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全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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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評》編輯部
2018年6月7日

前言
 

撒旦對人的誘惑並不是只發生在伊甸園中，今天它仍然以人類意想不到的方式誘惑、恐嚇和毀滅著人。以神的標準衡量，魔鬼已經占領了我們的世界，這個過程就是人類受到誘惑和脅迫而不斷背離神的過程。這個魔鬼就是共產主義邪靈。

共產主義並非一種思潮、學說，或者在人類尋找出路時一個失敗了的嘗試。它是魔鬼，亦稱共產邪靈，由恨和宇宙低層空間各種敗壞物質構成。它原本是一條蛇，到了表層空間的體現形式則是一條紅龍。它與仇視正神的撒旦為伍，同時利用各種低靈和魔禍亂人間。這個邪靈的終極目的就是要毀滅人類，在神歸來挽救眾生的最後關頭，讓人不信神，讓人的道德敗壞到背棄神和傳統，聽不懂神的教誨而導致最終被淘汰。

共產邪靈詭計多端、千變萬化，有時會以屍山血海的暴力來恐嚇不肯追隨它的人；有時打著「科學」、「進步」的口號和勾畫出美好的藍圖欺騙人追隨它；有時以故作高深的學問讓人以為它是人類未來的發展方向；有時則以「民主」、「平等」、「社會公正」等口號滲入到教育、媒體、藝術、法律等諸多領域中以潛移默化地將人吸引到它的旗下；有時冠以「社會主義」、「進步主義」、「自由派」、「新馬克思主義」、各種左翼黨派等令人迷惑的名稱；有時打著「和平反戰」、 「環保主義」、「全球化」、「政治正確」等貌似正義的旗幟；有時支持「先鋒藝術」、「性解放」、毒品合法化、同性戀等放縱人的慾望還讓人誤以為是一種社會時尚──暴力或激進並不是唯一的表現形式，它有時也偽裝出心懷大眾福祉的嘴臉，但它的根本特徵是不擇手段地摧毀傳統的一切，包括信仰、宗教、道德、文化、家庭、藝術、教育、法律等，讓人在道德淪喪中墮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這個邪靈和它的各種變種，不但沒有隨著東歐共產黨的解體而消失，反而正在全世界大行其道。不止中國、古巴等國家仍公開宣稱自己是共產黨政權，就連被視為自由世界龍頭的美國也在共產邪靈的進攻下近乎全面淪陷，更遑論早已社會主義化的歐洲和共產黨勢力籠罩的非洲和拉丁美洲。這就是人類所面臨的怵目驚心的現實──共產邪靈毀滅人類的陰謀幾乎得逞了。

人類趨利避害的本能會讓人想要逃避苦難，或想出人頭地，或建立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或只是為了享受生活等等。這些想法本無可厚非，但人類一旦遠離了神，這些念頭都會成為共產邪靈的把柄，被它激勵和放大，從而讓人落入它的掌控。而共產邪靈反神逆天的狂妄，也造成了被操控者的狂妄──圖謀通過權力、金錢、知識來扮演上帝，主宰他人的命運和歷史的進程，並進而形成一種社會潮流。

人是神造的，人性中善惡俱在。人如果棄惡揚善，就可以歸向神；反之則倒向魔，這一點全憑人的選擇。

我們發現，許多本性尚在的善良人，都是在不知不覺中成為共產邪靈的代理人或成為被共產邪靈操縱的、列寧所形容的「有用的白痴」。雖然社會整體上已經在共產邪靈的誘惑下墮落到毀滅的邊緣，但真正心甘情願地把靈魂抵押給魔鬼、有意敗壞人類的人畢竟極少極少。對大多數人來說，人性中的善良還是給了人擺脫邪靈的機會──這就是我們撰寫這本書的目的，將這個複雜而艱深的問題儘量用淺白的語言和道理闡述出來，讓人看清共產邪靈的各種伎倆，更重要的是將神給人確立的道德、文化、藝術等傳統呈現出來，讓人在神和邪靈之間做出選擇。

人的善念一出，神就會幫助人跳出魔鬼的控制，但認清魔鬼的過程卻需要讀者深思明辨。我們將從一個全新的高度、廣闊的視角，重新審視幾百年來的歷史潮流及演變，辨析魔鬼是如何以各種面具、各種手段占領及操控了我們的世界的。我們的目的不只是為了寫歷史，我們更關注如何能不再讓魔鬼統治我們的世界。這有賴於人自身的覺醒、主動拋棄邪惡和走回神給人規定的傳統之路及生活方式。

神一定會戰勝魔鬼，而我們選擇站在哪一邊卻決定著我們生命永遠的歸宿。

 

緒論：魔鬼在統治我們的世界

目 錄

1.共產主義是魔鬼，其目的是毀滅人類
2.魔鬼毀滅人類的主要方式
3.共產主義思想是魔鬼的意識形態
4.作為一種超自然力量的魔鬼的特點
5.魔鬼的多個面目
6.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
7.對共產主義的嚮往是一種「羅曼蒂克」的幻想
8.魔鬼造成文化的毀滅和道德的崩潰
9.回歸神，恢復傳統，走出魔鬼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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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的解體和東歐共產主義政權的垮台，標誌著持續了近半個世紀的東西方兩大陣營間冷戰的結束，很多世人為此感到樂觀，以為共產主義的威脅已經成為過去。

而實際情況是，原教旨的和改頭換面的共產主義思想仍然在肆虐全球，這既包括仍然固守著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話語的中國、北韓、古巴、越南，也有共產主義因素仍然囂張的前蘇聯東歐國家；既有打著民主或共和旗號實行社會主義的諸多非洲和南美國家，也有被共產主義因素嚴重侵蝕而不自知的歐洲和北美民主國家。

共產主義造成的戰爭、饑荒、屠殺、暴政雖然怵目驚心，但其危害卻絕不限於此。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與人類歷史上的所有政治制度截然不同的是，共產主義與人性、人的價值和尊嚴為敵。在一個多世紀的實踐中，它建立了包括蘇聯和中國在內的一系列龐大的極權國家，造成了上億人的非正常死亡，奴役了幾十億人口，並曾經一度把世界帶到核戰爭的邊緣。更重要的是，它造成了大面積的家庭解體、社會混亂、道德崩潰和整個人類文明的沉淪。

共產主義的本質到底是什麼？它的終極目的又是什麼？共產主義為什麼似乎處處與人類為敵？人類的出路在哪裡？

1.共產主義是魔鬼，其目的是毀滅人類

「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蕩。」 《共產黨宣言》以「幽靈」做開場白，絕非馬克思一時的心血來潮。如本書前言所述，共產主義並非一種思潮、學說，或者在人類尋找出路時一個失敗了的嘗試。它是魔鬼，亦稱共產邪靈，由恨和宇宙底層空間各種敗壞物質構成。它原本是一條蛇，到了表層空間的體現形式則是一條紅龍。共產邪靈與仇視正神的撒旦為伍，同時利用各種低靈和魔禍亂人間。這個邪靈的終極目的是毀滅全人類，在神歸來挽救眾生的最後關頭，讓人不信神，道德敗壞到背棄神和傳統，最終聽不懂神的教誨而導致被淘汰。

冷戰後，東歐和蘇聯的共產政權解體了，而共產主義並沒有解體，共產主義的幽靈未死，它的毒素不僅繼續危害前共產國家，而且早已通過各種形式滲透到了全球。魔鬼藉由掌控人的意識形態，滲透進人類社會的各行各業。共產邪靈所刻意灌輸給人類的各種變異觀念，不知不覺中已經在全球泛濫，迷失的人們甚至將其當成了自己的想法和願望，導致人類的是非、善惡標準大幅度地傾斜、顛倒。魔鬼的陰謀幾乎得逞！

當共產邪靈即將在獰笑中慶祝它的勝利時，絕大多數世人卻認為它走向了失敗。世人處於毀滅的邊緣，卻還蒙在鼓裡。還有比這更危險的境地嗎？

2.魔鬼毀滅人類的主要方式

人是神造的，慈悲的神一直守護著他的子民。魔鬼深知，要想讓神不再管他創造的人類，唯有切斷人和神的聯繫。它為了毀滅人類，採用的最主要方式是破壞神傳給人的文化、並敗壞人的道德，把人變異到神難以挽救的程度。

人是神性和魔性同在、既可道德墮落、又可道德提升的生命。信神的人都知道，一個有道德追求的人，他的正念正行會得到神的眷顧，神會加持他的正念，神也會幫助他的正行，神更會為他創造奇蹟；同時，神會提高他的道德層次，使他成為更加高尚的人，直至回歸天國。然而，一個道德低下的人，一個充滿私慾、貪婪、愚昧、狂妄無知的人，他的惡念惡行不可能得到神的認可；相反，魔鬼會加強他的狂妄無知，加重的他的私慾、惡念，更會操縱利用他的惡行造業，貽害人間，使他道德持續下滑，直至墮落地獄。當人類社會的道德水準普遍下降，魔鬼就會推波助瀾，以各種方式肆意操控利用人們的惡念惡行，以徹底毀滅人類。

十八世紀以來，歐洲歷史進入劇烈動盪時期，人類道德的整體滑坡給魔鬼造成了可乘之機。它有步驟地顛覆善惡是非標準，灌輸無神論、唯物論、進化論、鬥爭哲學等邪說。它選定了信奉邪教的馬克思作為其人間代理人，於1848年推出《共產黨宣言》，揚言用暴力消滅私有制、階級、國家、宗教和家庭。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共產主義第一次嘗試奪取政權。

馬克思主義追隨者聲稱，政權問題是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中心問題。我們如果了解了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就會發現政權問題對共產主義來說既重要又不重要。說它重要，是因為掌握政權是大面積敗壞人類的快捷方式，只有掌握了政權，共產黨才能用暴力和強制推廣其意識形態，在短時間內從根本上破壞一個民族的傳統文化。說它不重要，是因為即使沒有掌握政權，魔鬼依然可以用其它方式變異人的道德，達到其毀滅人類的終極目的。因此，在其實踐中，暴力不是唯一的方法，政權不是唯一的手段。事實上，共產主義這個魔鬼採用了極為靈活多變的手法，利用人類的一切弱點，使用欺詐和愚弄的手段，通過擾亂人類思想、顛覆正統文化、破壞社會秩序、製造社會動亂、分化撕裂社會等方式，全方位占領了世界。

3.共產主義思想是魔鬼的意識形態

神給人類社會奠定了基於普世價值的豐富文化，鋪墊了人回歸天國之路，魔鬼的共產主義和神奠定的傳統文化是根本對立、水火不容的。

共產邪靈以無神論、唯物論為核心，集合了德國的哲學、法國的社會革命、英國的政治經濟學等元素，以一種世俗宗教取代了神和正教在社會及文化中的位置。共產主義把整個世界變成了它的教堂，把人的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都納入了它的控制範圍。魔鬼占據了人們的思想，讓人們反神、排神，背離傳統；魔鬼在背後操控著人類一步步地走向毀滅。

魔鬼選定馬克思等人間代理人，在人間反對和破壞神給人類社會奠定的法則，宣揚階級鬥爭，廢除舊的社會制度。在東方它發動暴力革命，建立政教合一的極權國家；在西方通過高稅收、高福利進行財富再分配，搞漸進式的非暴力共產主義；在全世界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滲透進各個國家的政體，通過摧毀一切社會秩序的世界革命而達到消滅國家的目的，最後建立一個世界性統治機構取代所有國家和政府，讓魔鬼掌控世界權力。這便是共產主義許諾的建立一個沒有階級、國家和政府，並且進行集體生產的社會，最終使人類社會達到「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所謂「人間天堂」。

共產主義以實現其世界大同、「人間天堂」的理念為綱領，推動無神論指導下的「社會進化」；用唯物論摧毀人的精神追求、信仰和宗教，讓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滲透到社會的每一個領域、每一個角落，包括政治、經濟、教育、哲學、歷史、文學、藝術、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甚至宗教等等。如同意識形態中的癌細胞，共產主義不斷增殖，並排除一切其他意識形態，其中包括對神的信仰，進而毀滅國家主權、民族意識，最後消滅人類的道德和文化傳統，讓人類走向毀滅。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揚言：「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這句話相當準確地概括了共產主義近二百年來的實踐。

道德來源於神，神規定道德標準永恆不變。道德標準從來不該是人來定的，也不會隨著人的權勢而變。而共產主義則要對任何一種道德「宣判死刑」，讓共產主義的信徒來重新定義道德。在否定道德的同時，共產主義用各種負面因素驅逐人類傳統中的正面因素，進而讓負面因素占領整個世界。

傳統的法律源於道德並維護道德，共產主義讓道德和法律分離，通過制訂惡法、惡意曲解傳統的憲法和法律來摧毀道德。

神叫人行善，共產主義鼓吹階級鬥爭，提倡暴力和殺戮。

神給人奠定了家庭作為基本的社會單元，共產主義認為家庭是私有制的表現形式，揚言要消滅家庭。

神讓人有獲得財富的自由和生活的權利，而共產主義要消滅私有財產、剝奪地產、提高稅收、壟斷信貸和資本，徹底掌控人的經濟生活。

神奠定人類社會的道德、政府、法律、社會和文化形態，而共產主義則要「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

神傳給人正統藝術，是為了將神和天國世界的景象通過這種獨特的方式傳遞給人，讓人回憶起天國的美好，升起敬神的信心，提升人的道德與修為。共產主義則讓人崇尚現代變異藝術，窒息人的神性，放縱魔性，操縱整個藝術界傳播擴散低、丑、怪、惡、頹廢的負面信息。

神讓人謙卑、敬天敬神，共產主義專門給人灌輸魔性和狂傲，讓人走向對神的悖逆、不服從。它放大人性中的惡，用所謂的「自由」讓人們隨心所欲，失去道德的約束並消除人的負罪感；以「平等」為口號煽動人的妒嫉心，並用各種手段刺激人的虛榮，讓人們被眼前的名利誘惑而跟從魔鬼。

二戰後，有形的共產主義陣營進一步擴大，共產黨社會和自由社會在世間對峙，開始了數十年的冷戰。共產主義學說成了共產黨國家的世俗宗教，成為課本上不可挑戰的「真理」。在其它國家，改頭換面的共產主義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4.作為一種超自然力量的魔鬼的特點

魔鬼是一種超自然力量，理解共產邪靈的屬性是理解魔鬼製造的世間亂像的鑰匙。

共產邪靈由恨構成，它從人的恨當中汲取能量。

共產邪靈與撒旦為伍，有時不可分，我們也不必試圖把二者分清。

魔鬼在東西方同時布局，在各行各業同時布局，其力量時而分開，時而合一；聲東擊西、借力打力；不拘一格。

魔鬼是超限戰的始作俑者：宗教、家庭、政治、經濟、金融、軍事、教育、學術、藝術、媒體、娛樂、大眾文化、社會生活、國際關係，全都變成魔鬼毀滅人類的戰場。

魔鬼的黑色能量瞬間就從一個領域蔓延到另外一個領域，從一個團體轉移到另外一個團體，從一個運動擴展到另外一個運動。比如，七十年代西方反越戰運動退潮後，魔鬼操控反叛青年轉而推動女權運動、環保運動、同性戀合法化運動，另外一部分則進入西方社會體制內，試圖從內部顛覆西方文明。

魔鬼能夠操縱有不好思想的人做它的人間代理人，以偽善欺騙善良而單純的好人做它的代理人或辯護士。

魔鬼代理人遍布社會頂層、社會上層、社會中層、社會下層、社會底層，因此魔鬼的行動有時表現為自下而上的革命，有時表現為自上而下的陰謀，有時表現為由中間層發起的改良。

魔鬼能夠變形、分體。它能夠調動另外空間的低靈為它服務。色情、毒癮都是魔，都成為邪靈利用的工具。這些低靈爛鬼從人的負面情緒——仇恨、恐懼、絕望、狂妄、悖逆、妒嫉、淫邪、憤怒、發狂、怠惰等——當中吸取能量。

魔鬼隱秘而狡猾，它利用人的各種貪慾、邪念、魔性、陰暗與負面的東西。人符合了它的想法，它就會控制人。很多時候人以為在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事，其實卻是邪惡在背後操控。

5.魔鬼的多個面目

正如魔鬼有多個名字，共產主義也以不同的面目示人。魔鬼慣用相互對立的表現形式迷惑世人：或為強制極權，或鼓吹民主；或為計劃經濟，或為市場經濟；或是全面的言論管制，或是極端的言論自由；在一些國家反對同性戀，在另外一些國家推動同性戀合法化；有時大肆破壞環境，有時鼓譟環境保護，不一而足。它可以主張暴力革命，也可以信奉和平演變。它可以表現為一種政治經濟制度，也可以表現為藝術文化思潮。它可以表現為純粹的理想主義，也可以表現為冷血的陰謀權術。共產極權國家只是魔鬼的一種表現形態，絕非其唯一的表現形態；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只是其歪理邪說的一部分，絕非其邪說的全部。

自從十八世紀的空想社會主義以來，世人至少目睹了科學社會主義、費邊社會主義、工團社會主義、基督教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人道的社會主義、生態社會主義、福利國家、馬列主義、毛主義等等諸多流派。這些流派可以簡單地分為兩大類：暴力共產主義和非暴力的共產主義。滲透和蠶食是非暴力共產主義的主要手段。

魔鬼最具有欺騙性的招數之一，是在貌似對立的東西方兩大陣營同時布局。當魔鬼轟轟烈烈侵略東方的時候，同時也改頭換面潛入了西方。英國的費邊社，德國的社會民主黨，法國的第二國際，美國的社會主義黨和其它為數眾多的社會主義團體，把毀滅的種子撒播到了西歐和北美國家。冷戰過程中，蘇聯和中國的大屠殺、集中營、大饑荒和大清洗，使一些西方人慶幸自己仍然擁有優裕的生活和自由的環境。某些社會主義者從人道主義出發，甚至公開譴責蘇聯的暴行，更讓很多人放鬆了警惕。

共產主義魔鬼在西方使用了十分複雜多樣的面具，打著各種不同的旗號，讓人防不勝防。自由主義、進步主義、法蘭克福學派、新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反文化運動、和平反戰運動、性解放運動、同性戀合法化運動、女權主義、環保主義、社會公正、政治正確、經濟上的凱恩斯主義、各種前衛藝術流派，多元文化運動等等，這些流派或運動，或來源於共產主義，或被共產主義所利用，來實現其邪惡目的。

6.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

在西方社會，很多人把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分割開來，給社會主義大行其道提供了土壤和空間。其實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社會主義就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

1875年，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明確地提出了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和高級階段的設想。恩格斯晚年，迫於國際形勢的變化，提出利用選票獲取政權的「民主社會主義」，被「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和理論家採納，成為今天世界上很多資本主義國家的左翼政黨。列寧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作出了明確界定。他認為，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第一階段或初級階段，共產主義是在社會主義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可見，社會主義本來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一部分，是國際共運的一部分。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是共產主義的前期準備。當今西方流行的各種社會主義或左翼學派，表面上好像與共產主義無關，其實，就是非暴力共產主義的具體體現。相對於暴力革命，西方的選票就是非暴力的革命手段；相對於公有制，西方的高稅收就是變相的公有制；相對於計劃經濟，西方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制度就是蠶食資本主義的變相體制。事實上，西方國家的許多左翼政黨把實行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制度看作是實現社會主義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方面。

在人們譴責共產主義的罪惡時，不應該只看到暴力和屠殺，更應該有能力識別社會主義制度本身帶來的危害。非暴力的共產主義，也正在以各種社會主義的名義招搖撞騙，蠱惑人心。認識共產主義，就不得不首先認清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因為共產主義不是一蹴而就的，如同一個生命，它也有從小長大的過程，也是從初級階段發展起來的。

現在歐美的某些社會主義或福利國家的「共同富裕」是以犧牲個人自由為代價的。這些國家的人民尚能夠維持一定的政治自由，是因為其社會主義發展程度不高的緣故。但社會主義不是一個靜止的概念。社會主義國家以結果平等為最重要的目標，勢必不斷剝奪人的自由。社會主義必然會向共產主義過渡，也即個人自由會被不斷地剝奪。

如果一個自由國家一夜之間變成極權國家，宣傳與現實之間的巨大反差會使大部分民眾的心理無法適應，很多人會奮起反抗，至少是消極抵抗。這就造成了極權國家統治成本極高，當權者必須大規模殺戮以消除阻力。蘇聯和中國都在和平時期對本國民眾進行了大規模殺戮，這是重要原因之一。

與極權國家不同，自由社會的社會主義以立法的方式，「溫水煮青蛙」式地、一部分一部分地剝奪民眾的自由。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過程持續幾十年、幾代人的時間，讓人逐漸地麻木、遺忘、適應，因此更具有欺騙性。就其本質與目的而言，這種漸進式的社會主義和暴力的社會主義並無實質的不同。

社會主義以立法的方式保證民眾的「平等權利」，實質是讓人在道德上向下拉齊，剝奪人向善的自由。在正常條件下，民眾的宗教信仰、道德水準、文化素養、教育程度、聰明才智、吃苦耐勞、認真負責、勇於進取、創新創業等各個方面都千差萬別，要保證平等，不可能把低水平的瞬間拔高，只可能人為地抑制水平較高的人群。尤其是在道德方面，社會主義在西方國家以「反歧視」、「反仇恨」、「價值中立」、「政治正確」為藉口，取消道德判斷，無異於取消了道德本身。所以我們才看到各種反神、瀆神的言行、性變態行為、魔性藝術、色情產業、賭博、毒品被法律保護、「合法化」、「常態化」了。這就構成了對信神的、道德高尚群體的反向歧視，最終是要把這些群體邊緣化、逐漸消滅掉。

7.對共產主義的嚮往是一種「羅曼蒂克」的幻想

至今仍然有不少西方人對共產主義抱著「羅漫蒂克」的幻想，是因為他們沒有真正在共產黨國家生活過、吃過苦頭，對共產主義的現實缺乏了解。

冷戰時期，很多西方的知識分子、藝術家、新聞記者、政客、青年學生到蘇聯、中國或者古巴參觀、訪問、旅遊。他們看到的情況和這些國家民眾的真實生活之間有著天壤之別。共產黨國家把欺騙性的對外宣傳做到極致。參觀者看到的是特意給他們布置的樣板村、樣板工廠、樣板學校、樣板醫院、樣板幼兒園、樣板監獄等，所有接待者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共產黨員或者「政治上可靠的」人，很多參觀都經過彩排。迎接參觀者的是鮮花、美酒、歌舞、宴會、天真爛漫的男女青年、笑容可掬的官員，他們看到的熱火朝天的勞動場面、平等自由的交談、求知若渴的學生、海誓山盟的婚禮。他們看不到的是走過場的審判、草率的判決、公審大會、武鬥、批鬥、綁架、強制洗腦、關禁閉、古拉格的勞改營、集體屠殺，沒收土地、房屋和財產、饑荒、公共服務嚴重匱乏、沒有隱私權、普通公民被竊聽、盯梢、人人互相監視、告密、政權交接時的殘酷鬥爭、特權階級窮奢極侈、老百姓受苦遭罪。

參觀者把他們看到的假像當成共產黨國家的常態，通過寫書、寫文章、演講的方式傳播到社會上，至今仍然主導著西方人對共產黨國家的想像。少部分人看出了一些破綻，但卻掉進了另外一個陷阱：他們以共產主義「同路人」自居，覺得「家醜不可外揚」，「共產黨國家的殺戮、饑饉和壓迫是探索過程中的必然現象」，「雖然道路是曲折的，前途卻是光明的」，說出真相就會給「社會主義事業」抹黑，他們因此缺乏必要的誠實和勇氣講出真相，相反卻選擇了可恥的沉默。

共產主義宣稱，將建立一個人人自由、人人平等、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物質產品極大豐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每個人都能夠自由發展的十全十美的人間天堂。這樣的社會只在幻想中存在，是魔鬼欺騙人的誘餌。權力永遠只掌握在少數人手中。真正的共產主義制度是少數人使用國家機器壓迫、奴役、剝削大眾的極權國家。因為時機未到，現在某些以社會主義體制自詡的國家還戴著溫情脈脈的面紗。只要條件成熟，「圖窮匕首見」，天真地憧憬著美好未來的社會主義者們悔之晚矣。

8.魔鬼造成文化的毀滅和道德的崩潰

魔鬼在各個國家、各個領域都安插了自己的代理人，帶領無知而輕信的世人在毀滅的路上大踏步行進。

共產主義教人反神、排神，它一方面從宗教外部攻擊宗教，一方面操縱敗壞了的宗教痞子到宗教內部變異宗教。宗教被政治化、商業化、娛樂化，為數眾多的神職人員道德敗壞，胡亂解釋宗教經典，用歪理邪說造成信眾的思想混亂，甚至姦淫信眾，包括年幼的信徒。這些亂像造成了真誠的宗教信徒的困惑和絕望。僅僅一個多世紀以前，虔誠地信神是好人的代名詞。時至今日，信神、信仰宗教竟然成為愚昧、迷信的標籤，甚至是幾個私人朋友在一起，也不敢提起自己的宗教信仰，怕被人嘲笑。

共產主義以消滅家庭為重要目標，它以男女平等的名義破壞家庭結構、宣揚共產共妻。二十世紀以來，它又掀起當代女權運動，鼓吹性解放，混淆性別角色，攻擊所謂「父權制」，削弱父親在家庭中的地位和作用，改變婚姻定義，鼓吹同性戀合法化，鼓吹離婚權、墮胎權，用福利政策鼓勵單親家庭。這一切造成了家庭的解體和與之伴生的貧困和犯罪。這是過去幾十年中最令人怵目驚心的社會變化之一。

政治上，除了共產黨國家繼續實行專制以外，自由社會的政黨政治也出現全面危機。共產主義利用民主國家制度和法律上的漏洞，努力操控一個或者幾個主要政黨。為了在黨爭中勝出，政治家們競相使用不道德的手段，向選民許諾無法兌現的好處。共產黨和受共產主義操控的政黨滲透政治的結果是，各個國家的政治光譜普遍向左偏移，紛紛採納強徵稅、高福利、大政府、干預主義的政策，並用法律把這些做法固定下來。政府行為對社會有很強的塑造作用。伴隨著政府左傾，整個社會都被左派意識形態滲透，再用教育給青少年洗腦，下一代人就只能選出更加左傾的領導人。

本該傳承人類智慧和文明精華的教育殿堂也遭到了駭人聽聞的顛覆。從上世紀初葉，共產邪靈就安排了人類教育的系統破壞。在文化傳統深厚的中國，為了切斷中國人和傳統文化的聯繫，早在共產黨成立之前，共產主義就操縱了「新文化運動」，對傳統思想道德、語言文學進行惡毒的攻擊。「白話文運動」、「簡化漢字運動」切斷了中國人和傳統文化的聯繫。中共建政之後，迅速完成了教育的國有化，把共產黨文化作為教科書的基本內容，把幾代中國人培養成了好勇鬥狠的狼崽子。

在西方，邪靈打著科學、進步、民主的旗號，發起「進步主義教育運動」，通過控制哲學、心理學、教育學研究，一步步控制教育學院，對教師和教育管理者進行洗腦。在中小學教育方面，把正統理念、傳統道德逐漸逐出教材和課堂，同時降低教學難度，使很多學生得不到足夠的讀寫算術能力以及常識和判斷力。學生被以各種方法灌輸了大量的無神論、進化論、唯物論和鬥爭哲學。六十年代反文化運動以來，「政治正確」成為新的思想警察，強制教師灌輸各種變異思想。年輕人從學校畢業，沒有道德，不懂文化，缺乏常識和責任感，只能隨波逐流，加速社會的整體下滑。

社會上毒品泛濫，犯罪猖獗，媒體上充斥著性和暴力，藝術以丑為美，各種邪教和巫術橫行，青少年沉迷於追星、電腦遊戲、社交媒體，精神萎靡不振。恐怖主義以針對無辜民眾的無理性暴力，突破了一切傳統政治規則的底線，更讓人惶惶不安，有朝不保夕之慮。

9.回歸神，恢復傳統，走出魔鬼的安排

人類文明是神傳給人的。中國文明曾經出現過漢唐盛世，西方文明在文藝復興中期達到頂峰。如果人能保持神傳給人的文明，當神再來的時候，人能夠接續與神的聯繫，聽懂神傳給人的法。如果人破壞了這個文化傳統，道德墮落，當神再來的時候，人會因為罪業太大與思維變異而聽不懂神的教誨，這對於人類來說就是最危險的。

這是一個絕望和希望並存的時代。不信神的人在感官享樂中得過且過，信神的人在困惑不安中等待著神的歸來。

共產主義禍亂人間，意欲最終毀滅全人類，其安排細緻而具體。它們的圖謀是如此地「成功」，其中絕大部分已經完成或接近完成。魔鬼正在統治我們的世界！

人類古老的智慧告訴我們：一正壓百邪；佛性一出，震動十方世界。魔鬼看似強大，在神的面前卻不堪一擊。假如人能保持真誠、善良、慈悲、寬容、忍讓的本性，就一定會得到神的護佑，魔鬼就會無能為力。

創世主慈悲無限，給了所有生命走出劫難的機會。如果人類能恢復傳統，提升道德，聽懂創世主的慈悲呼喚和解救人類的天法，就能衝破魔鬼的毀滅性安排，走上得救之路，走向未來。

 

第一章 共產主義魔鬼毀滅人類大勢鳥瞰──魔鬼毀人之三十六計
 

目錄

1. 變亂人類思想
【第一計】詭稱無神
【第二計】妄言唯物
【第三計】邪說進化
【第四計】迷信科學
【第五計】鬥爭哲學
【第六計】眾聲喧譁
【第七計】變亂語言
2. 顛覆正統文化
【第八計】腐蝕教育
【第九計】魔變藝術
【第十計】控制媒體
【第十一計】推黃賭毒
【第十二計】變異各業
3. 破壞社會秩序
【第十三計】侵蝕教會
【第十四計】解體家庭
【第十五計】東方極權
【第十六計】西方滲透
【第十七計】邪變法律
【第十八計】操控貨幣
【第十九計】超級政府
4. 操縱社會運動，製造社會動盪
【第二十計】發動戰爭
【第二十一計】煽動革命
【第二十二計】經濟危機
【第二十三計】離土斷根
【第二十四計】綁架運動
【第二十五計】恐怖主義
5. 有拉有打，分而治之
【第二十六計】殺戮異己
【第二十七計】拉攏精英
【第二十八計】愚化大眾
【第二十九計】製造暴民
【第三十計】加速淘汰
【第三十一計】肢解社會
6. 掩蓋和防範
【第三十二計】瞞天過海
【第三十三計】聲東擊西
【第三十四計】妖化論敵
【第三十五計】轉移視線
【第三十六計】把握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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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在末劫時毀滅人類，魔鬼做了一系列細緻的安排。要想看清魔鬼毀滅人類的大趨勢、大圖像、大脈絡，就必須跳出人世間紛繁複雜的表象，從超越人類社會的高度，審視幾百年來的人類歷史。同時，「魔鬼往往存在於細節當中」。在具有宏觀視野的同時，我們也不能忽略，魔鬼在很多具體事件、群體、部門、過程中，以其慣有的狡猾，安排了很多誘人落入陷阱的陰謀詭計。
1. 變亂人類思想

魔鬼要毀滅人，首先要做到的就是顛倒人的善惡、好壞、是非觀念。它要把壞的說成好的，惡的說成善的。它要把歪理邪說偽裝成「科學公理」，把強盜邏輯詭辯為「社會公正」，把思想箝制宣稱為「政治正確」，把容忍罪惡美化為「價值中立」。

【第一計】詭稱無神

人是神造的，如果人能保持對神的正信，神會一直保護著人。故而欲毀滅人，必先離間神人關係。於是魔鬼派遣其人間代理人散布無神論，一步一步變亂人的思想。十九世紀初葉，德國哲學家費爾巴哈聲稱「上帝不過是人的內在本性的投射」。共產主義的《國際歌》宣稱「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人的倫理道德、文化形式、社會結構、理性思維等等皆來源於神。在不斷遷流變化的歷史長河中，對神的信仰就像是一根堅固的纜繩，沒有它，人類社會這艘小船就會隨波飄蕩，不知駛向何方。詭稱無神之後，狂妄的人被誘導著扮演神，試圖左右他人和社會的命運。正如英國思想家埃德蒙‧柏克所言：「凡人假扮上帝，就會如魔鬼般行事。」狂熱的共產主義者往往是這些試圖假扮上帝之人。詭稱無神，是魔鬼一切騙術的第一步，也是其一切罪惡的基礎。

【第二計】妄言唯物

馬克思主義哲學以「物質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為根本原理，殊不知精神物質是一性的。無神論出現時適逢工業革命帶來的生產力大發展，加重了人對物質和技術的崇拜和依賴。本著實證科學的理念，人們開始否定神言、神跡，系統地排斥對神的信仰。魔鬼散布唯物論不是要進行哲學探討，而是以唯物論為武器，顛覆人的精神信仰。唯物論是無神論的必然推論，也是此後一系列形形色色思想流派的總根源。

【第三計】邪說進化

達爾文的進化論原是沒有根據的假說，其立論之魯莽滅裂、推理之粗糙荒謬有目共睹。魔鬼要切斷人與神的聯繫，把神造的人貶損成動物，並進一步使人喪失自尊，推廣進化論邪說。到二十世紀以後，進化論一步步占領學術和教育領域，把神創論排斥出學校教育，形成壟斷局面；另一方面，把達爾文主義推演成「社會達爾文主義」，宣揚「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邪說，加劇了國家之間的惡性競爭，把國際社會變成叢林世界。

【第四計】迷信科學

宣揚實證科學、唯科學主義、科學至上學說，用「科學理性」取代人的理性，讓人「眼見為實」，凡是看得見摸得著的才相信，看不見摸不著的就不相信，以此加強無神論。現有科學體系不能解釋的現象一概歸為迷信或乾脆視而不見，用科學的大棒打擊信仰和道德，把科學變成一種排他性的宗教，壟斷教育和學術。

【第五計】鬥爭哲學

德國古典哲學家黑格爾的辯證法學說，究其實質，無非是邏輯思維的一般規律，在中國先秦思想裡早有精要的闡明。馬克思主義片面吸收了黑格爾的辯證法學說，並無限誇大矛盾雙方的對立和鬥爭。共產主義的目的不是統一矛盾或解決矛盾，而是「使世界的矛盾，儘量擴大，使人類的鬥爭，永無止境」（蔣介石語）。在實踐中，共產邪靈在人群當中煽動仇恨，製造和擴大矛盾，最後在混亂中趁機發動革命或者政變掌權。這種模式已經重複了無數次。

【第六計】眾聲喧譁

在無神論、唯物論基礎上創造、傳播大量哲學流派、思潮，比如馬克思主義、馬基雅維利主義、社會主義、虛無主義、無政府主義、功利主義、唯美主義、弗洛伊德主義、現代主義、存在主義、後現代主義、解構主義等，一方面製造意識形態的對立，另一方面讓哲學家和學者陷入大量繁瑣無聊、貌似高深的理論問題之中，對真正重大的問題無暇顧及。學者群體集中了人類社會的才智之士，但過去一百多年中，他們中的很多人成為魔鬼推廣其意識形態的工具，或只能用扭曲變異的思維解讀這個世界。

【第七計】變亂語言

就像喬治‧奧威爾《一九八四》裡大洋國的「新話」一樣，魔鬼也操縱其人間的代理人製造出大量的新語詞，或者對原有的語詞進行重新定義。在魔鬼的詞典裡，自由變成了不受任何道德、法律和傳統約束的極端自由；「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機會均等」等變成了片面的結果平等，也就是絕對平均主義；「仁者愛人」或者「愛鄰如己」之博愛變成了沒有原則的所謂「寬容」；理性變成了狹隘的實證科學的工具理性；「正義」變成了追求結果平等的「社會公正」。語言是思想的工具，魔鬼搶占了定義語詞的制高點，就等於掌握了人思想的範圍和走向，人們被限制、誘導，只能得出魔鬼允許他們得出的結論。
2. 顛覆正統文化

人類的正統文化來源於神的系統傳授，除了能夠維持人類社會的正常運行以外，神傳的文化更重要的作用在於，在末劫來臨時，使人類能夠聽懂神傳的法，從而能夠得救，免於淘汰。神傳授的文化自然具有對魔鬼意識形態和陰謀詭計的防範和抵製作用，因此魔鬼必然用各種方式引誘人、逼迫人破壞傳統文化。推出諸多吸引不同團體和個人奮鬥的「遠大目標」，代替傳統的人生觀和價值觀，讓人去終身奮鬥，甚至為其不惜生命。

