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中共漂白「活摘器官」

自2006年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被曝光之後，面對國際壓力，中共耍的仍是其一貫的兩手，一是公開抵賴，二是堅決不讓外界調查（其實，什麼是證據？“不讓調查”本身就是證據）。

當然，依照中共的習性，它一定不會坐以待斃。這幾年中共在器官移植上動作頻頻。2007年出台了《人體器官移植條例》，宣布禁止買賣人類器官；同年最高法院收回了下放長達27年之久的死刑覆核權；2009年首次以官方形式公開承認中國器官來源是死刑犯（雖然過去反覆高調否認）；2010年公布具有人體器官移植資質醫院名單，同年1月在10省（區、市）啟動全國人體器官捐獻試點；2012年中共聲稱將在兩年之內停止在器官移植手術中對死刑罪犯器官的依賴；2013年初宣布將器官捐獻制度在全國推行，預計器官捐獻體系兩年後會建好，同時著手建立器官捐獻登記網站，將實現全國聯網；中共“兩會”之後取消“衛生部”，器官移植出身的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被免職……

黃潔夫在被免職前接受媒體採訪時描繪了這樣一幅願景：陽光的、不違倫理的器官來源夢想變為現實，兩年之後，中國不再用死刑犯器官了，中國的器官捐獻體系也建設好了，中國的移植醫生可以正大光明、理直氣壯地在國際舞台上發言，醫生在做取器官手術的時候，心裡很陽光、很自豪。

是這樣嗎？

一個殺人慣犯面對包圍上來的警察，突然放下武器，說“罷罷罷，我不殺了人”，然後，警察們喜極而泣，蹦巔巔兒地回家了，殺人慣犯就開始“很陽光、很自豪”地逍遙自在去了。能有這樣的事嗎？

在國際壓力下，中國器官移植的快速改革，與國際接軌的做法當然值得肯定，中國衛生界也不乏一些有良知的醫生想要真心推動這樣的事情。但是，中共器官移植作為一個整體，是靠死刑犯器官起家，靠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而暴發的。中共先是公開承認盜用死刑犯器官（雖然過去反覆高調否認），然後又發話兩年後不再使用死刑犯器官，來博取國際社會的好感和認可，企圖用死刑犯器官來掩蓋、漂白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滔天罪惡，這是天理不容的。

中共的“漂白”有兩個方面，一是掩蓋仍在進行的“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也許規模比過去小了，二是對2007年以前（特別是2003-2006年）大規模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之事，瞞天過海，想讓世人忘記那一段慘絕人寰的“這個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惡”。

1、國際社會施壓，不能偏離追討活摘罪行之要害

國際社會本來對中共長期以來盜用死刑犯器官就不認同，現在加上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黑幕被揭示出來，更是讓國際社會提高警覺，加快採取了更嚴厲的預防和應對措施。

比如，有學者在著名國際刊物上呼籲中國大陸有關器官移植的論文和研究項目在國際上應遭遇“不接受、不發表、不合作”——國際學術會議拒絕接受來自中國的相關論文，同行評審期刊拒絕發表來自中國的相關論文，國際醫學界應該拒絕與中國合作進行這類器官移植的研究；台灣衛生部要求醫生不要推薦自己的病人到大陸做移植；澳大利亞禁止與大陸在器官移植上的合作研究項目；比利時和加拿大都有議員提出立法禁止器官移植旅遊；法國也有議員提出立法，要求到境外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在返回法國前遞交沒有器官買賣行為的證書；以色列通過了一項禁止器官中介的法律，並要求保險公司對到中國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不予支付費用；美國自2011年6月起，在申請非移民簽證的DS-160表格上增加一項，要求申請人說明有沒有直接參與過強制性的器官或者身體組織的移植。

