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新聞網2017年01月11日】
第五章 戰共軍衛護中原
民間流傳劉伯溫作《金陵塔碑文》說：“金陵塔，金陵塔。劉基建，介石拆。拆了金陵塔，軍民自己殺。草頭相對草頭人。”此預言道出蔣介石與共產黨必有一決。蔣介石對共產黨的認識，可追溯到俄國“十月革命”後的幾年時間。蔣介石在孫中山的授權下，親赴蘇俄考察共產黨的本質，作出“共產革命不適合於中國”的著名論斷。
一、訪蘇之旅
空頭承諾
蔣介石對十月革命感到振奮，他相信中國可以從俄國革命得到借鑑。他開始學俄文，閱讀《共產黨宣言》、《資本論》、《馬克思學說概要》和《列寧叢書》等書籍，系統研究共產主義理論，希望從中找出救國的道路。
孫中山對馬克思的理論做了系統研究後，對蘇聯共產黨及蘇維埃制度持有保留態度，卻不排除藉助蘇聯軍事援助實現國民革命之目標。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孫中山以國民黨總理的身份與蘇聯副外長越飛在上海會談，探討國民黨與蘇聯的合作。
在雙方簽署的《孫越宣言》的頭條明確規定：“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可使此項共產主義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越飛重申，蘇聯準備放棄沙俄時代對中國一切不平等條約，並表示反對外蒙脫離中國。不久，蘇聯同意提供財政、軍事援助，幫助國民黨統一中國。
三月初，孫中山回到廣州，成立大元帥府，當選海陸軍大元帥。同時積極籌備訪蘇事項。孫中山給列寧寫信，宣布要派蔣介石率團訪蘇，稱蔣介石是“我的總參謀長和最可信賴的代表”，“已被授予全權”，“可以用我的名義進行工作”。
一九二三年八月十六日到十一月二十九日，在三個多月的時間裡，蔣介石一行四人在蘇聯各地訪問，並會見了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加裡寧和契切林等政要，列寧因為患病無法見面。蔣介石考察軍事院校、兵工廠，了解紅軍的編制及政治工作。
代表團訪蘇尋求蘇聯的軍事合作，建立效忠孫中山的國民革命軍，以擊潰吳佩孚等北方軍閥。孫、蔣的西北軍事計劃，要求在蒙古的庫倫（現烏蘭巴托）建立國民黨的軍事基地，藉助蘇聯的支持，從蒙古向南出兵，討伐盤踞北京的直系軍閥吳佩孚，統一中國。
蒙古自辛亥革命後從中國獨立，沙俄乘機派兵進入蒙古。一九一七年蘇共奪權後，蘇聯繼續將蒙古劃為自己的勢力範圍。一九二一年，蘇聯紅軍進駐蒙古。
一九一九年，列寧曾提出廢除沙俄與中國的不平等條約。這樣的許諾，對中國人當然是一個鼓舞，令人聯想到蘇聯在蒙古問題上也會尊重中國。基於列寧的承諾，孫中山提出西北軍事計劃。
誰知蘇聯開出的是空頭支票，蘇聯紅軍占領蒙古就是證據。當蔣介石提出建立庫倫軍事基地的實質計劃時，蘇聯方面卻環顧左右而言它，遲遲不表態，使談判難以深入。蔣介石深感困惑。直到十一月，訪問即將結束，蔣介石才得到了明確的答覆。
十一月十一日，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斯克良斯基，以及紅軍總司令加米涅夫等再次與蔣介石等人會談。這一次斯克良斯基開門見山，回絕了國民黨的計劃：“孫逸仙和國民黨應該集中全力做好政治工作，因為不然的話，在現有條件下的一切軍事行動都將註定要失敗。”他要求國民黨效仿蘇共，全力搞宣傳，辦報紙、雜誌，搞選舉運動等等，不要急於建立軍隊。
蔣介石對此極為失望，當天他在日記中寫道：“無論為個人，為國家，求人不如求己。無論親友、盟人之如何親密，總不能外乎其本身之利害。而本身之基業，無論大小成敗，皆不能輕視恝置。如欲成功，非由本身做起不可。外力則最不可恃之物也。”
十一月二十七日，蔣介石在會見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托洛茨基，再度提到蒙古問題。托氏輕蔑地表示，國民黨如果一定要建立基地，也應該“從自己國家的本土而不是從蒙古發起軍事行動”。當時蘇聯口頭上還承認蒙古屬於中國。蔣介石十分氣憤，會後對代表團員說：托洛茨基是強詞奪理！“如果蒙古想獨立，那也需要我們來承認，需要我們給予它獨立才行，而不是它自己承認自己！”
拒絕入共
