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05年07月25日】
師父好，同修好！
我修煉大法的過程回想起來是一個逐漸的把自我放下的過程。六年了，很多固執的東西還是在執著著，但是這條路已經漸漸明晰起來。
記得在開始修煉的三四年中，一個印象很深的事就是發現自己常常聽不懂別的同修講的話，不管那些話是指著我的，還是不指著我的。我好像是聽到了，經常很難聽懂。在華盛頓DC，大家開會交流或討論事情的時候，我經常是很興奮的想自己要說什麼，其他同修的話聽不到心裡去。因為急於表達自己，就常常抱怨DC開會太吵，沒法說上話。
二○○○年底的時候，當時的中國駐美大使在我就讀的大學說了大法不好的話。我當時在場，卻沒有做好，沒有向在場的人講清真象。回來後懊喪不已，將自己一遍又一遍的自責，又在同修面前將自己狠狠的自責了一把。到了第二年，新大使上台，又在國家新聞俱樂部說壞話，我當時從聽眾的餐桌邊站了起來。主持人不讓我打斷大使說話，我就直楞楞的站著。服務員和同桌的客人讓我坐下，我也沒坐。大使講完了，媒體衝上來採訪，拍照，新聞俱樂部的主席也過來和我握手。事後冷靜的分析我當時的心態，還是很大程度上想改正前一次的過錯。
那幾年一直很忙，因為很多講真象的事情都搶著去做。那時我修煉和證實大法的心態很象以前做學生時候的心態：什麼都想做得最好，做得比別人好，卻很少想清楚做這些根本上是為了什麼。現在回想起來，很多該我去做的沒有做，不該做的卻做了一大堆。
現在能夠想得清楚一些，可能是自己在自覺的從自我中脫出來。努力的把自己當作宇宙中普普通通的一個生命來負責。
不知道是什麼原因促成了自己的轉變，很可能是在長期學法修煉中不知不覺帶來的變化。記得那次大使事件之後，我在同修前自責，一位同修對我講：你好像把自己的執著看得有點太重了。我聽了之後，開始用一種更大的胸懷去看待這個小小小小的自己了。
當師父一次次的把龐大宇宙的境界和胸懷，和更久遠的考量展現給我們的時候，我的心越來越平靜，做事情越發求紮實。於是，我漸漸發現自己很多時候說的話根本是在炫耀自己，還有很多時候，發現不用提自己的意見，按照同修的方案去做的時候，完全可以達到同樣的目地。
記得剛開始協調給政府講真象的工作的時候，經常受到來自各方面的指責，自己的容量不大，少不了會動心，但從來沒有想過要放棄。有一次我被指責得非常痛苦，突然想到對方同修正在承受極大的壓力，而做的工作又非常重要，如果這種方式可以使他得到一個壓力的緩解，那我的承受就是很有意義的事情。當時的感覺是把自己和對方換了個位置，越想越覺得應該讓我多挨幾句。
現在回想起來，我當時很多想法還是從自己的角度在看問題。這些年來，同修們的這種幫助其實也是一種需要。因為我參加這項工作比較晚，有很多地方沒有經驗，或缺少智慧。而講真象的任務又是如此繁重而迫切，這就要求我儘快的成熟起來。我要感謝所有以各種方式幫助我的同修們，讓我以最快的速度獲得經驗，少走彎路。這些經驗包括：穿著談吐要合適，和政府官員打交道時如何替對方考慮，做事情要及時和相關的同修溝通，如何理解正法對我們在一件特定的事情上的要求，如何在一件事情中考慮到各方面的因素，如何在正法的全局中看待自己所參與的工作，在一個具體事情上怎樣做到最好的給眾生擺放位置的機會。
當心中越來越少「我要為大法做什麼」，而越來越多的「大法需要我們做什麼」時候，我發現自己做的事情更有章法，不會象以前那樣看到什麼都衝上去做，也不會看到一些艱難而又應該做的事而猶豫不決。潛在的「我為大法立功」的想法也越來越淡。
最近為了營救被迫害的法輪功孤兒，DC一些學員聯繫與難民有關的非政府組織。我和一個組織聯絡的時候，對方一位管事的官員在電話詢問了我很多問題。我談了我們找他的意向，講了在中國發生的這場迫害，特別是法輪功學員的孩子們目前的境況。他深表同情，並答應和他那個組織中其他相關的官員講這個事，也會和其它相關的組織聯絡，幫我們出謀劃策。我當時提出和他見面，因為直接面談可以更深入的講真象。他答應了，但沒有確定時間。後來的幾個星期，我們通過電話和電子郵件聯繫了幾次，但好像他越來越不提見面的事了，我發的郵件他也很少回了。我當時就作了各種猜想，但想不出什麼好辦法。直到最近有一件重要的事要找他，我抱定了一定要和他見面的決心給他打電話，沒想到這次在電話裡他很痛快的答應了，並約好時間，還請了其它幾個組織的人和我們一起吃飯。那頓飯吃了近兩個小時，我們幾乎顧不上吃，一直用筆記著他們為營救大法小弟子的各種方案。