國際社會在器官移植上對中共施壓，當然是好事。不過，讓保險公司不要支付病人到中國做移植的費用，不推薦病人到中國做移植等這些行為（當然也是正義之舉）真正著眼的或者針對的還是傳統的死刑犯器官問題，“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只是敦促了西方社會加快了相關政策的提出和制定。如果我們揭露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目標也只局限於此，我們也許就一定程度上偏離了全面揭露中共邪惡，讓民眾了解真相的方向。而且，更嚴重的是，還會為中共“漂白”活摘器官提供藉口和時機。中共頻頻出台各種花哨的政策（背後能不能實施那是另外一回事）迎合國際社會，造成國際社會再次被中共欺騙，甚至還給了一些西方政要順水推舟的方便，對中共的邪惡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這幾年來一直有正義的律師和醫生團體在全世界幫助揭露中共活摘器官，但是，他們的訴求也許會受到自身的限制。為了揭露中共邪惡本質，讓民眾了解真相，我們可以一如既往地要求國際社會組織獨立調查團，到中國大陸對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一事展開無條件的取證，對中共的勞教所、監獄等迫害法輪功進行全面調查，就大量失蹤法輪功學員進行全面登記等等。也許面對中共的流氓，西方社會的無奈，人們會感到力不從心，但是這都是假相，人類的歷史不是為中共作惡而存在的。

我們在給醫生、律師、各級各國政要、聯合國官員的訴求中，在各地發起的制止活摘器官的徵集簽名中，雖然可以因地制宜地提出要求，讓對方就其目前力所能及的事情做出承諾，但是，希望在表達這些“因地制宜的訴求”時（醫生有醫生能做的，律師有律師能做的），我們不要忘記提到我們的大目標，大訴求，那就是要敦促國際社會組織獨立調查團赴中國大陸實地調查，全面揭開黑幕，要告訴人們這樣一個大前提，要在全球範圍內形成這樣一種堅持不懈的氣勢。因地制宜的訴求與大目標二者並不矛盾，而是相輔相成的，小目標是為了大目標，在一張紙上同時都表達出來。我們堅定不移地全面揭開黑幕的決心和追查到天涯海角的意志，不但會鼓勵更多的知情人走出來披露真相，本身也是對海外正義人士們的最好支持。

最重要的是，讓中共斷絕了“漂白”罪惡的幻想。那一段邪惡，天理不容。無論今天如何變換花招，中共及其參與者都逃不脫歷史的懲罰。

2.“活摘器官”還在繼續嗎？

還是來聽聽黃潔夫在2013年2月25日全國人體器官捐獻工作視頻會議上的講話，黃指出，死刑慎用，我國死刑數量正以每年10%的速度下降。“如果沒有公民自願捐獻，器官移植工作將變成無源之水，捐贈工作成功與否關係到移植事業生死存亡。”黃警告說。

美國對話基金提供的中國大陸死刑犯數量

好一個“無源之水”！我們注意到，中國的器官移植數量雖然從2003-2006年的高峰期（高達兩萬例）跌了下來，但這幾年仍能維持在每年一萬例，遠遠高於2003年前沒有大規模活摘器官的時期五、六千例的水平。

人體自願捐贈在中國一直雷聲大雨點小。近日媒體表示衛生部部長陳竺要成為衛生部第一個簽訂無償捐獻器官志願書的人，可見還處在“領導帶頭”的動員作秀階段。中共官方承認，自2010年1月中國開展人體器官捐獻試點工作至2013年2月22日，三年間共實現捐獻659例，捐獻的器官1,804個。

我們可以這麼說，目前每年一萬例也可能是中共故意往高說的，因為如果說成了跟2002年一樣的五、六千水平，那麼，2003-2006年突然高高厥起的一萬五到兩萬例，又如何解釋呢？“活摘”一曝光，就又回到了過去的水平，這不是明擺著不打自招嗎？

