入文字記錄時代應該從殷商的甲骨文時代開始。而具有明確的編年歷史那可是周文王推演“後天八卦”以後的事情了，也就是中華文明正式進入“天子時代”以後的事情了。然而應該說，中華文明在本次人類文明時期的各大世界古老民族之中開始具有明確的連續文字紀年歷史還算是比較早的，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41年的西周“共和元年”。

歷史的本意就是忠實的記錄人類的歷史事件。其實這與人類文明“最終的審判”的要求有關。當然這是一般人所不知道的。所以就有膽大包天的人敢於篡改人類歷史。殊不知，人類歷史的記錄難道就只有一種方法嗎？膽大包天者們實際上也太小看了神佛的力量。難道人類右腦之中不是還儲存著每個生命關於人類歷史信息的備份嗎？那是能夠人為篡改的了的嗎？！所以一切膽敢篡改人類歷史的人，對比右腦資料庫中那些抹不去的人類歷史記錄，他們篡改人類歷史的惡行，那只不過是在人類文明“最後的審判”的時候再添多加一筆犯罪記錄罷了。

中華文明自古就有修史的傳統，記錄下王朝發生的每一件重要的歷史事件，包括帝王的生活起居。史官的責任就是真實的記錄歷史，而不以帝王的喜好為記錄的標準，比如中國史官有“君舉必書”的傳統。

所以中華歷史所傳承下來那些真實的部分，那都是歷代正直的史官們用鮮血與生命譜寫的。他們在忠實的履行著被賦予的歷史使命與職責。史官的這種“職業道德”也算是中國古代文官制關於“文死諫”的一個生動寫照吧，中國歷史上的董狐、南史、司馬遷都屬於這一類人。那才叫做正直的史官，他們記錄下來的才是讓人可信可讀的歷史，也是讓神佛相信的歷史。殊不知天上有多少雙眼睛在一眨不眨的注視著地球上所發生的一切。所謂三尺頭上有神明嘛！我們第一章不是給大家講過關於“天上有個攝像機”嘛！其實就是這個道理。宇宙空間的“攝像頭”那比高速公路上可多了去了。無所不在而又神秘莫測。

歷史的職責就是應該記錄真實的紀錄，而不是研究什麼所謂的發展規律、必然規律。經“歷”過的“史”實，才能夠算作“歷史”。然而在共產馬魔頭之後，在共產國家裡，歷史就成了主義的奴僕。

主義的歷史觀一方面背離了歷史的記錄功能，去研究論證什麼主義的發展規律，什麼歷史發展的必然性。其實只不過都是為了給自己的暴力奪權主張尋找一個合法性的藉口而已，把一些強盜邏輯演變成為一種符合什麼歷史發展規律的必然等等說辭。

而在另一方面，主義者們又把歷史的記錄功能，把整理歷史的編纂功能變為了歷史的“編寫”功能，歷史不再是記錄，而是五毛們編出來的，就像編電影電視一樣，就像編清宮戲一樣。歷史可以按照當代人的思維來回穿越般的編寫。於是歷史不再是史官用鮮血記錄下來的，而是當權者花金錢編出來的。這種編造歷史比《進化論》者們掩藏證據，操作起來還要簡單的多，坐在那裡編就可以了，就像計算機編程一樣，還不需要邏輯通順，還不需要什麼專業技能，五毛們就已經足夠了。費不了多少銀子。只可惜不能夠太多的拉動GDP。但話又說回來，GDP不也可以編出來嗎？！

歷史發展的所謂必然規律其實就是編出來的一種說辭，然後再拿編出來的歷史數據去驗證那個編出來的所謂歷史發展必然規律。就像《進化論》循環邏輯的把戲一樣，互相論證。這樣看上去好像真的“很完美”，這就叫做造假一條龍。這是在當今中國大陸非常普遍的一種社會現象。造假系統非常精緻、發達和完善，都已經成了一條龍了——形成世界造假產業鏈了，世界造假的都市群、山寨聚會地。

大到國家歷史、社會經濟統計數字，小到秀水街的瓶瓶罐罐、包包袋袋的所謂A貨。造假的邏輯已經從“假冒偽劣”的低級階段，借用達爾文的語言，已經進化到了“假冒不偽劣”的“精緻騙術”的高級階段。真可謂是一種“騙術”發展觀了——遵循了從低級到高級歷史發展的所謂“必然規律”。這種“必然規律”我們可以戲稱是一種必燃龜驢，龜驢之輩，早晚必燃，早晚得把自己給燒了。

這種假冒產業鏈、造假一條龍的邏輯就是，只要把某件事情從頭至尾的所有環節都造假了，都給包起來，也就是把事物參考系與坐標原點都給包起來，那麼假的不就成了真的嘛，因為真的已經不需要存在了，真的參照系已經看不見了。於是強盜邏輯的就成了一種“必然”了。

必然必燃，紙終究有包不住火的一天，人間的造假術再怎麼完備、再怎麼一條龍，那也不可能包到天上去的，是不可能包住“天火”的，那個“天火”終究得燒起來的。

不知道大家是否還記得本人在《未來八卦》中所揭示過的那個“天火降，地水升”的卦象變化？人類要想包住“天火”那得多大的一張“紙”呀？人類有嗎？！另外，大家是知道八卦中的那個“坎”卦嗎？內陽而外陰。那個中間的陽爻叫做“真陽”，可以藏於水中，是人間之水無法澆滅的一種陽火。道家所講的那個“三味真火”就是這種火，其實這就是一種“天火”，根本就不可能為人力所澆滅。另外，除了“天火降”的問題，本人在《地球、海洋與陸地》一文中還給大家討論過關於“地水升”的問題——地球上海洋的意義，不知大家是否還記得？