【第八計】腐蝕教育

教育的作用在人類社會舉足輕重。幾千年來，傳統教育傳承人類優秀文化，引導人向善，成為道德高尚並掌握一定技能的好人和公民。從十九世紀起，歐美各國開始建立義務教育制度和公立教育系統。進入二十世紀後，公立學校越來越多地向學生灌輸反傳統的理念，信仰和道德被排斥，進化論成為必修內容，各個學科的教科書慢慢被無神論、唯物論、階級鬥爭學說滲透。魔鬼控制教科書的編寫，把不符合魔鬼意識形態的內容，包括傳統文化和偉大經典，摒棄在外。聰明而有思想的學生被引導到魔鬼的意識形態上去，或者是讓他們的聰明才智消耗到無關緊要的問題當中，使其無暇顧及關係人生與社會的重要問題。延長學生在校時間，儘早地把兒童從父母身邊帶走，把學生和家庭影響隔離，以便其從小就接受魔鬼意識形態的灌輸。以「獨立思考」為名，引導學生遠離傳統，培養學生對老師、家長的敵意，鼓勵學生反傳統、反權威。逐漸降低教學難度，使學生的讀寫算術能力越來越差；教給他們各種變異觀念和以「政治正確」名義篡改的歷史，使很多學生喪失思考複雜深刻問題的能力，使其沉溺於膚淺低俗刺激性的娛樂，既沒有思考問題的習慣，也沒有思考問題的能力。

在魔鬼掌權的國家，從幼兒園一直到博士班，在一個幾乎全封閉的環境裡對學生大劑量、長時間、高強度地灌輸魔鬼的意識形態。即使學生畢業以後接觸到真實的社會，也只能以扭曲的思維方式得出變異的結論。

【第九計】魔變藝術

人類的正統藝術來源於神，最早出現在神殿、教堂和廟宇中，是神與人溝通的重要方式，也是維持人的道德水平的重要文化形式。正統藝術表現真和善、美好和光明。變異文學藝術是魔鬼破壞傳統文化敗壞人類道德的重要一環。魔鬼以「表現現實」為藉口，在藝術領域引入印象主義，在文學領域引入現實主義、自然主義；又以「創新」、「批判現實」等為藉口，引入表現主義、抽象主義等形形色色的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對崇高的嗤之荒謬，純潔的標上無聊；下流的變成有趣，無恥的賞以成功。垃圾被擺上藝術的殿堂，大噪之音和靡靡之音被吹捧為藝術的新潮流，陰暗的繪畫表現的直接就是鬼的世界，充滿魔性的搖滾樂、行為藝術早就突破了人的道德底線。很多青少年更是把外形醜惡、行為墮落的明星當成偶像，狂熱地追捧。

【第十計】控制媒體

為了蒙蔽人，魔鬼千方百計地控制人的信息來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大眾媒體。在掌握了政權的國家，壟斷一切媒體；所有的媒體都是「黨的喉舌」，起著替共產黨宣傳辯護的作用。在尚未掌握政權的國家，鼓吹極端的言論自由，讓謬誤和造謠、低俗和瑣碎淹沒一切嚴肅的探討和交流。利用經濟手段控制主要媒體，以它們為槓桿，操縱輿論走向。大部分民眾忙於生計，無法從浩如煙海的信息中找出真正重要的內容，只有少數人有足夠的智慧和勇氣看出魔鬼的陰謀，但其呼聲被淹沒在眾聲喧譁之中，難以左右大局。

【第十一計】推黃賭毒

鼓吹墮落的生活方式，鼓吹性亂、同性戀等變異性行為；推廣賭博、吸毒等，讓人上癮；讓青少年對電子產品、尤其是帶有暴力、色情、靈異內容的電腦遊戲上癮。一旦形成強烈的癮好，此人就會被魔鬼操縱而無法自拔。

【第十二計】變異各業

人類社會的傳統行業是神有意安排傳給人的。如果人能守護傳統行業不失，在一定程度上就能夠保留對神的記憶並保持與神的聯繫。魔鬼不能容忍人保留與神的紐帶，誓要用各種方式消滅傳統的行業。它讓萬魔出洞，把無數光鮮亮麗的時尚亂象改頭換面拋向各行各業，變異、敗壞各行各業中的傳統精神和規範，迅速淘汰傳統行業，讓傳統手藝後繼無人。讓各行各業競相拋棄傳統，陷入所謂「創新」的怪圈。讓魔給追求名利之人以變異的「靈感」、敗壞的「創意」，讓世界變得光怪陸離，引導人們追隨潮流，放大慾望，沉迷享樂。這種亂本身就是成功——因為如果人不能遵循神給人安排的生活方式，沒有時間去思考人生的真正意義，就等於在把人引向魔鬼設定的毀滅之途。
3. 破壞社會秩序

就其人間的表現形式而言，共產黨具有流氓幫派和邪教的兩面性，邪教是其意識形態，流氓幫派是其組織形式。共產黨為了占領世界，必須選擇一些人間的代理人。在東方，其代理人是列寧、史達林、毛澤東、江澤民等黨魁及其追隨者；在西方，其組織形式和代理人就非常複雜。眾所周知，占領世界最快捷的方式是選擇最有影響力的組織和個人，所以魔鬼一定會選擇最有權力者實施其陰謀。而權力主要有三種形式：政權（軍權是政權的延伸）、金權、話語權。政權包括政府和政黨，金權包括財團和工商企業，話語權包括宗教界、學術界、教育界、新聞媒體和文藝娛樂。三種權力形式都是魔鬼急欲染指、控制的領域。

【第十三計】侵蝕教會

變異宗教，用社會宗教代替啟示宗教；派代理人進入教會內部改變教義甚至經書，炮製「解放神學」，把馬克思主義和階級鬥爭引入宗教；敗壞神職人員道德，讓人對神的救度感到徹底幻滅。

【第十四計】解體家庭

神給人創造了穩定的社會結構，其中最重要的社會結構包括家庭、國家和教會。家庭是神傳給人的基本的社會單元，是守護信仰的堡壘、實踐道德的基本環境、社會穩定的基石、傳承文化的重要機構。魔鬼用女權主義、反對父權制、性解放運動、同性戀合法化運動、鼓勵同居、通姦、離婚、墮胎等方式顛覆破壞傳統家庭，混淆男女性別角色。這是魔鬼通過敗壞人的道德來毀滅人的重要步驟。

【第十五計】東方極權

魔鬼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被削弱的機會，煽動革命，首先逼迫沙皇退位，然後發動十月政變，奪取了政權。此後，蘇俄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並且建立共產國際（史稱第三國際）向世界各國輸出革命。美國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分別於1919年、1921年成立，都是聽命於其蘇俄主子的共產黨支部。蘇共支持中共依靠暴力和謊言，也依靠二戰之後中國社會的特殊形勢，奪取了中國的政權。蘇共和中共分別在和平年代針對自己本國人民，以極其殘忍的手段屠殺了幾千萬人。中共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發動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向一切人類文明成果宣戰，破壞了五千年的傳統文明。八十年代後，中共為了解決生存危機，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但政治領域絲毫沒有放鬆，又相繼進行了鎮壓「六四」學生運動和迫害法輪功精神信仰的運動，一直維持至今。

【第十六計】西方滲透

中華傳統皇朝、西方傳統的王權、美國三權分立的共和制度是神在不同時期根據人類社會的具體情況給人奠定的政體形式。魔鬼暫時無法通過革命的方式在西方國家掌權，於是採用「滲透」的方式，慢慢侵蝕西方國家的肌體，逐漸掌控在意識形態上的領導權。時至今日，除了不講暴力革命以外，西方國家實行的基本屬於變形的共產主義制度。

【第十七計】邪變法律

神的誡命是法律的來源，道德是法律的不變基礎。在重新定義了「道德」、「自由」等概念之後，魔鬼又進一步操控法律的制訂權和解釋權。在東方共產國家魔鬼制訂惡法，並隨意解釋法律；在西方民主國家，以滲透的方式任意解釋法律，以修改法律的方式重新界定人的行為，取消道德規定的善惡，用法律規定善惡；用法律來保護惡（如殺人、通姦、同性戀）、打擊善。

【第十八計】操控貨幣

廢除金本位，通過控制貨幣發行量製造周期性的經濟危機。改變傳統的「量入為出」的理財觀念，讓政府和個人都陷入「高消費」、「超前消費」的習慣不能自拔。鼓勵各個國家借債，籍此削弱這些國家的主權。鼓勵百姓借錢消費，這樣他們必須依賴銀行、政府，成為終生的債務奴隸。

【第十九計】超級政府

利用經濟全球化趨勢，建立世界政府，迫使各民族國家讓渡自己的主權。魔鬼用「軟」和「硬」兩手，即一方面用「國際聯盟」、「聯合國」、「地區一體化」、「世界政府」等「美好願景」為誘餌，同時對各國政府和政客威逼利誘，以武力、戰爭和動盪來使人類失去安全感，逐漸把世界納入超級極權政府的計劃，以對全人類進行最嚴厲的人口管制、行政管制、思想管制。
4. 操縱社會運動，製造社會動盪

為了徹底顛覆傳統人類社會，魔鬼製造了大規模的人口流動、社會運動和社會動盪，其過程令人驚心動魄，歷時至少幾百年。

【第二十計】發動戰爭

戰爭是魔鬼實現其目的的利器。它能打破原有國際秩序，摧毀傳統的堡壘，加速傳播魔鬼的意識形態。許多戰爭的背後都有魔鬼操縱。如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戰消滅歐洲幾大帝國，削弱沙皇俄國，為布爾什維克革命準備條件。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戰，為中共攫取政權準備條件，同時幫助蘇聯武力入侵東歐國家，建立社會主義陣營。二戰也造成前殖民地國家統治失序，蘇聯和中共趁機扶植各國共產黨，發動所謂「民族解放運動」，把亞非拉的很多國家置於其卵翼之下。

【第二十一計】煽動革命

掌握政權是魔鬼毀滅人類的快捷方式，只要有可能，魔鬼總是以掌握政權為第一選擇。馬克思在總結巴黎公社的「經驗教訓」時指出，工人階級必須打破原有的國家機器，代之以自己的國家機器。政權問題一直是馬克思主義政治學說的核心問題。煽動革命可以分為幾個步驟：第一步，煽動仇恨，分化人群；第二步，用謊言欺騙大眾，建立「革命的統一戰線」；第三步，各個擊破反抗力量；第四步，用暴力製造恐怖氣氛和混亂局面；第五步，發動政變奪取政權；第六步，鎮壓「反動派」，用革命的恐怖建立並維持新秩序。共產國家妄圖發動「世界革命」，成立共產國際，向全世界輸出革命，扶植各國左翼勢力，在各國製造亂局。

【第二十二計】經濟危機

製造、利用經濟危機，伺機發動革命，或者以救世主的面目提出社會主義的解決方案。民主國家的政客「病急亂投醫」，只好一次次和魔鬼簽訂出賣靈魂的契約，一步步把國家引入大政府、高稅收的社會主義泥潭。美國新馬克思主義者說：「真正的行動藏身在敵人的反應之中」，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魔鬼的策略。三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是歐美國家走上大政府、干預主義的關鍵，2008年的金融危機也為政府的繼續左傾準備了條件。

【第二十三計】離土斷根

移民現象自古存在，是人類社會的正常現象。但近代以來，出現了某些大規模的移民潮，包括國際間的和一國之內的移民潮，這是邪靈刻意操縱的結果。讓人們遠離自己的祖國和故鄉，可以達到多重目的：淡化民族意識、模糊國境線，削弱國家主權，也即削弱了各國維護其文化傳統和社會秩序的能力；使大面積人群失去文化的根，更容易被現代潮流裹挾；藉機挑起宗教和民族間的仇恨和矛盾；把立足未穩的新移民變成左派政黨的投票機器；使大面積的人群不適應新環境，為生計而疲於奔命，無暇顧及精神道德層面的事情，也沒有能力深度參與國家和社會的治理，從而方便了魔鬼的代理人竊取權力，左右社會走向。

【第二十四計】綁架運動

共產邪靈利用社會上原有的一些現象和趨勢，煽風點火，使事態升級，把某些正常的社會訴求擴大成聲勢浩大的運動，從而達到其攪亂社會、打擊政敵、搶奪話語權和道德制高點、最終趁機奪權的目的。西方的和平反戰運動、環保主義運動等均屬此列。

【第二十五計】恐怖主義

共產主義革命以恐怖主義起家，共產國家實行國家的恐怖主義。前蘇聯、中共資助扶持國際恐怖主義，作為對抗西方自由世界的一支別動隊。以鬥爭哲學發展出的列寧主義為當代恐怖主義提供了理論溫床。魔鬼以各種方式分化人群，挑起仇恨，使個人怨恨擴展為對更大群體的仇恨，滋長各類恐怖主義行為。恐怖主義非理性的濫殺無辜，增強人的荒謬感、無助感，把社會變成一個無處可逃的所在。無處不在的暴力更容易使人變得反社會、抑鬱焦慮、憤世嫉俗，這就破壞了原有的社會肌體，使社會碎片化，達到了魔鬼對人「分而治之」的目的。
5. 有拉有打，分而治之

為了毀滅人類，魔鬼對不同的人採用了不同的態度，或殺戮，或收買，或控制，或愚弄，或把其變成殺人工具、發動革命和叛亂的暴民。

【第二十六計】殺戮異己

人的慧根不同，有人離神近、悟性好，不會輕易上魔鬼的當。尤其是像中國這樣有悠久歷史的國家，魔鬼的騙術不易奏效。因此中共發動一系列政治運動，殺戮了數以千萬計的傳統文化精英，迅速造成文化的斷層。不管是在中國還是在西方，對於能夠認清魔鬼陰謀的智者和勇士，魔鬼不惜以各種方式消滅其肉體，包括政治運動、宗教迫害、羅織罪名肆意構陷，直至暗殺。

【第二十七計】拉攏精英

拉攏各國、各行各業的精英，使其為自己服務。為了讓精英為自己服務，魔鬼有針對性地施以利益，並以聽命於自己的程度來決定給予其大小不等的權力。對求權求名的各類精英，予之以名、權；對貪婪之士，誘之以利；對狂妄之徒，進一步助其自我膨脹；對無知者，充分利用其無知；對忠誠者，轉移其忠誠的對像；對痴迷者，加重其痴迷程度；對才智之士，用科學、唯物的幌子和話語權去引誘；對有遠大抱負和良好願望者，充分利用其善良和抱負。讓他們覺得自己是總統、總理、學者、智囊、決策者、當權者、精英、領導人、財閥銀行巨頭、教授、專家、諾貝爾獎得主……讓他們有組織，有等級，有出人頭地的身份，有萬眾矚目的權勢，有取之不盡的財富。因勢利導，不拘一格，對症下藥，百試不爽。在魔鬼眼裡，那些上當受騙者統統是「無知的代理人」、「有用的傻瓜」。

【第二十八計】愚化大眾

控制大眾的信息通道，用錯誤的歷史觀（如馬克思的階級史觀）篡改歷史，愚化教育，控制媒體。靈活運用表面的安撫和膚淺的娛樂；讓大眾只關心切身利益、低俗娛樂、情色迷亂、體育比賽、花邊新聞。同時吹捧大眾，迎合選民，使其喪失警覺和判斷力。在共產極權國家，絕不許民眾染指政治；在民主國家，把關心公共事務的民眾的注意力吸引到瑣碎細小、無足輕重的政策問題上（比如變性人的權利），這是中國兵法中有名的「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之法。製造社會熱點，炒作轟動事件，甚至不惜發動恐怖攻擊和局部戰爭來掩蓋魔鬼的真實企圖。用現代意識俘獲大眾，用社會的大多數淹沒那些尚具有傳統觀念的人。利用哲學家討論各民族文化的陰暗面，以偏概全，培養民眾對傳統的反感。挑動年輕一代反權威，濫用「批判性思維」、「創造性思維」，從根源上障礙，甚至杜絕他們吸收傳統文化中的知識和智慧。

【第二十九計】製造暴民

在共產國家，把傳統文化精英殺戮殆盡之後，魔鬼力圖把殺不掉的人變成殺人不眨眼的「狼崽子」，尋找合適的時機讓他們把革命和暴亂輸出到其它國家和地區。中共在中國大陸攫取政權後，用了一代人的時間，「成功」培育出一代「狼崽子」，他們在文革初期打砸搶燒，無惡不作，十幾歲的花季少女打死老師亦毫無悔意。現在活躍在中國各社交媒體上的「五毛黨」，動不動喊打喊殺，什麼「寧願大陸不長草，也要收回釣魚島」，「寧願中國遍地墳，也要殺光日本人」，他們也是中共培養的預備殺手。在西方，共產黨直接吸取法國革命和巴黎公社的「經驗」，每次革命和暴亂都以一群毫無顧忌、也毫無廉恥、憐憫之心的暴徒為先鋒。

【第三十計】加速淘汰

加速代際更替，越來越快地淘汰老一輩人。讓老年人遠離決定社會走向的權力中心，用這種方式加速人類遠離傳統。不斷下調選舉權的年齡下限，在政治上和各行各業中增加年輕人的權重，把有傳統觀念的人、清醒的人邊緣化，直至淘汰出局。在文學藝術和流行文化中，吹捧年輕人的趣味和價值觀，鼓動人追逐時尚、符合潮流，否則就要被淘汰。加速科學技術的更新換代，加快生活節奏，使老年人無法適應；加速移民、城市改造等，改變原有城鄉面貌，讓老年人產生疏離感；給中青年一代製造更大的生活壓力，使其沒有精力陪伴照顧父母，增加老年人的孤獨無助感。

【第三十一計】肢解社會

傳統的人類社會，人們守望相助，發生矛盾時，有宗教、道德、法律、民俗等作為協調人際關係的工具，社會結構具有極大的穩定性。魔鬼無法在短期內使這樣的有機社會分化瓦解、走向崩潰，因此必須把社會分成很小的單元，最好是每個人各自為戰，彼此不相往來，這樣就方便了魔鬼見縫插針、各個擊破。魔鬼千方百計地用不同標準把社會分成互相對立的團體，再煽動各團體之間的仇恨和鬥爭，比如階級、性別、種族、民族、教派等都可作為劃分依據；煽動有產者和無產者、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進步分子和「落後分子」、自由派和保守派等互相對立。另一方面，政府權力不斷擴大；原子化的、孤立的個人根本無法和掌握了一切資源的極權政府相抗衡。顯而易見，社會的碎片化和極權政府的權力集中化是同一個過程的兩面。
6. 掩蓋和防範

就像犯罪分子在作案現場要抹去自己的指紋一樣，魔鬼也要千方百計地掩藏自己。其騙術登峰造極。

【第三十二計】瞞天過海

小的騙局往往發生在暗處，而魔鬼的天大騙局卻發生在明處，甚至表現得「合情、合理、合法」。普通人無法理解、也無法想像如此邪惡、如此巨大的陰謀，所以即使有人揭露魔鬼陰謀的局部，也很難被人理解和接受。此外，魔鬼還故意以不同方式釋放出計劃的局部，引起人的猜疑和恐懼，增加混亂的因素。

【第三十三計】聲東擊西

冷戰時期，世界分為你死我活的兩大軍事政治集團，但誰能想到，在似乎截然對立的兩種社會制度之下，同一個魔變過程正在以不同的方式發生著。西方改頭換面的共產主義者、社會主義者、費邊主義者、自由主義者、進步主義者甚至公開表示不認同蘇聯或者中國模式，但他們所為之努力奮鬥的社會形式其實並無不同。易以言之，魔鬼在東方和西方、共產主義陣營和自由世界虛虛實實、聲東擊西，起著互為奧援、彼此掩護的作用。

【第三十四計】妖化論敵

把揭露魔鬼的人妖魔化，稱他們為「陰謀論者」、「極端主義者」、「極右翼」、「另類右翼」、「種族主義者」、「性別歧視者」、「排外主義者」、「戰爭販子」、「煽動仇恨者」、「納粹分子」、「法西斯分子」等等，將之打入社會和學術邊緣，成為另類，讓人對他們嗤之以鼻，懼而遠之，使他們的言論沒有市場、他們的存在不具影響力。我們不是要給這些詞代表的人或者現象「平反」，我們只是要指出，使用這些貶義、惡意的標籤是魔鬼的一個慣用伎倆。

【第三十五計】轉移視線

魔鬼把它們的計劃安在某個民族，或者某個群體或個人身上，讓人們去仇恨、猜忌、調查這個民族、群體或個人而忽略了魔鬼本身。

【第三十六計】把握多數

即使用盡以上所有詭計，仍會有人不斷發現魔鬼的秘密，這是些非常有智慧的人。但那時魔鬼已經掌握了絕大多數人，這是它們掩蓋自己的社會基礎。少數發現魔鬼秘密的人就像處身曠野，他們的吶喊不會得到任何呼應而歸於湮滅。

*****

魔鬼毀人的手段層出不窮，千變萬化，列舉三十六計，也只是取其成數而已。上述手段雖然已經十分駭人聽聞，卻遠非魔鬼邪惡的全部。人永遠只能低估魔鬼的惡，卻無法高估魔鬼的惡。限於體例與篇幅，這裡只能概括地說明這些魔鬼常用的策略，具體例證和剖析將在後續章節中逐漸展開。
 

第二章 歐洲發端

目錄
引言

1.馬克思信仰的是反神的邪教

2.馬克思主義出現的歷史背景

3.法國大革命與共產主義

4.巴黎公社是共產主義在世間起家的開始

5.共產主義向世界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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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許多正教中都留下了預言，許多也都已應驗。而且這並不是一個宗教獨有的現象，其他還有像法國諾查丹瑪斯留下的《諸世紀》，以及秘魯、韓國等的傳世預言。而在中國，在漢、唐、宋、明代都有系統的預言，其準確性讓人驚訝。[1]

預言現象說明了一個很深刻的問題，也就是歷史並非是一個自然發展的過程，反而像是一個事先寫好的劇本，其發展方向和重大事件都是久遠年代前就已經安排好的。在歷史的最後時刻（這一時刻也可能是新一個歷史大周期的開始），則是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在等待的事件──救世主會來到人間。

在電影編劇中有一個基本的常識，那就是「一切為了高潮」。為了達到震撼人心的效果，編劇要設計許多人物和安排許多事件以促成這個高潮的到來。[2]如果站在這個角度上看，歷史這個劇本的高潮就是救世主大顯神跡之前的最後正邪大戰，而許多事件都是為此而做的安排。也就是說，為了最後的高潮，魔鬼在世間做了細密的安排以毀滅人類，而另一方面全能的創世主也慈悲安排了在最後關頭喚醒迷失的人們、讓人擺脫魔鬼的得救之路。這一切造成了人世間的複雜局面。

世界上許多正教都預言了最後創世主回到人間，也有很多宗教預言在此時將有非常可怕的事情出現，萬魔出世，世間亂象叢生，人的道德也非常敗壞。這就是今天這個世界的現實。

人的這種敗壞並非一朝一夕所致，重要原因之一是無神論的盛行，並用欺騙性的理論來蒙蔽人們的頭腦。這種欺騙在馬克思之前已經開始出現，而馬克思是集各種欺騙之大成者，並形成了一個貌似包羅萬象的理論。列寧則在馬克思的理論基礎上建立了一個極權暴政。簡而言之，馬克思就是為了最後干擾人使人不能認識創世主的魔鬼。他並不是一個無神論者，他所宗奉的是邪教，他的理論是魔鬼的代言。

1.馬克思信仰的是反神的邪教

馬克思一生中出版過大量書籍，廣為人知的兩部為1848年發表的《共產黨宣言》和1867年至1894年出版的《資本論》，是共產主義運動的理論基礎。而鮮為人知的是，西方的馬克思研究者發現，馬克思經過了一個魔變過程，使得他成為魔鬼的代言人。

馬克思年少時曾在作文裡熱情洋溢地讚美上帝，但是後來神秘的事情發生了，一個完全不同的馬克思出現了。

馬克思在《絕望者的魔咒》（Invocation of One in Despair）中道出了一些端倪。

「在詛咒和命運的刑具中，一個靈攫取了我的所有﹔整個世界已被拋諸腦後，我剩下的只有恨仇。我將在上蒼建起我的王座，寒冷與恐懼是其頂端，迷信的戰慄是其基座，而其主人，就是那最黑暗的極度痛苦。」[3]

馬克思在給他父親的信中寫道：「一個時代已然落幕，我的眾聖之聖四分五裂，新的靈必須來進駐。」「一種真正的不安占據了我，我無法讓這躁動的鬼魂平靜下來，直到我和疼愛我的你在一起。」

在馬克思的詩《蒼白少女》中，他寫道：「因此，我已失去天堂，我確知此事。我這曾經信仰上帝的靈魂，現已註定要下地獄。」

馬克思的親人清楚地感覺到馬克思的魔變。1837年3月2日，馬克思的父親寫信告訴他：「我曾期盼有朝一日你會大名鼎鼎、獲得世俗的成功，但現在我可以明確告訴你，它們並不能使我快樂。只有不讓魔鬼轉化你的心，我才能快樂。」

而馬克思的兒子Edgar，在1854年3月21日寫給馬克思的信中，開頭就是驚人的一句「我親愛的魔鬼」。

馬克思的女兒寫了一本書，說在她小時候，馬克思給她和她的姐妹們講了許多故事。她特別喜歡的故事與一個叫Hans Röckle的人有關。這個故事被連續講了幾個月，似乎永無完結。Hans Röckle是一名巫師，他有一間玩偶商店，並有巨額負債。他是巫師，但他經常缺錢，因此，無論他是否情願，他必須將那些可愛的玩偶一個接一個地賣給魔鬼。

馬克思賣給魔鬼的不是玩偶，而是自己的靈魂，從而換取自己想要的成功。在《演奏者》一詩中，馬克思有段奇異的自白：「地獄之氣升起並充滿我的頭腦，直到我發瘋、我的心完全變化。看見這把劍了嗎？黑暗之王把它賣給了我，它為我抽打時間，並給我印記，我的死亡之舞跳得更加大膽了。」[4]

羅伯特‧佩恩（Robert Payne）在其《馬克思》一書中評論道：「我們可以猜想，那些永不完結的故事，就是馬克思的自傳。他用魔鬼的眼光來看世界，他也具備了魔鬼的特性，有時他似乎意識到他在行使魔鬼的職責。」[5]

馬克思的靈魂走向邪惡、反對神的同時，他走向了與正教相反的邪教信仰。沃格林如此寫道，「馬克思知道他是一個創造世界的神靈。他不想成為受造物。他不想從受造物的生存視野來看這個世界……他想從對立統一（coincidentia oppositorum）的角度，即從神的立場來看世界。」[6]

在《人之傲》（Human Pride）一詩中，馬克思表達了要擺脫神、要和神平起平坐的意願。「帶著輕蔑，我向世界挑戰，在世界的臉上，到處投擲我的臂鎧，這侏儒般的龐然大物倒下、抽泣、傾沒，但它的倒塌仍不能熄滅我的喜悅。那時我將如神一般，穿越已成廢墟的王國，凱旋而行。我說的每一個字都是火與業，我感覺與造物主平起平坐。」

持邪教信仰的馬克思從反叛的視角寫道：「我一直想對造物主復仇。」「神的想法是一個變態文明的藍圖，一定要消滅它。」

馬克思死後不久，他的前女傭海倫（Helen Demuth）說：「他（馬克思）是一個敬畏『神』的人。當他病重時，他獨自在房間裡，頭上纏著帶子，面對著一排點燃的蠟燭祈禱。」分析指出，馬克思的祈禱儀式不是猶太教的（也不是基督教的），真實的馬克思不是無神論者。

在人類歷史上，出現過一些偉大的人物，在度化眾生的同時，也奠基了幾大文明。如耶穌奠定了基督教文明﹔中國的歷史上有老子，奠基了中華文明的重要支柱──道家思想﹔釋迦牟尼創立了佛教。這些偉大人物，儘管人們在研究他們的思想來自哪裡，但耶穌幾乎沒有上過學﹔釋迦牟尼和老子即使讀過很多書，但他們的智慧卻是修煉開悟而來，並非人間的知識。

與上述那些文明初創時應運而生的覺者相比，在文明走向最後正邪大戰的時候，也必有應劫而生的魔鬼代言人。馬克思的知識雖然借鑑了一些前人的理論，但其最終來源卻是直接來自邪靈。他在《關於黑格爾》一詩中狂妄地寫道：「因為我通過冥想發現了最深奧和最崇高的真理，所以我如同上帝一般偉大，我以黑暗為衣裳，就像『祂』那樣。」

馬克思在邪靈的安排下來到人間創立共產邪教，以敗壞人的道德為途徑，最終達到讓人背離神並最終被永遠銷毀到地獄中的目的。

2.馬克思主義出現的歷史背景

邪靈為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在世間做了種種理論準備，包括創造出某種社會形式以適應共產邪教的傳播。在這兩方面我們也稍作梳理分析。

許多學者認為馬克思的理論深受黑格爾和費爾巴哈（Ludwig Feuerbach）的影響。費爾巴哈就否定神的存在，認為宗教「不過是對於知覺的無限性的認識﹔或者說，在對無限的認識中，有意識的主體以其自身本能的無限性作為認識的對像」[7]。如果我們把費爾巴哈的理論做更通俗的闡述，他的意思是上帝不過是人造出來的，是人通過想像把自己的能力放大之後的結果。

費爾巴哈的理論可以讓我們對共產主義的出現和泛濫有一種更新的理解。也就是隨著科學的發展、機器的發明、物質的豐富、醫學的進步和給人提供的各種享受及娛樂能力的提升，人依靠上述物質基礎也能追求到幸福。如果人仍然不滿，還有一項阻礙就是社會形態的限制，因此人通過發展科技和改造社會，就會在人間建立「天堂」而不再需要神，這也正是共產邪教引導人敗壞或相信其邪教理論的重要手段之一。

費爾巴哈並不是最早否定基督教的人，例如弗裡德裡希‧史特勞斯（Friedrich Strauss）就在他1835年出版的《耶穌傳》（Life of Jesus）裡質疑《聖經》的真實性和耶穌的神性。這樣追溯上去，我們甚至可以追溯到17、18世紀的啟蒙運動甚至古希臘時期。但這並不是本書的目的。

儘管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比達爾文的《物種起源》早出版了十一年，但達爾文的進化論「假說」卻給馬克思提供了一個貌似「科學」的依據。如果一切物種都是自然發生的，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結果，而人又是最高級的生命，那麽這裡自然排除了神的位置（進化論中有很多不能自圓其說的矛盾，甚至漏洞百出，此處限於篇幅略去具體分析）。1860年12月，馬克思給恩格斯的信中說，「雖然《物種起源》這本書用英文寫得很粗略，但是它為我們的觀點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礎。」[8]這本書「可以用來當作歷史上的階級鬥爭的自然科學根據」。[9]

自然科學領域的進化論和哲學領域的唯物論為馬克思的理論提供了兩大迷惑人的工具。

除了理論準備之外，馬克思時代的社會也經歷著深刻的變化。馬克思出生於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1769年，瓦特改良了蒸汽機，歐洲從家庭手工業向機器大工業轉變。農業的發展釋放出很多剩餘勞動力，可以參與到工業生產中來﹔自由貿易的發展，讓產品可以行銷各地﹔金融革命則為工業革命注入了資本，這使得社會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工業化必然帶動城市的興起和人員、知識、觀點的流動。在城市中，人們的關係不像農村那麽密切，即使一個不受歡迎的人，也可以在某個城市安家立業，甚至著書立說。馬克思，也就在被德國驅逐後，輾轉法國和比利時，來到倫敦並居住在貧民窟中。

馬克思晚年的時候，已經發生了第二次工業革命，電力、內燃機、化學等相繼出現。隨後電報和電話的發明，讓通信也變得快捷方便。每次社會變動的時候，由於人類缺乏經驗，因此會產生貧富分化、經濟危機等問題，這為馬克思指責社會形態充滿罪惡、必須徹底砸碎的言論提供了傳播的土壤。而同時，這些新的科技又增強了人們改造自然的能力和放大了人的傲慢。

這裡需要再次強調的是，與其說這些社會變動和理論準備導致了馬克思主義的出現和傳播，毋寧說是魔鬼為了馬克思主義的出現和傳播而提前創造了那些條件。毋庸贅言，魔鬼也利用某些既成的社會現象，達成自己的邪惡目的。

3.法國大革命與共產主義

1789年爆發的法國大革命，其影響極為深遠。它不僅推翻了傳統的君主制，顛覆了傳統的社會秩序，更開始了一場暴民的狂歡。正如恩格斯所說：「革命無疑是天下最權威的東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槍桿、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權威的手段強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獲得勝利的政黨如果不願意失去自己努力爭得的成果，就必須憑藉它的武器對反動派造成的恐懼，來維持自己的統治。」[10]

法國大革命後掌權的雅各賓派深諳此道，其領袖羅伯斯庇爾實行恐怖統治，不僅將法國國王路易十六送上了斷頭台，而且殺死了多達7萬人，其中大部分都是完全無辜的。後人在羅伯斯庇爾的墓志銘上寫道：「過往的行人，不要為我悲傷。如果我活著，你們一個也別想活。」

雅各賓派實行的三方面恐怖政策都與後來的共產黨非常相似，包括政治恐怖、經濟恐怖和宗教恐怖。

其政治恐怖的做法，一如列寧和史達林時期的肅反。革命者改組革命法庭、在巴黎和各地設立斷頭台、由革命委員會決定嫌疑犯身份、中央特派員在各地方和軍隊中擁有一切大權、無套褲漢（即無產階級）在政治生活中地位十分顯赫、各革命團體對敵鬥爭的加強等等，是政治恐怖的主要內容。作為其代表的是1794年6月10日的牧月法令。根據該法令，取消了預審制和辯護人，懲罰辦法一律定為死刑，在審判中如缺乏物證，可以按「意識上的根據」和內心觀念去進行推斷和判決。牧月法令的實施使恐怖嚴重擴大化了。據統計，在整個恐怖時期，大約有30萬到50萬人被當做嫌疑犯關入監獄。[11]

其經濟政策的做法，類似於列寧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例如1793年7月26日通過的嚴禁囤積居奇的法令規定：「凡是囤積商品或日用必需品、損壞商品質量、將其隱藏起來而不予出售者……均以刑事罪論處。凡違反該項法令者，除沒收其商品外，並處以死刑。」[12]

其宗教政策，則以摧毀天主教為特徵。法國原本是天主教會最大的支持者。但雅克‧埃貝爾、皮埃爾‧肖梅特和他們的支持者創立了一種無神論信仰，稱為「理性崇拜」（即所謂「啟蒙時代」所高揚的「理性」），其目標在於消滅天主教。[13]1793年10月5日國民公會廢除了基督教歷，實行共和曆。11月10日，巴黎聖母院被改為「理性廟」，由一個演員扮演「理性女神」供大家膜拜。一個新的基於無神論的「理性教」迅速在巴黎鋪開，一週之內巴黎除了三座教堂外的所有教堂都被關閉。宗教恐怖運動很快遍及全國，一批教士被逮捕，有些被處死。[14]

法國大革命不僅在做法上為後來的巴黎公社和列寧建立的蘇維埃政權提供了借鑑，在思想上和馬克思主義的形成也有內在的聯繫。

親身經歷了法國大革命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巴貝夫（Francois Noёl Babeyf）已經具體地提出了「消滅私有制」。馬克思稱許他為第一個「真正能動的共產主義政黨」的奠基人。法國在19世紀受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很深，在巴貝夫思想的影響下，秘密社團「流亡者同盟」（League of Outlaws）很快在巴黎興起。德國裁縫威廉‧魏特林（Wilhelm Weitling）在1835年抵達巴黎後加入該社團，在其領導下，「流亡者同盟」於1836年更名為「正義者同盟」（League of the Just）。

在1847年6月的一次大會上，「正義者同盟」與馬克思和恩格斯一年前建立的「共產主義者同盟委員會」（Communist Correspondence Committee）合併，組成了由兩人領頭的「共產主義者同盟」（Communist League）。1848年2月，馬克思和恩格斯發表了國際共運的基本文獻《共產黨宣言》。

從法國大革命開始，歐洲就陷入了極度的動盪，各地所謂的「革命」此起彼伏，從拿破崙掌權到被推翻，之後西班牙、希臘、葡萄牙、義大利各地、德國、比利時、波蘭等都被捲入這場大潮。到1848年時，革命和戰爭遍布歐洲。這種動盪成為共產主義思想迅速傳播的媒介。

1864年馬克思等建立了國際工人聯合組織，史稱第一國際（First International），馬克思是實際上的領袖。馬克思通過共產主義成為了工人運動的精神領導者。《共產黨宣言》大行其道。

在第一國際中，馬克思是第一領導人，他一方面試圖創建一個由紀律嚴格的革命者組成的核心，以煽動工人採取暴力行動﹔另一方面，他也要在這個新的組織中清洗掉那些和他意見不一致的人。比如巴枯寧，他是第一個對革命感興趣的俄國人，並狂熱地宣傳馬克思主義，但由於他的領導力吸引了第一國際的許多成員，馬克思於是指控巴枯寧為沙皇間諜，並將他從第一國際中開除。[15]

第一國際領導的最大的共產主義運動，當屬其法國支部領導的1871年巴黎公社運動。

4.巴黎公社是共產主義在世間起家的開始

巴黎公社的背景是法國在普法戰爭中失敗後，儘管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宣布投降，但普魯士人還是圍睏了巴黎。普魯士人很快就撤走了，但戰敗的羞辱和長期以來積累的法國工人對政府的不滿卻爆發了出來。新成立的法蘭西第三共和國臨時首腦梯也爾撤到了凡爾賽，由此在巴黎形成了一個權力真空。

