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新聞網2018年05月31日】
《共產主義黑皮書》第一部分 蘇聯的暴力、鎮壓和恐怖（47）
知識分子是又一個淪為大恐怖受害者的社會群體。關於他們，現在有比較豐富的資料可得。作為19世紀中葉以來被公認的社會群體，大多數俄羅斯知識分子一直是反抗暴政和心智約束（intellectual constraint）的中心。這一事實說明了他們先前在1922年和1928至1931年的清洗中為何受害。到了1937年3月和4月，一場惡毒的報刊宣傳運動痛斥經濟、歷史和文學中的「路線偏差」。各門學問和各領域創新都成為攻擊的目標。政治的、教條式的藉口往往用來掩蓋個人的野心或爭鬥。例如，在歷史領域，米哈伊爾．伯克洛夫斯基（Mikhail Pokrovsky，已死於1932年）所有的追隨者都遭到逮捕。教師和教授特別容易受害，因為他們的授課很容易被狂熱的告密者所利用。大學、研究機構和學者都大幅減少，尤其是在白俄羅斯（105名學者中有87人被當作「波蘭間諜」逮捕）和烏克蘭。在後一個共和國，1933年發生了首場針對「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的清洗。當時有數千名烏克蘭知識分子被捕，因其「把烏克蘭科學院、舍甫琴科研究所、農業學院、烏克蘭馬列主義研究所，以及教育、農業和司法人民委員部，改造成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和反革命分子的避風港」（1933年6月22日帕維爾‧波斯特舍夫發表的演說）。因此，1937至1938年的大清洗，完成了一項其實在四年前就已開始的行動。
所有與政治、意識形態、經濟或國防哪怕有一丁點兒關係的學術領域，也受到波及。航空工業的主要人物，特別是著名航空工程師安德烈．圖波列夫（Andrei Tupolev）和蘇聯首個太空計劃的創始人之一謝爾蓋．科羅廖夫（Sergei Korolev），都被逮捕並送往NKVD各研究中心。它們類似於索忍尼辛在《第一圈》（First Circle）中所描述的那些研究中心。普爾科沃（Pulkovo）大型天文台的29位天文學家中，就有27人被捕。國民經濟各總部幾乎所有的統計學家，都在完成1937年1月的人口普查後被捕。這次人口普查，因「嚴重違反統計學基本程序和違反政府命令」，被宣布無效。無數語言學家也遭到逮捕。他們反對馬克思主義語言學家尼古拉．馬爾（Nikolai Marr）的理論。而馬爾獲得了史達林的官方支持。被捕的還有數百名生物學家。他們反對「官方」生物學家特羅菲姆．李森科（Trofim Lysenko）的江湖騙術。其他受害者包括：醫學遺傳學研究所所長所羅門．萊維特（Solomon Levit）教授；穀類研究所所長尼古拉．圖萊科夫（Nikolai Tulaikov）；植物學家亞納塔（A.Yanata）；列寧農業科學研究院院長、院士尼古拉．瓦維洛夫（Nikolai Vavilov），他於1940年8月6日被捕，1943年1月26日死於獄中。
由於被控捍衛敵對的外來觀點，以及偏離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界線，作家、出版商、戲劇導演和記者，都在葉若夫時期付出了慘重代價。作家工會約2,000名成員被逮捕、放逐到集中營或被處決。最著名的受害者包括：《紅色騎兵軍》和《敖德薩故事集》（Odessa Tales）的作者伊扎克．巴別爾，他於1940年1月27日被槍決；作家鮑裡斯．皮利尼亞克（Boris Pilnyak）、尤裡．阿廖沙（Yury Olesha）、潘捷列伊蒙．羅曼諾夫（Panteleimon Romanov）；詩人尼古拉．克留耶夫（Nikolai Klyuev）、尼古拉．扎博洛茨基（Nikolai Zabolotsky）、奧西普．曼德爾施塔姆（Osip Mandelstam，1938年12月26日死於西伯利亞一中轉營）、古爾根．麻亞裡（Gurgen Maari）和提齊安．塔比澤（Titsian Tabidze）。許多音樂家也被捕，包括作曲家安德烈．日爾亞耶夫（Andrei Zhelyaev）和指揮米科拉澤（E.Mikoladze）。劇院的名人也一樣，如大導演弗謝沃洛德．梅耶荷德（Vsevolod Meyerhold）。1938年初，其劇院被以「與蘇聯藝術不相干」為由關閉。由於拒絕公開懺悔，梅耶荷德於1939年6月被捕，遭受酷刑，並於1940年2月2日被處決。
