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11年11月10日】
《貞觀政要•擇官篇》載：
貞觀元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致治之本，惟在於審。量才授職，務省官員。故《書》稱：『任官唯賢才。』又云：『官不必備，惟其人。』若得其善者，雖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縱多亦奚為?古人亦以官不得其材，比於畫地作餅，不可食也。……卿宜詳思此理，量定庶官員位。」
唐太宗對官員的選用，是非常重視的，他強調官員不在多，而務在必賢。為此，房玄齡等，經過研檢，將文武官員總數，減省為640人。
唐太宗在即位之初，也曾要求封德彝（人名）舉薦人材，但一年過去，仍無音訊。當唐太宗追問此事時，封德彝不以為自己失職，卻以沒有人才為藉口。唐太宗馬上反駁道：「前代明王，使人如器，不借才於異代，豈得待夢傅說，逢呂尚，然後為政乎？且何代無賢，但患遺而不知耳！」意思是講：前代君主用人是取其所長，當代亦必有賢才。怕的是自己不識才而遺失了賢才，怎麼能說天下無人才？唐太宗的這一席話，說得封德彝羞愧而退。
唐太宗認為，理想的人才，應該是「才行俱兼」的「四善」之人：即「德義有聞」、「清慎明著」、「公平可稱」和「恪勤匪懈」。在此基礎上，他主張「用其所長，舍其所短」，要全面的公正的了解人才。
在一次會議之後，他對當時幾位重臣，曾評價說：「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機敏果斷，但用兵非其所長；高士廉通今博古，雅有節操，但不能直言切諫；劉泊為人堅貞而有信義，但重私情。……」在座的官吏們聽後，肅然起敬，皆想：太宗勤理朝政，明敏知人；皆思：自己如何揚長去短，把今後的工作做得更好，以符聖意。
另外，唐太宗用人「不私於黨」，不計較出身和資歷，而且賞罰有據。唐太宗曾說：「為官擇人，唯才是與，苟或不才，雖親不用……如其有才，雖仇不棄。」(《資治通鑑》卷一九四)又說：「國家大事，唯賞與罰。賞當其勞，無功者自退；罰當其罪，為惡者咸懼。則知賞罰不可輕行也！」(《貞觀政要•封建篇》)如堂叔父淮安王李神通，對於位居自己之上的房玄齡、長孫無忌，都表示不滿。唐太宗指出，評定功勳官職應該「計勛行賞」，對皇親國戚「不可緣私，濫與勛臣同賞。」然後，他對叔父擺出房、長孫二人的才能和功勳，以及指出叔父帶兵無能和臨陣脫逃的事實，說得淮安王李神通，心服口服，情願當個閒官，從此不再有怨言。
唐太宗對於高祖時封為郡王的幾十個皇親國戚，除卓有功勳者仍封為王以外，其他一律降為縣公。又如貞觀十七年(643年)，唐太宗的外甥趙節，犯了死罪，他知道以後，下詔將趙節處以死刑，並將曾為趙節開脫的宰相楊師道(唐太宗的姐夫)降為吏部尚書。他認為：只有「賞賜不避仇敵，刑罰不庇親戚」，才能把國家的大事辦好。(《資治通鑑》卷一九七)
再如，在一次上書切諫會議上，唐太宗發現中郎將常何，所提的20多條意見，言皆中肯，文有條理。詢問之下，原來是常何的一位孤貧落拓的門客馬周代筆。於是，唐太宗馬上召見這位出身寒素的人，授他官職。常何也因發現人才有功，賜帛三百匹。後來，馬周果然機敏正直，敢於諫諍，而位至宰相。
另外，唐太宗十分重視地方官吏的監督和使用，認為自己「居深宮之中，視聽不能及遠。所委者唯都督、刺史，此輩實治亂所系，尤須得人。」(《貞觀政要•擇官篇》)。為了做到「賞當其勞」、「罰當其罪」，他一方面把各地的都督和州官的姓名，吩咐隨從人員，書寫於寢宮的屏風上面，將了解到的政績善惡表現，隨時記入其人之名下，以便量才升遷，論功行賞（這個作法，實古今未有之一大發明！）；另一方面，唐太宗還多次派出黜陟大使（管理官吏升降的大人物，相當於現在的組織部長），到全國各地，去巡察地方吏治的政績，「由是官吏多清謹，制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蝟之伍，皆畏威屏跡。」官吏們變得清廉謹慎，國戚們得到制約，豪門貴族的家人們，也都不敢胡作非為。於是，國朝鼎盛，蔚為大觀；天下大治，咸贊貞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