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數大壩正在殺死中國

眾所周知，無論石油或煤炭，世上的能源都是有限的，但國家經濟要發展，就不可能不消費能源。有鑑於此，中國近年來致力於投資綠色能源，當中以水電最值得一提。

在追求可再生能源的過程中，中國工程師以人類史上從未出現過的速度及規模，建造一個又一個大壩，很多屹立於大河之上的水壩，比美國科羅拉多河的胡佛水壩還要大（註：胡佛水壩是美國最大水壩，被譽為“沙漠之鑽”，高221公尺，每年可產生2000兆瓦電力），例如聞名世界的三峽大壩於2008年完工，長1.5英裡，發電量是胡佛水壩的十倍。然而中國似乎還不滿足，更多的水壩工程如雨後春筍般冒出。

根據紐約城市大學布魯克林學院教授查爾頓‧劉易斯（Charlton Lewis）發表於網站“耶魯環境360”（Yale Environment 360）的文章，光是在中國西南就有130個大壩項目正在進行，“造壩運動”成為中國政府最熱衷之事，其目標是在2020年前將再生能源的發電量提高到12萬兆瓦，因此水力發電的角色至關重要。北京認為，水電很安全，不會製造污染，不但能有效和緩氣候變遷，還能防澇抗旱，改善人民生活。

但事實果真如此嗎？如劉易斯形容，中國的大壩熱潮其實是一種“浮士德式的交易”（Faustian Bargain）。大壩固然有其優點，但同時它也會阻斷河流、增加地震可能、破壞寶貴的自然環境以及讓數百萬人無家可歸，那些建壩倡導者，就跟浮士德一樣，出賣國家靈魂以換取經濟增長。

驚人的是，這樁交易還持續著，且有越演越烈的跡象。劉易斯指出，自1950年以來，中國已建造2.2萬個高度超過15公尺的水壩，約占世界總數50%。1990年開始，由於經濟迅速增長和污染加劇的緣故，令中國政府對綠色能源的需求大增，便將眼光投向水電。儘管最近幾年不斷有環保人士抗議水壩帶來的環境破壞，但拿十二五規劃來看，中共毫無讓步打算，甚至壓制反對聲音，水壩建造者仍不受拘束地大興土木。

水壩問題跨越國界

水壩產生的問題同溫室氣體是國際性的。舉例來說，中國將在瀾滄江上建造24個大小不等的水電站，而瀾滄江的下游便是流經緬甸、寮國、泰國、柬埔寨和越南的湄公河，劉易斯批評，中國於1997年拒絕簽署聯合國跨界河流資源共享的公約後，便毫不考慮下游國家恣意建造水壩，阻擋含豐富營養的淤泥流向湄公河三角洲，導致魚群減產，土地變得貧瘠，引起這些國家的環保組織極力奔走，抗議中國一手締造的生態浩劫。

同樣地，中國河流的源頭大多來自青藏高原，它們切割出許多很深的峽谷，流域的地震風險性也很高，無節制地蓋大壩並不明智；更甚者，大壩本身就可能引發地震，2008年汶川大地震後，地質學家發現，距離汶川5.5公裡的水庫的蓄水行為，誘發了斷層中一系列的小地震，從而觸發大地震。

難道中國沒有監管大壩的法律嗎？答案是有的。每個大壩均必須通過環境評估，但中國的官僚作風和腐敗惡習，使得環評效果不彰，且官員在評估時，通常只針對單一項目，而非針對整體影響；另一方面，一旦一條河流充斥著大壩，那麼當上游某個水壩潰壩時，急速的水流勢必引發下游水壩接二連三潰壩，1975年，位於淮河支流的板橋水庫因暴雨潰壩，下游大量水壩隨之崩潰，造成六個縣城被淹，2.6萬6人死亡。

支持水電者最常見的論述是水電的碳排放量比火力發電少得多，這是事實。不過劉易斯認為，一昧認定水電是百分之百的清潔能源並不正確，因為水庫所淹沒的樹木和植物會漸漸腐爛，釋放出的溫室氣體如二氧化碳與甲烷，一樣會促進全球暖化，等到水位下降，冒出水面的腐爛植物將排放更多甲烷。