1871年，巴黎公社由社會底層的暴民和流氓領導的武裝叛亂開始，其領導成員包括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和形形色色的激進份子。有著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作為支撐，有著第一國際法國支部的直接參與，他們運用了無產者進行社會革命，毀壞了人類文明傳統，要改變社會的政治經濟制度。他們發起了一場大規模的殺戮和破壞。毀掉了巴黎及城中的大量文物、古蹟和藝術品，對法國文化造成了重大破壞。一個工人曾發問：「那些我根本沒錢買票進去的古蹟、歌劇院、咖啡音樂廳對我有什麼好處呢？」[16]

當時的見證人表示，「巴黎公社是殘忍、無情的，是1789年血腥革命的遺產。世界上看過最多的罪惡，是血腥和暴力的革命，參與的人是亡命徒、土匪、無神論者、瘋子，他們被酒和血灌得大醉。」[17]

法國大革命開始，法國內部已經形成了傳統和反傳統的對立。巴黎公社的名譽主席說：「有兩個原則把法國一分為二，一個是正統的原則，另一個是人民主權的原則。人民主權的原則團結著所有爭取未來的人民群眾，他們受盡剝削的折磨，所以要求打倒這些壓得他們喘不過氣來的框框。」[18]

他們的信念部分來自於空想社會主義者聖西門（Henri de Saint-Simon）的仇恨，「國家少了一個勞動人民就會貧窮﹔而國家少了一個遊手好閒的人則會富裕﹔死掉一個富人是一件好事。」當時的氛圍是「無產者像盜賊一樣準備奪取財產」。

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表示，「帝國的直接對立物就是公社……即要求建立一個不但取代階級統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取代階級統治本身的共和國。公社正是這個共和國的毫不含糊的形式。」「公社是想要消滅那種將多數人的勞動變為少數人的財富的階級所有制。……如果這不是共產主義，『可能的』共產主義又是什麼呢？」[19]

巴黎公社具有共產主義的典型特徵，紀念法國英雄拿破崙的旺多姆圓柱被摧毀﹔公社沒收教會財產，屠殺神職人員，禁止在學校中教授宗教內容，給神像穿上現代的衣服，叼上煙鬥（這與後來實施共產獨裁的國家以武力貫徹國家無神論，給宗教和傳統信仰帶來空前浩劫，何其相似）﹔在當時的右翼人士看來，公社就是收集再分配富人財富搞共產的代名詞。女權主義也大行其道，女人甚至教唆男人放火破壞藝術品。中國人張德彝如此描述當時的情景：「叛勇不惟男子獷悍，即婦女亦從而助虐。所到之處，望風披靡。居則高樓大廈，食則美味珍饈，快樂眼前，不知有死。其勢將敗，則焚燒樓閣一空，奇珍半成灰燼。現擒女兵數百，迅明供認，一切放火拒捕，多出若輩之謀。」[20]

由此看來，巴黎公社覆亡前夕的瘋狂舉動不足為奇，1871年5月23日，公社當局在最後一道防線被攻破之前，下令焚毀盧森堡宮（法國參議院所在地）、杜伊勒裡宮、羅浮宮、巴黎歌劇院、巴黎市政廳、內政部、司法部、王宮（Palais Royal）以及香榭麗舍大街兩旁的豪華飯店和高級公寓樓，「寧願見其消亡，也不留給敵人」。晚上7時，社員攜帶焦油、瀝青和松節油，多處縱火，曾經金碧輝煌的法國王宮杜伊勒裡宮（波旁王朝和第二帝國的正宮）化為焦土。縱火者還打算把鄰近的羅浮宮也燒了，幸而梯也爾部隊及時趕到，撲滅了火情。[21]

在巴黎公社之後，馬克思迅速地根據這個事件來重新審查自己的理論，對《共產黨宣言》作的唯一「修改」，說工人階級應當打碎、摧毀「現成的國家機器」，而不只是簡單地奪取這個機器。

5.共產主義向世界擴散

共產主義由此變得更有破壞性，影響範圍也更廣大。1889年，是馬克思死後六年、第一國際解散十三年、法蘭西大革命一百周年，在這一年「工人國際會」復活，馬克思主義者們開始重新聚集，史稱「第二國際」。在共產主義指導下，打著「人類的解放」「廢除階級」等旗號，19世紀末的與馬克思的名字相連的歐洲工人運動迅速成長。列寧評價說，「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工人階級的功績，可以這樣簡單地來表達：他們教會了工人階級自我認識和自我意識，用科學代替了幻想。」

魔鬼靠謊言和灌輸把共產主義輸入人的意識形態，越來越多的人們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到1914年，世界已有近30個社會黨，各國建立大批工會組織和合作社組織。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工會會員達1000萬人以上，合作社社員達700萬人以上。「在這些歐洲國家中，幾乎所有的社會思想，不論是否同社會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存在政治上的聯繫，都明顯受到了馬克思的影響。」[22]

與此同時，共產主義開始通過歐洲向俄國和東方擴散，1886~1890年間，俄國的列寧開始接觸卡爾‧馬克思的著作《資本論》，之後開始將《共產黨宣言》翻譯成俄語。經過被監禁、放逐之後，列寧旅居西歐，適逢第一次世界大戰。

世界範圍內的戰爭成了推廣共產主義的便利工具：當尼古拉沙皇在1917年二月革命中最終被推翻時，列寧被困在瑞士，半年後，列寧在十月政變中獲得了權力。

第一次世界大戰為共產主義在世界上建立了一個基地。俄國，這個橫跨歐亞大陸、擁有古老傳統及大量人口和資源的當時世界上土地面積最大的國家，成為了一個共產主義國家。

這時，共產主義依然在全球成長，蘇聯和東亞鄰近，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借著地利傳入東亞，中國本土出現了共產黨。

第一次世界大戰催生了共產黨在俄國篡奪政權﹔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了共產勢力如洪水猛獸般地在歐亞大陸擴張。

蘇共通過對世界局勢的操控，用軍事和外交手段，推行共產主義在全球的擴張。史達林表示，「這次戰爭和以往的戰爭不同，誰解放領土，誰就把自己的社會制度推行到他們軍隊所到之處。」[23]

「不久剛被盟國的勝利所照亮的大地，已經罩上了陰影。沒有人知道，蘇俄和它的共產主義國際組織打算在最近的將來幹些什麼，以及他們擴張和傳教傾向的止境在哪裡。」[24]

在冷戰期間，共產國家遍布四大洲，自由世界和共產陣營激烈對峙。整個世界卻好比一個太極圖，一半是冷的共產主義，一半是熱的共產主義：自由世界的國家表面上不是共產國家，卻在實踐著共產主義或者社會主義（即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

 

第三章 東方殺戮

目錄

引言

1.暴力奪權──不光彩的起家
1）蘇共上位
2）中共篡權

2.受苦的還是工人、農民
1）蘇俄殺工人、殺農民
2）中共亦步亦趨

3.共產黨幹的事沒有一件是有人性的，全是變異的、不光彩的

1）蘇共暴行
（1）勞改營殺人，希特勒取經
（2）製造饑荒殺人
（3）大清洗殺自己人

2）中共暴行
（1）中共製造饑荒殺人
（2）文革暴力殺人，毀壞傳統文化
（3）登峰造極，迫害法輪功

4.共產紅禍，輸出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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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從在蘇俄奪取政權開始，共產暴政的存在至今已有百年。美國國會記錄顯示共產主義殘殺了至少一億人，[1]《共產主義黑皮書》詳實記敘其殺人歷史及事實。[2]從蘇聯及東歐共產集團解體後解密的檔案、中共黨史研究室公開的歷次運動死傷人數記錄、國際法庭公審前柬埔寨共產黨魁的殺人罪行，到當下的朝鮮金氏極權暴政，人們對共產暴政嗜殺的本性有著相當程度的認識。

曾有很多學者比較共產黨極權與納粹極權政體的不同。這些比較固然有很多真知灼見，但有一點卻通常為學者所忽略。納粹屠殺猶太人只是以屠殺本身為目的，但共產黨殺人的本身卻不是根本目的，而是手段。信神者相信，人的肉身死亡並不是真正的死亡，靈魂還是會進入天國或輪迴轉生。而共產黨以屠殺的方式，在人們心中植入恐懼，強迫人們接受它的邪說，最終讓人類的靈魂在道德的敗壞中走向地獄。它不僅要毀掉人的肉體，更要毀滅人的靈魂。

共產黨殺人還有另外一個特徵，就是強化內部成員的兇殘，篩選最邪惡者來進行掌控。許多人不能理解的是，共產黨為什麼要不斷在內搞清洗。很多人只是在某件事上持有不同意見，既沒有反黨，也沒有反對黨的領袖，但卻遭到殘酷無情的清洗，乃至株連九族。這其中的一個原因是，共產黨由於與神和人為敵，罪惡彌天，因此時時感受到生存的危機。為此，共產黨需要找到最沒有是非善惡觀念的人來做它的中堅力量。屠殺的過程就是在篩選最心狠手辣的邪惡分子，這樣共產邪靈才能放心地將權力交到其手上，以保證這個暴政的延續。譬如，在1989年的六四屠殺中，所有不忍心下手的黨員都被清洗，由此選出了一個最邪惡的江澤民，成為了中共的繼任領袖。江澤民後來又選擇了在鎮壓法輪功的過程中最兇殘的羅幹和周永康相繼進入最高領導層，其原因也是如此。

這種殺人有時候還需要全民的參與，如「文革」，讓全民手上都沾了血，與黨共同犯罪後就容易成為這個罪惡體制的維護者。至今那些打砸搶的紅衛兵中，還有很多人高喊著「青春無悔」，就是這種心態的寫照。

除此之外，共產邪教通過屠殺來消滅被製造出來的敵人，並讓旁觀者在恐懼和戰慄中放棄對共產黨的一切質疑。

理解了上述原因，我們不難解釋一個現象：在人類歷史中，無論是戰爭還是暴君，都是先有了敵人才去殺人。而共產黨卻是反其道而行之，為了殺而去找敵人，沒有敵人也要製造出敵人來殺。

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歷史悠久、傳統文化深厚的國家，持久和大規模的殺戮是不可或缺的手段。因為傳統的中國人信神、敬佛，五千年積累的文化底蘊、思想內涵和民族精神不可能容納仇視神佛和崇尚暴力的共產主義，因此共產邪說必須靠暴力來移植和維繫。在此之前，則是在蘇聯進行預演。

1.暴力奪權──不光彩的起家

共產主義是個邪靈，所以其起家就必然是不光彩的。從馬克思的「一個幽靈」在歐洲遊蕩，到巴黎公社的地痞、流氓毀掉擁有人世間最輝煌藝術的巴黎城﹔從蘇聯共產黨陰謀加暴力奪權，到中共暴力加詭計篡位，皆是如此。

1）蘇共上位

1917年2月，當時俄國產業工人因食物短缺和工廠環境惡化而發動罷工。其後，動亂蔓延至俄羅斯其他地區，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俄國臨時政府建立。列寧聽聞動亂後立即從瑞士趕回俄羅斯並利用動亂在1917年11月7日（儒略曆10月25日）發動政變（即十月政變），推翻了俄國臨時政府，建立首個共產政權。

但在其後的俄國立憲會議選舉中（1918年1月5日），俄國社會革命黨以明顯的選票優勢擊敗執政黨，即以列寧為首的布爾甚維克黨。在4440萬以上的選民投票後，布爾甚維克得票率只有24%，社會革命黨得票率有40%，布爾甚維克最終敗選。

面對這一結果，列寧撕毀承諾，宣布立憲會議是「人民的敵人」，與此同時，早已準備充分的列寧布爾甚維克黨在立憲會議召開當天宣布在彼得格勒戒嚴，並調集軍隊進入首都，後以強制手段解散了立憲會議，導致1月5日的選舉最終失效。蘇俄十月政變是20世紀國際共產暴力運動的始因，它觸發了共產主義暴力運動在全球範圍的擴張，給全世界人民帶來了無盡的災難，自此殺戮不斷。

2）中共篡權

1917年，蘇俄剛剛建立，便利用中國是共產第三國際成員國的機會「輸出革命」，派遣維京斯基到中國建立共產主義小組，再通過鮑羅廷讓國民黨接受「聯俄容共」政策，以讓中共滲透國民黨促進其實力的迅速增強。國民黨政府軍與侵華日軍八年艱苦對決中，中共趁機壯大自己的勢力，從幾乎被消滅的3萬紅軍重新坐大成為擁有正規軍132萬、民兵260萬的軍事集團。隨著日本戰敗，中共一邊和國民黨假裝和談，一邊武力擴張，慫恿美、蘇放棄國民黨轉而支持共產黨，打敗了國民黨政府軍，於1949年暴力篡權，建立了世界上最邪惡的共產極權國家。

此時的共產陣營不可一世，有世界占地面積最大和人口最多的蘇、中兩大國，幾乎「紅」遍歐亞大陸，占據了全球人口及地球版圖的三分之一，非洲、南美和東南亞許多國家也倒向蘇共或中共。二戰中無數世人浴血奮戰的結果，卻養虎為患，讓共產極權坐大，實出世人所料。

2.受苦的還是工人、農民

從共產鼻祖馬克思到共產極權國家都在口頭上大講依靠工人農民、無產階級，代表著工人農民的利益等等，但其實際行動證明了最後吃苦的還是工人、農民。

1）蘇俄殺工人、殺農民

1918年，隨著立憲會議被列寧非法解散，工人最先站起來反抗，成為第一個在暴力機器前流血的階層。當時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發生了抗議解散立憲會議的工人遊行示威，參加者多達數萬人。布爾甚維克軍人向和平的遊行隊伍開槍射擊，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街道上灑滿了工人的鮮血。俄國最大的行業工會「全俄鐵總」宣布政治罷工，以抗議立憲會議被驅散，許多工會紛紛支持。但罷工很快被蘇共用武力殘暴鎮壓。全俄鐵總和其他非布爾甚維克控制的工會被取締，從此俄國工會逐漸被蘇共控制而官方化。1919年春，在俄國很多城市也多次發生工人罷工。飢餓的工人要求獲得與紅軍士兵相同的糧食定量，廢除共產黨人的特權，實行言論自由和自由選舉。結果，所有罷工都被契卡以逮捕和槍決的殘酷方式鎮壓下去。

1918年夏天，俄國因內戰而斷糧。為解決糧食供應問題，列寧在1918年6月間把史達林派到伏爾加流域的察裡津，因為那裡是俄國的傳統糧倉。列寧命令史達林在察裡津搞集體大屠殺。史達林到那兒後立即開始大規模處決農民。史達林給列寧的電報中說：「放心好了，我們的手不會顫抖。」不久後，大批糧食便被壓運至莫斯科。

蘇共的暴政激起了更多的農民反抗。1918年8月，奔薩地區的農民起來武裝反抗，起義迅速蔓延到周邊地區。蘇共派出軍隊血腥鎮壓了起義。列寧當時給奔薩地區發送的電報如下：「1.弔死（確保人民都能充分看到絞刑的執行）至少100個已知的地主、富人和吸血鬼。2.公布他們的名字。3.搶走他們的全部穀物。4.根據昨天的電報指定人質。此事應辦得讓周圍幾百公裡的人民都能看見、顫抖、知道、喊叫。」[3]

坦波夫省十月政變前是俄國最富饒的省份之一。為了強行將糧食收繳上來，蘇俄政府組織了很多「征糧隊」進入坦波夫省。為了抵抗強行征糧，5萬多農民組成了自衛軍，同「武裝征糧隊」展開了武裝衝突。

為鎮壓坦波夫農民的反抗，1921年6月蘇俄政府「反匪徒委員會」建議圖哈切夫斯基可以動用毒氣攻擊「匪徒」。圖哈切夫斯基用毒氣與大火使得坦波夫地區的大片土地成了無人區。在鎮壓坦波夫州農民起義中，估計有約10萬農民起義者和他們的家屬被囚禁或被流放，有15,000人被殺死。

蘇俄血腥殺戮的預演為之後中共迫害中國工人、農民做了充分的鋪墊。

2）中共亦步亦趨

中國有著經過五千年奠基的、博大精深的文化，敬天信神的傳統已經融入到一代代中國人的骨子裡。共產邪靈只靠欺騙、變異、滲透等手段想改變這五千年的傳統談何容易？為此共產邪靈有計劃地用暴力殘殺傳承中華傳統文化的社會精英階層，摧毀傳統文化中世人賴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及物質載體，割斷神人聯繫﹔同時建立邪惡的「黨文化」以代替傳統文化，並用其培養、訓練沒被殺掉的世人，特別是年輕人，把他們變成忘恩負義的「狼崽子」，變成共產邪靈繼續毀滅人類的工具。

中共剛剛篡奪政權後，馬上開始製造敵人，把屠刀首先揮向精英階層，開始在農村屠殺地主、鄉紳，在城市中殺資本家，也在製造恐怖的同時洗劫社會財富。

中共進行的所謂「土地改革」，許諾把土地分給農民，先給農民一點甜頭，挑動他們和共產黨一起殺地主、殺富農，支持共產黨新政權。可是完成了對地主、鄉紳的屠殺後，卻立刻通過「合作化」收回了分給農民的土地。結果廣大的農民還是沒有自己的土地，繼續受苦。

中共在1950年3月發出了《嚴厲鎮壓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史稱「鎮反」運動，集中殺害鄉村中的地主、富農階層。中共公布，到1952年底消滅的「反革命分子」是240餘萬人，實則遇害的最少在500萬人以上，占當時人口的近百分之一。

殺完了農村的地主、富農，中共接下來又用「三反五反」運動來屠殺城市中有資產的人士。僅上海從1952年1月25日至4月1日，據不完全統計，因運動而自殺者就達876人，其中有很多資本家是全家數口人一起自殺。

消滅地主、資本家階層之後，中共並沒有停止，而是緊接著整治農民、小商人、手工業者，把他們的財富搶為中共所有，其結果是廣大工人、農民照樣貧窮。

3.共產黨幹的事沒有一件是有人性的，全是變異的、不光彩的

1）蘇共暴行

（1）勞改營殺人，希特勒取經

1918年9月5日，列寧下令在索洛維茨基群島組建了第一個特別勞改集中營。這是為了關押、折磨和屠殺反對十月政變、與蘇維埃政權為敵的政治犯和異見人士。此後，蘇共在各地修建了更多的集中營。這些集中營即是史達林時代臭名昭著的「古拉格集中營」的前身。「古拉格」是俄文「勞改營管理總局」的簡稱。史達林時代，伴隨著接連不斷的清洗和恐怖政治的不斷加劇，「古拉格集中營」在蘇聯各地越建越多。1953年史達林死去前，古拉格的發展達到了頂峰，全蘇聯共有170所，遍布各個地區和角落，就像是綿延不絕的「群島」。

在《古拉格群島》一書中，作者索忍尼辛一共列舉了31種刑訊方法，從心理上的折磨到肉體上的摧殘無所不包、無所不用其極。由於秘密警察往往數刑並用，在生理上耗盡犯人的體力，在精神上徹底摧垮其僥倖心理，其結果是需要什麼口供，就能得到什麼口供。[4]

被投入勞改集中營的人們食不果腹衣不蔽體，在冰天雪地中每天要進行十二到十六小時的高強度體力勞動。大批大批的勞改者死於非命。許多人全家都被送進古拉格，有的丈夫服刑、妻子流放，即便是80歲高齡的老人也不放過。受害者上至黨和國家高級領導人、軍隊高級將領，下至普通百姓、宗教人士、工程師、技術員、醫生、學生、教授、工人、農民，囊括了所有的階層。

很多世人都以為集中營是德國納粹的產物，其實蘇俄的勞改營不只是其他共產國家勞改營的樣板，希特勒當年也派出蓋世太保去蘇聯參觀、學習建造勞改營的經驗。

據保守統計，在1930年至1940年間，有50多萬名勞改犯死亡。1960年，古拉格系統被關閉。2013年，俄羅斯官方媒體網站顯示，有超過1500萬人因獲刑被關進古拉格改造營﹔在那裡，共有超過150萬人於釋放前死亡。

（2）製造饑荒殺人

饑荒也被共產政權用來殺人。1932至1933年間在烏克蘭發生的大饑荒是蘇共對烏克蘭的種族清洗和滅絕。事件背景是，蘇共在烏克蘭推行農業集體化的政策遇到了當地農民的抵抗。於是，蘇共把大部分擅長耕作的農民劃為「富農」，並將他們全家流放至西伯利亞和中亞地區。這導致烏克蘭農業生產迅速下降，1932年的糧食產量暴跌。

在1932年到1933年的冬天，烏克蘭的糧食供應被蘇聯政府中斷。烏克蘭周邊圈起了一道警戒線，任何人無法逃離。起初，烏克蘭人依靠家中貯存的蔬菜和土豆充飢。可是，蘇俄政府動用了征糧隊，把各家各戶僅存的蔬菜土豆全部搶走。很快，大批農民陸續餓死，許多地方出現了吃人肉的慘劇，還有村民在冬季把已經埋葬的貓、狗、家畜和人的屍體重新挖出來食用。農民被禁止進入城市搜尋或購買食物，很多人餓死在鐵軌上和鐵路旁。

大饑荒過後，烏克蘭有上百萬的兒童失去父母，成為孤兒。無家可歸的孩子，只好去各個城市乞討謀生。史達林政府認為，龐大的兒童乞丐損害了蘇聯的光輝形像，於是簽署命令，對12歲以上的兒童「予以槍決」。據不同的統計數字，有250萬至480萬人死於大饑荒。在當時的烏克蘭首都哈爾克夫市的大街上隨處可見餓死者的屍體。

（3）大清洗殺自己人

共產邪靈毀滅全人類的目的中也包括毀滅它們自己人。所以共產黨對自己人從未有過半點仁慈之心。在史達林時代，恐怖殺戮行動愈演愈烈。從1928年開始，史達林導演了一場持續十年的血腥的政治鎮壓。其中所謂的「大清洗」是史達林殺戮共黨自己人的運動。據歷史學家研究，在大清洗運動中，出席蘇共十七大的1,966名代表，有1,108人因反革命罪被逮捕。十七大選出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共139人，其中80%的委員被逮捕，並且全都被處死。列寧在世時的最後一屆7名政治局委員中，除列寧早年死去外，史達林將其他5人（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李可夫、托姆斯基）都置於死地。1919~1935年先後選出31名政治局委員，其中有20人遇害。貝利亞曾說過這樣一句話：「給我帶來一個人，我就能給你找出他的罪證。」

這次清洗沒有漏過任何一個社會階層──對宗教界、科技界、教育界、學術界、文藝界知識份子的鎮壓甚至比對軍政界的鎮壓更早一些，而且，事實上為史達林的恐怖政策付出代價更大的是普通的蘇聯人民。

那麼史達林搞的大清洗總共到底抓捕了多少人、殺了多少人、關押了多少人、流放了多少人？至今沒有準確的記載和答案。1991年6月，蘇聯解體前夕，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克留奇科夫公布了一個數字：1920年到1953年，蘇聯約有420萬人遭到鎮壓，其中200多萬人是在「大清洗」中遭到鎮壓的。曾在蘇聯和葉爾欽時代主持過平反工作的雅科夫列夫在2000年接受記者採訪時則說，史達林鎮壓的犧牲者涉及2000萬人，也許還要多。[5]

2）中共暴行

從1949年中共篡政到1966年的十幾年中，通過「鎮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躍進」及其所造成的大饑荒，使幾千萬中華子民死於非命。隨著血腥的黨內鬥爭的需要，隨著新一批接受無神論、黨文化教育的「狼崽子」的長成，為摧毀幾千年奠基的中華傳統文化，共產邪靈開始了更瘋狂的殺戮和破壞。

（1）中共製造饑荒殺人

在1959到1962年之間，中國發生了一場空前的大饑荒。中共一直蒙蔽世人謊稱是自然災害所致。其實，1958年中共大搞人民公社、大躍進，不只吃光了庫存的糧食，搞得土地沒有收成，還硬逼各級從省市到城鄉虛報糧產量，並按照虛報的數量超額徵收。結果導致農民把口糧、種子糧、飼料糧都上繳後仍然無法達到虛報的數量。中共各級組織逼糧團對快要餓死的農民吊打、刑訊、鬥爭以拿到農民們自己保命的最後一粒糧食。同時中共也學著蘇共的做法斷絕農民入城或其他求食的生路，致使無數整家甚至整村的人被餓死。人吃人的現象屢有發生，路旁餓死者的屍體隨處可見，慘不忍睹。當農民為了活命而去奪糧食時，又被殘忍地鎮壓殺害。上繳來的糧食被用來大規模購買蘇聯的武器、用來出口換黃金、用來還債，但中共卻罔顧本國人民死活。在短短三年中，這場滅絕人性的以饑荒殺人的大屠殺，使數以千萬計的中華子民喪失了生命。

（2）文革暴力殺人，毀壞傳統文化

1966年5月16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五‧一六通知》）發出，中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8月，以高幹子弟為骨幹的北京市部分中學紅衛兵在北京市進行大規模抄家、毆打、屠殺活動，1966年8月下旬在北京市各城區造成上千人死亡，釀成了所謂「紅八月」。

僅舉北京市大興縣的屠殺事件為例。自19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大興縣的13個人民公社共48個生產大隊，先後殺害了325人，其中最大的80歲，最小的僅38天，有22戶家庭被殺絕。殺人方式有的是用棍棒毆打，有的是用鍘刀鍘，有的是用繩子勒死。嬰幼兒則一條腿被踩住，另一條腿被劈開，從而被撕成兩半。

共產邪靈讓人們實施暴力、殺戮世人時，還要告訴人們殺人是應該的，人應有的善良之心必須放棄，而建立了「對敵人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的黨文化理念。此類例子，不勝枚舉。中共每一件惡行都有意地為建立它們用以毀壞傳統文化、敗壞人們道德的黨文化添磚加瓦。在黨文化的毒害下，很多人變成了共產邪靈的打手、殺人工具。

世人大都只是看到共產極權國家是如何的殘忍、嗜殺成性，而無法理解作為人怎會如此喪失人性、慘無人道。其實這正是源於共產邪靈是由「恨」及低層敗壞物質等組成的，同時利用爛鬼、低靈行惡，其非人性的表現就是其根本魔性所決定的。

整個文革時期，死於非命的人難以統計，多數研究估計超過二百萬，甚至更多。

美國研究世界上大屠殺的權威、魯密爾教授（R.J.Rummel）在著作《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國》中說，文革中喪生者的數目大約為773萬人。

山東大學副教授董寶訓與山東黨史副主任丁龍嘉合著的《沉冤昭雪──平反冤假錯案》一書1997年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書中引用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葉劍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講話：「中央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萬人，受政治迫害人數超過1億人，占全國人口的九分之一，浪費了8,000億人民幣。」

據《鄧小平文選》記載，1980年8月21至23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兩次接受義大利記者法拉奇採訪。法拉奇問鄧小平：「文化大革命究竟死了多少人？」鄧小平回答說：「文化大革命真正死了多少人，那可是天文數字，永遠都無法估算的數字。」鄧小平於是舉了一個經典冤案：雲南省委書記趙健民被康生當面指定為叛徒、國民黨特務，康生命令公安部長謝富治把趙健民當場抓起來，投入大牢。僅趙健民一案就共牽連了138萬多人，打死了17,000多人，6萬多人被打殘。僅昆明地區就打死了1493人，打殘了9661人。

（3）登峰造極，迫害法輪功

幾十年中共的暴力殺戮、強力洗腦、黨文化的灌輸和教育，不信神的人們道德標準早已遠遠低於神給人規定的最低水準，甚至信神的人不知道如何才是對神真正的信，而將中共敗壞後的宗教作為信神的形式。長此下去，世界上各個民族所預言的毀滅整個人類的大災難必將降臨。

為提升世人道德，救度世人，1992年春，李洪志先生在中國傳出了以信仰「真、善、忍」為本的法輪功，又稱法輪大法。大法至簡至易，從祛病健身開始，僅短短几年，經口耳相傳，全球就有上億人入道得法，帶動了整體社會的信仰重建和道德昇華。隨著大法洪傳，更多世人走進修煉，勢必讓人類走回正道，讓江山重歸清明。

共產邪靈的終極目的是通過毀滅文化、敗壞世人道德來阻斷人得到創世主的救度，自然將法輪功視為第一大敵。

1999年7月，中共邪黨前黨魁江澤民迫不及待地發動了對法輪大法及其修煉者的全面迫害。它集古今中外一切邪惡迫害手段之大成。江澤民下令對法輪功要「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截斷，肉體上消滅」。

它們用謊言、欺騙加暴力迫使所有中國人認同並追隨它們迫害法輪大法，反對「真、善、忍」，認同「假、惡、鬥」，讓人們道德敗壞，背叛神佛，走向法輪大法及「真、善、忍」的對立面。很多中國人在邪黨多年高壓、洗腦、殺戮中噤若寒蟬，變得麻木不仁，對迫害視而不見，甚至違心地參與迫害而不知自己已被捆綁著走上毀滅之路。

共產邪靈還有效地利用經濟手段捆綁自由世界國家，使他們無法制止中共對法輪大法及其信徒們喪心病狂的暴力殺戮和迫害，聽之任之，遂使得迫害者越加猖狂，肆無忌憚。

共產邪靈集古今中外邪惡迫害手段之大成，更超出這一切手段之外，將法輪功學員作為活人器官庫，以每個器官數萬到十幾萬美元不等的價格，隨時殺死這些學員並販售他們的器官牟利。2006年7月7日，加拿大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與加拿大前資深國會議員大衛‧喬高首次發布《血淋淋的器官摘取：關於指控中共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調查報告》（Bloody Harvest,The killing of Falun Gong for Their Organs）。該報告以18種證據證明，中共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犯罪是真實存在的，並稱之為「這個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惡」。經國際調查員通力合作，2016年6月《「血腥的活摘器官」及「大屠殺」更新調查報告》發表。該報告以680頁的篇幅、近2400條參考資料，揭示了中共活摘器官犯罪的真實性質和駭人聽聞的規模。

2016年6月13日，美國國會眾議院以「呼聲表決」（voice vote）的方式一致通過了343號決議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針對法輪功學員等良心犯的「強摘器官」行為。

活摘器官的巨大經濟利益不僅能維持迫害，還吸引全世界的人為了活命到中國進行器官移植，用錢買法輪大法修煉者的器官，其實也在幫助中共殺人害命。這也是邪惡所要的，即進一步達到毀滅人的目的。

中共從篡政後從未放鬆對所有宗教信仰的迫害。對此問題本書將在第六章進一步展開論述。

4.共產紅禍，輸出暴力

在《共產主義黑皮書：罪行、恐怖、鎮壓》的緒論《共產主義的罪行》中，作者初步統計了共產政權在全球的罪惡行徑及導致的死亡人數，他估計共產政權導致的總死亡人數約為9,400萬。其中蘇聯2,000萬人、中國6,500萬人、越南100萬人、朝鮮200萬人、柬埔寨200萬人、東歐的共產政權100萬人、拉丁美洲15萬人（主要是古巴）、衣索比亞170萬人、阿富汗150萬人，另有10,000人是因「國際共產主義組織發起的運動和在野的共產黨」而死亡。[6]

根據不同學者的統計，柬埔寨在赤柬1975到1979年的這段統治期間，在中共的直接干預控制下，赤柬暴政害死的人數大約在140萬到220萬之間，而當時的柬埔寨總人口也不過700多萬人。柬埔寨在所有共產極權國家中表現最為極端，近1/3的人口死於非命。

朝鮮從1948到1987年間，強制勞動、處決和集中營勞改，造成超過100萬人死亡。估計240,000到420,000人死於上個世紀90年代的饑荒，1993年到2008年朝鮮有600,000到850,000人非正常死亡。金正恩上台後，更是明目張胆地大肆殘殺，包括其高層政府首腦和親人，還不惜以核戰爭威脅世界。

從蘇俄建立第一個共產政權至今，短短一百年間，共產邪靈在共產政權國度裡竟殺戮了比兩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總和還多的人。共產主義的歷史就是一部殺人史，每一頁都染著世人的血跡，都記載著共產邪靈百年來一路暴力嗜殺的惡行。

 

第四章 輸出革命

目 錄

1. 向亞洲輸出革命
1）韓戰
2）越南戰爭
3）紅色高棉
4）其他亞洲國家

2. 向非洲與拉丁美洲輸出革命
1）在拉丁美洲輸出革命
2）在非洲輸出革命

3. 向東歐輸出革命
1）阿爾巴尼亞
2）蘇聯對東歐革命的鎮壓

4. 冷戰終結
1）「紅場」依然猩紅
2）紅禍依舊泛濫

*****

共產邪教在全球的傳播依賴的是暴力和謊言。當一個大國在向小國輸出這種邪教意識形態的時候，暴力是最快捷有效的方法。自由社會如果不能夠認清共產主義的邪教特徵，就會對其憑藉暴力或謊言（如所謂的「大外宣計劃」、「孔子學院」等形式）輸出邪惡意識形態掉以輕心。本章所關注的就是共產邪教在亞洲、非洲、南美和東歐的擴張和滲透。共產主義對西歐和北美的滲透手法更加複雜，將在下一章專門論述。

1.向亞洲輸出革命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奪取政權，實際上就是蘇聯「輸出革命」的結果。1919年，蘇聯成立了「第三國際」，企圖向全世界輸出革命，讓整個國際社會完全赤化。該計劃很快付諸實施，1920年4月，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Grigori Voitinsky）來到中國，5月在上海建立聯絡處，準備組建「中國共產黨」。在其後的三十多年中，直到中共建政之初，都只是蘇共的附庸。毛澤東那時每個月拿蘇俄160到170銀元的經費當工資，[1]而當時上海一個普通工人的月薪也不過20元左右。

中共的奪權過程還跟共產黨對美國的滲透有關，這是杜魯門放棄對蔣介石支持的原因之一，將中國拱手讓給了蘇聯支持的中共。杜魯門還做出了在二戰後撤出亞洲的決定。1948年，美國即從韓國撤軍，1950年1月5日，杜魯門發表聲明，表示美國在亞洲奉行不介入政策，對蔣介石的台灣不提供軍事援助，如果台灣與中共發生戰爭，美國將置身事外。一週後，美國國務卿艾奇遜（Dean Gooderham Acheson）重申了這一政策，聲稱如果在朝鮮半島發生戰爭，美國將置身事外。[2]雖然美國後來因為朝鮮入侵韓國導致聯合國出兵，而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美國的亞洲政策，但是美國在此之前的對亞洲不介入政策，的確為共產黨在亞洲的擴張創造了條件。中共「輸出革命」可謂不計血本。除了訓練各國游擊隊、提供武器、派出作戰人員顛覆各國合法政府之外，還提供大量金錢支持。在文革瘋狂時期的1973年，中共「對外援助」達到了創記錄的占國家財政支出的7%。據中共外交部的解密檔案記載：「1960年，除了運往幾內亞的1萬噸大米，還有15,000噸小麥運往阿爾巴尼亞。從1950年到1964年底，我國對外援助金額達人民幣108億元。這些援助金額中，又以1960年∼1964年我國最困難[註：即「大饑荒」期間]的時候用得最多。」[3]其中1958年到1962年的導致數千萬人餓死的大饑荒期間，「對外援助」款額竟達23億6000萬元。[4]這些錢如果用於購買糧食，足以救活所有的被餓死的3000萬百姓。因此，這些冤魂不僅是在為中共「大躍進」付出代價，也是中共「輸出革命」毀滅世界的犧牲品。

1）韓戰

共產邪靈為毀滅全人類而力圖占領世界，因此它也會利用人對權位名利的慾望，誘惑人向世界推廣它的邪教意識形態。史達林、毛澤東、金日成、胡志明等，都是在這種野心的指使下行事的。

毛澤東在1949年拜見史達林時，以比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更屈辱的條件，準備犧牲百萬軍人和上千萬勞工的生命為代價幫助史達林在歐洲建立霸權，以此換取蘇聯支持他控制朝鮮。[5]1950年6月25日，朝鮮發動了預謀已久的侵略韓國的戰爭，三天內攻陷了漢城（首爾），一個半月後幾乎占領了整個朝鮮半島。

早在戰爭爆發前的1950年3月，毛澤東就在東北布置重兵，隨時準備入朝參戰。整個戰爭過程我們略過不提，由於杜魯門的綏靖，導致戰爭久拖不決。中共以「志願軍」的名義參戰，還有一個險惡用心，就是把國民黨在內戰時投降的百萬士兵送到前線當炮灰。[6]到戰爭結束時，中方傷亡也達百萬之多。

韓戰的結果是南北分裂，而朝鮮在蘇共和中共爭奪控制權的時候兩邊通吃。例如1966年，金日成訪華，得知北京在修建地鐵時，就要求中共在平壤也無償建一條。毛澤東立即決定優先且無償為朝鮮建地鐵，將北京在建的地鐵停工，將一切設備和人員，包括鐵道兵兩個師、數萬人及大批技術人員送到平壤。朝鮮不出一分錢、一個人，還要求中共要考慮戰備防空，結果平壤地鐵成了世界上最深的地鐵系統，最深處達地下150米，平均深度90米。之後，金日成又翻臉不認帳，說是朝鮮人自己設計、施工並完成了這項工程。同時，金日成還越過中共，有事直接向蘇聯匯報，或要錢要物，並清洗了所有中共在韓戰時留下的企圖建立親北京政府的人士，殺的殺、關的關。中共賠了夫人又折兵。[7]

