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13年02月03日】
中華仁義道德，體現的仁心與義理，在傳統文化被徹底毀滅的中國，人們已經完全難以理解了。人們通常都分不清“義”與“仁”的關係，普遍把“仁”當“善”來理解，這是不對的。仁的表現與善類似，但是性質不同。義者體現的“義勇”；仁者之“仁勇”的表現，這些不能理解仁與義具體內含的人，也很難理解。
仁與義之體現的人道之德的根源是天真，仁與義的區別是對真理與正理證悟的境界昇華的不同，具體表現就不一樣了。是一脈相承的昇華境界不同表現出的對生命的理解的不同，體現的就是具體處理人事與政務上的理解和具體行為與把握的差異了。
知恥而後進為義，在義理的基礎上及一步昇華自己的精神和道德水平，逐步脫離個人的表現與眼界見識，對道理的認識昇華到無我的時候，對生命的理解即完全改變了，也就是所謂的得“仁”。但是，仁與義的基點都是真，都是守真從一，以去惡崇善、去偽存真為務，守的是公理與公義，表現也是天下唯公，只是義者嫉惡如仇，對違反公理與公德的人勢不兩立，形於水火；而仁者確是無敵的，站在對方的角度能為別人的未來著想，從人心本質的根本上來解決問題，以德服人而救人，能忍辱負重以啟發別人的仁德之心為具體表現。
春秋時期齊國“管鮑之交”是仁義之士相交的典範，鮑叔牙屬於嫉惡如仇的義士，而管仲就是有志於天下而忍辱負重的仁者了。管仲之仁與鮑叔牙之義的區別，表現在對齊桓公易牙、開方、豎刁不同態度上就能約知。
周襄王七年(公元前645年)，管仲患了重病，齊桓公去探望他，詢問他誰可以接受相位。管仲說：“國君應該是最了解臣下的。”齊桓公欲任鮑叔牙，管仲誠懇地說：“鮑叔牙是君子，但他善惡過於分明，見人之一惡，終身不忘，這樣是不可以為政的。”齊桓公問：“易牙怎樣？”管仲說：“易牙為了滿足國君的要求不惜烹了自己的兒子以討好國君，沒有人性，不宜為相。”齊桓公又問：“開方如何？”管仲答道：“衛公子開方捨棄了做千乘之國太子的機會，屈奉於國君15年，父親去世都不回去奔喪，如此無情無義，沒有父子情誼的人，如何能真心忠於國君？況且千乘之封地是人夢寐以求的，他放棄千乘之封地，俯就於國君，他心中所求的必定過於千乘之封。國君應疏遠這種人，更不能任其為相了。”齊桓公又問：“易牙、開方都不行，那麼豎刁怎樣？他寧願自殘身肢來侍奉寡人，這樣的人難道還會對我不忠嗎?”管仲搖搖頭，說：“不愛惜自己的身體，是違反人情的，這樣的人又怎麼能真心忠於您呢？請國君務必疏遠這三個人，寵信他們，國家必亂。”管仲說 罷，見齊桓公面露難色，便向他推薦了為人忠厚，不恥下問、居家不忘公事的隰朋，說隰朋可以幫助國君管理國政。遺憾的是，齊桓公並沒有聽進管仲的話。
易牙聽說齊桓公與管仲的這段對話，便去挑撥鮑叔牙，說管仲阻止齊桓公任命鮑叔牙。鮑叔牙笑道：“管仲薦隰朋，說明他一心為社稷宗廟考慮，不存私心偏愛友人。 現在我做司寇，驅逐佞臣，正合我意。如果讓我當政，哪裡還會有你們容身之處？”易牙討了個沒趣，深覺管仲交友之密，知人之深，於是灰溜溜地走了。
管仲以仁德治天下，沒有私情，知人善任能對小人與君子一視同仁而量才而用，體現的對生命的尊重，誠心正意不存私心；而鮑叔牙就不同，嫉惡如仇，以個人感受為重，這種人雖然是君子，就如管仲所言：“鮑叔牙是君子，但他善惡過於分明，見人之一惡，終身不忘，這樣是不可以為政的。” 這樣的義士為政，必定形成黨錮之爭而禍國殃民了——這就是宋朝以後黨錮之爭的根本原因！這就是義者忌惡，不堪忍辱；而仁者無敵，處處包容成全的區別了。
三國時期的關羽和諸葛亮，是大義與大仁者的勇者的典範。關羽的義薄雲天天下皆知，為保劉備之妻的“屯土山約三事”（一、降漢不降曹，二、二嫂給皇叔俸祿，三、但知劉備去向便辭去）、“千裡走單騎”、“單刀赴會”、“走麥城”等體現的是義勇；諸葛亮為報劉備之託孤而百折不撓的討伐中原體現的是正邪不兩立的仁勇，對孟獲的七擒七縱中則體現了仁者無敵之仁慈，千古難有超越者。
義者忌惡為公，仁者忍辱無敵，但是大是大非分明，不混淆正邪與善惡的正理，以上的例證，還有“周公吐脯、天下歸心”和“荊軻刺秦”等等，都是最能體現傳統文化仁義道德內涵中的精髓與典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