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故事(四):回顧歷程

送紅潮


【正見網2006年03月23日】

上回我們講到唐人被抓,是在1999年,2006年三月份,唐人得知中共在蘇家屯建立集中營的事,一下子, 在中共禁閉室裡的恐怖體驗全部翻將出來,他對我說,要寫你就先寫我監獄裡的故事吧。唐人就是不說,我也有這種打算,因為了解中共監獄的人並不多,就是在中國,了解而又敢講的又有幾個,更何況,唐人說,主要是傳達一下,那種置身鬼窟的恐怖體驗,主要是總結一下,人靠什麼才能夠戰勝死亡的恐怖。唐人所受暴力不是最多的,但他的感受還是如此叫人心碎;唐人的體悟不是最高的,但闖過了中共的監獄就是富於啟迪的。

唐人跟我講述了監獄裡的慘烈故事,臨走之前,講了一段話如下:

我被抓、被判、被關禁閉的過程相當荒唐,在中共看來就是必然。和所有被關押的法輪功學員一樣,1999年7月20日,看到中共的一切媒體對法輪功的指控,都是造謠,這之後,我們有的毫不猶豫,有的經過一段時間的考慮,便開始了為法輪功的申辯,講清真相的活動。我於2000年坐火車去北京上訪,「如果賣菜的不賣菜了,開車的不開車了,大家都不維護這個社會,這個社會不就完了嗎?如果社會道德繼續下滑,大學老師都有嫖娼的,而提升人們道德的法輪佛法,你不維護,我不維護,後果又是怎樣的呢?」帶著這樣的想法,他們要到國務院信訪辦去遞交上訪信。同行的有三個學員:一個學生,一個同學,一個學生認識的老婆婆。到北京第二天就被抓了,他們被送往本省本市第三看守所。 我在看守所總共呆了一年零八個月,這期間,雪水洗澡,六月蚊子,長期孤獨,頻繁恐嚇,陰暗潮濕,拳打腳踢,還有不給中飯吃,隊長們的軟磨硬泡,故意刁難,還有每樣不落的經歷過來。如何善待三教九流,如何協調犯人關係,如何用各種方式講清真相,這是我要做的事情。市「610」本來想轉化我,作為一個典型。可是我在看守所期間,不僅要求煉功,還要看《轉法輪》,這兩點我經過絕食都實現了,號子裡的人許多讀了《轉法輪》。後來,我又開始絕食絕水十來天,原因是市「610」關押我一年多,完全超過了法律規定的關押犯人的最高期限,我要求無條件放人。市「610」慌了,市長也來想法子,讓掉著眼淚的母親、同窗四年的同事來勸說,命「610」主任拿著偽造的法律文件來哄騙我,此時,看守所趙所長意外的表示了對法輪功的同情,甚至,看到我極度虛弱,口腔呼出異味,所長還故意泄露了一個秘密,我很關心的本市法輪功狀況的秘密。在這拖延的過程中,市長和「610」火速整理材料,羅織罪名,匆匆走了一個法律過場,把我送到了紅朝監獄。坐在去往紅朝監獄的囚車上,一路大霧茫茫,我的思路卻很清晰:我做的事,是為自己的良心負責,並且毫無疑問也是有益於他人。這樣我來到了紅朝監獄,見證了中共的殘酷迫害。

紅朝監獄的2002年4月7日,經過二十一天的日夜折磨,我走出了中共禁閉室,傷痕累累,精神恍惚,左腿嚴重受傷,走路一瘸一拐。對此,無論是獄警還是包夾的打手,都想不到自己有責任。

日夜毆打我的包夾打手有四個:鯊魚、小流氓、胡鬧和淘氣。胡鬧和淘氣內心裡覺得他們是太講義氣了,儘管我身上的多處傷痕是他們打出來的,但是他們瞧著我的跛胯子,暗暗的想:「鯊魚和小流氓,才叫捨得出手。」

