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賜良機 令人瞠目的三個著名巧合案例

【正見新聞網2015年09月06日】

神秘的新興學科——巧合學(3)

“在合適的環境中,巧合如野花一般紛紛綻放。它們可能很美麗、很讓人慰藉,但你未必注意到了。”巧合學奠基人伯納德‧貝特曼博士(Bernard Beitman)這樣寫道。在自己和身邊人的體驗(見上篇)外,他也和大紀元記者分享了發生在社會名人身上及科學史進程中的幾個驚人巧合實例。

1. 投向舊物堆的一瞥帶來轉機

美國著名記者、社會活動家史蒂芬‧戴蒙德(Stephen Diamond)早年從巴拿馬來到舊金山時,兜裡只剩10塊美金,連記事簿也買不起,他的靈感卻似潮水般湧來。他甚至想到偷個本子,但打消了這個念頭。這時,他發現了自己要的東西:“一個記事簿,面朝下放在一堆被丟棄的舊物——衣服、鞋子和舊書上面。”
這個從未使用的記事簿,在抬頭部分竟然印有“史蒂芬‧戴蒙德博士”(Stephen Diamond, M.D.)的名簽。戴蒙德後來以記述60年代學生民主運動的《樹之語》(What the Trees Said)等著作蜚聲國際。

2. 無法想像的巧合扭轉無神論觀念

麥可‧舍默博士(Dr. Michael Shermer)是《懷疑論者》(Skeptic)雜誌的創始發行人、懷疑論者社團(Skeptic Society)的常務理事,也是《科學美國人》(Scientific American)的專欄作家。

2014年9月16日,他在個人專欄寫了一段親身經歷,這段經歷讓他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們不應關閉感知之門,它會為我們展現出讓我們驚嘆的神秘。”

麥可‧舍默博士2014年9月在《科學美國人》雜誌的個人專欄撰文,記述了發生在自己婚禮上的難解之事。(網頁截圖)

當時,舍默的未婚妻詹妮弗將她的個人物品從德國運到了美國,其中有一部1978年產電晶體收音機,是她爺爺的遺物。詹妮弗和爺爺非常親,但她16歲時爺爺就去世了,此後這台收音機已經沉寂幾十年,儘管舍默試著修理,但也沒能讓它出聲。於是,它繼續靜靜躺在兩人臥室書桌抽屜的後側。

三個月後(2014年6月),他們結婚了。婚禮結束後,新娘與他單獨談了一會兒。她感到孤獨,思念在德國的家人,盼爺爺還活著、能看著她出嫁。這對新人走到了房子後面,這時,他們聽到了音樂,是一首情歌。

他們想找音樂是從哪兒來的,但沒找到。隨後,詹妮弗的表情“是超自然驚悚片《驅魔人》(The Exorcist,1973)嚇壞觀眾之後從沒有見過的”。

“‘不會是我想的那樣吧,可能嗎?’她說。”是抽屜裡的電晶體收音機。“我爺爺來和我們在一起,”她含著淚說,“我不孤獨。”

舍默與前妻的女兒在婚禮開始前就聽到了收音機裡傳來的音樂——這對新人前一刻還在房間裡,卻沒有聽到音樂。新婚之夜,收音機的音樂放了一夜。“第二天,它很合時宜地停止了運轉,從此沉寂。”舍默寫道。

3. 青黴素在恰到好處的條件下被發現

作為抗生素的青黴素,在人類對抗細菌感染的醫學探索中堪稱巨大突破,而其歷經二十多年的發現過程離不開幾樁巧合事件的推動。
1921年11月間,蘇格蘭細菌學家亞歷山大‧弗萊明(Alexander Fleming)得了感冒,他的鼻涕不慎濺在細菌培養皿中。弗萊明發現,這滴鼻涕讓細菌無法存活,周邊留下了一圈抑制細菌的“光環”——殺菌成分叫溶菌酶,但似乎只對無害的微生物起作用。

蘇格蘭細菌學家、青黴素髮現者亞歷山大‧弗萊明爵士。(維基百科公共領域)

1928年,弗萊明在倫敦聖瑪麗醫院做研究,實驗室條件很差,天花板有裂縫,還有穿堂風。他出去度假歸來後,並沒有像許多科學家那樣馬上把水槽裡的培養皿清洗乾淨,而是先進行一番觀察。弗萊明發現上面有一塊死菌斑點,很像多年前他看到的那個“光環”。他繼而發現,“光環”上生長著一種青黴菌,其孢子是從另一樓層的實驗室飄進來的,黴菌的周邊則布滿葡萄球菌。

這些黴菌孢子來得剛剛好,溫度也剛剛好,如果它們沒發育到這個程度,就不會產生抑菌效果。弗萊明經研究發現,除了葡萄球菌,青黴菌還能抑制多種病毒性細菌的生長。

不過,直到1940年代一群科學家進行其它實驗,才從小白鼠身上偶然發現哺乳動物對青黴菌免疫;聯繫弗萊明此前的發現,推論出青黴菌可用於醫治細菌感染,繼而投入大量生產,在二戰期間挽救了數百萬人生命。

總之,弗萊明在“流涕事件”後就很留意抑菌“光環”,這種洞察,加上後來的兩個巧合,最終促生了這項重大醫學發現。實際上,在科學技術發展的歷程中,儘管各領域的專家們往往為其嚴謹的研究自豪,但常常是巧合、直覺或運氣扮演了關鍵角色,青黴素的發現只是最為人知的一個事例。

還有眾多文明成果顯示出不可思議的同步性。貝特曼博士用1922年由威廉‧奧格本(William F. Ogburn)和多蘿西‧托馬斯(Dorothy Thomas)合寫的一篇論文來說明,這篇論文檢視了由兩人或更多人同時做出的148項重要科學發現。

“思想就像種子,需要發展和成長的沃土。”貝特曼解釋說,在他看來,這些科學家進入了某種“集體潛意識”,他們的思維都“調諧到了發展的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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