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05年04月26日】
兩個星期前，一位同修問我會不會為這次的法會寫心得，我告訴他並無此打算。覺得沒什麼深刻的東西跟大家分享。他說看似平常的事情也許對其他的同修是深刻的，還能幫到他們的修煉。我說，「不了，我真的沒什麼故事拿出來交流。」他又問，「那你來紐約的決定呢？那可能對其他一直說想來紐約但又來不了的同修有幫助。我也想寫，我們一起寫。」我仍有些抗拒心理，並且我正忙於其它項目。
這時，鬧鐘響了，發正念的時間到了，我們中斷了談論。發完正念，我看著他說，「那好吧，我們什麼時候開始寫？」
去年夏天我就意識到我應該來紐約。當時，我剛好準備入大學三年級。不知何故，我的父親告訴我離開學校找份見習工做或許是個不錯的主意。因為工作經驗對畢業後找份工作是有幫助的。
去年十月，出於私人原因，我離開加利福尼亞州的家要飛往東岸。於是決定在紐約停留數日幫忙，或許找份工作。我的父親認識美國一間大銀行的人，在不同的部門幫我約了三個面試。
這間銀行是全球最大的金融服務集團，自1902年開始與中國生意往來。與中共政府的交易肯定是有的。所以面試的時候，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是講真象。因為如果他們不聘用我，他們也許沒有其它機會知道真象。
頭兩個面試人沒有錄取我的表示，但我卻讓他們聽到了真象。
第三位面試人是銀行的一名高層管理。我比預約的時間早到，他不在辦公室。門開著，我往裡瞅了瞅，牆壁上掛滿了獎狀和西點軍校的飾針。他回來了，我們坐下來開始談。他向我介紹了他的工作及做一名數千人的經理的感受。他看著我說，「你知道嗎，做管理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要放下你的自負。」他停了一停觀察著我的反應。我饒有興致的看著他。他說他每天都會打坐冥想。「是真的嗎？我也每天打坐。我煉法輪功。」餘下的半小時面試我們對打坐，放棄執著，和吃苦提高做了哲學上的探討。他似乎理解我的紐約之行非是為了錢或是紐約的刺激，而是吃苦磨鍊自己的個性。
我得到了那份工作。
可當我回到家，一些同修分享了他們的想法，覺得我不應該輟學去紐約做證實大法的事情，要不然我就不算符合常人狀態修煉。我不知所措了。我真的想為將來留下一條坦途。但我又想，那麼將來的人會明白，這是為了證實大法。
後來，我意識到我的藉口不成立，因為任何人都可以藉這個理由辭去工作，離開他們的家人，只做大法的工作。因此我決定不去紐約。
但我又想了想，看到許多我應去的點化：父親的提議，見習工就更不是偶然的，以及過去幾個月來其他人的暗示。
我確實有份工作，所以我可以養活我自己。在人的這層，可為將來累積工作經驗。學校和我的父母均大力支持，家庭方面我也沒有什麼大的負擔。
因此我帶著父母的鼓勵和祝福，申請離校一年，飛來了紐約。
初期，我對在大公司工作是有保留的。象許多銀行一樣，他們過去都做過許多令人質疑的事。事實上，如果不是他們每年都與中國做數百萬美元的生意，我也不會去那裡。但是，我知道許多人需要講真象，加上支付我一份薪水讓我能住在紐約，這不是間接對大法的貢獻嗎？
因為我是獨特的見習生，他們把我安排在不同的部門工作。在我的要求下，我在唐人街的分行工作了一個月。我的同事都是中國人。
我決定等一段時間才告訴他們我是法輪功修煉者。我的想法是：如果我一開始就告訴每個人，一旦形成了負面的想法，就會阻止他們了解我。所以我用友好的方式接觸他們。當同事見我說中文，又對中國文化有濃厚的好感。他們願意與我交談。
三個星期後的一天，我的一名同事向我吹噓他將來會成為中共的高官。我知道我需要跟他談並該他得救的機會。以前我講真象時，我會錯誤的要求他們洗耳恭聽並告訴對方真象是什麼。最近與同修的一次交談，我悟到提問題會是更好的技巧，聆聽對方講，尋找他們的觀念是什麼，然後破除這些觀念。剛好之前的晚上我看了《九評》，覺得智慧被打開了。
「你知道天安門廣場事件嗎？」我問我的同事。
「知道啊，學生攻擊並焚燒官兵。」他答。
我問他是否看過西方媒體播放的官兵事實上殺死了數百名手無寸鐵的學生。他說他並沒看過。不管怎樣，中國要保持社會穩定。那沒黨，哪來的中國？
我問他，「社會穩定究竟是為了誰呢？政府還是人民？人民不是最重要嗎？」他點頭認同。「中國共產黨只出現了50年，但中國人卻有五千年的光輝歷史。從歷史上講，這些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文明。所以有沒有中共，中國人不是也挺好嗎？」他似乎聽明白了。我又繼續，「但中國政府殺死了那麼多自己人--大躍進，文化大革命……。」
但中國在進步呀！他說。我說我的朋友剛剛在紐約時報上看到中國數百萬天主教徒慘遭迫害。法輪功也是一樣。
「噢，法輪功不同。」他說。