話說回來，本人的觀點，那個主義所謂的歷史發展“必然規律”其實根本就是不存在，那只不過是人們的一廂情願的想像而已。沒有意志，卻有規律。那麼這種規律又是誰設計出來的呢？主義者們嗎？不知道為甚麼那麼多人會相信這樣一種被編造出來的所謂的“必然規律”呢？其實真正存在的那將是對強盜邏輯“最後的審判”。這才將是一種真正的人類必然。

其實，真正的“必然”那一定是超越人類的，而且必須是一種意志導向的“必然”，不可能是一種“無意識”的“必然”。主義者們認知意義上的那種“必然”根本就是不存在的。

許多讀者可能已經發現了這個問題。比如有些人認為“歷史就是偶然事件的堆積”。有這樣一本書叫做《歷史的拐點：改變中國歷史的偶然事件》。另外還有網友幫助列出了“中國歷史的十大偶然事件”。

其實，如果人類認知的“必然”不存在，那麼反過來也並不一定就是“偶然”。不是“必然”就是“偶然”，其實這也是一種“非此即彼”的二分法邏輯，仍然屬於“實證科學”的思維方式。人類層次的“必然”是不存在的，然而超越人類層次的“必然”其實是真實存在的。因此人類世界“必然”的反面並不是“偶然”。如果人類認知層面的“必然”都不是推動人類歷史的動力，那麼“偶然”就更加無能為力了。

不妨還是讓我們先給大家來列舉一些所謂改變人類文明發展進程的那些“偶然事件”吧。這些“偶然”其實並不是所謂第一層級表面意義上的“偶然”，而是第二個層級在事物機制意義上的“偶然”。也就是說，這些重大歷史事件的“偶然”不是指那些具體事件可以變更、可以更換演員意義上的“偶然”，而是那些一旦“發生”或“不發生”這些事情就必須從新改寫人類歷史劇本意義上的那種“偶然事件”。

比如，赤壁之戰之時，諸葛亮所借的那個隆冬時節的東風，如果冬至時借“一陽而生”的那三天東風因為氣候異常而沒有按時而來，不是說火燒赤壁就晚發生幾天的意義。曹孟德的幾十萬大軍可能就過了江了，就已經一統華夏了。

如果曹操統一天下的話，那麼曹操與曹丕代漢或者司馬昭之心那是完全不同的，因為曹操一直是一種“挾天子”的思維，他可能會把漢傀儡一直扶持下去，而三代之後，再出一個漢光武中興也未可知。

當然您可以說《三國演義》只是一種演義，具有一種戲說的成分，對於赤壁之戰的勝負是否能夠改變歷史的發展方向，您可能也會持有懷疑態度。那沒關係，我們可以接下來再給大家講一講關於這個“風”的事情。

蒙元之時，元世祖忽必烈曾經兩次跨海東徵發動對日戰爭。雖然在軍事實力上蒙古大軍一直處於壓倒性的優勢，但戰爭的結果卻都是蒙古艦隊被“神風”（作者註：也就是颱風）吹散。對於人力而言，這兩次“神風”應該算作是改變人類歷史的“偶然事件”吧。

談到日本海戰了，那麼接下來就讓我們再來談一談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美日太平洋海戰中具有成敗決定性意義的中途島之戰。中途島之戰被史學家們稱為太平洋戰爭的轉折點。中途島大海戰之前，日本海軍占據絕對的海上優勢，但是在中途島之戰中，日本進攻艦隊的六艘航空母艦損失了四艘，從此太平洋戰爭力量對比的天平發生了根本性的扭轉。

然而決定中途島大海戰勝負的卻是那個被譽為“神奇的五分鐘”，只能夠解釋為由上帝之手所安排的那個“神奇的五分鐘”。就是因為這個“神奇的五分鐘”改變了整個太平洋海戰的戰爭進程。

日本海軍南雲忠一的艦隊在中途島之戰中，就在日方戰機馬上要起飛去進攻美國艦隊的一瞬間，卻被美國幾波俯衝轟炸機在未經任何協調的情況下同時發現。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神績”。而在此之前，日方起飛發現美國艦隊的偵察機，卻因為“機械原因”晚起飛了30分鐘。這個被有意延遲的30分鐘也只能夠歸因於是“上帝之手”的傑作。

如果那架日本偵察機沒有機械故障而早30分起飛的話，中途島大海戰的結果就可能完全會被顛覆，被擊毀的將是美國的航空母艦艦隊。這個神奇的30分鐘或者5分鐘，這個人類認知意義上的“偶然事件”，一個足以改變人類歷史進程的“偶然事件”，是用規律性認識根本無法解釋的。事件的本身可能很小，但是事件所造成結果的意義卻非常巨大。然而上帝之手只用了小小指頭的一撥了就塑造了用人力根本無法解釋的改變人類歷史的這些“偶然事件”。