等到蘇共垮台之後，中共對朝鮮的援助也大不如前。朝鮮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就餓殍遍野。2007年，韓國非政府組織「朝鮮逃北者聯合會」說，在金氏家族執政的六十年間，至少有350萬人因為飢餓和與之相關的疾病死亡。[8]這也是共產邪惡政權在輸出革命中欠下的血債。

2）越南戰爭

越南戰爭之前，1954年中共支持越共戰勝法國，而有《日內瓦協定》及南北越南對峙。其後，法國撤出越南，北越對南越的入侵和美國的介入遂使越南戰爭升級為二戰以後最大的局部戰爭。美軍直接參戰時間從1964年持續到1973年。

早在1952年，毛澤東就向越共派出顧問團，其軍事顧問團團長就是中共上將韋國清。中共派出的土改顧問團，將越南數以萬計的地主、富農關押和處決，引發了北越的饑荒和農民暴動。中共和越共聯手鎮壓這些暴動，並發動了和中共「延安整風」類似的「整訓」和「整軍」運動。毛澤東為了成為亞洲共產黨的領袖，不顧國內餓死幾千萬人的大饑荒，大規模援助越南。[9]1962年，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終止了毛澤東的瘋狂政策，準備恢復經濟，讓毛澤東退居二線。而毛澤東不甘心失去權力，於是悍然加入越戰，而沒有軍權的劉少奇面對開動的戰爭機器，只能放棄恢復經濟的部署。

1963年，毛澤東相繼派出羅瑞卿和林彪訪問越南，劉少奇向胡志明承諾中共將獨家承擔越戰費用，並表示「打起仗來你們可以把中國當成你們的後方」。[10]在中共的全力煽動和支持下，1964年7月，越共在北部灣以魚雷襲擊了美國軍艦，製造了「北部灣事件」，引發了美國正式參戰。隨後，為了和蘇共爭奪對越南的控制，中共出錢、出物資、出人。[11]根據陳憲輝在《革命的真相‧二十世紀中國紀事》中的數據，「毛的援越帶給越南深重災難，造成越南500萬平民死亡，遍地廢墟、地雷區和崩潰的經濟。……中共向越共提供的無償援助中包括：足夠裝備陸海空軍200多萬人的武器彈藥和其他軍用品﹔100多個生產企業和修配廠﹔3億多米布匹﹔3萬多輛汽車﹔數百公裡鐵路﹔500多萬噸糧食﹔200多萬噸汽油﹔3000公裡以上的油管以及幾億美元的現金外匯。物資金錢援越之外，中共秘密派出30多萬解放軍換上北越的軍裝輪番進入參加了對南越軍、美軍作戰，為了保密將無數陣亡的中國士兵就地埋在了越南。」

到1978年，中共對越南的總援助達到200億美元，[12]而中國1965年的GDP不過才704億人民幣（按當時官方匯率大約折合286億美元）。[13]

1973年，美國在自己國內共產黨分子煽動的「反戰運動」下妥協，從越南撤軍。1975年4月30日，北越占領西貢，南越滅亡。越共在中共的指導下，開始了類似中共奪權後的「鎮反」運動，南越大約兩百多萬人冒死逃亡，[14]成為冷戰時期亞洲最大的難民潮。1976年，整個越南落入共產主義的魔掌。

3）紅色高棉

越戰中越共要求中共大規模援助越南，但這後來也成為中越交惡的導火索之一。中共為了輸出革命，以巨額援助為代價要求越南不停地和美國打下去，[15]而越南並不希望長期維持這場戰爭，從1969年開始就加入了美國為首的四方會談。這個會談將中共摒除在外。而到了70年代，林彪事件以後，毛澤東急需在國內樹立威望，加上中蘇在珍寶島開戰後關係更加惡化，毛又聯美制蘇，邀請尼克森訪華。此時美國也面對國內反對越戰的聲浪，不願繼續打下去，越南和美國簽訂了和平協定，越南與中共漸行漸遠，向蘇聯靠近。

毛對越南極為不滿，決定利用柬埔寨制約越南。[16]越南和柬埔寨的關係更加不和，最終兩國開戰。

中共對柬共的扶持從1955年就開始了，讓柬共領導人到中國接受培訓。殺人魔王波爾布特的柬共最高領導人位置就是1965年由毛澤東任命的。毛向柬共提供金錢和軍火。僅在1970年，中國就援助波爾布特3萬人的武器裝備。[17]等到美國撤出印度支那（越南、柬埔寨和寮國），當地政府根本無力抵抗中共支持的共產黨，因此寮國和柬埔寨的政權在1975年都落入共產黨手中。

寮國落入越南手中。而柬埔寨則由中共控制，建立紅色高棉。為了執行中共要教訓越南的政策，紅色高棉多次入侵1975年被北越統一的越南南部，屠殺柬越邊境居民，試圖攻占越南手上的湄公河三角洲。越南此時和中共關係不睦而和蘇聯交好，在蘇聯的支持下，越南在1978年12月開始進攻柬埔寨。[18]

紅色高棉的波爾布特當權後實行極端恐怖統治，宣布廢除貨幣，下令強制所有城鎮居民都到郊區參加集體勞動，並屠殺了所有的知識份子。三年多時間，暴政造成的死亡人數達到全國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但受到中共領導人張春橋和鄧穎超的大力吹捧。等到越南與柬埔寨開戰後，不堪忍受的百姓紛紛支持越南軍隊。僅僅一個月，紅色高棉全線崩潰，丟失了首都金邊，紅色高棉政府只好逃亡山區打游擊，到1997年波爾布特被捕，後在公審中被判處終身監禁。

越南對柬埔寨的戰爭激怒了鄧小平，加上其他因素，於是鄧小平打著「自衛反擊戰」的名義在1979年發動了中越戰爭。

4）其他亞洲國家

中共輸出革命，給各國華人帶來了一個慘痛的惡果，就是排華事件，至少幾十萬華人被屠殺，在當地經商和受教育的權利受到限制。

比較典型的例子就是印尼。上世紀50到60年代，中共向印尼提供了大量經濟援助和軍事裝備，扶植印尼共產黨。印尼共產黨當時是印尼第一大黨，有300萬共產黨員，加上一些附屬組織，高達2,200萬人。他們遍布印尼黨政軍各個部門，蘇加諾總統身邊也不乏共產黨人。[19]毛當時正在譴責蘇聯變成了「修正主義」，極力鼓動印共走武裝奪權的道路。印共領導人艾地是毛澤東的崇拜者，於是準備發動政變。1965年9月30日，右翼軍人蘇哈托粉碎了這次政變，最後與中國斷交，並處決了大批共產黨員。這次清洗還跟周恩來有關，周恩來曾在一次共產國家的國際會議上，向蘇聯和各國共產黨代表保證說：「東南亞有這麼多華僑，中國政府有能力通過這些華僑輸出共產主義，使東南亞一夜之間改盡顏色。」印尼的大規模排華由此展開。[20]

緬甸排華也與此類似。1967年，文革剛剛爆發不久，中國在緬甸的大使館和新華社分社在華僑中大力宣傳文革，鼓勵華僑學生帶著毛澤東的像章和《毛主席語錄》上學，並和緬甸當局對峙。軍政府吳奈溫將軍下令禁止佩戴毛像和學習毛的著作，並關閉華僑學校。1967年6月26日，首都仰光發生暴力排華事件，幾十名華人被毆打致死，幾百人被打傷。1967年7月，中國官媒號召：「堅決支持緬甸人民在緬共領導下進行武裝鬥爭，大造奈溫政府的反。」隨後，中共向緬甸共產黨派出了軍事顧問團以及200多現役軍人加入緬共軍隊，又讓在中國居住了十七年的大批緬共成員回緬甸開展武裝鬥爭。之後，大批中國紅衛兵和中國庇護的緬共武裝從雲南攻入緬甸，擊潰政府軍，占領了撣邦的果敢（Kokang）地區，大約有一千多雲南知青死在異國他鄉的戰場上。[21]

文革前後，中共在亞洲地區「輸出革命」多以鼓吹暴力為主，並提供人員培訓、軍火和軍費。但中共放棄「輸出革命」後，各國共產黨基本上風流雲散，再也形不成氣候。馬來西亞共產黨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1961年，馬來西亞共產黨決定放棄武裝鬥爭，準備以合法政黨身份參政。鄧小平將馬共領導人陳平等人召到北京，要求馬共堅持武裝鬥爭，因為彼時中共認為以越南戰場為中心的東南亞「革命高潮」即將到來。這樣馬共的武裝鬥爭又延長了二十年。[22]中共向馬共提供資金，讓他們從泰國黑道購買軍火，並於1969年1月在湖南省益陽市建立「馬來亞革命之聲廣播電台」，用馬來語、泰語、英語和一些方言進行廣播。[23]文革後，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與鄧小平會談時，要求鄧撤除在中國的馬共電台和對印尼廣播的電台。那時中共國際上四面樹敵，十分孤立，加上鄧小平剛剛復出也需要國際社會支持，於是鄧小平接受了建議，召見馬共領袖陳平，限期撤除「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24]

除了上述國家之外，中共還向菲律賓、尼泊爾、印度、斯裡蘭卡、日本等地輸出革命，有的是提供軍事訓練，有的則是在輿論上的吹捧和支持。一些當年共產黨建立的組織後來成為國際公認的恐怖組織，例如日本的「赤軍」，該組織臭名昭著的口號是「反帝愛國、革命就是屠殺與破壞」，製造了包括劫機和屠殺乘客等一系列恐怖事件。

2.向非洲與拉丁美洲輸出革命

中共在文革時經常引用的一句馬克思的口號是：「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鼓吹世界革命，而前蘇聯在上世紀60年代的時候力量處於收縮期，不得不提出「三和一少」的主張，也就是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處、和平過渡、和平競賽﹔少支持第三世界的民族主義革命。這被中共稱為「修正主義」。中共在60年代初，王稼祥也持類似主張，被毛澤東批評為「對帝修反要和氣，對世界革命運動援助要少」。因此，毛澤東除了在亞洲輸出革命外，還和蘇聯競爭非洲和拉丁美洲。

林彪在1965年8月發表的《人民戰爭勝利萬歲》的長篇文章中，宣稱世界革命的高潮即將到來。按照毛澤東「農村包圍城市」的理論，文章將北美和西歐比作城市，而將亞、非、拉比作農村。以此推論，向亞非拉輸出革命就成了中共當時的重要工作。

1）在拉丁美洲輸出革命

德拉瓦大學程映紅教授在《向世界輸出革命──文革在亞非拉的影響初探》一文中提到：

在拉丁美洲，毛派共產黨人60年代中期在巴西、秘魯、玻利維亞、哥倫比亞、智利、委內瑞拉、厄瓜多等國都建立了組織，主要成員來自青年和學生。在中國支持下，1967年拉美毛派共產黨建立了兩個游擊隊，一個是哥倫比亞人民解放軍，其中有一個模仿「紅色娘子軍」的女兵單位，叫作瑪利亞娘子軍連﹔另一個是玻利維亞的毛派游擊隊。委內瑞拉的一些共產黨人也在同一時期展開了一些武裝暴力鬥爭。此外，秘魯共產黨的左派頭目古茲曼於1967、1968年左右在北京受訓，除了學習使用炸藥和使用武器，更重要的是領會毛澤東思想，特別是精神變物質、有了正確的路線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槍可以有槍等等典型的文革政治話語。

古茲曼是秘魯共產黨（亦稱「光輝道路」）的領導人，該組織被美、加、歐盟和秘魯政府認定為恐怖組織。

墨西哥和中共建交於1972年，中共任命的第一任墨西哥大使是熊向暉。而熊是中共內戰時長期潛伏在胡宗南身邊的特務，以他為大使，搜集情報（包括美國情報）和干涉墨西哥政府的用意十分明顯。就在熊向暉上任前一週，墨西哥宣布逮捕了一批「在中國受過訓練的游擊隊」。這又是中共輸出革命的證據。[25]

古巴是拉美第一個和中共建交的國家。為了拉攏古巴，同時和蘇聯爭奪國際共運的領導權，中共在1960年11月國內已經餓殍遍野的時候，給了到訪的切‧格瓦拉6,000萬美元的「貸款」，周恩來還告訴格瓦拉，這錢「可以經過談判不還」。等到卡斯楚在中蘇關係破裂後倒向蘇聯，中共則通過駐哈瓦那大使館向古巴幹部和平民大量郵寄小冊子，煽動顛覆卡斯楚政權。[26]

2）在非洲輸出革命

程映紅教授在《向世界輸出革命》一文中也概述了中共如何影響非洲國家的獨立以及獨立後走何種道路：

據西方媒體報導，在60年代中期以前，一些從阿爾及利亞、安哥拉、莫三比克、幾內亞、喀麥隆和剛果來的非洲革命青年在哈爾濱、南京和其他中國城市接受訓練。一個叫作「羅得西亞辛巴威民族聯盟」的組織的成員介紹他在上海接受為期一年訓練的情況。除了軍訓，主要是政治學習，如何發動鄉村群眾和展開以人民戰爭為目的的游擊戰。一個阿曼游擊隊員介紹了他1968年在中國接受訓練的情況。他經過組織安排先到巴基斯坦，然後乘坐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飛機到達上海，再轉到北京。在參觀了中國的一些樣板學校和公社之後，他被送進訓練營接受軍事訓練和思想教育。……在課程表上，毛澤東著作的課程是最重要的，受訓人員必須背誦很多毛語錄，有關紀律和如何對待鄉村群眾的內容聽上去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很類似。這些非洲人也實地觀察了文革中的中國。例如，當他們參觀一所學校時，教師提出「對黑幫分子怎麼辦？」的問題，學生們異口同聲地說「殺殺殺」。……在最後結束訓練時，每個受訓的安曼人都得到一本阿拉伯語的毛澤東著作。

對坦尚尼亞和尚比亞的援助是中共60年代在非洲的最大項目。當時中共從上海紡織工業局派出大量專家，援建坦尚尼亞友誼紡織廠。派出的負責人給援建項目注入了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該負責人一到坦尚尼亞就組織造反隊伍、在工地上掛五星紅旗、豎毛像和毛語錄，放中共的文革音樂和毛的語錄歌，把工地弄成文革在海外的樣板。他還組織了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在坦尚尼亞工人中廣泛活動，散布造反有理的觀點。[27]

中共的輸出革命引起了坦尚尼亞的不滿。後毛澤東決定援建連接坦尚尼亞和尚比亞的坦贊鐵路，將東非和中南非洲貫通起來。這條鐵路穿越高山、峽谷、湍急的河流和茂密的原始森林，沿線許多地區荒無人煙，野獸成群，有的路基、橋樑和隧道的地基土質為淤泥、流沙，因此施工極為困難，光橋樑就修了320座，隧道22條。中國派出5萬勞工，付出了66條生命，耗費近百億人民幣，從1970到1976年耗時六年竣工。但由於坦贊兩國經營不善、管理層的大肆貪污，該鐵路已經破產。按照可比價格計算，這條鐵路的造價，至少相當於現在的幾千億到上萬億人民幣。

3.向東歐輸出革命

1）阿爾巴尼亞

中共除了向拉美和非洲輸出革命外，在歐洲還傾力拉攏共產國家阿爾巴尼亞。早在赫魯雪夫做秘密報告之後，阿爾巴尼亞在意識形態上支持中共，讓毛澤東喜出望外，從此開始了不計血本的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新華社記者王洪起回憶說：「自1954年至1978年，中國向阿共提供援款75筆，協議金額為100多億人民幣。」當時阿爾巴尼亞的人口只有200多萬，相當於每人從中國獲得了4,000多元人民幣的「援助」，而當時中國自己的人均收入一年也不過200元人民幣。這中間還經過了三年「大饑荒」和文革時期的經濟崩潰。

在大饑荒期間，中國用當時極為寶貴的外匯，進口了一些糧食。1962年，阿駐中國大使雷茲‧馬利列到中國要求糧食援助，劉少奇一聲令下，讓剛剛從加拿大購買小麥的中國輪船立即改變航向，調頭駛向阿國的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麥。[28]

阿爾巴尼亞對中共的援助視為理所當然，而且肆意浪費。從中國運去的大量鋼材、機械設備、精密儀器等被隨意堆放在露天地裡，常年風吹雨打。而且毫不在乎地說：「沒關係，壞了、沒有了，中國再給嘛。」中國幫助阿爾巴尼亞建立了紡織廠，但阿國沒有棉花，中國只好用外匯買進口棉花給他們。有一次阿副總理查爾查尼向當時的中共駐阿爾巴尼亞大使耿飆提出更換化肥廠的主要設備並提出不要中國的機器，而要用義大利的，中國只好用外匯從義大利買來機器安裝上。

這種所謂援助，只是助長了對方的懶惰和貪婪。1974年10月，阿國要求中國提供50億元人民幣的貸款，中國當時處於文革後期，經濟近乎崩潰，權衡再三還是決定給10億。阿國大不滿意，在國內掀起聲討中國的運動，說什麼「絕不會在外來經濟壓力下低頭！」並拒絕提供中國需要的原油和瀝青。

2）蘇聯對東歐革命的鎮壓

東歐地區的社會主義制度可以說完全是由蘇聯輸入的。二戰結束以後，根據雅爾達會議劃分的勢力範圍，東歐被交給了蘇聯。

1956年，赫魯雪夫的秘密報告之後，首先起來反抗的就是波蘭。在經過工人抗議、鎮壓和政府道歉後，波蘭選出了對蘇聯持強硬態度的哥穆爾卡，並頂住了赫魯雪夫的干涉。

接下來的就是著名的匈牙利事件，發生在1956年的10月。一群學生舉行集會，推倒了史達林的雕像，隨後集會吸引了大批民眾參加，並和警察發生衝突。交火中，至少上百人被打死。蘇聯認為可以和新的反對派合作，於是任命卡達爾為黨中央第一書記，納吉為部長會議主席（即總理）。納吉上台後，宣布退出華沙條約組織（即類似北約的軍事集團，以蘇聯為領導），並進一步推動「自由化」。蘇聯不能容忍匈牙利這種變化，於是將坦克開到布達佩斯街頭，納吉被逮捕和處決。[29]

繼「匈牙利事件」之後就是1968年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從赫魯雪夫秘密報告之後，捷克的管制逐步放鬆，到1967年春天，相對獨立的民間社會在捷克已經成形，其中代表人物就是後來當選為捷克總統的哈維爾。在這個社會氛圍下，1968年1月5日，改革派杜布切克接任捷共第一書記，提出加強改革和「有人性的社會主義」的口號。隨後杜布切克大規模地平反史達林時代的冤假錯案，釋放異見分子，放鬆新聞管制，鼓勵學術自由，允許公民自由出國，放鬆對宗教的監控等，在黨內也實行有限度的民主。

蘇聯認為這些改革不僅背叛了社會主義原則，還會讓其他國家效仿。於是在1968年3月到8月，蘇共領導人勃列日涅夫等與杜布切克舉行了五次高峰會談，企圖壓服他放棄民主改革。杜布切克拒不同意，於是在1968年8月，蘇聯的6300輛坦克就開進了捷克！歷時八個月的「布拉格之春」被坦克碾碎了。[30]

從匈牙利事件和布拉格之春，我們可以看到，東歐的社會主義制度實際上是蘇聯強行移植和用暴力維護的。當蘇聯放棄這種暴力的時候，東歐的社會主義陣營也就在極短時間內迅速解體了。

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柏林圍牆的倒塌。1989年10月6日，東德各城市正在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並和警察發生衝突。此時，戈巴契夫正在東柏林訪問，他對東德統一社會黨總書記昂奈克說「只有抓緊時機進行改革才有出路」。隨後，東德取消了前往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的旅行限制。這使大批人可以通過捷克投奔西德，柏林圍牆已經無法隔斷民眾的逃亡潮。11月9日，東德被迫放棄了邊界管制，數以萬計的東德人翻越柏林圍牆到達西柏林，並搗毀了柏林圍牆。這座矗立了數十年的鐵幕的象徵就此消失。[31]

柏林圍牆倒塌的1989年，是一個動盪的年份。這一年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捷克和東德都實現了自由化，在名義上拋棄了社會主義，這也是蘇聯放棄干涉它們的結果。1991年，蘇聯解體，冷戰結束。

中共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曾經援助的國家達到110個，意識形態輸出是中共決策的重要考慮因素。而蘇聯對中東、南亞、非洲、拉丁美洲的干涉也不只是我們上述列舉的那一點。因此本章內容只是舉例說明，「暴力移植」是共產邪靈在國際上擴充共產主義的重要手段。它占有的地區和控制的人口越多，毀滅起人類來才越得心應手。

4.冷戰終結

冷戰的結束讓許多人都鬆了一個口氣，認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或者持類似主張的暴政終於完結，但這只是魔鬼的一個伎倆而已。美蘇的對抗轉移了人們對中共的注意，為中共實施更邪惡和隱蔽的共產主義政策贏得了時間。1989年六四屠殺之後，邪惡的江澤民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憑藉中共已經鍛練成熟的鎮壓機器和謊言宣傳，繼續有系統地毀壞傳統文化、建立黨文化，以淪喪道德為方法培訓出反傳統、反道德的「狼崽子」，為其以後大規模迫害法輪功並最後毀滅人類做好充分準備。

在前共產陣營的國家中雖然共黨倒台，但是全世界範圍內對共產主義的清算、對其所犯罪行的審判從沒有進行過。俄國也從來沒有清除蘇共的影響及廢除特務機構克格勃，過去的克格勃首腦卻掌管著現在的俄羅斯。共產主義的理念、思想依然存在，很多被共產邪靈訓練成熟的共產分子還在，並滲透到西方以至全球。

對共產主義有著深刻認識的老一代西方反共鬥士們隨著歲月流逝離開了人世，新一代人認為共產主義已經成為歷史，對共產主義的邪惡、殺戮、欺騙伎倆既沒有認識，也沒有願望去認識！因此原有的共產主義者仍按照激進的或漸進的共產主義理論行事，做著各種破壞本國意識形態、社會體制，乃至暴力顛覆這些國家政權的活動。

1）「紅場」依然猩紅

在其他原共產主義陣營國家紛紛要求獨立的大潮衝擊下，前蘇聯內政不穩，外交孤立，經濟崩潰，民心思變。時任俄羅斯總統的葉爾欽下令宣布蘇共為非法組織，並限制其在俄羅斯境內的活動。民眾喊出心中積蓄已久的去共、反共的時代強音，最終在1991年12月26日由原最高蘇維埃通過決議宣布蘇聯停止存在，立國六十九年的蘇聯從此正式解體。

但深深浸透到俄羅斯人頭腦裡的共產意識，怎會輕易退出？雖然葉爾欽在俄羅斯剛剛成立時，也掀起了一股「去蘇聯化」運動，當時列寧像被推倒，焚燒了一些蘇聯書籍，一些曾經在蘇聯政府工作過的員工被解僱，很多與蘇聯有關的物品都被砸、被燒。但共產邪靈這個本質的東西卻沒有觸及。當年在二戰結束後，全球在去納粹化方面做得十分徹底。從對納粹戰犯公審、判刑，到對納粹思想徹底清掃，讓世人們看到、聽到納粹兩字都感到恥辱。時至今日對漏網的納粹分子仍不放過，直至將其繩之以法。

但是很遺憾，在共產勢力仍很猖獗的俄羅斯，去共不及時、不徹底，勢必養虎為患。很快共產勢力便組織反撲。1993年10月，數萬莫斯科市民在莫斯科的廣場集會遊行，揮舞蘇聯國旗，呼喚列寧、史達林的名字，遊行的隊伍越來越大。1991年莫斯科人走上街頭要求獨立和民主，但這次卻是共產勢力要求恢復甦聯體制，其中還有一些軍隊、警察參與，使得局勢更加對抗。在關鍵時刻安全部門和軍隊的將領支持了葉爾欽，葉爾欽派出精銳坦克部隊平息了這一危機。但是共產勢力仍在並組建了俄羅斯共產黨，成為當時俄羅斯第一大黨，直到蒲亭的執政黨俄羅斯黨（United Russia）成為第一大黨。

時至最近幾年，一些社會調查顯示（如莫斯科RBK電視台2015~2016年所做的一系列調查），很多問卷回答者（約60%）依然認為「蘇聯應該重生」。2017年5月，在俄羅斯有很多人紀念蘇俄奪權一百周年。蘇聯時期成立的蘇聯共青團（Komsomol）在莫斯科紅場集會，在列寧遺體前，舉行青年人入團宣誓。俄羅斯共產黨主席根納季‧久加諾夫（Gennady Zyuganov）在集會上還號稱最近時期有6萬新人加入俄羅斯共產黨，共產黨繼續生存並發展。

僅就莫斯科而言，尚有近80個列寧的紀念碑存在，紅場的列寧遺體仍在吸引者各式遊客和信仰追隨者，紅場依然猩紅，共產邪靈在俄羅斯依然存在，克格勃也從來沒有被徹底揭露和被世人唾棄，持有共產主義理念的大有人在！

2）紅禍依舊泛濫

根據現有數據統計，現在世界上由共產黨執政的國家有4個：中國、越南、古巴、寮國。朝鮮表面上放棄了馬列共產主義，但實際上仍是共產極權國家。冷戰前共有27個過去共產黨執政的共產黨國家。現在共產黨仍可參政的國家有13個，現有共產黨註冊的國家約120個。共產黨政權在過去近百年已經消亡的約有120個國家。

到20世紀80年代，拉美各國各類共產主義政黨，包括共產黨和自稱信奉馬克思主義的政黨有50多個，黨員總數約100萬（其中古巴共產黨約占一半）。80年代上半期，美蘇在亞非拉熱點地區展開激烈爭奪。隨著東歐及蘇聯解體，共產勢力逐漸減弱。以暴力為主，如秘魯共產黨（「光明之路」），強力推行共產制度及暴力行動的國家越來越少，大部分國家都改頭換面以社會主義變種形式出現。他們將原來的共產政黨稱號變成諸如民主社會黨、人民社會黨等等。中美洲十幾個共產政黨改名去掉共產黨，但繼續推行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理念，形式上卻更有欺騙性。

拉美33個獨立國家，除古巴是共產黨執政外，共產黨多是「合法」政黨。委內瑞拉、智利、烏拉圭等國的共產黨與執政黨結成各種形式的聯盟並加入了政府，是參政黨，其他多數國家共產黨的政治身份是在野黨。

雖然在西方及其他地區一些國家中，共產邪靈並沒有採取東方殺戮的暴力手段，但它們以各種變異的手段，潛移默化的滲透已然達到了它們毀壞人類道德、毀壞神傳給人的文化、推行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理念制度等所設的目標。共產邪靈事實上已經侵吞、占領了全世界。共產邪靈達到其最後毀滅全人類這一終極目的也只是一步之遙。

 

第五章 滲透西方（上）、（下）

目錄

引言

1.暴力共產主義和非暴力共產主義

2.共產國際、諜報戰、「謠言」戰

3.從羅斯福新政到進步主義

4.西方的文化大革命

5.和平反戰運動與民權運動

*****

引言

2016年美國大選是幾十年來最富戲劇性的一次選舉。雖然58%的投票率並不算高，但選戰過程卻一波三折，很不尋常。隨著共和黨候選人勝選，喧囂的選戰暫時落下帷幕，但另一場戰爭隨即開始了。除了媒體上鋪天蓋地的對新當選總統的攻擊，很多城市都爆發了針對選舉結果的抗議遊行。遊行者打出「不是我的總統」等標語口號，稱新選總統為「種族主義者」、「性別歧視者」、「排外主義者」、「納粹黨人」，要求重新清點選票，甚至威脅啟動彈劾程序。

雖然抗議者一再聲稱他們的遊行示威出於自發，調查記者還是發現了關鍵的證據，揭示出其示威活動是有人在背後策劃的。據指證，組織抗議的是左派的「職業革命家」，這些團體和朝鮮、伊朗、委內瑞拉、古巴等社會主義國家或者極權國家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其中最主要的兩個團體──「工人世界黨」（Workers World Party）和「自由之路社會主義組織」（Freedom Road Socialist Organization）分別是史達林主義和毛（澤東）主義的共產主義組織。根據這一系列調查的結果，勞敦製作了記錄片《陷於重圍：2017美國內戰》（America under Siege:Civil War 2017）。[1]

勞敦並非危言聳聽，也不是出於衝動說上面一番話的。他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研究共產主義問題，發現共產主義把美國作為滲透和顛覆的主要目標。[2]由於形形色色的共產主義者掌握了美國的教育、媒體，滲透進政界和企業界，過去幾十年美國社會在意識形態上不斷向左，即共產極權方向遷移。就在世人為自由世界擊敗共產陣營歡呼的時候，共產主義卻悄然控制了西方主要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媒體，加緊準備著最後的致命一擊。

美國作為自由世界的燈塔，肩負著「世界警察」的天賦使命。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美國的參與最後扭轉了戰爭的局面﹔在長達近半個世紀的冷戰當中，美國抵制住了另一個超級大國的核武威脅，最終不負眾望，成功瓦解了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陣營。二百多年前，賦予遠見的美國建國之父們，在研究了西方主要的信仰體系和哲學理念、經過審慎的思考和討論之後，撰寫了不朽的政治學經典──《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這兩個基礎性文件，把天賦人權作為不證自明的真理，確立了宗教自由和言論自由原則，並且奠定了分權制衡的共和制度。這兩個文件和眾多睿智的政治家、虔敬信神的美國人民一道，保證了美國社會的和平、穩定和繁榮達兩百年之久。

共產邪靈當然不會安心於整個西半球超出其掌控之外，它要在東西方同時布局。為了毀滅人類，邪靈操縱其在人間的代表，先是勾畫了一個大同社會的美好願景，然後選擇不同的人間代理，以不同的方式散布歪理邪說，極其狡詐地實施毀滅人類的計劃。如果說在蘇聯、中國等國家，共產邪靈採用的是奪權、殺戮等方式，破壞傳統文化、敗壞人的道德，最後達到毀滅人類的目的，那麼在西方所謂的「自由世界」，共產邪靈採用的則是滲透的方式，用千變萬化的欺騙手法，變異其宗教、文化，控制其政治、經濟、社會組織，最終也達到敗壞人、毀滅人的目的。

由於在西方國家共產黨暫時沒有取得政權，共產邪靈的代理人不得不戴上各種各樣的面具，滲透進各種各樣的組織和機構當中。在推進共產主義的過程中，至少有四股力量以不同方式發揮了作用。

第一，蘇聯的顛覆和滲透。蘇俄成立之初，即成立共產國際（史稱第三國際），作為向全世界輸出革命的工具。上世紀80年代中共改革開放以後，與西方開始了更多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交往，也開始用不同方式對西方進行滲透。

第二，各國共產黨聽命於蘇聯共產黨和第三國際，積極籌劃顛覆活動。

第三，西方很多國家的政府在經濟危機和社會動盪時期，病急亂投醫，採納了各種變形的社會主義政策，使西方社會中過去幾十年中呈現不斷向左轉的態勢。

第四，各個國家都有共產黨的同路人、同情者，大量被共產黨利用的「有用的傻瓜」，成為共產邪靈得心應手的工具。他們和共產黨一起，成為西方國家內部的「第五縱隊」，客觀上起到了破壞傳統文化、敗壞社會道德、支援共產政權、顛覆本國合法政府的作用。

本章將從不同角度勾畫出共產主義滲透西方的過程和手法。由於圖景紛繁複雜，這裡難免掛一漏萬。但掌握了基本的線索，相信讀者能夠舉一反三，認清戴著各種假面具的共產邪靈的魔爪。由於篇幅所限，我們主要使用了美國的例子，但讀者應該清楚，魔鬼的詭計絕不僅僅局限在美國一國，在其他國家其手法也是高度相似的。本章也將概述共產主義對歐洲的影響。

1.暴力共產主義和非暴力共產主義

很多人心目中的共產黨都是和暴力分不開的，這一點事出有因。共產黨從不諱言暴力。事實上，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叫囂：「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2]《宣言》出籠之後一百多年的時間，尤其是因為俄國和中國的共產革命都以暴力為主要手段，客觀上使世人忽視了共產主義的另一種表現形式，即非暴力的共產主義。

暴力革命派的馬克思主義以列寧為代表。列寧從兩個方面「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按照馬克思的設想，共產主義革命首先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爆發，但列寧認為，在落後的俄國一樣可以建成社會主義。列寧的另外一個「貢獻」是其「建黨」學說。列寧認為，工人階級不能自發地產生階級意識和革命要求，必須從外部把革命的要求灌輸給工人階級。因此就要組織一個由職業革命家組成的、有嚴格紀律的政黨，這個政黨就是「無產階級先鋒隊」──共產黨。列寧「黨建學說」的實質是把黑幫組織和恐怖主義嫁接到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說之上，設計出一個依靠暴力和欺詐實現共產主義騙局的路徑。

就在馬克思死去的第二年（1884年），英國誕生了一個以漸進方式實現社會主義的團體「費邊社」。費邊社的名字來源於以「逃避、拖延」戰術著稱的古羅馬將軍費邊‧馬克西姆，費邊社的標誌是一隻披著羊皮的狼。在《費邊短評》的第一期刊頭上，登載了這樣一句社銘：「要像費邊與漢尼拔作戰那樣，儘管許多人指責他拖延時日，他還是極其耐心地在等待時機﹔一旦時機來到，就得像費邊那樣，全力出擊，否則就白等了一場，徒勞無功。」[3]

費邊社宣揚「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因此發明了「到處鑽洞」的「滲透」策略。費邊社不僅不限制自己成員的活動，而且鼓勵他們去做內閣大臣、高級行政官員、大工業家、大學校長、主教等重要人物的隨從，或直接加入其他同意接受他們的團體，以便通過這些途徑，把其思想灌輸給關鍵的決策人物。費邊社主席西德尼‧韋伯（Sydney Webb）寫道：「我們堅定不移地相信我們所謂的『滲透政策』──那就是說，把社會主義思想與社會主義計劃，不僅要注入到完全信奉社會主義的人們的思想裡，同時也要注入到與我們見解不同的人們的思想裡──我們不遺餘力地不僅在自由黨人或激進主義者中進行這種宣傳，也在保守黨人中進行這種宣傳﹔不僅在工會運動者和合作主義者中進行宣傳，也在僱主們及金融家們中進行宣傳。只要有機會，我們就把符合於我們的方向的觀念和計劃向他們進攻。」[4]

費邊社成員中有很多青年知識份子，他們四處演講，出版書籍、雜誌、小冊子，在社會上影響很大。20世紀之後，費邊社成員開始參加政黨活動。費邊社四巨頭之一的韋伯成了剛剛成立的工黨的全國執行委員會中的費邊派代表。他為工黨起草黨章、擬定黨綱草案，指導各項政策，努力使費邊社會主義成為該黨的指導思想。費邊社在美國影響也很大，有不止一個費邊主義團體，費邊思想在著名大學的文科院系中影響也很大。[5]

不管是列寧式的暴力共產主義還是費邊社的非暴力共產主義，背後都是共產邪靈在操控，其終極目的沒有任何差別，因此列寧式的暴力共產主義並不排斥非暴力手段。在《共產主義運動的「左派」幼稚病》一書中，列寧嚴厲批評了西歐共產黨拒絕與「反動」的工會合作，或者拒絕加入資產階級國家議會的舉動。列寧寫道：「政治家的藝術（以及共產黨人對自己任務的正確理解）就在於正確判斷在什麼條件下、在什麼時機無產階級先鋒隊可以成功地取得政權，可以在取得政權過程中和取得政權以後得到工人階級和非無產階級勞動群眾十分廣大階層的充分支持，以及在取得政權以後，能夠通過教育、訓練和爭取愈來愈多的勞動群眾來支持、鞏固和擴大自己的統治。」[6]他一再強調，共產黨必須隱瞞自己的真實意圖，為了奪取政權，可以做出任何許諾和妥協。換句話說，為了目的可以不擇手段。在俄國布爾甚維克黨和中國共產黨奪權過程中，他們的確是把暴力和欺騙的兩手發揮得淋漓盡致。

較少引起人注意的是，那些非暴力共產主義流派其實也不排斥暴力。英國費邊社代表人物之一、劇作家蕭伯納曾經寫道：「我已經清楚地闡明：沒有收入的平均就沒有社會主義，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貧窮是被禁止的。不管你願意不願意，你都會被強制地餵飽、穿暖、居住、接受教育、安排工作。如果發現你的操行和勤奮夠不上這樣的待遇，你可能會被溫柔地殺死。」[7]善於偽裝的費邊社選擇了善於辭令的蕭伯納，把非暴力社會主義的真實目的包裝得溫情脈脈，只是在最後才露出兇殘的面目。在西方國家共產主義運動高漲時期，共產黨分子和其各種前台組織、被煽動蠱惑的青年，為了壓制不同言論，造成一種人人自危的恐怖氣氛，不惜採用暴力手段，打、砸、搶、燒、暗殺、爆炸，其行為模式和共產黨如出一轍。

