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的標準是什麼？

今天大陸的中國人感受到了道德墮落敗壞後的苦痛：食品安全問題、環境污染問題、黃、賭、毒的泛濫成災、“笑貧不笑娼”的變異思維、中共官員的貪污受賄、男女關係的異常等，讓人苦不堪言，精神上、肉體上不堪重負，已經感受不到活著的樂趣。於是乎，很多人都在反思造成這一問題的根源，最後得出結論是：做人的標準太低。至於“標準”是什麼，很多人談的都是擦邊球，不敢直接談到中華五千年傳統文化，更不敢探討中共邪黨的邪教本質與流氓本性。

人的成長離不開一定的環境與文化氛圍，什麼樣的環境與文化氛圍，就造就什麼樣的人。古代的中國，儒、釋、道三家文化交相輝映，給人們奠定了很好的人文環境。人一出生，就在這樣的環境中，人們符合天理、人性的一舉一動都在觸動著人的心靈，善惡有報、尊天敬神佛、天人合一等傳統觀念深入人心，仁、義、禮、智、信的為人處世標準處處都能體現出來。人的言行符合了天理得福報，違背了天理遭惡報。人在這樣的環境中，誠實而善良，敬天敬神佛的人生樂趣多多；人在神佛的護佑下，活得有盼頭有奔頭。所以就有做得好的故事被歷史記載下來，成為今天中國人的傳統文化故事，能起到啟迪人回歸善良本性的作用。在此，筆者選編了兩例傳統文化故事，與讀者共享古人光輝與天理威嚴的一面。

唐代徐有功的故事

徐有功是河南偃師人，青年時舉明經及第，歷任蒲州司法參軍、司刑寺丞、司刑寺少卿、司僕少卿等。他長期在司法任上，執法守正，敢於犯顏直諫，為民伸冤，先後執正大案六、七百件，以救人數以萬計而名留青史，天下都稱頌他為“仁人”。唐中宗表彰他：“節操貞敬，器懷亮直，徇古人之志業，實一代之賢良”；當時人們稱讚他“聽訟惟明，持法惟平”、“今有功斷獄，天下無冤枉人”。徐有功任蒲州司法參軍時，史載其“為政寬仁，不行杖罰”，當地百姓和官吏都稱他為“徐無杖”。那麼“徐無杖”是什麼意思呢？徐有功治理政務有仁愛之心，審案時不忍用杖責來處罰人，而是用仁義道德去教育啟迪其悔悟自新。為此民眾都很受教育和感動，大家敬服他的恩澤和信義，彼此互相約定勉勵說：“我輩應當守法，若有人犯罪，挨受徐參軍杖罰的，我們大家一定要斥責並處罰他。”徐有功一直到任期結束也沒有杖責一人，在他的感化下蒲州民風大改。“徐無杖”之名也由此廣傳，憑著惠民政績，徐有功被宣詔進京擔任司刑寺丞。

武則天稱帝後，酷吏恣虐天下，奸臣來俊臣、周興等都是靠告密狀誣陷人起家，他們羅織罪名，構陷無辜，將相豪傑、公卿大夫、平民百姓被捕入獄、慘遭殺害者不計其數。一時冤獄四起，朝野震恐，人人自危，朝臣多敢怒不敢言。而徐有功卻敢於直言為民辯護，始終守正不阿，他常常在朝廷上據理力爭，力主秉公辦案，依法量刑。當武則天用嚴厲的語言壓制他時，左右大臣莫不為之驚心，而徐有功卻神色不變，持論益堅。 徐有功守法護法的事例很多。有一次，來俊臣、周興、索元禮及武承嗣等，聯合誣陷狄仁傑等忠臣七人謀反，極力奏請斬殺。徐有功獨自挺身而出，向武則天強諫，辯白忠臣無罪遭陷，並提出權大於法的現象不能再延續下去。當時朝堂上的文武大臣二三百人都很緊張，而徐有功對答如流，沒有一點膽怯和懼怕。武則天開始時怒不可遏，後來見徐有功說的有理有據，也被他的勇氣和見識所折服，令重新審議此案。由此使忠臣得以保全。史載“徐公當雷霆之震，而能全仁恕，雖千載未見其比”。

