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新聞網2016年12月13日】
哈爾濱市呼蘭區五十四歲的法輪功學員杜秀英女士，多次被綁架，在勞教所遭受了慘無人道的折磨；丈夫於懷才二零零七年被哈爾濱市長林子勞教所迫害致死。中國最高法院二零一五年五月宣布“有案必立，有訴必理”後，杜秀英女士控告元兇江澤民。
在被控告人江澤民當任時，親自發起、計劃實施了對法輪功“文革式的鎮壓”，並以國家領導人的身份在全世界公開宣揚製造對法輪功的仇恨；同時在國內非法設立“610”辦公室法西斯組織，實施被控告人江澤民 “名譽上搞臭、肉體上消滅、經濟上截斷”“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殺”的指令，自1999年7月20日對法輪功發起了瘋狂的迫害，對善良的法輪功學員進行了一場慘無人道的血腥迫害，嚴重敗壞了國家聲譽和社會道德，破壞了國家的體制。
二零一五年五月至今，二十多萬名法輪功學員及家屬將迫害元兇江澤民告到最高檢察院、最高法院。法輪功學員控告江澤民，不僅是作為受害者討還公道，也是在匡扶社會正義，維護所有中國人的做好人的權利。
杜秀英女士控告說：“對法輪大法修煉者的殘酷迫害，害死了我丈夫，不僅給我造成了極大的身心傷害，使本來就失業、艱難的我生活上更是雪上加霜。尤其在十多年的迫害中，由於多次被非法關押、勞教和長期的流離失所，我女兒於夢洋一個人在家，靠娘家人照看生活，孩子幼小的心靈遭到了無情的打擊與摧殘，不得不過早輟學流入社會，染上了很多惡習，讓我痛心疾首。”
“我二姐杜秀珍一家，也遭到了邪惡的迫害。二姐和二姐夫都被非法判刑八年。二姐夫也被迫害死於大慶監獄。我們姐妹二人的丈夫都被江澤民迫害死了。這給我父母的打擊太大了，白髮人送黑髮人的痛楚是難以用語言形容的。”
下面是杜秀英女士在控告狀中陳述的部份事實：
我叫杜秀英，一九九八年下半年經人介紹修煉法輪功。以前由於身體不好，先後做過三次手術，經常和丈夫打架，張嘴就罵人，家務活也不能幹，活得很苦、很累。神奇的是，我看了法輪大法師父李洪志的講法錄像後，三天就不再罵人了，身體也一點點的好了。我真切體會到了無病一身輕的美妙，騎自行車好像有人推一樣的感覺。家務活也能幹了，性格也好了，笑容也常掛在臉上了，知道關心別人了，不再和丈夫打架了，婆媳之間妯娌之間也和睦了。丈夫看到了我的可喜變化，年底他也走入了大法修煉，同時引導我的女兒一同學法修煉，我們一家三口沐浴在佛光普照的幸福祥和之中。
可是江澤民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號對法輪功發動了滅絕人性的迫害，法輪功修煉者及家屬深受其害。
多次被綁架
二零零零年四月，我們一家三口進京上訪為大法說句公道話，在天安門廣場被抓，被呼蘭區新華派出所警察和呼蘭區糧食局幹部王華把我們接回，他們把我們親屬找來強行叫親屬把我女兒領走，我和丈夫直接被關進呼蘭區第二看守所。第一次被非法關押單位扣了我三千元錢，至今沒還。
第二次被綁架是，一韓姓片警經常上我家騷擾，有一次看見我家有本《轉法輪》，欲強搶沒得逞，打電話找來新華派出所所長王忠森及幾名警察，把我們夫婦二人綁架關押半個月。
第三次被非法關押是因為我第二次進京為大法鳴冤。
第四次開始他們採用欺騙的手段說找我問點事，一會就回來被我拒絕，後來他們找來防暴警察將我強行抬上車，關進看守所。
在萬家勞教所遭折磨
二零零零年年底被送到萬家勞教所，一週就被關進小號迫害，直到臘月二十三日才放出，大年三十逼迫我們看邪黨電視宣傳。法輪功學員要求無罪釋放，慘遭酷刑迫害。二零零一年端午節前，萬家勞教所按照上邊的指令，強行轉化法輪功學員，並要達到“轉化率”。首先一樓的法輪功學員遭受了殘酷迫害，並發生了震驚中外的法輪功學員多人被迫害致死、多人住院的“萬家慘案”。從勞教所回家時，我全身長滿了疥瘡。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份，呼蘭區公安分局國保大隊把我視為重點跟蹤對像，一直企圖綁架我，因我走脫，綁架未遂。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日，哈爾濱市呼蘭分局公安分局副局長姜繼民、國保大隊長陳兆林，指使國保大隊警察顏庭輝、許興武等人，將正在往食雜店推銷麵包的丈夫於懷才綁架並非法拘留七天，並跟我婆家人講：“根本沒想抓你兒子，目的是讓你兒媳婦回來換他。”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丈夫於懷才被放出（拘留期滿）。由於綁架當天我丈夫於懷才的鑰匙和送麵包的一千多元貨款被呼蘭區公安分局國保大隊陳兆林扣押。所以，放出後的第二天，於懷才到呼蘭區公安分局國保大隊去要被扣押的鑰匙和錢。呼蘭區公安分局國保大隊長陳兆林和教導員陸文學說：你還敢上這來要錢？！你別回去了。就又把於懷才關押到呼蘭區看守所，並非法勞教一年。於懷才在看守所絕食抗議，呼蘭區看守所把於懷才關押到哈爾濱市公安醫院。
