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10年04月04日】
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五日上午，在日內瓦第十三屆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議上，中共代表團成員故意攪局一個多小時，多次試圖阻止聯合國協會聖地亞哥分會的代表發言。發言中披露了中共對法輪功學員使用大量神經毒性藥物，毀壞他們思考、堅持信仰和保持良知的能力。
從中共鬧聯合國的這件事情上，我們能看到什麼呢？
(一)
中共的攪局是為了不讓人們知道中國發生的事情，這一點反襯出真相的可貴。
記得以前讀過一個狼孩的故事。一九二零年，在印度加爾各答西面的叢林中，人們發現兩個狼哺育的女孩，大的年約七、八歲，小的約兩歲。兩人回到人類世界後，都在孤兒院裡養育，分別取名為卡瑪拉與阿瑪拉。她們的言語、動作姿勢、情緒反應等方面都能看出很明顯的狼的生活痕跡。她們不會說話，發音獨特，不是人的聲音。不會用手，也不會直立行走，只能依靠兩手、兩腳或兩手、兩膝爬行。她們懼怕人，白天一動也不動，一到夜間，到處亂竄，象狼那樣嚎叫，人的行為和習慣幾乎沒有，而具有不完全的狼的習性。
阿瑪拉在回到人間的第十一個月就死去了。卡瑪拉在兩年後才會發兩個單詞的音，四年後掌握了六個單詞，直到十六、七歲死時才學會四十多個單詞、而且沒有真正學會說話，智力只相當於三四歲的孩子。而且她的動作姿勢的變化也很緩慢。其它地區也有類似狼孩、豬孩的報導，結果和印度狼孩大致相似。
從狼孩的故事我們可以看出，一個人所處的環境對其成長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個人長時間的處於被蒙閉的狀態、不知道真相，就無法形成對周圍環境的正確認識，以及語言發展能力，更談不上理解力與判斷力。
(二)
之所以提到狼孩的故事，是因為類似的例子有許許多多。
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希特勒是如何冼腦的。一九三三年九月，成立了德國文化協會，總部設在柏林，戈培爾任協會主席。該協會下設德國美術協會、德國音樂協會、德國戲劇協會、德國文學協會、德國新聞協會、德國廣播協會、德國電影協會。凡是在相關領域中工作的人，都必須加入相關協會，並且這些協會的決定和指示具有法律效力。對於「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協會可以拒絕接受他們為會員，已經取得會員資格的，可以開除他們。這樣，通過德國文化協會對整個文化活動的集中控制，就可以「純潔」出一支效命於納粹政權的文化隊伍，充當納粹政權宣傳的主力軍。於是，幾千萬德國人能夠看到什麼樣的美術作品，可以欣賞到什麼樣的文學作品，可以觀賞到什麼樣的戲劇電影，能夠收聽到什麼樣的廣播，看到什麼樣的新聞等等，這一切都取決於納粹黨的好惡。現實題材中，滿是荊棘和陷阱。即便是寫歷史，第三帝國的歷史題材作品也是一枝獨秀。
一旦文藝成為政權的附庸和工具，退化就不可避免。不過，希特勒、戈培爾們也明白這一點，他們也不想德國的文化藝術「退化」得無人問津。相反，他們希望藝術性和納粹化能完美結合，不僅德國人喜聞樂見，就是全世界也喝彩。希特勒親自邀請德國著名女導演裡芬施塔爾出馬，就是例子。裡芬施塔爾拍攝的《意志的勝利》，成功地將納粹政治藝術化。戈培爾稱讚它「成功地擺脫了陷入簡單宣傳的危險」，將偉大時代的激越旋律「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藝術高度」。
就媒體而言，納粹政權的無所不管，並不意味著第三帝國的文化事業都是國營或黨有。恰恰相反，報刊電影等等，都可以私人經營。私有不見得就等於自由。納粹政權可以利用私人的錢為自己的事業服務。比如對於私營電影公司而言，一切投資都是民間的，可是是否可以公映，審查權卻牢牢地攥在戈培爾的教化與宣傳部手裡。這樣一來，不僅國庫的錢可以直接供納粹政權使用，就是民間資本，也間接地為納粹當局所用。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納粹德國的電影業一片蕭條。畢竟，投資者為了利潤，會竭力在納粹當局容許的框框內發揮自己的才幹，儘可能地迎合觀眾的欣賞口味，換言之，會有管制之下的畸形繁榮，畸形創造。
控制報業，也並不需要所有的報刊都是納粹黨辦。即使是報刊為私人創辦和所有，但是通過購買、清洗、控制股份、審查、停刊等手段，都可以有效地達到操控的目的。無線電波卻跟報刊不同，一份外國報紙或雜誌禁止在德國發行，一般人是無法看到的，而電台就不一樣了，因此第三帝國就把收聽外國電台視為一種嚴重的刑事犯罪。夏伊勒在一九四零年的日記裡提到這樣一件事：有一天，一名德軍飛行員的母親接到通知，說她的兒子已經失蹤並被認定死亡。可是幾天後，英國廣播公司公布的德國戰俘名單裡卻有她的兒子。次日，有八個朋友和熟人來信告訴她這個消息。這位母親向隨後警察告發了這些人收聽敵台，於是他們全都被捕了。
（三）
當把希特勒的冼腦術與大陸的媒體宣傳來和文藝界控制來比較時，人們就不難發現兩者有驚人的相似之處。
為甚麼文革中人們狂熱了十年，為甚麼十幾歲的學生會那麼兇狠，用皮帶頭拚命打自己老教師的頭卻絲毫不心軟，為甚麼一次又一次的運動後人們不能汲取教訓卻反被中共利用來進一步證明其「偉光正」呢？這就是信息封鎖與輿論宣傳的結果。
當然時代不同了，單靠報刊與影視業的控制已經不夠了，尤其網絡的信息流通更是中共的心頭之患。於是一方面打造金盾工程，一方面雇用大量網絡特務來監視論壇與聊天室等，並在其中扮為中立人士顛倒黑白來混淆視聽。此外，中共還以經濟利益為要挾，強迫在中國開展生意的外國公司與其同流合污。
明白了這些，就不難理解中共鬧聯合國是為了阻止真相的傳播，從而繼續其輿論封鎖和對人們的思想控制。中共對法輪功的鎮壓，是建立在謊言與暴力的基礎上的。它知道如何人們認識到法輪功是講真善忍的、是做好人的，那誰也不會認同這場迫害。因此一方面炮製出所謂的一千四百例聳人聽聞的故事來詆毀法輪功，在其操控的媒體上反覆播放並大肆渲染；另一方面，利用其過去歷次政治運動中的經驗，以暴力配合輿論宣傳，讓政府官員、社會各界與百姓噤聲。
（四）
然而，紙裡畢竟包不了火。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清醒過來，認真的思考這些問題，谷歌退出中國就是一個例子。谷歌創辦人之一的前蘇聯移民布林發現在中國經商所必需做出的妥協越來越讓他回憶起自己和家人在前蘇聯的遭遇。他記得當時的蘇聯警察常侵犯他家，並歧視父親的猶太人背景。最後當他在6歲時，全家逃離蘇聯。這些回憶堅定了他的一個想法，那就是到了該改變谷歌政策的時候了。
古人說，志者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真相的封鎖不會持久，當我們每個人都能聽從自己的良心時，不再與邪惡為伍時，上天就會安排相應的福分，等待著我們的也是美好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