2.共產國際、諜報戰、「謠言」戰

共產主義認為，國家是階級壓迫的工具，是階級社會的產物。共產主義社會消滅了階級，自然也就不再需要國家。因此，「工人階級沒有祖國」，在《共產黨宣言》的最後，馬克思和恩格斯呼籲：「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列寧領導的布爾甚維克黨在俄國建成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之後，迅速成立「共產國際」，其使命就是輸出革命，在世界範圍內發動社會主義革命，推翻各個國家的合法政權，建立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專政。1921年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就隸屬於第三國際的遠東支部。

事實上，不僅僅是中國共產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共產黨全都聽命於共產國際，接受其資助和培訓。蘇聯共產黨也以其龐大帝國為後盾，在世界各國招募激進份子，把他們培養成「職業革命家」，在各自的國家進行顛覆活動。

1919年成立的美國共產黨就是這樣一個聽命於共產國際和蘇共的共產黨組織。在近一百年的歷史當中，雖然美國共產黨從來沒有變成一個擁有眾多黨員的大黨，但在美國仍然發揮了相當大的影響力。他們採用靈活多變的手法，與美國社會的激進團體和激進份子勾結，滲透進工人運動、學生運動、教會，甚至美國政府。美國反共運動先驅弗萊德‧施瓦茨（Fred Schwartz）博士一針見血地指出：「嘗試從共產黨的人數來判斷其影響力，就像通過比較孔洞面積與完好面積來確定船體是否安全。一個漏洞就足以使整條船沉沒。共產主義理論就是有紀律的少數人控制和指揮其他人的理論。一個處於敏感位置的人可以控制和操縱數千人。」[8]

二戰期間的美國政府內部有很多蘇聯間諜早已不是秘密。但由於1954年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McCarthy）參議員的反共努力被打壓，左派媒體、政界、學術界合力掩蓋，相關證據一直沒有進入大眾的視野。上世紀90年代中，美國政府公布了40年代二戰結束之前美國情報部門破解的絕密電碼維諾娜文件（Venona Files）。密電碼顯示，在美國政府內部至少有三百多名為蘇聯工作的間諜，至於他們手下還有多少人則不得而知。有些間諜在羅斯福政府中身居高位，能夠接觸絕密的敏感信息﹔有些則可以利用職權影響美國的政策走向。這些人包括向蘇聯輸送原子彈技術和其他軍事技術秘密、後來被送上電椅的羅森堡夫婦（Julius and Ethel Rosenberg）、財政部副部長哈利‧德克斯特‧懷特（Harry Dexter White）和國務院官員艾爾傑‧希斯（Alger Hiss）等。

由於維諾娜文件只揭示了冰山一角，到底有多少美國政府的機密文件被泄露給蘇聯尚不得而知。但更為重要的是，某些蘇聯間諜身居高位，有機會對美國政府的重要決策發揮重大影響力。在二戰結束前舉足輕重的雅爾達會議上，羅斯福總統的顧問希斯在戰後領土處理、戰俘交換、聯合國憲章的起草等重大決策過程中都起到了關鍵作用。而懷特作為財政部長摩根索最信任的助手之一，參與制訂了很多關鍵政策，也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主要設計者之一、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的創建人之一。正是這個懷特在1941年促成國民黨任命中共地下黨員冀朝鼎為財政部高級官員，後者「幫助」國民政府設計的「金圓券」改革造成政府信用盡失。歷史學家相信，由於蘇聯間諜和親共分子的影響，美國在40年代後期的國共內戰當中，中斷對國民黨的軍事援助，是造成國民黨失去中國大陸的重要原因之一。[9]

埃文斯（M.Stanton Evans）等學者強調，「影響政策」才是蘇聯間諜發揮的最重要的作用。[10]一度加入美共和蘇聯諜報網，但後來反正並指證其他間諜的惠特克‧錢伯斯（Whittaker Chambers）寫道：「敵對國家的代理人所占據的位置使他們不但能夠竊取文件，而且有能力影響本國的外交政策，使其有利於國家的頭號敵人。這不僅體現在一些特殊的時刻……而且體現在數量極其龐大的日常決定之中。」[11]

1970年投奔自由的前蘇聯克格勃成員尤裡‧貝澤門諾夫（Yuri Bezmenov，化名托馬斯‧舒曼）在著作和演講中披露了蘇聯秘密顛覆西方的手段。貝澤門諾夫指出，很多西方人受詹姆士‧邦德（James Bond）一類的間諜電影影響，認為蘇聯顛覆的手段也是通過間諜竊取情報、炸毀橋樑等，但事實遠非如此。克格勃所有人力物力當中只有10%到15%用於傳統的諜報戰，大量的人力物力用在了意識形態的滲透和顛覆上。貝氏詳細解析了顛覆戰略的過程、領域和手段。一般來說，顛覆分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造成敵對國家的文化頹廢、士氣低落（demoralization）﹔第二個階段，造成該國的社會動盪﹔第三個階段，製造危機，而危機將造成三種可能的局面：內戰、革命或者外敵入侵，這時共產黨將開始第四個階段，即趁機奪權，進而「穩定局面」（normalization），建成一黨制獨裁國家。

按照貝氏的說法，共產黨滲透的目標主要有三大領域：思想領域，包括宗教、教育、媒體、文化等﹔權力機構，包括政府、法院、警察、軍隊、外交機構等﹔社會生活，包括家庭、醫療健康、種族、勞資關係等。貝氏以「平等」觀念為例，解釋了共產黨如何通過文化滲透，一步步造成社會動盪，從而製造革命時機的。諜報人員通過各種方式宣傳「絕對平均主義」，讓人們對自己的政治經濟境遇不滿，不滿加劇後，影響生產力，進而影響勞資關係，造成罷工潮、經濟衰退等，於是社會不穩，越來越多的人激進化，展開權力鬥爭，全面危機爆發後，革命或者外國入侵的機會就成熟了。[12]

1978年出逃西方的前羅馬尼亞最高安全官員波切巴（Ion Mihai Pacepa）更加全面地揭露了前蘇聯東歐共產黨國家對西方發動大規模心理戰、「謠言」戰（disinformation）的策略。波切巴強調，謠言戰的目的是改變民眾看問題的參照系，心理被改造之後，一個人即使面對真相也無法理解、無法接受，成為「有用的傻瓜」。[13]

貝澤門諾夫說，意識形態顛覆的第一個階段一般要用15到20年，也就是一代人接受教育的時間。第二個階段2到5年，第三個階段只要3到6個月。1984年他發表演講的時候說，第一個階段已經完成，其效果之好遠遠超出了蘇聯當局的想像。

根據很多前蘇聯間諜、情報官員的自述和對冷戰後解密檔案的研究，前蘇聯的滲透是西方20世紀60年代反文化運動背後重要的推動力量。

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1950年開始揭露共產黨對美國政府和社會的滲透，但1954年被參議院投票譴責，美國政府內部清理共產主義的努力半途而廢，是美國加速走上下坡路的關鍵。[14]

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滲透、麥卡錫主義等一系列問題並沒有隨著蘇聯解體和冷戰終結而失去現實意義。麥卡錫多年來被左派政客和媒體妖魔化，「麥卡錫主義」成為「政治迫害」的代名詞，顯示出左派已經牢牢地掌握了意識形態領導權。

一位美國保守派政治評論家在回顧了麥卡錫等反共英雄在美國被壓制、被醜化的歷史後說：「左派的反美是其整個世界觀的有機組成部分。自由主義者為通姦者、色情業者、鼓吹墮胎權者、罪犯和共產主義者爭取權利。他們本能地支持無政府狀態，反對文明。自由主義者的立場不可避免的就是背叛。」[15]

3.從羅斯福新政到進步主義

1929年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紐約股票市場發生崩盤。危機從金融財政擴散到整個經濟體，主要西方國家無一倖免，失業率達到25%以上。全世界的失業人口超過3千萬人，主要工業國除蘇聯外，工業生產平均下降27%。[16]

1933年初，羅斯福就職的一百天內，圍繞著「解困、復甦、改革」的主題，接連出台了很多項法案，增加政府對經濟的直接或間接干預。國會制定了《緊急銀行法》、《農業調節法》、《國家產業復興法》、《社會安全法》等法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新政基本結束，但羅斯福新政時期產生的一些制度或機構至今仍發揮著影響。

羅斯福頒發的總統令數量超過他之後20世紀所有總統頒發的總統令數量的總和。但一直到30年代末，美國的失業率都沒有降到兩位數以下。自羅斯福新政之後，美國政府走上了高稅收、大政府、干預主義的道路。保守派思想家丹尼甚‧德蘇薩（Dinesh D』Souza）在新作《大謊》中指出：「《國家復甦法》（National Recovery Act,NRA）是羅斯福重要政策之一，也是新政的中心。這個法案基本上給美國的自由市場制度敲響了喪鐘。」[17]歷史學家吉姆‧鮑威爾曾以充分的史料證明羅斯福新政的效果是如何事與願違的：新政受到了共產主義的影響﹔社會保障法使失業率增高﹔高稅收破壞了健康的企業經營模式﹔勞工法造成失業等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彌爾頓‧弗裡德曼稱讚這本著作說：「鮑威爾確鑿無疑地證明了新政影響了經濟從蕭條中復甦，延長並加重了失業，為更具侵略性也更昂貴的政府準備了條件。」[18]

1963年甘迺迪總統遇刺後上台的林登‧詹森總統發起了「向貧困宣戰」和「偉大社會」運動。在極短時間內，詹森就發布了一系列總統令，出台一系列法律，建立新的政府機構，擴大福利計劃，提高稅收，急劇擴大了政府的職權。有趣的是，詹森總統的施政措施和1966年出版的《美國共產黨新綱領》（A New Program of the Communist Party USA）幾乎如出一轍。美共書記霍爾（Gus Hall）如此解釋這個綱領：「共產黨對『偉大社會』的態度可以用一個老話概括──『睡在同一張床上的人可以有不同的夢想』。我們共產黨人支持『偉大社會』的每一項舉措，因為我們的夢想是社會主義。」霍爾所謂「同一張床」指的是「偉大社會」政策。[19]雖然同樣支持「偉大社會」的舉措，詹森政府的初衷是在民主制度下改良，而美共是為了把美國一步步引入社會主義。

「偉大社會」和「向貧困宣戰」這兩項運動最嚴重的後果有三：加重了公民對福利的依賴、越來越多青壯年拒絕工作、福利政策加速了家庭的解體。由於福利政策照顧單親家庭，實際後果是鼓勵了離婚和婚前、婚外生子。據統計，1940年非婚生子的比例在所有新生兒中為3.8%，這個數字到1965年時是7.7%。「偉大社會」改革之後的25年（1990年），這個數字驟升至28%，2012年升至40%。[20]家庭的解體帶來一系列的社會後果，比如政府財政的巨大負擔、犯罪率飆升、家庭教育的式微、一家幾代人無法擺脫貧困、不勞而獲的思想變得根深蒂固從而形成自願失業大軍等等。

蘇格蘭歷史學家亞歷山大‧弗雷澤‧泰特勒爵士（Sir Alexander Fraser Tytler）說過：「民主制無法成為一種行之久遠的政治制度。總有一天，公眾會發現他們可以通過投票選出讓自己從國庫中得到實惠的候選人，那時民主制就終結了。大多數選民會永遠投票給許諾從公共財政裡給予他們最多好處的候選人，這就造成了民主制因為鬆弛的財政政策而崩潰，最終被專制所取代。」[21]「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民眾形成對福利的依賴之後，政府要想減少福利數量和種類，可以說比登天還難。「福利國家」成為西方國家政治上的痼疾，使眾多政治家和學者一籌莫展。

上世紀70年代之後，極左派放棄了令美國民眾警惕的革命話語，代之以更具有中性色彩的「自由主義」和「進步主義」。在共產黨國家生活過的讀者對後者一定不陌生，「進步」一直被共產黨當作「共產主義」的隱語使用，比如「進步運動」指的是「共產主義運動」，「進步知識份子」指的是「親共分子」或者乾脆就是地下黨員。「自由主義」也好，「進步主義」也罷，其實質並無不同，其內涵都是高稅收、高福利、大政府、反宗教、反道德、反傳統、「社會公正」、政治正確、高揚女權、同性戀和性變態者的權利等等，都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代名詞而已。

我們無意指責哪一個政要或者個人，在紛繁複雜的歷史變局中，要想做出正確的分析和判斷，的確很難。在一頁頁歷史翻開之後，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20世紀初以來，共產邪靈在東西方同時下手，東方發生暴力革命的同時，西方國家政府和全社會都受到共產主義影響，逐漸左轉。就美國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戰，尤其是經濟危機之後，政府採納了越來越多的社會主義政策。「福利國家」培養了人民的惰性和對政府的依賴，與此同時，無神論、唯物論迅速侵蝕美國社會的道德機體，遠離了神、遠離傳統道德的民眾，在花樣百出的共產主義騙術面前，漸漸失去了抵禦能力。

4.西方的文化大革命

20世紀60年代是現代史的分水嶺。一場史無前例的反文化運動從東方到西方席捲全球。與中共主導發起的中國文化大革命不同，西方各國的反文化運動表面上是一個多中心或者說無中心的運動。從60年代到70年代的十多年間，參加這場大規模運動的人（多半是青年人）似乎出於不同的動機，有著不同的訴求。其中有人反對美國的越南戰爭，有人爭取有色人種的民權，有人反對父權、爭取女權，有人爭取同性戀者權利。其間混雜著反對傳統文化、反對權威，追求個性解放和享樂主義，推動使用毒品、搖滾樂等等，令人眼花繚亂。

「西方文化大革命」的目標是毀掉正統的基督教文明和西方的傳統文化。這個看似雜亂無章的全球文化現象，根本上來源於共產主義。馬克思、馬爾庫塞、毛澤東（所謂「3M」）是造反青年崇拜的偶像。馬爾庫塞是「法蘭克福學派」的重要成員。

法蘭克福學派是一個以德國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為核心的馬克思主義流派。1923年，該研究所成立之初就曾經考慮過「馬克思主義研究所」的名字，為了遮人耳目，遂命名為中性的「社會研究所」。法蘭克福學派創始人之一、匈牙利馬克思主義者格奧爾格‧盧卡奇有一句「名言」：「誰能把我們從西方文明中拯救出來？」（Who can save us from Western Civilization?）馬爾庫塞對這一句話做了如下發揮：「西方針對每一個它所接觸的文明和文化都犯下了種族滅絕的罪行。美國和西方文明是世界上最大的種族主義、性別歧視、排外主義、反猶主義、法西斯主義和自戀的集合地。美國社會是壓迫人的、邪惡的，不值得為其效忠。」顯而易見，法蘭克福學派以西方的傳統文化為其主要敵人，意欲通過毀滅文化最終奪取意識形態領導權和政治領導權。

1935年法蘭克福學派遷到美國，掛靠在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之下。法蘭克福學派和美國本土的左派知識份子一道，傳播馬克思主義及其變體，腐蝕了其後幾代美國青少年。

馬爾庫塞的理論吸收了馬克思主義和弗洛伊德的泛性論思想，主張解放文明對性的壓抑，是性解放潮流的主要推手之一。馬爾庫塞認為，要想獲得自由和解放，必須廢除資本主義社會對人的本能的過度壓抑，為此，必須反對一切傳統的宗教和道德、秩序和權威，把社會變成一個可以無度享樂且不需工作的烏托邦。馬爾庫塞的代表作品《愛欲與文明》在法蘭克福學派的龐大著作群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原因有二。第一，在這本書裡，馬爾庫塞完成了對馬克思和弗洛伊德思想的結合，把馬克思的政治經濟批判變成了新馬克思主義的文化心理批判﹔第二，這本書成為法蘭克福學派與青年讀者之間的橋樑，把反抗哲學直接轉化為上世紀60年代的反抗運動。[22]

馬爾庫塞說：「（反文化運動）可以稱之為一場文化革命，因為抗議針對的是整個文化體制，包括現存社會的道德……有一點確鑿無疑：傳統的革命觀念和革命策略已經終結。這些概念太過老套……我們必須用分散的方式使這個體系分崩離析。」[23]

能夠讀懂法蘭克福學派晦澀艱深理論的造反青年寥寥無幾，但馬爾庫塞的思想主旨卻簡單明了：反傳統、反權威、反道德，性、毒品、搖滾樂應有盡有，「要做愛，不要戰爭」。只要對一切權威和規範說「不」，就算參加了「高尚的革命事業」，這種自我感覺良好的革命多麼廉價和簡便易行！難怪當時的年輕人對此趨之若鶩。

必須強調指出的是，雖然很多造反青年出於自發，但最激進、處於運動最前列的很多學生領袖是受國際共產主義培訓操控的，其中包括在古巴受訓的「爭取民主社會學生組織」（SDS）學生領袖﹔學生抗議活動是共產主義團體直接組織推動的結果。從「爭取社會民主學生組織」分化出去的極左翼團體「氣象員」（Weathermen）1969年發表的聲明宣稱：「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革命人民與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是當前世界的主要矛盾。這個矛盾的發展推動了全世界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和它的走狗的鬥爭。」這是中國共產黨二號人物林彪的《人民戰爭勝利萬歲！》中的話。[24]

正如文化大革命對中國文化和社會造成了不可逆的破壞，反文化運動對西方社會文化的顛覆同樣令人怵目驚心。第一，它使很多邊緣文化、底層文化、變異文化成為主流文化。性解放、毒品、搖滾樂迅速侵蝕青少年的道德觀，把他們培養成反神、反傳統、反社會的潛在腐蝕力量。第二，創造了街頭革命的先例，培養了廣泛的反社會、反美國的思維方式，為後來的街頭革命開了先例。第三，60年代的年輕人街頭革命受挫之後，進入大學、研究所，完成博士碩士學業，然後進入美國社會的主流，教育界、媒體、政界、工商界，把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帶到體制內，發動了一場席捲美國社會的非暴力革命。

上世紀80年代以後，美國社會的主要的媒體、高校、好萊塢大多成為左派的大本營。裡根總統在位時，在政界稍微扭轉了向左轉的勢頭，但90年代以後，政策再度左轉，到近年達於頂峰。

5.和平反戰運動與民權運動

奧威爾的小說《一九八四》中的大洋國有一個重要的部門──和平部，這個部門的職責是發動戰爭。看似諧謔的命名其實大有深意──在實力不如人時，最好的策略是宣稱愛好和平﹔在意欲發動戰爭時，最好的掩蓋也是高舉橄欖枝。不僅蘇聯和其他共產國家把這套策略運用得十分嫻熟，國際共產主義直到今天仍然不時祭出這面旗幟，作為滲透西方、麻痹和打擊自由世界人民的主要工具之一。

世界和平理事會（World Peace Council）成立於1948年，首任主席約裡奧‧居裡是法國物理學家、法共黨員。當時二戰剛剛結束，只有美國成功研製出了原子彈，蘇聯大力推廣「世界和平」作為緩解戰爭壓力的韜晦之計。世界和平理事會由蘇聯共產黨下屬的蘇維埃和平委員會直接管控，在世界範圍內，吹噓蘇聯是愛好和平的國家，稱美國是世界上的頭號戰爭販子、和平的大敵。蘇聯扶植了數量眾多的組織團體，如世界工會聯合會、世界青年聯合會、國際婦女聯合會、國際新聞記者協會、世界民主青年同盟、世界科學工作者協會等，與世界和平理事會相呼應，「世界和平」成了共產主義針對自由世界的輿論戰的前沿陣地之一。世界和平理事會其實是共產國際的外圍組織。

1961年蘇共總書記赫魯雪夫在報告中說：「每天都應該有更多人被捲入要求和平的鬥爭當中……和平的旗幟使我們把群眾團結在我們周圍。高舉這面旗幟，我們會取得更大的勝利。」美共書記霍爾立刻響應：「有必要擴大要求和平的鬥爭，使它升級，涉及更多人，使它成為每個社區、每個人民團體、每個工會、每個教會、每個家庭、每條街道、每個群眾集會地的熱點問題……」[25]

冷戰時期和平反戰運動出現過三次高潮。第一次出現在20世紀50年代初﹔第二次反戰運動高潮出現在60、70年代越戰期間。根據投奔自由的前蘇聯格魯烏（GRU，蘇聯總參謀部情報總局的簡稱）最高階官員斯坦尼斯拉夫‧路涅夫的證詞，越南戰爭中，蘇聯在西方國家的反戰宣傳上投入的金錢是對北越的軍事和經濟支援的兩倍。他說：「格魯烏和克格勃資助了幾乎所有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反戰運動和反戰團體。」[26]

在反越戰運動中曾經很活躍的前馬克思主義者羅納德‧拉多甚（Ronald Radosh）承認，反戰運動的「真實意圖從來就不是結束戰爭，而是利用反戰情緒在美國國內製造一個新的革命的社會主義運動」。[27]

第三次反戰運動高潮出現在80年代初美國在西歐部署中程核武器時。歐洲的和平、反核武運動雖然要求蘇聯和美國同時限制核武器，但蘇聯從來沒有信守過任何國際條約。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1955年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在成立後的38年當中，蘇聯與全世界各個國家簽訂了近千項雙邊或多邊條約，而它幾乎違背了所有條約中的承諾。研究報告的作者表示，人類文明史上的大國如此缺乏誠信，蘇聯恐怕屬於首例。[28]因此反核武運動針對的其實只是美國。

翠弗‧勞敦指出，20世紀80年代紐西蘭的反核武器運動就是蘇聯通過培訓特工，裡應外合實現的，結果是紐西蘭退出澳大利亞-紐西蘭-美國軍事同盟（ANZUS），把人口只有不到四百萬的紐西蘭直接暴露在共產主義的威脅之下。[29]

9.11事件之後美國又爆發了大規模的反戰遊行和抗議。積極推動這些抗議的同樣是與共產主義組織密切相關的組織。[30]

在很多歷史書上得到正面評價的美國民權運動背後也有共產主義的幢幢鬼影。美國思想家G.愛德華‧格裡芬在比較了中國、古巴、阿爾及利亞的共產主義革命以後，發現美國的民權運動具有與以上革命相同的模式。第一個階段，把民眾分成敵對的不同的人群﹔第二個階段，建立統一戰線，製造一種運動受到普遍支持的假象﹔第三個階段，打擊反對派﹔第四個階段，煽動暴力﹔第五個階段，「上演」一場革命，實際是發動政變，伺機奪權。[31]

從20世紀20年代末開始，共產主義的美國工人黨（The Workers』Communist Party）就發現了黑人革命的巨大潛力。他們號召，在黑人聚居的南方成立蘇維埃黑人共和國。[32]1934年出版的一本共產主義宣傳手冊《蘇維埃美國的黑人》主張把南方黑人的種族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結合起來。[33]

美國60年代的民權運動受到了蘇共和中共的支持。一度參加美共併到莫斯科接受培訓的黑人倫納德‧佩特森（Leonard Patterson）退出美共後，舉證黑人的暴動、騷亂受到了蘇共的大力支持，他本人就曾和美共總書記霍爾一起到莫斯科接受培訓。[34]

美國黑人民權運動高漲也是在中共「輸出革命」的大背景下發生的。1957年以後，中共的外交思想漸趨激進，1965年的時候公然打出「世界革命」的旗號，號召「廣大農村」（亞非拉）包圍「世界城市」（西歐、北美）的道路。黑人民權運動中最具暴力色彩的組織，如「革命行動運動」（Revolutionary Action Movement）、毛主義的黑豹黨（Black Panther Party），都受到中共支持或直接影響。「革命行動運動」主張暴力革命，被主流社會看成是危險的極端主義組織，1969年後解體。黑豹黨從形式到內容全是學習中共，提出的口號是「槍桿子裡出政權」、「所有權力歸人民」，《毛主席語錄》是必讀書。像中共一樣，黑豹黨主張暴力革命。其領導人克利弗在1968年預測說：「大屠殺即將到來。黑人解放的暴力階段來臨了，它將廣泛傳播。在射擊與鮮血中，美國將被染紅。死屍將散堆在大街上……」其他人也鼓吹暴力、游擊戰甚至恐怖主義。在很多黑人集會上，參加者揮舞著「紅寶書」（《毛主席語錄》），會議現場是一片紅的海洋，和同時期的中國「交相輝映」。[35]

民權運動的很多訴求被主流社會所接受，但激進的黑人革命組織並沒有消失，近年來在「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中重新浮現。[36]

全世界人都希望和平，和平主義的思想和實踐濫觴於幾千年以前的古代，20世紀以來也有一些賦予遠見和愛心的人物為了消除國家間的誤解和敵意而奔走操勞。由於歷史原因，在美國等西方國家存在種族歧視的現象，民眾為消除種族歧視所做的教育、宣傳甚至抗爭都是可以理解的。共產邪靈利用社會上存在的思想動向和矛盾摩擦，挑撥離間，煽動仇恨、製造暴力，欺騙和裹挾了很多最初並無惡意的民眾。

 

第六章 信仰篇：魔鬼讓人反神排神

目錄

引言
1. 東方──暴力反神、排神
1）蘇俄暴力毀滅正教
2）中共破壞傳統文化，剿滅宗教，割斷神人聯繫
（1）中共破壞中華傳統文化
（2）毀掉傳統文化承傳基石
（3）迫害宗教
2. 西方──滲透、限制宗教
1）滲透宗教
2）限制宗教
3. 共產邪靈編造的變異神學
4. 宗教亂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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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世界上幾乎所有民族都有其遠古的神話、傳說，告訴世人當初該民族的神是如何按照自己的形像造就了該民族的人，並為人奠基道德和文化，也給信神的人留下一條回歸天國的路。在東方及西方，有女媧造人、耶和華造人等記載和傳說。神也清楚地告誡人們，人必須遵守神的誡命，否則神會懲罰人。當人類出現大面積的道德敗壞時，神也會出手毀掉人，以保持宇宙的純潔。全世界諸多民族都有關於大洪水毀滅文明的傳說，有的十分詳實。

為了維繫人的道德，有時會有覺者或先知下世，重新歸正人心，以避免人走入毀滅，同時帶領人的文明走向成熟。如西方的摩西、耶穌，東方的老子、印度的釋迦牟尼，古希臘的蘇格拉底都是如此。人類的歷史與文化讓人們了解什麼是佛、道、神﹔什麼是信仰、修煉及其不同法門﹔什麼是正、什麼是邪﹔怎樣辨真偽、識善惡，最終等待末劫時創世主重來世間時能得救，重返天國。

人一旦割斷了和造這個民族的神的聯繫，道德就會迅速敗壞。一些民族就這樣消失了，比如傳說中的亞特蘭蒂斯文明就在一夜之間葬身海底。

在東方，特別是在中國，信仰藉助傳統文化而根植在人們心中。因此純用謊言難以欺騙中國人接受其無神論，共產邪靈為了拔掉這五千年的信仰和文化之根，大規模地使用暴力殺戮承載傳統文化的社會精英，再用謊言欺騙一代代的年輕人。在西方和世界其他地區，宗教信仰是維繫神人聯繫的主要方式，也是保持道德水準的重要基石。共產邪靈雖沒能在這些國度裡建立共產暴政，但靠欺騙、變異、滲透的伎倆仍然達到了它們毀滅正教、敗壞世人的目的。
1. 東方──暴力反神、排神
1）蘇俄暴力毀滅正教

《共產黨宣言》揚言要消滅家庭、教會和國家。可見，消滅、顛覆宗教是共產黨的重要目標之一。

從信神開始到與撒旦為伍，馬克思本人深知神、魔的存在，也很清楚赤裸裸的魔鬼教義很難被人，特別是有宗教信仰的人接受。所以，他從一開始就宣揚無神論，宣稱「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鴉片」、「共產主義是逕直從無神論開始的」等等。人並不需要相信和膜拜魔鬼，但只要人不再信神，魔鬼自然就能侵蝕並占據人的心靈，並最終將人拖入地獄。這就是共產邪黨高唱「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的原因。

馬克思是在理論上詆毀宗教、正神，當列寧1917年攫取政權後，就有條件利用國家機器大打出手，用暴力、高壓打擊正教、正信，迫使世人離開神。

1919年，列寧以禁止宣傳舊思想之名，對宗教開始進行大規模的圍剿。1922年，列寧要求通過一項「關於堅決、毫不留情、無條件、不停頓和在最短時間內完成剝奪貴重物品，尤其是最富有的修道院和教堂、寺院中的貴重物品的決議」，聲言「要趁此機會殺掉一批反動僧侶界和反動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越多越好。現在正是應該教訓這群人的時候，使他們在幾十年內連任何反抗都不敢想」。[1]一時間大量教會財產被劫掠、教堂和修道院被關閉，大批神職人員被逮捕，數千名東正教神職人員被處死。

列寧死後，史達林繼承衣缽，於上個世紀30年代開始了極其殘酷的大清洗，除了共產黨員之外，知識份子和宗教界人士亦在被清洗之列。史達林曾向全國宣布要實施「無神論五年計劃」，在完成這個計劃之時，最後一座教堂將被關閉、最後一位神父將被消滅，蘇聯大地將變成「共產主義無神論的沃土」，再也找不到一絲宗教痕跡。

據保守估計，在大清洗運動中，被迫害致死的神父多達42,000餘人。到1939年，整個蘇聯只有一百多座東正教教堂對外開放，而在蘇俄奪取政權前則有40,400多座。全蘇聯境內東正教教堂和修道院被關閉了98%。天主教同東正教一樣遭到滅頂之災。這一時期，更多的文化精英、知識份子被判刑，或被送往古拉格集中營，或被槍殺。

二戰期間，史達林為了利用教會財力、人力抵抗德國的進攻，又假惺惺地停止了對東正教和天主教的迫害，並重新恢復了這些宗教。其背後有更卑鄙的目的，即嚴格控制被恢復的東正教及天主教，把它們作為破壞正教的工具。

前蘇聯的阿列克謝二世（Alexy II）1961年升任為東正教的主教，1964年成為大主教﹔1990年蘇聯解體前夕成為莫斯科大牧首。在蘇聯解體後公布的克格勃解密檔案中，他為克格勃工作的秘密經歷得以披露。其後，他也承認對蘇聯政府做出過妥協。他公開對這些妥協表示懺悔。「為了保護一個事物，就有必要放棄另一些。又有哪些不僅身負自己，還有其他千萬人的命運的人或者組織，在蘇聯統治的那些歲月中，沒有被迫做相似的事呢？然而，不僅對上帝，對於那些以往在教會的默許下，被迫妥協，被消聲，無力反抗，或者被迫表示忠誠，而造成痛苦的，我請求他們的原諒、理解與祈禱。」[2]宗教已經成為共產邪靈控制下的洗腦、騙人工具。

蘇共並沒有把魔變宗教限制在本國境內，它有計劃地將其魔爪伸向世界。
2）中共破壞傳統文化，剿滅宗教，割斷神人聯繫
（1）中共破壞中華傳統文化

中國雖然不像其他國家那樣有單一的全民宗教，但中國人一樣有對神佛的堅定信仰。中國有一個獨特的現象，與長期存在宗教衝突的其他地區不同，在中國，儒教、佛教、道教乃至西方宗教都能夠和平共處。這些信仰鋪墊了底蘊極其深厚的中華傳統文化。

在造成人類毀滅的那場大洪水中，中國保留了完整的文明。此後中華民族繼續發展，保留了連續不斷的五千年信史記載，創造出萬邦來朝的輝煌盛世，被尊為「天朝上國」，其文化深刻地影響了整個東亞，形成了大中華文化圈。而絲綢之路的開闢和四大發明的西傳則推進了世界文明，影響了歐洲乃至世界格局。

這輝煌的文化與信仰經過五千年溶入了中國人的血脈，也成了共產邪靈處心積慮破壞的目標。但靠簡單的欺騙、引誘想讓神州子民放棄幾千年傳統文化及信仰，接受西來共產主義的理念，根本不可能。因此中共在不間斷的政治運動中，邪招使盡，以暴力殘殺開始，破壞宗教之精髓，迫害知識份子，再從器物層面（如建築廟宇、文物古蹟、字畫古玩等）摧毀中華傳統文化，割斷神人聯繫，達到其毀滅傳統文化，進而毀滅人的目的。

在毀壞傳統文化的同時，共產邪黨還有計劃地、系統地建立了邪惡的「黨文化」，並用其培養、訓練沒殺掉的世人，把他們變成破壞傳統文化的工具，有的則跟從共產邪靈直接參與殺戮。

中共深諳怎樣利用世間一切經濟利益、政治洗腦等手段讓世人就範，聽從其擺布。一次一次的運動、鎮壓、殺戮，使它們對這些手段越用越嫻熟，也為其在人間最後的正邪大戰中做最後一搏做好充分準備。
（2）毀掉傳統文化承傳基石

中國鄉村中的地主、紳士階層及城市中的商賈、士大夫階層，他們是傳統文化的精英，負有承傳文化的使命。中共利用1949年篡政初期的「土改」、「鎮反」、「三反」、「五反」等一系列運動在農村屠殺地主、鄉紳，在城市中殺資本家，在製造恐怖的同時洗劫社會財富，並毀掉承傳傳統文化的精英階層。

同時，中共對高等院校中的知識份子通過所謂「院系調整」進行「思想改造」運動，並通過唯物主義、無神論和進化論教育，對學生系統地洗腦，灌輸對傳統文化的仇視。又通過上世紀50年代的「反右」運動，將不聽話的知識份子全部發配勞改，打入社會最底層，讓這些過去掌握話語權、主導社會輿論的「士大夫」成為被鄙視和嘲弄的對像。

隨著文化精英的消亡，中共截斷了中華傳統文化一代又一代延綿不絕的傳承。此後的年輕一代也無從得到來自家庭、學校、社會、鄰裡潛移默化的教育和薰陶，變成了沒有傳統文化的一代。

「反右」運動之後，無論在家庭、學校裡，還是在社會上，都已經聽不到獨立的聲音。但中共對此並不滿意，畢竟年歲稍大的人還保留著對傳統文化的記憶，文物古蹟等傳統文化的載體也隨處可見，傳統的價值仍通過各種藝術形式傳播。

1966年中共發動了更大規模的破壞傳統文化的運動，即「文化大革命」。中共利用建政後洗過腦的學生，利用他們青春期騷動而叛逆的心理在文化大革命中以「破四舊」（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為名，讓中華文化陷入從物質到精神的全面浩劫。

文革開始後，「破四舊」的邪火燒遍中華大地。寺院、道觀、佛像和名勝古蹟、字畫、古玩被毀壞殆盡。這些中華文化之精華經過了數千年的承傳積澱，一旦毀掉即無法還原。

文革之前，北京尚有五百餘座古廟、寺院﹔中國幾千個城鎮，每個城鎮都有城牆、廟宇、寺院，文化古蹟處處皆是，挖地一尺，就能看到近代古蹟，兩尺、三尺、二十尺，歷代古蹟，數不勝數。但在文化大革命「破四舊」之後，所有這些幾乎全部被毀。

「破四舊」不止是毀壞了信徒們禱告、修煉的場所，或古代天人合一的建築，更把人們心中的正信、天人合一的傳統正念一起毀掉了。世人可能對此不以為然，覺得與我無關，但無論你認為是否有關，當人們因此而割斷了和神的聯繫，那就會失去神的呵護，走向危險的深淵，只是腳步快慢和時間遲早的問題。

除此之外，為了切斷人和神、祖先的聯繫，共產黨還帶頭咒罵中華民族的祖先，詆毀、摒棄中華傳統文化。世界各國普遍地對他們的偉大祖先和君主十分崇敬，珍視他們的傳統。同樣道理，中國的聖哲先賢留下了輝煌的文化，是中國與世界的寶貴財富，理應受到後世的景仰。但在中共及其無恥文人看來，中國古代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沒有一個好東西」。如此侮辱自己民族的祖先，在世界歷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中國人被共產邪黨帶領著反神、滅祖，毀滅文化，走在一條極其危險的不歸路上。
（3）迫害宗教

宗教信仰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世人所熟知的道、佛、儒三教在幾千年中國歷史中交相輝映，經久不衰。很多其他西方教派也都有緣在中國演繹一番。

中共1949年暴力奪取政權後，同蘇俄一樣，一手在思想領域宣傳無神論，攻擊有神論﹔一手利用高壓暴力手段，在歷次運動中，拉攏打擊、迫害、取締宗教，殺害宗教人士，到最近血腥殘酷迫害法輪功，對正教及信徒的迫害愈演愈烈。

1949年篡政後，中共就著手展開了大規模的宗教迫害和對「會道門」的取締。中共焚毀了大量《聖經》和其他很多宗教派別的經書，還要求「基督教、天主教、道教、佛教等組織及幫派成員要到政府登記並悔過自新﹔如不按期登記，一經查明，一定予以嚴懲」。1951年，中共還明文頒布：對繼續會道門活動者處以死刑或無期徒刑。佛教的大批和尚被趕出廟門返家還俗勞動生產﹔天主教徒、外國神父多數進了監獄，並受嚴刑拷打﹔中國神父坐監，大批教徒被判死刑或勞動改造﹔基督教牧師和信徒也遭受了和天主教徒們同樣的迫害。

1949年後留在大陸的五千多名中國天主教主教、神父或被關或被殺，最後只剩數百人，而那些在華的外國籍神父部分被殺，其餘全部被趕出了中國。有1萬1千多名天主教徒被殺，大量教徒被任意拘捕或被勒索性罰款。據不完全統計，中共建政的最初幾年中，有近300萬各種教眾及宗教幫會成員被抓被殺。

