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中共迫害的國家正副主席

中共1949年建政後，最初設置的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起開始設置國家主席，至1966年先後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或國家主席的有毛澤東、劉少奇，先後出任副主席的有朱德、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和董必武。1966年至1975年間，國家主席職位長期處於空缺狀態，原因是曾擔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被迫害致死，而1975年初至1982年12月無人擔任國家主席，是因為這期間正式取消了國家主席的建制，直到1982年底才恢復。

在世人眼中，作為中共國的國家主席副主席的他們，擁有巨大的權力，可以做普通人做不到的事情，享普通人無法奢望的生活，他們或者他們的家人哪裡可能有什麼牢獄之災，乃至性命之憂？然而，事實恰恰相反，主席的身份並不是個保險箱，在沒有任何法律保障的中國大地，除了無法無天、處心積慮除掉黨內對手的毛澤東，除了被毛保下並早逝的李濟深、張瀾外，上述國家正副主席多多少少都遭到毛和中共的迫害，有些甚至丟掉了性命。

毛髮動文革針對劉少奇

作為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中的主要成員的劉少奇，是從1959年4月至1966年擔任國家主席的，是僅次於毛的二號人物。由於毛和劉在上個世紀60年代初開始的“四清運動”中的矛盾日益尖銳，毛不再滿足“枝枝節節、修修補補”，轉而醞釀和發動“文化大革命”，並希望藉此置劉少奇於死地。

對此，不少研究中共黨史的學者早已達成共識，即毛髮動文革的主要目地就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其代表正是劉少奇。

1966年5月，文革爆發，紅衛兵運動使整個中國都陷於混亂。在文革初期，劉少奇在某些問題上和毛的立場一致，並稱“我們現在擁護毛主席，百年之後也擁護毛主席。毛澤東思想要延續下去，毛主席著作應該成為全國人民的教科書，成為全國人民的行動指南，全體黨員的行動指南……”

然而在處理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具體問題中，雙方矛盾此起彼伏。1966年6月，劉少奇和鄧小平組織工作組進駐大中學校，禁止學生遊行示威和貼大字報。毛對此非常惱火，命令撤銷工作組。

在當年8月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毛將“炮打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目標直接指向劉少奇，同時其中共第二號人物的位置也被林彪接替，雖然劉仍然是政治局常委，但是排位下降，同時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也從此不再被提及。在10月16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劉遭到了陳伯達、林彪等人的批評。隨後大字報、黨報陸續開始了對劉和鄧的批評。

慘被批鬥

1966年12月，劉少奇問題終於向社會公開，江青公開宣稱“劉少奇是黨內的赫魯雪夫”，北京出現了“打倒劉少奇”的標語。同時，中央成立的“王光美專案組”負責對劉少奇，王光美的調查。此專案組直到1968年4月才公開以“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名義活動，組長為周恩來。

1967年1月，毛最後一次接見劉。之後幾天內，劉少奇辦公室的電話線被拆除，劉也失去了人身自由，被軟禁在北京家中。7月14日毛離開北京，7月18日，江青、康生、陳伯達組織批鬥劉少奇和王光美的大會。

據大陸出版的《中南海人物春秋》描述：中南海外，幾十萬人聚集四周，他們攜帶的一百多個高音喇叭奏出高調的喧鬧聲；中南海內，造反派把劉少奇、王光美分別揪到兩個食堂內批鬥，同時抄了他們的家。劉少奇被強按著頭，彎腰站在會場前，不許他說一句話，否則就用語錄本敲他的臉和嘴。批判持續近兩個小時，年近七旬的劉少奇已難以忍受，汗珠不斷地從他臉上滲出，他抽出手掏出手絹想擦一下汗，不料站在他旁邊的人狠狠一掌把手絹打落，他的汗水也隨著震動流在地上……

8月5日，為了與天安門廣場舉行的百萬人大會相呼應，江青、康生等人又策劃了批鬥劉、鄧、陶大會，分別在各自家院內舉行。劉少奇被打的鼻青臉腫。

抗議無效

批鬥會後，劉少奇被押回辦公室，他雖疲憊已極，但余怒未消，立即按鈴叫來機要秘書，拿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嚴正抗議說：“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你們怎麼對我個人，這無關緊要，但我要捍衛國家主席的尊嚴，誰罷免了我的國家主席？要審判，也要通過人民代表大會，你們這樣做，是在侮辱我們的國家，我個人也是一個公民，為甚麼不讓我講話？”儘管秘書當夜就寫了匯報，但劉的抗議沒有收到任何答覆。

