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10年08月07日】
“凡音由於人心，天之與人有以相通，如景之象形，響之應聲。故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惡者天與之以殃，其自然者也。”（《史記•樂書》）
凡是音樂都是由於人心有所感發而產生，而自然之天與人的心性又有可以相通之處，就如影子一定要像原來的形體，迴響一定要和原來的聲音相應合一樣。所以行為善良的人，上天一定會給予福祥的報償，行為邪惡的人，上天也一定會給予災禍的懲罰，這是非常自然的事。
善有善報，這是天理。想要得到上天所賜福祉，那就要“為善”。當然這個“為善”，也許是善言，也許是善行，而最根本的是發自善心的一切所為。此善心，天地可鑑，那是人的先天本性。那麼也就是說，如果能保持人最初的純潔善良本性，那樣就可以得到天佑福報。
人最初的本性，是善良的，是淡泊的，是寧靜的。這體現了一個世間生命的最高心性。然而，當人心受到外物的刺激，就會心意浮動，因此產生了各種情感與慾望，那麼心性的標準就不如最初了，如果對這種情感與慾望不加調和與節制，那麼心性就會不斷的下滑，越來離本性越遠，並因此會“為惡”，就會受到懲罰；如不悔悟，再繼續下去，那對於一個生命來講，就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了。
所以說，對一個生命的最大善待，那就是保持生命的本性。而“禮樂”所起的作用，就在於通過調和制約的方式對生命進行養護，使生命不至於迷失墮落於情感慾望之中，從而使生命保持先天的本性。
為什麼要製作“禮”？
“禮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忿，忿而無度量則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故制禮義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於物，物不屈於欲，二者相待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史記•禮書》）
禮儀的製作本來就是起源於人為，因為人在生活中自然就有慾望，慾望得不到滿足時不可能沒有忿恨的心意，有了忿恨至於沒有節制時，往往會產生爭奪的行為，有了爭奪的行為，天下的事就會變得一團混亂。古代的聖王不願看到這種局面，所以就制定了節制慾望的禮，和體認本分的義。用以滿足人們適當的慾望，供給人們合理的要求。使人們的慾望不必以盡得所有之物然後才算是滿足，使物的供應不必以完全合乎慾望的需求然後才算富足。慾望的需求和物資的供應，這兩者在相對立的立場上能彼此調和。使物資得以持續不斷的供應，使慾望得以長久的滿足，這就是禮何以必須興起的原因。所以，禮在這其中起著調節養護的作用。
由此看來，最好的音樂，應該是給人以祥和，使人心向善。最好的禮儀，應該是讓人行為守禮適度，體現出做人做事的最高準則。如此禮樂教化施行，自然是人心和悅社會和諧。
今天，由於道德的淪喪，人心的放縱，許多人把“禮”當作一種束縛與迂腐，甚至說成是統治階級維護政權的工具。而把“樂”當作縱情享樂的工具。已經完全看不到“禮樂”對人的善導，對生命的養護了。當然，這樣的生命已離先天善良的本性甚遠，當然也就看不到自己以及社會所面臨的危險了。
古有“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的典故。《論語》記載了孔子回答顏淵詢問關於治理國家的問題時，曾說：“要捨棄鄭國的音樂。”鄭國音樂屬於縱情的靡靡之音，在孔子看來，這種音樂是使男人沉迷於美色誘惑的聲音，會敗壞人的性情和愛好。正如《史記•樂書》中說，聽賞音樂，有吉有凶，這就是音樂關乎心性，而心性又關乎自然之天的道理。由此可見，樂曲畢竟是不可以隨便興作的。這樣看來，我們選擇聽什麼樣的音樂，那是關係到為自己生命負責的問題了。
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可見堅守聖賢之道的重要。
《史記•禮書》中也說：人苟生之為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怠惰之為安，若者必危；情勝之為安，若者必滅。
意思是說，人如果只是重視自身生命的苟全，而不知道名譽節操的重要，這樣的人一定不能保全其性命；人如果只重視苟得之利，而不知道禮儀的價值，這樣的人一定會蒙受災害的；人如果一味的懈怠懶惰，不能以禮自持，反以為這是安逸舒適的享受，這樣的人一定會遭遇艱難危險的；人如果過分的恣情任性，不顧禮儀規範，反以為這是放任自然的行為，這樣的人終究會落到毀情滅性的地步。
如此說來，守禮又何嘗不是對自己生命的守護啊。
面對現在種種社會亂象，深省慎思，如何愛惜生命？家國何以安？先賢之言可謂至矣。
註：相傳春秋時，衛靈公到晉國訪問，途中夜宿於濮水之上，半夜聽到琴聲，就命令樂師師涓記下。到晉國，見晉平公，就使師涓彈奏，晉國樂官師曠聽到，手按琴弦說：“此亡國之音，為紂王樂師師延所作，是一種靡靡之音。當武王伐紂時，師延向東逃逸，至濮水，自投江水而死，所以凡聽到此樂者，國家必定衰敗。”後以此比喻淫蕩亡國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