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新聞網2012年04月25日】
1999年4月25日發生了震動世界的法輪功萬人北京上訪事件，事件真相被中共封鎖至今已有13年，目前“4.25法輪功萬人上訪真相”仍作為被禁的關鍵詞，被中共嚴密封鎖和抹黑。
江澤民在車內目睹萬名法輪功修煉者的狀態 妒嫉、恐懼油然而生
那一天，一萬多名法輪大法修煉者從四面八方來到北京國務院信訪辦公室所在地和平請願。從清晨到夜晚，歷時十多個小時，無暴力、無口號、無擾民、無垃圾、善意平靜，創造了在中共幾十年極權統治下不曾有過的官民成功對話、圓滿解決問題的獨有範例，也為世界輿論所驚嘆和稱頌。
那一天，江澤民的專車在中南海周圍轉，江也在電視監控螢幕上目睹了來自鄰近省份的萬名法輪功學員，法輪功學員樸實、厚道和無懼的態度令江吃驚。法輪功學員在一天之內的聚集能力、中南海周圍萬名法輪功學員自律平和的坦然態度等等，這一切都讓江澤民當時深感恐懼、震驚和妒嫉，江澤民特別對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產生強烈的妒嫉和憎恨，4.25當日那一幕，促使江澤民決意要短期內消滅法輪功、抹黑李洪志大師。
那一天，也成為中共黨魁江澤民陰謀鎮壓中國修煉真善忍的法輪功學員的起始。在以後的十多年歲月裡，江澤民邪惡集團調動中共所有國家機器，耗費國庫天文數字的財力，對法輪功學員實施了曠日持久的殘酷迫害。
在紀念四•二五事件13周年的日子裡，我們回顧真相，使更多世人了解這一重大事件的真相，從而思考13年來，是什麼原因使法輪大法不僅沒有被邪惡的江澤民流氓集團鎮壓下去，反而洪傳世界。
“科痞”何祚庥是觸發事件的人物
1999年4月11日，天津教育學院的雜誌發表了一篇《我不贊成青少年練氣功》的文章，其作者就是中共政法委書記羅幹的連襟何祚庥。對於這個不搞研究，專門靠投機鑽營、打棍子起家的所謂院士，很多人嗤之以鼻，鄙之為“科痞”。他善於在科學家面前冒充哲學家，在政治家面前冒充科學家，尤其善於從意識形態領域批判真正的科學。
在民眾眼裡，何“科痞”可謂劣跡斑斑。1955年圍繞北京市古建築拆留問題，毛澤東“主拆”，著名建築學家、清華大學教授梁思成“主留”。當時中宣部的何祚庥抓住機遇，拋出一篇批判梁思成的文章，攻擊“梁思成的建築理論是直接違反總路線的錯誤理論”。於是，梁思成被迫檢討，古建築被瘋狂拆毀，數百年的老北京不復存在了。
1998年《人民日報》載文吹捧何祚庥“逐漸領會到什麼是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因此何起勁的用馬列主義批判美國生物學家摩爾根、諾貝爾獎獲得者蓋爾曼。因為何祚庥打擊科學、維護中共意識形態有功，黨媒《紅旗》雜誌力薦他當了中科院的院士。
何到了晚年又轉而批判氣功，聲稱是“偽科學”。特別是其看到法輪功深得民眾喜愛，更是觸動了小人的神經。到處瘋狂投稿，攻擊法輪功，顛倒黑白。
1999年2月，美國權威雜誌《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US News and World Report》發表文章談到了法輪功在健身方面的好處：“國家體育總局局長說：‘法輪功和其它氣功可以使每人每年節省醫藥費1000元。如果煉功人是1億，就可以節省1000億元。朱鎔基對此非常高興。國家可以更好地使用這筆錢。’”