被徹底打倒

9月13日，劉少奇的子女們被趕出了中南海，王光美也被捕入獄，劉則被強迫抽去腰帶，被“嚴加看守”起來。劉出現了精神恍惚等症狀。此外，由於右腿被打傷，劉也無法自己去打飯，監管人員也不願去打飯，只好打一次飯分吃幾頓。

劉的身體愈加虛弱。劉雖然沒癱瘓，也只能躺在床上無力起身，沒人給他換洗衣服，沒有人扶他起床大小便；由於不活動，他的雙腿肌肉逐漸萎縮；他的胳膊和臀部由於打針也被扎爛，護土日誌寫著：全身沒有一條好血管。

1968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專案審查小組成員周恩來、江青、康生、謝富治等人提出《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包括劉少奇在1925年、1927年、1929年被捕叛變、投降敵人、充當內奸、工賊的反革命罪行的調查結果。10月31日，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批准該報告，認為“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少奇，是一個埋藏在黨內的叛徒、內奸、工賊，是罪惡累累的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走狗。”並通過決議：“將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並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夥叛黨叛國的罪行。”同時號召：“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繼續深入展開革命大批鬥，肅清劉少奇等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派的反革命修正主義的思想。”

11月24日，即劉少奇70歲生日那天，毛和周特意囑咐汪東興帶給劉少奇一個特殊的生日禮物──收音機，目的是讓他聽八屆十二中全會的公報。劉聞聽後一下子就從精神上被擊垮了，據說當時就大汗淋漓，呼吸急迫，嘴唇青紫，頻頻嘔吐，血壓陡然升高到260/130毫米汞柱，體溫達40℃。

從此，劉少奇選擇了沉默，不再說一句話了，哪怕是治病和生活用語也一句不說。

慘死前無人形

1969年10月17日，依據林彪的“一號手令”，隨時都可能死亡的劉少奇被專機送往河南開封。此時，劉已經渾身糜爛腥臭，骨瘦如柴，氣息奄奄。中央特派員既不讓洗澡，也不准翻身換衣服，而是把他扒個精光，包在一床被子中用飛機從北京空運到開封，監禁在一個堅固的碉堡地下室裡。在他發高燒時不但不給用藥，還把醫護人員全部調走。

11月12日凌晨6時，劉離開了人世，終年71歲。臨死時，劉已經沒有人形，蓬亂的白髮有二尺長。兩天後的半夜，劉被按烈性傳染病處理火化，用過的被褥枕頭等遺物均被焚化一空。劉的死亡卡片上這樣寫著：姓名：劉衛黃；職業：無業；死因：病死。其骨灰下落不明。

堂堂的國家主席就這樣被毛和中共迫害致死，而且死得不明不白。不僅如此，一大批黨政軍領導幹部也被誣陷為“劉少奇的代理人”，橫遭株連者不計其數。

悲慘遭遇的根本原因

儘管劉少奇的遭遇比較悲慘，但他與毛事實上並無本質上的區別，甚至毛、劉在思想上、語言上都非常相似，而且外界對他的批評其實也很多。

1945年中共九大，正是他首先提出“毛澤東思想是黨的指導思想，是全黨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並將它寫入黨章、黨綱。毛的個人迷信，個人權威首開局面，他有頭功。故此也受到毛的寵信，地位逐步上升。

1959年廬山會議上，劉對彭德懷大加斥責，而且昧著良心，不顧事實，戕害忠良。再看其在文革初期的作為，更令人齒冷。

在一個正常的社會，劉少奇以及其他人的結局不會這樣悽慘。劉少奇之死是中共黨內權力爭鬥失敗的結果，但終極原因正是充滿了邪惡的中共體制。

中共建政前的宋慶齡

1949年10月1日，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在當天在日記中寫道：“共匪已於10月1日在北平成立偽人民政府，毛澤東為主席，副主席六人，宋慶齡為其中之一，總理在天之靈必為之不安，國賊家逆其罪甚於共匪，痛心極矣！”

