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被迫害致瘋　成都卿明珍控告江澤民

四川成都法輪功學員卿明珍，現年五十歲，原成都電信局職工。一九九六年七月開始修煉法輪功後，按照“真、善、忍”標準要求自己，身心健康。
然而從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澤民發起對法輪功的滅絕人性的迫害以來，卿明珍因為堅持信仰“真、善、忍”，被非法拘留三次、非法勞教三次、非法關押在“成都武侯法制學習班”兩次、被非法開除公職；在四川資中楠木寺女子勞教所的高壓迫害下，失去記憶達六個月之久；在非法機構“成都武侯法制學習班”一度被迫害致瘋；在十六年的迫害中，竟有十一年被迫在勞教所、流離失所中度過。至今思維反應較遲緩、記憶斷斷續續……

二零一五年六月六日，卿明珍向最高檢察院和最高法院發出控告書，要求對迫害法輪功的元兇江澤民提起公訴，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將其繩之以法。並要求賠償控告人卿明珍及家人十六年來因被殘酷迫害所造成的各種精神損失、經濟損失一百萬元。

以下是卿明珍在控告書中自述的理由與事實。

在被迫害十六年後，特別是遭遇了生不如死、行屍走肉、不會言笑、失去記憶達六個月之久的煉獄生活、被迫害致瘋後的今天，我還能有幸親自執筆向我熱愛的中國人民講述我自己所見證、遭遇的種種非人性的摧殘，我真的發自內心的感謝偉大的師尊。

十六年的迫害，我親身見證的所有經歷，使我越來越感到法輪大法是正法，李洪志師父真的是太慈悲、太偉大了。雖然我數次背離自己的師父，甚至喪心病狂的給江澤民寫信控告師父，以致遭遇了多次死亡的撞擊，生不如死，但慈悲的師父不計不報，多次救我出苦海。

這場對法輪功的迫害從中央到地方，包括社區、單位、公社的相關人員，從老人到小孩都被強迫牽扯進來，在利益面前、權位面前，被迫昧著良心參與了這場迫害。因為這場迫害完全是江澤民一手製造的，所以我只控告元兇——江澤民，真心希望所有參與者立即停止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並向世界人民曝光江澤民及610邪教組織的罪行，救贖自己的良知。

修大法身心受益

我是一九九六年七月開始修煉法輪功的。之前對氣功、燒香拜佛從來不感興趣，認為是老年人的個人愛好；我的生活很單一，就是家庭、學校、單位、家庭……走入法輪功修煉完全是出於好奇。

一九九六年七月，我帶著幼女去成都體育館散步，被一群面容祥和的煉功人群吸引，驚訝的發現還有很多年輕人在裡面，出於好奇，在無人介紹的情況下，我也跟著他們煉“抱輪”。煉完後，感到一身輕鬆，從此很自然的走入大法修煉。

每天正常上下班、做家務、帶孩子，只是每晚七點到九點到體育館煉功；每周三次到法輪功學員家集體讀《轉法輪》，然後交流自己如何用書中的法理對照自己，遇到矛盾向內找、如何在單位、家庭嚴格要求自己做個修煉人，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參加學法的有八十多歲的老人到幾歲的幼兒。一個月後，困擾我多年的痛經、每月經期達半月之久、頸椎骨質增生導致的腦供血不足、頭昏、噁心竟不治而愈了。要知道僅醫治痛經、腦供血不足，我每月在單位報銷的醫藥費都較高，常請病假、住院。從一九九六年七月走入修煉後，我至今沒有再吃過一顆藥，為單位節約了大量醫藥費。有了健康的身體，在處處為別人著想的大法法理指導下，我在工作、生活中實踐著“真、善、忍”。

在單位裡，任勞任怨，領導分派什麼就干什麼，不計不報。多次拒絕用戶私下給的電話開通“手續費”；我在測量台工作時，隨波逐流，銷假電話障礙單是常有的事；修煉後，就去掉了這不負責任的做法，對每張障礙單都認真檢測，所以只要是我值班，派出去維修的障礙單是最多的。在一九九八年的大洪水中，每天都有大量的用戶打進來的電話故障單。一天，我又想銷假障礙單，剛銷了一張，總感到有無數的眼睛盯著我似的，感到自己在做一件很羞恥的事，不敢為之，甚至心跳不止，直到我重新檢測好被我銷毀的那張故障單，一切才得以平靜；多次被評為局先進、標兵；在家庭中，過去我瞧不起來我家的農村親戚，嫌他們不講衛生，以致他們都怕見到我；修煉後，我知道了人人平等，不應有瞧不起人的心，主動去向他們道歉；面對離異的丈夫一次次的暴打，我不再象原來那樣用言語刺激他，而是無怨無恨，努力做到了打不還手、罵不還口。雙親也為我身體的健康而高興。

依法上訪遭非法勞教　開除公職

然而這一切都在一九九九年七月被徹底破壞了。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開始，全國所有媒體、報紙、電台被江澤民操控著，反覆播放了近一個月的誣陷法輪功的所謂新聞。我相信了那些惡毒的謠言，我動搖了，沒有再看《轉法輪》和煉功了；後來了解到事實真相後，我才知道自己被媒體欺騙了！堂堂的國家級媒體怎麼能如此卑鄙地採用對口型、偽造證人、歪曲事實、愚弄百姓呢？我真的太相信政府了。每每回想起來，真的令我悔恨和痛心啊！

為了討回公道，為了良知和正義，我依然懷著對政府的信任，向單位請了事假，於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獨自進京上訪。（之前，我了解很多地方的修煉者單位被株連。想到作為一個修煉人要處處為別人著想，所以為了不讓單位職工被株連，我曾主動辭職，但被單位退回。）