那麼接下來更加神奇的就應該算是敦刻爾克大撤退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西線戰事爆發後，32萬英法聯軍被擠壓到了狹小的敦刻爾克海岸線。德國裝甲部隊也就是一腳油的事就可以加以殲滅，然而希特勒卻突然下令沖向敦刻爾克的德國裝甲部隊停止進攻，於是已經被包了餃子的32萬英法聯軍得以全身而退。當然戰史學家們試圖了各種解釋，其實都無法令人信服。實際上只有“上帝之手”的解釋才能夠說得通。

不過無論是美日太平洋戰爭、或是英德歐洲戰事，我們都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上帝之手”在幫助哪一方。因為宇宙的意志始終是善的，也唯有“善的能量”才能夠構造宇宙的秩序。那麼上帝一定會站在正義的一方。也就是說，非正義力量，無論表面上看似多麼強大，多麼不可一世，又怎麼能夠挑戰超越人類能力的宇宙意志呢？那真是太不自量力了吧。那麼對於根本就不相信上帝的中共《無神論》政權而言，又怎麼能夠指望上帝幫助自己呢？！

推動歷史進程或改變歷史進程的往往是“偶然事件”。這是對於人力認知水平而言。當然你可以把歷史上的一切“偶然事件”都當做是一種戲說。其實掩耳盜鈴之法自古就有，排斥其它、丟失信息，隱藏證據，“實證科學”與《進化論》也都是如此。從掩耳盜鈴中所獲得的其實只不過是保住一些人的面子而已，而真正的損失則是人類對於即將到來的巨大的針對於人類文明的整體風險卻茫然不知。

二、偶然與必然

關於歷史應該屬於“偶然”還是屬於一種“必然”？關於這個論戰網絡上討論的十分激烈。本人的觀點是：歷史的“必然”是存在的，但這種“必然”是超越人類因素的，絕非那種主義者們意義上的所謂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只有站在超越的層面，才能夠看到人類歷史的“必然”。

然而知識站在人類認知的這個層面上，是不可能真正看到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然”的。站在《無神論》的基點上看問題就只能夠看到隨意發展的“自然過程”，根本就沒有“必然”所要指向的目標。其實這也屬於“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一種情況，也符合我們前面多次強調過的關於“同等層次沒有制約性”那個宇宙法理。

因為要想看到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那麼就必須跳出人類的層面才能夠看得懂，而抱著那種為了自己的什麼主義找到暴力奪權的合法性藉口的那些極端“私利”的利己認知，又怎麼能夠看到應該屬於人類“公理”性的規律呢？“私”與“公”，那是根本對立的。

另外“實證科學”是關於小尺度的“理性”規律的。然而這種“點思維”的“理性”，對應於人文領域而言根本就不再是什麼“理性”，而是一種為了滿足小利益、小團體“私利”的藉口而已。凡私利者，必是胸懷狹小。所以這種基於“私利”的所謂“公理”意義上的“必然”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在人類慾望所主導的近現代人類社會中根本就不可能認識到這種“必然”。所“必然”的唯有私利也，絕非“公理”也，又如何能夠成為衡量整個人類歷史的“公共”標準呢？！。

人類認知的“必然”是不存在的，那麼人類認知的“偶然”又是什麼呢？借用機率學的術語，“偶然”的全稱叫做“隨機事件”。作為“隨機事件”，那麼“偶然”其實至少有兩重含義，或者說“偶然”至少應該表現在兩個層次面上。

“隨機事件”的兩重含義，其中一個是“隨機”之“機，另外一個就是“事件”之“事”了。這也就是我們前面所提到的關於“偶然”兩個層次面上的意義，一個是現象層面的“偶然”，這種“偶然”表現在“事件”上，“偶然”所指的就是一種隨機性的“事件”。

第二種意義，“偶然”指的就是一種“機制”方面的意義，是決定“外部事件”的一種“內部機制”，也就是事物到底是應該向這個方向上發展還是向那個方向上發展的問題。這種機制的“偶然”就是關於事物發展方向的不確定性。第二種“偶然”指的實際上就是這個意思。

一個是“事偶然”，一個是“機偶然”。“事偶然”就像換一個演員或者增減幾個群眾演員一樣，而“機偶然”那就是徹徹底底的換劇本、換劇組、換導演了，也就是徹底的改變歷史的根本發展方向了。那麼我們就只能使用經濟學“機會成本”的概念來討論了。

然而大家知道，歷史進程的時間尺度超過了個人生命的時間尺度，那麼一些人以個人的經驗奢談什麼關於“偶然事件”不改變人類歷史發展方向的問題，其實只是一種痴人說夢而已。問一問自己到底有沒有超越人類認知的視角與本領。其實這些人根本就沒有能力看到人類歷史發展的另外一種（alternative），無法知道人類歷史發展的其它選擇方案，又如何能夠斷言所謂的“偶然事件”是不可能改變人類歷史發展方向的呢？！

其實關於人類歷史發展方向是否需要改變，這涉及到人類文明中期階段節點調整與節點修正的問題。那根本就不是人力能夠處理的了問題。連人類文明發展的“終極目標”都不知道，又如何能夠知道某件“偶然事件”是否改變人類文明歷史發展的方向呢？