鯊魚和小流氓得知二十一天的緊閉就要結束了,就開始在廚房一樣小的緊閉室裡收拾鋪蓋。一邊收拾一邊對我講:「我們也是身不由己,不是我們要動手。都是勞改嘛。」 我也在收拾行李,就是一床精品毯子,幾件衣服。我把毯子折好,搭在衣服包上,試著在走道裡走了幾步,覺得左腿稍微的恢復了一點知覺。鯊魚和小流氓坐下來,心想就要出籠了,鬆了一口氣,然後他們就開始琢磨我的那張精品毯子,鯊魚先下手,他把我的毯子抓在手裡了,看著我的眼睛,把毯子舉起來,晃了一晃,我點點頭,鯊魚就把毯子塞進了自己的鋪蓋裡面。出了禁閉室,到了入監隊,鯊魚被調到另外一個監區,不再包夾我,小流氓趕快報告朱隊長:「報告隊長, 唐人有一床毯子在張於亭那裡,我去拿過來。」 幾分鐘後,他把精品毯子從鯊魚那裡要回來了,鋪在自己的床上,「 唐人,我跟你換一床毯子。」他拿出一床破舊的毯子。 我接過來,鋪在床上。朱隊長看得清楚,卻假裝沒看見,只吩咐了一聲:「你等會兒帶唐人去洗個澡。」瞥了一眼我的跛腿,朱隊長匆匆走出了入監隊的監室,往籃球場走去。

對我的迫害,直接是由朱隊長下的命令,二十一天來,他坐在禁閉室監控器旁和楊隊長打撲克、下象棋,觀看包夾打手執行刑罰。朱隊長雖然二十才出頭,初中文憑,但因為父親就在本監獄工作,他是在監獄裡長大的,利用犯人做事,何時該緊,何時該松,什麼時候用犯人的口語,什麼時候用警察的工作語言,分寸的把握和相機行事,在別人是夠捉摸的,在他就真不費力呢。有一次,小流氓騎在我身上大打出手,他在監控室裡通過話筒制止了,這是在向我表示:我對你不錯吧。但是背著我,他又給了小流氓許多體貼和特權,四個包夾打手也都是犯人,最關心自己的刑期了,朱隊長這一段時間,就特別的大談減刑是多麼有可能,就是逢年過節來個假釋都不是畫餅子的事,他特別提到,外面的世界這幾年變化很大,一百元的大票早就改版了,紅艷艷的。正如他料到的,每一次鼓舞之後, 我受刑時的喊叫就格外的慘,格外的長。有一天,得知我隔壁禁閉室裡的一名學員被轉化了,他不免有些著急,把四個包夾犯人叫出來,就一點也不客氣了:「你們都在混日子!隔壁那個保證書都寫了,唐人呢,您們給老子心裡放有數點,當心老子下你們的課。」這樣,第二天, 我的腿就殘了,提審的時候, 我連站都站不穩,只能坐在地上。就是把我打成這個樣子,朱隊長從未想到自己有什麼責任,是的,有那麼一小會兒的時間,他可能想:「腿都殘了,唐人還面帶微笑,啊,他或許並不恨我――不過,能怪我嗎,打成這個樣子,薛教還說不夠紮實呢。」要說朱隊長現在有心事,顯然,那不是愧疚,那是自己的文化水平太低:「我得跟爸爸講一下,這轉化的工作,太累人了,我是初中畢業啊,我得換一個監區工作。當然首先是薛教能點這個頭。」