因不知到哪裡上訪，我在天安門廣場剛盤腿坐下，一位警察來到我面前：“干什麼的？有身份證嗎？是不是煉法輪功的？”我說“是”，並將身份證遞給了他。接著他叫我上警車，被送到天安門廣場派出所後，又被成都駐京辦事處劫走。回到成都又被成都小天竺派出所非法送到九如村治安拘留十五天。回家才幾天，小天竺派出所叫我到派出所去了解一些情況，我不想去，老實本份的母親對我說：“去嘛，你修真、善、忍的，怕啥？要配合他們的工作。”一進派出所，沒有任何理由，警察就直接叫我在早已寫好的拘留書上簽字，我也主動配合簽了字，還真認為是在配合警察工作呢。被行事拘留了三十天後，又被派出所告知，每天必須到成都鉚釘廠的會議室學習。這期間，丈夫也不時地被單位領導叫去了解我的情況，倍感精神壓力很大。直到二零零零年大年二十九，才結束了所謂的學習。單位也沒通知我上班。

二零零零年三月，我和年僅九歲的女兒帶著上訪信再次進京上訪。這次，直接來到位於天安門廣場附近的信訪辦大門，執勤的警察不接待我，叫我回家去。我說：“我終於明白進京上訪的大法弟子為什麼要到天安門廣場打橫幅，喊法輪大法好了。他們上訪無門啊！如果你不接待，我也要去天安門廣場了。”他便給了我一張小紙條，上面有列印好的地址，並告訴我：“信訪辦在這裡。”我照著紙條上的地址帶著女兒乘公交車來到那兒（記不清地址了）。就在還有幾步之遙時，被成都小天竺派出所張孝德、辦事處王有權攔截送回當地，立即被非法關押在成都蓮花村看守所，行拘三十天後，又被非法勞教一年。同時被單位非法開除。

在成都蓮花村看守所，因煉功被背銬，絕食兩日後被魏所長和幾名男女警察分別踩腳、按頭，將背銬的我按在地上，在一個塑料盆裡將奶粉和一袋食鹽加水調和後，強行鼻飼。過程中，我平靜的告訴他們我上訪的經歷，並背誦師父的經文，直到鼻飼的管子噴射出來才停止。事後流鼻血，口也感到很乾。

遭雅安名山國保大隊苟永瓊暴力毆打

二零零八年三月十日，我和朋友李霞、李文夫到雅安天全去玩。剛下車，與天全的朋友見面才幾分鐘，就見一男子在我們面前一晃，隨即，一群男子將我們五人團團圍住，我們被強制推上了小轎車內。隨後，又被帶到了一棟樓房的二樓。（事後得知是李文夫的手機被跟蹤了。）

事情來得太突然，也不知這是什麼地方，警察局嗎？卻沒見到穿警服的。房間裡坐著兩個女人。我告訴她們我是修煉法輪功的，不是壞人。正說著，進來一個氣勢洶洶的女人，對著我就是一陣拳打腳踢，扯我頭髮，扇耳光，一邊叫著：“說！叫什麼名字？瓜婆娘！敢跑到雅安來鬧事！”我兩眼直視她：“不准打人！你叫什麼名字？”她更加猛烈地一邊打一邊吼道：“老子就是要打你！瓜婆娘！聽清了，老子叫苟永瓊，你去告我嘛，你去上網嘛！”也許是她打累了，罵累了，離開了這間房間。

酷刑演示：惡警毒打法輪功學員
酷刑演示：惡警毒打法輪功學員
不一會兒，窗外傳來李霞的高聲哭喊：“打人了！警察打人了！你們是人民的警察啊，不能這樣拿著人民給你們的錢（權）反過來打人民啊！”我請屋裡的兩個女子立即去制止暴行。她們卻說：“沒看見。”我詫異的問道：“那剛才苟永瓊暴力毆打我呢？”她們也說：“沒看見。”我指著被苟永瓊毆打時扯下的掉在地上的一縷頭髮說：“你們還有良知善念嗎？”期間，不停的有人進來攝像，而苟永瓊打我的場景卻避而不攝。我質問他：“如果你是名正直的警察，為何不敢攝苟永瓊打人的場景？你們這樣做，又想欺騙誰呢？”他無言以對。

當晚，我和李霞被一副手銬銬在一起，與雅安公安局的王光輝和一名男子及苟永瓊坐車來到名山縣公安局。因為被莫名其妙地非法綁架，我倆拒絕下車。氣急敗壞的苟永瓊和幾名男子強把我們拖下車。我的上衣被扯至胸部，小腹及胸全裸露在外。他們狠勁地打我們，我倆高聲向四周的宿舍樓喊道：“警察打人了！”他們又將我倆拖到大廳內，摜在地上。苟永瓊一邊大吼“瓜婆娘，到這兒了還敢喊，喊嘛！老子看你喊！”一邊用穿著皮靴的腳狠踩被摔在地上的我倆的嘴。

為了抗議苟永瓊的流氓式的暴力打罵，我倆繼續大聲喊：“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在場的幾名穿著警察制服的人及雅安公安局王光輝都目擊了苟永瓊的暴行，卻無一人站出來制止。接著，名山公安局的一名警官衝進辦公室，拿起一瓶噴霧劑衝到我倆面前，吼道：“給老子喊！喊！”狠勁地抽我的耳光，並順手扯來一卷衛生紙，分別塞進我倆的嘴裡。隔了一會兒，苟永瓊來到我們面前，宣布我倆被行拘。

警察相互問對方：給她定個什麼罪？

我被四個名山警察非法押送到雅安多營看守所。可笑的是，在登記時，送我來的警察竟不知給我定什麼罪，互相詢問著：“給她定什麼罪呢？”其中一人說：“她們都是這一類的，違反法律法規罪。”他們一再逼問我叫什麼名字？我拒絕回答，在他們一聲高一聲的逼問中，我脫口答道：“大法弟子”，他們就沒有再問。當時我就被雅安多營看守所方所長無任何理由地非法戴上手銬、腳銬達三十天。期間被苟永瓊非法提訊，我再次告訴她：打人犯法。她騰的一下站起來，對著我高聲吼道：“瓜婆娘！你信不信，老子在這一樣可以打你！”

