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06年03月23日】
上回我們講到唐人被抓，是在1999年，2006年三月份，唐人得知中共在蘇家屯建立集中營的事，一下子， 在中共禁閉室裡的恐怖體驗全部翻將出來，他對我說，要寫你就先寫我監獄裡的故事吧。唐人就是不說，我也有這種打算，因為了解中共監獄的人並不多，就是在中國，了解而又敢講的又有幾個，更何況，唐人說，主要是傳達一下，那種置身鬼窟的恐怖體驗，主要是總結一下，人靠什麼才能夠戰勝死亡的恐怖。唐人所受暴力不是最多的，但他的感受還是如此叫人心碎；唐人的體悟不是最高的，但闖過了中共的監獄就是富於啟迪的。
唐人跟我講述了監獄裡的慘烈故事，臨走之前，講了一段話如下：
我被抓、被判、被關禁閉的過程相當荒唐，在中共看來就是必然。和所有被關押的法輪功學員一樣，1999年7月20日，看到中共的一切媒體對法輪功的指控，都是造謠，這之後，我們有的毫不猶豫，有的經過一段時間的考慮，便開始了為法輪功的申辯，講清真相的活動。我於2000年坐火車去北京上訪，「如果賣菜的不賣菜了，開車的不開車了，大家都不維護這個社會，這個社會不就完了嗎？如果社會道德繼續下滑，大學老師都有嫖娼的，而提升人們道德的法輪佛法，你不維護，我不維護，後果又是怎樣的呢？」帶著這樣的想法，他們要到國務院信訪辦去遞交上訪信。同行的有三個學員：一個學生，一個同學，一個學生認識的老婆婆。到北京第二天就被抓了，他們被送往本省本市第三看守所。 我在看守所總共呆了一年零八個月，這期間，雪水洗澡，六月蚊子，長期孤獨，頻繁恐嚇，陰暗潮濕，拳打腳踢，還有不給中飯吃，隊長們的軟磨硬泡，故意刁難，還有每樣不落的經歷過來。如何善待三教九流，如何協調犯人關係，如何用各種方式講清真相，這是我要做的事情。市「610」本來想轉化我，作為一個典型。可是我在看守所期間，不僅要求煉功，還要看《轉法輪》，這兩點我經過絕食都實現了，號子裡的人許多讀了《轉法輪》。後來，我又開始絕食絕水十來天，原因是市「610」關押我一年多，完全超過了法律規定的關押犯人的最高期限，我要求無條件放人。市「610」慌了，市長也來想法子，讓掉著眼淚的母親、同窗四年的同事來勸說，命「610」主任拿著偽造的法律文件來哄騙我，此時，看守所趙所長意外的表示了對法輪功的同情，甚至，看到我極度虛弱，口腔呼出異味，所長還故意泄露了一個秘密，我很關心的本市法輪功狀況的秘密。在這拖延的過程中，市長和「610」火速整理材料，羅織罪名，匆匆走了一個法律過場，把我送到了紅朝監獄。坐在去往紅朝監獄的囚車上，一路大霧茫茫，我的思路卻很清晰：我做的事，是為自己的良心負責，並且毫無疑問也是有益於他人。這樣我來到了紅朝監獄，見證了中共的殘酷迫害。
紅朝監獄的2002年4月7日，經過二十一天的日夜折磨，我走出了中共禁閉室，傷痕累累，精神恍惚，左腿嚴重受傷，走路一瘸一拐。對此，無論是獄警還是包夾的打手，都想不到自己有責任。
日夜毆打我的包夾打手有四個：鯊魚、小流氓、胡鬧和淘氣。胡鬧和淘氣內心裡覺得他們是太講義氣了，儘管我身上的多處傷痕是他們打出來的，但是他們瞧著我的跛胯子，暗暗的想：「鯊魚和小流氓，才叫捨得出手。」
