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新聞網2019年03月28日】
《共產主義黑皮書》第三部分 另一個歐洲：共產主義的犧牲品（44）
在對以前盟友的政治審判方面，捷克斯洛伐克的所為大概是最純粹和最憤世嫉俗的例子。該國在戰爭結束時是勝利者一方，其在1945年後的重建迅速讓人們忘記了早先斯洛伐克人曾經與德國的合作，是由於1944年8月底斯洛伐克國民起義反對納粹占領者才被徹底結束的。1945年11月，由於與同盟國簽署的協議，紅軍被迫撤退，同時占領了西波西米亞省的美軍也被迫撤退。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在1946年5月的選舉中獲勝，但它在斯洛伐克是少數派，民主黨在那裡獲得了62%的選票。自解放以來，一直與共產黨分享權力的政治家夢已經表明他們對自由和民主的堅持，在國內外以及斯洛伐克參與了（對共產黨的）抵抗。
捷克斯洛伐克和蘇聯已經開放的檔案曝光了布爾什維克主義追隨者們喪心病狂的行為。1929年12月，針對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被指責遵循莫斯科的命令，他們的領導人哥特瓦爾德（Klement Gottwald）在議會的一個演講中做出了下述回應：「我們是捷克斯洛伐克無產階級的政黨，那麼自然的，我們最高的革命總部在莫斯科。而且你很清楚為甚麼我們去莫斯科：我們去那裡向俄國布爾什維克學習如何擰你們的脖子。你們都知道布爾什維克派的俄國人已成為那門藝術的大師！」
1946年5月的選舉之後，這個決心「擰脖子的人」，已然完成從自學者到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領導人的軌跡，就像法國人多列士（Maurice Thorez，譯者註：法國共產黨領導人）那樣，當上了國務主席。然後他又成為所有壓迫的導演，開始是在幕後，後來就公開了。
國家安全組織（Statni bezpecnost；StB）第一個下手做政治上操縱和騷擾的目標是斯洛伐克民主黨。其它非共產主義的捷克政黨，其中許多是反斯洛伐克民族主義的，幾乎沒有反對這些手段。1947年9月，共產黨控制的警察宣布了在斯洛伐克 「發現」 了反對國家的陰謀。隨之而來的危機使得民主黨失去了在斯洛伐克政府中的多數席位，其三位總書記中的兩位被捕。
1948年2月的布拉格政變大大加快了壓迫的進程，為共產黨壟斷權力打開了大門。在2月份由於非共產黨員部長們中的大多數人辭職造成的危機期間，許多人被下獄，包括民主黨主席、斯洛伐克人厄修尼（Jan Ursiny），他曾在哥特瓦爾德領導的政府中擔任副總理，直到被迫於1947年秋辭職；還有司法部長德第納（Prokop Drtina）。在德國占領期間，兩人都參與了抵抗運動。
斯洛伐克民主黨的領導人是第一批受到公審的，時間在1948年4月和5月。25人被判刑，一人被判30年。到那時，司法和警察壓制的總的目標似乎已經建立起來：要找出軍隊和安全部門內部的敵人，還有民主自由黨和社會民主黨負責人，而直到1948年2月這些人還都是盟友；他們中的一些人甚至非常支持與共產黨人的密切合作。
皮卡（Heliodor Pika）和波茲德尼克（Josef Podsednik）的案例是這一階段政治犯命運的典型。
皮卡將軍是一位偉大的愛國和民主人士，在抵抗運動中曾經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傾向於與蘇聯合作，1941年春，在6月22日德國襲擊前，被晉升為捷克斯洛伐克駐蘇聯的軍事代表團的領導層。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他的傾向於與莫斯科友好合作的行動和政策以及他與蘇聯的衝突，都一直是眾所周知的。衝突是源於他試圖解救在蘇聯營地和監獄中的一萬多捷克公民，這些人被抓的罪名大多數是因為在1938至1939年間「非法越過蘇聯邊境」，為的是試圖參加正在蘇聯境內組建的捷克斯洛伐克軍隊。他的愛國主義和對「民族民主革命」中的所為甚至在1945年之後也是毋庸置疑的，當時他擔任捷克斯洛伐克軍隊總參謀長的第一助手。
自1945年末以來，皮卡的活動一直受到與蘇聯情報部門關係密切的共產黨人賴辛（Bedrich Reicin）領導的一個軍事情報部門的密切監視。1948年2月，皮卡將軍被從軍中解職；他在5月被捕，並被指控在蘇聯時作為一名英國特工，破壞捷克斯洛伐克戰時的努力。他在1949年1月28日被一個1948年年中成立的、以政治迫害為目的的特別法庭判處死刑。1949年6月21日早上，他被絞死在比爾森（Plzen）監獄的院子裡。賴辛告訴他的同事們，蘇聯曾要求把皮卡將軍處理掉，因為他對蘇聯情報部門了解太多。這樣的知識無疑也解釋了為甚麼賴辛本人也在三年後被絞死了。