後來我被告知再次非法勞教兩年半。在雅安多營看守所，我戴著手銬依法寫了一份不服此次非法勞教的申訴書，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九日交給了雅安多營看守所的陳曉紅所長，至今未見答覆。

二零零八年四月十日，我被苟永瓊一隻手銬在車內的鐵桿上，另一隻手與坐在對面的李霞的一隻手銬在一起，呈傾斜的十字架型，半身側坐著，就這樣被送到楠木寺女子勞教所。

在楠木寺女子勞教所被迫害

二零零零年四月十日，我被非法送到四川資中楠木寺女子勞教所。在入所隊裡，吃飯前，要集合唱共產黨好，有的法輪功學員不唱，黃隊長手執電棍，對著學員嘴巴一邊電擊、一邊高叫著：“唱歌！為什麼不唱？！共產黨對你不好嗎？！”當時，我沒認識到應該不唱紅歌，我跟著在唱，但心裡想：共產黨好？就是這樣電擊著人民，逼著人民唱出來的好嗎？

勞教所各個中隊相鄰很近，每天都能聽到警察、吸毒女的高聲叫罵聲、噼啪噼啪的電擊聲和法輪大法好的正義之聲。因集合點名不願報數，有的法輪功學員就被吸毒女群毆、民警多根電棒電擊。

二零零零年六月二十日，勞教所成立了法輪功專管中隊，將所有法輪功學員集中到一起。建隊第二天，因法輪功學員在各自被關押的房間煉功，被老李隊長通知了護衛隊。隨著護衛隊楊小平隊長一聲大吼：“現在對你們進行無產階級專政！”接著，護衛隊的警官、專管中隊警官、吸毒女、雜案人員（所謂的民管會成員）全都上陣；一時間，刺耳的噼啪電擊聲、高聲的叫罵聲、猛力踢在法輪功學員身上的咚咚咚的拳打腳踢聲、充斥在這個專管中隊。遭遇這一切後，善良的大法弟子仍然無怨無恨的勞動。

我只在電影、電視中才看到過的這種黑社會暴力場面，想不到竟在現實生活中、在所謂的人性化管理下的中國勞教所，被這些個穿著警察制服的中國警察演示出來了，使我見證了什麼叫無產階級專政。

在警察的指使下，雜案當著警官的面叫學員在操場上圍著操場跑，一圈又一圈。有的跑著跑著就暈倒了；有的不跑就被幾個雜案拖著在泥石地上跑，雜案不時的還停下來打罵已經被拖的衣褲磨爛、身上血肉模糊的法輪功學員；有的被強迫兩手抱在腦後不停的來回連續做幾百、上千個起來、下蹲的動作，被強制在烈日下長時間坐“軍姿”。早晚洗漱時間只有五分鐘，而且只分配給每個學員一口杯水洗漱，超過時間就被雜案高聲叫罵著強制拖走；不久，一個個都被曬成了“黑人”……面對這種種高壓酷刑，神經高度緊張，三十五歲的我竟停經了，六個月後才恢復。

被欺騙轉化　記憶漸失　動手打人

看了幾本所謂的原法輪功學員寫的揭批書後，在怕心的驅使下，二零零零年七月七日，這個令我感到恥辱的日子，天下著大雨，我違心的寫了一篇幾乎是抄襲的決裂書，交給張小芳隊長時我說道：“不管怎麼說，《轉法輪》都是一本好書，今後我將繼續按照真、善、忍做個好人。”此後，我真的沒在頭腦裡背經文了；不到一週，我頭腦一片空白，全身感到很笨重，記憶漸失，記不清自己的親人是誰。常常抱著學員痛哭：“怎麼辦？我的頭腦一片空白了。”警察告訴我，是因為我剛剛脫離法輪功的原因，很快就會好的。

被轉化後，放棄了真善忍的信仰，沒有了道德的約束，我曾動手打了成都大法弟子張世清一耳光；張小芳隊長還說：“就是要這樣。只有敢於打人了的，才是真正轉化了的。”這就是轉化的惡果，把一個堅持做好人的人硬逼著轉化成了打人的惡人。

回到家後，我被迫害得已經語無倫次，不會言笑，成天就呆坐在沙發上，也不知饑飽。此時，離異的丈夫提出與我復婚，但遭單位領導滑飛拒絕開證明。這時，我才知道，我早在二零零零年初就被單位開除了。雖然我的親人們關心我，但那時我的心裡只想著如何結束生命，只因為不能給大法抹黑這一念，多次自殺未果，生不如死的生活著。

重回大法修煉　記憶神奇恢復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底，因附近家屬院出現法輪功真相傳單，在無任何證據情況下，我被守門人舉報，送至小天竺派出所，再次被非法關押在成都蓮花村看守所行拘三十天。在成都蓮花村看守所，不准法輪功學員彼此說話，每天坐在通鋪上，我的頭腦一片空白，什麼都想不起來，還多次出現遺尿。直到有一天，法輪功學員帶進了一篇師父經文《美國西部法會講法》，語無倫次、全身十分笨重的我如獲至寶，完全忘記了這是在看守所，忘記了還有多個監視器的存在，每天就是非常吃力的、一字一字地背著這篇經文。當我背下這篇經文後，神跡出現了，瞬間，全身象掙脫了無數的鎖鏈似的，一身輕鬆，頭腦異常清醒，久違的記憶又全都回到了大腦中。