鯊魚和小流氓得知二十一天的緊閉就要結束了，就開始在廚房一樣小的緊閉室裡收拾鋪蓋。一邊收拾一邊對我講：「我們也是身不由己，不是我們要動手。都是勞改嘛。」 我也在收拾行李，就是一床精品毯子，幾件衣服。我把毯子折好，搭在衣服包上，試著在走道裡走了幾步，覺得左腿稍微的恢復了一點知覺。鯊魚和小流氓坐下來，心想就要出籠了，鬆了一口氣，然後他們就開始琢磨我的那張精品毯子，鯊魚先下手，他把我的毯子抓在手裡了，看著我的眼睛，把毯子舉起來，晃了一晃，我點點頭，鯊魚就把毯子塞進了自己的鋪蓋裡面。出了禁閉室，到了入監隊，鯊魚被調到另外一個監區，不再包夾我，小流氓趕快報告朱隊長：「報告隊長， 唐人有一床毯子在張於亭那裡，我去拿過來。」 幾分鐘後，他把精品毯子從鯊魚那裡要回來了，鋪在自己的床上，「 唐人，我跟你換一床毯子。」他拿出一床破舊的毯子。 我接過來，鋪在床上。朱隊長看得清楚，卻假裝沒看見，只吩咐了一聲：「你等會兒帶唐人去洗個澡。」瞥了一眼我的跛腿，朱隊長匆匆走出了入監隊的監室，往籃球場走去。
對我的迫害，直接是由朱隊長下的命令，二十一天來，他坐在禁閉室監控器旁和楊隊長打撲克、下象棋，觀看包夾打手執行刑罰。朱隊長雖然二十才出頭，初中文憑，但因為父親就在本監獄工作，他是在監獄裡長大的，利用犯人做事，何時該緊，何時該松，什麼時候用犯人的口語，什麼時候用警察的工作語言，分寸的把握和相機行事，在別人是夠捉摸的，在他就真不費力呢。有一次，小流氓騎在我身上大打出手，他在監控室裡通過話筒制止了，這是在向我表示：我對你不錯吧。但是背著我，他又給了小流氓許多體貼和特權，四個包夾打手也都是犯人，最關心自己的刑期了，朱隊長這一段時間，就特別的大談減刑是多麼有可能，就是逢年過節來個假釋都不是畫餅子的事，他特別提到，外面的世界這幾年變化很大，一百元的大票早就改版了，紅艷艷的。正如他料到的，每一次鼓舞之後， 我受刑時的喊叫就格外的慘，格外的長。有一天，得知我隔壁禁閉室裡的一名學員被轉化了，他不免有些著急，把四個包夾犯人叫出來，就一點也不客氣了：「你們都在混日子！隔壁那個保證書都寫了，唐人呢，您們給老子心裡放有數點，當心老子下你們的課。」這樣，第二天， 我的腿就殘了，提審的時候， 我連站都站不穩，只能坐在地上。就是把我打成這個樣子，朱隊長從未想到自己有什麼責任，是的，有那麼一小會兒的時間，他可能想：「腿都殘了，唐人還面帶微笑，啊，他或許並不恨我――不過，能怪我嗎，打成這個樣子，薛教還說不夠紮實呢。」要說朱隊長現在有心事，顯然，那不是愧疚，那是自己的文化水平太低：「我得跟爸爸講一下，這轉化的工作，太累人了，我是初中畢業啊，我得換一個監區工作。當然首先是薛教能點這個頭。」
要把我在禁閉室裡「教育好」，這是薛教的指示。他現在正在籃球場上「三步跨籃」。他出身農村，中專畢業前身體不胖不瘦，在廣東東莞打工的幾年裡，身體也是不胖不瘦，後來，一個監獄裡的伯伯要退了，他就接了班。為了獲得生存優勢，他開始搞自修文憑。生活的感覺有了大大的轉機，在監獄裡工作，有不可為外人道也的好處。一個考試很不嚴肅的自修文憑拿到手之後，他就掛上一個北師大本科畢業生的招牌，自從有了這個招牌，更主要的是，對上司心理的敏感，他就越過許多年紀大的同事，爬到了監區長的級別，工作順利，生活舒暢，不久又結了婚，到監獄裡出現第一個法輪功學員的時候， 他的孩子才兩歲多一點。