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傳》系列四:中華民族文學興盛於神道―衰滅於邪靈―復興於大法(下)

天馨

【正見網2005年03月24日】

「藝術的路總是從它的初期到高峰再到回落,人類的所有文化也是這樣一種走向。過去宇宙特性中的成、住、壞、滅,人類的一切都在其中,所以一到人類道德不行了時,什麼都不行了就要重新來了,對人類來講就是劫難,一切都結束了,一切又將重新開始,再走到頂峰再回落,周而復始。」 (《在美術創作研究會上講法》)

中華民族文學衰滅於共產邪靈

共產黨在人類文學當中是個異類

2004年11月19日到12月4日,海外著名媒體大紀元網站連續發表了9篇社論,名為《九評共產黨》,這一系列社論對為禍人間的共產黨批判的深度和廣度,舉世罕見。九評系統總結了中國共產黨建政55年以來對中國人民,甚至鄰國人民犯下的累累罪行。九評推出後,在全球中文世界引起了巨大轟動。 甚至在嚴密封鎖網際網路的中國大陸,九評也引起了很大反響。退出共產黨,一時之間成為熱潮。 到2005年3月20日,退黨(團)數字已突破40萬。

退出共產黨,也包含著在文學中清除共產黨的流毒。實際上,共產黨在人類文學中也是無處藏身的,完完全全是個異類。

在世界古代文學中,東方以中國為代表,自古以來,文學常有講究文章的氣勢、情志、文采的,諸如「言而無文,行之不遠」、「詩言志」、「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之類,但氣勢、情志、文采如果失去了道德基礎,便會步入人所不齒的歧途。從古到今中華民族文學總的聲音只有一個:文學的根本在於載道立德。所以,老子認為:包括文學在內的萬物源於「先天地生,為天下母」的道;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劉勰《文心雕龍》:「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韓愈:文以志道;柳宗元:文以明道;朱熹:文從道出;史詩歌師:文以頌神。中國的「道」字,可以是有形的神道,也可以是無形的天道、地道、人道。逆天則無中華民族文學,叛道則無中華民族文學,瀆神則無中華民族文學。古人想像不到,會有個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的東西側身九州,附著在中華民族文學之上作威作福。

在西方,文學的根本也是載道,要麼是神道,要麼是人道。古希臘、古羅馬、希伯來基督文化作為西方文學的源頭活水,文學是對神、上帝的歌頌,創造來源於「靈感」或 「神的聲音」,作品品格應該「崇高」,作用在於「淨化」。綿綿聖露天上來,滋潤出一代又一代光輝的作家:荷馬、柏拉圖、亞理士多德、賀拉斯、聖奧古斯丁、但丁、班揚、彌爾頓、歌德、夏多勃裡昂…… ;自文藝復興來,平等、自由、博愛、民主的人道主義精神,與西方神道相交織,成為西方文學又一道光源。布瓦洛、盧梭、伏爾泰、雪萊、巴爾扎克、雨果、羅曼羅蘭、普希金、列夫托爾斯泰等等,在人道主義的照耀下,他們捍衛真理,燭照現實,反對獨裁,抨擊黑暗。總而言之,外國文學,或則翱翔於神道,或則馳騁於人道。翱翔於神道,必不願看漢唐之人受制於邪靈 ;馳騁於人道,必不忍見屈原李白的子孫喑啞於暴政。

上個世界末,本世紀初,在兩大共產國家的當代文學中,蘇聯方面1988年,蘇聯權威文學刊物《文學評論》分三期連續發表了高爾基的《不合時宜的思想》,文中表達了高爾基早年對蘇維埃政權的暴力、殺戮的極度反感,對蘇維埃政權毫無顧忌摧殘科學、文化的極度痛心,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強烈反響。

下面是高爾基發表於1917、1918年《新生活報》的《不合時宜的思想》的片段:

「(共產)革命把全國理性的民主力量、精神方面的力量拋到一邊。我們看到,在蘇維埃政權的工作人員中經常出現貪污者、投機分子、騙子、而善於工作的正派人,為免於餓死,卻在街頭賣報、當壯工,加入失業者的行列。這是一場噩夢,純粹是俄國式的荒謬絕倫,說它是胡鬧也不為過。」

「現在必須把科學、藝術創造者的最高成就,帶進野蠻得離奇的當代生活中去……。把人放在豬圈裡,而要他成為天使,這種要求是愚蠢的。」

「我驚奇的看到,作為無產階級能獨立思考和行動的機構「工兵代表蘇維埃」,如此冷淡和漠不關心地對待音樂家、藝術家、戲劇演員以及其他無產階級十分需要的人才,竟把他們送上前線,送上屠宰場,這是在衰竭國家的心臟……這究竟為了什麼?」

「公民們!文化在危險中!」

中國方面,共產本性大暴露的文化大革命期間,綠原、牛漢、郭小川、穆旦等老一代詩人與郭路生、北島、顧城、舒婷等年輕詩人,他們的作品構成了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地下詩歌,他們用曲筆和一系列意象揭穿文革慘劇,把文革中的中共比作「炸雷」、「颶風」、「野獸」、「虛假的春天」、「血一般的晚霞」,其中顧城的短詩「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是用籠罩「一代人」的「黑夜」來喻指中共,幾乎家喻戶曉。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第二年,劉心武、盧新華等人即用「傷痕小說」, 茹志鵑、古華、王蒙等用「反思小說」,代表被欺騙的年輕一代對文革提出控訴, 要求反思。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三、四年間,錢鍾書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發表題為《詩可以怨》的演講,文末一段話意味深長──中共才是導致「怨詩」的禍根,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巴金更是用42萬字的《隨想錄》,結合自己個人深刻的認識與痛苦的經歷,代表閱歷豐富的老一代中國人,一針見血的揭露出一個把中國人變成獸的「大封建」 ── 中國共產黨。

……

進入新世紀,於1940年在中國贛州出生的高行健, 2000年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他曾在中國大陸長期寫作,用話劇《絕對信號》反映過文革罪惡,而獲獎時, 高行健已經加入了法國籍,屬法國人。中國人不免要問,中共為什麼這麼不得人心?沒有中共,高行健會對法國籍感興趣嗎?

2004年,一個在中國大陸長期寫作的作家袁紅冰,流亡澳大利亞,出版四部巨著,引起強烈反響,輿論認為仿佛是司馬遷、李白、蘇軾再現。據說中共的宣傳部長,輿論打手李長春看了袁紅冰的小說《自由在落日中》後,嘆息中共的文人為什麼寫不出這麼有文學價值的作品來。可是,袁紅冰用最美的漢語寫就的作品,其中最重要的價值就在於告訴人們一個真理:今天的中國人,要中國就不能要中共。

有一樣東西, 中國文學不要它,外國文學不要它,它的名字叫共產黨,它在人類當中是個異類。

有一樣東西,古代文學不要它,當代文學不要它,它的名字叫共產黨,它在歷史當中是個異數。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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