這非常類似項目管理的邏輯，項目發展方向的把控那只有項目負責人才可以說了算的。那是項目之中每個人都可以說了算的嗎？如果人人都可以說了算的話，那也就沒有什麼項目管理了。

其實許多人關於人類歷史到底是“偶然”還是屬於“必然”的辯論實際上完全混淆了這兩個層次上關於“偶然”的意思——“事”的意義與“機”的意義。完全是一種雞說雞話、鴨說鴨理的辯論，根本就沒有找到討論問題的共同基點。

因為那些認為在人類認知層面存在著所謂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的人們，把對“偶然”的界定只局限於“事件”層面。他們認為無論發生了這個歷史“事件”還是發生那個歷史“事件”都不會改變歷史發展的大方向。就像拍電影一樣，無論你是讓A演主角還是讓B演主角，反正電影的劇本沒有變。就像我們剛講過的“項目管理”的《終點決定論》一樣，項目的“終極目標”沒有變，雖然項目中間過程的節點時間安排與資源配置可以調整。

實際上那些所有維護所謂主義思想“必然規律”的人們，大都是在這個“事”層面上看待“偶然事件”。先把“偶然”假設在表面“事件”層面，然後說“偶然事件”沒有改變歷史發展的“必然”機制。其實這也屬於一種典型的“循環論證”邏輯。先假設“偶然”屬於事件層面，而不是在機制層面，而後再論證“偶然”不改變歷史的“必然”機制。

其實這種所謂的“必然”只不過是“實證科學”《決定論》、《絕對論》認識的另外一種說法而已，只不過是把物質世界小尺度的“規律”延伸到了人類社會而已。只不過是在做延伸的時候忘記了“實證科學”所研究的是時間小尺度的規律而已，而不知道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並不屬於小尺度的時間範疇，而是應該從時間中尺度規律開始著手。於是這種無知的“延伸”就只能夠是一種“驢唇不對馬嘴”了。

然而真正相信人類歷史是由“偶然”所決定的那些人們，所講述的卻是第二個層面的“偶然”，不是在事件層面，而是在機制層面。比如經濟學上的“機會成本”實際上反映的也是這個層面的意義。在這個機制層面上，那些主義者們對“歷史偶然論”的批判其實完全是一種偷梁換柱的手法，完全屬於一種詭辯術所慣用的一種偷換邏輯概念的伎倆而已。

我們講，在第一個層面是看“偶然”，那其實屬於一種站在表層的“必然”機制上中看待“偶然事件”，而第二種看“偶然”的方法則屬於站在一種“偶然機制”方面看“偶然”。也就是站在承認人類有限認知能力的基點上看“偶然”。這兩種關於“偶然”的立場基點是完全不同的。第一種觀點認為只存在“偶然事件”，不存在“偶然機制”，所以“偶然”只能改變人類歷史的進程，而不能改變歷史的發展方向。第二種觀點則認為“偶然”不僅僅停留在“事件”的層面，“偶然”有可能滲透到事物的“機制”中去。因為事物的“內部機制”對於《西學》而言屬於“黑箱”的部分，人類的“實證科學”的認知進不去、看不到，因為看不到超越人類層面的因果，所以這些人就把“偶然事件”劃歸給了一種人為的“偶然機制”。

其實，“偶然論”比起“必然論”可以算作人類認知方式的一種進步。“偶然論”來源於人們已經明智的認識到了而且能夠承認，人類認知能力存在著有限性問題。也就是說，許多事情使用已知的“實證科學”的規律，人類還無法進行解釋，所以就把這些解釋不了的現象歸之於“偶然”的管轄。其實這也是因為人類的認知能力還沒有達到能夠看到更高層級宇宙規律的原因所造成的。

這種“偶然論”的認知比起“自然論”的認知確確實實應該算是一種進步，至少不象《進化論》或《偽發展論》那樣武斷與狂妄自大，至少還能意識到人類的認知能力是有局限性的，還算是比較能夠有自知之明。

那麼，關於“偶然”對於“必然”的意義，我們至少可以看到這樣的兩層意義，一種或許至多只能夠承認到“必然”有可能由一系列“偶然事件”組成，另一種則認為“必然”的機制有可能被“偶然”的機制所代替。其實這完全是兩種不同層面的認知，不應該被混為一談。按照前者的“必然規律”的觀點，即便人類歷史沒有發生這個“偶然事件”，還會有別的“偶然事件”發生，就像“地球離開誰還都會轉”一樣的道理，如果大牌演員沒有來，那麼也許到街上拉一個群眾演員也行，戲還可以照樣演。沒準還能夠又捧出一個什麼星星啥的，也說不準。這種“偶然”其實不能夠叫做“偶然”，只能叫做隨機、隨意、隨性而已。可是無論隨機的是誰，“隨機事件”或者“表面事件”所起到的意義其實基本上都是一樣的。

而第二種意義上的“偶然”，是具有“機會成本”意義上的“偶然”，就已經從表皮事件意義滲透到事物機理的骨髓裡了，其實這才能夠屬於一種本質上的“偶然”。也就是事物如果按照機理的這個方向走那麼就必須放棄朝向另外一個方向的選擇，這就是真正“機會成本”意義上的“偶然”，可以改變歷史發展方向的“偶然”。這才是網絡上那些《偶然論》文章真正關心的“偶然”。