讓蔣介石痛心疾首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慶齡，在中共設置國家正副主席後，自1959年至1966年擔任副主席等其它高級職務。而這明顯違背了1949年1月宋慶齡強調的“在任何情形之下，拒絕不接受中國任何政府之任何職位”之語。

作為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的夫人，宋慶齡能在中共政權中獲得如此高的地位，與其背叛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秘密加入共產國際並接受其指令支持中共，為中共奪取政權立下“大功”密切相關。

比如，國共內戰期間，宋慶齡呼籲美國政府停止援助蔣中正國民政府，卻給中共提供軍醫院所需的各類物資、藥品、器械，支持中共推翻中華民國政府。

2009年新華網報導，1946年5月，宋慶齡打著分發聯合國救災物資的旗號，以中國福利基金會的名義，組織了700多艘船，滿載軍隊醫院所需的醫療器械，運送給蘇北陳毅、粟裕新四軍。

到1948年，宋慶齡領導的中國福利基金會幫助共產黨在全國的八個“解放區”建立了八個“國際和平醫院”、42個分院，總計床位達11,800張，還有幾十個巡回醫療隊和幾家頗具規模的製藥廠。捐去的現款有20億元之巨。

再如，1947年8月，蔣介石政府在軍事戰敗的情況下，尋求與中共和談以挽救危局，宋慶齡特有的地位使她成為國民政府爭取斡旋和談的最佳人選。宋美齡也到滬與宋慶齡相見，是希望她幫助國民黨解決問題，但宋慶齡予以拒絕。

追隨中共

然而，在拒絕蔣介石的同時，宋慶齡卻在1949年2月20日在致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的函中說：“我的精神是永遠跟隨著你們的事業。我深信，在你們英勇、智慧的領導下，這一章歷史——那時早已開始了，不幸於23年前被阻——將於最近將來光榮的完成。”（《宋慶齡選集》上卷）

同年6月，中共軍隊占領上海，中共中央派鄧穎超、廖夢醒攜帶毛、周的親筆信函，赴滬邀請宋慶齡北上參加中共在北京的政協會議。她以特邀代表的身份當選為中共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並被推選為“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名譽主席”等。

而毛和中共之所以給予宋慶齡極高的地位，就是為了利用其“國母”的特殊身份和影響力，對海內外統戰，為中共塗脂抹粉。終其一生，宋慶齡都是中共的政治花瓶和統戰工具。

加入共產黨之證據

有意思的是，中共官媒並未公開報導宋慶齡加入共產黨一事，但史料卻證明，這並非是空穴來風。

據中共領導人廖承志回憶，1933年5月間，宋慶齡突然神秘的來到其家中與他秘密接頭，並明確告訴他：“我是代表最高方面來的。”這個最高方面就是共產國際。當時宋慶齡問了廖承志兩個問題：“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還能否堅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名單。”在得到答覆後，宋慶齡迅速離去。廖承志寫道：“儘管過了將近50年，但那短暫的不及半小時的每一分鐘，我都記得清清楚楚。”（廖承志《我的回憶》）不難判斷，這個時候代表“最高方面”來秘密接頭的宋慶齡，已經加入共產黨了。

此外，蘇聯解體後公開的一份共產國際檔案資料亦可以看到宋慶齡不僅早有入黨要求，而且早在上世紀30年代初，就已經加入過共產黨了。這份文獻是共產國際聯絡局派往遠東的一位代表，在1934年5月與共產國際聯絡局負責人談話的備忘錄。

談話的最後部分，特別提到了共產國際遠東局與宋慶齡的關係。報告人稱：“關於孫新林（孫夫人）的問題。她是個好同志，可以留在黨內。但是，把她吸收入黨是個很大的錯誤。是代表（指共產國際此前派駐中國的政治代表）提出接受她入黨的。……一旦成為黨員，她就會失去其特有的價值了。”

宋慶齡執行來自共產國際的重要命令之一是營救在上海的間諜、持有瑞士護照的保羅和格特魯德‧牛蘭夫婦。牛蘭是共產國際潛伏在中國的秘密工作人員，負責對中國及東南亞各國共產黨活動進行資助。1931年6月，牛蘭夫婦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8月被押解到南京。