我要找出他是如何被人毒害的，我問，「你知道法輪功什麼呢？」
他答，「你不知道法輪功叫人不許吃飯不許工作嗎？」「你哪聽來的？」我問。「真的，」他告訴我。我說，「我擔保你那不是真的。」
他說，「你怎麼知道的？你又不是法輪功成員。」
「實際上，我已煉了多年法輪功了。」他顯得很好奇，這樣我有機會向他解釋了許多的東西並回答了他的全部問題。由於他看到了我的工作表現不錯，我又知道中國歷史並尊重中國文化，他樂意聽我講的話。
我的工作表現不總是那麼好。離開唐人街分行後，我被轉去了信用卡銷售部。不像分行，這裡我有自己的桌子電腦和電話，挺舒服的。
第一個星期上班，我天天打瞌睡，甚至開會都如此。我以為是我太忙於大法工作每晚只睡幾個小時的緣故。公司讓我做的研究又難又乏味，我工作起來慢慢騰騰。最糟糕的是，我是在一間大公司做事，我薪水的支付並非由我的頂頭上司說了算，所以沒人介意我做了些什麼和做出了什麼，也沒什麼人獎勵。
當我的上司問我是否患上了突發性睡眠症，我難堪得無地自容。我找了些藉口，說我在做義工。他叫我睡多些，他的意思是回家睡。
頭一星期都是這個樣子。我也沒留下大法弟子好的印象。我搞不懂為甚麼總是那麼疲勞。
我記得師父1998年《在長春輔導員法會上講法》中說，「大家都知道吃苦，那麼你沒有想到你的昏睡它也是在魔你、不讓你修啊！這不也是你的意志應該起作用的時候嗎？我就不信你睜著眼睛非得睡？！不行就睜著眼睛煉，還非得過去這一關。」 師父還說，「學法睡覺，讀書睡覺，煉功你也睡覺，反正連這個最初期的東西都沒有衝過去，那是意志啊！大家知道，不只你在修煉當中構成人的任何因素都不讓你脫離人，構成人任何環境的東西都不讓你離開，你什麼都得突破，什麼魔難都得過去。」
我當自己是常人了，缺乏自製，我讓懶惰的魔鑽了我的空子。當我感覺疲勞時，我只是隨它繼續著。我又被感覺工作煩悶的常人心所影響。所以我要突破它。
第二天， 我去見我的上司表示歉意。我說我沒有理由，並要承擔工作不佳的責任。我保證我會更加專心努力工作。之後事情順暢了許多。即使頭一晚象從前一樣不睡覺，也沒再上班時打瞌睡。
很快，我又有了一次向公司講真象的機會。我的老闆問我是否想參加公司第一季度盈利現場直播，因為我會感興趣。我想當然啦，為甚麼不試試看呢？
他替我報了名。我聽說最後的一個部份是觀眾向執行總裁提問。我意識到，噢，那我明天應該問他個問題。但一想起問什麼時，我緊張得開始發抖。起初我想問他對一個迫害幾百萬無辜人民的國家是如何感受的。但當天晚上，我問了一個同修，他給了我一些相當有誠意的反饋。我意識到我的問題來自偏激。同修提醒我需要從執行總裁和他的利益的角度去考慮。如果我批評他，他肯定會氣惱並不會把我的意見當回事。所以我們商量了以下的問題：
「您知道，過去的幾個月中，接近一百萬的人退出中共。我認為這是中國人越來越對不滿他們政府的貪污腐敗，鎮壓天主教，法輪功及民主人士的行徑。如果中國發生政治危機的話，我們有沒有處理這種事件的機制或者我們可以隨時撤出？」
我覺得這個問題好很多，因為既道出了正法進程中中共將要崩潰的事實，又提到受到迫害的法輪功，也表達了員工對公司前景的擔心，因此是慈悲的。
第二天早上，我坐到了錄像室的前排，距離執行總裁只有兩碼遠。全程他都在講金融，我的心不停的在打鼓。我緊張不知自己是否能把問題得體的提出來。我想著，我幹嗎這樣緊張？我應該平靜才是，像佛那樣。我意識到一定是干擾阻止我問一個重要的問題。我發過正念，然後對自己說，「好吧身體，你要抖就抖吧，，我裡面的心可要完全靜下來。」當我提問的時候，我很平靜，事情挺順利。
原來，錄像帶是播放給公司在全球的3000名高級經理，包括那些在中國的，以及幾十萬員工。怪不得邪惡要讓我感覺緊張。雖然執行總裁回答說他不認為中國會有政治崩潰――唯一他敢給出的答案――希望問題的本身可以令人思考。
我感覺師父通過我的紐約之行給了許多人機會得知真象。
另外紐約也給了我極好的機會自修。
「釋迦牟尼講過這樣的話，達摩也講過：中國東土這地方是出大德之士的地方。」師父在《轉法輪》中這樣說，「只有最複雜的人群，最複雜的環境才能修出高功來，是這個意思。」
有時我認為紐約是個很糟糕的地方，又吵，又髒，又臭氣熏天，太冷，太熱。街上的人似乎不肯與你交換目光來躲避你，街中心掛著裸體照片，你一抬頭就看見它們了 ─ 多好的修煉環境！這是一個生命迷失需要大法弟子幫助的地方。
我想用一首詩結束我的文章。我原先是寫出來鼓勵一名想來紐約的同修。當我寫這篇心得時，我意識到它不僅是為了她而寫，也是為了許多同修。我起名為：躍進
凝視著岩壁下的城市，
包裹在灰塵，污垢和黑色的雪中，
即使人人小心翼翼，
也會被未知嚇得驚恐不安，
原本的他，方知真我
穩住心突破下一段，
有法在，你會看透霧靄，
地球上的熱量和壓力
成就金剛，
從迷中救度可貴的靈魂。
(2005年紐約法輪大法修煉心得交流會心得體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