在這些年間，當局尋求「徹底肅清」（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最後剩下的神職人員。1937年1月的人口普查顯示，儘管受到壓力，約70%的人口在被問道「你是信徒嗎？」時，仍給予肯定的回答。從此，蘇聯領導人著手對教會發動第三場且具決定性的攻勢。1937年4月，馬林科夫（Malenkov）發便條給史達林，暗指關於宗教組織的立法過時了，並提議廢除1929年4月8日的法令。「這項法令」，他提到，「為教會和邪教最活躍的部分創建整個有組織的、敵對蘇維埃政權的個人網路，提供了法律依據。」他總結說：「到了了斷所有神職人員組織和教階體制（ecclesiastical hierarchy）的時候了。」數千名神父和幾乎所有主教被發配到集中營。這一次，絕大多數人都被處決。1936年仍活躍的2萬座教堂和清真寺中，1941年初仍舉行宗教儀式的已不足1,000座。1941年初，所有宗教經官方註冊的神職人員數量，已從1936年的逾24,000人下降至5,665人，其中一半以上來自波羅的海地區、波蘭、摩爾達維亞和烏克蘭西部。而所有這些地區都於1939至1941年被納入蘇聯。
由這些信息，或可得出這樣的結論：大恐怖是在史達林的最高指示下，由黨內最高層發起和領導的一場政治行動。
而且，大恐怖實現了它的兩個主要目標。第一個是建立由年輕幹部組成的民事和軍事官僚機構。這些幹部是在上世紀30年代嚴格的史達林主義精神下成長起來的。這些官員，正如卡岡諾維奇在黨的十七大上所言，「會毫無異議地接受史達林同志分派給他們的任何任務」。在30年代末之前，政府各管理部門是舊政權下培養的「資產階級專業人員」與布爾什維克幹部組成的大雜燴。這些幹部中很多人在內戰期間接受過在職培訓，且相當無能。每個機構都試圖保持某種職業精神和行政邏輯，並且對來自中央的意識形態唯意志論和命令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這一點尤其表現在1935年核查所有黨員身份證的運動中。當時地方共產黨領導人進行了消極抵抗。這一點也明顯體現在統計員拒絕把1937年1月人口普查的數字「弄得光鮮」，使之迎合史達林的願望。史達林認識到，相當一部分幹部，無論是否是共產黨幹部，都不願盲從聽命於中央。他的目標就是，用更順從其意願的人，取代這些官員。
大恐怖的第二個目標是完成肅清「社會危險分子」的任務。該群體在當時成員持續增長。正如《刑法典》所指出的，任何個人，若「犯有敵對社會或對社會有危險的行為，或者與犯罪環境（criminal milieu）或犯罪記錄有關」，都可能被劃為「社會危險分子」。因此，任何人，若其社會群體的稱謂包含前綴「ex-（前）」，都是「具有社會危險性的」，如前富農、前犯罪分子、前沙皇時期公務員、前孟什維克黨成員、前社會革命黨人等等。所有這些類別都必須在大恐怖期間予以消滅，因為正如史達林1937年2月至3月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所宣稱的，「我們離社會主義越近，垂死社會階級的殘餘勢力就越是反撲。」
此次演講中，史達林強調了這一觀點：蘇聯──唯一一個建立社會主義的國家，被敵國四面包圍。據史達林所稱，與蘇聯接壤的國家──芬蘭、波羅的海諸國、波蘭、羅馬尼亞、土耳其、日本等國，在法國和英國的協助下，正派遣「大批間諜和顛覆分子」，執行破壞該社會主義工程的任務。作為一個獨特而神聖的國家，蘇聯有著不可侵犯的邊界。它們是打擊無時不在的敵人之鬥爭的前線。在此背景下，搜捕間諜（即任何與外部世界聯繫的人，無論聯繫可能有多麼脆弱）顯示出極大的重要性。消滅潛在和虛構的「第五縱隊隊員」，處於大恐怖的核心地位。
以上列出的受害者的龐大類別──幹部和專業人員、社會危險分子和外來分子以及間諜，都彰顯出大恐怖大規模殺戮的邏輯。大恐怖在兩年內導致近70萬人喪生。#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裡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