同家庭生活相比，他的工作更能給他以滿足感，因為他醉心於權力，稍微動點腦筋就能控制他人，犯人們服，隊長們服，就是工作的全部魅力所在！他會把犯人養在罐頭瓶裡的蟋蟀悄悄拿走丟掉，他會指桑罵槐的批評隊長們懈怠，這本身就是一種樂趣。由於過於關注權力，使用心計，他就明顯的消瘦了，於是他就養成了打籃球的習慣。每讀完一遍《毛澤東傳》，他都象鋼筆的墨水袋子又灌滿了墨水，飽飽滿滿的一肚子黑，「關鍵不是什麼主義，關鍵是權力和策略，象毛澤東那樣注重策略，成功人士，是銅錢式的外圓內方，策略。」他喜歡輕輕抖著腿講話，喜歡乾笑，喜歡精煉的語句，尤其是知道法輪功學員水平高能聽懂，他就更是長篇大論，他悠閒的盯著我腳上鐐銬說：「沒有做不到的事情，只有想不到的事情。」 「腳在鞋子裡是飛不了的。」「壞事可以變成好事，迷得越深轉化才越紮實。」「轉不轉化是你們自己的事，無產階級專政不是豆腐做的。」「毛澤東有句名言：總有些人要帶著花崗岩腦袋去見上帝的。」有一天夜裡，他摸到我的緊閉室裡來，「十二點鐘之前，你把這本材料學習學習。」第二天一大早，他又來了，問：「唐人你昨天晚上幾點鐘睡的？」「十二點鐘。」「你不是說要學到四點嗎？多下功夫啊。」他丟下這句話，不動聲色，沒收了包夾所有的雜誌和所有的鹹菜，瞪了每個包夾幾眼，就走了，正如他所料，在他身後立即響起了咚咚的打人的聲音， 我以後就是四點鐘睡了。 我從禁閉室出來的時候，一拐一拐的，薛教脫了警服，用手轉著一個籃球，從辦公室出來，和我打了一個照面，籃球停止轉動，「你的腿怎麼了？」 我知道這是明知故問，但還是扭頭看向包夾，薛教知道自己問錯了，就信口說道：「要聽朱隊長的話，吃一塹長一智，多想問題，聽見沒有？去吧。」籃球又轉動起來。薛教甚至沒有想到我的痛苦和他有任何關係，儘管他是主管轉化的監區長。他用心的打完一場籃球，打得還不賴，他經常從別人手臂下鑽過去投的籃，矮是尷尬，命中率高卻是公認的，這就足夠了，矮不可怕，可怕的是沒有能力。他從監獄商店裡拎出犯人家屬給送的禮物，心想愛人見了這些禮物，至少有幾天是不會拿瑣碎的家務刁難他了，他愉快地駕著摩托出了監獄的門。
獄警的摩托車如果軋到了一條狗，看著狗在地上掙扎，他們也許會心生憐憫，也許幾天都忘不了，但是一個活人在他們眼底下掙扎，並且是他們親自指揮叫打叫折磨的，他們卻毫無歉疚，為甚麼可以這樣呢？因為打人是工作，並且是中共和江xx布署的重要工作。隊長們抱著這樣的想法：「要說有責任，你們找江xx去好了。」而包夾打手也有同樣的藉口：「要說有責任，你們找隊長去好了。」罪惡一直在延續，就是因為他們都沒想到要為解除罪惡負責，沒想到要為自己的良心負責，不大能夠考慮到私家利益之外的他人利益。我之所以被戴上腳鐐手銬，是因為我的想法和他們恰恰相反，我時常叮囑自己，要保持一顆解除罪惡的責任心，我之所以傷痕累累，一瘸一拐還不轉化，也還是因為我要為自己的良心負責，因為這同時有益於他人。
這是一種理智與昏聵的對比，一場正義與邪惡的較量，這是關乎人類道德與尊嚴的大事，這裡孕育著的希望，不久的將來，所有的人們都會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