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新聞網2017年03月31日】
美國著名雜誌《外交家》（The Diplomat）3月29日刊文，直指中國器官移植中的幾大疑問，並質疑法輪功學員或已成為主要的器官來源。文章強調，解答令人不安的移植規模及器官來源等問題，是一項緊急事項。
不可靠的移植數字
文章說，第一個問題是，器官移植的官方數字不可信。在上月梵蒂岡舉辦的“反對器官販賣全球峰會”上，中國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委員會主任委員黃潔夫稱，2011-2014年，共有2342位公民在死後捐獻了他們的肝臟。
然而，不到一個星期，黃潔夫就在大陸澎湃新聞網（ThePaper）的採訪中稱：“2011年-2014年，公民捐獻的肝臟器官是1910例。”
兩個數字相差18％，都不可能是真實的。自2013年9月1日以來，所有的移植手術都應登記在一個強制性、集中式的資料庫裡，即中國器官移植響應系統（COTRS）。然而，在研究中發現有10例如此矛盾的數據點，這些數據是由黃潔夫或其他官方消息來源提供的。如此不一致的供體數據表明，根本不能停留於這些官方說法的表面。
有問題的移植量
文章說，鑒於中共高級移植官員給出的數字不可信，調查人員已訴諸其他各種方式，來估計中國正在進行多少例器官移植。
有一種方法能夠用來估算移植量。例如，看看醫院移植病房床位數量的公開報告，然後與那些床位據報的利用率相比較。這兩個數據點，加上肝臟或腎臟接受者的平均住院時間，可用來計算某些醫院大概的移植量。
例如，建於2006年底的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移植中心，曾計劃設500個床位（但可能已有多達700個）。根據官方資料庫2008年的存檔，2008年腎臟和肝臟移植的床位使用率為90％；據天津官方媒體稱，2013年整個醫院的床位利用率為131％（這意味著，多餘的患者可能被安置在附近酒店內，或者該醫院新增了更多床位）。按照器官接受者平均住院一到兩個月來計算，僅該移植中心一地，每年就進行數千例移植。
中共媒體的報導也為移植量提供了另一個指標。比較兩種官方出版物顯示，2011年至2015年，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每年就進行大約1000例肝移植。其他官方消息來源如2011年的肝移植註冊系統，顯示中國四分之一或12％的肝移植是在這家醫院進行的。這意味著全國每年進行4000到約10,000例肝移植，是官方數字的很多倍。而肝移植數據只是全國總移植量的一部分。
很難知道中國實際的移植數量，但這些數據卻表明，相對於官方宣稱的移植量和器官來源，它們顯得很大，令人擔憂。
移植業蓬勃發展
文章還說，2000年以前，中國幾乎沒有器官移植業可言。從1980年代到2000年底，據報累計進行34,832例腎移植手術。根據醫學教科書，僅僅4年之後，這個數字就至少上升了27,141。
據中國財經雜誌《財經》稱，從1993年2007年，中國肝移植數量就增加了400倍——從6例增至累計14,000例。
但即使是這些數字，也是虛報實情，小於實際數字。它們來自中共官方的登記和報告，所以只是總體的一部分。腎移植數據來自106家醫院，而中國肝移植註冊中心（CLTR）則由25家醫院於2005年2月組成。
不過，官方消息來源稱，實際上，到2006年中國有超過1000家醫院進行器官移植。（2007年，該數字應該已被中共縮小為164家。）
中共官員也公開談論移植業的迅猛發展。“2000年是中國器官移植的分水嶺，”《南方周末》引述廣東省中山一院副院長何曉順的話稱。“2000年全國的肝移植比1999年翻了10倍，2005年又翻了3倍。”
中國首個關於器官移植的立法於2007年生效。在此之前，唯一的主要法規是1984年的一項規定，該規定允許使用囚犯器官。
但文章說，儘管如此，仍可以說2007年之後發生的事更加令人不安。
移植業不停地擴張
2007年1月1日，最高法院收回死刑覆核權，促使司法處決案例從一萬例下降到幾千例。總部在美國的非政府人權組織“對話基金會”估計，中國2013年被處決人數下降到2400人。