先定罪、後找證據 羅幹陷害法輪功
後來，因為法輪功學員以親身經歷，善意的對媒體講真相，使何祚庥無法繼續在北京刊登誣衊法輪功的文章，就跑到天津搞事，於是就出現了那篇惡意文章。其暗示讀者修煉法輪功會出大問題，甚至危言聳聽稱會導致亡國。
許多天津法輪功學員讀了何祚庥的文章，感到何誹謗法輪功、誤導輿論，誣陷之意十分明顯，於是數千名法輪功學員不約而同地前往編輯部澄清事實。在雙方和平理性的會談即將結束，出版社方面準備發聲明更正之際，4月23日，天津市突然出動300多名防暴警察，毆打並逮捕了45名法輪功學員。天津市政府公開對去請願的法輪功學員說，鎮壓是北京的命令，並鼓勵他們去北京反映情況。
天津警方的暴力“執法”，凸顯了政法委書記羅幹的旨意。作為主管中共公檢法系統的頭目，羅幹幾年來一直企圖找出法輪功的問題，以便羅織罪名，加以鎮壓。
其實，法輪大法的平和、奇效廣傳於世，包括江澤民在內的中共高層不僅早就知道，而且政治局常委的家屬們學煉法輪功，也不是什麼秘密。1996年以前，北京紫竹院地區就有一位法輪功學員親自到江澤民的家裡教其夫人王冶坪學法輪功。因為法輪大法沒有秘密，一切都是公開的，不管職位高低，人生幾十年，誰不願意有個健康的身體呢？誰會反感一部教人向善的佛法呢？
因此，在北京各個法輪功煉功點上，中央機關、國家部委、干休所的大批在職高官、離退休老幹部比比皆是，不管其何種資歷、級別，學員們都為李洪志先生的高深大法所折服，而公檢法系統的幹部學煉也不在少數。但是，以暴力起家的中共，特別是掌管所謂專政系統的羅幹之流，對這一高德大法僅僅數年就迅速發展到上億人，日益惶恐不安，便一直作為全國的監控對像。
1996年，中宣部副部長徐光春召集10個中央大報總編開會，要《光明日報》刊登詆毀法輪功的文章，並要其它各大報轉載。隨後，中宣部管轄的新聞出版署向全國各省市新聞出版局下發內部文件，以“宣揚迷信”為由，禁止出版發行當時名列北京十大暢銷書的《轉法輪》、《中國法輪功》等書籍。徐光春為撈取政治資本，當時就想給法輪功扣一個“初級簡陋邪教”的帽子。
1997年初，羅幹指示公安部在全國進行調查，網羅罪證欲定法輪功為“邪教”。而全國公安廳局充分調查後均上報稱“尚未發現問題”。1998年7月公安部一局發出公政[1998]第555號《關於對法輪功開展調查的通知》，先把法輪功定罪為“邪教”，緊接著又提出：要掌握活動內幕情況，發現其違法犯罪的證據。
羅幹發的文件明顯帶有先定罪、後找證據的構陷性質。當時陸續有公安、統戰部和特工到法輪功的煉功點上臥底學功，並和學員一起學習《轉法輪》。但沒想到法輪功無底可臥，學員的一切活動都是公開的，而且來去自由，既沒有人員登記，也沒有會費。很多臥底人員倒因此機緣而對法輪功有了深刻了解，反而成為堅定的學員。令羅幹吃驚的是，在全國各地的上報材料中，一條法輪功的罪證都沒搜集到。
羅幹還心焦的發現，公安部負責氣功的人都很懂氣功，很多人自己也練氣功。於是羅幹1996年特意改組了公安部，原來管氣功和懂氣功的人一律調走，為下一步打壓法輪功鋪路。
1998年下半年，以喬石為首的部份全國人大離退休老幹部，根據大量群眾來信反映公安系統非法對待法輪功煉功群眾的問題，對法輪功進行了詳細調查和研究，最後得出“法輪功於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的結論，並於年底向政治局提交了調查報告。