其實這種“偶然”源自於人類在認知方面的原因，而並非源自於事件的本身，是因為人類在認知層面還無法真正理解事物的內部機制的原因所造成的，而並非事物自身的內部沒有機制。這種“偶然”是因為人類看不明白事物的內部機理才人為認為的“偶然”。

網絡上有一篇關於《1644年：歷史發展中混沌的一頁》這樣的文章，主要討論中華大地於明清相交之際的混亂狀況。這篇文章的立意，非常明顯的，是屬於一種站在人類有限認知論的基點上談問題。又比如普利高津的名著《從混沌到有序》關於事物的“混沌”狀態，以及我們可以推及而來所談論的關於所有關於結構的形成，也涉及到“混沌”這個狀態。

然而關於“混沌”這個狀態的認識或者關於“混沌”這個詞彙的使用（作者註：其實是中譯者們自以為很高超的故弄玄虛與無知），其實本人是持保留態度的。因為許多人並不理解“混沌”與“混亂”的區別。然而關於1644年在中國歷史上所發生的狀況則應該屬於一種“混亂”狀態，而並不是什麼“混沌”。

因為要真正理解什麼是“混沌”，如果不能夠深刻理解陰陽其實那都是一種亂彈琴而已。話又說回來，1644年確實是人類文明發展進程中的一個至關重要的歷史節點，所以本人在本書後面的第七章會有專門的討論。

一方面，許多結構體在發展過程中所呈現出來的“混沌”情況，其實並非是“結構體”本身的原因。因為許多看似“混沌”的情況實際上都是由於人類認知的有限性所造成的。另一方面，《耗散結構理論》的那種“混沌”其實也並非結構產生的真正機制。“混沌”之初的所謂“混沌”其實只是站在結構體所產生的同等層次而言看上去的一種“混沌”。因為站在這個既定層次上，結構與秩序還都沒有形成，所以才表現出一種“混沌”的狀態——也就是陰陽未分。然而一個真正結構體的產生不僅僅與自身所在的層次有關，還與結構之外的更高層次的一些能量注入有關，比如“善的能量”的注入。

又比如，《耗散結構》中的那個“負熵流”到底是從哪裡來的呢？本人在《耗散結構理論與水結晶實驗》一文中其實已經為大家論述過了。那個“負熵流”的本質其實就是一種“善的能量”，是由高層注入到既定的結構體之中的一種“先天”能量。我們在本書前一章的第四節中，在論述企業結構形成的機制中已經給大家講述過了：任何企業結構其實都不可能自發的產生，必須經過更高層級有意識的“系統設計”。

所以關於結構體“混沌”的認識，那只不過屬於“無意識”的“自然主義”發展觀的一種認識而已，屬於還沒有能力看到更高層次的意識以及這種意識所對應的存在實體形式的一種有限性認知而已。

網上同時還有一篇反對《1644年：歷史發展中混沌的一頁》“偶然性”觀點的反駁性文章，叫做《偶然事件不能改變歷史方向——以1644年為例》，其實那就更加顯得蒼白無力了，完全是在重複黨文化主義者們的陳詞濫調。此文的邏輯實際上就又回到了“必然規律”的那種主義邏輯上來了，就更加不被本人所認同的觀點，還不如“偶然論”的觀點有自知之明呢。

本人需要提及的還是這個關於1644年的問題。1644年確實是人類歷史上非常詭異的一年，很多人已經發現了這個問題。用主義“必然規律”的觀點，如果僅僅是基於解釋中國歷史明清之交的歷史事件的話，“必然規律”也許勉強還可以自圓其說。“必然規律”的主義者們會說，即便沒有發生這件事件，還會發生那件事件。比如李自成在北進山西途中遇阻的時候，在正準備回撤長安的當晚，卻收到了大同宣城明朝兩位總兵的降書，從而徹底改變了李自成原本想要撤退長安的決定，從而使李自成可以繼續揮師北上京畿徹底消滅大明王朝。

然而此位作者完全是一派“必然規律”主義者的調調，什麼“偶然事件只能改變歷史的進程，不會改變人類歷史的方向”等等陳詞濫調。這種陳詞濫調就是說，如果那晚李自成沒有收到降書，李自成即便是撤回了長安，頂多1644年不會發生那麼多的歷史事件而已，李自成在長安最多休整一兩年之後，還會捲土重來，還會把大明王朝給消滅了。主義者們就只能是這些調調——偶然事件只能改變歷史的進程不會改變歷史的發展方向。然而人類歷史進程真的可以隨意這麼向後推遲嗎？如果我們站在人類文明需要符合項目管理的邏輯上看，其實那是根本就不可能的。因為項目管理邏輯的核心就是時間管理、就是進程管理。這就是《終點決定論》的要求。

那麼本人要告訴大家的是什麼呢？1644年的意義既不是“偶然論”者們所說的“混沌”，也不是“必然論”者們所講的那種不改變歷史發展方向的事件，因為人類歷史的“必然規律”也絕非主義者們所想像的那樣。我告訴大家，1644年那些事件就必須發生在那個1644年。因為這是人類文明項目管理的重大歷史節點，不可能“隨意”更改。那些事件恰恰是神意志安排人類歷史的體現。你不想讓這些事件發生根本就不可能；如果你不想讓這些事件發生，你想走別樣的人類發展道路，實際上那根本就不可能。因為只有神力才能夠安排人類歷史，人類自己根本就是無能為力的。一些人真的是太高估了人類自己的能力。

