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新聞網2018年07月24日】
《共產主義黑皮書》第一部分 蘇聯的暴力、鎮壓和恐怖（60）
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的行動主義很快引發當局的擔憂。1945年初，猶太詩人佩雷茨．馬爾基什被禁止發表作品。關於納粹對猶太人暴行的黑皮書被取消面世，藉口是「全書的中心論點是，德國人在蘇聯開戰，只是企圖消滅猶太人」。1946年10月12日，國家安全部部長維克托．阿巴庫莫夫（Viktor Abakumov），就「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的民族主義傾向」，發給中央委員會一張便條。由於史達林尋求奉行有利於建立以色列國的外交政策，他未立即作出反應。只有在1947年11月29日蘇聯於聯合國投票支持巴勒斯坦分治之後，阿巴庫莫夫才獲准全權整肅該委員會。
1947年12月19日，該委員會的幾名成員被捕。1948年1月13日，索羅門．米霍埃爾斯在明斯克被發現遇害。根據事件的官方版本，他之前出了車禍。1948年11月21日，當局以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已成為「反蘇宣傳中心」為由，將其解散；其各種出版物也被禁，包括著名的意第緒語日報《團結》（Einikait）。在接下來的幾周裡，委員會的其餘成員被捕。1949年2月，報刊上發起了巨大的「反世界主義」運動。猶太劇評家因無法理解俄羅斯民族性格而受到譴責。1949年2月2日，《真理報》問道：「像﹝亞伯蘭．﹞古爾維奇（[Abram] Gurvich，譯者註：俄羅斯猶太劇評家）或﹝喬西夫．﹞尤佐夫斯基（[Josif] Yuzovsky）這種人，可能如何想像蘇聯俄羅斯人的民族性格？」1949年頭幾個月，數百名猶太知識分子被捕，特別是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
這一時期的一份文件透露了內情。該法令於1949年7月7日由列寧格勒法院司法執行管理委員會（Judicial Collegium of the Leningrad Court）頒布，近來刊登在《涅瓦河》（Neva）雜誌上。它以幾項被指稱的罪行，判處阿希爾．格裡戈裡耶維奇．列尼頓（Achille Grigorevich Leniton）、伊利亞．澤伊爾科維奇．謝爾曼（Ilya Zeilkovich Serman）、魯爾夫．亞歷山德羅芙娜．澤維納（Rulf Alexandrovna Zevina）關入集中營10年。其中最顯著的罪名是，「以反蘇的方式批評中央委員會關於雜誌《紅星》（Zvezda）和《列寧格勒》的決議……以反革命的方式解讀馬克思關於國際事務的意見，讚揚世界主義作家……就蘇維埃政府關於民族問題的政策散布謊言。」在上訴之後，量刑由最高法院司法執行管理委員會增加至25年。其裁決理由如下：「列寧格勒法院作出的判決未考慮到所犯罪行的嚴重性……被告參與了反革命活動，利用民族主義偏見來宣揚蘇聯某個民族優於其它民族。」
此後，在藝術與媒體、新聞與出版、醫學及其它諸多行業中，猶太人被系統地解除了所有權力職位。逮捕變得越來越常見，衝擊了各種環境。史達林諾（Stalino）冶金聯合企業的一群「工程師破壞分子」，於1952年8月12日被判死刑並處決，其中幾乎所有人都是猶太人。莫洛托夫的猶太妻子波林娜．熱姆丘任娜（Paulina Zhemchuzhina）是紡織業的高層主管，因「丟失含有國家機密的文件」，於1949年1月21日被捕，並被送往集中營關押5年。史達林私人秘書亞歷山大．波斯克列貝舍夫（Aleksandr Poskrebyshev）的妻子也是猶太人，於1952年7月被控從事間諜活動並遭槍決。莫洛托夫和波斯克列貝舍夫都繼續為史達林效力，好像什麼也沒發生一樣。
儘管這種反猶主義廣泛存在，但審判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的準備工作卻拖延了很長時間。直到1952年5月，被告被捕逾兩年半後，這場審判才秘密開始。現有的、不完整的書面證據顯示，準備時間特別長有兩個可能的原因。一個是史達林當時正在極其秘密地策劃「列寧格勒事件」。這是一樁重要案例，與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事件共同構成了最終大清洗的基石之一。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史達林同時也參與了完全重組安全部門。阿巴庫莫夫於1951年7月被捕，證明是這次重組的中心事件。這一行動是針對有權有勢的拉夫連季‧貝利亞（Lavrenti Beria）。他長期擔任秘密警察頭目，且是政治局成員。這樣一來，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事件就處於一場權力鬥爭的核心地位，也在後來構成了一系列爭論的基礎。這些爭論引發了「醫生的陰謀」，並導致第二次大恐怖。#（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裡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