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新聞網2010年01月19日】
瑞士國家器官捐獻和移植基金會主席弗朗茲•英墨（Franz Immer）先生
“二零零七年，我曾受邀去北京參加一個醫學會議，其間有一家醫院邀請我們去觀摩一次心臟移植手術。我們當然願意看看中國的醫院，但是他們問我是要在那一天的上午或下午觀摩手術。在那一刻，我意識到，這意味著器官移植有一個特定的日期，也就是說，那個提供器官的人將在特定的時間死亡，或者說被殺害。”這次經歷讓心臟外科醫生，瑞士國家器官捐獻和移植基金會主席弗朗茲•英墨（Franz Immer）先生意識到，在中國的器官移植手術後面有不為人知的內幕。
因為對於瑞士或歐洲的外科醫生而言，從來都不會知道什麼時候要做移植手術，因為手術的前提是有人死亡，而沒有人會知道什麼時候會有突然有捐贈者，什麼時候會有家屬同意。手術可能得在夜間，周末進行，有時或許會連續兩、三個手術，而有的時候可能很長時間都沒有一起手術。
英墨先生表示拒絕了那次觀摩，因為：“我們不想被誤認為我們支持那樣的行為。”
在後來的會議中和中國同行的關於一些原則的討論讓他更為震驚。他試著在網上搜索相關信息，有一些線索，但是沒有想到是如此大面積的器官摘取。直到他遇到了《血腥的器官摘取》一書的作者大衛•麥塔斯和大衛•喬高，和一位親身經歷過迫害的法輪功學員。
在二零一零年一月十五日關於器官買賣和器官捐贈的專家研討會上，英墨先生也聽到了法輪功學員劉巍女士的經歷。劉巍女士在因修煉法輪功被非法關押的十六個月裡，曾經被無故體檢了四至五次。第一次體檢在北京東城看守所，當時很多醫生突然帶著眾多儀器來到看守所，所有的法輪功學員都必須出去接受體檢。體檢的內容包括驗血，心電圖和照X光的。而體檢後被檢查者本人沒有得到任何結果。
聽完這段經歷後，更加證實了英墨先生的懷疑。“不僅僅有驗血，還有照X光，這就是非常清楚的證據。他們（中共）不僅要摘取器官，他們還關注器官的質量。他們事先就對器官作出判斷，心臟的結構是否正常，肝和腎臟是否正常，然後做成類似目錄的東西。”
“這對專業人士而言，對我這個參與器官移植的醫生而言，是一個非常清楚的證據，他們確實摘取器官。”
身為瑞士國家器官捐獻和移植基金會主席的英墨先生非常清楚，瑞士約有一百多人在等待器官，根據每個國家差不多每百萬人中有二十位捐獻者的比例，在瑞士差不多有一百至一百五十位捐贈者。所以為等到合適的器官常常需要很長的時間。
但是中國的多家醫院表示，病人的等待時間平均約為兩週。而在解放軍第二軍醫大學第二附屬醫院器官移植研究所，病人平均等候供肝的時間為一週。這對英墨先生而言也是非常有力的證據：
“在瑞士等到一個腎要等差不多三年的時間，同歐洲和其他國家比，情況都差不多這樣。等到合適的心臟或肝臟差不多需要九至十二個月。如果血型特殊，等待的時間會更長。所以不可能在兩週內就找到合適的供體，在中國也不可能。”
中共搶奪器官的罪行對英墨先生而言是人性災難，他也曾聽說過中共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對此他談道：“我強烈地譴責，我強烈譴責它們如此對待民眾，我更清楚地譴責把人作為活生生的器官庫對待，從我的人性而言，當我提到這件事情的時候，淚水就湧入眼眶，這讓我非常悲傷，在當今的社會還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他表示雖然中共迫害法輪功學員的罪行已經被揭露，但是：“我要強調，作為人類的一員，我們應該站出來，向所有侵犯人權的行徑宣戰。”他認為應該讓更多的人知道這樣的情況，而且每個人都應該來制止活摘器官，制止迫害。
“只要這樣的行為還存在，我，以及我的家庭將不會去中國。我對那裡的民眾感到很抱歉，因為這不是他們的錯。但是我想，我們每個人都應該有所表示，以便讓那些執政者感到壓力，在今後尊重人性，人道地去治理一個國家。我想如果（中國）能有所改善，他們現在擁有的知識和人才，對我們而言將是一個很好的搭檔，但是必須從根本上尊重人性。”
他也談到瑞士國家器官捐獻和移植基金會有清楚的立場，不會接受及提供非法的器官，以及和非法器官交易相關的器官。他們會和等待器官的病患和相關人員溝通這方面的信息，讓更多的人了解。同時他也希望政治家們能對中共施加壓力，而不是光考慮經濟利益，“了解是一方面，還需要採取措施，我們會一直與人溝通，那些政治家也應該積極地響應。在這方面，那些中國的經濟方面的因素應該放到一邊，而注重對人道、人性的尊重。我們不能和一個踐踏人權的國家做交易，這是我作為一名醫生，也是作為一個人的看法。”
他認為能夠和國際人權協會一起主辦專家研討會以及給兩位調查中共活摘器官罪行的調查員頒獎，是一種特殊的榮耀。“瑞士國家器官捐獻和移植基金會是一個非政府組織，人道主義組織，我們必須對這種行為（中共搶劫器官）作出表示，而且每個人都應該有所表示。這對我是一種特殊的榮耀，我們可以清楚地表明，我們有自己的原則。人的尊嚴、人權對我們而言是在第一位的，我們時刻都可以為此而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