這是我第一次見證了大法的超常。就這樣，大法師父的超常法理帶我走出了這段近六個月的生不如死的、行屍走肉般、不會言笑的煉獄般生活。這次又被小天竺派出所非法勞教一年半。

再度短暫失憶　背叛信仰犯下大錯

在四川資中楠木寺女子勞教所入所隊，我和幾名法輪功學員被關在一個房間裡，有幾個雜案被安排來包夾我們（她們不參加勞動，專門看管法輪功學員）。每天吃喝拉撒都在這間屋裡。我們被強迫每天面向牆壁，全身緊貼牆壁，雙腳併攏長時間的罰站，如果不服從，就被雜案暴力使勁按在牆上；有的還被強迫做“噴氣式飛機”，就是面向牆，頭朝下，整個背部緊貼牆壁，雙臂向上緊貼牆壁。我絕食抗議這種沒有人性的嚴重侵犯人權的體罰，結果被轉到嚴管寢室。沒幾天，我再次出現思維混亂，記憶斷續，剛從失憶狀態中走過來的我十分害怕再次落入那可怕的深淵，不知所措；包夾叫來一個被轉化的學員，我告訴了她我的經歷和現狀，她告訴我說：趕緊寫保證！我拿著筆竟不知如何寫，但對失憶的恐懼，吃力的寫了個保證；再次背叛了自己真心選擇的信仰。

到八中隊沒幾天，無意間，我聽到李筠隊長電話告知小天竺派出所，造謠說我瘋了，精神失常了，我沒在意，以為我聽錯了。第二天，我的所有親人們焦急的奔到勞教所要求見我。見面時，儘管我的親人們什麼都沒說，但從我眾多的每個親人緊盯著我的眼神裡，我知道了李筠隊長真的是在毫無事實依據的隨口捏造，給我的親人們帶來了多大的傷害。為了安慰愛我的親人們，我在他們面前又說又笑。

警察不相信我寫的保證，我仍然被嚴管。由於心智迷失，我竟膽大包天、胡言亂語的寫了一封給江澤民的信誣告李洪志先生請八中隊警察轉交。在此，我再次聲明在高壓下，理智不清，無論在何處、何地，所說、所寫的所有對法輪功及法輪功師父的誹謗全部作廢！

不久，我漸漸認識到自己再次犯錯，為了對自己負責，對身邊的所有人負責，我立即認真的寫了份聲明，聲明此保證作廢。在聲明中，我發自內心的寫道：良知讓我不能再欺騙你們，我做錯了，我要堅持修煉。

在八中隊，遭遇了被強迫長時間坐“軍姿”，彼此間不准說話，甚至於一個眼神、一個手勢都會招來吸毒女的暴打、謾罵。當我質問八中隊劉萍隊長，你們這是在體罰，是真正的在執法犯法時，劉隊長答覆我：“軍人也是這樣被訓練的，這不是體罰”。

在勞教所做奴工　不准睡覺

二零零八年四月，我再次來到四川資中楠木寺女子勞教所被非法勞教。因抗議非法勞教，我拒絕參加勞動，被任鳳鳴隊長強迫每天從早上六點起床，到深夜十二時，除了三餐吃飯時間，被要求必須兩眼平視前方，不准閉眼；雙手放在雙膝，兩腳併攏，端坐在方形的塑料小凳上。彼此間不准說話。由於近三年的迫害、長期被強迫非常吃力地睜著乾澀的雙眼直視前方，導致我額頭上出現了幾道深深的皺紋，至今依然清晰可見。

一次，姜南隊長走進來對我們說：“不准閉眼睛！只准眨眼睛，否則視為在睡覺。”在她的明示下，那些可憐的吸毒女一邊被強迫做布娃娃，一邊盯著我們，她們經常說，太累了！我真的不想管你們，但我別無選擇。有的法輪功學員在這種高壓下實在支持不住了，就眯一會極度疲勞的雙眼，有的為此就被雜案順手把水潑在臉上，有的被雜案用縫布娃娃的針使勁往眯眼的法輪功學員腿上扎。

由於長時間的端坐，被強迫不准在房間來回走動，甚至就在原地活動活動雙腳都不准；法輪功學員杜國建被迫害得四肢抽動，腰以下無力，走路都需要人扶，最後被保外就醫。事後，中隊裡不時的聽到民警、雜案人員高聲叫我們起來活動的聲音。

二零零八年八月八日晚，快夜裡十二點了，我被任鳳鳴隊長叫去談話。幾個值夜班的警察輪番與我交流。任鳳鳴說：“你不是一直想找我談話嗎？白天沒時間，只有晚上值夜班時才有時間與你談話。”有的民警覺得無聊，乾脆叫我坐在值班室看電視。一直“談”到第二天早上。早飯後，又被叫去所謂談話。第二天晚，再次被叫去通宵談話。我才意識到任鳳鳴假借談話之虛，實則變相剝奪我休息時間。被我嚴正拒絕了。

一次，任鳳鳴隊長晚上清點人數點名時我沒回答，她嬉笑著說：“既然你不承認是勞教人員，就不要睡勞教所的床。”到了該睡覺的時間，包夾告訴我任鳳鳴隊長說不準睡。為了避免和包夾發生衝突，我說：“這是非法剝奪我的休息時間，我就是要睡，請你報告隊長。”不一會，付美琴隊長來到房間，問我剛才點名時任隊長是咋說的，我說她叫我別睡勞教所的床。她停了一會，就叫包夾將我睡的那張床上的東西連棕墊一起放在了門外，我當著她就睡在地上，一邊說，已經是深夜了，我就是要睡。她沒再說什麼走了。也不知過了多久，門外有人通知包夾將棕墊拿進房間，叫我到床上睡。