1948年2月，波茲德尼克是摩拉維亞（Moravia）首都布爾諾（Brno）的市長。他在1946年的民主選舉中作為國家社會黨的候選人（20世紀初創建的政黨，與希特勒版本的「國家社會主義」毫無共同之處）贏得這一職位。他在政見上贊成共和國第一任總統馬薩裡克（Tomas Masaryk）提出的民主和人道主義理念，是一位能代表在1947年12月31日時已經有6萬多人的捷克社會主義者的大多數的人物。他也真誠地相信與共產黨人合作。1948年2月之後，這位布爾諾市長決定移民，但後來放棄了這個想法，以便集中精力幫助遭受迫害的前黨員。他在1948年9月3日被捕，在1949年3月被國家法院判處18年徒刑，罪名是非法活動、試圖通過暴力手段推翻政權、與反動的外國勢力聯絡等等。另外19名同時被定罪的其他黨員總共被判入獄74年。這次審判中的所有證人都是等待審判的政治犯。其它團體，包括來自摩拉維亞南部的32名活動人士，後來作為「波茲德尼克事件」的一部分，總共被判刑62年。
波茲德尼克審判是公開的。多年以後，波茲德尼克在服刑15年後於1963年獲釋，他指出：「幾十個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領導人來到了審判現場，這是國家法院審理的第一個重大政治案件，其中包括司靈（Otto Sling，譯者註：曾任布爾諾市委第一書記）[後來在斯蘭斯基（Slanksy，譯者註：捷克斯洛伐克前共產黨總書記）的審判中被判死刑]，他在宣判的時候還笑了起來。」
捷克斯洛伐克消滅民主和社會主義盟友之舉在1950年5月31日至6月8日布拉格舉行的對霍拉科娃女士（Milada Horakova，譯者註：國家社會主義黨議員）的審判中達到頂點。來自社會主義黨、社會民主黨和人民黨的13位負責人以及一位托洛茨基派被判刑。包括霍拉科娃在內的4人被判死刑；另有4人被判終生監禁；5個人被判15年至28年不等（總共110年徒刑）。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期間由查詢委員會準備的正式報告顯示，另有300個政治審判與霍拉科娃的審判有關，僅社會主義黨一黨就有超過7千名前黨員被判刑。許多較大的審判於1950年5月至7月間在幾個省鎮舉行，來顯示所謂的陰謀在全國的規模。在35起審判中一共做出639個判決，其中10個死刑、48個無期徒刑，還有共計7,850年的徒刑。
霍拉科娃的審判在幾個方面成為了一個裡程碑。傑出的捷克歷史學家卡普蘭（Karel Kaplan）說，這是該國的第一個真正的表演式審判，是由蘇聯「顧問」們直接準備的第一個審判，蘇聯特勤部門的負責人曾前來協助編排了這個恐怖。在這一個精心準備的場面中，所有參與者──從證人到法官事先都知道他們的台詞，整個節目的作用是為當局做巨大的宣傳政變使用。
這個審判不僅標誌著共產主義歷史上也標誌著整個歐洲壓迫史上的一個重要階段：一位從1939年3月德國占領捷克斯洛伐克最早期開始就與納粹勇敢抗爭、被納粹關押近5年的婦女，被絞死了。簡而言之，霍拉科娃女士，一位從未打算以任何武裝形式抵制共產黨獨裁統治的民主人士，是一名受害者。
這件事帶出了很多問題。為甚麼西方不再更大聲地抗議這個罪行？為甚麼沒有人回應愛因斯坦的抗議或收集請願簽名？為甚麼其他在歐洲別的地區參加了抵抗納粹戰鬥的人沒有回應？為甚麼他們不試圖從絞刑架下搶救他們的一個自己人？
以下一個在差不多同時、對在巴黎舉行的一個共產主義者知識分子的派對遊戲的敘述，部分揭示了當時普遍存在的心態。
1951年底，「心理劇」並未引起太多關注。我和克萊爾在新年夜的午夜之際，從一個我家人的家庭聚會到庫爾塔地（Pierre Courtade）住的地方的另一個家庭聚會。[他是共產黨的記者和作家。]每個人都很開心。事實上，每個人都醉得可以。我所有的朋友說，「你就是我們等著的那個人」。他們向我解釋了遊戲的玩法。杜維尼奧（Jean Duvignaud）[一位藝術史學家和社會學家]說，每個時代都創造了他們自己的文學體裁或形式：希臘人有悲劇、文藝復興時期有十四行詩、古典時代有用五幕戲和用三一律寫的詞等等。社會主義時代發明了自己的形式：莫斯科式作秀審判。這些參加派對的人，喝了酒都變壞了些，決定來玩審判。他們所需要的只是一個被指控的人，因我最後一個來到，顯而易見就成了這個人選。韋蘭（Roger Vailland）[一個共產黨作家]是檢察官，庫爾塔地是辯護律師。我不得不扮演我的位置。我的抗議相當軟弱，然後決定就隨他去吧。指控是相當嚴重的，我違犯了「守則」的十個條款，被告有破壞意識形態、與文化敵人合作、與國際間諜合謀、哲學上嚴重叛國等等。當我想在審查期間爭辯的時候，檢察官、律師、證人等等都變得很生氣。我的律師在法庭上的講話非常糟糕，他懇請要考慮情況從輕判決，但我應該被儘快解除生的負擔。感謝酒精，這小丑般的場景很快就變成了噩夢一般，本該是一個模仿秀的遊戲開始傷人了。當判刑被通過（我當然得了死刑），有兩位女性，包括我妻子，真的開始變得非常沮喪。每個人都哭喊著，去櫥櫃裡找幫助消化的藥，往頭上放冷敷。我們所有人──法官、律師和被告──忙著照顧他們並試圖讓他們冷靜下來。我想我是唯一一個沒喝醉的人，但我不是唯一一個感到羞恥的人。
毫無疑問，現在回想此事，我們都很生氣。這裡肯定有一個點，過了之後，瘋狂就會消減你的責任感。但在你還沒達到這一點之前，瘋狂並不能減輕你的責任的重負。你「選擇」瘋狂來逃脫在你脖子上越勒越緊的套索，而你不敢出一點差錯。
我們的癲狂是當下癲狂的一個後果。我們不僅讓一種廣泛的痴呆病合理化，還在內化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