徐有功任刑部郎中時，一次，他的頂頭上司刑部侍郎周興交給他一份案卷說：“此宗案是原道州刺史李仁褒與其弟榆次縣令李長沙的謀反案，司刑寺已判為謀反罪，你拿去看一看……”徐有功接過案卷看後大聲說道：“難道兄弟倆練武比箭能推論定謀反罪？這也太冤枉人了！天理何存，國法何在，難道皇帝就可不憑事實說話？！應該馬上糾正！”兩人便爭論起來。隨後周興上奏徐有功故意救出眾囚，應當處斬。徐有功因此被削職為民。在其被罷官後不到半年，以構陷他人邀功升遷的周興，也被人指控“謀反”下獄，審理他的便是來俊臣。來俊臣以“請君入甕”威嚇周興承認謀反罪名，周興受苦不過只得認罪，後死於流放途中。不久，徐有功被重新起用為侍御史，“天下聞有功復進，洒然相賀”。

一次，潤州刺史竇孝諶的妻子龐氏被人誣告，監察御史薛季昶審理此案，歪曲事實，判處龐氏死刑。龐氏的兒子到徐有功處訟冤，徐有功看了訟狀、了解案情後，說道：“象這樣草菅人命，國法何存？”立即發文要求停刑，並向上稟告，於是三司官員一同重審，刑部及大理寺的官員因擔心輕判而丟官，便一起逼迫徐有功維持原判。徐有功上奏武則天，“據查訪，龐氏無罪可有，濫殺無辜，如何面對天下人，且關係到大唐的法律法度。”薛季昶知道後非常惱火，反過來誣陷徐有功為死囚辯護，罪當處死。結果龐氏被免去死刑，徐有功再次被削職為民。一個多月後，武則天又恢復徐有功侍御史的官職，不久升任司刑少卿。當時，來俊臣任御史中丞，與其黨羽一起陷害無辜，在審辦案子時，凡有不合其心意的，便實行株連，長幼都要坐連其族，每推審一人，常逼誘引出數十上百人，輾轉牽連，造成冤獄，以逞其能。徐有功擔任司刑少卿時，對於凡下到大理寺的詔令，他都一一複議，把無辜者釋放出來，救活數百戶人家，含冤得到昭雪的人不計其數。

徐有功曾經對自己的親人說：“今身為大理，人命所懸，必不能順旨詭辭，以求苟免。”意思是“大理寺是關係人們生命的所在，作為法官，要依法辦案，不能為了個人苟且免於損失，就按上司的旨意，冤枉好人。”所以在他審理案件時，總是堅持平等公正，堅持依靠事實憑據來判決冤屈誣枉的案件。他一生為人伸冤，幾次被貶，心中卻泰然不憂；幾次提升，也不喜悅，不阿諛奉迎，而是義無反顧地維護法律的尊嚴與公正，制止著各種冤假錯案的泛濫，因此深受民眾的擁戴。時吏民稱“人遇來（俊臣）、侯（思止）必死，遇徐（有功）、杜（景儉）必生。”來是來俊臣，侯為侯思止，而徐乃徐有功，杜即杜景儉。

不久來俊臣、侯思止、索元禮等酷吏相繼遭受誅殺，這也是他們作惡害人的下場，可謂惡有惡報。而徐有功卻聲譽更加隆重，被任殿中御史、司仆少卿，天下莫不相賀。其子孫也承繼了清正廉明的家風，個個都很賢德，家道昌盛；其後代五世徐商，官至太子太保；徐商之子徐彥位登宰相，封齊國公，世代榮顯，可謂善有善報。

明朝周瑄的故事

明朝的周瑄，山西陽曲人，生於書香世家，其先輩皆以行醫為業，在鄉下以有善行聞名遐邇。周瑄為人正直，待人寬厚，勤於職守，在他任刑部要職期間，屢次平反冤案，聞名京師，天下皆知他是秉公執法、為民作主的清官。史稱其“性剛直，蒞政勤敏，當大事，決大疑，推誠布公，廟堂嘉其忠節。”