在一次談話中，李麒隊長曾告訴我，國外間諜訓練時，最大的考驗就是熬鷹。在勞教所，因抵制非法迫害、不參加勞動、不報數，有的學員被強迫站到深夜二時，或者就是連續幾日二十四小時不准休息。與我們住在一起的“包夾”人員，在我被勞教的日子裡，常常都是被做不完的高額生產任務逼著進行每天平均十四、五小時的奴工勞動。多數時間都是手工縫製各種“布娃娃”；有的勞教人員握針的手指嚴重變形；就是這樣沒完成任務的還要遭遇被加教，高額生產任務直接與教期連在一起；勞教所每月只發八元給每個被勞教的人員，沒完成任務的就連這八元都會被扣除，多年來勞教人員一直被強制長時間的做無償勞動；難怪經常聽到勞教人員說：“世界上最大的巫教，就是中國勞教！”“寧願勞改，不願勞教。”

由於學員每天超負荷的超強奴工勞動，在本來就空氣不流通的房間裡做選豬毛的勞動，以致床上，地上到處都是豬毛，滿屋亂飛，我們的生活環境繼續被嚴重破壞。

家信被扣　不准與家人見面

在勞教所，所有沒轉化的都不准接見家人。三次勞教，我母親和哥哥經常來看我。多次被拒絕在門外，被警察告知我沒轉化，不准接見。年邁的母親常常是含淚給我存完錢後傷心的離去；我第三次被非法勞教時，母親已身患尿毒症等多種危重病，仍然堅持要求哥哥陪她來勞教所看望我，但仍然數次被拒絕接見。

從二零零八年四月到二零一零年十一月離開勞教所，我共寫了九封家信，每次還在中隊的信件登記單上籤了名字，母親說一封都沒收到。

從酷暑到立冬　不准洗澡不准換衣服

二零零八年八月九日，中隊開始所謂的安檢。任鳳鳴親自帶著民警將不穿勞教服的法輪功學員的所有私人衣物包括內衣內褲都全部收起來放在儲藏室。規定我們不准洗衣服、不准洗澡。八月，時值酷暑，我們每天穿著沒換洗的一套貼身短衣褲，被迫坐“軍姿”，多數法輪功學員的屁股上一邊一個的長了坐板瘡並化膿，奇癢無比，疼痛難忍，卻不准撓，否則就會招來吸毒女的拳打腳踢。

我是穿了勞教所發的服裝的，但個人所有衣物仍然同時被沒收。我多次要求退回被沒收的衣物，但都沒有回音。由於天太熱，房間緊閉，空氣也不流通，加上長期沒洗澡，可想而知，房間裡散發著令人噁心的惡臭。和我們住在一起的雜案受不了了，也不斷向民警匯報。終於允許我們每周洗一次澡，但仍然沒有換洗衣物。有的雜案實在看不下去了，就私下允許我們在晚上休息後，用事先悄悄打進來的一桶水簡單地洗一下衣物，掛在室外，第二天接著穿。

就這樣度過了酷暑。到了十一月快立冬了，每天來點數的民警已穿上了長大衣、冬裝。而我們，有的已是六十多歲的老人，卻仍穿著一身從八月八日就一直穿在身上的短衣服。有的法輪功學員實在太冷，就將床單披在身上，但立即被雜案一把扯下。一次，德陽六十多歲的法輪功學員俞守金因為將床單蓋在雙腿上，就被吸毒女陳婷一腳踢翻在地，鼻樑受傷。她要求驗傷時，被民警拒絕。

臨近冬至，為了逼迫我們穿校服，晚上吸毒女睡覺時，說是太熱了，將電風扇開至最大。她們蓋著被子，對著穿著單衣被強迫站“軍姿”的我們吹風扇。由於每天都被關押在房間裡，我多次寫信要求任鳳鳴出於人道、良知及時歸還我們自己的衣物。要知道，有的學員都是可以當她媽媽的年齡了。

鄭友梅被迫害致死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一日，本來體檢就不合格的六十二歲的鄭友梅，在經受了被長期長時間罰站、沒有打報告以致屎尿都拉在褲裡、從酷暑到立冬被逼只穿一身貼身單衣單褲的衣物等種種非人折磨後，被迫害致死。此後，我們才被用暴力強制穿上了勞教所的衣物。中隊極力封鎖鄭友梅被迫害致死的消息，鄭友梅之死，任鳳鳴是主要參與迫害者。

當鄭友梅的家人們到了勞教所要求見最後一面的時候，勞教所的警官不允許。後來在家人的強烈要求和堅持下才讓見，但不允許照像，並且搜去所有人的手機，以及準備給鄭友梅照遺相的照相機，還逼迫她家人在事先寫好的申請書上簽字，說是鄭友梅的家人們自願放棄遺體的化驗檢查，同意火化，這才最終同意的。

即便是這樣，見遺體的時候，鄭友梅的家人都是被警察團團圍住的。在這樣的情況下，也只讓家人看了不到兩分鐘的時間就被轟出來了。家人要求給鄭友梅擦洗身體和換衣服，勞教所的警官不允許。家人看見的那個遺體是被化了妝的。

“轉化回去後就回單位上班”的謊言

二零零零年七月，很多法輪功學員在高壓迫害下違心的轉化了。勞教所管理科領導告訴我們國家有文件，對於轉化的學員，回去後單位必須立即恢復工作。我被非法勞教期滿後，母親陪著我到成都電信局局辦，找到程儉局長要求單位按照相關文件恢復我的工作，被單位拒絕。

派出所威逼家人把我騙到洗腦班

二零零二年七月初，我與兄嫂、侄兒一道來到四川紅原親戚家玩，常受到小天竺辦事處林紅霞的電話騷擾。他們甚至追至紅原，監視我的活動，直到我們一起返回成都。給我家人及親戚家帶來很大的精神壓力。