一個水電站排放多少溫室氣體得視當地狀況而定，包含水電站地點的氣候、被淹沒的植物數量與種類，以及水庫的使用年限等有關。如果是中國西南部溫暖潮濕的森林區，一個水壩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大概是天然氣發電廠的1/3到2/3，甚至更高；與此同時，劉易斯也不認為大壩防止洪水和乾旱的功用有想像中高，大壩在雨季蓄水、旱季放水，扭曲河流的自然循環，像是洞庭湖和鄱陽湖從古至今容納長江洪水，但三峽大壩建成後，兩個湖泊的面積迅速縮小，一些較次要的湖則已完全消失。

當沖積平原變得乾燥，氾濫區不再有每年一次的淹水時，乾旱就可能來臨。劉易斯提到，2011年1月到4月，長江下游的水位急遽下降，然而上游的水壩經營者為了確保發電量而不放水，造成數千艘船隻擱淺、中國東部和中部電力短缺；而在黃河上流，一系列的大壩使華北旱情惡化，加上全球暖化減少河水水量，水庫越來越難蓄滿，中國精心建造的大壩或許不用幾十年就會喪失價值。

這個時代最惡劣的暴行

最後，水壩對河道生態的毀滅性無疑是難以計算的，原本自由流通的水路，現在變成了毫無生機的人造湖，植物死亡、魚群難以洄遊繁殖，多少物種因此滅絕，更不用說因水壩建設而被迫遷徙的平民百姓。除此之外，中國雲南擁有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視為世界遺產的“三江併流”（註：指怒江、瀾滄江與金沙江三條大江在幽深峽谷中並行數百裡而不交會的自然奇觀），這片壯麗風景本是地球最多樣也最脆弱的環境之一，可是目前水電公司正計劃在此蓋25座水壩。

水壩也不可能與污染無關。劉易斯指出，水庫會將化學物質、化肥殘留、人體廢物和各種垃圾通通堆積起來，2010年的洪水之後，漂浮於三峽大壩後方的垃圾面積高達5萬多平方米，以至於當地報紙戲稱：“人們簡直可以在水面上行走”。由於水壩截斷河流的緣故，污染物無法再被沖到下游，它們將滲進土壤污染地下水，2013年國土資源部的報告便指出，全國198個城市當中，60%的地下水質量評價為差。

若說中國政府不太在意大壩對環境的影響，對“人”的影響肯定值得官員警惕。誠如《中國青年報》指出，過去50年來，約有1600萬人因水電站遠離家鄉，其中1000萬人生活貧困。每當有新的水壩項目通過，不只生物的棲息地，人的居住地也將變得支離破碎，他們往往拿不到賠償金和工作培訓，必須不斷流浪、不斷打工維生。拿三峽大壩來說，它淹沒了13個城市、140個鄉鎮以及1350個村莊，截至2007年，140萬人被迫搬遷，這些人的不滿積累越多，就越容易爆發群體事件。

簡單來說，中國大肆成立水壩的目的不外乎發展清潔能源、降低污染和保護環境，但凡事過猶不及都有弊病，如今來看，幾近瘋狂“水壩熱”反而顯得有點諷刺。四川地質研究員范曉是反對小南海水電站的先鋒之一，他於2011年感慨地寫道：“這些大型工程是這個時代最惡劣的暴行，它們遺留下的歷史傷痛很難抹平，將是未來幾代人永遠的悲痛和遺憾。”

水電工程的政治意義

巧合的是，《經濟學人》同樣注意到了這座位在重慶近郊、斥資52億美元的小南海水電站，它認為小南海水電站的缺點淺顯易見，包括地勢平緩不利發電，稱不上一個很理想的水電地點，加上水庫淹沒區是中國最肥沃的土地之一，盛產稻米，而小南海水電站的發電量僅有下游三峽大壩的1/10，卻可能摧毀稀有魚類如長江鱘的棲息地。