和蘇俄共產黨一樣，中共為了加強所謂對宗教的領導，成立了相應的管理各教派的機構，如中國道教協會、中國佛教協會等。針對天主教，中共還成立了由其任命並管理的「中國天主教愛國會」。所有的宗教協會都要按黨的意志對教徒進行控制和思想改造，同時利用它們做中共邪靈直接做不了的事情，即從正教內部擾亂、敗壞正教。

中共對藏傳佛教也不放過。中共於1950年派兵占領了西藏，開始強力迫害藏傳佛教。十四世達賴喇嘛1959年逃出西藏流亡印度，被中共認作「叛亂」。1962年5月，十世班禪向中共國務院遞交了《關於西藏總的情況和具體情況以及西藏為主的藏族各地區的甘苦和今後希望要求的報告》。其中列舉大量事實，講述了中共對藏族文化，尤其是佛教信仰的破壞：「（中共）掀起了一個消滅佛像、佛經、佛塔等的滔天浪潮，把無數佛像、佛經、佛塔燒毀，拋入水中，扔到地上，拆毀和熔化，對寺廟、佛堂、瑪尼牆、佛塔姿意進行了瘋像闖入般破壞……盜走了許多佛像飾品和佛塔體內的寶貴物品……公然無忌地侮辱宗教，把《大藏經》用於漚肥的原料，專門把許多佛畫和經書用於製鞋原料等，毫無任何道理。」

1966年文革爆發後，大批喇嘛被強制還俗，大批珍貴經書被焚毀。截至1976年，西藏境內原有的2700座寺院僅剩下8座，其中一千三百多年前大唐時期所建的、西藏最重要的大昭寺在文革中也被洗劫一空。

中華古國，道家修煉源遠流長。二千五百多年前老子留下的五千言《道德經》，是道家修煉的經典。《道德經》不光在東方國度裡廣為流傳，很多西方國家也將其翻譯成本國文字。但文革中老子被批為虛偽，《道德經》則被稱為「封建迷信」。

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義、禮、智、信」，孔子給後世留下了做人的道德規範。文革中，北京造反派率領紅衛兵到曲阜，大肆破壞、燒毀古書，砸毀包括孔子墓碑在內的歷代石碑近千座。1974年中共又再次開展「批林批孔」運動，儒家入世為人的傳統思想、道德準則，在人們心中變得一錢不值。

更慘絕人寰的是1999年7月，前中共黨魁江澤民發動了對法輪大法及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大法修煉者的迫害，甚至邪惡至極地活摘大法修煉者的器官，犯下這個星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惡。

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文化、道德觀念、修煉信仰在短短的幾十年中，被中共幾乎毀壞殆盡。隨之而來的是，世人不信神、背離神，精神空虛、道德敗壞，世風日下。
2. 西方──滲透、限制宗教

共產邪靈對世界上其他非共產極權國家宗教信仰的破壞也有其系統的安排。共產邪靈通過蘇共、中共以宗教交流為名，用金錢和特務滲透這些國家的宗教機構，變異正教信仰，或直接打擊、顛覆傳統正教，甚至直接把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念引入宗教，讓民眾信奉被共產主義變異後的邪教。
1）滲透宗教

記錄片《蠶食美國》（Agenda—Grinding Down America）製片人柯提斯‧鮑爾斯揭露說，他發現了一份1953年國會的證詞，作證的曼寧‧詹森是一個頂級的共產黨人。詹森說：「共產黨發現要想毀滅宗教，一條捷徑是對教會進行滲透。如果人力有限，必須把共產黨特工集中在神學院裡。在這些學校有可能用很少的人影響未來的教士。策略是把人們的關注中心從精神引向物質。」

共產邪靈確實是如此實施的。如一些改頭換面的馬克思主義者為了滲透美國的基督教會，從八九十年前就開始進入美國的神學院，教育出一代又一代變異了的神甫、牧師，讓他們潛移默化地影響美國宗教界。

保加利亞歷史學家門契兒‧麥托蒂弗（Momchil Metodiev）在大量研究了冷戰時期保加利亞共產黨的歷史資料後，揭示了東歐共產主義陣營的情報系統和共產黨宗教委員會密切合作，影響和滲透國際宗教組織的事實。[3]

在世界範圍內被蘇聯東歐共產陣營大規模滲透的宗教組織當屬世界基督教會聯合會，又稱普世教會協會、世界基督教協會或世界基督教協進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縮寫為WCC），簡稱普世教協。這是一個創立於1948年的基督教跨教派合一組織，其會員包括了基督教各種主流派系的教會。該組織的宗旨為促進普世教會合一運動。普世教會協會將其自身描述為一個具有348個全球性、地區、地區分支、民族性和地方性教會的團體，尋求統一、共同見證以及為基督教服務。作為普世教協成員的基督教派系總共擁有大約5億9千萬信徒，覆蓋了大約150個國家，是一個世界宗教界舉足輕重的國際組織。

但它卻是世界上第一個在冷戰時期接受社會主義國家──包括蘇聯及其附屬國──為會員的國際教會組織，並接受它們的經費支持。

共產主義對普世教協滲透的重要「成果」包括1975年把前蘇聯東正教列寧格勒大都會主教尼克定姆（Nikodim）推上普世教協主席的位置 ，另一位來自保加利亞的東歐共產主義代理人撒貝夫（Sabev）則自1979年至1993年長期擔任普世教協的副總書記。歷史學家麥托蒂弗指出，在20世紀70年代前蘇聯東正教列寧格勒大都會主教尼克定姆（Nikodim）在克格勃的指示下領導了滲透行動，而保加利亞的斯塔拉‧乍格拉（Stara Zagora）大都會主教盤克拉提（Pankratii）則在保加利亞配合這一行動。[4]

劍橋大學歷史學家克裡斯托夫‧安德魯（Christopher Andrew）根據克格勃解密的1969年的檔案指出，在冷戰時期，普世教協中來自蘇聯東正教會的一些重要代表暗中為克格勃工作，他們對普世教協的政策及運作施加影響。根據克格勃1989年解密的檔案，經過克格勃在東正教安排進入普世教協的高級代表成功地讓普世教協採納蘇共社會主義的滲透計劃，其中有8條放在了普世教協公共聲明中，3條被用在普世教協的通訊中。[5] 蘇共通過東正教對普世教協的滲透可見一斑。前面所說的為蘇聯政府工作的阿列克謝二世也曾代表蘇聯東正教直接參與普世教協的運作。

如果我們了解這些東歐共產主義滲透、操縱教會的事實，也就不難理解為何普世教協1980年1月不顧成員抗議，堅持向辛巴威愛國陣線（Patriotic Front of Zimbabwe）撥款，而後者是以殺害傳教士、擊落民航客機而臭名昭著的共產主義游擊隊。

此外，普世教協也被中共滲透並影響。中國基督教協會是被中共控制利用的宗教工具。它作為共產中國唯一的代表正式加入普世教協。在金錢、利益的誘惑下，普世教協對中共百依百順，一再阿諛奉承中共。普世教協的總幹事還在2018年初正式訪問了中國並會晤數個中共官方基督教組織，包括中國基督教協會、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和國家宗教事務管理局。在中國，非官方基督教團體（地下教會）人數遠遠多於官方團體的人數，但普世教協代表團為避免令中共不快而沒有安排與非官方基督教團體的會晤。
2）限制宗教

共產邪靈對西方的滲透是全方位的。各種變種共產主義詆毀神的思想行為也都在衝擊著宗教，如「政教分離」、「政治正確」等，都被用來限制和破壞正教。

美國的立國之本在於信神。美國歷屆總統宣誓就職時，都會手按《聖經》宣誓就職，並請「上帝保佑美國」。而如今，當人們批評國家、政府及世人背離神的行為、思想、舉止、政策，對墮胎和同性戀等不被神所允許的行為進行抵制時，那些共產主義者、美國共產黨人或左派激進人士等就用「政教分離」來限制並反擊他們，即用「宗教不能過問政治」來限制神的旨意、訓誡及其對人的約束。

幾千年來，神一直和信神的世人們保持著聯繫。為數眾多的正教信仰者們對維繫社會道德起到了相當大的正面作用。但是現在人們只能在宗教教堂內談論神的旨意，在教堂之外就不能批評、抵制那些敗壞神所制定的為人準則的一切行動，使宗教幾乎完全失去了維繫道德的功能，使美國社會道德迅速下滑。

近年來特別流行的「政治正確」被用到極致，致使美國人在這個信奉基督教為主要宗教的國家裡不敢說「Merry Christmas（聖誕快樂）」，因為有人會說其政治上不正確，會傷害信仰其他宗教的人們。當人們在公開場合談論自己對正神的信仰或對上帝禱告等，就會被制止，因為這會「歧視信其他宗教的人們」。事實上，所有宗教信仰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表達對神的敬仰，並不存在誰歧視誰的問題。

在學校裡，事關正教信仰和傳統價值的課程不能教，神創論不能說，理由是科學不能證實。而同樣不能被科學證實的無神論、進化論卻能堂而皇之地在學校裡被傳授。反神、排神、罵神、詆毀神都沒有問題，還要受到保護，美其名曰「要保護言論自由」。

邪靈在文化、教育、藝術、法律等很多領域裡的限制、滲透和變異宗教，是一個相當複雜也相當系統化的問題，我們將在後續章節中詳細討論。
3. 共產邪靈編造的變異神學

上個世紀，隨著整個世界宗教界受共產主義思潮的衝擊與影響，加之那些打入正教的變異神職人員潛移默化地魔變正教，肆意解釋、歪曲正教覺者所傳的正法及正教經典，各種變異的神學理論風行一時。特別是60年代活躍的、浸透著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革命神學」、「希望神學」、「政治神學」等很多變異神學理論把宗教界攪得非常混亂。

很多拉丁美洲的神甫們在上世紀中接受了歐洲神學院的教育，受這些被共產主義思潮變異的新神學理論影響很深。「解放神學」在20世紀60~80年代的拉丁美洲十分活躍，其主要代表人物為秘魯神甫古鐵雷斯（Custavo Gutierrez）。該神學理論就直接將階級鬥爭及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思想引進宗教修煉中來，把神對人類的慈悲解釋為窮人應該得到解放，所以要求宗教信徒們應該參加階級鬥爭，讓窮人得到平等地位，借耶和華讓摩西引領猶太人走出埃及作為他們認為的基督教應該解放窮人的理論根據。

這個強調階級鬥爭、建立社會主義的新興神學得到了古巴共產黨黨魁菲德爾‧卡斯楚（Fidel Castro）的大肆吹捧。傳統天主教會雖然抵制這些所謂新興神學的泛濫，但2013年上任的羅馬教宗卻特意邀請解放神學代表人物古鐵雷斯，於2015年5月12日以主賓的身份出席了梵蒂岡的一場新聞發布會，表示了新教宗對解放神學的默許和支持。

「解放神學」傳遍了南美，其後也傳遍了全世界。世界各地出現了很多近似解放神學的新興神學，諸如黑人神學、婦女神學、上帝之死神學、自由主義神學，甚至是倡導同性戀的同志神學等。這些變異的神學極大地擾亂了世界各地天主教、基督教等正教信仰。

上世紀70年代在美國臭名昭著的人民聖殿教（The Peoples Temple of the Disciples of Christ，簡稱 Peoples Temple），其教主自稱列寧轉世，是馬克思主義信仰者，並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原教旨奉為人民聖殿教教義。他聲言在美國傳教，目的就是實現他的共產主義理想。他殺害調查對該教派指控的美國眾議員裡奧‧瑞恩後，自知罪責難逃，遂殘忍地強迫跟隨他的信徒集體自殺。他還殺害那些不願隨他自殺的教眾，最後共有九百多人自殺或被殺。抹黑正教、干擾世人對宗教的正信，該教給世人帶來了極壞的影響。
4. 宗教亂象

1958年出版的《赤裸裸的共產黨人》一書中列舉了45個共產主義摧毀美國的目標。令人怵目驚心的是，其中絕大部分都已經成為事實。其中第27條是這樣寫的：「滲透教會。用『社會的』宗教替代『天啟宗教』，詆毀《聖經》」。[6]環顧當今宗教界，特別是三大原始宗教：基督教、天主教、猶太教（合稱天啟宗教）被共產邪靈魔變、限制，很大程度上已經失去原宗教的功能。由各種變種的共產主義理念所建立或魔變的新教派更是直接傳播共產主義思想。宗教是維持西方社會正常運作的重要基石，卻已經被共產邪靈破壞得不成樣子了。

當今世界各種宗教的教會裡，很多披著宗教外衣的主教、神父們一邊傳播著變異的神學思想，一邊腐化墮落、姦淫信徒，醜聞不斷。很多信徒們把去教堂僅僅當作一種文明舉動，或者把其當作娛樂場所，到那裡進行娛樂及社交活動，並不實修。宗教從內部被敗壞了。其結果是使得世人對宗教，對佛、道、神失去正信，轉而放棄信仰。如果人不信神，神也就無法再管人，最後將導致人類被毀滅的結局。

2017年6月29日，澳洲維多利亞警察局召開了簡短的記者會，表示「因為被多名原告控訴」，澳洲樞機主教佩爾（George Pell）將面臨多項與性犯罪有關的指控。佩爾在1996年成為墨爾本大主教，並在2003年成為樞機主教。2014年7月，佩爾受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指派，負責監督梵蒂岡內所有的金融交易，在梵蒂岡具有極大權力，是梵蒂岡的第三號人物。

2002年，美國《波士頓環球報》（The Boston Globe）一個名為「聚焦」的欄目組於該年1月6日到12月14日，對神父褻童事件進行了一系列報導，揭露了天主教神父在美國犯下的性侵兒童的罪行。經過調查，他們發現，在過去幾十年中，波士頓竟然有將近250名神父曾做過猥褻兒童的事情。教會為了防止事情曝光，將神職人員進行大洗牌，從這個教區換到那個教區，這些神職人員又在新教區繼續猥褻兒童的惡行，使更多人成為受害者。

類似事件很快蔓延到全美國。隨後，更蔓延到了其他天主教國家，如愛爾蘭、澳大利亞等地。其他教派也開始公開指責天主教會的墮落。

最終在全球輿論壓力下，天主教宗保羅二世（Saint John Paul II）被迫在梵蒂岡召開美國紅衣大主教大會，承認性侵兒童是犯罪，並決定改革教會管理體制，而且將把性侵兒童的神父從教會中驅逐出去。最後，相關犯人均被判刑入獄，教會在虐童事件上繳納的罰款高達20多億美元。

宗教中借宗教名義斂財更是司空見慣。如中國的各種教會通過信眾對佛、道、神的信仰，大肆斂財、貪污、將宗教商業化﹔開光收錢，上香收錢，「頭炷香」竟高達10萬元。教堂、寺院蓋得越來越多、越來越輝煌，可是對神的正信卻越來越少，真正實修以達到神的要求的信徒也越來越少。很多寺院、教堂變成了邪靈爛鬼聚集的地方。中國很多寺廟變成商業旅遊點，和尚拿工資上班，方丈當上了執行長（CEO）。

在最近所謂學習中共十九大會議報告的風潮中，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在參加一次「十九大精神培訓班」時聲言，「十九大報告就是當代的佛經，我已經手抄了三遍」，並認為「中國共產黨就是現世佛菩薩，十九大報告就是中國當代的佛經，閃耀著共產黨信仰的光芒」。還有人號召佛教徒可以「像他一樣，效法抄經的方式，以恭敬心手抄十九大報告，抄一遍有一遍的體悟和收穫」等等。海南南海佛學院發表該報導後，引來很大爭議，最後只好刪除該報導，但網路上此篇報導廣為流傳。這件事折射出當今政治和尚如此之多，佛教協會根本不是修煉團體，只是中共的統戰工具而已。

上千年來，天主教各地區主教都是梵蒂岡教廷直接任命或認可的。先前梵蒂岡認可的三十多名中國地區主教均不被中共所承認。同樣梵蒂岡和中國廣大教眾（特別是「地下教眾」）也不承認中共任命的「共產黨」主教。但在中共不斷的威逼利誘下，最近梵蒂岡新教宗竟不可思議地和中共做起交易，以承認中共任命的主教為交換條件，並讓先前教廷任命的主教讓位給中共任命的主教，以換來中共承認梵蒂岡任命主教的發言權。

教會是信仰團體，目的是讓信眾修煉回升，重返天國。當和反神的邪靈在人間做起交易，允許主教按照共產邪靈安排、任命，掌管中國上千萬天主教信眾信仰之事，上帝將如何看待？上千萬的中國天主教信眾的未來將會怎樣？

共產邪靈處心積慮地系統安排了在有著深厚的東方傳統文化的國度裡，依靠暴力手段強行毀滅傳統文化，剿滅正教，殺戮世人肉身的同時更敗壞世人的道德，割斷人與神的聯繫而徹底毀掉世人﹔在西方及世界其他地區則實施欺騙、滲透伎倆魔變正教，迷亂世人及教眾，讓世人放棄正信遠離神，而最後毀掉世人。無論其手法、形式有何不同，都是為了同一個終極目的──毀滅整個人類。

 

第七章 家庭篇：魔鬼在毀掉我們的家庭（上）、（下）
 

目錄

引言

1.神給人留下的傳統家庭

2.共產主義以消滅家庭為目標

3.共產主義的淫亂基因

4.共產政權下的共產共妻實踐

1）前蘇聯的共產共妻

2）延安的性開放

5.共產主義如何摧毀西方家庭

1）鼓吹性解放

2）鼓吹女權，唾棄傳統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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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現代女權、性解放、同性戀權利等各類反傳統運動在西方甚囂塵上，首先受到衝擊的是傳統家庭。美國1969年加州離婚法開啟單方離婚綠燈，各州競相效仿，離婚—結婚比率自60年代至80年代增長超過一倍﹔50年代大約11%的誕生於婚姻家庭的孩子目睹自己的父母離婚，到了70年代這個比率竄升至50%。[1]根據美國疾病控制中心（CDC）的數據，2016年美國新生嬰兒中超過40%屬於非婚生孩子。而六十年前的1956年，這個數字不到5%。在東西方傳統社會裡，貞潔的兩性關係被視為美德，如今變成被嘲弄的可笑觀念。伴隨女權運動而來的「同性婚姻權利」運動更尋求法律上重新定義家庭和婚姻。更有甚者，現任美國聯邦公平就業機會委員會（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委員的一名法學教授曾在2006年發起簽署一項宣言，名為「超越同性婚姻：看待我們家庭關係的戰略新視角」，鼓吹人們按自己的任何慾望組成任何形式的新家庭（包括多夫/妻「婚姻」家庭，兩對同性戀組成一個家庭等等），並宣稱傳統婚姻家庭不應該比其他任何形式的「家庭」享有更多法權。[2]在公立學校裡，幾千年來被傳統社會視為可恥的婚前性行為、同性戀不但被灌輸為正常的，甚至有的學校乾脆把任何形式的以傳統理念教育孩子視為大逆不道，以便孩子性傾向能夠「自由」發展（即毫無阻礙地發展成為同性戀、雙性戀或者跨性人等）。如2012年羅德島學區宣布禁止公立學校舉行父-女、母-子舞會，宣稱「公立學校無權給孩子灌輸諸如女孩喜歡跳舞、男孩喜歡棒球之類的觀念」。[3]

傳統家庭被逐步摧毀的趨勢是顯而易見的，共產主義所宣揚的「消滅家庭」將先於「消滅階級」成為現實。

在西方社會裡，摧毀家庭的因素有許多方面，不但有女權、性解放、同性戀運動的變異觀念衝擊，還伴有左派自由主義、進步主義等打著「自由」、「公平」、「權利」、「解放」的旗幟變異法律制度、經濟政策，以各種顯性、隱性的形式推波助瀾，誘導人們拋棄和變異傳統的婚姻家庭觀念。而所有這一切所謂現代思潮、運動，從19世紀初發端，就帶著共產主義因素的深深烙印。共產邪靈善於不斷變化和欺騙，這使人們一次又一次被其表面動聽的口號迷惑，最終卻在其挖好的泥沼中越陷越深。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傳統家庭被摧毀、人心被變異的局面，實際上是共產邪靈近兩百年來精心策劃、逐步實施的結果。

這個局面造成的直接後果是，家庭作為社會穩定的基本單元被破壞，由神的教誨而確立的傳統道德被摧毀，通過家庭承傳、培養薰陶下一代傳統信仰、價值理念的功能喪失，使年輕一代人沒有傳統理念約束，由共產邪靈直接來掌控其靈魂。

1.神給人留下的傳統家庭

在東西方的傳統文化中，婚姻乃是由神設立，為「天作之合」，不可毀棄﹔男人和女人都是神按照自己的形像造的，在神的面前都是平等的眾生，但同時神也讓男女生理上有所差別，並為男女雙方規定了各自的角色。在西方傳統中，女人是男人「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男人要像愛護自己的身體一樣愛護妻子，甚至不惜「舍己」維護妻子﹔而女人則應當配合與幫助丈夫，使「二人成為一體」。男人負責在外「汗流滿面才得餬口」，以支持家庭，女人「生產兒女必多受苦楚」，都源於人的不同原罪。類似的，在東方傳統文化中，男人為陽像天，當自強不息，有承載風雨、呵護家庭的責任﹔女人為陰像地，以厚德載物，當柔順體貼，有相夫教子的義務。男女各居其位，才能陰陽和合，子女才會健康成長。

傳統的家庭發揮著承傳信仰、道德、維護社會穩定的功能。家庭是信仰的搖籃、價值承傳的紐帶。孩子的人生第一個老師就是父母。孩子如果從父母的言傳身教中學到無私、謙卑、感恩、堅韌等等傳統美德，必將會使其受益終生。

傳統的婚姻生活也促進男人和女人自身品行健康成長，它要求丈夫和妻子以一個全新的態度對待自己的情感和慾望，體貼包容對方。這一點和變異的同居生活有本質上的區別。人的情感總有陰晴變化，兩人高興了在一起，不高興了就分手，這種關係和一般的朋友關係沒有區別，並不需要婚姻來約束。馬克思則鼓吹情感上「無任何約束的性愛」[4]，當然就是要解體傳統婚姻，消滅家庭。

2.共產主義以消滅家庭為目標

共產主義認為家庭是私有制存在的形式。消滅私有制，必然要消滅家庭。原教旨共產主義把經濟因素作為主導家庭關係的關鍵，當代的馬克思-弗洛伊德主義再把人的性慾視為理解家庭問題的鑰匙，二者相同之處都是把人的基本倫理道德拋在了一邊，崇尚物質、慾望，實際是把人變為獸，從而通過變異人的理念來摧毀家庭。

共產主義有一個很迷惑人的學說，就是要「解放全人類」，這不僅僅是經濟意義上的解放，也包括「解放」人類自身。解放的對立面是壓迫。那麼在人類自身的「解放」中壓迫來自哪裡呢？共產主義給出的回答是，壓迫來自自己的觀念，這個觀念是由社會傳統道德強加的：傳統的「父權」家庭觀念壓迫女性﹔傳統的性道德壓迫人性。共產主義「解放自己」的理論被後世的女權主義、同性戀權利運動繼承發展，導致反對傳統婚姻家庭、性解放和同性戀等等反傳統的觀念大行其道，成為魔鬼消滅家庭的重要工具。共產主義要推翻一切傳統的道德觀念，這一點在《共產黨宣言》中有明確的表述。

3.共產主義的淫亂基因

共產邪靈處心積慮破壞傳統家庭。早在19世紀初，魔鬼選擇了空想社會主義代表人物播撒其思想種子。共產主義思想開拓者羅伯特‧歐文（Robert Owen）於1824年在美國印第安納州建立了「新和諧」（New Harmony）烏托邦公社（兩年後以失敗告終）。公社成立之日，他宣稱公社把人類從「三位一體的巨大惡魔」中解救出來，對「巨大的惡魔」一詞他解釋說，「我是指私有財產，以及以私產為基礎、荒謬的宗教和婚姻。」[5]

歐文死後，另一位有影響力的烏托邦共產主義者是法國人查爾斯‧傅立葉（Charles Fourier）。他的思想深深影響了後來的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者。他死後，其門徒將其思想帶入184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隨後又擴散到美國。傅立葉首次編造了「女權」（法文「féminisme」）一詞。在他的理想共產社會（稱作「法朗吉」Phalanx）中，傳統家庭被嗤之以鼻，群交狂歡派對被高度讚頌為充分解放了人類的內在激情（passion），並宣稱公平社會應該對「性弱勢者」（如年老、長相醜陋者）給予照顧，以保障人人享有性滿足的「權利」。他認為，任何形式的性滿足，包括性虐狂，甚至家庭成員亂倫乃至獸交，只要不是強迫的，都應該允許。因此他堪稱當代同性戀運動（LGBTQ）新興分支「酷兒理論」（Queer Theory）的先驅。受歐文，特別是傅立葉影響，19世紀在美國先後出現數十個共產主義烏托邦公社，但大都曇花一現，以失敗告終。其中最持久的是以傅立葉理論為基礎建立的昂內達（Oneida）公社，維持了32年。該公社鄙視傳統一夫一妻婚姻，鼓吹群婚濫交。社員通過每周重新分配而「公平」得到和其任何心儀之人「性愛」的機會。最終創辦者約翰‧漢普瑞‧諾伊斯（John Humphrey Noyes）因懼怕教會的法律訴訟而秘密逃亡，公社被迫放棄公妻制。諾伊斯後來著書立說成為「聖經共產主義」（Bible Communism）的鼻祖。

共產主義的淫亂基因是其理論發展的必然。從一開始共產主義魔鬼就誘惑人背棄神的教誨，否認神，否認原罪。依照這種邏輯，本來是人類道德墮落造成的社會問題，其罪惡根源被歸結為私有制。共產主義讓人相信，消滅了私有財產，人就不會為此紛爭，但即使財產公有之後，人還可能為配偶爾產生紛爭，因此空想社會主義者公然以「公妻制」為解決方案。

這些共產主義播種者創辦的共產「樂園」，或者直接挑戰傳統家庭，或者鼓吹「公妻制」，以至於各社區、教會、政府都認為這對社會道德倫理構成了挑戰，從而一致採取行動壓制。共產主義「共產共妻」的狼藉聲名不脛而走。

失敗的烏托邦公社給了馬克思、恩格斯一個教訓：公開鼓吹淫亂的公妻制的時機還不成熟。雖然《共產黨宣言》中「消滅家庭」的目標並沒有改變，他們採用了隱晦的方式陳述其毀滅家庭的理論。

馬克思死後，恩格斯完成了馬克思關於家庭的論述《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進一步闡述馬克思主義的婚姻觀。書中指出，「歷史上一夫一妻制的出現，並不是個人性愛的結果，而是為了保存和繼承私有財產產生的。這是一夫一妻制產生的最主要目的。」恩格斯稱這種「一夫一妻制」是基於財產的「古典」模式。他認為財產公有化之後一種「嶄新」的純粹基於愛情的「婚姻」模式將會出現。沒有財產的束縛，基於純愛慕之心的婚姻，聽起來多麼的高尚！

但是，馬克思、恩格斯的辯解在共產主義的實踐者那裡顯得蒼白無力。感情是靠不住的。今天愛這個，明天愛那個，這不就等於是在鼓勵性亂嗎？前蘇聯和中共政權建立之後的亂性（見下一節），正是馬克思主義實踐的結果。

夫妻之間的情感不會永遠一帆風順，而傳統婚姻的誓言「至死不再分離」既是對神的誓約，其本身也表明了雙方在婚姻之始就準備著未來的情感可能會遇到困境，以及雙方共同應對這種困境的決心。維繫婚姻的不僅僅是情感，更是責任，對另一方、對孩子、家庭的體貼照顧，把夫妻雙方變成了有道德責任感的成熟男人和女人。

馬恩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鼓吹，在共產社會中，財產公有，家務勞動職業化，生了孩子也不用擔心，因為照看和教育孩子由國家負責，「這樣，完全不必擔憂任何『後果』──而這一切正是今天最主要的經濟和道德壓力，妨礙了姑娘把自己徹底獻給所愛的男子。這難道不足以帶來無任何約束的性交，以及隨之而來社會更寬容對待女人貞潔的榮耀和失貞的恥辱嗎？」

馬恩所鼓吹的，儘管常常用「自由」、「解放」、「愛」等辭彙掩蓋其真實含義，實際是放棄人的道德責任，使人的行為完全受慾望主宰。但無論是傅立葉還是馬克思時代，多數民眾還沒有徹底背離神的教誨，對於共產主義的淫亂思想尚有相當的戒備，即便馬克思本人也想像不到20世紀以後的人類是如何以各種藉口接受其淫亂思想和實施其消滅家庭的目標的。

紅魔安排人撒下了淫亂變異的種子，也系統安排了引誘人類屈從慾望而背離神的教誨，逐步墮落，最終讓其實現「消滅家庭」、變異人心之目標，使人落入紅魔掌控。

4.共產政權下的共產共妻實踐

如前所述，淫亂是共產主義的內在基因。共產主義的奠基人馬克思姦污女僕，並產下孩子讓恩格斯撫養﹔恩格斯與兩姐妹同居﹔蘇聯共產黨黨魁列寧與伊內莎有十年的婚外情，此外還與一名法國女人有染，他還嫖妓並染上梅毒。另一個黨魁史達林同樣是淫亂無比，霸占他人妻子。

蘇共奪權成功之後，馬上開始了大規模的共產共妻實踐，當時的蘇聯堪稱西方「性解放」的先導。1990年第10期俄國《祖國》雜誌，曾對俄共初期的共妻現象進行全面揭露，稱在性革命中的典型表現，是領袖們的私生活，如托洛茨基、布哈林、安東諾夫、克朗黛等人，他們的私生活，像狗的交配一樣隨便。

1）前蘇聯的共產共妻

早在1904年，列寧寫道：「淫蕩，能使精神的能量獲得釋放，不是為了偽裝的家庭價值，而是為了社會主義取得勝利，要扔出這個血塊。」[6]

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三次黨代會議上，列夫‧托洛茨基提出，布爾甚維克一旦奪權勝利後，就要制定新的兩性關係原則。共產主義理論要求摧毀家庭，過渡到性需求的自由時期，並提出教育孩子的責任要全部交給國家。

1911年，托洛茨基給列寧寫信稱：「毫無疑問，性壓迫是奴役人的主要手段。只要有壓迫，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家庭，就像是資產階級結構的組成，使它完全失去了自由。」列寧回覆說：「不僅僅是家庭。所有關於兩性關係的禁忌都必須廢除……我們可以向女權學習，甚至有關同性戀的禁令都必須廢除。」[7]

布爾甚維克奪權後，於1917年12月19日公布的《列寧條令》中，包括「廢除婚姻」、「取消懲罰同性戀」等內容。[8]

當時蘇聯有一個非常狂熱的口號：「打倒廉恥！」布爾甚維克為了儘快地打造出社會主義的「新人類」，就通過街頭裸體漫遊來變異人的思想。他們四處遊蕩，狂熱地、歇斯底裡地大喊：「打倒廉恥！」「廉恥，是蘇維埃人民過去的資產階級。」[9]

1918年12月19日，在彼得格勒為慶祝「廢除婚姻」法令紀念日，女同性戀團體舉行慶祝活動。托洛茨基在他的回憶錄中證實了此事。他說，女同性戀遊行慶祝的消息令列寧非常高興。列寧還鼓勵更多人裸體走出來：「繼續努力吧，同志們！」[10]

1923年，蘇聯小說《三代人的愛》使「杯水主義」一詞不脛而走。小說作者是社會福利人民委員（即部長）阿歷克山德拉‧柯倫泰（A.коллонтай）。柯倫泰是一個從傳統家庭中殺到布爾甚維克陣營裡尋找「婦女解放」的鬥士。小說宣揚的「杯水主義」，實質上就是性放縱的代名詞：在共產主義社會裡，滿足性慾的需要就如喝一杯水那樣簡單和平常。「杯水主義」在工人，特別是青年學生中間得到傳播。

當時的蘇聯非婚性愛大量出現，青年的性放縱已然公開，沒有性經驗的大學生只占總人數的12%。莫斯科勞動大學格裡曼教授的研究曾指明，當時性的接觸帶有長期的性質者，在男學生中占15.7%，在女學生中，占44.8%。反之，帶有短期的關係及混交關係者，在男子中要占84.3%，在女子中，要占55.2%。[11]

不僅如此，社會上還出現了大規模的離婚運動。資料顯示，1924年到1927年間的離婚率從5%激增到20%，其中，結婚不到一年就離婚的占到33%。莫斯科還出現了裸體遊行、數名男女同居的家庭，社會強姦案件時有發生。[12]

前蘇聯性解放期間還出現「瑞典家庭」現象，是指很多人不分男女同居而住，通常由10~12名志願者組成「家庭」。雖叫「瑞典家庭」，但是和瑞典人沒有任何關係，純粹的俄式。這一現象大開亂交和性亂之門，造成倫理崩塌、家庭分裂、同性戀、性病、強姦等事件激增。[13]

隨著社會主義公社的發展，「瑞典家庭」也在全蘇遍地開花。這一現象稱為婦女「國有化」或「社會主義化」。以1918年3月葉卡捷琳堡的「社會主義女性」為例。布爾甚維克奪取這座城市後，就在《蘇維埃消息報》上頒布一項法令。該法令規定，16歲至25歲的年輕女子都必須「社會化」，由內務部委員布朗斯坦（Бронштейн）倡議推行，並下達命令。於是指揮官卡拉謝夫執行任務，當即就「社會化」了10名年輕女子。[14]

不過，布爾甚維克很快在上世紀20年代末收緊了性政策，列寧在與婦女活動家蔡特金的談話中痛斥「杯水主義」，給它扣上了「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的帽子。原因是性解放帶來大批副產品──新生兒，他們無人看管撫養，家庭解體最終會導致社會瓦解。

2）延安的性開放

中共誕生之初，情況與蘇聯類似。當然，這都是同一棵毒樹上結出的不同毒果而已。早期領導人陳獨秀就以私生活放蕩著稱，鄭超麟、陳碧蘭的回憶錄中，瞿秋白、蔡和森、張太雷、向警予、彭述之等人情史迷亂，性態度堪比前蘇聯杯水主義盛行時期。

不只是上層知識份子型領袖，早期開闢的中央蘇區和鄂豫皖蘇區建政之初，普通人生活也充分體現「性自由」。由於提倡婦女平等、結婚離婚絕對自由，出現了大量「因滿足性慾而妨害革命工作」的情況。蘇區青年還往往以「拜乾娘」接近群眾為名談戀愛，年輕女性擁有六七名性伴侶的不在少數。據《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紅安、黃麻、黃陂、光山等地方黨內負責人「約有四分之三的多數，總與數十、數百女人發生性的關係」。[15]

1931年春末，張國燾主政鄂豫皖蘇區後，即發現梅毒流行甚廣，不得不報告中央索求「診梅毒疥瘡的醫生」。多年後，其回憶錄中對當時蘇區「調戲婦女的事」、「對婦女亂來」和某些高級將領的「姘頭」仍記憶猶新。

1937年李克農擔任中共八路軍駐京辦主任，負責領取軍餉、醫藥、物資等。一次，國民政府主管部門審核八路軍的醫藥清單時，發現其中治療花柳病的藥品數量相當大。經辦人員就問李克農：「難道貴軍中得這種病的人很多嗎？」李克農一時語塞，只好編謊搪塞說是給當地百姓治病。[16]

中共20世紀30年代的性自由同樣危及了政權，不但有和蘇俄相同的社會瓦解問題，還使已婚的紅軍戰士軍心動搖，擔心參軍後妻子出軌、改嫁，影響部隊戰鬥力。而且，這種高度的性自由也坐實了其「共產共妻」的惡名。為此，蘇區才不得不頒布了保護軍婚、限制離婚次數等政策。

5.共產主義如何摧毀西方家庭

邪靈的各種變異思潮自19世紀開始，在西方經過上百年蛻變、演進之後，終於在20世紀60年代首先在美國大規模登場。

20世紀60年代，在新馬克思主義和各種激進意識形態的影響和鼓勵下，邪靈操縱的各種社會文化運動在美國先後登場，如嬉皮士反正統文化運動、新左派激進運動、女權運動以及性革命思潮等。這些思潮、運動如洶湧的潮水，激烈地衝擊、腐蝕美國的政治體制、傳統價值體系和社會肌體，並隨即波及歐洲。西方的社會觀念、家庭觀念、性觀念與文化價值理念，都發生了巨大的變異。與此同時，同性戀「權利」運動也不斷高漲。這些都導致西方傳統家庭價值觀念不斷削弱和傳統家庭模式日漸式微。同時，社會的動盪也引發了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問題，如色情文化泛濫、吸毒現象蔓延、性道德崩潰、青少年犯罪率上升、社會福利群體擴大等。

1）鼓吹性解放

20世紀60年代發端於美國的性解放（性革命）及其隨後在全世界的迅速擴散，對人類傳統道德觀念，尤其是傳統家庭觀念、性道德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

為了讓性解放在西方社會肆虐，邪靈經過了充分準備，尤其通過「性愛自由」運動（Free love，也稱性激進主義）為其鋪墊，逐步侵蝕瓦解傳統理念。從19世紀興起的「性愛自由」鄙視傳統家庭道德觀念，主張任何形式的性活動都應當不受干預，個人的性活動，包括婚姻、墮胎、淫亂行為不應受政府、法律制約。