二零零二年七月中旬，因我回四川新津婆婆家看望久別的幼女，拒絕小天竺派出所對我的出門必須給他們打報告的非法要求，沒告訴他們就到了婆婆家。在我離家的當晚，凌晨一點左右，小天竺派出所、辦事處的多人在我父親居住的宿舍區大門外，接連不斷的電話騷擾，讓我家人把人交出來，我哥哥告訴他們我在新津看女兒。他們強迫我哥帶他們來到新津婆婆家，證實了我在這兒後才離開。

二零零二年八月初，我回到成都父母家。剛進門不到十分鐘，小天竺派出所副所長一行三人闖進家裡，欲強行帶走我，我不配合他們，母親也說：“你們不能這樣啊，她到底犯了什麼罪？你們把我銬起來吧。”我嫂子也反對他們把我帶走；後來又來了很多派出所的人，軟硬兼施地威逼我家人，我的家人被迫同意配合他們將我騙至洗腦班。此刻，我家宿舍四周都有便衣把守著。

第二天一早不到七點，哥哥騙我到他的鋪子上幫忙。出門時我看到辦事處姓高的人員坐在收發室門口。來到哥哥鋪子裡，不一會兒，我就聽哥哥接到一個電話，哥哥說：“我馬上把貨送來。”接著叫我和他一起去送貨，車上還有年幼的侄兒。到了南郊公園附近，我哥藉口解手，再次用手機與辦事處聯繫，然後又開車前行。

一路上我問哥哥，你做生意送貨怎麼這麼遠？一邊給他講述我在勞教所被迫害的經過。平時不願聽我講真相的哥哥一反常態，竟然默默地聽我講。不久，我感到不對，隨即發現前面的小轎車裡坐著辦事處的林紅霞，才知道我被自己的親人騙了。馬上叫哥停車，告訴他不要做壞事。哥說我多慮了，他沒有跟著辦事處的車。我正告他：“停車！要不我就跳車了！”哥哥被迫停了車，緊接著前面的車也停了。哥哥告訴他們被我發現了。

僵持了一會兒，成都武侯法制學習班的劉曉康帶著兩名男子來到哥哥的車前，叫我下車，被我拒絕。隨後，他們打開哥的車門，一左一右坐在我身邊。我高呼：“法正乾坤，邪惡全滅！”他們趕緊叫我哥將車載音響開至最大。我一路高喊著；汽車開到學習班院內才停下來。我拒絕下車，被他們強力拖下車。我就勢坐在地上，一直高喊：“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法正乾坤，邪惡全滅！”看見有幾個路人在大門口觀看，我告訴他們，我是修煉法輪功的，是被警察騙到這裡來的。洗腦班姓王的中年男子走過來狠勁地扇了我兩耳光，接著，又開過來一輛麵包車，企圖擋著門外的視線。我仍然高喊：“法正乾坤，邪惡全滅！”這時，看見哥哥從洗腦班的辦公室裡走出來。我大聲喊到：“哥，他們打我！如果我有什麼意外，一定是被他們迫害的！”哥哥面無表情，一言不發的開車走了。我繼續高喊。

中午，我正站著和給我送衣物來的妹妹說話，劉曉康走過來，道：“卿明珍，你說，誰是邪惡？”我說：“你們採取欺騙的手段將我騙到這裡，就是邪惡！”話音剛落，啪啪啪，來不及反應，一連十幾個左右開弓，劉曉康狠抽我的雙頰，打的我接連不由自主的倒退，真的是眼冒金星啊；鮮血頓時從嘴角流了出來；緊接著，劉曉康將我拖至院內的一顆大樹前，將我雙手向後，環抱樹幹銬了起來。然後向大門處走去。我妹妹忍不住大叫：“站住！共產黨不是說服教育嗎？當著家人，你們敢如此打她，我要告你們！”立即用手機告知辦事處我被打一事，並責問：“你們不是說不會打她嗎？對她要象幹部一樣對待嗎？”劉曉康當即說：“哦，對不起，不知道你在這兒，我保證以後叫我手下不再打你姐了。”馬上過來解開了我的手銬。我盤腿坐在地上，一直高喊：“法輪大法好！”院裡坐著一群人在打麻將，對此視而不見。直到天黑，幾個人將我抬上了二樓。

這是一套二的房間，我被獨自關在裡間。門只能從外面關住。外面有男有女，隨時都可以進到裡間來。我絕食抗議對我的非法關押。第二天，小天竺辦事處林紅霞、王主任等幾人來到洗腦班，他們說：“誰打你了，我們打的可是不聽話的人。”沒說幾句就走了。

從洗腦班神奇走脫，被迫流離失所近六年

為了抗議對我的非法關押，我決定要離開這裡。幾天後，二零零二年八月五日，修煉人的神跡再次在我身上體現。我很輕鬆地用手擰開了固定在窗台防護欄上的生鏽的螺絲，心中一喜，再用手又擰開了另一顆，足夠我鑽出去了。

深夜，窗外下著小雨，外屋有兩個男子在說話。我心想，快去睡覺吧，我要走了。不一會兒，一名男子離去，我想著：讓外面的男子聽不見、看不見。然後把用床單扯成的布條拴在窗欄的鐵條上，輕鬆地鑽出了防護欄；站在二樓的窗台上，面對比我高、距我近三米的高牆、和下面的魚池，我不知怎麼辦。也不知過了多長時間，聽見了雞鳴聲。不行，必須得走了，還是準備拉著布條，向牆那邊盪過去。在心裡說了聲：師父，弟子相信你！就朝牆的方向“跳了過去”。但我實際並沒跳，只是有這個意念，然後就發現自己已經穿越了關押我的這棟樓，全身伏地趴在洗腦班的大門院內，頭腦一片空白。