然而，中國器官移植業卻繼續擴張。例如：
*2007年，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的新移植中心大樓全面投入運作。該大樓有17層，500個床位，費用由當地政府支付；
*2007年，因河北省一系列免疫抑制劑（幾乎由器官接受者專用）的產業化，280萬美元（2000萬元人民幣）的國家政策貸款被擴展到華北製藥集團(North China Pharmaceutical);
*2008年，中國移植系統的設計者鄭樹森，通過擴大可接受的肝臟腫瘤最大尺寸，使符合條件的肝移植接受者範圍擴大了52％；
*從2010年到2012年，北京309軍醫院移植中心的床位從316個增加到393個。這家醫院稱，它的移植中心是其最賺錢的收入來源，收入從2006年的3000萬元（450萬美元）暴漲到2010年2.3億元（3400萬美元），增加了約7倍。
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事實上，中國整個移植業的發展，似乎完全脫離了可用死刑犯的軌道。
文章說，接下來的問題已成為政治上最敏感、最有爭議性的問題之一：如果移植的器官不是來自被處決的犯人，那是來自哪裡呢？
令人不安的器官來源
自2015年以來，中共聲稱一直以自願捐獻者作為器官來源，官員承認，該系統還處於起步階段。此前，從2005年末開始，中共官員就聲稱，器官來自死刑犯（2005年以前，中共叫囂著否認這一點，而2005年卻突然承認）。
鑒於死囚處決幾乎無法解釋中國移植業的增長軌跡，研究人員已經暗示，有更隱秘的替代來源。
例如，一些人指出，真正的來源中有良心犯。這包括維吾爾穆斯林、藏族，還可能有家庭教會基督徒，但絕大多數為法輪功學員。當然，其他一無所有和被邊緣化的中國公民也可能已淪為受害者。
自由之家在上月發表的中國宗教自由報告中說，對可得信息審查後，“發現可靠證據顯示，從2000年初開始，法輪功學員就被大規模摘取器官而殺害。”
自由之家還補充說：“年輕的維吾爾族男子大規模消失、對維吾爾政治犯例行驗血的描述，以及藏人和維吾爾人在拘押期間神秘死亡的報告，應當能發出一個警報，即這些群體也可能成為非自願摘取器官的受害者。”美國國會和歐洲議會都已表示譴責。
移植增長軌跡肯定與這一點相吻合：1999年7月法輪功學員遭大規模關押，僅僅比器官移植業迅速發展早6個月。在死刑犯來源枯竭之際，法輪功學員這一來源可解釋器官移植的持續增長。對在押法輪功學員進行詳細的驗血和器官檢查，也有大量的證據可證明，包括記者葛特曼（Ethan Gutmann）在其書中收集的數十例。
對證據基礎進行完整的統計，需要數百頁篇幅。但在中共官方文獻中可以發現，一些最令人不安的材料是正確的。
例如，鄭樹森，中國最知名的移植外科醫生之一，也是浙江省“反邪教協會”（CACA）會長。這類協會由中共在2000年成立，專門用於詆毀法輪功，並監管對法輪功學員強制進行思想轉化。
文章提出，為什麼一位主要的中國肝移植外科醫生和移植官員也深度捲入了反法輪功運動呢？文章接著引述了2009年鄭樹森在一本反法輪功書籍的序言中詆毀法輪功的話，並說這樣的措辭無論如何都令人不安，這些話來自一個肝移植外科醫生，在當前指控的背景下，非常令人擔憂。（鄭樹森近來在《國際肝雜誌》（Liver International）一篇論文中就器官來源撒謊，導致論文被撤銷，令他聲名狼藉）
文章說，黃潔夫據報2001年也發表過類似鄭樹森的言論。
2000年中國移植系統出現快速而原因不明的成長，2007年後司法處決案例減少，移植活動卻強勁增長，對在押法輪功學員進行驗血和器官檢查，維吾爾族年輕男子失蹤，據說對維吾爾政治犯進行驗血，移植官員參與反法輪功運動，中共當局對這些從未解釋過，相反卻把這樣的證據斥為“荒謬”。
鑒於黃潔夫現在正在國際醫學論壇提供明顯偽造的數據，而不明來源的器官移植仍在中國繼續，對這些疑問的解答是當務之急。
文章最後說，由國際醫療檢查員突訪醫院、披露歷史上和當前醫院層面的移植數據，可以作為一個起點。
（《外交家》此文的網址是：http://thediplomat.com/…/03/chinas-organ-transplant-probl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