這件事情讓我從法上明白一個道理。很多事情表面上是我們在做，實質上是久遠的各種因素的安排已經成熟了。只是到時候需要你去找某個人，說那句話。只要我們不帶什麼觀念，去做，就行了。這也不是什麼個別人的功勞，只是大法的選擇。正如師父在《猛擊一掌》中說：「負責人不管其在常人中做了多少工作，都是自願為大法工作，工作的成功只是在常人中的表現形式，而能使人得法和大法的弘揚是大法本身的威力和法身的具體安排。沒有我的法身做這些事，別說弘揚，就是負責人自身的保障也難得到，所以不要總是覺得自己如何了不起。大法沒有名、沒有利、沒有官當，就是修煉。」
最後，我想藉此機會和大家分享一下對營救被迫害的法輪功孤兒的理解。
1) 更廣泛的救渡眾生
我們在美國做這件事的最終目的，是要讓美國政府堂堂正正的通過外交手段向中國政府要人，把被迫害的法輪功孤兒救到美國。我們肩負的是幫助這個國家的政府， 特別是行政部門，在正法的最後一段時期及時擺放好位置的重任。過去幾年的講真象中，許多國家的政府都對大法表示了支持。但是我們看到，大多數的民主國家的政府呈現出一種議會或國會對大法比較支持，而行政部門態度卻依然沒有看到實質的變化。在營救法輪功孤兒這件事情上，行政部門的相關機構作為國家外交和移民政策的執行部門，他們對這件事情的態度在相當程度上影響著整個國家對大法的態度。
同時，民主國家政府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著民意和輿論導向的影響。也就是說，這個社會上有一個強大的正念之場是非常重要的。打一個比方，南亞大海嘯，世界各國都認為這是一場災難，都應該向印尼提供援助。這是一個共識。至於某個政府出多少錢，怎麼出錢，用什麼方式提供援助，都是在這個大的共識之下要解決的具體問題。雖然國會和行政部門很可能會為此而爭吵或有不同意見，但在這個大的共識之下就會很快的解決分歧，提出解決的方案。類似的，在營救孤兒這件事，我們要做的就是講真象，讓這個政府和社會的各個角落從內心認識到這場迫害，產生正義感，發自內心的要救孤兒。許多參與的學員對於相關的政策操作作了不少研究，發現美國歷史上很多的把別國孤兒或兒童救到美國的都是一種沒有先例的創新。也就是說，一旦整個社會和這個政府動了心要救的時候，沒有先例可以創新，沒有法律可以立法。
從正法對我們的要求來看，就是要向整個社會的方方面面，包括政府、媒體、非政府組織、商業界、學校等等所有可以講到的人群講真象，把這個強大的正念之場建立起來。
2) 過程與結果
我在這個事情上有過教訓。去年國會眾議院通過304號共同決議案的時候已經是2004年的10月份。當時第108屆國會只有幾個星期的時間就將結束。一些做政府講真象工作的學員一開始的想法是覺得要在參議院把這個決議案提出並通過是不可能的，就放棄了在參議院做的想法。但是法對我們的要求是不執著於結果，還是要做。我們頓時看到了自己與正法對我們的要求有很大的差距。記得去年年底那段時間，各地學員把100個參議員的辦公室拜訪了一遍，有些講清真象困難大的辦公室還跑了好幾遍，直到108屆參議院最後一天參議員們辯論到很晚，好些DC的學員在參議院投票大廳上發正念直到晚上11點。現在回想起來，我們也只是做了我們應該做的。
在營救被迫害的法輪功孤兒時，我們經常會辦一些活動，邀請社會上的人或一些政府官員參加。做為活動的看得到的結果，或者是某些名人來講話，或者是請到了很多觀眾來看我們辦的慈善義演，但同時非常重要的一個部份是，利用這個活動，我們能廣泛的向社會講真象，這可能是活動本身之外更大的意義所在。
在這些年對政府官員講真象中，雖然我們不注意，很多聽了真象的人們默默的在擺放自己的位置，他們為支持大法做的事很多的學員甚至都不知道。在這過程中，我認識到，人們聽到真象，或是通過我們講真象歸正他們的觀念是最重要的。
謝謝師父，謝謝同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