“這是什麼地方？”我向前走了幾步，看見大廳內有一人在面對大門坐著看電視。廳內掛著“武侯法制學習班”的橫條。我向後一轉身，看見了大門，什麼都沒想，徑直朝大門走去，輕鬆的翻過了大門。也不知這是什麼地方，我徑直朝前走著，在路燈下，才發現自己的上衣浸著血跡，再一摸，發現頭髮一縷一縷的被血凝固了（事後，發現右邊頭頂有一個一元錢硬幣大小的洞，沒經過任何消毒、縫合，一月後自動癒合，只是有洞的地方沒有了頭髮，變成了光滑的一圈頭皮，後來此處又生出了頭髮）。我打的離開了這裡，從此，被迫流離失所。在母親病重，多次病危的情況下都不敢回家照顧母親。直到六年後的二零零八年三月，再次被名山國保大隊非法勞教兩年半。

期間，我的家人一直被監視、跟蹤，正常的生活被嚴重破壞。為了找我，小天竺派出所、辦事處不惜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四處找我，甚至到北京找尋、到楠木寺女子勞教所調查認識我的人；到新津的公婆家威脅我的親人：一旦發現後，馬上報告，直接勞改。老實本分的公婆精神上受到極大的傷害。快過年時，小天竺辦事處、派出所又逼我哥帶他們到了簡陽老家么爸的住處，公社幹部帶人非法抄了我么爸家。他們住在么爸房間附近的一間屋裡，待了近一個月，想再次非法抓捕我。

再次被劫持到洗腦班被迫害致精神失常

因抗議被非法勞教，我拒絕勞動、不參加點名、報數，因此，被非法加期近兩月後，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七日，我被成都法制學習班的劉曉康、簧門街辦事處的王有權、不知姓名的中年婦女、派出所的陳警官等人直接從楠木寺女子勞教所非法劫持到成都法制學習班。

我一個人被關在一套二的房間裡。每天上班時間都有兩個所謂的陪教與我談話。我要求見家人，沒批准。天冷了，沒有任何衣物的我要求告訴家人給我送換洗衣物，才得以見到家人。

在辦事處王主任的帶領下，我父母來到了洗腦班。七十多歲的母親身患尿毒症等多種危重病症，父親帶來了母親病歷，雙親都一致要求洗腦班的領導立即放我回家照顧病重的母親。他們卻回答說我沒轉化，需要繼續教育。母親一直在住院，經常下病危通知。期間，洗腦班帶我到醫院看了兩次母親。年近八十的父親也多次到武侯政府、辦事處要求放人，並質問“洗腦班屬於什麼性質？有法律嗎？勞教期滿後為什麼還要非法關押？”。

二零一一年一月中旬的晚上，我獨自坐在房間裡，突然出現幻覺、幻景。依稀記得第二天自己還一邊脫衣服，一邊大叫：“曝光、曝光、我就是要曝光！”大喊大叫。洗腦班觀察了我一天，發覺我確實精神失常了，通知了我的父母。父母和兄嫂焦急地和辦事處的人一起來到了洗腦班，病重的母親望著痴呆的我痛哭不止：“你連媽媽都不認識了嗎？”父親用水向我臉上不停地噴水，見我竟坐在那裡沒有任何反應，痛心地說：“完了，這下真的完了。”

哥哥被劉曉康叫到一邊，劉曉康說：“沒辦法，我們要吃飯，讓她自生自滅吧。”劉曉康叫我家人把我帶回去，被父親斷然拒絕，要求他“必須給我把女兒治好了才來接”。我一直叫著：“冷，冷……”在地上打滾。兩日後，我清醒過來了，發現自己和衣躺在床上，房間裡十分凌亂，我的衣物怎麼被丟在了地上？我竟然不知發生了什麼事。這期間，八十高齡的父親既要照顧病重的母親，又要到武侯區政府四處控告女兒被逼瘋的事，並拿著我從學習班寫給親人的信：“你們看看，我女兒一直是完全正常的，怎麼會突然瘋了呢？”對於此事，劉曉康告訴我他們當時攝了像，並給我看了我在他辦公室桌下鑽來鑽去的照片。

幾天後，劉曉康通知我到醫院見病重的母親。辦事處的一位女的、學習班的許有德、姓黃的、和洗腦班做飯的中年婦女和我一起來到醫院，急性子的父親見到我時不住地叫我快回家，一邊罵大法、罵師父，我大聲說：“爸，如果不是師父，你今天見到的是一個已經瘋了的女兒。”父親被他們叫出去談話，進來後告訴我：“他們說叫你寫個保證不煉了，就可以回家了；你如果不想寫，我幫你寫好後，你簽字就行。”我拒絕了。父親急得團團轉，再次大罵我；病重的母親，滿身插著管子躺在病床上，也求我寫保證。面對病重的母親，我寫了一份回家照顧病重母親的請求書，但不被認可；我就在這封信的旁邊，文不對題的寫了一句“不煉了”。

回到學習班，我開始絕食抗議，強烈要求回家照顧母親。絕食三天後，劉曉康說：“卿明珍，你呆在這裡，你母親要是死了咋辦？你總得寫點什麼嘛？”我說：“我不會寫。”劉曉康盯著我看了一會兒，他提筆在紙上寫了幾條：“1、我要求回家照顧病重的母親。2、遵守國家法律，不與法輪功學員接觸。3、不煉了。”我看了後說：“我不會說不煉的。”他大聲說：“那還不如不寫。”我看著他說道：“我不能騙你的。”他說：“我願意被你騙。”我無語，停了一會兒，他說：“算了，就這樣吧，你寫嘛。”我就照著寫了前兩條，寫下自己的名字，然後他就將他寫的那張紙燒掉了。就這樣我回到了家。事後得知，接我回家時，劉曉康還叫父親寫了保證，不准我與大法學員接觸。

