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新聞網2019年06月02日】
《共產主義黑皮書》第三部分 另一個歐洲：共產主義的犧牲品（50）
20世紀的前半期，對共產黨同仁的迫害，是中歐和東南歐壓迫歷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無論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還是其任一地方分支都沒有停止過對「資產階級正義和合法性」以及對法西斯和納粹壓迫的譴責。毫無疑問，成千上萬共產黨武裝人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作為納粹和法西斯壓迫的受害者而離世。
但對共產黨人的迫害並沒有因為「人民的民主」逐步建立起來、「無產階級專政」 取代了「資產階級獨裁」而停止。
1945年在匈牙利，秘密警察囚禁了達曼尼（Pal Demeny）、斯括尼克（Jozsef Skolnik）及其一些朋友。所有這些人都認為自己是共產主義者，而且他們是以此名號領導了地下抵抗團體，經常為其招募年輕人和工人。在工業中心裡，他們的團體成員人數比共產黨員團體的人要多，後者宣誓效忠於莫斯科，並認為如達曼尼這樣的競爭對手是托派或「偏離主義者」。當解放的時刻終於到來，達曼尼遇到了與他曾經與之作戰的人同樣的命運，他一直被監禁到1957年。
在羅馬尼亞，共產黨在上世紀30年代中期的總書記佛利斯（Stefan Foris）的命運更加悲慘。他被指控為警察代理人，直到1944年一直受到監視，並在1946年被一根鐵棍擊中而斃命。他的母親到處找他，發現他被淹死在特蘭西瓦尼亞的一條河裡，脖子上繫著石塊。齊奧塞斯庫（Ceausescu）在1968年譴責了佛利斯和他的朋友們遭到的政治暗殺。
達曼尼、佛利斯和其他人的例子非常清楚地表明，對於大權在握的人來說，黨內有「好」的、忠於莫斯科的共產黨員和「壞」的、拒絕加入其看起來是一個不獨立的政黨的共產黨人。這個原則在某些國家隨時間而有所變化，但共產黨迫害的辯證法在1948年之後迫害向黨內轉移時，變得更為複雜得多。
1948年6月底，共產黨工人黨情報局（Cominform）全面譴責狄托的南斯拉夫並要求把他推翻。Cominform成立於1947年9月，包括了除阿爾巴尼亞以外的、所有當時掌權的共產黨，還有西歐兩個最強大的共產黨──法國和義大利的共產黨。在隨後的幾個月裡，「偏離主義」（反對莫斯科的統治權力）開始形成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一個新的現象。對從中心自主和獨立的渴望，以前只能在小團體中感覺到，現在變成了整個國的一個領域。一個巴爾幹的小國家，其共產黨的專權已經經過考驗，對整個共產主義帝國發起了挑戰。日益緊張的局勢給鎮壓共產黨提供了新的角度。共產黨員自己以及共產國家的公民，現在可以被指控為敵對的外國共產國家的盟友或代理人。
在對共產黨人的迫害方面，有兩個重要的歷史上的「新穎之處」──發生在南斯拉夫的一眾事件和對狄托主義者的壓制──直到現在也很少有對前者的關注。在被報紙稱為「狄托與史達林的分裂」發生之後，南斯拉夫經歷了一個經濟危機，有人認為，比戰爭時期經歷過的還要更糟糕。與外部世界的連接被反覆切斷，而蘇聯的坦克就部署在邊境附近，讓該國感到嚴重受威脅。在1948至1949年，一個已經被戰爭及其後果摧毀的國家，再面臨蘇聯入侵和新戰爭的可能，讓人不幸福。
位於貝爾格勒的政府對「南斯拉夫叛變」的指控和武力的威脅做出的反應是，孤立那些忠於莫斯科的人物，此外，還把任何贊同Cominform在1948年6月通過的決議的人，稱為informbirovtsi（共產黨工人黨情報局的人）。這種孤立不只是一個來阻止與外界的聯繫的拘禁過程。狄托的政府仍然帶有深重的布爾什維克的主張，而提出了一個人們可能會想到的解決方案：它開設了更多的監獄營地。南斯拉夫有很多島，也許是暗指設立在索洛韋茨基（Solovetski）群島上的第一個布爾什維克營地，主要的營地被叫做Goli Otok，意即「裸島」。這可不是普通的營地；它使用類似於那些在羅馬尼亞皮特什蒂（Pitesti）使用過的再教育方法。例如，有一種刑罰被稱為「恥辱之路」或「傑克兔」，迫使新來的犯人挑戰走過一長隊列的老犯人，而老犯人部分為了改善他們在當局那裡的地位，會打新來的人、侮辱他們，並在他們經過時扔石頭。那兒還有批評、自我指控和認罪的儀式。
酷刑對拘禁者來說像是每天吃麵包一樣。眾多花樣之一有一種簡稱為「桶」，把囚犯的頭部壓入一個裝滿糞便的容器。另一個叫做「碉堡」，強迫囚犯在一個狹小的空間裡待很久。再教育者使用最普遍的方法──讓人想起在納粹集中營中乾的──是在亞得裡亞海的岩石島嶼上砸石頭。而完成整套羞辱，就把石頭在一天結束時再扔回大海。
1948至1949年間在南斯拉夫開始的對共產黨人的迫害，可能是歐洲迄今為止見過的最大規模的迫害運動之一，包括上世紀20到40年代的蘇聯、30年代的德國，以及納粹占領期間對共產黨人的壓迫。考慮到當時居民的人數和共產黨員的人數，在南斯拉夫發生的是一個真正巨大的事情。根據長期保密的官方消息來源，「清洗」影響到了16,371人，被審判的5,037人中有四分之三被送到「裸島」和格古爾（Grgur）。傑吉耶爾（Vladimir Dedijer，譯者註：南斯拉夫政治家、人權活動家、歷史學家）的獨立分析認為，僅僅去「裸島」營地的人數就在31,000到32,000之間。但是即便是最近的研究也無法得出死於槍決、疲累、飢餓、流行病甚至是自殺（很多共產黨人為逃脫殘忍的現實而選擇的解決辦法）的囚犯的總人數。
迫害共產黨人的另一個方面較為人所知：在其它「人民民主國家」中對狄托分子的壓迫。這通常以作秀公審的形式發生，旨在影響有關國家的公眾輿論，並起到國際上的作用。這些審判的進展證明了莫斯科的懷疑是有根據的：主要的敵人在共產黨內部。隨之而來的警惕和不信任必須成為真正的共產黨人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