要把我在禁閉室裡「教育好」,這是薛教的指示。他現在正在籃球場上「三步跨籃」。他出身農村,中專畢業前身體不胖不瘦,在廣東東莞打工的幾年裡,身體也是不胖不瘦,後來,一個監獄裡的伯伯要退了,他就接了班。為了獲得生存優勢,他開始搞自修文憑。生活的感覺有了大大的轉機,在監獄裡工作,有不可為外人道也的好處。一個考試很不嚴肅的自修文憑拿到手之後,他就掛上一個北師大本科畢業生的招牌,自從有了這個招牌,更主要的是,對上司心理的敏感,他就越過許多年紀大的同事,爬到了監區長的級別,工作順利,生活舒暢,不久又結了婚,到監獄裡出現第一個法輪功學員的時候, 他的孩子才兩歲多一點。同家庭生活相比,他的工作更能給他以滿足感,因為他醉心於權力,稍微動點腦筋就能控制他人,犯人們服,隊長們服,就是工作的全部魅力所在!他會把犯人養在罐頭瓶裡的蟋蟀悄悄拿走丟掉,他會指桑罵槐的批評隊長們懈怠,這本身就是一種樂趣。由於過於關注權力,使用心計,他就明顯的消瘦了,於是他就養成了打籃球的習慣。每讀完一遍《毛澤東傳》,他都象鋼筆的墨水袋子又灌滿了墨水,飽飽滿滿的一肚子黑,「關鍵不是什麼主義,關鍵是權力和策略,象毛澤東那樣注重策略,成功人士,是銅錢式的外圓內方,策略。」他喜歡輕輕抖著腿講話,喜歡乾笑,喜歡精煉的語句,尤其是知道法輪功學員水平高能聽懂,他就更是長篇大論,他悠閒的盯著我腳上鐐銬說:「沒有做不到的事情,只有想不到的事情。」 「腳在鞋子裡是飛不了的。」「壞事可以變成好事,迷得越深轉化才越紮實。」「轉不轉化是你們自己的事,無產階級專政不是豆腐做的。」「毛澤東有句名言:總有些人要帶著花崗岩腦袋去見上帝的。」有一天夜裡,他摸到我的緊閉室裡來,「十二點鐘之前,你把這本材料學習學習。」第二天一大早,他又來了,問:「唐人你昨天晚上幾點鐘睡的?」「十二點鐘。」「你不是說要學到四點嗎?多下功夫啊。」他丟下這句話,不動聲色,沒收了包夾所有的雜誌和所有的鹹菜,瞪了每個包夾幾眼,就走了,正如他所料,在他身後立即響起了咚咚的打人的聲音, 我以後就是四點鐘睡了。 我從禁閉室出來的時候,一拐一拐的,薛教脫了警服,用手轉著一個籃球,從辦公室出來,和我打了一個照面,籃球停止轉動,「你的腿怎麼了?」 我知道這是明知故問,但還是扭頭看向包夾,薛教知道自己問錯了,就信口說道:「要聽朱隊長的話,吃一塹長一智,多想問題,聽見沒有?去吧。」籃球又轉動起來。薛教甚至沒有想到我的痛苦和他有任何關係,儘管他是主管轉化的監區長。他用心的打完一場籃球,打得還不賴,他經常從別人手臂下鑽過去投的籃,矮是尷尬,命中率高卻是公認的,這就足夠了,矮不可怕,可怕的是沒有能力。他從監獄商店裡拎出犯人家屬給送的禮物,心想愛人見了這些禮物,至少有幾天是不會拿瑣碎的家務刁難他了,他愉快地駕著摩托出了監獄的門。

獄警的摩托車如果軋到了一條狗,看著狗在地上掙扎,他們也許會心生憐憫,也許幾天都忘不了,但是一個活人在他們眼底下掙扎,並且是他們親自指揮叫打叫折磨的,他們卻毫無歉疚,為什麼可以這樣呢?因為打人是工作,並且是中共和江xx布署的重要工作。隊長們抱著這樣的想法:「要說有責任,你們找江xx去好了。」而包夾打手也有同樣的藉口:「要說有責任,你們找隊長去好了。」罪惡一直在延續,就是因為他們都沒想到要為解除罪惡負責,沒想到要為自己的良心負責,不大能夠考慮到私家利益之外的他人利益。我之所以被戴上腳鐐手銬,是因為我的想法和他們恰恰相反,我時常叮囑自己,要保持一顆解除罪惡的責任心,我之所以傷痕累累,一瘸一拐還不轉化,也還是因為我要為自己的良心負責,因為這同時有益於他人。

這是一種理智與昏聵的對比,一場正義與邪惡的較量,這是關乎人類道德與尊嚴的大事,這裡孕育著的希望,不久的將來,所有的人們都會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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