牛蘭夫婦對共產國際而言至為重要，因此蘇聯和中共立即進行緊急營救工作。當年7月，宋慶齡為奔母喪，由德國經莫斯科返滬。途中，得到史達林的指示，受託向蔣介石說項，以被羈留在蘇的蔣經國來交換牛蘭夫婦，但遭到了蔣介石的拒絕。

大陸學者楊天石的《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一書，引錄了蔣1931年12月16日的日記：“蘇俄共產黨東方部長，其罪狀已甚彰明。孫夫人慾強余釋放而以經國遣歸相誘。余寧使經國投荒，或任蘇俄殘殺，而決不願以害國之罪犯以換親兒。絕種亡國，天也，余何敢妄希倖免！但求法不由我毀，國不為我所賣，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無忝此生則幾矣。區區嗣胤，不足攖吾懷也。”從日記中可以看出，為了國家，為了法制，蔣介石寧可犧牲自己的兒子，也絕不做這個交易。蔣之為人，由此可見。

而楊天石也認為，“這一條件通過宋慶齡提出，也顯示出宋和莫斯科方面的密切關係。有材料說，宋慶齡是共產國際發展的秘密黨員。這是可能的。”

在遭到蔣介石的拒絕後，宋慶齡繼續公開污衊國民黨，並親到監獄探望牛蘭夫婦，還從瑞士請來律師為其辯護，同時成立同盟組織，自任主席，組織營救委員會。因社會反應不大，遂將組織擴大並改而冠以“民權保障”的名稱，並吸收了一批重量級的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加盟，但其目地仍是營救牛蘭夫婦。因為名與實不符，同盟不久便瓦解。牛蘭夫婦直到1937年抗戰爆發後，才在宋慶齡等人的催促下被釋放。

宋慶齡與共產黨站在同一“戰壕”中的另一證據是1937年1月她寫給中共領導人、當時身在莫斯科的王明的信。在信中，宋慶齡在告史沫特萊向外界泄露秘密狀的同時，還透露出自己為共產國際工作的真實身份。比如當宋慶齡為中共的“同志們”的背信棄義辯護時，宋子文卻對她說了這樣一番話：“要是我告訴您，周恩來曾告訴我，不久前您給他們寄去了5萬美元，您還會否認您的同志出賣了您嗎？並且他還對我們兩個人（我和宋美齡）說，我們可以通過您同紅軍的代表取得聯繫。”

由於中共並不知曉其加入共產國際的秘密，宋慶齡曾向中共提出了入黨問題，但毛表示其在黨外的作用更大，因而讓其留在黨外。

毛冷淡回應並予以警告

加入共產黨（共產國際）並在中共黨內獲得了特殊地位的宋慶齡，確實在初期備受毛和中共的重視，然而，隨著中共政權和毛地位的鞏固，宋慶齡的作用逐漸下降，其也開始受到冷遇，所提意見不被接納。

如宋慶齡對於中共和毛澤東發動的幾次政治運動很不理解，曾經提出過批評和質疑。

1955年11月，宋慶齡給毛寫信：“我很不理解提出對工商業的改造，共產黨曾向工商界許下長期共存、保護工商業者利益的諾言。這樣一來，不是變成自食其言了嗎？資本家已經對共產黨的政策產生了懷疑和恐懼，不少人後悔和抱怨。”毛批示：“宋副委員長有意見，要代表資本家講話。”

1957年她又寫信給中共中央：“黨中央號召大鳴大放，怎麼又收了？共產黨不怕國民黨八百萬大軍，不怕美帝國主義，怎麼會擔心人民推翻黨的領導和人民政府？共產黨要敢於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評，批評人士大多是愛國、愛黨的，一些民主黨派人士為新中國的解放，作出了家庭、個人名利的犧牲，一些二、三十歲的青年知識分子怎麼可能一天就變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我很不理解這個運動，我想了兩個多月，還是想不通……”