正統年間，周瑄被授予刑部主事，處理法律案件。有時為了澄清疑案，他跋山涉水，微服走訪民間竟達數月之久，直到案情查明為止。正統十二年、十三年，周瑄先後奉命提審南京、北京兩地區的一些較大案件，每發現一起冤案，當即皆予以平反昭雪，於是賢聲大著，遷刑部員外郎。

他善處積案，“以洗冤救民為己任”，上任後晝夜加班，僅用三天盡平積案，被平反釋放的達800餘人。一次，有強盜被官府捕獲，某校尉受賄放了盜賊，而以與自己有私怨的人來代替充數。周瑄明察秋毫，悉心審理，很快使案情大白，為無辜者雪洗了冤屈，校尉遂坐縱盜、誣陷罪。

景泰元年，周瑄因吏部尚書王直的推薦，被破格升為刑部右侍郎。他理案縝密，辦案迅捷，屬吏仰慕，吏風為之大治。順天、河間兩府大旱、民飢，周瑄奉詔賑救災區。這年九月，明英宗復位，以周瑄是當年隨征之臣，詔還朝廷，另有重任，周瑄則不聽詔，以賑災為己任，“遍歷所部，大舉救荒之政，先後賑饑民二十六萬五千，給耕牛種子各萬餘”，直至災情緩解，民有餘力，才回朝“奏行利民八事”。明英宗任周瑄為刑部左侍郎。

明英宗復位後，信任錦衣衛指揮使門達、校尉逯杲等人，這些人干擾司法案件，多次製造冤假大案。周瑄為此心憂，在這樣艱難的環境中，他仍然盡力糾正冤案。還經常告誡部屬要依法辦案，主持正義，不要怕擔風險，不要徇私枉法，對於因為各種原因移交到刑部裁決的案件，一定要公正斷案，不能再出冤案。他往來於鎮撫司（錦衣衛機構）諸斷案者之間，“開諭以理，多所匡正”；同時，戒飭諸司，勿得懾於鎮撫司的淫威而不敢拯救無辜、匡正冤獄。因此移交刑部的一些案件，都得到了公正的處理，迅速扭轉了冤案濫行。他主張在持法平允的前提下，“意主寬恕，不為深文”，即慎刑寬恕，決不苛刻地引用法律條文來任意定罪。他長期在刑部任職，屬下亦行事謹慎，沒有敢欺瞞他的。

景泰七年，周瑄改任右都御史，負責督理南京糧儲。在此期間，他“捕懲作奸者多人，宿弊為清”。得知鳳陽、徐州等地發生饑荒，他迅速前往賑濟，將實情稟奏朝廷，獲廩四十萬以賑災，安撫一方，吏民稱頌。不久，周瑄升任南京刑部尚書，立時“士類相慶，以為得人”。 他一上任就下令各部門，在5日內對所有在押犯人的案件重新核查，很快獄中所有積案都得到了處理。對於疑難案件，他督促各部門限時辦結案件，不得拖沓，使獄無滯囚，風清氣正。

右都御使高明，有一次問周瑄說：“您總是精神充沛，身體康健，並且家中多男子，有何養生之法，望不吝賜教。”原來高明一直為沒有子嗣而憂慮，周瑄說了一句很平常的話：“我多次在朝中及地方任職，所任官職多是司法斷案。”高明聽後感到慚愧，他知道周瑄待人處事仁慈寬厚，而自己卻苛刻嚴厲，從此改過遷善，理案審慎，並開釋無辜、昭雪錯案，果然善有善報，高明不久也有了兒子。