儘管如此，小南海水電站不可能不蓋，因為它關係到中共龐大的政經利益，無論環評怎麼說，也無論抗議人士如何反對，小南海水電站勢在必行。《經濟學人》指出，近年來中國雖加強對環保的重視，但在水電這一塊仍有複雜的“水電情結”，這不只是因為中國有一大群水電工程師（胡錦濤本人就是），還與水電驚人的潛力有關。據調查，中國未開發的潛在水電資源為300吉瓦，2012年中國總發電量是1145吉瓦，其中758吉瓦來自煤電。

中國轉向水電的最大動機乃是減少煤電使用。當局計劃，等到2020年，全國消耗的總電量將從目前9%來自清潔或再生能源提升到15%，因此水電的地位就跟核電（別意外，核電亦是清潔能源一種）同等重要，紐約霍巴特威廉史密斯學院（Hobart and William Smith Colleges）的中國水壩專家達林‧馬吉（Darrin Magee）便告訴《經濟學人》：“水電在中國被廣泛視為綠色能源。”

當然，我們也不能忽視每個水電工程背後的政治意義，如《經濟學人》警告，中國的水壩建造者和地方政府擁有無限權力規劃及核准水電項目，反觀環保官員幾乎無權阻止。因此，問題從最初的河川規劃就已浮現，河流經過的每塊區域就像封地般被國營電力公司所瓜分，即使北京水資源部門的官員最清楚大壩對環境的衝擊，但大多數情況下他們是無能為力的，“每個人都是大型水電工程的設計者和通過者，除了水資源部門外。”達林‧馬吉如是說。

對地方政府而言，像水電這類的基礎建設是很好刺激經濟的工程，擁有貸款特權的水壩開發者會去融資，建成以後的電力可支持工業擴張，在中國，地方官員升遷與否的主要判斷標準是績效，一旦官員有能力繳出漂亮的經濟成績單，要獲得拔擢輕而易舉；同一時間，水電工程也提供官員與建商勾結牟利的機會，在這種情況下，所謂的環評不過只是一種形式，水電公司會賄賂環評顧問以求他們“高抬貴手”。

挖東牆補西牆

不受大壩經濟誘惑的官員，大概就跟長江裡的稀有魚類一樣少，且按照法律程序來講，環保人士有權要求公布評估紀錄以及舉辦公聽會，但很多時候這些渠道都被刻意堵塞，地方政府對他們置之不理，所以他們只能通過官僚體系外的方法來表達訴求，甚至費盡心機來遊說強大的政治局委員。2004年曾有個成功案例，時任總理的溫家寶因環境考量下令暫停13個怒江大壩的建設案，但溫也就只阻止了13個，因為小型項目不受此限。《經濟學人》指出，這段期間建造商與地方政府協力合作，完成怒江地區近100個小型水電站。

更糟的是，溫家寶卸任後，13個怒江大壩項目全都死灰復燃，而且新上任的領導班子還放出繼續蓋水壩的信號，通過好幾個野心勃勃的水電項目，包含在大渡河興建全世界海拔最高的大壩。《經濟學人》認為，人類與水奮鬥無可厚非，然而1949年中共建國後，事情便往不可挽回的方向發展，中國國內上數萬座的大壩，堪稱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環境大浩劫，現在中國人還想把“水電情結”推展到其他發展中國家。

中國眾多水壩裡，最具爭議性的莫過於三峽大壩，當時反對聲浪極大，專家紛紛提出警告，稱大壩將改變長江流量與生態以及導致地震，水庫淤沙也會威脅大壩的穩定性，可是到頭來政治力量終究凌駕於環境考量之上，只有近1/3的人大代表投下反對或棄權票，於是，時任總理的李鵬拍板定案，決定興建這座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水壩，而李鵬的家族事業也一飛沖天，兒子李小鵬長期擔任華能集團領導職務，女兒李小琳則是中國電力國際董事長。

大壩正在殺死中國不是一句危言聳聽的話，為了降低對燃煤發電的依賴，中國反而扼殺河流的可持續性，現在政府如同挖東牆補西牆，西牆補好了，東牆卻垮了，等到哪天兩面牆都倒了，領導人後悔也就來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