傅立葉的追隨者、基督教社會主義者諾伊斯首次提出「性愛自由」概念。

「性愛自由」在近代的主要推手幾乎都是社會主義者或深受社會主義思想影響者，如：英國「性愛自由」先鋒是社會主義哲學家卡朋特（Edward Carpenter），他也是同性戀權利運動的早期倡導人﹔該運動最知名的倡導者、英國哲學家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是公開的社會主義者，也曾是費邊社成員，他聲稱道德不應限制人類本能的快樂，鼓吹婚前和婚外性行為﹔法國「性愛自由」最主要的先行者阿爾曼（Émile Armand）早期是無政府共產主義者，後來發展了傅立葉的烏托邦共產主義，開創了法國個人無政府主義（屬廣義社會主義範疇），鼓吹濫交、同性戀、雙性戀﹔無政府主義（屬廣義社會主義範疇）者弗來明（Chummy Fleming）是澳大利亞的「性愛自由」開拓者等等。

「性愛自由」運動在美國結出的一個重要果實，是1953年起家的色情雜誌《花花公子》。雜誌採用銅版紙，給人一種「藝術」的錯覺，再加上造價不菲的彩色印刷，傳統觀念中被視為下三濫的粗俗色情題材一下子躍入主流社會，成了「高檔」休閒雜誌。半個多世紀以來它把「性自由」的毒素擴散給全球普通民眾，肆意侵襲著傳統性道德觀念。

到20世紀中葉，隨著嬉皮士文化的流行和「性愛自由」觀念被普遍接受，性革命（也稱性解放）正式登場。「性革命」是共產主義精神分析鼻祖、德國共產黨員賴希（Wilhelm Reich）首次提出的。他將馬克思主義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結合起來，認為前者將人從「經濟壓迫」下解放，而後者將人從「性壓抑」下解放。另一位「性解放」理論的奠基人是法蘭克福學派的馬爾庫塞。他的口號「要做愛，不要戰爭」，在60年代的西方反文化運動中使性解放觀念深入人心。此後，隨著動物學家金賽（Alfred Kinsey）發表《人類男性性行為報告》和《人類女性性行為報告》以及口服避孕藥的普遍使用，性解放觀念在60年代紅遍西方。值得一提的是，現代學者發現金賽在所謂的人類性行為報告中，採用了誇大、過分簡化等等手法扭曲統計數據，使很多人誤以為婚外性行為、同性性行為等等都是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對性解放、同性戀運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17]

一時間「性解放」成為現代社會的時髦道德價值觀。在青少年圈子裡，放縱的性生活被視為正常，十幾歲的女孩若敢於承認自己是處女，會受到同伴的恥笑。資料表明，1954年至1963年之間達到15歲的美國人（也即60年代的青年）中，82%的人在30歲之前有過婚前性經驗。[18]到2010年代，結婚前仍為處女的新娘僅為5%﹔18%的新娘婚前有過10個以上的性伴侶。[19]「性」成為大眾文化的流行主題，以性描寫招徠讀者的「文學作品」充斥市場，「兒童不宜」的X級影片受寵於各大影院。

2）鼓吹女權，唾棄傳統家庭

（１）女權運動背後的共產主義推手

女權運動是共產邪靈利用來破壞家庭的另一駕輕就熟的工具。早期女權運動（也稱第一波女權運動）18世紀發端於歐洲，主張婦女應當在教育、就業和政治方面享有與男子同等的待遇。19世紀中葉，女權運動的中心從歐洲轉向美國。

第一波女權運動發生時，傳統家庭觀念的社會基礎依舊強盛，這時的女權運動並不主張直接挑戰傳統家庭。當時影響力顯著的女權主義者，如18世紀英國的瑪莉‧烏絲東奎芙特（Mary Wollstonecraft）、19世紀美國的瑪格麗特‧芙樂（Margaret Fuller）、19世紀英國的約翰‧斯圖亞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都主張一般女性婚後應以家庭為主，女性的潛能主要是在家庭領域裡發展，女人充實自己是為了家庭（如教育子女、管理家政等）﹔而那些特別優秀的特殊女性，應該不受任何阻礙，自由發揮她們的才能，甚至和男性一較長短。

20世紀20年代後，隨著婦女選舉權獲得各國法律承認，第一波女權運動漸趨平靜。此後隨著大蕭條的衝擊和二戰的影響，女權運動基本偃旗息鼓。

與此同時，共產邪靈也早早埋下了摧毀傳統婚姻家庭和性道德觀念的種子。早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在19世紀就為現代激進女權運動奠定了方向。被稱作女權主義之父的傅立葉宣稱婚姻把婦女變成了私有財產，歐文把婚姻詛咒為「邪惡」，這些空想社會主義者的思想被一批女權主義者繼承並發展，如19世紀女權主義者萊特（Frances Wright）繼承了傅立葉的思想，主張實現女性的性觀念自由。英國女權活動家惠勒（Anna Wheeler）繼承了歐文的思想，激烈譴責婚姻把女人變成了奴隸等等。同時，社會主義女權活動者也是19世紀女權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當時法國最有影響的女權刊物，如法國第一份女權主義日報《婦女之聲》（La Voix des femmes）、《自由婦女》（La Femme libre，後更名為《婦女論壇》）、《婦女政治》（La Politique des femmes）、《婦女評論》（La Politique des femmes）等，其創辦者或是聖西門烏托邦主義者（Saint-Simonian），或是傅立葉的追隨者。由於當時女權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緊密聯繫，遭到當局嚴厲審查。

我們看到，當第一波女權運動如火如荼地進行著的同時，紅魔也同時安排了各種激進思潮衝擊傳統家庭、婚姻觀念，為隨後到來的更加激進的女權運動作了鋪墊。

第二波女權運動始於上世紀60年代末的美國，隨後波及到西歐及北歐，並迅速擴展到整個西方世界。60年代末期的美國社會正處於一個動盪不定的時期，伴隨著民權運動、反越戰運動，各種激進的社會思潮紛紛抬頭。女權主義趁機以更激進變異的面目出現並風行世界。

奠定這一波女權運動第一塊基石的是1963年出版的《女性的奧秘》，以及該書作者貝蒂‧弗裡丹（Betty Friedan）發起成立的全國婦女組織（NOW，the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該書作者從一個郊區中產階級家庭婦女的角度，激烈批評女性的傳統家庭角色，認為傳統的快樂、滿足、幸福的家庭主婦形像是所謂「父權社會」塑造的迷思。她認為中產階級的郊區家庭是「美國婦女舒適的集中營」，受過教育的現代婦女應該跳出滿足於相夫教子的成就感，在家庭之外實現真正的自我價值。[20]

數年後更激進的女權主義者主宰了全國婦女組織，繼承並發展了弗裡丹的女權思想。她們認為女性自古以來都是被父權文化所壓迫的。她們將「家庭」歸結為女性受到壓迫的根源所在，並主張徹底變革社會制度，徹底變革傳統文化，在經濟、教育、文化、家庭諸方面進行全方位的「鬥爭」，實現女性的「平等」。

把社會按照某種方式劃分為受壓迫者和壓迫者，從而鼓吹「鬥爭」和「解放」、「平等」，這正是共產主義的核心要旨。傳統馬克思主義以經濟地位劃分人群，新女權主義則以性別劃分人群。

事實上，《女性的奧秘》的作者貝蒂‧弗裡丹並非如書中所暗示的，是一個厭倦家庭瑣事的中產階級郊區家庭婦女。史密斯學院（Smith College）的教授霍熱維茨（Daniel Horowitz）於1999年寫了傳記《貝蒂‧弗裡丹及其〈女性的奧秘〉的出籠》。他調查揭示弗裡丹從大學時期到20世紀50年代，一直是個史達林原教旨馬克思主義者，為左翼工人運動報刊寫作，霍熱維茨並找到她當年寫的這些文章。她甚至一度是一個年輕的共產主義者、核物理學家的情婦。[21]

美國學者凱特‧薇根特（Kate Weigand）在《紅色女權主義》一書中指出，實際上女權主義在20世紀初到60年代的美國並沒有沉寂。包括安東妮（Susan Anthony）、弗來克斯娜（Eleanor Flexner）、勒娜（Gerda Lerner）、米拉姆（Eve Merriam）等等一大批有共產主義背景的紅色女權主義作者，在這一時期為隨後到來的第二波女權運動進行了多方面的理論鋪墊。安東妮早在1946年就運用馬克思的分析方法，以白人壓迫黑人作類比，指出男性同樣壓迫著女性。只是由於受麥卡錫反共影響，共產主義臭名昭著，她們從此閉口不談自己的紅色背景。[22]

在歐洲，法國作家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以代表作《第二性》引領第二波女權風潮。波伏娃早期是一位社會主義者，1941年她與共產主義者、哲學家保羅‧薩特及其他作家一起創建了法國地下社會主義組織「社會主義與自由」（Socialisme et Liberté）。隨著60年代其女權主義聲名鵲起，她宣稱不再相信社會主義，只承認自己是女權主義者。

她主張「女人不是生成的，而是形成的」，鼓吹雖然性（sex）是由人的生理特徵決定的，而性別（gender）則是在人的社會性的影響下後天所形成的一個自我認知的心理概念﹔認為女孩順從、乖巧、愛撒嬌、賦予母性的「女性氣質」全都來自後天的「父權社會」精心設計的「神話」，為的是維持「父權社會」對女性的壓迫。她主張女性衝破傳統理念，實現不受約束的自我。這種思想實際為同性戀、雙性戀、變性等等各類變異觀念提供了溫床。此後各類形形色色的女權思想層出不窮，基本都繼承了女性不平等來自於傳統「父權社會」的壓迫。因此對女權主義者來說，傳統家庭婚姻觀念是實現女性平等的主要障礙。[23]

波伏娃認為婚姻讓女人受制於丈夫，「同妓女一樣令人噁心」。她同薩特保持終身情人關係而拒絕結婚，與此同時她也和其他男人保持「偶然的愛情」，同樣的，薩特也擁有幾位其他女人的「偶然的愛情」。她的婚姻觀是當代激進女權主義者的主流態度。事實上，這種複雜混亂的性關係正是烏托邦共產主義先行者傅立葉19世紀所設想的公妻制。

 

第八章 政治篇：魔鬼在禍亂我們的國家（上）、（下）
 

目錄

引言

1.共產主義政治是毀滅人類的快捷方式

1）共產主義國家通過政權進行大規模殺戮與清洗

2）社會主義理念在歐美盛行

3）控制政黨、議會、政府、最高法院是左派的最大政治

4）左派政黨掌權後推行社會主義及變異政策

2.邪教的政教合一是共產主義政治的特點

1）中共的邪教政教合一

2）自由主義與進步主義的宗教特徵

（1）當代自由主義對古典自由主義的反叛

（2）進步主義的核心是變異道德

（3）自由主義與進步主義的社會主義導向

3.煽動仇恨、挑起鬥爭是共產主義政治的必然選擇

*****

引言

今天的世界，政治的概念已經幾乎無所不包。一個政策、一條法令、一個政治事件、一宗政治醜聞，都可以攪動社會輿論﹔一場最高領導人的大選，就可能吸引全球的注意力。大多數人只知道共產黨國家實行的是共產政治，甚至認為共產黨國家已經在拋棄共產主義。殊不知，共產主義背後的幽靈可以用不同的形式現於世間。無論是共產主義還是社會主義，乃至當代自由主義、進步主義，都是共產幽靈在人間的不同表現形式。仔細考察，這已經是一個共產邪靈統治的世界。

表面上看，自由世界對共產主義之害認識得很清楚，然而，在《共產黨宣言》發表170多年後的今天，無論有意還是無意，各國政府卻普遍採用了馬克思的主張，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令人怵目驚心。

作為自由世界抵抗共產主義的燈塔、把共產主義視為邪惡的美國，在2016年總統大選中，第一次出現了公開表態為社會主義者的總統候選人，並距問鼎總統寶座僅半步之遙﹔而在被調查的年輕人中，竟然將近半數人對社會主義有好感。[1]在歐洲，社會主義早已大行其道。歐洲的一位政治人物說：「現在，社會主義結合了民主、法治以及福利國家制度，而且我覺得，歐洲的絕大部分民眾都支持這些東西——如果英國的托利黨人膽敢觸動英國的全民醫療保健制度，肯定會落得斬首的下場。」[2]

在共產國家，邪靈直接掌控國家政權，利用政府機器，暴力殺戮人民、強力摧毀傳統文化、敗壞世人道德、迫害正教修煉者，以最後達到其毀滅人類的終極目的。

東歐共產主義政權雖然解體，但共產主義思想並未肅清。在幾十年冷戰對抗、間諜破壞、共產主義思想意識滲透之後，共產邪靈實質上猖獗於整個歐洲。

在西方，共產邪靈想直接掌控國家政權的企圖雖然沒能得逞，但是它想方設法用各種手段掌控國家政權，積極推動改頭換面的社會主義政策，變異法律，鼓動暴力，變異道德，搞亂社會，以最終魔變西方世界，達成毀滅人類的終極目的。基於美國在自由社會的重要性，本章在展開論述中將以美國為重點。

1.共產主義政治是毀滅人類的快捷方式

「共產主義政治」並不限於共產黨國家的政治。本書一再強調，共產主義是一個魔鬼，它擁有超自然的力量，可以利用具有壞思想的壞人和無知而輕信的人，做它在人間的代理人，推進它的目標。因此，在西方自由國家，共產邪靈操縱控制下的政治，也可以視為「共產主義政治」的另類形式。

1）共產主義國家通過政權進行大規模殺戮與清洗

如前所述，共產主義在東方多國直接篡奪了政權。有了政權，它就可以更肆無忌憚地為所欲為。在那裡，邪靈的一切政治都是為了維護其政權，同時擴大其影響力，無論是對民眾的殺害、共黨內部的爭鬥和清洗，對外部世界的欺騙、滲透，都是如此。因為政權在手，它可以動用一切國家機器，包括軍隊、警察、司法、監獄、乃至教育機構、媒體等，舉傾國之力殺戮迫害本國人民，敗壞人的道德。

蘇聯臭名昭著的古拉格集中營，蘇共黨內鬥爭的政治大清洗，中共內部的所謂「十次政治路線內鬥」，歷次政治運動中對中國人的屠殺，特別是中共黨魁江澤民動用舉國至少四分之一的財力迫害法輪功及其修煉者等等，這一切都是在共產極權控制下所為，也都圍繞著維持其暴力政權的統治而達到其毀人的目的。

共產黨人深知，政權問題實是共產主義政治的核心問題。共產主義鼻祖馬克思、恩格斯總結巴黎公社教訓時就強調要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列寧亦深諳此道，第一個用暴力建立了蘇維埃共產極權。史達林、毛澤東等也都利用一切政治手段、伎倆、陰謀、陽謀、槍桿子、筆桿子、殺戮、欺騙等，無所不用其極地篡奪、維護暴力政權。有了政權的掌控，或殺戮，或變異都可以得心應手地進行。

2）社會主義理念在歐美盛行

在歐洲，社會主義思潮和政策大行其道已是不爭的事實。美國是個特殊的國家，在十九世紀末20世紀初，共產主義運動於歐洲非常狂熱的時候，其在美國的發展仍然很有限。德國學者桑巴特（Werner Sombart）1906年曾特別寫下《為什麼美國沒有社會主義》一文探討其原因。[3]這一切已經發生巨大變化。

2016年，美國某主要左翼政黨總統參選人在其競選中就公開大談社會主義理念。在共產黨語彙中，「社會主義」不過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本來在自由國家，共產主義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多數美國人對其避之唯恐不及。這位競選人自己也坦承：「我知道有許多人，一聽到『社會主義』這個詞，就非常、非常緊張」，但他卻不避諱引入社會主義理念。出人意料的是，此人在競選中成為一主要政黨的兩名領先候選人之一。

2016年競選後期的民調中顯示，在其中一個主要的左派政黨中，56%的人稱自己對社會主義持正面評價。[4]這種傾向社會主義的趨勢早在2011年皮尤（Pew）的調查中就有顯示，30歲以下的美國民眾中有49%積極看待社會主義，而對資本主義評價積極的人只有47%。[5]這跟整個社會意識形態的左移、左派對社會主義的鼓吹以及年輕一代對共產主義不了解有密切關係。

其實，目前西方人對社會主義的幻想與100年前很多天真的年輕人（包括中國、蘇聯和西方）對共產黨的幻想極其相似。年輕一代對自己民族的歷史、文化和傳統缺乏深入了解，對表面上看似溫和的社會主義沒有抵抗能力，歷史上人們對共產主義在輕信中受騙的一幕又在重演。

馬克思提出的「按需分配」的核心思想對年輕人具有相當的欺騙性，他們幻想可以過北歐國家那樣的高福利社會主義生活。其實，這些國家的「高福利」制度已經造成了種種社會問題。然而一旦有人要對福利制度本身做根本性改動，習慣享有高福利的民眾一定會群起抵制，使其落選。這時候能夠勝出的是那些主張繼續擴大稅收，擴大政府干預，用寅支卯糧的辦法解決眼前困境的政治人物。正如經濟學家米爾頓．弗裡德曼指出的：「一個社會把平等——即所謂結果平等——放在自由之上，其結果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這樣，往往目標是崇高的，結果卻是令人失望的。」[6]

通過高福利社會主義，使得政府不斷擴張，讓人用選票「主動地」從自由走向奴役，正是共產邪靈的一步棋。一旦全世界國家都變成社會主義國家，現在的「北歐模式」從民主走向極權也不過一步之遙。因為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一旦社會主義階段完成，政治頭領們馬上就會推動向共產主義過渡，私有財產、民主競選機制馬上就會被廢除，國家就會迅速走向極權，高福利制度將被箝制人民思想與喉嚨的枷鎖取代。

3）控制政黨、議會、政府、最高法院是左派的最大政治

在西方國家，有通行既久的民主制度，如美國的三權分立的制度，要想像在東方國家那樣直接掌控政權，並非易事，所以它們勢必要採用各種政治手段，迂迴地、間接地讓西方國家政府變成邪靈掌控的機器，以售其奸。

美國是以兩黨為主的多黨制，共產主義要想進入美國政治主流，必然試圖控制兩大黨中的一黨甚至兩黨。控制政黨之後，下一步就是控制越來越多的議會席位，讓自己的候選人占據政府或者法院裡的關鍵職位。從美國被共產邪靈滲透的情況，人們可以看到事情的嚴重性。

在美國，左派黨一直挑動低收入群體與高收入群體的對立以爭取選票，也同時著手爭取越來越多的移民，及所謂「弱勢群體」如同性戀（LGBT）、婦女、少數族裔等讓他們成為左派黨穩固的票倉。為了贏得這些選票，他們鼓吹共產主義理念，拋棄做人的底線，放棄神為人定下的道德規範，極盡討好之能事，甚至包庇犯罪的非法移民，好讓他們為左派黨站台、投票。

一位一向支持左派主要政黨的億萬富翁斥鉅資贊助左派候選人競選美國總統及其重要公職，想辦法把更多左派黨人士送入華盛頓掌控國家機構及權力。由於各州州務卿負責選舉相關事務，在選舉發生爭議時，州務卿的決定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往往可以「四兩撥千斤」，造成「一錘定音」的效果，因此該人大力支持各州州務卿的競選。[7]

非法移民在美國犯罪後，左派黨政府則為他們開脫，還設立庇護區保護他們不被制裁。前任左派總統當政時，曾試圖讓500萬非法移民身份合法化，最後其提案被最高法院擱置而未得逞。另一左派候選人在競選時也聲稱如果她當選總統，要繼續完成前任總統未完成的事情。不但如此，她還要再接納62萬難民，同時拿出4千億美元來養非法移民。[8]

左派政黨力爭讓非法移民也可以投票，其動機當然不是為了非法移民，而是為該黨爭取更多的票源。馬裡蘭州大學公園市於2017年9月12日以4比3的投票通過了非公民參與地區選舉投票的議案，成為全美允許非公民參與投票的最大城市。議案指出，不僅公民能參加地區投票，綠卡持有者、學生簽證者、工作簽證者甚至無證居民都可以參加投票。[9]

為了拉選票，控制政權，左派黨在共產邪靈的控制下，不擇手段，令人對美國的未來充滿憂心。

4）左派政黨掌權後推行社會主義及變異政策

學者研究發現，前任左派政府被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嚴重滲透，支持前任總統的團體中有很多都和社會主義組織有千絲萬縷的聯繫。

前任左派總統是新馬克思主義者索爾．阿林斯基的弟子。他上台後，任用毛派智囊，大搞全民健保，甚至不加入還要罰款，同時頒布法令讓大麻合法化，同性戀合法化，變性人可以參軍，等等。在左派掌控的加州州議會，有的左派議員試圖取消共產主義者不能參政的禁令，後來在越南裔的強烈反對下撤回。

該屆政府制訂的某些政策甚至敗壞人倫。2016年時任總統簽署的「跨性別廁所令」，就是允許「跨性別者」按照自我認同，隨意進入相應性別的廁所。即使一個人的性徵是男的，但只要他自稱認為自己是女人，就可以進入女廁所。而且，這個「跨性別廁所令」推行到全國所有的公立學校，拒絕的州將被停止許多聯邦撥款。

2.邪教的政教合一是共產主義政治的特點

人類社會幾千年來，國家的政治體制主要是君主制。在君主制的漫長歲月裡，神給了君主在人間治理的權柄，「君權神授」，皇帝或國王成為溝通人與神之間的神聖角色。

現在世界許多國家都在實行民主制。民主實際上並不完全就是民眾做主，而是民眾選出一個人來替自己做主。比如大家選出了總統，這個過程是個民主的過程，但一旦選出來，總統就有權來替民眾做很多決定，包括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等。民主並不能保證好人當選，當社會道德普遍下滑的時候，被大多數人推選上去的人很可能是善於吹噓、煽動、鑽營的人，是壞人，而不是好人，這對社會只會造成更大的傷害。如果民主制不以神規定的道德為約束，民主的弊端就會出現，走向被煽動和操縱的暴民政治，使社會走向分裂和動盪。

我們在這裡並不想具體分析哪種政體更好或更壞，而是想指出道德問題才是社會穩定的基石，而民主和法制不過是一種社會運作的方式。

1）中共的邪教政教合一

受共產主義指導的中共政權實行的是一種邪教的「政教合一」政體。它以邪教意識形態統一人的思想，敗壞人的道德，以黑幫的方式來控制社會，最終的目的是毀滅人。

常有人將中共極權比作君主專制，這種觀點似是而非。二者根本性的區別是，中國傳統的君主並不定義道德，反而要受到神（或曰上天）規定的道德的約束﹔而中共壟斷了對道德的解釋權，因此無論做了多少壞事，中共仍然可以宣稱自己「偉大、光榮、正確」。

道德是神定的，而不是人定的﹔是非善惡的標準來自於神的誡命，而不來自於某個政黨的政策。因此當一個政黨壟斷道德的解釋權，其必然的結果就是——「政教合一」。而共產黨具有典型的邪教特徵：

•共產黨把馬克思奉為精神「上帝」，把馬克思主義當成「宇宙真理」，以所謂共產主義的「人間天堂」來誘惑黨徒為之奮鬥終身。其宗教特徵包括：編造教義，消滅異己﹔崇拜教主，惟我獨尊﹔暴力洗腦，精神控制，組織嚴密，能進不能出﹔鼓吹暴力，崇尚血腥，鼓勵為教犧牲等。

•共產國家的領導人有著個人崇拜的傳統，從列寧、史達林、毛澤東、金日成等都是如此。他們是各國共產邪教的「教主」，擁有不容置疑的道德解釋權。無論他們是殺人，還是撒謊，都仍然是對的，因為他們可以解釋說其出發點是為了一個崇高的目的，抑或高深莫測地說「是在下很大一盤棋」。在這樣的國度生活的國民，被迫放棄自己的道德判斷，被迫跟著黨說謊、作惡，心靈、精神上飽受摧殘。

•傳統正教教人向善﹔共產邪教則恰恰相反，它是建立在仇恨的基礎上的。雖然共產黨也談到「愛」，但這個「愛」也是建立在「恨」的基礎上的。譬如無產者之所以有階級友愛，那是因為他們面對著共同的敵人——資本家﹔在中國，表現愛國的方式是「恨美國」、「恨法國」、「恨日本」、「恨韓國」、「恨台灣」、恨海外那些一心為國但卻批評共產邪黨的人。

2）自由主義與進步主義的宗教特徵

自由主義（liberalism）和進步主義（progressivism）目前成為了西方「政治正確」的標準，其實已經被推上了「宗教」的位置。

在不同歷史時期，西方左派使用不同的標籤，有時稱自己為自由主義，有時稱自己為進步主義。兩者理念的核心並無明顯差別。

自由主義/進步主義有終極的理想，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類似，即鼓吹所謂人類的「自由」與「進步」，並把它當成一種意識形態神聖化，任何與之不同的理念都會被其批判或打擊。

它的道德基礎也與共產主義類似，是無神論、進化論、科學主義。它用人的自我與理性取代對神的信仰，把人自己當成了神。

它打擊的目標也與共產主義類似，把社會問題歸咎於現行制度也就是資本主義制度的不公正或缺陷，要顛覆或改造現有的制度。

它的手段與共產主義相類似﹔他們認為自己的目的如此「崇高」，以至於使用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因此暴力和謊言成為他們常用的手段，在不同情況下「靈活」運用。

自由主義和進步主義的准宗教特點，與其發端的歷史背景不可分割。

十八世紀以來科學的進步，極大地加強了人的自信，形成了一種「進步觀」。進步思想的先驅法國哲學家孔多塞在其代表作《人類精神進步史表綱要》中稱，理性將人類引向幸福和道德（善）之路。進步思想越到後來越狂妄，開始把人的理性推上了神壇。

進步主義思想讓人把理性、良心和造物主分割，進而認為人並不需要通過造物主的拯救，可憑藉自己的理性和良知掃除一切貪婪、恐懼、嫉妒等等惡念，認為人終究可在人間建立天國，對神可以不屑一顧。十九世紀法國政治家、藝術評論家卡斯特格拉理（Jules Castagnary）說的一段話典型地表現了進步主義的狂妄心態：「在我被逐出的那個神的園子旁邊，我要建立一個新的伊甸園。……我要讓『進步』站立在它的入口，讓他手執燃燒的長劍，對上帝說：『不准你進來。』於是人開始建立人類的社會。」[10]

人一旦有了這樣的念頭，就會激發出要掌控人類命運，操縱人類未來的幻想——也就是說，人要扮演上帝——要締造一個沒有上帝的烏托邦，一個「人間天堂」，實質上與共產主義思路一脈相承。正是這份企圖「替天行道」的愚迷狂熱，註定要在人間掀起一波又一波的血雨腥風。

3）當代自由主義、進步主義是共產主義的新變種

（1）當代自由主義對古典自由主義的反叛

古典自由主義在政治上從個人的自然權利出發，要求立憲限制王權和政府權力，目的在於保障個人自由。因為個人權利是天賦的，政府則是公民立約所建，其職責僅限於保護公民。政教分離的目的在於讓政府無權干涉公民的思想和信仰。

當代自由主義實際上是共產主義藉「自由」的名義對古典自由主義的滲透和反叛，一方面強調極端的個人主義——極度放縱人的慾望，不守任何道德和規矩﹔另一方面強調結果的平等而不是機會的平等。舉例來說，就財富的再分配而言，他們的重點是接受者的需要而不是納稅人的權利﹔涉及糾正歧視政策時，他們站在歷史上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受害者立場，而無視這些政策造成的目前受害者﹔在法律方面，他們以避免懲罰無辜者為由，而無視對罪犯懲罰的必要﹔在教育中他們以支持低學術能力、弱勢家庭為由，而不顧資質出眾的學生的發展﹔在管制淫穢出版物方面他們以自由表達為藉口取消對道德墮落出版物的限制﹔在政教分離上他們強調的是不信仰的自由而不是信仰的自由﹔在福利立法方面他們關注的焦點是人們需要什麼而不是應該得到什麼，如此等等。

當代自由主義的重點實際上已經悄悄從「自由」演化為「平等」，但卻不願改稱「平等主義」，因為這樣馬上就會被人識別出其共產主義實質。

古典自由主義的寬容本是一種美德，但共產邪靈利用當代自由主義，把寬容作為實現其變異道德的手段。從古典自由主義先驅洛克在《論宗教寬容》對宗教寬容和政教分離概念的論述可以看出，寬容的主體主要是指掌握強制政權的政府寬容對待個人信仰。對於每個人所信仰的通往天國的真理之路，其正確與謬誤的裁決權在於神。人的靈魂屬於自己掌管，政府不能用強制手段去逼迫人信仰或不信仰什麼。

當代自由主義忘卻了寬容的真正目的，把寬容等同於不做價值評判，由此發展出所謂「價值中立」的政治概念，也就是對所有價值不做評判，一視同仁。價值中立其實就是沒有價值，把壞與好、罪惡與美德混為一談。這實際上就是對普世價值的否定和顛覆。它用美麗的詞語給魔鬼開了一扇門，打著「自由」的旗號把反道德和反傳統的行為合理化。同性戀的標誌彩虹旗就是這種所謂「價值中立」的寫照。如果正義的力量和聲音介入，當代自由主義就用危害個人自由、平等、歧視弱勢群體等等藉口進行反擊。

當代自由主義荒謬到連性別都混淆不清。2003年，加州通過了AB196法案：任何一個商業僱主或非盈利機構拒絕僱傭變性人或者異性裝扮者可以被罰款，最高為15萬美元。[11]州參議院不但通過，而且將性別定義為，「自我性別認定、表現或者行為」，「不管其表現和行為是不是和該人在出生時的性別相一致。」[12]

（2）進步主義的核心是變異道德

當代進步主義思想是達爾文進化論在社會領域的直接運用，其後果是以「進步」的名義造成傳統道德不斷偏移並發生變異。

人類在傳統價值觀的指導下，運用自己的理智，通過努力改善自身的境遇，同時使社會越來越富裕文明，這本來無可厚非。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曾經出現過「進步時代」，政府的某些改革舉措糾正了經濟和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弊端，具有正面的意義。

共產主義入侵美國之後，綁架了「進步」一詞，也綁架了「進步主義」這個概念，強行向裡面注入了共產主義的邪惡內涵。它催生了「大蕭條」之後的「新政」，經過60年代的民權運動、反文化運動、女權運動、環保運動等等，直到今天，讓美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當代進步主義的本質是不認同神留下的傳統社會秩序和價值觀。傳統的道德觀中，善惡、是非的衡量標準來自於神。在進步革命中，不信神的人視傳統道德為進步的障礙，而要重新評價所有的價值觀。他們否認絕對的道德，而是以社會、文化、歷史的現狀來建立其道德體系，也就是一切道德都變成了相對概念。道德相對主義在西方社會中隨著進步革命而影響到政治、教育、文化等方方面面。

馬克思主義是道德相對主義的典型，認為符合了無產階級利益（實質是統治階級）的就是道德的，反之就是不道德的。道德不是用來約束「無產階級」的，而是成為了「無產階級專政」打擊敵人的武器。

由於兩者存在某些相似性，共產主義綁架進步主義似乎「順理成章」，沒有引起人們的警覺。時至今日，共產主義在西方仍然打著進步主義的旗號，大搖大擺地繼續行騙。

（3）自由主義與進步主義的社會主義導向

綜上所述，自由主義與進步主義其是對美國憲法和立國之本及美國傳統價值觀的背離。其本質是要改變（實質是摧毀）一切傳統的信仰、道德價值以及現存的西方社會制度。進步革命在西方的目標與後果，就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從內部來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

《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列出了消滅資本主義的十大舉措。我們看到，在「進步主義」的旗幟下，這些舉措在美國都已經一定程度地實現了。不妨列舉如下：

•剝奪地產，把地租用於國家支出

•徵收高額累進稅

•廢除繼承權（作者按：美國1916年開徵遺產稅）

•通過擁有國家資本和獨享壟斷權的國家銀行，把信貸集中在國家手裡（按：1913年成立了美國聯邦儲備體系，也就是中央銀行）

•把全部運輸業集中在國家手裡（按：美國有各種監管機構，有國有郵局和國營的鐵路）

•實行普遍勞動義務制，成立產業軍（按：1935年美國成立了社會保障局，還有勞工部﹔平權法案要求婦女可以從事與男人一樣的工作，包括當兵）

•對所有兒童實行公共的和免費的教育

人追求美好和進步並不為過，但當那些主義變成一種政治思潮，取代、排斥傳統道德與信仰的時候，就成了共產邪靈在背後操縱人、引領人走向墮落和滅亡之深淵的工具。

3.煽動仇恨、挑起鬥爭是共產主義政治的必然選擇

本書開宗明義指出，共產主義的本質是邪靈，它主要是由「恨」構成的。這就決定了共產主義政治的一個重要特點：播撒仇恨，挑起鬥爭。在煽動仇恨過程中，敗壞人類道德﹔與此同時造成人群撕裂，共產主義政治力量則趁機奪權，建立極權統治。煽動人們互相鬥爭是共產主義奪權的主要手段。

共產主義政治的核心是劃分人群，然後挑起仇恨，製造矛盾。《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中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1925）開篇即寫道：「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13]把本來不存在階級對立的地方硬是分出對立的階級，然後挑動他們之間的互相鬥爭，這是共產黨奪權的「法寶」之一。

共產主義挑起鬥爭的主要方式是：片面放大各種各樣的因人心敗壞而造成的社會問題，並表明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不是人的道德問題，而是這個社會體制生病了，生病的原因是存在著某種壓迫，人們必須找到這個壓迫者，並與之鬥爭從而解決「社會問題」。

共產主義政治挑動的仇恨鬥爭不限於資本家和工人之間。古巴共產主義頭目卡斯楚為古巴人指出了「人民公敵」：富爾亨西奧．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及其支持者的「腐敗」以及大種植園主的「壓迫」是一切「不公」之源，共產主義許諾推翻他們的「壓迫」就可以建立「公平社會」，從而挑起了古巴人和古巴人之間的仇恨、鬥爭，為共產極權鋪路﹔在中國毛澤東的「發明」是向農民許諾「分田地」，向工人許諾做工廠「主人」，向知識份子許諾「自由、和平、民主」，讓農民和地主、工人和資本家、知識份子和國民政府鬥得你死我活，共產黨趁亂奪權﹔在阿爾及利亞，共產主義頭目本貝拉（Ben Bella）發現挑起宗教爭端、民族仇恨是獲取共產政權的捷徑，因而掀起穆斯林和基督教徒、阿拉伯人和法國人之間的仇殺，貝拉則由此建立了共產政權。[14]

對於美國這樣的國家，國父們以憲法立國，每個公民都效忠於憲法，社會通過家庭、教會、社區結成強韌的紐帶，因此整個社會的階級觀念相當薄弱，傳統階級鬥爭方法難以奏效。於是共產主義邪靈抓住一切可能的機會，從社會生活各方面來分化人群。比如分化員工和僱主，通過工會擴大員工和僱主之間的矛盾﹔分化不同族裔，如黑人、穆斯林、亞裔、墨西哥裔等，藉民權而鼓動少數族裔和白人之間的鬥爭﹔分化不同性別：如鼓動女權運動挑戰傳統父權﹔分化不同性取向人群，如同性戀權利運動即以共產邪靈為其主要背後推手，甚至為強化鬥爭造出新的性別人群，如酷兒（Queer，同性戀等的泛稱）等﹔分化不同宗教信仰者：如藉「多元文化主義」挑戰傳統西方文化和歷史﹔分化不同國籍人群，如通過鼓動支持外來非法移民「權利」造成「外來者」和「本國人」衝突﹔分化平民和政府執法人員，以「自由」的名義挑動人群和警察對抗、非法移民和聯邦移民執法人員對抗、州警察和聯邦執法人員對抗，等等。人群被劃分得越來越細碎，造成任何人講一句話、做一件事都可能不小心惹怒了另一群體，甚至引發一場衝突鬥爭。把鬥爭變成社會常態，把仇恨播撒入每個人的心中——這正是共產主義的險惡用心。

分化人群、挑起仇恨是同步進行的。列寧早就寫道：「對那些反對我們的人，我們應當而且必須通過語言在大眾心目中播撒仇恨、反叛和蔑視。」[15]

共產邪靈在現代西方的政治手段，就是抓住一切機會，通過各種各樣形式的「社會正義」渲染和煽動仇恨，並使衝突不斷放大升級。

1935年美國紐約哈萊姆黑人區發生騷亂，起因是社區誤傳一個黑人小孩偷盜商店的東西被打死。美國共產黨馬上利用這件事情組織黑人民眾進行大規模抗議示威活動。當時在華盛頓DC組織大規模抗議的美國共產黨員倫納德．派特森（Leonard Patterson）在退出美國共產黨之後披露了自己當年受命組織抗議的經歷。[16]