沒有口號沒有標語 安靜祥和得令人吃驚
從各種跡象來看，何祚庥發文抹黑法輪功和天津公安對法輪功學員施暴，決不是一起雜誌和讀者之間的單純事件。天津方面顯然受到來自北京方面的指揮和壓力。海外媒體直指羅幹是此次暴力行動的直接指揮。
消息傳到北京，震驚了幾十萬北京學員。一傳十，十傳百，消息迅速傳遍全國。成千上萬的學員得知此消息後，都認為應該去國家級的信訪局上訪，向國家領導人和平表達訴求。因為在此之前，雖然很多國家機關任職的學員都聽說了羅幹指使公安在羅織罪名，企圖加害法輪功，但因為學員都以真善忍為指導修煉自己，促使社會道德回升，精神文明好轉，因此羅幹們沒有任何把柄可抓，因此公安雖然常有騷擾，也無法釀出大的構陷事件。而天津抓捕法輪功學員的惡性事件，讓全國修煉群眾感受到中共高層掌權者又要實施該黨的階級鬥爭慣技。
出於善良願望，得知這一消息的外地法輪功學員也相互聯絡，相約而來。結果，那天緊鄰中南海的國家信訪局外請願人群達到一萬餘人，這就是震驚中外的“四•二五事件”。
需要說明的是，“文革”後，中共面對政治運動造成的大量民怨，不得已建立了上訪制度。因此個人或集體上訪受到中國憲法和法律的保護，不需要預先向公安機關申請，也不需要得到事先批准。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個進步，至少承認了類似古代百姓攔轎喊冤的形式合法。
1999年4月25日，上萬法輪功學員陸續匯集到國家信訪局所在地——府右街附近。儘管人數眾多，卻秩序井然，出奇的安靜。有附近居民出行才發現一街筒子道邊站滿了人，而之前在家並沒有聽到這麼多人可能會發出的雜音。因此好奇之餘，很是感嘆人們的素養。
維持治安的警察開始也很緊張，因為中國有個詞叫做“聚眾鬧事”。因此看著望不到邊的人群，總覺得隨時會出事。不過半個小時後，他們發現了不同。一是人們都面目祥和，沒有任何敵意和過激舉動，二是人群中一半是老人、婦女，三是大家都在專心看一本同樣的書——《轉法輪》。好像這群人不是來這告狀的，是來集體讀書的。累了的人也沒有抱怨，只是做到後排去休息、煉功，前排的人卻始終保持端正的站姿。
人是看得出好賴的。警察這時也覺得沒什麼事可以“執法”，就開始閒聊、喝水、抽菸，開始琢磨這些上訪的群眾，尤其是看到隊伍裡還站著穿警察制服、戴帽徽領章軍服的警察、軍官，他們更加驚奇。其實，他們不知道，這一萬多人裡還有多少沒穿制服的公安、國安警官、法官、檢察官、稅務官、國家機關高中級幹部。
沒有“包圍”、更沒有“衝擊”中南海
後來在中共和江澤民的抹黑宣傳中，一再出現“衝擊中南海”的污衊之詞，無非是想將法輪功的和平請願和暴徒扯上關係，煽動民眾認同其鎮壓合法化。我們從中央電視台播出的新聞畫面和現場照片中都可以看到，上訪群眾與中南海西門隔街相望，從早到晚上萬人沒有一人企圖“衝擊”中南海，也沒有人想去、或者認為可以去中南海裡找誰說什麼，因為對老百姓來說，那扇門洞裡面永遠是個神秘所在。因此江澤民們“衝擊中南海”之說，不僅歪曲事實、而且荒唐可笑。如果發生了“衝擊中南海”這樣的“政治事件”，街上這三個半警察（見後圖）還會悠閒的閒聊嗎？
即使對法輪功的迫害開始後，中央電視台多次播出的現場錄像中，也沒有出現過示威的人群和標語、口號等。很明顯，上訪群眾沒有“圍攻”中南海，更沒有企圖“衝擊”，是名副其實的和平請願。試想，如果群眾為製造事端有備而來，一萬多人要衝，多少兵能擋住？