也就是說，即便再多發生一些人們無法理解的“偶然事件”，也必須讓人類歷史的1644年走成那個樣子，這才叫做安排，這才叫做設計，因為1644年是人類文明這項系統工程“項目管理”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管理節點，需要完成的使命任務那是根本就不可能變更的。只有當各位明白了1644年在東方世界和西方世界同時都發生了什麼的時候，或許你才能夠理解本人所說的這些話的意思。

在項目管理的不同維度上，有些事情是需要同時並行而分別發生的。這都是出於提高項目效率的原因。比如東西方文明分頭進行的人類文明的不同“項目維度”，到了人類文明的某個大的時段節點上需要進行項目並點、也就是項目的集成。1644年其實就是這樣的人類文明項目集成點。實際上項目集成管理以及項目進程管理，這是項目管理中非常重要的兩個管理維度。也是項目管理能夠取得時間管理效果的重要手段與重要效率源泉。

如果東方文明作為一個單獨的項目，或許某項任務過程可以往後推一推，進程即便錯過一陣也無所謂。然而東方文明作為人類文明項目之中的一個子項目，作為人類文明項目其中之一的一個項目維度，在人類文明其它項目維度（比如西方文明）都在齊頭並進的時候，可不能因為你這個東方文明在時間過程維度方面的滯後，人類文明項目的載體也都跟著往後推一推。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天真想法。那可不是“項目管理”的邏輯，根本就不符合項目進程的節點管理要求。

項目管理的不同過程維度有時必須分開並聯的進行，然後到某個時間節點的時候再集成結合。這是“項目管理”效率要求所必須。“項目管理”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正確的使用串並聯邏輯。該分開的分開，該前後的前後。對應於中國傳統的兵法思想就是正確的使用“分”與“合”。

“項目管理”分解為不同的管理維度之後的一個最重要的管理維度就叫做項目集成管理。而“項目管理”高效性的一個重要方法就是關於“過程”的串並聯分解與集成。這與項目過程的節點管理與進度管理息息相關。

因此那種什麼只“改變進度不改變方向”的調調其實只不過是“自然過程”《起點決定論》的思維而已。這種“自然過程”的發展似乎可以隨意的延伸。然而項目管理可不是這個邏輯。“自然過程”就是因為隨意性所以過程越向後就越發散，而項目管理的邏輯卻是過程越向後則越趨於收斂。如果可以隨意把進程向後推一推，那可就不叫什麼項目管理了。

連人類能力所及的現實世界中項目管理都可以管控到這種程度——項目範圍與項目過程不能夠隨意的延伸，那麼就更不要說由神力來管控的人類文明的項目管理了。“發展進程”可以隨意的延伸，那其實只是人力無能的表現而已，那還談什麼“必然規律”呢？！

當然，人類歷史的“必然”是存在的，但絕非主義者們所說的那種無意識的“必然”的意義。關於“偶然事件只能改變歷史進程而不能改變歷史發展方向”的論調其實是極其荒謬的，完全不知道人類文明屬於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其中充滿了“項目管理”的邏輯。而“項目管理”的核心邏輯就是“進程管理”，“項目管理”的本質就是“時間管理”、就是“事件管理”。那麼那個所謂的歷史進程能夠隨便更改嗎？連事件的時間都沒有安排好，那還叫做“項目管理”嗎？！

還是我們剛才所講的那種安排。關於“詭異的1644年”的真正意義，本書會在第七章《物質文明的末期階段》中專門給大家進行詳解。

其實關於1644年所發生的事件，既讓我們看到了超自然的“必然”的力量，也讓我們看到了人類有限認知所無法理解的“偶然”。“偶然”與“必然”這兩者在詭異的1644年中被完美的結合與詮釋，從中更讓我們領略到了神佛的安排與宇宙的意志。所以1644年的這種“偶然”絕非是什麼“混沌”狀態的意義，這種“必然”也絕非什麼“改變歷史進程而不改變歷史發展方向”主義者們所理解的意義。

說句實話，一個“只會談論方向而無法確定時間進程”的所謂“必然規律”那還有存在的意義嗎？一個離開了“時間之矢”的“發展規律”還能夠叫做“發展規律”嗎？！時間都沒有了，過程意義都丟失了，那還“發展”什麼呢？

因此如果“必然”可以隨意的離開時間進程“標杆點”的話，這實際上已經偷換了關於“規律”最本質的屬性。不如就以中國的股票市場為例吧。比如有人說“20年後的股票指數肯定比現在高”。即便這個論斷或許可能是未來的事實，但是這種認識“規律”有什麼實際上操作的意義呢？所謂在正確的時間、正確的地點讓正確的人做正確的事，才真正有意義。離開了時間，規律是沒有意義的。

比如，中國“投機主義”的股民們真正所關心的只是20天以後的股價，或者20小時以後的股價，甚至僅僅是20分鐘以後的股價就可以了。也就是說，任何“規律”一旦與時間尺度相脫離，一旦離開了特定的時間節點，那就沒有了任何作為“規律”所存在的意義了。