文革期間，宋慶齡給毛澤東和中共寫了七封信，表達了她對“文革”的不理解、反感，並對共產黨極度失望。她說：“我不懂文化，說小說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塗了，一夜天下來，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變成了走資派、反黨集團、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學習批判揭發劉少奇，我不會做的，劉少奇主席在黨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會是叛徒、內奸！我不相信，一個叛徒內奸當了七年的國家主席，現在憲法還有效嗎？怎麼可以亂抓人、亂鬥人、逼死人？黨中央要出來講話。這種無法無天的情況，自己傷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們的優秀幹部從與國民黨的戰鬥中走過來，卻死在自己的隊伍中，這是什麼原因？”

毛澤東對這個已經沒有多少利用價值的“孫夫人”說：你不願意在國內待，可以去外面。此時的宋慶齡自然無顏回到台灣——那個被她顛覆的中華民國政府所在地。她只能閉嘴，在痛苦和無奈中生活。

宋慶齡父母墳墓被砸爛

但對宋慶齡刺激最深的一件事情，是在毛髮動的文革“破四舊”時，上海的紅衛兵砸爛了她雙親在萬國公墓的墓地。

《宋慶齡傳》記述：“墓地遭破壞的照片從上海寄到北京時，宋慶齡身邊的工作人員第一次看到她精神上支持不住而痛哭起來。廖夢醒把這些照片送給周恩來。周總理下令上海市有關部門立即將宋墓修復，並在竣工後拍了照片寄給宋慶齡。但並沒有全部照原樣修復。原來的墓碑上列著所有六個子女的名字，而新墓碑上只有宋慶齡一人。”

文革浩劫後，宋家墓地才又重新換了墓碑，完全復原，但此墓已非彼墓。

臨終看透中共

1981年5月29日，宋慶齡因患慢性淋巴細胞白血病和冠心病在北京去世，被中共中央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的稱號。

據中共官方材料，在其去世前，她“強烈要求”加入中共，中共遂批准其為正式黨員。然而，在中共黨史專家何方撰寫的《宋慶齡晚年說：“不勉強吧!”》中一文卻提到，宋慶齡聽說中共打算吸收其為正式黨員後微笑著說：“不勉強吧！31年了，我的心冷了，人生的路將要走完了。”

中共官方稱根據其生前遺囑，她的骨灰安葬於上海萬國公墓其父母合葬墓的東側。宋慶齡為何不與國父孫中山合葬？說法紛紜。但是網絡上有傳聞指，其中真正的原因是她晚年改嫁給了她的生活秘書，一個比她年齡小得多的有婦之夫。

不過，或許真實的原因是，她終於明白了自己跟隨共產黨所走的是怎樣的一條禍國殃民的黑暗之路，她沒臉也沒有資格去見孫中山吧。

“東北王”高崗兩次自殺

高崗，中共建政前後高級領導人之一。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曾與劉志丹一起在陝甘地區建立中共根據地，並擔任政委；後協助北上逃跑的毛澤東部在陝北站穩腳跟，因此深受毛的重用，先後擔任西北區書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滿軍區司令、東北民主聯軍副政委等職務。

中共軍隊占領東北後，高崗被任命為東北局第一書記、東北人民政府主席、東北軍區司令兼政委等，他是當時六個大區唯一一個身兼黨政軍四大要職的領導人，因此被稱為“東北王”。1949年9月，高崗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後又兼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高崗成為當時對毛的權威最具挑戰力的人之一。

為了防止地方勢力膨脹，毛在1952年8月下令將五大地方局的最高領導人高崗（東北局）、饒漱石（華東局）、鄧小平（西南局）、鄧子恢（中南局）和習仲勛（西北局）先後調到北京擔任中央機關和國務院的領導職務。此時，高崗對於劉少奇、周恩來等人的勢力十分不滿，因此決意“拉攏”一些人與之對抗，高崗企圖“拉攏”的人中就有鄧小平。

對這段歷史，鄧小平在1980年談到“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時說：“這個事情， 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澤東同志在1953年提出中央分一線、二線之後，高崗活動得非常積極。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援，才敢於放手這麼搞。那時東北是他自己的，中南是林彪，華東是饒漱石。對西南，他用拉攏的辦法，正式和我談判，說劉少奇同志不成熟，要爭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劉少奇同志。我明確表示態度，說劉少奇同志在黨內的地位是歷史形成的，從總的方面講，劉少奇同志是好的，改變這樣一種歷史形成的地位不適當。高崗也找陳雲同志談判，他說：搞幾個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這樣一來，陳雲同志和我才覺得問題嚴重，立即向毛澤東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崗想把劉少奇同志推倒，採取搞交易 、搞陰謀詭計的辦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對高崗的鬥爭還要肯定。”