如果說目前每年一萬例是真實的，那麼，在死刑犯穩步下降，人體捐贈起步緩慢的情況下，中共又是如何繼續維持這個數量的呢？ 中共的解釋就是“活體捐贈”。

中共聲稱這幾年活體捐贈占了35%的比例，遠遠高過其它國家。來自中國肝移植註冊（CLTR）的數據顯示，從2009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大陸地區已完成各類肝移植手術2,529例，其中包括活體肝移植299例。這裡活體肝移植占的比例只有11.8%。我們沒有中國活體腎移植的數據。但關於活體器官移植存有爭論，法國提倡最好不要用活體捐腎，因為使用活體的捐腎很可能一個病人變成兩個病人。在成人活體肝移植手術中（肝很特殊，切除捐獻者的一半肝，肝會在幾個星期中自動長回來，被移植的肝也會長完整），30%的捐贈者會面臨包括死亡在內的多種併發症。美國活體肝移植在2001年達到高峰，有519例，後來由於倫理和併發症等因素，熱情消減。 　

活體器官移植往往被視為最後的救命稻草。被世界其它國家謹慎對待的“活體捐贈”，在中國真是突飛猛進地增加了嗎？我們不知道。只要中共沒有真正就2006年前大規模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這一駭人聽聞的罪惡做出徹底的坦白，我們就沒有理由相信中共現在的“活體捐贈”中沒有包括“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

3.中國死刑犯到底每年貢獻了多少器官？

2011年黃潔夫在國際著名醫學雜誌《柳葉刀》（The Lancet） 撰文“在摸索中前行的中國器官捐贈”稱，中國目前約有65%的器官來源於屍體器官，這其中超過90%來自死囚，另外35%來自活體捐贈。

我們來做一個小小的計算，看看到底死刑犯每年能貢獻多少器官。2008年以後中國每年有一萬例左右器官移植，按黃的說法，65%中的90%是死囚，相當於貢獻了5，850例。

黃潔夫2008年在《柳葉刀》還發表了一篇文章，“政府政策和器官移植”，裡面透露了2000－2002年的數據，每年有6,000-6,500例。考慮到那時候死刑犯數量多一些，可以說基本與上面計算的2008年以後的死囚貢獻數據吻合。6,500例是死刑犯能夠貢獻的最大量，而且應該隨時間遞減。

那麼，在“活體捐贈”還沒什麼影兒的2003－2006年，器官移植數量從幾千例陡增到一萬五到兩萬例，這突然升起的器官移植的蘑菇雲又是怎麼回事呢？

該圖是根據黃潔夫（中國前衛生部副部長）和石炳毅（全軍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提供的數據而勾畫出來的趨勢曲線。

早在2009年明慧網就發表過深度分析報告，“死刑犯撐不起中國器官移植市場上的蘑菇雲”，說明主要依靠死刑犯器官的模式根本不足以支持中國過去十年來的器官移植髮展軌跡。

廣義的死刑犯

大陸什麼群體遭到“死刑犯”一樣，甚至更惡劣的對待呢？從規模上講，非法輪功群體莫屬。一個沒有暫住證的大學生被收容所打死，可以引發一場網際網路上對當事警察和收容制度進行譴責的網絡風暴，進而促成取消了收容制度；而對這場慘無人道、曠日持久、波及千千萬萬善良的法輪功學員的屠戮，人們卻聽不到幾聲回音。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共鋪天蓋地的造謠誹謗讓人們對法輪功產生很多誤解而漠視法輪功學員的生命，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中共極度地掩蓋真相，讓人們看不到法輪功被迫害的真實情況。

中共口裡的“死刑犯器官”，死刑犯指的是什麼呢？被中共當作最大敵人的、大量被非法關押的法輪功學員其實就是“廣義的死刑犯”。

4.器官何來：2003-2006年的器官移植大躍進

如果沒有江澤民孤注一擲發動的迫害法輪功這一事件的出現，也就不會有法輪功學員作為一種新的豐富器官來源，更不會在中國出現舉世罕有的“國際器官移植旅遊熱”，中國的器官移植業將會走一條非常不同的發展軌跡。中國的器官短缺危機可能在2004年就爆發（而不是在2004年器官移植數量暴漲），人體器官自願捐獻體系的建設可能在2005年就提上了議事日程，而不是要等到2010年。