周瑄不慕榮利，出入兩京為官近40年，清廉無蓄，兩袖清風，以致告老後家無田宅可歸，於是在南京定居下來。他體恤民生，有正義感、責任心，多次糾正錯假冤案，仁慈憐憫，為善者天報以福，他不僅自己一生福壽康寧，而且福蔭後人，其家善報不斷，他的子孫輩也中舉、歷任朝廷高官。周瑄的兒子周經任禮部尚書、周紘任吏科給事中，博得“父子尚書，兩代清官”之美譽，孫輩周曾、周孟等亦為高官，再得“四世宮保”之盛讚，而且均承繼了寬仁厚道、清正廉明的家風。

在傳統文化的人文環境裡，古人受益匪淺。對比今天的中國人，在中共反天鬥地黨文化的毒害下，很多人已經不知傳統文化為何物，什麼道德良心，也用金錢來衡量“值多少錢一斤”；中共的官員不敢堅持做人的良知，一切聽命於中共，“黨叫幹啥就幹啥”，黨大腦代替了人大腦，甚至領導的指令，不管對於不對，遵照執行，做人的標準不是天理了，也不是神佛給人劃定的正人君子的標準了，一切唯中共馬首是瞻，特別在迫害法輪功中，表現的淋漓盡致。

2008年，奧運火炬達到我省的前一天，我因為修煉法輪功被當地的610（專門迫害法輪功的邪惡組織）夥同國保大隊綁架了我。他們也明知我無罪，為了完成上級下達的政治任務，拘留、逮捕、判刑，走完了法律程序。在法庭上，不讓請律師，還不讓自我辯護。當我談到因為修煉法輪功身心受益的情況時，審判長拍著桌子打斷我的辯護；公訴人言辭激烈，把我說的罪大惡極，甚至用上了“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字眼。

古今對比，古人的道德標準高，今人的道德已經在地獄以下了，屬於被神佛淘汰的對像了。為什麼古今差別這麼大呢？根源就在中共邪黨身上。中共不是中華五千年文化的產物，是個西來幽靈，用老百姓的話說就是個魔鬼黨，不會幹好事，只會幹壞事，破壞人心，破壞人的道德。自從中共篡政以來，殺人的政治運動都是周期性的，一個接一個，特別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徹底的摧毀了中華五千年傳統文化，使中國人民失去了正本清源的根，再加上黨文化的毒害，一代代中國人偏離傳統文化越來越遠。中共邪黨為什麼要迫害法輪功？就是因為法輪功的真、善、忍是中共邪黨的假、惡、鬥水火不相容，。中共邪黨來在世上的目的就是通過謊言與暴力摧毀人類的道德與良知，一步步把人導向邪惡，最終被神佛銷毀。而法輪功的真、善、忍是在引導人走向善良，做順應真、善、忍而行的好人，這樣的好人是不會有滅頂之災的，反而會得到神佛的護佑而快樂自在，觸怒了中共邪黨，所以中共邪黨才會不遺餘力的打壓與迫害。

然而，善惡有報才是天理。中共邪黨的黨文化僅僅是歪理邪說，代替不了天理。自2012年以來，中共邪黨的高官出現落馬潮，就是報應的體現，而且落馬的高官基本是都是江氏流氓集團的成員，是殘酷迫害法輪功的報應。隨著法輪功學員講真相的深入，越來越多的人感受到了真、善、忍的力量，世界需要真、善、忍，人人需要真、善、忍，已經成了人們心中的共識。如果人人都能按照真、善、忍的標準去為人處事，各行各業都按照真、善、忍的標準去做，這個社會一定是一個純淨、善良、祥和的社會，人人都會活的快樂而自在。中共的本性決定了它一日不亡，它要害死人的本質就不會變；中共一日不亡，國無寧日，民無寧日，人人都難以獲得內心的善良與平靜。

對於今天的中國人而言，了解真相，明白真相，退出中共的黨、團、隊組織，解體中共，清除自身的黨文化毒素，復興傳統文化，才是順應歷史潮流的明智之舉，才是真正勇者之為。真的明白真相，相信“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就已經提升了自己的道德境界，這樣的生命已經為自己選擇了美好的未來，一定能走過天滅中共的大劫難，進入歷史的新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