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的遠見

儲安平曾任《光明日報》總編，是中共反右時三大右派之一。一九五七年六月二日他的文章《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發表。文 章寫得太犀利，可謂直擊中共一黨獨裁的要害。據說，他的這篇文章，令毛澤東“一連幾天沒睡好覺”。在文章中，他對共產黨“黨天下”的概括，深刻地揭露了中 共專政的本質。

一九四七年，國共剛剛開戰，儲安平分析共產黨當時宣傳的“民主”實質上就是“黨主”，因為容不得任何異議，他預見到共產黨統治下自由 可能蕩然無存：“老實說，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一個 ‘有’‘無’的問題了。”

儲安平去世近五十年了，回頭看看他往昔對中共的論斷，真是非常到位。

曾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中央研 究院院長的胡適，更是享譽中外。早年毛澤東給他寫信都曾這樣自稱“你的學生毛澤東”。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北京被中共軍隊圍困，中共的廣播電台專門對他播出 了“對胡適之先生廣播”，希望他不要離開北京（當時叫北平），並許諾讓他繼續做北大校長和北平圖書館長；還特派潛伏在北大的地下黨當面勸阻胡適。可是胡適 毅然離開即將陷入中共之手的北京。胡適離開前，勸兒子胡思杜與他一起走，胡思杜說：“我又沒有做什麼有害共產黨的事，他們不會把我怎麼樣。”

胡適為什麼不願在中共治下做官？胡適於一九五零年一月九日發表的《共產黨統治下沒有自由》的文章，從一個方面表明了他對中共的態度。

他 的兒子胡思杜沒有隨父一起離開大陸，很快就被中共成功的改造了，不但向組織上交了胡適留給他的財物，還發表了文章《對我的父親——胡適的批判》，表示與胡 適劃清界線。對此，胡適說：“我們早知道，在共產主義國家裡，沒有言論的自由；現在我們更知道，連沉默的自由，那裡也沒有。”

胡思杜追隨中共，不管是真心還是被迫，最終也沒有得到中共的認可。利用完了，就將他逼向了絕路。一九五七年，中共“反右”，他很快就被打成了“右派”，因承受不了打擊，於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一日上吊自殺。

無 疑，胡適非常明智，沒有留在大陸。如果留在大陸，他的結果只有兩條，要麼是被折磨致死，要麼是象郭沫若一樣完全放棄自己的思想，一味附和中共，連自己的兒 子被中共害死，他也不發表任何意見。儲安平也很有遠識，可是明知中共無所不用其極，卻還要冒著生命的危險去向中共的黨魁提意見，這固然是一個學者應有的風 骨，可是在中共治下，他也只能落個悲劇的下場。

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對共產邪惡主義看得最透的中國人當數蔣介石。一九二三年八月十六日，蔣介石率領“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前往蘇聯考察。去前，蔣介石嚮往蘇聯俄共、迷戀共產主義。考察三個月後，蔣介石發生了根本轉變。

蔣介石在《蘇俄在中國》一書裡寫道：“在我未往蘇聯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對我們國民革命的援助，是出於平等待我的至誠，而絕無私心惡意的。但是我一到蘇俄 考察的結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斷定了本黨聯俄容共的政策，雖可對抗西方殖民於一時，決不能達到國家獨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覺蘇俄所謂‘世界革 命’的策略與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義，對於東方民族獨立運動，更危險。”

蔣介石說，蘇俄共產革命不外兩個方法：一個是階級鬥爭，一個是奪取 民眾和武裝暴動。他們革命的性質，既然是以階級為本位，他們的革命方法，當然就是階級鬥爭，他們把整個社會，劃分做許多對立的階級，他們以為階級鬥爭，是 社會進化的原動力，所以階級的意識，如不明顯，他們要使之明顯，階級的衝突，如不激烈，他們要使之激烈。他們以為只有無產階級打倒其餘一切階級，革命才能 成功，這便是他們革命的一個方法。此外他們還要奪取民眾和武裝暴動。他們以為要發展革命勢力，非有偉大的民眾擁護不可，而要得到民眾擁護，非民眾服從共產 黨指揮不可，所以他們常奸淫擄掠殺人放火，使得社會混亂，民不聊生，然後可用威迫利誘的方法，奪取民眾，來做他們的奴隸，民眾而可曰奪取，是其已不當民眾 為人類了。徒唱高調，以最遠的將來的利益引誘民眾，使之效力，又以政治力量強迫民眾，聽其指揮。……

蔣介石的感悟在今天看來可謂句句驚心，對中共近百年的暴行預見得毫釐不爽。就是因為他對“蘇聯的政治制度，乃是專制和恐怖的組織”的認識，才使得他與一切聽命於蘇維埃的中共展開殊死的搏鬥。

更讓世人驚異的是，曾是俄國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創始人和領袖之一的格奧爾基•瓦連廷諾維奇•普列漢諾夫。他可謂是俄國馬克思主義之父，也是列寧的導師，曾與馬 克思、恩格斯一起作序出版過《共產黨宣言》。一九九九年十一月，普列漢諾夫的遺囑被從巴黎銀行的保險箱中拿了出來。這份遺囑寫於一九一八年五月，也就是俄 國“十月革命”後不到半年的時間。普列漢諾夫寫完遺囑後把它放到了巴黎銀行的保險箱之中，並留下遺言：我的遺囑在俄布執政的時候不許發布，當俄布和俄布的 國家不在了的時候才可以公布我的遺囑。之後不久普列漢諾夫便與世長辭。一九九九年巴黎銀行在清理二戰中遭納粹洗劫的猶太人財產檔案時，發現了它。巴黎銀行 按照信封上的約定把信交給了俄羅斯，因為信上要求蘇俄方面開啟。

普列漢諾夫的遺言讓今天的每一個人極為震驚，因為它太真實了，完全符合蘇俄的歷史。就是讓今天的歷史學家去總結也不過於此。遺囑這樣寫著：

一、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知識分子的隊伍比無產階級增加得更快，在生產力中的作用躍居首位，在電氣時代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將會過時。

二、布爾什維克的無產階級專政將迅速演變成一黨專政，再變為領袖專政。而建立在欺騙和暴力基礎上的社會，本身就包含著自我毀滅的炸藥，一旦真相大白，便會立刻土崩瓦解。

三、“布”黨將依次遇到四大危機：饑荒危機、意識形態危機、社會經濟危機和崩潰危機，最後政權土崩瓦解，這一過程可能持續數十年，但這個結局誰也無法改變。

四、國家的偉大並不在於它的領土甚至它的歷史，而是民主傳統和公民的生活水平。只要公民還在受窮，只要沒有民主，國家就難保不發生動盪，直至崩潰。

從學界泰鬥到異黨的領袖，甚至連共產政權自己的創始人，都對共產邪惡政權有透徹的認識，真讓人驚嘆。上個世紀，共產邪惡政權象癌細胞般在世界上肆虐一個時期後，迅速走向崩潰。如今的共產邪惡政權也確實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崩潰可能就在瞬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