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新聞網2016年11月24日】
山東省濰坊市法輪功學員於瑞燕與丈夫劉培洪，多次遭受綁架、非法關押等迫害。中國最高法院二零一五年五月宣布“有案必立，有訴必理”後，於瑞燕女士控告元兇江澤民。
大法弘傳上億人身心受益。被控告人江澤民在任時，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對法輪功發起瘋狂迫害，對法輪功和法輪功創始人栽贓陷害和人身攻擊，對法輪功學員進行抄家、抓捕、判刑、勞教、酷刑折磨、活摘器官等迫害，嚴重敗壞了國家聲譽和社會道德，破壞了國家憲法及法律。
二零一五年五月至今，二十多萬名法輪功學員及家屬將迫害元兇江澤民告到最高檢察院、最高法院。法輪功學員訴江，不僅是作為受害者討還公道，也是在匡扶社會正義，維護所有中國人的做好人的權利。
以下是於瑞燕女士在控告狀中陳述的部份事實和理由：
我和丈夫（劉培洪）在一九九六年開始修煉法輪功的。以前我神經衰弱及神經性頭痛，折磨的我整天愁眉苦臉，對生活失去信心。煉功以後，身心受益，無病一身輕，精神愉快，全家其樂融融。可是從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澤民親手發動這場迫害後，控告人及其親人深受其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後，新華村委利用恐嚇、威逼的手段，逼迫我和我丈夫交出法輪功書籍，並且還要寫不煉功的保證。我們不配合，就給我家斷水斷電，把我的丈夫秘密關押十多天，也不告訴家人。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八日我丈夫騎自行車到北京上訪，在濱州被截訪。村裡把他拉回城關派出所，遭到國保大隊長曹金輝和派出所民警的嚴刑拷打。用鐵棍、警棍、膠輥輪番毆打我丈夫的頭部、腰部，牙齒被打掉了，身心受到嚴重的傷害。接著被關押在諸城看守所一個月，逼迫做奴工。期間被村裡勒索三千元（所謂的出車費），被國保勒索三千元。從看守所出來，也不讓回家，在村委被關二十多天，白天晚上都有人看管，失去人身自由。
二零零零年五月十一日，為了開創煉功環境，我和丈夫打算到外面去煉功，走在路上，被警察二話不說就綁架到了人民路派出所。晚上十一點我被送到拘留所，丈夫被送到看守所。也不通知家人，家中只有老人和孩子，老人整天擔驚受怕。非法抄家，並且打電話欺騙老人說交上五千元，我就可以回單位上班了，老人沒辦法只好借了五千元交上。
在我被非法拘留了十五天後，回到單位，因我不寫保證書，把我調到又苦又累又髒的生產一線包裝水泥。每到所謂的“敏感日”就非法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下了班也不讓回家被單位看管著。
二零零零年十月一日為了向政府講清法輪功真相，我們家幾人到北京上訪，其中包括我和我丈夫以及他的妹妹還有他的弟弟和弟媳婦。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被綁架到諸城駐京辦事處，第三天被當地人員拉回。我被非法拘留二十多天，被勒索二千五百元。
丈夫和他的弟弟妹妹被非法勞教三年。當時曹金輝欺騙家人說交上二千元的查體費就放人回家，但是錢交上了，人卻被勞教了。我和老人孩子在家，村裡把水電都停了。因為停電的緣故，我公爹煤氣中毒，晚上也沒發現，第二天才送到醫院搶救。我丈夫和他的弟弟妹妹在勞教所裡，就和千千萬萬被勞教的法輪功學員一樣，遭受酷刑折磨，被奴工，被關被打。
二零零八年四月十六日，我和丈夫在同修家裡，被蹲坑的警察綁架到人民路派出所。晚上十一點都被送到看守所，第三天在沒有任何手續的情況下，我和丈夫被非法勞教一年。
二零一二年三月，丈夫被“610”人員范傑、邵××等五人在龍城市場綁架到市“維穩辦”，我去要人時，又把我綁架。晚上，姓邵的警察用一種叫“電搖把子”的兇器，將電線纏繞到我丈夫的手上，進行電擊。我也被它狠狠的打了幾個耳光，也想對我動刑，沒得逞。第四天被關押到看守所，我絕食抗議不配合它們，遭到獄醫李新明的拳打腳踢，然後被拉到中醫院野蠻灌食，費用自負。
20多天後，八十多歲的老人去苦苦哀求要人，以便回家照顧老人和孩子，最後被勒索二萬元，且不開收據的情況下，才放我們回家。
我丈夫的另一個妹妹，在江蘇省南京市玄武區軍委大院，煉法輪功後身心受益，用“真善忍”要求自己做好人，曾連續幾年被評為“好軍嫂”。可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澤民迫害法輪功後，因不放棄法輪功修煉，被多次關押拘留，她丈夫怕受牽連，和妹妹離了婚。二零零一年在江蘇省徐州市講法輪功真相時被綁架，被關押在徐州市看守所，遭受非人的酷刑折磨；在南通被判刑七年。在監獄裡，和千千萬萬被關押的法輪功學員一樣，被酷刑折磨，被奴工，被熬夜，被暴打，身心遭到摧殘。二零零七年出獄後，身體狀況極差，出現多種疾病，身上多處疼痛，嘴唇發澀發乾，又遭遇家庭破裂，承受很大的生活壓力，當地“610”時常騷擾她，綁架到洗腦班，不讓煉法輪功。在二零一零年猝發肝壞死離世，時年四十二歲。
法網恢恢，疏而不漏。江澤民必須為它的犯罪行為承擔責任，希望最高人民檢察院秉承法律的精神，為無辜的受害者伸張正義，制止迫害，法辦江澤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