我們關於時間三大尺度的分析實際上已經闡述了這個相關的問題。“規律”是有時間尺度約束的，而且在不同的時間尺度上存在著不同的“規律”，不能夠跨尺度的任意延伸。

其實所謂“偶然”的真正意義，那就是由於時間尺度的更換而導致人類關於規律或機制知識體系的失效所帶來的一種認知迷失。因為迷失了，因為找不到事件因果關係的線索了，所以人們才會把所發生的不理解的事件當做是一種“偶然事件”。

然而這種關於“偶然性”的認知，最起碼還能夠首先站在承認人類認知有限和遵從“事件”真實性（#1部分）的角度，還算是符合“實證科學”的認知方法論，還知道必須首先遵從“事實”，而不是掩耳盜鈴。

但是那些主義者們的所謂“必然規律”其實就更可悲了。它們是想極力的否定關於“偶然事件”的存在以及“偶然事件”存在的真實意義，只不過是一種自欺欺人的一廂情願罷了，只不過是為了維護著自己學術地位的面子與私利而維護著所謂的“規律”而已，身份的身價也就只能是五毛了。

那麼到底有沒有規律呢？到底什麼才是規律呢？規律當然有，只不過大家頭腦中的規律大多都是《西學》或者唯物論或者自然論的觀點而已，所謂的“客觀規律”，所謂的“自然規律”，是一種“無意識”的範疇，也就是所謂的“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的被叫做“必然規律”的東西。這就是唯物論、自然論的所謂“規律”，把“必然規律”宇宙意識切斷了關係，反與“自然過程”扯上了關係。

其實，規律，所謂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難道沒有人的意志就一定等於是沒有意志嗎？難道這就是沒有意志的所謂“必然規律”的本意嗎？把“必然規律”推給“自然過程”。潛台詞就是，人類自己的意識還沒有搞清楚的所謂規律，然而沒有意志的自然卻已經搞清楚了、搞明白了、搞懂了。這個邏輯不是很滑稽嗎？自然沒有意志但是卻有規律。唯物論就是這樣一種邏輯。真不知道這種邏輯到底屬於一種什麼樣的邏輯？

那麼所謂的“自然規律”到底有沒有呢？有是有的，但是這種所謂的“自然規律”其實卻是不成事的、是敗事的，不能夠締造宇宙的秩序與萬物的結構。真正能夠造就我們宇宙與萬物的實際上是另外一種規律——意志規律。其實，“自然規律”是鬆懈的、是懈怠的，屬於能量的耗散，是摧毀結構的，是拖垮過程的，所以“自然過程”是發散的，是不成事的。

比如如果某人的智商差一些，那麼我們時常會說“這個人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人的智慧差一點就會被說成這樣。那麼完全沒有意識、沒有智慧的自然界又怎麼能夠成事呢？所以所謂的“自然規律”就是發展動力的“必然規律”，這種認知難道不是存在著嚴重而致命的邏輯問題嗎？

這也就是我們以前給大家講過的關於自然的力量，一種自然過程力，所起的作用只是“退化”，根本就不是什麼“進化”的道理。這種自然的退化力、破壞力，根本就不可能成為事物發展的真正動力，不能夠成為真正發展的力量。如果說這種“自然規律”或者“必然規律”存在的話，那麼這種規律的作用就“必然”是一種破壞。那就必然屬於一種魔性負向的規律。

那麼這種空洞的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無神論》的所謂歷史規律、這種“自然主義”的所謂“必然規律”，又如何能夠被一些人捧若至寶呢？這種歷史的規律在哪裡呢？所謂從低級到高級的發展規律又在哪裡呢？其實所謂的人類歷史從低級到高級的發展規律只不過是比《進化論》更加荒唐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一種假說罷了。

請問當代的哪一位XX家能夠自詡智慧高於孔子？高於老子？高於孫子呢？或者高於釋迦牟尼？或者高於蘇格拉底？高於耶穌呢？恐怕沒有哪位仁兄敢於這樣拍著胸脯說吧。即便作為這些聖賢的弟子恐怕都未必合格。看一看當今中國大講《國學》那些人的水準應該說就可以一目了然了，連皮毛還摸不全呢，更不要說思想高度了，那差了遠了去了。

其實我們之所以可以面對的是一種井然有序的宇宙，而不是自然過程“熱寂”的宇宙，那就是因為還有另外一種規律的存在。什麼樣的規律呢？其實就是意志的規律。也就是說，宇宙結構其實那都是一種意志凝聚出來的規律，是克服了自然的發散性、耗散性而表現出來的一種意志凝聚規律。這種意志規律成就出了我們的整個宇宙，還不是人類認知的這個小宇宙。話句話說，宇宙其實就是智慧的產物，而規律反過來就是意志的體現，是超越人類意志的更高宇宙意志的表達，可以打入到萬物之中去，所以佛家講“萬物皆有靈性”。

這種規律，就是我們《有神論》意義上的規律。這種規律是一種超越“自然主義”的規律。這種規律的本質就是超越。其實唯有超越，才能夠制約萬物，才能夠展現為萬物的規律。萬物其實只是規律或者宇宙意志的一種載體而已。

其實所謂規律，只是西方文明的一種稱呼。這種稱呼實際上已經將規律之中的意志弱化了。然而東方思想卻不這樣稱呼。中國古人管這種超越“人理”的規律叫做“天象”或者“天意”。所謂“天意不可違”。這就是東方文明中的規律——天意。