1931年的「斯考特博羅男孩案」（Scottsboro Boys）中，9名黑人男孩被控強姦兩位白人女子，此案引發美國黑人和白人之間的嚴重對立。美國共產黨馬上大肆鼓譟黑人抗議，利用此案扮演為黑人主持公道的角色，吸引了一大批追隨者，包括後來成為一左派總統導師的弗蘭克．馬歇爾．戴維斯（Frank Marshall Davis）便是因此而加入共產黨。美國學者保羅．坎戈（Paul Kengor）博士指出，在這場案件中美國共產黨的目的不僅僅是吸引大批美國黑人，以及各種自由主義者、進步主義者和形形色色的「社會正義」鬥士加入共產黨，更重要的是藉此把美國醜化成一個不公正的、種族歧視的國家，宣稱類似這樣的案件遍地都是——只有共產主義和極左派的理想主義才能夠把美國從「邪惡」和人民被「壓迫」的「病態」系統中拯救出來。[17]

當代美國的每次大規模社會衝突、騷亂中，都少不了共產主義團體在其中煽風點火。1992年洛杉磯黑人羅德尼．金（Rodney King）因酒駕被白人警察抓捕中遭到毆打的錄像在電視新聞中公布。案件判決後原本和平的抗議人群正要散去時，突然有人用金屬廣告牌砸向一輛過路汽車，於是抗議迅速升級為一場大規模的燒砸搶騷亂。洛杉磯縣警長（Sherman Block）在被問道共產黨黨徒在騷亂中的參與時說：毫無疑問，這幫人在其中燒、砸、搶。騷亂數天中，校園和街上到處是美國革命共產黨（The 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社會主義工人黨（Socialist Workers Party）、進步勞動黨（Progressive Labor Party）、美國共產黨（CPUSA）等各種共產主義團體派發的傳單。其中一張寫道「為金的判決復仇！……戰士們把槍口調轉過來！士兵和工人聯合起來！……」一位洛杉磯警察透露，「在判決宣布之前這些雜種們就在發傳單了。」[18]

列寧早就指示共產黨徒：「騷亂－抗議－街頭戰鬥－獨立的革命隊伍－這是大眾起義的發展階段。」[19]

前文提到的前美共黨員派特森也披露共產黨徒如何專門受訓，按照列寧指示的方法在衝突中扇風點火，把抗議變成暴力騷亂，最後發展到街頭戰鬥﹔甚至在沒有衝突的情況下不惜故意製造衝突。[20]

今天西方社會煽動騷亂、暴力的形形色色的組織，可能自稱「團結一致」、「安提法」、「終結父權制」、「黑人的命也是命」、「拒絕法西斯主義」（「Indivisible,」「Anti-Fascist,」「Stop Patriarchy,」「Black Lives Matter,」「Refuse Fascism」）等等，儘管名稱不同，其實都是共產黨徒或者共產主義同路人。激進、暴力的組織「安提法」（Antifa）由各類共產主義變種組織或共產黨同路人組成，如無政府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和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等等﹔「拒絕法西斯主義」（Refuse Fascism）是美國革命共產黨主席創立，它實際上是個左派激進組織，組織了多次大規模抗議活動，目的是推翻2016年總統選舉結果。[21]

他們打著言論自由的旗號在西方社會不斷挑動各種衝突鬥爭。要想理解他們的真實宗旨，只要看一看1956年國會報告披露的美國共產黨給其成員發出的指示就一目了然：「前線的組織必須持續羞辱、抹黑、貶低批評我們的人。如果反對者太麻煩，給他們貼上法西斯或者納粹或者反猶太標籤……不斷把反對者和臭名昭著的標籤聯繫起來。經過不斷的足夠重複，這種聯繫就成為大眾心目中的『事實』。」[22]

 

第九章 經濟篇：魔鬼的誘餌（上）、（下）

目錄

引言

1.西方已開發國家搞的是另一種形式的共產主義

1）西方已開發國家的高稅收高福利

（1）變相的社會主義

（2）高稅收的現狀

（3）高福利的現狀

（4）魔鬼利用高福利腐蝕道德、加劇貧富階層矛盾

（5）福利制度造成「貧困文化」

（6）左派用福利政策把民眾變成票倉

2）西方國家對經濟的積極干預

（1）國家干預的現狀

（2）國家干預的後果與實質

3）社會主義經濟將導向共產極權

2.中共模式──社會主義怪胎經濟

1）共產邪靈沒有放鬆對中國經濟的控制

2）中國經濟增長背後的真相

3）畸形經濟模式帶來的後果

3.社會主義把欠已開發國家帶入死胡同

1）前東歐國家共產經濟陰魂不散

2）第三世界失敗的社會主義經濟

*****

引言

一百年多前，馬克思發表了《資本論》，鼓吹以公有制消滅私有制，半個世紀後共產主義公有制狂潮席捲了全球三分之一面積的國家。

1990年前後，東歐共產主義陣營解體，許多東歐國家又不得不實行「休克療法」，回歸市場經濟。一些本來不是共產黨執政但信奉社會主義搞國有化的國家，在經歷了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帶來的貧窮與痛苦之後，也不得不開始推行部分自由市場經濟制度。

共產邪靈在全球攻城掠地，為的就是要統治世界。這些國家一個個地拋棄共產主義或者社會主義的經濟模式，是不是證明共產邪靈失敗了呢？事實絕非如此簡單。共產邪靈的特點之一，就是為了最終目的而毫無原則，變化多端﹔它的「原則」隨著需要任意變動，對自身某些手段的部分否定，也是達成其更大目的的手段，在經濟領域尤其如此。

仔細剖析當今世界的經濟狀況及其背後的實質，人們不能不驚訝發現，共產邪靈的魔爪早已伸進了經濟的每個角落。在各種空幻的美好願景下、在對政府的盲目崇拜中，各國的經濟正在一步步脫離自由經濟的軌道，失去道德的根基，陷於共產邪靈的掌控之下。看清其真實面目，思考並制定對策，已經刻不容緩。

1.西方已開發國家搞的是另一種形式的共產主義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裡說：「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對人而言，要「消滅資產者的個性、獨立性和自由」﹔對社會而言，則是「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裡」。[1]為達到此目的，共產邪靈在共產國家採用了暴力和屠殺的方式。而在自由社會裡，暴力共產主義沒有太大的市場，因此共產邪靈安排了非暴力的方式，用各種變相的社會主義形式，分不同階段、不同程度地滲透整個社會，在表面上並不那麼容易辨別。

目前西方國家的很多經濟政策，表面上看起來不是社會主義，叫的名字也不是社會主義，但最終起的作用都是限制、削弱乃至剝奪私有財產，削弱自由企業的作用，擴大政府權力，向社會主義靠攏，採用的手段則包括高稅收、高福利和國家對經濟的全面積極干預等。

1）西方已開發國家的高稅收高福利

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經濟在西方國家的一個重要特點是高福利。西方已開發國家實行的高福利政策，讓從共產國家來的人感到這裡更像共產主義。

（1）變相的社會主義

政府本身不創造價值，羊毛出在羊身上，高福利的財政來源是稅收或者國債，最終由民眾買單（國債最終也是納稅人買單，只不過有一個時間差）。高福利就是變相的共產主義，只是西方社會不講共產黨的暴力革命。

高稅收等於把大量私人財產強制拿到國家手裡，由國家統一進行經濟活動和財富再分配，其實質是變相、漸進式廢除私有財產。

高稅收與共產政權的公有制、平均主義殊途同歸，二者的區別只是國家占有是發生在生產之前還是之後。共產政權的公有制是生產資料直接歸國家占有，西方國家的高稅收是生產資料個人占有，但是生產出的財富通過稅收形式由國家占有，作為公共財產來分配。兩者其實都相當於盜取搶奪他人財富，只不過後者沒共產主義國家那麼暴力，是通過投票、立法的方式「合法」地實現。

政府救助，尤其對遭受自然災害、意外事故者的社會保障是合理的。正因為福利制度有積極的一面，才有了迷惑性，才給了共產邪靈利用的藉口，使其不斷推動高福利高稅收政策。在這一點上高福利已達到共產主義經濟對人、對社會、對道德同樣的破壞效果。共產主義經濟有著摧毀人性的內在必然性，能從人賴以生存的經濟角度來激發人的惡、敗壞人的道德，這就是邪靈在全世界，包括共產政權國家和自由社會，都推行共產主義經濟觀的根本原因。

（2）高稅收的現狀

西方已開發國家的高福利需要消耗大量財政收入。如果沒有高稅收，也就是大量私人財富經由納稅向公共領域的轉移，或者國家借債，高福利政策就無法維持。

比如美國的稅收超過一半是在負擔社會福利和醫療，而其來源中，個人收入所得稅和社會安全稅超過80%，還有11%來自於企業稅。[2]比起美國來，許多西方國家在福利制度上走得更遠，自然也需要更高的稅收。

根據國際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2016年的資料，在其所統計的35個市場經濟體中，有27個國家的勞工收入稅率超過30%，最高的是54%，第二位是49.4%，均出現在歐洲。[3]同時，在歐洲吃飯或購物時還要付增值稅，這部分由消費者承擔，有的國家的增值稅高達20%左右。如果加上企業稅和其他雜稅，整體稅率將會更高。

另有研究顯示，在1900年前後，有20個經濟已開發國家個人所得稅都非常低。比如1900年義大利的最高稅率是10%，日本和紐西蘭是5%。而到1950年，這20個國家的平均最高稅率超過60%，之後緩慢回落，目前在40%左右徘徊。[4]

高稅收不只是針對富人，被直接或變相懲罰的也包括窮人。富人往往有更多的辦法通過商業和各種方式合理避稅，而窮人在增加收入時，可能面臨失去一些社會福利，在一定的收入範圍內甚至出現越勞動納稅越多，得到的福利越少。

（3）高福利的現狀

自1941年，英國經濟學家貝弗裡奇（William Beveridge）提出主張建立「福利國家」，規劃「惠及所有國民的全面而普遍的社會保障體系」，現代社會高福利制度已經擴展為覆蓋了失業、醫療、養老、工傷、住房、教育、孩子養育等諸多方面的體系，遠遠超出傳統慈善的臨時性貧困救急範圍。

美國傳統基金會的一份報告指出，2013年美國有一億多人口（占總人口的1/3）領取各種福利（不包括社會安全保險和聯邦醫療保險），平均每人領取相當於9000美元的補助。[5]按照美國統計局的數據，2016年貧困線人口占12.7%。但是美國的貧困人口生活狀況可能會令許多人吃驚：根據政府調查，貧困家庭中96%的父母說孩子從來沒有挨過餓﹔49.5%的家庭住在獨棟房屋裡，另有40%的家庭住在連排屋裡，住在移動房屋的家庭只占9%﹔80%的家裡有空調﹔40%的家庭有寬螢幕液晶電視﹔3/4的家庭有車。[6]這種人為劃分出的龐大數量的「貧困人口」為進一步擴大福利提供了充足的藉口。

美國在國際經合組織成員國中政府福利低於平均值。大多數北歐和西歐人享受的政府福利遠遠高於美國。比如丹麥「從搖籃到墳墓」的安全網，包括免費醫療保健、免費大學教育和大筆福利金，即便最富有的公民也同樣享有﹔在希臘出現經濟危機之前，希臘人享受著高福利，一年領14個月工資，61歲可以退休，退休金在工資的九成以上﹔瑞典人享受最長550天的連續帶薪病假等等。

從傳統臨時性貧困救急到全民受惠的高福利，這實際是邪靈漸進實現共產主義經濟的手段。

（4）魔鬼利用高福利腐蝕道德、加劇貧富階層矛盾

從經濟角度來講，福利國家的本質是把一些人的錢拿來給另一些人花費。可是由於中間通過政府作為財富分配者，大大淡化了福利受益者「不勞而獲」行為的道德壓力。在這方面，高福利制度對道德觀念的腐蝕在北歐表現得尤為明顯。

瑞典學者尼瑪‧山楠達奇（Nima Sanandaji）用「世界價值觀調查」的數據，清楚揭示了這一點。在上世紀80年代初的時候82%的瑞典人和80%的挪威人同意「領取你不應該得到的政府福利是不對的」﹔而2005年和2008年進行的調查顯示，只有56%的挪威人和61%的瑞典人相信「獲取自己不應得的政府福利是不對的」。[7]

在福利政策下，人們努力工作得到的回報甚少，福利政策獎勵的是那些依靠政府福利生活的人。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的道德觀念在不知不覺中發生了變異。在福利制度下長大的幾代人，很多人慢慢失去了祖輩的那種靠自己奮鬥、獨立、負責任、勤奮的精神，把「享有福利」當作了一種權利，甚至當作了一項「人權」，養成了依靠政府的習慣，甚至反過來要挾政府。觀念改變了，要想再回頭幾乎都不可能了。正是這種溫水煮青蛙的手法，讓魔鬼利用高福利逐漸腐蝕著社會道德。

不僅如此，高福利制度還剝奪了傳統慈善中施捨者行善的權利，也剝奪了受惠者感恩的機會。

傳統社會中救助貧困的方式是私人自主行為：或者是個人出於同情心直接救助急需幫助的人，或者是個人捐贈到慈善組織（比如教會）然後通過慈善組織救助貧困者。在這種情況下捐贈者和受贈者都是明確的。受贈者本來沒有權利去要求其他人救助自己，但當他獲得了救助時，會對於捐贈者懷有感恩之情。這種感恩可能會表現為從此以後通過進取改變自己的處境，因為這是捐贈者的心願﹔也可能將來處境改變之後反過來以同樣的善行回饋社會，自己成為捐贈者或者採用某種方式報答捐贈者。

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觀察到，傳統的德行，即個人慈善行為中，施捨和感恩這一對美德在社會中互相促進，對整個社會的道德成長能起到正面的作用。同時，這樣一種雙向的情感關係，能夠緩解貧富兩個階層之間的對立和矛盾，因為個人慈善讓兩個階層中具體的個體，通過情感和利益聯繫在了一起。[8]

當代高福利制度則切斷了捐贈者和受贈者之間的關係。一方面「捐贈者」是被強迫徵稅，並非出於善心施捨，實際上被剝奪了施捨行善的權利﹔另一方面受贈者不知道誰是施捨者（國家福利制度本身並不是真正的捐助者，真正的施捨者是納稅人），因此他也就沒有了感恩報恩之心。

此外，托克維爾指出，福利制度加劇了貧富階層之間的矛盾。富人被強制徵收了部分的財富，卻無法面對面見到被救助對像而心生同情。相反，他們只會對窮人這個階層產生怨恨和輕蔑，將這一類人視為「貪婪的陌生人」。與此同時，窮人也會心生不滿，因為這些物質上的救助被視作理所當然而且不能夠讓人滿足。「一個階級會帶著懼怕和憎恨看待世界，而另一個階級則沮喪、妒忌地看待自己的不幸。」[9]

挑起妒忌和鬥爭，正是共產邪靈通過高福利經濟毀人的另一手段。這種矛盾在希臘經濟危機爆發後表現得極為明顯，不過不是在最窮和最富者之間，而是在大多數中產階級和富人之間。在希臘，人們不願承受高稅收的負擔，全民逃稅嚴重。《經濟學人》刊文說，希臘官員稱逃稅為希臘的「全民運動」。[10]一旦經濟出現問題，富人的逃稅尤其扎眼。希臘政府為不得罪選民，長期通過舉債彌補稅收不足的空缺，以便維持和歐盟其他成員國同樣水準的高福利。危機爆發後，一旦政府要縮減福利，被高福利寵慣的民眾的不滿大規模爆發，民眾把矛頭指向富人，要求對富人多徵稅。到底是富人還是中產階級該為經濟危機負責？這是個令政府頭疼的問題。但不論怎樣，邪靈敗壞人的道德、挑起人群嫉恨互鬥的目的達到了。

福利制度助長了「不勞而獲」的觀念，這會削弱努力工作、積極進取的社會風氣，反過來也會造成對經濟的傷害。

海拉等三位經濟學家對福利國家做了經驗性的動態分析後指出，數據證實了福利國家確實會削弱社會的積極進取的動力，而這種效果只有在相當長的時間之後才能夠真正顯現出來。三位學者的結論是：福利國家摧毀了自己的經濟基礎。[11]

（5）福利制度造成「貧困文化」

2012年，《紐約時報》曾以「以保持孩子的文盲牟利」為題，講述了一個當代美國福利制度給窮困家庭帶來的心酸故事。

許多窮困家庭住在阿巴拉契亞山麓的移動房屋裡。這些父母讓孩子們從識字班裡退出來──他們擔心一旦孩子們學會了閱讀，他們就不再有資格獲得每個月的文盲補助。這些窮困家庭每個月可以從「補助安全計劃」中獲得一張698美元的支票，直到孩子18歲為止。[12]這就造成為了眼前的補助而放棄孩子教育的現象。

大約四十年前，這個救助計劃救助的是那些真正生理上或者是智力上有缺陷的孩子的家庭。而現在超過55%的受救助的所謂「殘障孩子」屬於模糊而無法清楚界定的「智力遲緩者」，全美有120萬這樣的孩子，每年需要納稅人90億美元的救助。[13]

在這裡，福利政策和人性惡的一面互相激勵。這當然並不是福利政策制定者的初衷，但卻間接幫助魔鬼達到了其毀人的目的。

托克維爾在一百多年前富有預見性地指出，福利制度無法分辨受助對像的真實性（也即受助人陷入貧困是因其自身的惡習，還是由於真正的不幸所致），因此無法有效幫助真正亟需幫助的人。[14]

從經濟角度來說，濫用福利會造成財政上的額外負擔，但是對於這些窮孩子來說，福利制度帶來更大的悲劇。2009年的研究顯示這些窮孩子到18歲以後2/3都轉為成年的殘障計劃受益者，也就是說他們可能一輩子也無法擺脫貧困的處境。[15]

這個例子中，福利制度下「殘障」定義不斷擴展，是當代福利制度為迎合選民不斷擴張的一種表現﹔福利制度的「負面激勵」導致濫用福利，造成社會道德衰退並引發經濟問題，則是邪靈刻意的安排。

福利可以作為一種救急的手段，但不應當成為常態。福利對於因意外原因遭到負面衝擊的人（比如意外工傷、疾病、自然災難等）能夠起到幫助作用，但是卻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貧困問題。以美國為例，截至2014年，從詹森總統開始的「針對貧困的戰爭」在五十年中花費了納稅人2.2萬億美元。[16]但美國統計局的數據顯示，除了最初的十多年，美國的貧困率過去近四十年基本維持穩定：貧困率並未通過救助降低。[17]

美國經濟學家尼更森（William Arthur Niskanen）指出，福利制度造成了「貧困文化」，和「貧困文化」互為因果。後者包括貧困、福利依賴性、非婚生育、暴力犯罪、失業、墮胎等。尼更森的經驗研究表明，在「撫養未成年兒童家庭援助計劃」（AFDC）中，受助人的救助收入每增加1%，會吸引受助人口增加3%，貧困人口會增加0.8%，非婚生子女出生率會增加2.1%，而墮胎次數、暴力犯罪也都會相應增加。[18]這證實了高福利的反向刺激造成對福利的依賴性，減少人的責任感。

貧困文化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家庭的解體。經濟學家威廉斯（Walter E.Williams）追溯美國黑人貧困問題的歷史和現狀，指出當代高達85%的黑人孩子出生在單親媽媽家庭，成為推高黑人貧困率的重要因素。而高福利制度助惡為虐，讓未婚生育的媽媽不必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她們可以從政府福利中拿到津貼、住房補貼、食物券等補助。福利成為推高未婚生育率的助手，造成更多貧困。[19]

儘管福利水準不斷提高，三十年來美國的貧富差距仍在擴大，平均工資收入（扣除通脹）增長緩慢，財富流向最富裕的階層，甚至出現了「工作的窮人」（working poor）。越是這樣，左派越是以解決「貧困」問題為藉口要推動大政府、高稅收、高福利，陷入惡性循環。

（6）左派用福利政策把民眾變成票倉

左派政客鼓吹高福利、高稅收政策，常常以「幫助窮人」、「社會公平」等看似高尚的理由，搶占了道德制高點。實際上，他們本人並不是福利的施捨者，他們的做法只不過是把富有階層和中產階級的財產挪給窮人。然而當福利制度混淆了施捨者和受贈者的關係之後，這些福利政策的主張和制定者卻引導福利受益者將感恩和報答的對像指向自己，讓他們用選票作為回報。利用高福利承諾來把大眾變為自己的票倉，這種現像在美國和歐洲都廣泛存在。

2）西方國家對經濟的積極干預

（1）國家干預的現狀

從目前現狀看，自由社會的政府也已經深深介入了經濟領域。這一方面是因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影響下的福利政策，使得政府越來越捲入財富分配。另一方面，西方社會在上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之後深受提倡國家干預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說影響，用金融和財政政策調控經濟。

在一個正常社會裡，國家的角色是有限政府，通常只在危機與自然災害之時，或在某個特別時期特別情況下對經濟進行干預，這無可厚非。但凱恩斯主義現在已經成為一種思潮、「時尚」，各國政府爭相奉行實施積極的國家干預政策。

隨著政府全面介入經濟運轉，其一舉一動對市場造成巨大影響，成為經濟的晴雨表。很多政策法規直接決定企業或行業的成敗，以至於大量企業、個人投資者要仰賴政府鼻息。很大程度上，政府角色從通常的規則制定者和監督者變成了經濟活動的指導者和參與者，從裁判變成了集球員和裁判於一身的角色，政府用「看得見的手」取代「看不見的手」，成為資本和市場運行的主要指揮者和調控者，成為私有經濟主體的替代者。

積極的財政政策與高福利政策讓很多政府背負巨額債務。根據國際經合組織的資料，有近半國家債務接近GDP的100%甚至更高，還有的國家甚至超過200%。[20]龐大的財政赤字已經成為很多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巨大隱患。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科斯曾經發表大量論文研究國家干預及其效應，他發現幾乎所有經濟方面的干預都出現了負效應。他認為政府的干預如此之大，以至於達到了經濟學家所稱的「負邊際回報」。[21]

儘管如此，人們仍然看到不管是哪個國家，都在越來越積極地干預經濟，政府干預能力已經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

（2）國家干預的後果與實質

國家權力大量涉入經濟領域至少造成兩方面的後果：

第一，政府權力、角色和規模膨脹。官員們會越來越認為自己有能力去干預經濟，讓政府扮演救世主的角色，進行更積極的干預。哪怕是應對危機，一旦政府插手一件事情，即使危機消除了，政府功能也常常被保留延續。

第二，人們對政府權力更加依賴。當人們出現問題或無法在自由市場中獲得所期望的利益的時候，他們會要求更多的政府干預以滿足自己的要求。

這就形成一個惡性循環，讓政府權力越滾越大，私營企業和市場自主空間越來越小。產生依賴感並通過政客得到好處的人會更加要求政府分配財富，甚至制定法規，強制執行。

在西方，一股強大的政治潮流在把社會向左邊推移。有些本來就是左派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流派的，有些本來不是左派，但是被左派滲透劫持，也變成了左派的同盟軍。各種勢力合流在一起，推動政府用各種方式干預經濟、干預私營公司運作，蠶食著人類正常的經濟生活。很多社會運動看似是民間自發行為，其實背後都有共產邪靈的操控因素。

人們可以看到，西方政府已經越來越經常地因為政治原因和「平等」的理由，使用公共權力干預市場，甚至用法律形式把干預固定化。這無疑是在剝奪市場經濟中作為主體的人的自由意志，把國家意志強加在市場上。這實際上是在不斷地形成政府對經濟的集權，把市場經濟轉變為權力經濟，把市場變成權力的附庸。長此下去，公共權力將全面控制經濟和民生，用經濟的手段建立政治集權，奴役公民和全社會。

一個個看似平常的經濟決策，在漸進的過程中慢慢走向極端，共產邪靈就這樣把人類一步步引向共產主義。

3）社會主義經濟將導向共產極權

高稅收、高福利、大量國家干預是在西方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社會主義實踐，和計劃經濟的核心思想是一致的，都是以國家的名義和權力的方式左右經濟，背後的思想是把政府當全能者看待，讓政府扮演神的角色。只不過目前西方的國家干預還有民間自由力量的制約、有資本主義制度作為補充，所以表現不像共產國家的計劃經濟那麼極端。

著名經濟學家和思想家哈耶克曾警告，任何由國家操控、進行大規模再分配的計劃事實上都必然干涉市場，也都必然導致極權政體的產生，而這與民主不民主毫無關係。他認為，現在歐美的「社會主義」雖然與之前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不同，主要意指通過稅收和福利國家制度進行廣泛的收入再分配，但這種形式將和前者一樣導致「奴役」的後果，只是更慢、更間接和更不完全。[22]

本書前文已經指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把社會主義當成共產主義的必然階段。正如一趟列車，中間站的停留並不會影響它駛向終點。一個國家走向社會主義，其背後的推動因素就是共產邪靈，它是一定會繼續往前走的。人類社會在經濟與其他方面一旦背棄傳統、接受了共產邪靈的「價值觀」，走上邪路，就不需要過分關注其速度，只要方向不變，早晚會達到那條路的終點。

這條背離傳統的路的終點並不是人間天堂，而是人類的毀滅。事實上，魔鬼並不關心「天堂」是否會實現，它們也知道那是一套騙人的謊言﹔只要能毀滅人類，魔鬼便心滿意足了。

2.中共模式──社會主義怪胎經濟

中共在經歷了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帶來的窮苦之後，不得不搞所謂的改革開放，也搞起了所謂的「市場經濟」。很多人以為中共在搞資本主義，其實不然。

1）共產邪靈沒有放鬆對中國經濟的控制

中共不得已地對經濟部分鬆綁，部分引入市場機制、允許一定的私營經濟，但這並不意味著共產魔鬼放鬆了控制。相反，這只是邪靈利用來維持自身生存與欺騙世界的手段。

中共經濟模式完全是一個怪胎，是社會主義、國家主義與市場經濟的畸形結合。在經濟層面雖然有部分是私營企業，但中共從來沒有許諾給民眾永久的私有財產，因此，包括土地在內的資源從根本上仍然是國家占有，是公有制經濟。同時，中共利用國家權力，高度控制一切經濟運行，仍然存在龐大的國家計劃，屬於權力經濟。市場只是被國家利用來推動經濟的一種手段，沒有真正的獨立性，也不存在與市場相配套的制度體系，沒有明晰的產權制度和法治精神，匯率不能自由調整、財富不能自由出入、外企不能自由運作。中共為了刺激出口而對企業實行政府補貼和出口退稅，旨在用低價打敗競爭者，擾亂了正常的世界貿易秩序。一切經濟活動必須符合政治需要，企業、個人的經濟自由與經濟資源是政治的附屬物，可以出於政治理由被隨時剝奪。正是看到了這些原因，歐美市場經濟國家長期一直拒絕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

西方政府很多人曾天真地認為經濟的發展會給中國帶來政治上的自由民主。不幸的是，中共用資本主義的營養養肥了社會主義的肌體，進一步強化了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死死抱住共產主義魔鬼不放。中共有了更多的錢，對民眾實行了更殘酷的打壓與迫害。從1999年7月開始，中共發動了對一億法輪功修煉者的迫害。這場針對「真、善、忍」普世價值的無硝煙的另類戰爭一直持續到現在。2013年，中共投入鎮壓百姓的所謂「維穩費」已經超過7,000億人民幣。

2）中國經濟增長背後的真相

中國近四十年來的GDP增長，讓很多人似乎看到了社會主義經濟的「優越性」，讓很多西方人，包括西方政界學界精英、智囊刮目相看，稱讚極權體制的高效性。其實，中共經濟模式是不可複製的，其經濟增長的原因一方面證明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內在問題，另一方面則凸顯了不道德的權力經濟造成的可怕危害。

中國近四十年來的經濟增長跟以下幾方面因素密切相關：

第一，對公有制經濟的鬆綁、對完全中央計劃經濟的拋棄、私有經濟和私營企業的復興，讓中國經濟獲得了強大的驅動力。中國人勤勞、聰明，但被共產黨幾十年束縛了手腳，都弄得窮怕了，想要掙錢的願望一旦釋放出來，自然會產生巨大的力量。

第二，西方資金與技術大量湧入中國。中國原有的公有制體制積存了天量可以被利用但尚未開發的土地、勞力與市場，相當於未標價的黃金。後者可以說是乾柴，前者是油和火，兩者結合，就燃起了中國經濟的熊熊大火。如果不是因為中共極權統治，這把火本該燒得更早、更旺、更持久、更安全，中國經濟早就發展起來了。

流入中國的西方資金規模之大，是外界難以想像的。據統計，美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從2000年到2016年就有近8,000億美元。[23]從1979年到2015年，中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累計高達16,423億美元。[24]

第三，西方國家還給予中共特別優惠的貿易地位與廣闊的市場。2000年5月，美國決定授予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地位。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國際市場對中國打開了大門。

第四，中共經濟發展採用了不道德的模式，通過血汗工廠，拚命壓榨工人、農民，血腥強拆、一切只為經濟增長開路，不顧環境污染與長期危害，在短期內占盡成本與速度優勢。

中共利用西方的資金、技術與市場、有利的貿易條件、國內的廉價勞力與低成本，每年賺取大量的外匯。美中貿易逆差從2000年的一年800多億美元，一路攀升至2017年的一年3,750多億美元。

最後，中共作為世界貿易規則的破壞者最大限度地占便宜，賺取巨額外匯，以國家戰略的模式來盜取智慧財產權，以圖科技上彎道超車，用盡投機取巧的手段，造成「歷史上最大的盜竊案」，也是對正常資本主義經濟秩序的破壞。

根據美國智慧財產權盜竊委員會2017年發布的報告，中國每年假冒商品、盜版軟體和盜竊商業秘密給美國造成的損失達2,250至6,000億美元，這還不包括中國廣泛存在的專利侵權。報告稱，在過去三年裡美國的智慧財產權被盜竊損失了1.2萬億美元，絕大部分是中國造成的。[25][26]美國國家情報局局長辦公室2015年11月份的報告顯示，每年電腦駭客造成的經濟間諜損失有4,000億美元，90%來自中國。[27]

由此可見，中國經濟增長是因為在經濟上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鬆綁，加上西方已開發國家的輸血、財富大挪移和中共的不道德經濟行為造成的。這並不是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更不意味著中國走的是正常的資本主義道路。西方有時把中共的這種不道德共產極權經濟模式稱為「國家資本主義」，其實是在為中共貼金。在中共極權之下，經濟只是政治的婢女，市場經濟的表象只是其耍弄世界的花招而已。

中共的經濟模式給了世界一個假象：動用國家力量可以快速發展經濟，使用不道德手段可以在經濟競爭中獲勝，因此讓各個國家競相走向社會主義的國家積極干預的方向。如果把中共經濟模式當成一個「成功的範例」，無視其造成的人權災難與道德墮落的後果，那無異於飲鴆止渴，大錯特錯。

3）畸形經濟模式帶來的後果

中共畸形的經濟發展模式帶來了可怕的道德危機。共產邪靈就是要讓中國在展現經濟實力的同時，道德全面墮落下去，用經濟來敗壞道德，用經濟來掩蓋道德敗壞，讓人們在洋洋自得享受經濟利益時，不知不覺走到毀滅的邊緣。

時下的中國，假冒偽劣有毒食品泛濫成災，黃毒賭黑肆意橫行，貪污腐敗賣淫嫖娼不以為恥反以為榮，誠信危機、貧富差距、官匪一家、社會衝突、司法不公、見死不救……權力經濟下的腐敗已經無以復加，權錢交易、公司代持……中共官員的貪腐已經超出了人們的想像，小官大貪比比皆是，大官更是巨貪，幾十億幾百億地侵吞國有資產，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像中共那樣腐敗和道德墮落。

2011年10月在廣東佛山發生的小悅悅事件，更是震驚了全中國與全世界。2歲女童王悅（乳名「小悅悅」）被一輛客貨車撞倒，司機不僅沒有施救，還繼續開車碾壓離去，後面的車輛繼續碾壓，前後有18名路人經過現場，沒有一人伸出援手。女童終因未及時施救而死亡。有國際媒體驚呼：「中國失去了靈魂嗎？」如果說人們面對歹徒還有所顧忌的話，在上面提到的案例中，在根本就沒有任何危險的情況下仍然見死不救，表明這個社會已經突破了道德的底線。

喪失道德的經濟發展，是混亂的、不可持續的、災難式的。不人道的血腥經濟造成了生態危機，加劇了社會衝突﹔沒有誠信的社會大大推高了經濟成本，當道德成本大到一定程度就會拖垮經濟﹔不道德的國際競爭也已經不可持續，中國經濟開始為此買單，進入收縮期。中國的經濟是魔鬼暫時營造的海市蜃樓，中國只能被稱為「強大」的弱國。經濟上急功近利製造的表面繁榮，就如沙灘上的大廈，隨時可能因為道德的全面淪陷與社會危機的全面爆發而毀於一旦。

不跳出魔鬼的圈套，現有經濟模式不會給中國帶來美好的未來，因為共產邪靈本來也不在乎，也不會讓中國的經濟真正健康發展，毀滅才是其真正目的。

3.社會主義把欠已開發國家帶入死胡同

1）前東歐國家共產經濟陰魂不散

當今世界除了西方已開發國家在搞隱形的社會主義、中共繼續搞社會主義的怪胎經濟，前東歐共產主義國家因為對共產主義罪惡沒有徹底清算，導致共產陰魂不散，人們的心中始終還裝著共產主義。這又會反映到政治經濟的方方面面。比如俄羅斯和白俄羅斯，仍然保留了相當大比重的國有企業與高福利，還有高度的國家經濟干預。東歐國家轉型時期經濟陷入危機，失業率高，經濟增長緩慢，又都給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死灰復燃製造機會，左翼政黨變得相當活躍。懷念昔日的共產主義的情緒瀰漫在前東歐共產國家裡，[28]可以說是共產經濟的陰魂。

2）第三世界失敗的社會主義經濟

而在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上世紀60年代大多數非洲獨立國家宣稱奉行社會主義、走社會主義道路，但留下了一個個爛攤子。最近的例子還包括委內瑞拉和辛巴威。

委內瑞拉曾經是拉丁美洲最富有的國家，現在這個國家卻是經濟萎靡、饑荒肆虐、犯罪猖獗，絕望的氣息到處蔓延。辛巴威也曾是非洲最富裕的國家，今天卻陷入了徹底的災難，通貨膨脹達到了無法想像的地步。

委內瑞拉：社會主義把一個富庶的國家坑破產

委內瑞拉有豐富的石油資源。在20世紀70年代，委內瑞拉曾是拉丁美洲增長最快、收入不平等程度最低的國家，有這個地區最高的人均GDP。[29]該國當時相對自由的經濟及能吸引義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熟練工人的移民制度，加上對產權的保護，使它從1940~1970年間得到前所未有的經濟增長。[30]

1999年新總統上台後，推行社會主義，搞國有化運動，最終把委內瑞拉的經濟搞垮了。該總統曾公開宣稱要搞「21世紀社會主義」。[31]

搞社會主義就是對許多私營企業進行徵用或國有化，包括石油、農業、金融、重工業、鋼鐵、電信、能源、交通運輸和旅遊業，這一進程在該總統2007年再次當選後尤為突出。政府在2007至2012年間徵用了1147家俬營企業，產生了災難性的影響。生產性部門關閉了，取代它們的是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投資者也被嚇跑了。國家徵收私營企業破壞了生產部門，從而導致委內瑞拉更加依賴進口。加上一系列政府干預，包括外匯管制和價格管制，最後遇到油價下跌，災難就不可避免了。

有人把這幕慘劇歸因為石油危機，但是事情並非如此簡單。按照世界銀行數據，七個其他國家比委內瑞拉更依賴石油，這七個國家在2013~2017年都出現了經濟成長。[32]

問題的根本出在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上：委內瑞拉的經濟政策基本上符合了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對走向社會主義的國家提出的十條要求。[33]委內瑞拉的悲慘景象，是共產邪靈造成的經濟禍害。

辛巴威：從「非洲的麵包籃」到大饑荒

辛巴威於1980年正式獨立後，選擇以社會主義為發展方向，要按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建設社會主義。該國首任總統年輕時，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信徒，他的游擊隊曾受毛澤東思想指導，並獲得中共政府的無條件援助，因此與中共關係密切。與其他宣稱奉行社會主義的非洲國家不同，它並未馬上實行國有化。

2000年開始土地改革後，辛巴威的經濟開始陷入困境。根據辛巴威的土地改革，白人的農場被重新分配給沒有土地的本國黑人和政治關係良好的人，這項計劃導致辛巴威的生產急劇下滑。辛巴威中央銀行試圖加印鈔票以擺脫危機，惡性通貨膨脹從此生根。

辛巴威央行的數據顯示，2008年6月該國的年度通貨膨脹達到2.31億%。2008年11月中期，這一數字達到頂峰，幾乎突破800億%，官方甚至放棄了月度統計數據。一年後，辛巴威元對美元的匯率高達35千萬億:1，辛巴威被迫放棄使用本國貨幣。[34]

共產邪靈在這個世界肆虐，人們在不同的國家都可以看到其帶來的現實的與潛在的危險。它給西方已開發國家帶來的問題正在顯現，在發展中國家已經造成慘痛的現實。人們必須切記：不管魔鬼是否在經濟上帶給人一時的舒適與滿足，它的本性不會改變──它一定要把人引向道德的墮落和生命的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