剛從精神失常恢復過來的我，回到家裡，又要面對照顧病重的母親。由於多次被非法勞教，加之社區、辦事處不時的騷擾，所以父親非常反對我修煉，經常在家裡、街上、醫院大罵我，對此我都忍著，沒和他計較，但與父親很少說話，因為大腦被抑制著也不知道說什麼；加上記憶減退，手腳遲緩，我做什麼事父親都看不上眼；還有社區人員不時的來家裡所謂的關心，使兩個近八十歲的老人，特別是病重的母親每天都生活在驚恐中，擔心好不容易回家的女兒再次被抓。在社區的多次騷擾下，加上自己也深感頭腦昏沉、反應遲鈍和父親的不理解，我被迫再次離開病重的母親，在外面找了個打掃衛生的工作。但由於經常不知東西放哪兒了，動作笨拙，幹得很吃力，因此一個月後我就被辭退了。

被自己親人騙到精神病院

二零零零年十月的一天晚上，我剛從勞教所出來不久。我的親人們，包括我的父母、哥哥、妹夫由於受官方新聞媒體的毒害和小天竺辦事處的不斷來家騷擾，擔心我也會象謊言報導中的那樣做，以帶我去旅遊的謊言將我騙到成都第四醫院。當時的我已被勞教所迫害的語無倫次，面對我意想不到的、來自我的親人的欺騙，我掙扎著，高聲叫著“我沒病，我沒病。”親人們強制將我送到醫院辦公室，我告訴醫生：“我沒精神病。我是煉法輪功的，剛從勞教所出來。電視報導是假的。”醫生說：“知道你是煉法輪功的，我們專門收煉法輪功的。”我不知道說什麼了，只是一直在大聲說我沒病，叫我家人送我回家，並在極度的驚慌下開始撞牆，醫生警告我；“你再撞，就給你打針了。”也許擔心我真的會出現意外，嫂子主動要求留下來陪我住了一夜。

第二天，父親穿著一身深藍色的中山裝，面無表情的來到醫院，告訴我：“我也是為你好。誰願意看到自己的女兒被抓進監獄、被人家打？在這裡，雖然每天一百元，但我們可以隨時來看你。”我一再請求父親接我回家，甚至告訴他我不煉了。父親不相信我的話，不再搭理我。母親打來電話，我說：“媽媽，你們為什麼要騙我，說是去旅遊卻把我騙到精神病院？”母親哭著說：“我也沒辦法啊。”

醫生把我叫到辦公室，屋裡坐著幾個醫生。他們問了我一些家庭情況，然後問：“你們煉功時要想些什麼呢？”我說：“什麼都不想。只是靜靜的聽煉功音樂。”他們叫我煉一下，我就很自然的面帶祥和的煉了一遍，就叫我出去了。一會兒，醫生通知我離異的丈夫來到醫院。和醫生交談了一會，離異的丈夫走過來告訴我父親，要接我回家，由他來照看我，就這樣我才得以離開精神病院。

女兒拒絕見我

十六年的非法迫害，使我被迫無法照顧自己的女兒，在我的記憶中，只留下了女兒九歲前的音容笑貌。由於母親被非法勞教，女兒被迫承受了不該她這幼小年齡承受的種種非難，被迫在沒有母親的日子裡度過了難忘的童年、少年，到如今已是二十三歲的大姑娘了。由於擔心女兒被牽連受傷害，離異的丈夫一直不准我見女兒，我的親人們也不准我見自己的女兒。

二零一一年一月我被洗腦班迫害致精神失常回家後至今，僅由妹妹帶我去見了一次女兒，見面時我幾乎不認識自己的女兒了。當時我還未完全恢復，想給多年不見的女兒說些什麼，大腦卻被抑制著，不知道說什麼，短暫見面後就離去了。過去，女兒和我可是無話不說的呀。由於照顧我病重的母親，沒再去見她，打了幾次電話，女兒都沒接，後來女兒直接換了手機號，就再也無法與女兒聯繫了。

母親在長期驚嚇和病痛折磨後離世

十六年來，我的家人一直受到派出所、辦事處的非法騷擾，他們以來看看的名義經常一人或多人到我父母家，特別是所謂的敏感日，都會到我家告訴我父母：“叫你女兒千萬別亂走啊，我們還要養家。”因病重的母親經常住院，他們仍然多次到醫院來找我，使年近八十高齡的母親在承受病痛的同時還要被迫遭遇精神的折磨，成天擔心我再次被抓走。在承受了病魔和長期被派出所、辦事處騷擾，終日不得安寧的生活後，我的母親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在醫院病逝。

吃團年飯，妹妹叫我離開她家

十六年來幾乎我所有的親戚的正常生活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干擾。我的大娘直接告訴我父親不歡迎我到她家；很多親戚看到我時，都不願與我多說話；和家人一起出去玩，都要被告知不要給侄兒說我的事，與小孩多說一會話，親人們也會藉故叫小孩離去。

二零一二年過年時，父親叫我到妹妹家吃團年飯，因妹妹的婆婆在謊言的毒害下對我多次被關押、家人長期被騷擾不理解，擔心妹妹家也會被騷擾，見到我時很驚慌，甚至慌亂中打爛了一個瓷碗。妹妹下班回家後，老人向妹妹講述了她的心情，妹妹直接過來叫我離開她家，說她婆婆承受不了。我理解老人的心情，準備去與她談談，被妹妹拒絕了。

就這樣，迫害的十一年間都被迫未能與家人在一起吃團年飯的我，在獲得自由後，仍然未能和自己家人在一起吃團年飯。

以上所寫的也僅僅是被迫害的一些片段。在發生的時間上也許有出入，請原諒！但所發生的事都是真實的！

綜上所述，江澤民是這場迫害的元兇。江澤民必須受到全世界人民道德法庭、人間法庭的審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