訪蘇期間，共產國際建議蔣介石參加中共。蔣介石婉拒，表示要請示孫中山先生。他給廖仲愷的信中說：“因入共產黨問題，而弟以須請命孫先生一語，即以弟為個人忠臣相譏諷、弟自知個性如此，殊不能免他人之笑。然而忠臣事君，不失其報國愛民之心，至於漢奸漢奴，則賣國害民而已也。吾願負忠臣卑鄙之名，而不願帶洋奴光榮之銜，竊願與兄共勉之。”（《蔣介石年譜初稿》，北京，檔案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十二月）
會見托洛斯基後，蔣介石徹底失望，三個月的考察訪問，換來空手而歸。兩天後，代表團登上回國的列車。在日記中，蔣介石用了“抑鬱無聊已極”來形容自己當時的心情。
在給孫中山的《游俄報告書》中，蔣介石寫道：“俄黨無誠信可言，與英、法、美、日這些帝國主義比起來，也不過只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差。”（《蘇俄在中國》）
孫中山的“聯俄容共”在國民黨內引起爭議。孫總理曾多次告訴諸黨國元老：“共產黨能守吾黨範圍，吾默化之；不能，吾自有處理之法。”（蔣緯國，《我的父親蔣介石》）顯然，孫中山知道，聯俄是不得已而為之，但自己心裡有底，對前途還是樂觀的。蔣介石決意服從領袖，埋頭黃埔建軍。
項莊舞劍
一九二四年三月十四日，蔣致信廖仲愷：“俄黨對中國之惟一方針，乃在造成中國共產黨為其正統，決不信吾黨可與之始終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對中國之政策，在滿蒙回藏諸部，皆為其蘇維埃之一，而對中國本部，未始無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專求於人，而能有成者，決無此理。”
又言：“彼之所謂國際主義與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凱撒之帝國主義，不過改易名稱，使人迷惑於其間而已。所謂俄與英法美日者，以弟視之，其利於本國而損害他國之心，直五十步與百步之分耳！”
蔣介石在三個多月的訪問中，還近距離觀察到許多蘇聯內部的問題。蔣在日記中寫下：“少數人種當國，排斥異己，吾為之危。”這顯然是指喬治亞人史達林對蘇聯的潛在危害。雖然沒見到史達林本人，但蔣介石已經預感到此人非善類。
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三日，蔣介石整理文件看到自己當年給廖仲愷的回信副本，在當天日記中寫道：“上午，在寓整理舊稿，見十三年春覆仲愷函，言蘇俄之居心叵測甚詳，閱之自慰。徒以總理既決心聯俄，不能轉移其方針，乃只有赴粵任事，以圖逐漸補救。與大姐及吾妻喟然嘆曰：余當初反共到底，不去廣東任事，則總理亡後，國民黨當為共產黨消滅，中國亦無挽救之望。次冥冥之中，有數存乎？”
蔣介石暫取韜晦之策，以退為進，實乃順天意而行。要蔣介石建軍校，很可能就是孫中山留下的錦囊妙計。
多年後，蔣介石在《蘇俄在中國》一書中寫道：（訪蘇使自己）“更認識了蘇維埃政治制度乃是專制和恐怖的組織，與我們中國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他察覺到蘇聯援華乃是項莊舞劍，對此憂心忡忡。
在《蘇俄在中國》中，蔣介石回憶：“在我未往蘇聯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對我們國民革命的援助，是出於平等待我的至誠，而絕無私心惡意的。但是我一到蘇俄考察的結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斷定了本黨聯俄容共的政策，雖可對抗西方殖民於一時，決不能達到國家獨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覺蘇俄所謂‘世界革命’的策略與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義，對於東方民族獨立運動，更危險。”
“綜括我在俄考察三個月所得的印象，乃使我在無形之中，發生一種感覺，就是俄共政權如一旦臻於強固時，其帝俄沙皇時代的政治野心之復活，並非不可能，則其對於我們中華民國和國民革命的後患，將不堪設想。”
蔣介石預見共產黨蘇聯是對中國的威脅，日後果然應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