從鄧的話中，我們可以看出，是鄧向毛告的密，而且讓毛開始注意此事。1953年12月24日，毛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不指名的提出黨內存在小組織活動的警告，次年2月7日在召開的七屆四中全會上，由劉少奇做了“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的報告，不點名批評了高、饒。此時的高、饒已然失去自由，連列席旁聽的資格都沒有了。

另據高崗的秘書趙家梁《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中披露，打倒政敵的有效策略之一，就是給其扣上“裡通外國”的罪名。周恩來根據一封史達林私人特使科瓦廖夫給史達林的信，斷言是高崗向蘇聯透露中共有親蘇派和反蘇派，給高崗扣上“裡通外國”的帽子。

從1954年2月15日至2月25日，周恩來領導並號召揭批高崗的“反黨陰謀活動”。高崗於2月17日用手槍自殺未遂。

在座談會的最後一天即2月25日，周恩來做了總結髮言，列舉了高崗分裂黨及奪取黨和國家權力的陰謀活動的“十大罪行”，給高崗定了性。

周恩來還在發言中無限上綱，並且毫無根據的斷言，稱“高崗的罪惡已經勾銷了他對革命鬥爭所曾做過的局部的貢獻，證明他過去參加革命鬥爭的動機是不純的”。這句誅心之論最終置高崗於死地。

隨後，周恩來在有2,400人出席的高級幹部會議上，進一步上綱上線，說“高崗的極端個人主義的錯誤，已經發展到進行分裂黨的陰謀活動、企圖實現其奪取黨和國家領導權的個人野心的地步。”

1954年4月29日，高崗向中央交了《我的反省》，8月17日服大量安眠藥自殺身亡。

周恩來隨後向毛、劉匯報，“經過黨的半年管教，高崗毫無悔悟，於8月17日自殺死去。”

高崗死後，葬於北京萬安公墓。周恩來批示，高崗可以禮葬，墓碑不可以刻字。文革開始時，高崗的墓碑被砸爛半截。

高崗死後5個月，在北京召開的全國黨代會上，由鄧小平宣讀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這一次是公開點名，首先指出高不但不向黨低頭認罪，反而以自殺表示對黨的背叛。增添的罪狀有“把東北地區當作高崗的獨立王國，……這個反黨聯盟把共產黨分成兩個：一個是根據地與軍隊創造的；一個是白區的黨”等。關於饒漱石的罪狀，則說“為了鞏固黨的團結，必須堅決把他們開除出黨，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饒至今仍頑抗到底， 並且繼續向党進攻。”

決議公布不久，饒漱石即宣布死亡，他是不是自殺，至今沒有明確的說法。兩個曾經為毛“作戰的戰友”終於被毛以反黨罪名清洗。不久，他們的追隨者也被清洗出黨。

只反對劉少奇個人的高崗就這樣被定性成了“反黨”，這開了中共把黨內問題當作敵我問題來處理的先例。

而根據前蘇聯領導人赫魯雪夫回憶錄續集《最後的遺言》披露的資料，似乎是史達林將高崗出賣給了毛，因為高崗曾經向史達林透露了許多中共內部消息。為甚麼史達林要出賣高崗？赫魯雪夫認為是史達林為了取得毛的信任。

由於中共對這一歷史檔案仍視為機密，我們尚無法得知毛整肅高、饒的真正意圖。不過，毛善於整人的高超手段卻讓人們在以後的歷史發展中一再得以“欣賞”。高崗不是第一個也不是第二個被迫害致死的中共高官。

中共“諜王”董必武兒子入獄

在中共黨史上，董必武有著不言而喻的地位，他是中共“一大”代表中在1949年後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的兩人之一，另一人是毛澤東。他在中共建政後先後出任財經委主任、副總理和最高法法院，1959年至1966年出任國家副主席。