所以，如果沒有額外出現什麼大的器官來源，中國從1999年到現在的器官移植數量趨勢曲線應該是平緩的。當然，是慢慢向下降，還是慢慢向上升，還是保持水平，取決於死刑犯器官減少的規模與人體自願捐贈（含親屬活體移植）增加的額度這二者的比較。但是，不管怎樣，二者的變化應該是平穩的，那麼這個總體的移植數量曲線也應該是比較平穩的，不可能有大起大落。

然而，上面顯示的中國過去十幾年的實際曲線卻不是這樣的，在2003－2006年出現了一個暴漲時期。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這是不可爭辯的事實，中共對這一段罪惡，一意漂白，只能是罪上加罪。

大量失蹤法輪功學員成為被活摘的主體

人們常常談到勞教所和監獄裡給法輪功學員驗血，為摘取器官作準備。其實，這只是小打小鬧，是中共使用死刑犯器官那一套既有做法在法輪功學員身上的自然延伸（江澤民喪心病狂要置法輪功於死地，被非法關押的法輪功學員的基本權利比死刑犯還不如）。

真正涉及大規模活摘的慘劇發生在“集中營”裡。1999年到2001年，法輪功學員反迫害的最主要途徑就是到北京上訪，到天安門打橫幅。江澤民和中共實施株連政策來加以迫害：讓家人下崗，讓單位領導受罰，讓全單位職工都沒有獎金，甚至讓地方政府部門承擔責任，以烏紗帽相威脅。為了抵制中共邪惡的株連政策，從2000年左右起，很多上訪的法輪功學員就不報姓名，不報家庭地址。這種抵制株連的做法在當時的法輪功學員中蔚然成風。

中共的勞教所和監獄這些地方，是不會長期接受沒有姓名住址的所謂“犯人”的，因為沒有辦法按照程序辦理登記手續，這些人就會被轉移到其它地方去。那麼，這些失蹤的學員，去了哪裡呢？按照中共的傳統，交由軍隊處置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了，這些大量失蹤的法輪功學員，成為了中共活摘器官的犧牲品。

軍隊、武警醫院和沿海醫院是活摘器官的重要推手

器官來源由軍隊掌控，參與的醫院以軍方或者與軍方有聯繫的器官移植醫院為主，是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一個重要特點。因為軍隊機密的緣故，外界更難知道事情的全貌。

原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器官移植中心，在幾年內迅速發展，更名為“東方器官移植中心”，成為目前亞洲最大規模的器官移植中心。該中心主任、創辦人沈中陽，於2003年（這個特殊的年份）在北京武警總醫院成立了“武警部隊肝移植研究所”，並擔任所長。與武警部隊的密切聯繫，是沈中陽所負責的幾個移植單位獲利於新的器官來源的重要因素。

另一個在大陸器官移植界非常活躍，經常接受各種媒體採訪的人物，就是石炳毅。他是什麼人呢？他是全軍器官移植中心的主任。全軍器官移植中心設立在解放軍總參謀部總醫院（也稱解放軍總醫院第二附屬醫院，解放軍第309醫院）。因為對器官來源的掌控，中國器官移植的主力是軍隊醫院，而軍隊醫院並不歸國家衛生部管，而是屬於總後勤部衛生部。作為全軍器官移植中心的頭目，石炳毅可能比前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掌握更多數據。衛生部2008年8月啟動的“腎移植科學登記管理系統” （CSRKT，www.csrkt.org）的數據中心就是由石炳毅所在的解放軍總醫院第二附屬醫院負責。

* * *

對於中共在器官移植上的頻頻動作，雖然有與國際接軌的積極意義，但是，外界要警惕，看清中共漂白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企圖，而且中共說一套做一套是它的常態。只要中共沒有停止迫害法輪功，沒有對“活摘器官”作出徹底的清算，它所做的一切不過都是欺騙世界而已。

更多有關活摘器官的詳細 內容，請參閱“死刑犯撐不起中國器官移植市場上的蘑菇雲”

圖片來源：中國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等曾在國際醫學雜誌《柳葉刀》(The Lancet)上發表的文章《中國器官移植的政策》。（此圖是在原圖的基礎上，把黑條框所示的肝移植數量用白條框累加到腎移植數量上，並用紅線勾畫出增長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