當然這種“天象”並非“自然主義”關於大氣氣象的那種“天象”，而是高於人類意志之上的更高層次宇宙意志的表達。那可不是什麼“自然力”就可以擔當的起的規律。“天象”即“天意”。這裡面就具有宇宙意志的含義。

也就是說，人類切不要把有限人力所不能及的事物都推給“自然”去負責，來個徹底的“大撒把”。那是人類行為極其不負責任的一種表現。如果依照這種表現那麼人類文明走到“最後的審判”的時候，那一定會遭到徹底“清算”的。

實際上，人力所及，人類有限知識可以認識到的“規律”，在“天地人”三才結構中應該屬於“人”的認知層次，然而“自然”則應該屬於“地”的層面、“物”的層面。

因為西方二分法的局限性，當初的“人神分離”（作者註：按照東方思想就屬於“天人分離”）之後，然後“人理”就以降格的方式向“地理”靠攏、向自然靠攏，因此超越人的一切就一概推給了所謂的“自然”。這也屬於二分法的一種不得已。

在二分法中，上帝、人力、自然，這三者無法在二分法邏輯中一次全都擺下，總要丟失一位。然而可悲的是，幾百年走過來，人類丟失的卻是上帝。

其實規律的本質屬於超越，規律的本質是由高層級制約低層級。因此萬物之中規律的本質其實就是萬物在被創造出來的時候所被壓入的一種宇宙意志、或者宇宙屬性，也就是一種高於人類意志的更高的一種意志——從下往上看就是一種天象，實際上就是造就萬物的設計圖、設計藍本。這就是我們基於《宇宙智能論》關於規律的觀點。

萬物中的規律實際上就相當於是一種管控過程的藍圖，一種過程的規劃、計劃，一種智能的設計大綱。我們在上一章不是已經給大家講過嘛，以一個企業為例，企業的合理制度、合理體系是不可能自發產生的。一個良好的企業結構必須通過系統設計才可能形成。

規律作為一種意識的表達，舉一個例子，就像我們在紙上寫出的一句話。當然紙張是純粹物質的東西，沒有意志的存在。可是寫在紙張上的那句話那可是我們意志的表達。紙張沒有意識，是物質，可是在紙上寫出文字可是有意識的。那麼在紙上寫出來的文字或者設計圖到底是應該屬於物質的紙呢？還是屬於意識的我呢？這個道理不是應該很清楚嗎？就像一本《紅樓夢》，那麼你是看做曹雪芹的作品呢？還是當做準備去賣廢紙的一摞紙呢？就是這個道理。

其實紙張只是一種物質載體而已，我們不能夠把紙張上所承載的信息歸為紙吧？所謂的大自然或者自然規律其實也是一樣。大自然本身屬於是一種作品而已。站在我們《神創論》的角度上講，大自然與人類一樣都是上帝的作品而已。只不過我們人類把自己的意識設計是畫在平面的圖紙上，然而上帝可以把這些設計直接表現在3D的自然萬物上，難道不可以嗎？

我們人類都可以製造出來各種飛機、火車、汽車、自行車，可以叫做一種人造物，那麼超越人類的神佛創造出完美的自然界難道不可以嗎？只不過我們人類製造的人造物屬於“後天”，而上帝造世界、造人、造自然萬物則屬於一種“先天”之造。

舉個例子，比如我們要學習繪畫或者學習雕塑。如果我們與達文西、倫勃朗、莫奈同時代，或者我們與米開朗基羅、羅丹同時代的話，那麼我們是否應該爭取得到向大師們直接求教的機會呢？肯定如此。

然而如果我們出生在大師們已經駕鶴西去之後的歲月，那麼我們是不是就應該從大師給我們留下的偉大作品中去學習，去揣摩大師們的思想與智慧，而不會把現存的大師們的畫卷或雕塑僅僅看成是一種“自然物”吧，把這些藝術傑作看成與創造它們的大師們毫無關係吧。作為一個後來的學習者我們會這樣做嗎？我們會把大師們忘記嗎？顯然不會。

因此學習大師，我們有兩種可行的方法，一種是直接追隨大師學習，如果可能的話；還有一種方法就是從大師們的作品中學習。

其實所謂“自然規律”與“意識規律”也是如此。意識是上帝的意識、神佛的意志，自然萬物乃至宇宙只不過是上帝的傑作、神佛的masterpiece而已。我們思想中的所謂“自然規律”，不過是更高級宇宙智慧凝聚於物形之中的意志而已，切不要把自然界本身當做“大師”。自然界其實本身只不過是“大師們”的“傑作”而已。這一點其實是無神論者們根本意識不到的。

反過來講，當我們有機會直接師從“大師”的時候，那麼我們為甚麼還要把自己局限在大師們幾件“物化”了的作品之中內？也就是當我們有機會可以與更高層級的宇宙智慧直接學習的時候，那麼我們為甚麼要放棄這種萬古難覓的學習機會呢？反而仍然只是局限在古之聖賢留下的幾部經典之中呢？難道我們的腦袋是不是真的進水了呢？寧願與創世主擦身而過。這實際上就是人類文明以來傳統宗教對現代人類思維的一種束縛。其實這也是受到了人類《起點決定論》思維方式的一種制約，認為人類以往的信仰方式、與神溝通的方式都是這樣的，都必須走入一種宗教形式。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