據當時在現場的法輪功學員回憶，整條街整天秩序井然：“路口有學員在自動維持秩序，疏通道路，一遍遍地重複：請自行車和行人不要在此停留！不要在此停留！看得出來，許多學員是從外地趕來的，一夜行路，風塵僕僕。”
“大家靜立著，微笑而平和。不交談也不扎堆，也不和路人搭話。有人好奇，會停下來問：這是怎麼回事啊？大家只是微笑，友好地勸他不要停留。因為一句兩句說不清楚，如果一個人交談就會圍上來一大堆，事情就會起變化……一句說不清楚就容易被壞人利用。”
“大家都站在行人道上，馬路上汽車和自行車暢通無阻，只有警察在馬路上來回走動，並不時與學員聊天……那麼多人就地吃過兩頓飯，沒有一個人亂扔垃圾，全留在自己的包裡。有一些學員拎著塑膠袋揀大家不慎掉下的垃圾。一天下來，地上真的沒有一張紙片，一點髒物。大家這麼做，沒有人動員，沒有人組織，全憑自覺，其實那是煉功人特有的修養和內涵。”
法輪功學員當時是抱著對政府的希望和信任去上訪的，希望它最終做出善的選擇。
朱鎔基出面和平解決了問題
當天，總理朱鎔基接見了學員代表。據當事的法輪功學員、原中國廣東省政協委員、華南理工學院輕工食品學院院長高大維回憶：“大概10點多吧，就是朱鎔基總理到機場去送外賓，一下看到那麼多學員，就叫工作人員下去了解情況。朱總理當時帶了話，他送完外賓以後，會回來接見我們的代表，了解詳細的情況。法輪功學員的代表提出了我們的三點訴求：第一點是釋放在天津被非法抓捕的所有學員；第二點是為廣大法輪功群眾提供一個合法、合理的修煉環境；第三個就是允許出版法輪功的有關書籍。”
朱鎔基後來很快下令天津公安局放人，並且重申了國家不會幹涉群眾煉功的政策。為了能讓朱總理了解法輪功，學員代表還送給他一本《轉法輪》。
清華大學煉功點的法輪功學員楊清回憶說，“四•二五的晚上大約九點多鐘，進去的代表出來了，告訴大家有什麼意見可以向各地的信訪部門反映，國務院會把這些意見進行處理，當時聽到這些消息以後就覺得，領導上能做到這一點我們也就滿意了。”
當法輪功學員代表被請進去與國務院信訪辦人員會談時，上萬名學員一直在外靜靜等候。晚上8點多會談完畢，得知天津公安已經釋放被捕的法輪功學員後，信訪辦前的學員也很快散去。臨離開時，地上清理的乾乾淨淨，一片碎紙都沒有留下，連警察扔下的菸頭都撿走了。整個離去過程平靜祥和，秩序井然。一個當時維持秩序的警察對周圍的人說，你們看看，這就是德！
當年荷蘭媒體曾報導說：“我們荷蘭有一個記者在四•二五當天親自到中南海採訪法輪功學員。在採訪上訪法輪功學員的時候他寫道：這是一支品德高尚的隊伍，並把《轉法輪》稱為藍色經書，他在後面寫道，他們（法輪功學員）有神的紀律，走後地上沒有留下任何髒東西。”
可以說，法輪功學員真誠、善良和高度的克制，消弭了羅幹等人蓄意製造的潛在衝突。 四•二五事件的和平解決，開創了中共建政50年來，平民通過和平理性的方式，與政府通過對話解決矛盾的先例，也震動了全世界。國際媒體對此給予了高度評價。不少人由此對中國社會產生了新的希望。人們也開始注意到法輪功這個由最基本群眾組成的修煉群體是如此的不同凡響。
一位在美國從事科學研究的華人聽聞此事後表示，“中國這個民族是一個順民暴民的民族，他不當順民就當暴民。在中國歷史上沒有和平解決問題的，沒有非暴力運動解決問題的事情。所以說事實上這一天的行動已經證明了，中國人是願意走非暴力的道路的。事實上法輪功已經改變了中國的民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