董必武還有一個鮮有人知的身份，那就是中共“諜王”。中共建政前，特務系統的頭目和直接領導者是周恩來，董必武是其得力助手，他曾安插熊向暉、沈安娜、郭汝瑰和韓練成等中共間諜，潛伏在國民黨黨政軍的核心機要部門及其負責人身邊，建立起無孔不入的情報網絡，為中共奪取政權起到了關鍵作用。

在董必武任最高法法院院長期間，中共開始“大躍進”，各地法院紛紛聲稱：苦幹一至三年，實現“無反革命、無盜竊、無強姦”乃至“無民事糾紛”等。對此，董必武在1958年4月的一次會議上表示：“提口號要實事求是，不著邊際不好，……法院是最末一道工序，案件到法院判決後就執行了。法院不能走在公安的前面，也不能擺在檢察的位置上。”這實際上是對“大躍進”中的三機關聯合辦案制度的否定。

為此，董必武遭到了中央政法小組不點名的批判。

1959年廬山會議上，董必武表示因沒有看出彭德懷有“反黨”傾向，而拒絕批判彭，同時他給毛寫信辭去法院院長之職。毛同意，但讓其擔任國家副主席。

此後，董必武選擇了明哲保身，不再提及政法事宜，並公開讓家人多學習毛選。

1966年文革爆發後，董必武在毛的保護下，沒有遭到其他人那般厄運，但他的小兒子董良翮卻兩次入獄。

據董必武的子女回憶，1966年12月中旬的一個夜晚，正在廣州休養的董必武接到中央通知，讓他的小兒子到公安部門投案自首，交代問題。董必武什麼都沒有問，就讓董良翮去投案。

當時，董良翮正在北京六中讀書。“我是學校紅衛兵的頭兒，那時忙著在北京站整頓車站秩序，因為串聯學生多，鐵路都癱瘓了。”自首時，董良翮按家人要求，老實地檢討了自己的“違法行為”。董良翮回憶：“我當時的罪名是在學校執行劉少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1967年1月4日，董良翮被關進了監獄。過了一年，董良翮出獄，他馬上向家人提出了去當兵的想法。同年4月初，廣州軍區同意接收。然而，他在車站上再次被捕。

董良翬曾在《憶我的爸爸董必武》一書中回憶：“弟弟為甚麼突然被捕呢？事情發生後不久的一天，我推開爸爸辦公室的門，看見爸爸在沙發上仰臥著，雙手擱在扶手上。這種不拿書的情況是很少見的。爸爸長長地嘆氣，說‘你弟弟是代我坐牢呀！’”當時天安門還貼出一張大字報，標題就是《董必武你管不管你兒子》。

儘管董良翮再次入獄，董必武依舊三緘其口，只能寫詩來排解心中的痛苦。他在《聞酉兒於北京車站被捕》一詩中寫道：“聞爾重入獄，吾衰心更驚！臥床苦無夢，食飯竟忘盛。試飛曾折翼，語頻或失聲。恢恢天網大，疏釋望新生。”董良翮說，那個時期，父親寫了不少詩篇，內容都是關於他的。

1968年底，董良翮被釋放出獄。當天，他與父親對座無語。“為了不讓他傷感，我什麼也沒有說，有言盡在不言中，我們就那樣靜靜地坐著……”董良翮將一肚子的委屈憋了回去，最終噙著淚默默地離開了父親的辦公室。

董良翮出獄後，被下放到河北晉縣接受再教育。臨行前，董必武流露了父親的深情，不僅再三囑咐，還主動提出讓其早點結婚。10年後，董良翮回到北京，後下海經商。

1975年，董必武去世，終年90歲。

結語

董必武曾對女兒說過這樣的話：“我就是一塊抹布，黨要我做抹布，我就做抹布。”顯然，董必武是深知自己在中共中的位置的，不知潛台詞中是否有這樣的含義：用過、用壞的抹布總有被扔掉的一天，而中共對於董必武、宋慶齡、劉少奇、高崗兔死狗烹的做法，與抹布又有何異呢？

毫無疑問，在中共這樣一黨專制體制下，即便是身處高位的國家主席，也要時時擔心性命之憂，時時擔心中共打人的棍子指向自己，更遑論普通百姓了。這是一個連基本人身安全都無法保障的社會，一個讓人充滿恐懼的社會，造成這種狀況的體制還有存在的必要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