丈夫被迫害致死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警察將於懷才送到哈爾濱市長林子勞教所，因身體檢查不合格，勞教所拒收。這樣，又把於懷才拉回到呼蘭區看守所關押。呼蘭區看守所所長等人欺騙於懷才說放他回家，讓他吃飯。結果，第二天再次被送勞教所。二零零七年二月初，家屬去勞教所看望。據於懷才講，被強迫做奴工，挑牙籤。過年期間，長林子勞教所對法輪功學員高壓迫害，於懷才絕食抗議，抵制迫害，身體受到很大損傷。
二零零七年三月末，家屬到醫院看望，只見一米八的個頭，原體重二百多斤的於懷才被迫害的骨瘦如柴，體重已不到一百斤，大小便失禁，生活不能自理，嗓子嘶啞，發不出聲來。原本方型的臉已變形，又瘦又長，不堪入目。我女兒看到眼前的爸爸，驚嚇的大哭著跑出來說：“這不是我爸爸，他的腦袋怎麼那麼長？”
不知道什麼原因造成的，於懷才的手當時不停的往牆上摔打，手背被摔打的血肉模糊。此時，於懷才已生命垂危，可還戴著手銬和腳鐐。後經家屬強烈抗議，才將手銬腳鐐解下。於懷才的家屬見他總是往牆上摔打，手已經摔壞，就給他戴上手套，不一會就黏在了一起。於懷才已經沒有能力表達自己的想法了，勞教所仍拒不放人，幾天後含冤離世，年僅四十三歲。
於懷才被迫害致死後，勞教所在死亡證明上公然偽造了幾種病名，讓於懷才的家屬簽字。家屬不簽，官方威脅、恐嚇家屬：“簽也得簽，不簽也得簽，不簽照樣火化”。這樣，於懷才的屍體被草草的強行火化，在610的參與下註銷了戶口。凡是參加葬禮的人不許帶手機，不許照相。死亡證明被勞教所拿走。
再次被勞教迫害
丈夫於懷才被迫害致死後，我四處躲避，在呼蘭區許卜鄉講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舉報，再一次遭到綁架，被呼蘭區公安分局非法勞教一年半。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我被送往哈爾濱市戒毒所，由於身體原因拒收，把我拉回呼蘭區看守所，第二天呼蘭區看守所的所長宋長河給萬家醫院院長送禮，不讓醫院說我有病。就這樣，我又被送進前進勞教所。
入前進勞教所後，王敏隊長和劉暢拳打腳踢，把我的胳膊像擰麻花一樣背到後面，按著我的手指往一張白紙上按手印。我不配合，王敏接連打了我幾個嘴巴子，把臉都打壞了，劉暢還侮辱我。勞教所的吃住條件極差，每天強迫做奴工，薅草、餵豬、餵雞餵鴨、撮豬屎等，所有被關押的法輪功學員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
二零一一年五月，勞教所搞“攻堅戰”，所長、隊長簽字，保證達到百分之百的“轉化率”，並與獎金掛鉤。三個警察包一名法輪功學員，“轉化”不了扣工資。一時間，整個勞教所在恐怖之中。先是勸說“轉化”，不成接下來是威脅、羞辱、罰蹲、不准洗漱、不許上廁所。一姚姓同修，一再要求上廁所不讓去，結果大便拉在褲子裡。我被罰蹲了四、五天，晚上有一宿蹲通宵，其餘的都是蹲半宿。
強迫做奴工，有一天在餵養廠幹活時，天下雨了，我們三個人在一起躲雨時，說幾句話，被大隊長王敏聽見，王暴跳如雷的責罵我們，並授意下班張艾輝隊長及班長懲罰我。我被責令撮豬屎。由於我身體被迫害的嚴重，站著有時都站不穩。撮豬屎，和豬在一起，很容易被豬撞倒。我就說：我不能幹，幹不了。張艾輝指使惡班長王芳將我推倒到豬圈裡，不讓我出來，幾天後，逼迫我掃豬尿，才把我放出來。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又一輪殘酷的迫害開始了。因為610每年要到勞教所檢查工作。勞教所層層下令逼迫法輪功學員污衊大法，用以證實勞教所“轉化”成功。上午九點多隊長王小偉把我找到二樓，讓我按他們說的話去說。我回答不能說，王曉偉用各種方式哄騙我、威脅我，他看我不從，拽起我的脖領子，把我薅到三樓，給我戴上手銬掛在床上，讓我蹲著，由警察王美英看著。過了一會，王曉偉拿著一根電棍進來，薅著我的頭髮把我拽起來，氣急敗壞的用電棍電我。我躲開了電棍，她又讓我蹲。此時，我聽見了隔壁同修的慘叫聲。
不知幾點了，蹲的我已經站不起來了。王曉偉不讓我說話，打開手銬的一隻，另一隻銬著我，扶著我往外走，沒到門口，我便重重的摔倒在地起不來了。此時，已是下午三點多鐘，我被罰蹲了六個多小時，全身抽搐、顫抖、麻木，不能動彈。不知過了多長時間，朦朧中有人說話，說心臟正常。原來說話的是醫生汪美琪。此時，我全身癱瘓，手腳冰涼。直到晚上九點多鐘，才由兩名警察把我扶回監室。
法輪功學員在勞教所遭受的迫害不勝枚舉，而且迫害還在持續。
我因學大法做好人，無辜遭受兩次勞教，丈夫被迫害致死，致使我身心遭受極大的痛苦，因此我要求對發起這場迫害的元兇江澤民起訴，並追究其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